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解读关于证人作证义务
时间：2022-07-27 0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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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宁勋爵说过：“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予以救济。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
在美国，有着丰富的司法资源，对证人的保护是相当完备的。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保护的相关规定，实践中也缺乏明确具体可操作性的措施，司法实践中法院也无力对证人进行有效的保护，司法资源不足在我国是个不争的事实，我国大部分地方财政不富裕，有些地方法院干警的正常待遇都难以解决，办案经费十分紧张，面对此种现状，如果证人为履行公法义务而出庭，法院就有义务对其支付因作证所损失的误工费、交通费等，而事实上法院是没有这样的财力资源的，更谈不上对证人作证的“鼓励费”，这样，法院岂不是陷入无比尴尬的境地？
如果将证人作证作为公法义务，仅仅从维护司法权威角度出发，对于证人拒证也应当具备相应的强制措施，但是，试图通过强制证人到庭作证来获取证人对案情的真实陈述，在实践中也不具有可操作性。证人证言是通过证人对过去的事实进行回忆，然后运用语言进行描述。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地点的变更，主体的记忆内容有内在的差异性和模糊性。在这种情况下，证人如果原本就不愿作证，对案情表示“记不清了”，“忘记了”，法官也无法准确区分证人故意不作证还是确实无法作证。“即使你能把这些人都强行传唤来，如果他们还是不愿作证，只是说‘我记不清了’，法官又能怎么办”。
综上，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义务的同时，没有规定证人拒证的法律后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立法的疏漏，实际上是反映了现行法律在对待证人拒证问题上的尴尬和无奈。
证人作证义务来源的理论检讨。
证人为什么要作证？或许不少人会回答法律有规定，但是这仅仅回答了证人作证的合法性问题，而没有进一步回答法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即证人作证的正当性、合理性问题。
随着人们对法律认识的加深，已经认识到：大部分法律是自发形成的，许多法律规范都是由社会规范演变而来的。最典型的是英国普通法演变的故事，英国的普通法来自商法。而最近对商法的研究表明，许多法律都不是立法者当初设计好的，而是吸收商业习惯法基础上演变的结果，是各个参与人长期博奕的一组均衡，法律在这里不过是确认了一种社会规范，这样它才最有自我实施的基础。
西方国家有着发达的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被假定为“经济人”，合理地追求最大利益，市民的主体性的不断加强导致了契约法的发达，契约成为连接陌生人关系的基本形式，契约关系成了市民社会的支柱，人为社会活着、为陌生人活着的观念极为普遍。而民法本身属于市民法，民事纠纷被认为属于市民之间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纷争，不涉及国家及公共利益，因此，在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应当缘自社会契约论的社会义务，是私法上的义务，应当成为证人自愿的行为
西方国家虽然规定法庭可以强制证人到庭作证，但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并不是常态，更多的情况下是证人在当事人的带领下自愿到法庭作证。
与西方社会契约意识强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浓厚。往往几代人生活在某一特定的地方，尤其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和小城镇，在他们的生活圈内，大都是有着各种各样关系的人，并且这些关系是以血缘关系为主，辅之以姻缘和朋友关系，他们正是依赖这些关系而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这样的社会里，谁愿意去法庭出庭作证，证明自己周围的某个人有罪或者证明某个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呢？如果有人真的这么做，那么他肯定与某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成为敌人，甚至结为世仇，这可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愿付出的代价？”这是我国特有的社会背景。
中西方文化传统存在显著差异，文化传统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如果不顾现有的主流社会心理，不顾人们对强制证人到庭的反抗心理，那么在实践中这样的做法也很难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和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