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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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上的应用

[内容提要]

信用的缺失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危机。这种现象在民事诉讼领域也日益严重。为了重建诉讼信用，在民事诉讼中适用诚信原则是必要的。诚信原则具有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权与限权的双重功能，并有节约诉讼成本的功能。在诉讼中，诚信原则适用于诉讼当事人和法院三方。诉讼当事人和法院三方都应该遵守诚信原则所要求的义务，违反诚信原则所要求的不同的义务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文共11809字。

诚实信用原则理论在近代经历了两次扩张。一次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内部的扩张，即该原则由债权法原则上升为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这次扩张以瑞士民法典在总则中明确规定诚实信用原则为标志。第二次则是诚实信用原则向私法外的其他法律领域的扩张。这一过程正在进行之中，主要表现在诚实信用原则向民事诉讼法、行政法甚至刑事诉讼法领域的渗透。与第一次的顺利实现扩张不同，这次扩张在理论上遇到了很大阻力,但是在立法上很快得到了回应。德国于1933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诉讼当事人的真实义务,韩国1990年的民事诉讼法在第一条中明文规定了诚信原则,这是诚信原则向民事诉讼法扩张的重要标志。今天,“无论是学说还是判例都不再怀疑在民事诉讼中信义原则的可能性了”，“谁也不会否定信义原则作为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之一的存在价值”。

过去我国对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研究较少，近来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讨论诚实信用原则的文章多了起来。论者或从实体法向程序法的渗透、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授予、控制当事人滥讼等出发，肯定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必要性，或从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要以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的建立、尊重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以及程序主导作用为前提立论，认为民事诉讼领域诚实信用原则的引入有“后现代意味”，在我国职权主义模式下引入此原则很有可能会陷入“时代错位”这一危险境地。那么，中国民事诉讼到底是否应该引入诚信原则？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功能、使用范围和方法是什么？本文首先论证民事诉讼中适用诚信原则的必要性，然后探讨诚信原则的功能与局限性，最后说明它的适用范围和方法。

一、诚信原则为何能适用于民事诉讼法

诚信原则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有两种诚信，一种是诉讼法领域的诚信，另一种是适用于债权法领域的诚信。诉讼法领域的诚信表现为裁判官运用自己的权威解决疑难案件的“裁判诚信”过程，当然裁判官在这个过程中也必须遵循诚信原则的正义与公平的要求。诉讼中解决疑难案件的结果，确立了实体法中的裁判规则，这就是程序法产生实体法的过程。这些规则要求当事人以其行为忠实地履行其义务，恪守客观诚信。债权法领域的诚信是一种当事人确信自己未侵害他人的权利的心理状态，即主观诚信。实际上，从发生上看，不论是主观诚信还是客观诚信都是裁判诚信的结果。在现代民法中，由于法律的重心早已由程序法转向实体法，在多数国家裁判诚信被作为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的诉讼运作方式而失去了其独立的存在。所以在现代诉讼中，裁判诚信就成为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的结果。诚信原则的诉讼法起源所赋予它的属性尽管被从程序到实体的法律重心所遮蔽，它最终仍然暴露出来。如在瑞士民法中，第2条第1款规定了客观诚信，第3条规定了主观诚信，第4条规定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质上就是裁判诚信。由于诚信原则已经无可置疑地规定在民法典中，这一规定必然意味着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及要求法官遵守公平正义标准，这样裁判诚信也就如影随形地存在着。“归根到底，诚信原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诉讼问题”。

诚信原则之所以在大陆法系受到高度重视，还与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传统密切相关。成文法有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局限性，无论成文法的规定如何周密，都不可能覆盖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会出现模糊地带和空白地带。诉讼法也是如此。在模糊地带，需要法官基于诚信原则秉承正义理念去加以澄清或划清界限；在空白地带，则需要法官根据诚信原则去创造规范。可以说，成文法有对诚信原则的天然的依赖性。

