案件事实能否越辩越明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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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的基本内容是查明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在此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主张民主、自由、人权的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斗争中对封建纠问诉讼的专制和黑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夺取政权后对原有的刑事诉讼程序加以扬弃和改造，建立起新的诉讼制度——辩论式诉讼制度。辩论式诉讼制度能更好的查明案件事实吗？对于案件的审判者对立统一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内部都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排斥的方面，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它们的斗争和统一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要求采取矛盾分析的方法，全面地、科学地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刑事诉讼首先要查明案件事实，从这个角度说，也属于一种认识活动，同样需要对立统一规律的指导。在刑事诉讼中要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就必须在对立双方的矛盾运动——控辩对抗的过程中求得实现。因此，赋予被指控人辩护权，创立刑事辩护制度就是维系这种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这种矛盾的运动促进案情的查证核实工作，并将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下达到统一。对于人民法院，此种分歧与矛盾有助于其防止‘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的片面性错误，使之做到兼听则明，保障对案件的正确处理。刑事辩护制度就是靠对立的双方在陈述本方观点和依据，批驳对方观点和依据的基础上，把案件事实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在裁判人员面前，从而案件事实达到越辩越明。但是实践中为何一幕又一幕精彩的法庭辩论背后总是令裁判者伤脑筋，百姓喊冤呢？可见案件事实是否越辩越明还有待研究。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从案件事实的含义考察

对于诉讼中的案件事实，从语言哲学的维度，可从三层意义上予划分：一是客观事实，即实际上发生的案件事实；二是证据事实，即诉讼中由证据所表明或建构的案件事实；三是法律事实，即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从常识和经验得知，在案件发生后，客观上确实发生了和存在着一个已经逝去的案件事实，我们将这种实际上发生的案件事实称为客观事实。证据事实与客观事实不同，指的是在司法证明活动中，控辩双方运用各种证据建构的案件事实。所谓法律事实，则是指通过审判程序，对各种证据经法定的示证、质证、交叉询问和辩论等法定程序加以调查后，裁判者在判决书中认定的案件事实，也就是判决书在证据基础上用法律语言重构和再现的客观事实。案件事实能否越辩越明里的“案件事实”指的应该是客观事实。我们说案件事实越辩越明就是说，在法庭上控辩双方运用各种证据对主要的事实争议点进行辨析，最终重构一幅案件的真实图景——即所谓“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但案件事实已经过去，时光无法倒流，绝对的客观真实只是事实发现的理想目标。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们发现案件事实只能是相对的，既然事实是由人来发现的，则所发现的事实当然无法摆脱人的主观映象，人类的一切“客观认识”皆透入了认识主体的判断、经验乃至偏见。控方在我国尽管还附有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的义务，但由于本身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他追求起诉的成功，也就必然会对有利于被告的事实部分有所忽略。辩护人的义务就是提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和理由，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因此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都不会着眼于案件的全部客观事实进行辩论，他们只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事实，甚至有时为了胜诉他们还会歪曲事实。在辩论的内容本来就不是客观真实的，辩论的结果自然也无法得出案件的客观真实，最多得出的是形式上的事实或法律上的事实。案件客观真实无法得出，案件事实自然也没有越辩越明。

