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范文10篇

关于重复追诉问题,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款规定:“任何人依一国法律及刑事程序经终局判决判定有罪或无罪开释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科刑。”[1]该原则在两大法系中有不同的体现:大陆法系中体现为一事不再理与既判力理论;英美法系中则体现为免受双重危险原则。而我国的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理抑或免受双重危险原则,只是在个别条文上对相关内容有所体现,比如规定了两审终审制、承认判决的效力和终局性以及法院对缺乏罪证而又提不出补充证据的自诉案件的处理要求等。这些简单的法条无疑是难以起到禁止重复追诉的作用的。同时,由于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存在的漏洞,使得司法实践中出现许多重复追诉现象,这种现象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有错必纠”指导原则有密切关系。在中国的诉讼法学界普遍认为“客观真实、不枉不纵有错必纠”应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些“导思想”也构成了我国一系列诉讼原则、制度和规则的理基石。以理想化的眼光来看,刑事诉讼应不让一个有罪人逃脱法网,也不令一个无罪之人受到追诉,这也是我国事诉讼指导思想中的“不漏不错”与“不枉不纵”观点的现。然而,事实证明,“要百分之百地做到不漏不错是不能的”,因而只能选择“尽量少错少漏,而且坚持有错必纠方针”。基于这样一种方针,种种重复追诉的现象便也就合理的了: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同也会发生错误,依此,在错误不可避免地发生后,基于实求是的原则,通过各种手段及时有效地加以纠正便是惟的选择。本文从尽可能周延地保护追诉对象的合法权益的角—187—着重讨论如何更好地控制重复追诉的问题,力求涵盖我国在一审程序中、二审程序中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中涉及到的各种各样的重复追诉问题。一、重复追诉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体现“有错必纠”这一指导思想所带来的不仅是“审判监督程序”,而且还带来了一系列的“合法”的重复追诉。下文将就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现象进行分类解析。侦查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都存在重复追诉问题,但如果一味地以“禁绝”的方法处理这两个诉讼阶段的重复追诉也是不现实的,并将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如破案率将大大降低、社会治安可能恶化等。事实上,因为有较完善的未决羁押制度,侦查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的重复追诉现象在国外也是被有限制地允许的。故而,笔者认为侦查阶段以及审查起诉阶段的重复追诉现象可以通过完善未决羁押制度加以规制[2],本文在此不赘。(一)一审程序中的重复追诉一审程序中有三种典型重复追诉情形:1.在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后检控方重新起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行为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标志着“疑罪从无”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到确认。但是,如若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无罪以后,侦查机关又搜集到新的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检察机关事实上可以另行起诉。很明显,这种重复追诉事实上是从审判阶段退回审查起诉阶段再退回侦查阶段,甚至退出侦查阶段,然后再次进入追诉程序。2.检控方撤诉后的重新起诉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在法院判决宣告前,检察机关要求撤回起诉的,法院应当审查其撤回起诉的理由,并做出是否准许的裁定。另一方面,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延期审理建议的,合议庭应当同意,并给予两次申请延期审理的机会。如果检察机关即使补充侦查,也无法向人民法院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那么检察机关可以撤回起诉。但是,撤回起诉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不能就同一被告人的同一行为重新提起公诉,而仅仅意味着原来的指控罪名无法取得法庭的认可。检察机关在撤回起诉后,又发现了新的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证据的,仍可以重新起诉。3.法院对起诉罪名的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法院对于“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按照自己认定的罪名,做出有罪判决。从实际效果上来看,法院在开庭审理之后,认定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成立,而直接以其他罪名做出有罪判决,这实际上是法院代替检察机关对同一被告人的同一行为实施重复追诉。理由如下:对于检察机关起诉的罪名,法院在开庭审理后,认定其并不成立,本应在给予被告人、辩护人以防御准备的前提下,建议检察机关及时变更其起诉的罪名,而后案件便重新进入庭审程序。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自行变更起诉罪名,以另一罪名判决被告人有罪。从被告人的角度来看,被告人在经受检察机关的一次追诉后,又在没有获得防御机会、未曾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的情况下,直接受到了法院的追诉并以该罪名被判有罪。这一追诉相较于前一次追诉而言有其自身的特点:法院这次实际上是将一个未经起诉,也未经被告人辩护和法庭质证的新罪名,强加在了被告人身上,从而事实上向被告人发动了场新的追诉,并事实上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护权。(二)二审程序中的重复追诉二审程序在我国具有明显的事实复审的特点,我国第二审程序涉及重复追诉问题的环节主要有四个:1.检控方对无罪判决的抗诉与大陆法系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法律规定检察机有权对未生效的一审判决提出重新审判的要求,其中也括对一审法院所作的无罪判决提出复审的要求。其背后指导思想依然是诸如实事求是、实体真实、有错必纠之类正当化理由,但其结果却是直接导致被告人因同一行为受到多次重复追诉,从而身处一种不确定的危机之中。且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的抗诉并没有施加理由的限制,而只是笼统地有诸如“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确有误”等说法。这也使得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理由十分宽泛2.“全面审查”背后的重复追诉问题二审全面审查原则不仅违背了不告不理的诉讼法理而且全面审查意味着第二审法院不对上诉、抗诉的理由出任何明确的限制,可以对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控辩双方持异议的判决部分重新发起审判。这无疑会使被告人遭重复追诉的危险。在由检察院抗诉引起二审案件中,被所受到的“重复追诉”是由检察机关针对其提出异议的部发动后,法院针对那些检察机关未曾提出异议的部分继发动的。