近代社会的发展也凸现了对诚信原则的需求。近现代以来，诉讼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害诉讼、环境诉讼、以大企业为被告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逐渐增加，这类诉讼中当事人的地位存在差别，要公平地实施诉讼程序，诉讼双方遵守诚信原则就显得很重要了。同时，由于经济的发达，时间的价值也在增加，人们越来越重视纠纷解决中的时间的经济性和诉讼的效率性，希望以尽量少的时间和财力去解决纠纷。但是随着法律的普及和律师业的发展，造成了当事人双方过分的诉讼攻击和防御活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缠讼和滥讼现象。要对这些现象进行处置，诉讼法的明文规定显然无济于事。法官不得不求助于富有弹性的诚实信用原则。特别是战后以来，所谓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受到了社会团体主义的矫正，要求个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得对社会利益给予适当关注，现代民事法制由个人本位转向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结合。在民事诉讼上，发生了民事诉讼观念从相互对抗的自由主义诉讼观向公平论战的诉讼观的变化。在诉讼中，要求当事人真实陈述、相互协作，不得以欺诈等为手段妨碍他人和社会，诚信原则在诉讼中的作用得到了凸现。所以，“信义原则的观念得到了很大的重视，而对该原则在各个领域具有的特殊性的认识已经逐渐淡薄，从而对横跨公私法领域的民事诉讼法解释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诚信原则产生上看，由于裁判诚信的存在，使得诚信原则本身就成为一个诉讼问题；而且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由于成文法固有的局限性，不可能覆盖诉讼当事人的一切行为，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地方，需要诚实信用原则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同时，在我国民事诉讼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当事人以不正当方法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状态，故意拖延诉讼，作虚假陈述影响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正确判断，提供虚假证据等信用缺失现象，导致一系列弊端的产生；在我国社会有重视团体本位的传统，要求当事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兼顾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因此诚信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应该成为基本原则之一，这不是“历史的错位”，而是有着现实的必要性与价值。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功能与局限

从诚实信用原则的起源以及它与成文法的渊源可以看出，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功能就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诚实信用原则的授权功能源于其内在的性质。诚信原则内容抽象，又有高度的弹性和包容性，必须在具体的适用中才能表现出自身的内涵，因此学者称其为“白纸规定”，即表示其内涵和外延都不确定，含盖范围很广，其模糊性远远超过一般的原则规定。在适用该原则时，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情形进行分析，决定其适用的内容。“立法者正是通过这种空白委任状,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使之能够应付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19世纪成文法国家对法律完善无缺的信念早已随着历史而破灭了，明智的立法者承认，法律不可能制定地完美无缺，不可能对一切需要调整的行为给出详尽而又确定的答案，法官也不是孟德斯鸠所谓的“自动售货机”，他需要在法律不完善时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民事诉讼法不是简单的操作规程，它包含诉讼程序、法院职权、当事人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的规定，需要进行深入理解和适用。在实践中，当事人滥用诉权、恶意拖延诉讼等行为多种多样，大量出现。这些行为在民事诉讼法上并不是都能够找到明确的解决办法，这就要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以缓和法律的刻板性。从历史上看，一些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的倒置，就是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方式完成的。如20世纪工业化的到来，大量出现了污染、医疗、产品责任等侵权案件，在审理这些新型案件时，如果按照传统的举证责任分配办法，则显失公平，法官在此过程中就运用诚信原则，在诉讼中要求侵权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从而在诉讼法上诞生了举证责任的倒置。

如果只看到了诚信原则的授权功能，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诚信原则在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暗含了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它要求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必须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本着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公平兼顾的原则去发展和创制规范。这是诚信原则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内在限制。诚信原则要求法官从立法者的角度出发，去探求立法者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处理；同时，法官在创造性的司法活动中，这种司法处理活动逐步积累和增加，就会逐渐地明晰该原则适用的范围、边界和具体的内容，并借由判例对以后的类似行为产生影响，形成对某类行为的具体处理方式的类型化，使原先具有创造性适用的司法活动得以稳定化。这种诚信原则的具体化、类型化的处理方式构成对法官司法活动的外在限制。这也是诚信原则的客观化或称外化的过程。当这些判例的具体处理类型成熟时，通过修改成文法加以吸收和消化，把它上升为体现诚信原则的法律规范。