二、从辩护制度的起源、目的考察

辩论是人们持不同立场对同一对象展开争论的过程。我国古代将“辩”解释成“说”。《孟子。经上说》写道：“辩，争彼也，辩胜，当也。”意即，辩论就是相互讨论，正确者为胜。《墨子。经下说》说：“俱无不胜者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大意是说，如果没有是非就不会有辩论，之所以有辩论，是因为有的人认为对，有的人认为不对，对的一方是胜利者。可见，辩论者自古就追求的胜利，双方争锋相对，指点江山，胜者就是正确的。但正确的不一定是事实真相，我们说正确的是指胜方的言语为大家所信服，使裁判者形成内心的确信。外国辩护制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世纪的雅典共和国时期，当时王者执行官审案件时，允许被告人进行答辩、申辩。法国在1789年的《人权宣言》中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的原则。同年10月制宪会议的一项法令规定从追究被告犯罪时起，就允许有辩护人参加。1791年9月16日颁布的法律规定了法庭审理的辩论原则。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6条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获得辩护的权利。”在那个资产阶级革命激烈进行的年代，“人人生而平等，自由、民主，保障人权”思想高呼的时期，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写进了宪法，法庭的辩论原则也被确立下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的是人们的根本的权利，国家的根本制度问题，它根本不可能也会去管诉讼中案件事实怎样才能更明朗，更接近客观真实，所以宪法中的辩论原则设立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有利“兼听则明”也不是为了使“控辩双方平等地进行辩护，各杨其长，克服偏见，互相补充、修正对方的意见，弥补和纠正错误和遗漏，使有关事实和证据愈辩愈明”，而是为了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使被告人也能享有作为一个人的正常权利。所谓的辩护制度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体现，是按照事务矛盾的本质面目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只是后人强加进去的而已。虽然辩护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但无论是从辩论的目的还是从真实发现的实践来说，事实都不能越辩越明。辩护人会凭借其智慧、能力、辩才、精力来对案件事实进行各种各样的质疑，尽量使我们越迷惑越搞不明白事实时，他们就达到了“制造合理怀疑”的目的了。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后，本来起诉书上写着“证据充分、确实，事实认定清楚”却往往摇身一变成了疑点重重。这时我们还能说案件事实越辩越明吗？

三、从案件于事实的关系考察

证据是决定客观事实真伪的基础，没有证据证实的事实是不能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法官采用的证据必须是经过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证据，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也可以这么说，证据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石，证据的严谨性、逻辑性、关联性成了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作为法官，我们只能从已有的证据中发现事实，只能考虑从证据推导出的案件事实，只能考虑这些事实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合法性。法官最后提交的也应该是一份层次清楚，论述严密，说理充分，准确无误的判决书，应该是充分反映了当事人双方举证、质证全过程，并对每一项诉讼请求是否支持及其依据，援引的法律条文准确、清楚的判决书，离开了证据来谈事实，等于在建造空中楼阁。而辩论是一种思维性活动，它本身并不具有生产性，并不能产生证据，法庭上辩论只能剔除某些不合理证据，并不能辩出新的证据。辩只是对证据的证明力、证明能力方面的辨析，它的结果只能是证据确实或不确实，并不能得出证据更充分的结论而是证据可能不充分。任何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是对已经产生争议或纷争的事实进行事后认定。法官所面临的案件事实已经“成为过去”，这些发生在过去的具体事件不可能完全再现或复原，且该具体事件也不可能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来加以证明。辩论往往使证据少了，那我们重构事实的材料自然就更少了，材料不齐全，事实的原貌自然也就更难于辨认。这不是越辩越模糊吗？

结语：

虽然本人不赞同案件事实越辩越明的看法，但并不代表本来反对辩护制度的存在。相反，我认为辩护制度具有相当的现在意义，这也被现代文明国家普遍接受。辩护制度基于“尊重人的尊严”这一思想，强调把人自身作为一种独立、自治的目的，而非被他人乃至社会用来实现某种外在目标的手段，强调其具有人格尊严，并在与他人交往中具有人格上的平等性和独立性。首先，它强调被追诉人也是有尊严的个体，其尊严应当得到尊重。正如康德所认为的人性里有天生的尊严，每个人是独立的，任何人都无权把别人当作达到主观目的的手段，每个人总是把自己当作目的。任何法律权力的行使也不能使受影响的人丧失了自我尊重的人格。即使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也不能被当作客体予以对待，而是有尊严的主体。正如黑格尔所言“不是把犯罪者看作单纯的客体，即司法的奴隶，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个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