故而,事实上被告人的同一行为在受到检察机提起公诉和法院的一审之后,还要继续承受第二审法院对上诉、抗诉范围之外的全面审查的继续追诉。3.新罪名的继续创制第二审法院经过重新审判,对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充分,只是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下,可以改变罪名。与一审法院自行变更罪名的行为一样这种行为既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也导致被告人因同行为受到二审法院的主动审查,也就是一种双重的法律诉,被告人也将因此而不得不处于持续的危机之中。4.以事实不清为根据的发回重审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只要发现原审判决“事不清”、“证据不足”的,便可反复多次将案件发回原审法进行审判,而这种发回重审在法律上缺少次数上的限制同样,原一审法院经过重新审判后,还可以根据同样的证和事实,反复多次对被告人做出有罪判决;原提起公诉的察机关可依据大体相同的证据和事实,对被告人反复地新提起公诉。二审法院面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一审判决,来依照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基本精神就应作出终局裁判但二审法院却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使得被告重新受到一审法院的审判,并且重新受到检察机关的追诉此举背离“无罪推定”原则;导致审判机关诉讼职能的混淆导致公共权力的重复追诉;引发审判阶段的超期羁押。(三)隐藏于“审判监督程序”中的重复追诉无论是法院自行提起的再审,抑或是检察机关以抗的形式引发的再审,法律上都没有明确的理由限制,而只粗略的规定:“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这就为再审的启动带来了极大的任意性与随机性。另外再审程序的启动并没有区分为对被告人有益还是无益。句话说,以变无罪判决为有罪判决、变罪轻判决为罪重判为目的的审判,法院和检察院皆可主动发起。法院和(或)检察机关以“审判监督程序”发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客观上使得被告人受到了刑事重复追诉,何况这种追诉已不是双重的,而是来自法院和检察机关的多重危险。相较于前面的类型,这种重复追诉的危害要大许多,因为这种审判监督程序所针对的不是那些未生效、未确定的判决,而是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确定判决。为了贯彻“有错必纠”原则,也为了纠正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上的“错误”,我们牺牲了法院判决的稳定性与终局性。二、重复追诉程序的利弊分析(一)重复追诉程序设置的益处重复追诉的优点无疑是明显的:保障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以探求“客观事实”,真正实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首先,重复追诉有利于追求客观真实。我国的刑事诉讼理论认为:生效判决的稳定性应当建立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性和客观真实性的基础上。面对错判,自然也没有理由去维护其稳定性和虚假的权威性,而应当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要求重新进行追诉以维护国家的刑罚权。其次,有利于实现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以提高审判质量。有些案件案情复杂也往往导致事实真相一时难以明了,而重新提起追诉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下级法院通过接受抗诉和重新审判案件,重新追诉,以纠正错误,真正实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最后,重新追诉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利益。(二)重复追诉程序的弊端1.重复追诉背离了无罪推定原则众所周知,“无罪推定”原则是贯穿整个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基石性原则。按照“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承担,当控诉机关所提供的“有罪”事实和证据没有达到法定证明标准时,裁判者应做出对被告有利的无罪判决,此即为“疑罪从无”。《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3项却规定:“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该条规定并没有对“事实”、“证据”区分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即在“有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可以自由裁量决定是自己查清事实直接改判,还是发回重审,让一审法院去查清事实予以改判。无论二审法院做出何种选择,都意味着在二审中“疑罪”未必从无,甚至说“疑罪”不可从无,而是应当由二审法院或者一审法院来查清事实、清楚疑点。这也便造成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的效力在一、二审中的断裂。2.重复追诉导致审判机关诉讼职能的混淆诉讼职能区分是现代刑事审判程序和审判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理,是现代刑事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体现。根据诉讼职能区分的要求,参与审判活动的诉讼主体为了实现自己一方的诉讼目的,将在整个刑事审判过程中固定地承担着不同的诉讼角色,并以此角色为界限实施功能与作用各不相同的具体诉讼行为。整个刑事审判活动就是在控诉、裁判和辩护这三项诉讼职能的区分及相互制衡中进行的。我国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的行为实际上是启动了新一轮的追诉,从而部分地夺取了检察机关的检控职能,这违背了“控审分离”、“法官中立”的要求。[1][2][][]3.重复追诉导致了国家权力的恣意行使当案件进入刑事二审后,如果依旧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此时二审法院依照“疑罪从无”原则本应改判无罪,从而在程序上彻底否定一审法院的判决,并使公诉关与一审法院承担相应的后果。但二审法院却将案件发一审法院重审,从而使得检察机关与一审法院逃避了相的责任。并且检察机关借此获得了重新补充证据提起公的机会,一审法院借此也有了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机会。被告却因为同一行为而受到了重复追诉。事实明,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机会和次数越多,国家公共权力用的机会也越多,被告人遭受国家权力恣意追诉侵犯的险也越大。4.重复追诉导致“超期”羁押当然,这并不仅仅是重复追诉的问题,其根源于我国少独立的未决羁押制度,但重复追诉无疑是导致超期羁的重要因素。以刑事二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为例,对于第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原审法院从到发回的案件之日起,重新计算审理期限。故而,任何一不当的发回重审都会导致被告人羁押期限的不当延长,而,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发回重审的次数并没有做出明确限制,这种发回重审事实上可以反复进行,其后果便是被人被超期羁押。说得极端一些,在此种情况下,被告人似成为了司法机关探知有罪事实真相的客体,而不再具有讼主体的地位。5.重复追诉动摇稳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哈德罗·加芬克尔(HaraldGarfinkel)在其期著作中把刑事审判描述为“贬黜人格的典礼”,是一场心编导的提出和验证证据的戏剧,法定程序和角色的扮为成功地谴责违反社会规范的人创造了条件。