正是由于诚信原则对法官的授权和限权的双重变奏，法官的自由裁量行为有了安全、确定的外观，从而把法官造法的活动以静态、朴素的形象表现出来，使法官的创造性司法活动获得了正当化的支持。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即使法官在法无明确规定而运用自由裁量权造法的时候，仍然使“审判神话”不至于破灭。

诚信原则还有降低民事诉讼成本的功能。诚信原则要求诉讼主体在诉讼活动中本着诚实善意的心意进行诉讼活动。它要求诉讼当事人真实陈述自己的主张，不欺诈和伪造证据，不恶意地滥用诉权，拖延诉讼，双方相互协力，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要求其他诉讼参与人善意公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而迅速、公正、经济地寻求纠纷地解决。诚信原则要求法官严格公正地遵守和适用法律，不随意延误案件的受理、审理，不故意拖延判决的执行等。通过诉讼参与人和法院的共同努力，保证诉讼活动公正有效顺利地完成。这样就能够节省物力、节约时间，大大降低诉讼成本，包括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在以前的研究中，学者们只注意了诚信原则的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功能，而没有看到它降低诉讼成本的功能，从而低估了诚信原则的价值。

除了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之外，还可以借助诚信原则对民事诉讼法的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如运用诚信原则探讨判决的既判力、论证举证实效的正当性等，形成了对诉讼理论与实践的新贡献，因此具有理论认知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存在着作为说明概念的诚信原则和作为实践概念的诚信原则。

与任何原则一样，诚信原则具有过大的灵活性和模糊性，它通常并不是对诉讼行为进行直接规范。它往往作为一种精神或者思想指导，渗透到具体的条文中，通过具体条文的运作体现和实现自身。一般情况下，人们遵守具体规范也就实现了诚信原则的要求；法院往往也不会直接适用诚信原则，而是适用体现该原则的具体规范。从这个角度而言，诚信原则总是补充性的，第二性的。它只能在法律缺乏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适用它就不能正确解决案件的情况下起作用。当存在体现着诚信原则的具体条款时，这些条款应该首先得到适用。如果适用这些条款所得出的结论与法律的目的性背离或者违反了公平正义的社会理念时,才能排除这些条款的适用,应用诚信原则去创设新的规范。这是诚信原则适用的特点,也是其局限性之一。另外，由于诚信原则集授权和限权于一体，而限权主要通过法官的正义观念以及的诚信原则的外化来实现，如果这两个因素之一欠缺时，诚信原则就会成为法官滥用诚信原则的合法外衣。

三、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和法律效果

诚信原则必须对诉讼当事人和法院三方都适用。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当事人双方三极构成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以其中一个顶点针对另一个顶点实施某种行为时，当然会对另一个顶点产生影响。另外，作为实践概念的诚信原则具有裁判规则和行为规则的双重属性。它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去澄清法律规范的边界和内容，弥补法律所未规范的地域，对诉讼参与人的行为进行评判，在此意义上是裁判规则；它要求诉讼参与人真实陈述，相互协力，要求法官本着公正地理念从事审判工作，不拖延审理和受理、执行，公平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在这个意义上又是行为规则。作为裁判规则，当然适用于法院；作为行为规则，它既要适用于法院，也要适用于诉讼参与人。过去有些学者对诚信原则是适用于当事人之间还是当事人和法院之间还是两者都要适用存在不同意见，其根源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诚信原则的裁判规则和行为规则的双重属性。