为了“贬黜的成功,需要有诸多的条件,其中包括详尽的、令人信服揭示和阐述犯罪“过去、现在、未来”的行为等[3]。刑事审过程,对有罪的被告来说是过错的再现。从心理学角度看,一般人均不愿自己的过错被公开的揭露和证实。审的过程对被告而言是灵魂的拷问。另,在很多审判中,第次被害人化往往得不到有效的避免。证人似乎成为了告,其诚实性可能会受到毁灭性的攻击。多次的审判也社会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这与法制的要求相悖[4参考上文的论述,重复追诉具有严重的弊病,在可能的情下,审判不应多次反复,重复追诉应受到法律的有效控制三、解决我国重复追诉问题的基本构想表面上看,对国家刑事追诉权的限制似乎会导致部“犯罪分子”逃脱法网,使得一些“事实上有罪的人”无法到法律追诉。但限制重复追诉却可以为社会中的每一个竖起一个保护伞。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拥有不受重追诉的权利,法律安全感也将得到加强。否则,任意一个悲的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受到国刑事追诉机构无止境的羁押与追诉,我们的命运将有可长期处于不确定与不受保障的状态。权衡利弊,重构刑诉讼的指导思想,实现由“有错必纠”向“对国家刑事追诉的适度限制”的转变是我们必须的选择。重构刑事诉讼导思想也是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法律真实与观真实结合的必然要求,这也有助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衔接[5],以更好地实现“条约必须守”的古老国际法准则。控制国家重复追诉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6]:法的安定性。安定的秩序是国家统治的基石,尽快稳定乱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的优先选择。刑事诉讼对犯罪引起社会关系波动的解决有正当化功能,对诉讼的结果应尽能地予以尊重。同时,作为国家参与的解决过程,对结果的维持也就是维护国家权威和审判权威的需要。(2)国家权力有限原则。权力有限是现代政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与被告就犯罪是否存在及责任的大小进行博弈。由于二者力量的严重失衡,如果允许国家无限次地重复追诉,不论被告是否有罪,其最终被定罪的可能性都很大。因而,从国家权力有限原则中引申出了处罚权消耗说,即国家追诉被告的权力是有限的,这种权力随着公诉的进行而消耗。一旦判决取得既判力,处罚权即归于消灭,国家不得再次追诉。(3)保护被告人。国家权力有限原则实际上就有保护被告人之意。这是一种基于政治理论而要求的权力内敛。随着战后英美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确立,一事不再理引入了免受“双重危险”的含义。在德国和日本,一事不再理均被赋予了保护被告人之意。(4)促进追诉机关的效率。有德国学者认为,“法律效力的确定亦同时具有惩罚作用:为了避免因案件的审判不够充分而必须后来又为补充性侦查,因此犯罪追诉机关对事实之调查要仔细谨慎,并对犯罪行为为正确的法律评价。”[7]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论述,以探求我国重复追诉问题的解决之道。1.终审判决前重复追诉的控制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检察机关在行使刑事追诉权方面必须受到适度的限制,而决不能像民事诉讼那样,可以与被告方“完全平等”地就一审裁判发动复审程序。唯有如此,才能使处于弱者地位的被告人真正从实质上而不只是形式上受到与刑事追诉方平等的对待,因此刑事诉讼中的上诉审应当逐渐从目前的“事实复审”走向“权利救济”,检控方的上诉权也应逐步受到较大的限制与削弱。对于“上诉”,笔者认为应做出如下重构:对于第一审法院就检控方起诉指控的事实问题,应只允许被告人提起上诉,检控方不得以提出上诉或者“抗诉”的方式发动重审,也就是说:第一审法院所作的无罪判决,不应当成为检控方提起上诉或者“抗诉”的对象(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上诉审应当成为为被告人提供更加充分的参与机会的普通救济程序);对于第一审法院在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上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检控方有权提出上诉,在这方面,控辩双方应拥有平等的上诉机会(不过,检控方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问题提出的上诉,所引发的只能是上诉审法院就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复审,而决不能导致上诉审法院对事实问题重新审判);建立在“有错必纠”基础上的“全面审查”原则应当被彻底废止,无论是从禁止重复追诉的角度,还是从贯彻不告不理原则的角度出发,法院都只能基于控辩双方提出的有异议的内容进行重新审判,否则,上诉审法院超越控辩双方上诉、抗诉范围,变相从事重复追诉的现象就将永远难以终止;基于无罪推定和一事不再理原则,上诉审法院遇有据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的情况的,经过审应直接确认检控方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并判决被告人罪,这也是解决中国目前几乎达到普遍化的上诉审法院限制的发回重新审判问题的必由之路。2.判决生效后重复追诉的控制刑事再审程序应远离所谓的“审判监督”,而真正被位为“非常救济程序”。也就是说,刑事再审应当成为使告人权利得到特别的司法救济的活动,而摈弃其任何形的重复追诉的目的。这样,所有“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应当被禁止。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彻底解决判决生效后重复追诉问题。首先,应当限定再审程序的申请主体范围,明确规定有原审被告人才有权为自己的权利而提出再审申请,任一级法院都不得就任何生效案件主动发动刑事再审程序可以考虑构建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以专门接受当事人再审申请,并在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做出再审的决定。该员会一旦做出这种决定,就可将案件向专门法院提出再的申请,后者在这种情况下方能从事刑事再审活动。同时任何一级检察机关都不得以生效裁判“确有错误”为由,法院提起“抗诉”。检察机关要引发刑事再审程序,就必基于案件存在重大的法律适用错误,以纠正这种法律适错误为目的而进行。同时,为保证“质量”,提出再审申请检察机关只能是省级检察机关或最高检察机关。其次,当彻底废止以使无罪被告人受到有罪裁判、使有罪被告受到更加严厉惩罚的再审。原审被告人有权为维护自己权利而提出再审申请。这种申请应没有时间的限制,既以基于事实认定的错误又可以基于法律适用的错误来出。同时,为防止被告人滥用这一权利,基于事实认定而出的再审申请应限定为以下理由:一是原来审理本案的官、陪审员在审判过程中存在职务上的犯罪,并有法院生裁判加以认定的;二是原来被用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的可靠性存在重大疑问的;三是有新证据或事实证明原罪判决不能成立的;四是原来用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后来被发现存在重大的矛盾和明显的疑问的。当然,关法律适用方面的错误,则可以包括实体法律适用的错误程序法律适用的错误。最后,负责受理再审申请的法院能是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原因在于:为表示启动再审序的慎重并切实保证原审被告人获得高效且有质量的司救济,负责再审的法院必须是具有较高等级的法院。具的安排应是:生效裁判如果是由基层法院做出的,负责再的法院应当为高级法院;终审裁判如果是由高级法院做的,负责再审的法院则应当为最高法院。当然,这样的设也应辅之以我国刑事审判审级制度的改革。