在民事诉讼法上，违反诚信原则可能产生两种效果：实体法上的效果和程序法上的效果。在诉讼中的行为也是法律行为的组成部分，所以也必须接受实体法的评价。如果构成侵权行为，则产生损害赔偿责任。此外，诉讼法上的行为同时也要接受程序法的评价。此时，诚信原则就成为判断诉讼行为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判断标准。在一方的行为就能够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情况下，如果该行为违反诚信原则，将被判为无效，已经产生的效果也应该被撤销或者无效。在双方的行为相互结合才能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情况下，例如向法院提出申请的情形，如果被认定为违反诚信原则，法院就会直接驳回申请。因为诉讼行为要受到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限制，另外，由于处分原则和辩论主义也是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要谋求自己的个人利益，完全贯彻诚信原则也是不可能的，强加给当事人许多责任限制未免过于苛刻，所以各国在规定违反诚信原则行为的法律效果时都比较慎重。例如在规定当事人违反真实义务的效果时，奥地利法律只规定了实体上的效果，即对故意或过失者视情形令其承担损害赔偿义务或者依据刑法判处罪行。德国法则只规定了诉讼法上的效果，即对于违反真实义务者令其承担诉讼上的不利益，如承担因为其行为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匈牙利虽然规定违反真实义务的当事人要承担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效果，但是其规定的诉讼法效果只是课处一定数量的罚款。可见各国对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比较宽容，基本上是以诉讼法上的效果为主。

四、在民事诉讼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主要类型

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法院在适用诚信原则解决案件的过程中，逐步把一些适用结果类型化、固定化。下面从法院和诉讼参与人两个方面进行说明。

对法院而言，诚信原则既是裁判规则又是行为规则，因此对法院的作用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作为裁判规则，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诚信原则的作用是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证据的审查和判断，二是分配证明责任。

不论我们是否承认，在审查和判断证据问题上，法官的自由裁量是客观存在的。目前世界上几乎没有国家采用绝对的法定认证制度和绝对的自由认证制度。因为首先证据问题十分复杂，法律的规定不可能覆盖实践中的全部问题，此时通过诚信原则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非常重要。另一方面这种自由裁量权也不能不受限制，各国都设置了拘束这种裁量权的规则，诚信原则就是这种限制的方式之一。首先，它要求法官在审查和判断证据时应当坚持同一证据规则，即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不论由何方提出，法院都应当将其作为审查判断的对象，也就是说，法官必须坚持公正的理念，排除主观偏见、个人好恶及其他主观因素的干扰。无论哪一方提出的证据，也无论证据对谁有利，法官都应当给予相同的注意而不能有所偏私。其次，在具体审查判断时应该遵循一些符合诚信原则的客观性准则，包括逻辑和概率准则、自然规律准则、人类行为准则及其他普遍准则，使法官的判断能够符合经验和常识。因此，是否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就成为法官自由认证行为的标准之一。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不符合诚信原则的，当事人可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在分配证明责任问题上，诚信原则也能起到重要作用。根据为现代证明责任问题画上“休止符”的德国学者汉斯·普维庭的理论，这里把证明责任界定为客观证明责任，即当事人因为裁判所依据的事实未被证明，案件处于真伪不明时而应该承担的不利的诉讼后果。如果案件事实得到了证明，问题不会存在，只有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法官又必须做出裁判的情况下，法官才必须决定真伪不明的责任由何方当事人承担。由于民事立法传统和便利的原因，大多数法律规范并没有明确规定证明责任的承担问题，只是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置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极少情况下明确规定分配的特殊规则。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这个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是证明责任承担的一般原则。在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证明责任时，大多数情况下，法官都可以根据此规则作出判决。但是如果机械地适用这一规则，可能会造成显失公平现象的出现或者与一般的社会观念、社会价值目标不符。此时，法官就要行使自由裁量权重新分配证明责任。此时，诚信原则就成为法官的工具和武器，通过适用该原则为证明责任的分配提供理论依据，以实现所追求的社会价值。如德国法院为了保护乘客的利益，在判决中依据诚信原则，要求客运部门对乘客落车受伤的原因不是因为车门未关紧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这种做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得到了法院的承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明确肯定了诚信原则在分配证明责任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双倍赔偿。欺诈作为双倍赔偿的要件之一，应该由谁承担证明责任呢？许多法院在判决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传统认识，认定由消费者承担证明责任。由于欺诈属于主观构成要件，消费者证明比较困难，因此这一条在实践中所起作用不大。如果从诚信原则角度考虑，经营者应该诚实善意地进行经营，有义务把好商品的质量关，对消费者负责。如果经营者没能证明自己没有欺诈，只能说明在经营中没有履行诚信原则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在事实真伪不明时，即使经营者主观上没有欺诈的故意，让其对消费者承担一定责任也未尝不可。所以根据诚信原则可以推定立法者在该条中把对欺诈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了经营者。当经营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欺诈故意，案件真伪不明时，由经营者承担责任。这样有利于处于劣势地位消费者保护自己的权益，也促进了经营者诚信经营的意识。