证明责任（又称举证责任），是诉讼法和证据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是指司法机关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应予认定的案件事实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后果。证明责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诉讼中出现的案件事实，应当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以及在诉讼结束时，如果案件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应当由谁来承担败诉或不利的诉讼后果。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应当承担收集证据、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责任。《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同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具体分担如下：

一、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

由在刑事诉讼中执行控诉职能的国家专门机关承担，即由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等承担。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就是指有提出证据并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如果不能做到，其后果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结论当然成立。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执行控诉职能，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出庭支持公诉。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达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检察官在出庭支持公诉时，还应当依法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并向法庭出示所收集的各种证据，经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证实和论证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罪行成立。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公诉案件承担证明责任。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也执行控诉职能，对其负责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负有证明责任。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的主要职责是及时收集各种证据并抓获犯罪嫌疑人，当案件侦查终结并决定移送起诉时，在事实方面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另外，监狱或军队保卫部门对其负责侦查的案件，也依法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

二、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应当对其控诉承担证明责任

在自诉案件中，自诉人处于原告的地位，独立地承担控诉职能，对自己提出的控诉主张依法应当承担证明责任。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自诉案件进行审查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为了维护对抗式审判程序的公平运行，世界各主要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上非常重视对侦控机关权力的抑制，从而形成诸如“一事不再理”、“免受双重危险”之类的基本原则由于历史传统和价值标准的不同．我国至今尚未确立类似的规则．侦控机关的权力过分膨胀，加之庭审程序的不规范，致使当事人的台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其中司法机关频繁行使决定权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体现。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有关“决定”的适用范围

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有关“决定”的适用范围主要体现在蹦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诉讼过程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强制措施和其它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上行使“决定权”。比如．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尽管相关的规定具体列举了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条件．但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各机关都不需要当事人的参与和其它机关的介人，更不需要公开的形式便可自行决定。虽然在逮捕问题上，我国立法体现了分权制约的精神，但具体操作过程中，仍是享有决定权(包括批准权)的机关单方决定。至于搜查、扣押等强制性措施的采用，也不需要持有法院的有效令状，只顽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即可。第二，当事人的回避申请，普遍采用决定形式予以支持或驳回。例如，刑事诉讼法第3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人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至于审查的过程，申请人无权参加。第三，在侦查中，延长羁押期限，适用决定。比如，刑诉法第124条至第127条等都有规定。第四，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人行使部分诉讼权利时，其申请是否得到支持由法院决定比如，刑诉法第159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第五，是否提起再审程序，由法院或检察院决定．如刑诉法第205条等等。从以上有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行使决定权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主体的多样性。即参与诉讼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都可以采用决定的形式对一定范围的问题作出结论。其二，处理问题的广泛性。其三，其效力具有终局性，决定一旦作出或送达(对回避申请的决定．如当事人要求复议的除外)，立即生效，当事人不服，充其量只能申诉或要求复议，但申诉和复议并不影响其立即执行的效力。第四，审查过程的秘密性。所有决定的作出过程，都是在具有决定权的司法机关内部进行审查，当事人无权参与，更不对外公开。以上特点的存在直接制约了我国刑事诉讼的规范化进程。

二、刑事诉讼中广泛适用决定的消极后果

带有浓重行政管理色彩的“决定”在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必然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其中一些后果是非常致命的。

(一)暗箱操作，引发司法专制和司法腐败

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概念和特点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对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起规范和指导作用的基本准则。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有以下特点：

（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体现在诉讼活动的各个方面。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刑事程序的各个阶段都起作用，而不是只适用于刑事诉讼中的某一特定阶段。仅在某个特定诉讼阶段适用的原则，不是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例如审判公开，两审终审等。

（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普通指导意义。它不仅要求国家的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而且要求各种诉讼参与人都应当遵守，它是一切参加到诉讼中来的机关和人的行为规范。

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体系

关于重复追诉问题,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款规定:“任何人依一国法律及刑事程序经终局判决判定有罪或无罪开释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科刑。”[1]该原则在两大法系中有不同的体现:大陆法系中体现为一事不再理与既判力理论;英美法系中则体现为免受双重危险原则。而我国的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理抑或免受双重危险原则,只是在个别条文上对相关内容有所体现,比如规定了两审终审制、承认判决的效力和终局性以及法院对缺乏罪证而又提不出补充证据的自诉案件的处理要求等。这些简单的法条无疑是难以起到禁止重复追诉的作用的。同时,由于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存在的漏洞,使得司法实践中出现许多重复追诉现象,这种现象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有错必纠”指导原则有密切关系。在中国的诉讼法学界普遍认为“客观真实、不枉不纵有错必纠”应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些“导思想”也构成了我国一系列诉讼原则、制度和规则的理基石。以理想化的眼光来看,刑事诉讼应不让一个有罪人逃脱法网,也不令一个无罪之人受到追诉,这也是我国事诉讼指导思想中的“不漏不错”与“不枉不纵”观点的现。然而,事实证明,“要百分之百地做到不漏不错是不能的”,因而只能选择“尽量少错少漏,而且坚持有错必纠方针”。基于这样一种方针,种种重复追诉的现象便也就合理的了: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同也会发生错误,依此,在错误不可避免地发生后,基于实求是的原则,通过各种手段及时有效地加以纠正便是惟的选择。本文从尽可能周延地保护追诉对象的合法权益的角—187—着重讨论如何更好地控制重复追诉的问题,力求涵盖我国在一审程序中、二审程序中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中涉及到的各种各样的重复追诉问题。一、重复追诉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体现“有错必纠”这一指导思想所带来的不仅是“审判监督程序”,而且还带来了一系列的“合法”的重复追诉。下文将就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现象进行分类解析。侦查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都存在重复追诉问题,但如果一味地以“禁绝”的方法处理这两个诉讼阶段的重复追诉也是不现实的,并将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如破案率将大大降低、社会治安可能恶化等。事实上,因为有较完善的未决羁押制度,侦查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的重复追诉现象在国外也是被有限制地允许的。故而,笔者认为侦查阶段以及审查起诉阶段的重复追诉现象可以通过完善未决羁押制度加以规制[2],本文在此不赘。(一)一审程序中的重复追诉一审程序中有三种典型重复追诉情形:1.在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后检控方重新起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行为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标志着“疑罪从无”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到确认。但是,如若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无罪以后,侦查机关又搜集到新的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检察机关事实上可以另行起诉。很明显,这种重复追诉事实上是从审判阶段退回审查起诉阶段再退回侦查阶段,甚至退出侦查阶段,然后再次进入追诉程序。2.检控方撤诉后的重新起诉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在法院判决宣告前,检察机关要求撤回起诉的,法院应当审查其撤回起诉的理由,并做出是否准许的裁定。另一方面,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延期审理建议的,合议庭应当同意,并给予两次申请延期审理的机会。如果检察机关即使补充侦查,也无法向人民法院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那么检察机关可以撤回起诉。但是,撤回起诉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不能就同一被告人的同一行为重新提起公诉,而仅仅意味着原来的指控罪名无法取得法庭的认可。检察机关在撤回起诉后,又发现了新的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证据的,仍可以重新起诉。3.法院对起诉罪名的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法院对于“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按照自己认定的罪名,做出有罪判决。从实际效果上来看,法院在开庭审理之后,认定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成立,而直接以其他罪名做出有罪判决,这实际上是法院代替检察机关对同一被告人的同一行为实施重复追诉。理由如下:对于检察机关起诉的罪名,法院在开庭审理后,认定其并不成立,本应在给予被告人、辩护人以防御准备的前提下,建议检察机关及时变更其起诉的罪名,而后案件便重新进入庭审程序。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自行变更起诉罪名,以另一罪名判决被告人有罪。从被告人的角度来看,被告人在经受检察机关的一次追诉后,又在没有获得防御机会、未曾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的情况下,直接受到了法院的追诉并以该罪名被判有罪。这一追诉相较于前一次追诉而言有其自身的特点:法院这次实际上是将一个未经起诉,也未经被告人辩护和法庭质证的新罪名,强加在了被告人身上,从而事实上向被告人发动了场新的追诉,并事实上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护权。(二)二审程序中的重复追诉二审程序在我国具有明显的事实复审的特点,我国第二审程序涉及重复追诉问题的环节主要有四个:1.检控方对无罪判决的抗诉与大陆法系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法律规定检察机有权对未生效的一审判决提出重新审判的要求,其中也括对一审法院所作的无罪判决提出复审的要求。其背后指导思想依然是诸如实事求是、实体真实、有错必纠之类正当化理由,但其结果却是直接导致被告人因同一行为受到多次重复追诉,从而身处一种不确定的危机之中。且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的抗诉并没有施加理由的限制,而只是笼统地有诸如“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确有误”等说法。这也使得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理由十分宽泛2.“全面审查”背后的重复追诉问题二审全面审查原则不仅违背了不告不理的诉讼法理而且全面审查意味着第二审法院不对上诉、抗诉的理由出任何明确的限制,可以对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控辩双方持异议的判决部分重新发起审判。这无疑会使被告人遭重复追诉的危险。在由检察院抗诉引起二审案件中,被所受到的“重复追诉”是由检察机关针对其提出异议的部发动后,法院针对那些检察机关未曾提出异议的部分继发动的。故而,事实上被告人的同一行为在受到检察机提起公诉和法院的一审之后,还要继续承受第二审法院对上诉、抗诉范围之外的全面审查的继续追诉。3.