(二)禁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

作为行为规则，诚信原则可以约束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所谓自由裁量权指法官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利，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是正义、公正、正确和合理的。可见这里所谓的自由是有限制的，不是法官的恣意，而是要以遵守诚信原则为前提。诚信原则虽然赋予了法官以自由裁量权，但是它本身也构成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它要求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必须本着公平正义诚信的理念，以善意的心态去行为。为此，诚信原则首先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要求，给法官应该具备公正、节制、善良的品格，其次在根据诚信原则形式裁量权具体处理案件的过程中，要做到第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立足于案件事实(basedonfacts),这是法官进行自由裁量的基础。第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依法进行(guidedbylaw),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的法律约束和限制,也是对自由裁量的引导和指导。第三、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乃是在特定情势下对正义和合理的事物行使衡平权(equitabledecision)。这是设定自由裁量权的价值目标。如果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则构成违法，在特定的情况下应该成为当事人上诉的理由；如果给当事人造成损失，还应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国家赔偿法》也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要求赔偿。

(三)禁止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职责以及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

作为行为规则，诚信原则对于拘束法院正确履行职责也有重要意义。它要求法院认真对待当事人的请求，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具体体现在：

1、法院不得与一方当事人共谋或者辜负当事人的信赖而损害其利益。在司法实践中，曾经发生过法院因为重大过失保管不善遗失原告提交的用于证明被告借款的借据原件，致使原告无法证明被告借款的事实而败诉的情况。由于法律对此类情况没有明文规定，原告无法获得任何救济。如果根据诚信原则，法院辜负了当事人的信赖，则可以要求法院承担责任。

2、判决书应该说明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和依据的法律规则。

3、采取强制措施时应该考虑案件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及时正确地作出处理。

4、不得故意或者过失形成不利于双方诉讼或者有利于一方的诉讼状态。如无故拖延受理、审理案件和执行判决；不给当事人以合理的辩解机会；在指定诉讼期间的时候，故意有利于一方当事人而不利于另一方当事人等等。

5、当明知自己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审理时，应该主动提出回避等。

可见，法院接受诚信原则的约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家机关要保卫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维护人民的权利，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遵守诚信原则，同时法院自身也必须做到诚实、公正、信用，才能取信于民，法院的司法权利才有良好的运作环境。法院是国家机关之一，如果其不遵守诚信原则，法院的司法也就失去了权威，人民就会产生对法律的不信任感，进而产生对整个国家制度的怀疑，动摇国家的民众基础，阻碍法治建设的发展。所以公法学者拉邦德说：“诚实信用原则，一如其在私法的领域那样，可以支配公法的领域。苟无诚实信用，立宪制度似乎不能实行，诚实信用为行使一切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亦同）之准则，同时亦为其界限。”

对诉讼参与人而言，诚信原则只是行为准则，要求诉讼参与人在民事诉讼中诚实、善意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法官则基于诚信原则对诉讼参与人的行为进行裁判。诚信原则对诉讼参与人的适用类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要求诉讼参与人履行真实义务