新罪名的继续创制第二审法院经过重新审判,对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充分,只是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下,可以改变罪名。与一审法院自行变更罪名的行为一样这种行为既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也导致被告人因同行为受到二审法院的主动审查,也就是一种双重的法律诉,被告人也将因此而不得不处于持续的危机之中。4.以事实不清为根据的发回重审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只要发现原审判决“事不清”、“证据不足”的,便可反复多次将案件发回原审法进行审判,而这种发回重审在法律上缺少次数上的限制同样,原一审法院经过重新审判后,还可以根据同样的证和事实,反复多次对被告人做出有罪判决;原提起公诉的察机关可依据大体相同的证据和事实,对被告人反复地新提起公诉。二审法院面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一审判决,来依照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基本精神就应作出终局裁判但二审法院却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使得被告重新受到一审法院的审判,并且重新受到检察机关的追诉此举背离“无罪推定”原则;导致审判机关诉讼职能的混淆导致公共权力的重复追诉;引发审判阶段的超期羁押。(三)隐藏于“审判监督程序”中的重复追诉无论是法院自行提起的再审,抑或是检察机关以抗的形式引发的再审,法律上都没有明确的理由限制,而只粗略的规定:“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这就为再审的启动带来了极大的任意性与随机性。另外再审程序的启动并没有区分为对被告人有益还是无益。句话说,以变无罪判决为有罪判决、变罪轻判决为罪重判为目的的审判,法院和检察院皆可主动发起。法院和(或)检察机关以“审判监督程序”发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客观上使得被告人受到了刑事重复追诉,何况这种追诉已不是双重的,而是来自法院和检察机关的多重危险。相较于前面的类型,这种重复追诉的危害要大许多,因为这种审判监督程序所针对的不是那些未生效、未确定的判决,而是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确定判决。为了贯彻“有错必纠”原则,也为了纠正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上的“错误”,我们牺牲了法院判决的稳定性与终局性。二、重复追诉程序的利弊分析(一)重复追诉程序设置的益处重复追诉的优点无疑是明显的:保障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以探求“客观事实”,真正实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首先,重复追诉有利于追求客观真实。我国的刑事诉讼理论认为:生效判决的稳定性应当建立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性和客观真实性的基础上。面对错判,自然也没有理由去维护其稳定性和虚假的权威性,而应当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要求重新进行追诉以维护国家的刑罚权。其次,有利于实现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以提高审判质量。有些案件案情复杂也往往导致事实真相一时难以明了,而重新提起追诉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下级法院通过接受抗诉和重新审判案件,重新追诉,以纠正错误,真正实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最后,重新追诉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利益。(二)重复追诉程序的弊端1.重复追诉背离了无罪推定原则众所周知,“无罪推定”原则是贯穿整个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基石性原则。按照“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承担,当控诉机关所提供的“有罪”事实和证据没有达到法定证明标准时,裁判者应做出对被告有利的无罪判决,此即为“疑罪从无”。《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3项却规定:“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该条规定并没有对“事实”、“证据”区分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即在“有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可以自由裁量决定是自己查清事实直接改判,还是发回重审,让一审法院去查清事实予以改判。无论二审法院做出何种选择,都意味着在二审中“疑罪”未必从无,甚至说“疑罪”不可从无,而是应当由二审法院或者一审法院来查清事实、清楚疑点。这也便造成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的效力在一、二审中的断裂。2.重复追诉导致审判机关诉讼职能的混淆诉讼职能区分是现代刑事审判程序和审判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理,是现代刑事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体现。根据诉讼职能区分的要求,参与审判活动的诉讼主体为了实现自己一方的诉讼目的,将在整个刑事审判过程中固定地承担着不同的诉讼角色,并以此角色为界限实施功能与作用各不相同的具体诉讼行为。整个刑事审判活动就是在控诉、裁判和辩护这三项诉讼职能的区分及相互制衡中进行的。我国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的行为实际上是启动了新一轮的追诉,从而部分地夺取了检察机关的检控职能,这违背了“控审分离”、“法官中立”的要求。3.重复追诉导致了国家权力的恣意行使当案件进入刑事二审后,如果依旧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此时二审法院依照“疑罪从无”原则本应改判无罪,从而在程序上彻底否定一审法院的判决,并使公诉关与一审法院承担相应的后果。但二审法院却将案件发一审法院重审,从而使得检察机关与一审法院逃避了相的责任。并且检察机关借此获得了重新补充证据提起公的机会,一审法院借此也有了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机会。被告却因为同一行为而受到了重复追诉。事实明,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机会和次数越多,国家公共权力用的机会也越多,被告人遭受国家权力恣意追诉侵犯的险也越大。4.重复追诉导致“超期”羁押当然,这并不仅仅是重复追诉的问题,其根源于我国少独立的未决羁押制度,但重复追诉无疑是导致超期羁的重要因素。以刑事二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为例,对于第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原审法院从到发回的案件之日起,重新计算审理期限。故而,任何一不当的发回重审都会导致被告人羁押期限的不当延长,而,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发回重审的次数并没有做出明确限制,这种发回重审事实上可以反复进行,其后果便是被人被超期羁押。说得极端一些,在此种情况下,被告人似成为了司法机关探知有罪事实真相的客体,而不再具有讼主体的地位。5.重复追诉动摇稳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哈德罗·加芬克尔(HaraldGarfinkel)在其期著作中把刑事审判描述为“贬黜人格的典礼”,是一场心编导的提出和验证证据的戏剧,法定程序和角色的扮为成功地谴责违反社会规范的人创造了条件。为了“贬黜的成功,需要有诸多的条件,其中包括详尽的、令人信服揭示和阐述犯罪“过去、现在、未来”的行为等[3]。刑事审过程,对有罪的被告来说是过错的再现。从心理学角度看,一般人均不愿自己的过错被公开的揭露和证实。审的过程对被告而言是灵魂的拷问。另,在很多审判中,第次被害人化往往得不到有效的避免。证人似乎成为了告,其诚实性可能会受到毁灭性的攻击。多次的审判也社会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这与法制的要求相悖[4参考上文的论述,重复追诉具有严重的弊病,在可能的情下,审判不应多次反复,重复追诉应受到法律的有效控制三、解决我国重复追诉问题的基本构想表面上看,对国家刑事追诉权的限制似乎会导致部“犯罪分子”逃脱法网,使得一些“事实上有罪的人”无法到法律追诉。但限制重复追诉却可以为社会中的每一个竖起一个保护伞。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拥有不受重追诉的权利,法律安全感也将得到加强。否则,任意一个悲的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受到国刑事追诉机构无止境的羁押与追诉,我们的命运将有可长期处于不确定与不受保障的状态。权衡利弊,重构刑诉讼的指导思想,实现由“有错必纠”向“对国家刑事追诉的适度限制”的转变是我们必须的选择。重构刑事诉讼导思想也是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法律真实与观真实结合的必然要求,这也有助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衔接[5],以更好地实现“条约必须守”的古老国际法准则。控制国家重复追诉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6]:法的安定性。安定的秩序是国家统治的基石,尽快稳定乱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的优先选择。刑事诉讼对犯罪引起社会关系波动的解决有正当化功能,对诉讼的结果应尽能地予以尊重。同时,作为国家参与的解决过程,对结果的维持也就是维护国家权威和审判权威的需要。(2)国家权力有限原则。权力有限是现代政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与被告就犯罪是否存在及责任的大小进行博弈。由于二者力量的严重失衡,如果允许国家无限次地重复追诉,不论被告是否有罪,其最终被定罪的可能性都很大。因而,从国家权力有限原则中引申出了处罚权消耗说,即国家追诉被告的权力是有限的,这种权力随着公诉的进行而消耗。一旦判决取得既判力,处罚权即归于消灭,国家不得再次追诉。(3)保护被告人。国家权力有限原则实际上就有保护被告人之意。这是一种基于政治理论而要求的权力内敛。随着战后英美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确立,一事不再理引入了免受“双重危险”的含义。在德国和日本,一事不再理均被赋予了保护被告人之意。(4)促进追诉机关的效率。有德国学者认为,“法律效力的确定亦同时具有惩罚作用:为了避免因案件的审判不够充分而必须后来又为补充性侦查,因此犯罪追诉机关对事实之调查要仔细谨慎,并对犯罪行为为正确的法律评价。”[7]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论述,以探求我国重复追诉问题的解决之道。1.终审判决前重复追诉的控制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检察机关在行使刑事追诉权方面必须受到适度的限制,而决不能像民事诉讼那样,可以与被告方“完全平等”地就一审裁判发动复审程序。唯有如此,才能使处于弱者地位的被告人真正从实质上而不只是形式上受到与刑事追诉方平等的对待,因此刑事诉讼中的上诉审应当逐渐从目前的“事实复审”走向“权利救济”,检控方的上诉权也应逐步受到较大的限制与削弱。对于“上诉”,笔者认为应做出如下重构:对于第一审法院就检控方起诉指控的事实问题,应只允许被告人提起上诉,检控方不得以提出上诉或者“抗诉”的方式发动重审,也就是说:第一审法院所作的无罪判决,不应当成为检控方提起上诉或者“抗诉”的对象(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上诉审应当成为为被告人提供更加充分的参与机会的普通救济程序);对于第一审法院在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上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检控方有权提出上诉,在这方面,控辩双方应拥有平等的上诉机会(不过,检控方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问题提出的上诉,所引发的只能是上诉审法院就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复审,而决不能导致上诉审法院对事实问题重新审判);建立在“有错必纠”基础上的“全面审查”原则应当被彻底废止,无论是从禁止重复追诉的角度,还是从贯彻不告不理原则的角度出发,法院都只能基于控辩双方提出的有异议的内容进行重新审判,否则,上诉审法院超越控辩双方上诉、抗诉范围,变相从事重复追诉的现象就将永远难以终止;基于无罪推定和一事不再理原则,上诉审法院遇有据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的情况的,经过审应直接确认检控方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并判决被告人罪,这也是解决中国目前几乎达到普遍化的上诉审法院限制的发回重新审判问题的必由之路。2.判决生效后重复追诉的控制刑事再审程序应远离所谓的“审判监督”,而真正被位为“非常救济程序”。也就是说,刑事再审应当成为使告人权利得到特别的司法救济的活动,而摈弃其任何形的重复追诉的目的。这样,所有“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应当被禁止。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彻底解决判决生效后重复追诉问题。首先,应当限定再审程序的申请主体范围,明确规定有原审被告人才有权为自己的权利而提出再审申请,任一级法院都不得就任何生效案件主动发动刑事再审程序可以考虑构建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以专门接受当事人再审申请,并在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做出再审的决定。该员会一旦做出这种决定,就可将案件向专门法院提出再的申请,后者在这种情况下方能从事刑事再审活动。同时任何一级检察机关都不得以生效裁判“确有错误”为由,法院提起“抗诉”。检察机关要引发刑事再审程序,就必基于案件存在重大的法律适用错误,以纠正这种法律适错误为目的而进行。同时,为保证“质量”,提出再审申请检察机关只能是省级检察机关或最高检察机关。其次,当彻底废止以使无罪被告人受到有罪裁判、使有罪被告受到更加严厉惩罚的再审。原审被告人有权为维护自己权利而提出再审申请。这种申请应没有时间的限制,既以基于事实认定的错误又可以基于法律适用的错误来出。同时,为防止被告人滥用这一权利,基于事实认定而出的再审申请应限定为以下理由:一是原来审理本案的官、陪审员在审判过程中存在职务上的犯罪,并有法院生裁判加以认定的;二是原来被用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的可靠性存在重大疑问的;三是有新证据或事实证明原罪判决不能成立的;四是原来用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后来被发现存在重大的矛盾和明显的疑问的。当然,关法律适用方面的错误,则可以包括实体法律适用的错误程序法律适用的错误。最后,负责受理再审申请的法院能是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原因在于:为表示启动再审序的慎重并切实保证原审被告人获得高效且有质量的司救济,负责再审的法院必须是具有较高等级的法院。具的安排应是:生效裁判如果是由基层法院做出的,负责再的法院应当为高级法院;终审裁判如果是由高级法院做的,负责再审的法院则应当为最高法院。当然,这样的设也应辅之以我国刑事审判审级制度的改革。参考文献:[1]余民才,程晓霞.国际法教学参考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58-259.[2]陈瑞华.审前羁押的法律控制———比较法角度的分析[J].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1,(4):99-112.[3]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8.