所谓真实义务，蔡章麟先生认为它是指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在民事诉讼上，应负真实陈述的义务。日本通说则认为真实义务是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上不能主张已知的不真实事实或自己认为不真实的事实，而且不能在明知对方提出的主张与事实相符时，或者认为与事实相符时仍然进行争执。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德国、意大利的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当事人的真实义务。真实义务起源于罗马法，并与宣誓制度联系在一起。在古代科技手段不发达的条件下，物证手段极少，当事人的陈述是法官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强调真实义务是势所必然。现代民事诉讼的真实义务则是诚信原则的必然要求。实际上，正是因为真实义务的规定，学说和判例逐渐把其一般化，从而产生了更广泛意义上的诚信原则。今天人们往往把真实义务作为诚信原则的主要表现方式之一，再也没有人单独讨论真实义务了。在自由主义诉讼时代，人们认为诉讼是双方当事人在对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所以当事人可以使用法律所容许的一切手段，并且不会与法律的一般原则相抵触，即使虚伪陈述也无妨。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由主义诉讼观念向社会协同诉讼观念转变，学者们主张：诚实信用原则之支配民事诉讼法，实与其支配一切法域相同，国家决不应该给予不正之人或无良心之人，以一种工具。在实践中，如果当事人故意作虚伪陈述，一方面导致诉讼程序复杂和诉讼迟延，增加法院的负担；另一方面也给对方当事人反证带来了时间和费用的浪费，增加了无关的诉讼费用。因此，在民事诉讼法上规定当事人的真实义务还是有必要的。

当事人违反真实义务，要产生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种后果。如果当事人做了虚伪陈述，在程序法上，法官应该根据诚信原则决定不采信当事人与之有关的主张；如果因为其虚伪陈述导致诉讼拖延，当事人应该承担与之相关的诉讼费用；在实体法上，如果因为一方的虚伪陈述造成了对方的损失，对方当事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由于现代民事诉讼以当事人辩论主义为基础，这与民事实体法上当事人具有更大的共同利益不同，要求当事人贯彻彻底的诚信原则不太可能。所以各国对违反真实义务的法律后果规定比较温和，正如前文所述，在规定当事人违反真实义务的效果时，奥地利法律只规定了实体上的效果，德国法则只规定了诉讼法上的效果，匈牙利虽然规定违反真实义务的当事人要承担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效果，但是其规定的诉讼法效果只是课处一定数量的罚款。

(二)排除当事人举证妨害行为

所谓举证妨害行为，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故意使举证不可能或者举证困难的行为。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有时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使举证责任人的举证成为不可能或者有困难，如故意毁灭证据、对于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拒不提交、不告知自己明知的事故目击者的住所和姓名从而进行隐瞒等。这些做法违反了诚信原则要求的诚信、协力和促进义务，行为人不能通过此行为使举证者处于举证不能的状态来牟取利益，应该得到制裁。举证妨害行为的法律后果，判例和学说出现了两种立场，一种是转移举证责任，二是法官根据自由认证确定举证者主张的证据事实为真实，即在发生举证妨害的情况下，法官是根据整个证据材料，并结合相对方妨害证据的事实，按照自由认证制度把举证责任者所主张的事实认定为真实。根据转移举证责任说，即使是由于过失引起的举证妨害行为，举证责任也要由相对方负担，从而产生败诉的后果，显然过于严厉。因此，大多数国家还是采取自由认证说，即法官在此种情况下根据自由认证决定给予妨害者以不理的评价，认定举证者的相应主张为真实。这种做法在韩国民事诉讼法第320、321条、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44、446和453条都有明确规定。如韩国有这样两个判例：在建筑物采光诉讼中，法官为了确认被告的使用部分的范围进行现场勘验，被告把建筑物的门锁上后隐藏起来，造成没有做成现场勘验的情形，被法院判为违背了诚信原则要求的协力义务，认定原告的诉讼主张为真实。在另一个以医疗纠纷中，医师有变造医疗记录的行为，由于医师在治疗记录上的记载对认定事实和进行法律判断有重要地位，所以法院认为如医师不能提出其变造有相当合理的理由的话，则违背了诚信原则，属于举证妨害行为，患者的主张应被认定为真实。