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教案

关于“辩护与”、“刑事证据”、“强制措施”、“附带民事诉讼”、“期间、送达”的有关内容

授课人：××*

时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

首先我先对大家说：谈不上是讲课，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从事民事行政检察业务，对刑事检察包括刑法、刑诉法以及与刑事有关的新的司法规定和司法解释近几年接触的比较少，今天在这也是跟大家共同学习。希望大家多鼓励，多批评指正。

论文摘要：

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了缓解因普通程序办案较慢带来的诉讼延迟、案件积压等诉讼效率低下问题，世界各国纷纷设立简易程序，对案件进行分流，减轻司法负荷，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应刑事诉讼程序改革后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我国在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也遵循繁简分立的原则，在普通程序之外，设立了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是相对于刑事诉讼的普通程序在程序上有所简化的一种特别类型。它并不是对某一个特定程序的称谓，而是对这一类程序的概称，具体来说，它是指通过对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些环节、步骤加以不同程度的简化，从而使案件得到快速处理的一类特别程序。

简易程序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分流案件、减轻司法负荷的作用。但由于程序设计和适用中的问题，还不能完全满足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实际需要。实践中尚存在许多无谓的诉讼拖延和司法资源浪费的现象。

笔者拟借本文，从研究国外简易程序的模式和特点入手，对我国现存简易程序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构筑简易程序模式的建议,从而达到使案件得到快速处理,减轻司法负荷,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

关键词：简易程序效益价值多元化

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是相对于刑事诉讼的普通程序在程序上有所简化的一种特别类型。它并不是对某一个特定程序的称谓，而是对这一类程序的概称，具体来说，它是指通过对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些环节、步骤加以不同程度的简化，从而使案件得到快速处理的一类特别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我国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就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对证据进行审查认定时往往只注意到该证据所产生的结论是否真实可信，而对其来源是否合法、能否采用却很少关注，总体来说是重实体轻程序的。从实体法的角度看，只要有助于发现和查明案件真实的事实和材料都必须得到承认和运用，否则就谈不上实体公正，而程序法则要求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和材料必须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否则就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实质来说也就是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矛盾，正是通过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诉讼证据规则来加以平衡的。

通过具体的证据规则，使控辩双方能够积极加入诉讼过程，就其所提出的意见承担举证责任，并由此限定证据审查的范围。这样既能减少法院不必要的查证活动，提高办案效率，又能减少法官对案件进行职权调查的因素，避免过分的自由裁量和主观擅断。同时，具体的证据规则也为控辩论双方和法官的证明活动确定一个框架，有利于协调控辩双方之间以及控辩双方与法官之间围绕证据展开信息交流。制订严格、科学、明确的证据规则，对证据收集、举证、质证、认证全过程作出具体规定，以严格的司法程序为保障，使法律真实最大程度接近于客观真实，才能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改变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促进司法公正这一诉讼最高目标的实现。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确立的诉讼证据原则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方面的立法是非常不完善的，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条文，主要有刑诉法证据专章的8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的3条，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11条，以及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具体规定审判程序中涉及证据的一些条文。而且上述条文中还有相当部分不涉及审判环节或者仅作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三大程序法中，民商事及行政诉讼都有了证据规则，刑事诉讼则没有证据规则的具体规定，与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刑庭沉重的审判职责极不相称，使我国97年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疑罪从无”等原则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人权法治观念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尽管如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还是或原则性、或明确具体地规定了一些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虽然这些原则，有些在法学界获得普遍认同，有些却在应用于司法实践的同时引起了法学界的激烈争论，但都不影响一个既定事实，就是这些规则是目前我国有现行立法依据的，是司法实践中在收集、审查、采信证据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主要有：

回避制度来源于西方的“自然公正”理念，它的价值追求是程序公正，以刑事诉讼法为代表的我国现行回避制度，对回避的种类和理由、适用对象和相应程序做了相关规定。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回避制度存在着一系列致命的缺陷和瑕疵，审判机关及审判官的中立性得不到有效的制度保证，司法实践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事例比比皆是，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审判机关的公信力。

刑事诉讼法关于回避的规定

第三章回避

第二十八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的法制建设也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司法改革虽获得一定成果，但在社会发展的整体背景中去看，相关的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我国传统意识和思维理念中，“重实践、轻程序”的现象仍在多数。本文就法理学的概念、程序正义的发展历史、在我国发展现状、价值功能及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制度体现和完善，从法理的角度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司法改革;法理角度;刑事诉讼;程序正义

正义一词在很早以前就以抽象且客观的形式出现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属于一种价值追求和信念。为此，在实际了解和展示中，其一定是通过相应的媒介物质进行实现，而法律的程序正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有益的表现形式。对社会出现的事件在按照相关原则和条框进行公平、公正、平等的实现中，程序正义也在将传统程序操作转换为实践形态的正义里，使其意识形态得到分离。本文将通过法理的维度对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进行探讨分析，使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能在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中更加适应新的司法形势和社会调整的发展规律。

一、法理学的概念

法理学是“法”的一般理论，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其属于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在法学体系中占据重要且特殊的地位:即其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1］。法理学在实际的应用中，是以整体法律的理念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法律现实(即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在实际制度条框和规章制度中的制定和实施的全面过程，再对司法各个部门的法律应用和工作运行的共同规律、特征、范畴进行统一归纳，也是对部门实际工作业务开展和内容整理的指南，为法制社会的建设提供理论服务。而这里所说的一般法指的就是一切古今中外的“法”，实质就是在对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现象和情况进行综合研究而得出解释的法的一切现象。在现实的理论应用中，法理学所涵盖的内容也不是对整体一般法的概括，而是对其中的普遍问题和根本问题进行概念、理论、理念的系统阐述［2］，使人们对法的性质、作用、内在、外在变化和应用有正确具体的掌握和了解。在新兴法学理论和学说兴起并得到普及的过程中，国内也对法理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应用进行重视和研究，在结合马克思主义进行世界整体哲学方法论的认识和法律现象的认识，且通过实践、总结，使国内的法学研究能在不断分析中达到理论性的升华、普及，在和其他学科混合应用的过程中，根据法理学的知识内容和理论概念进行我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开展，也是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结构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二、程序正义的发展和我国实际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