(三)诉讼法上的禁反言

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讲求诚实，不得出尔反尔，在诉讼法上形成禁反言制度。所谓禁反言是指禁止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之间实施前后自相矛盾的诉讼行为，从而损害相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例如在诉讼中，由于一方当事人先行实施了一定的诉讼行为，而令相对方当事人对该行为深信不疑并实施了相应的诉讼行为后，实施先行行为的当事人一方又做出与先行行为相矛盾的行为时，就可能危及后实施诉讼行为的当事人的利益。对此，法院便可以依据诚信原则否定先行行为人后来的矛盾行为的效力。诉讼禁反言制度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存在。大陆法系禁反言原则的条件是：当事人有矛盾行为、对方当事人有理由相信该矛盾行为的先行行为；矛盾致使对方当事人受到损害。在英美法系，禁反言原则主要有两种形态：判决遮断意义上的禁反言和裁判上的禁反言。前者适用于对争点有利害关系的非当事人，如果其行为引起了判决的信赖，此后就不能再主张该判决无效。后者适用于当事人，与大陆法系类似。按照美国学者和判例的解释，裁判上禁反言的适用对象包括：附宣誓证言的主张、宣誓证言、被法院认定为真实的主张。因为这些主张和证言与作为裁判认识前提的事实和权利义务关系有实质联系，所以诉讼中不允许出现前后矛盾。

(四)禁止滥用诉讼权利

滥用诉讼权利是指违背对方当事人的信义，以损害对方的利益或者拖延阻碍诉讼为目的恶意行使诉讼权利。各国对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都做了明确规定。英国法院很早就根据其权限，以简易程序结束毫无根据的，折磨人的诉讼。前者指为了和法院开玩笑而提出的诉讼，它浪费法院的时间，后者指由于案件不可能进行争辩，仅为了使人为难而提起的不可能胜诉的请求或者防御方法的诉讼或者有其他违反诚信原则的不正当利益的诉讼。法国的判例则有对于没有合理依据的只有微小利益的非金钱诉讼不予受理的判决。滥用诉讼权利主要表现在：1、滥用程序异议权，如明知没有合法依据但是为了拖延诉讼而提起管辖权异议、执行异议等；2、滥用请求回避权，如为了拖延诉讼没有正当理由要求法官回避。3、实施证据突袭，即在诉讼过程中没有合理理由提出了在起诉或者答辩时没有提出的证据，新的证人，令对方措施不及。实施证据袭击被普遍认为是违反民事诉讼程序性公正，有悖于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不当诉讼行为。在诉讼推理过程中，赋予当事人充分陈述、提出诉讼资料、质证、答辩的机会和条件是程序公正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果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程序即用隐蔽的诉讼证据向另一方当事人实施突然攻击，使该当事人没有进行防御的机会，而在诉讼中处于劣势，这是最明显的缺乏诚意的不当诉讼行为。4、滥用起诉权，如为了耗费对方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而提起的微小利益的诉讼，如德国有以缺少合法利益驳回小额债务诉讼判例，被告已经支付了总数为294.41德国马克的债务中的294马克，债权人就剩余的0.41马克起诉，被驳回并被判决承担诉讼费用；另外在德国，如果原告未违背诚信原则为了追求不正当利益而提起诉讼也会被驳回，如原告提交给法院饰以政治标志纹章的诉状，利用起诉状所载内容的送达来散布反宪法的宣传、为了从法院得到法律建议而起诉等。

(五)诉讼法上的失权

民事诉讼法上的失权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原本享有的诉讼权利因为某种原因或者事由而丧失。当事人一方在诉讼中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以至于相对方有理由相信其不会在行使该权利，并作出了相应的诉讼行为后，当事人才开始行使其诉讼权利，并造成了相对人的损失，此时，法院应该根据诚信原则否定该诉讼行为的效力。

(六)诚信诉讼

诚信原则对其他诉讼参与人也要适用。律师的诚信就是重要内容之一。它要求律师在民事诉讼中要诚实守信，善意地维护委托人的利益。这在我国的律师法以及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中都有规定。

一个法律原则的引入或许并不能对法律实践产生多大影响，有时学者们可能夸大了诚信原则的作用。它过大的灵活性和模糊性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法官也仅仅是借助于它为自己的判决增加正当性。但是即使作为一个心理暗示，它也会对法官和诉讼参与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对他们的行为提供指导。而且，诚信原则适应了社会的整体性和利益一致性的发展趋势，在利益衡量的天平上更好的协调了当事人与社会利益的平衡，与国际上民事诉讼领域接近正义的潮流也是一致的，因此，把诚信原则适用于民事诉讼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