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三个代表”—方向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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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接触到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的时候，我感到很兴奋，有一种冲破混沌、登高望远之感；同时，也难免有一种久违了的感慨。特别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句，更是有如电光石火，照亮了我的心灵，也激发了我的思索。

其实，“三个代表”的论述，既然是“总结我们党70多年历史”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那么，它的基本思想，应该说早已存在于思想、邓小平理论之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论著里，这些基本思想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都以不同的理论语言不止一次地表述过，可谓三复斯言，其旨明矣。只要肯留心阅读和聆听的同志，对此都是耳熟能详，长存于心的。

但是，“三个代表”的论述一出，思想文化界和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又确实和我一样，有空谷足音之感，甚至有“此调不弹久矣”之叹。这又是为什么呢？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在思想文化界、文艺界，学术流派、艺术品种风格的多样化，似乎与文化思想、文艺思想的多元并存、多元互补混为一谈，而谈所谓多元并存、互补者，又大抵讳言不同的文化、文艺思想之间有先进与落后、神奇与朽腐、文明与愚昧之分，更不必提它们之间的较量、交锋，此消彼长，有塞有流，有进有退了。结果自然是文化界、文艺界的实际存在着的六神无主，莫衷一是，混沌一片的状况，这是令人气闷的。

当然，即使是在这种似乎有点是非混淆、美丑杂糅、进退失据的困难情况下，由于我们党始终提倡的先进的文化、文艺思想久在人心，根须深广，也由于处于深刻变革中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的制约和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文学仍然存在着、发展着，优秀的文化产品、文艺作品不时出现，文化、文艺思想评论中扶正祛邪、思理朗润之作也不绝如缕地存在着，这也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事实，是我们立论时不能偏废的。

大家都承认，文艺工作是文化工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翼。文艺作品以形象的显现力和感染力影响着广大人民，特别是影响着感觉敏锐、感情充沛的青年人的精神生活，对提高人的素质、塑造人的心灵有着特殊的功能。作家历来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优秀的、杰出的作品被誉为人生的教科书，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伟大的作家被民众推崇为时代的良心、民族魂，这都不是偶然的。因此，我们的创作和批评，应该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要求，来自律。“三个代表”的论述，抓住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关键，也应视为我们整个文艺队伍建设、创作思想和批评理念建设的圭臬。也就是说，牢记“三个代表”，尤其是牢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归趋于这个方向，这应该成为我们创作思想、批评理念中支撑全部的思想支柱。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党员作家，每一个愿意热忱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时时想到中国的未来的作家发自灵魂深处的呼唤，是中国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道义和良心之所在。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一个意识到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的斗争中肩负着神圣的理论导航使命的党，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遇到新的挑战的情况下给自己提出的鲜明的要求。提出文化的先进性问题，提出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就意味着提出用什么理论指导文化建设的问题。列宁在回答机会主义者关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就是“强制束缚思想”，就是“僵化”的责难时说：“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在理论思想发展方面的冷淡和无能”；他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群光辉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而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要领会先进理论对先进文化的指导作用，要领会理论基础对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决定作用，则只要想想“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的所向披靡的辉煌战绩吧；就请想想在这支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中担任主将并成为文化战线上“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的战绩吧；就请想想“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论断的深远含义吧！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学和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之赢得世界性的声誉和意义，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屹然自立，享有尊严，不也正因为它在思想血缘上，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相联系的；在生活实践上，是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的伟大斗争联系的吗？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不能不承受的周期性的攻击演出了新一轮颇为“壮观”的场面。毋庸讳言，在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已经由偷运进来的军火变成了居于指导思想地位的公开的武器的国家里，在某些角落，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实际上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有些人正如列宁所描绘过的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驳倒，已经被消灭。无论是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抢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钟老朽，都是同样尽心竭力地攻击马克思”。在我国思想文化界、文艺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淡、贬抑、攻击，还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有意无意地从贬抑、攻击鲁迅下手。他们或者无视鲁迅后期思想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的种种事实，或者干脆重复鲁迅“思想过激”的谰言，或隐或现地把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角度对鲁迅作出的高度的也是科学的评价视为什么极“左”的“话语霸权”。他们有时从否定其思想正面进攻，有时从贬抑其艺术迂回侧击，总之非动摇鲁迅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代表的历史地位不可。这也是我们在进行文化前进方向的辨析时不能不深长思之的现象。事情是很清楚的，对鲁迅的评价问题，不仅仅是对一个中华民族旷古耀今的伟大作家进行评价的学术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乃至几代中国先进的文化人由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发展道路的评价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的领导地位是承认还是颠覆的问题；是对在马克思主义影响、指导下形成的我国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是继承之发展之还是贬斥之断裂之，甚至埋葬之的问题，说到底，是坚持还是放弃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问题。

其实，关于我国“五四”以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作为其重要一翼的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光辉实绩、优良传统和经验教训，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界定，关于我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前进、发展、繁荣的根本方向和方针，这些都是有定论，有范轨，可查考，足征信的。有一些轻浮的无知的论者，轻率地试图颠覆之，断裂之，埋葬之，我看是徒劳的。陆游有两句诗：“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质之时流“诸贤”，不知以为然否？

新千年伊始，从西方老牌媒体路透社、BBC那里，传来马克思被有关专家和读者投票评为过去一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消息。这真是发人深思的。事情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每次被资产阶级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反而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只能走马克思的路，走鲁迅的路，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只能沿着思想、邓小平理论开拓的历史大道坚定地前进，这是时代的伟大召唤。

在19世纪末，最后一位俄罗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曾经为寻找文化的前进方向、寻找创作的远大目标而艰苦地探索、探索、再探索。他借自己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的一位把毕生的才华和精力奉献给医学教育事业并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的老教授的口，诉说了自己的欲望和追求里缺乏一种“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主心骨”的东西，他痛苦地说：“可是如果缺乏这个，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这种灵魂的焦灼感，这种智慧的痛苦，反映了契诃夫作为一个不断在自己的作品中呼吁“不能够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旧制度的伟大的抗议者探索前进方向的热情。由于历史的局限，契诃夫在马克思主义的门槛前停住了。但他仍然拒绝关于创作不必考虑方向，不必高悬目标的看法，驳斥了所谓“生活的目标——这就是生活本身”的空话，指出：“谁真诚地认为，崇高和遥远的目标对于人来说就像对牛一样很少需要，而‘我们的全部不幸’又在于这些目标，——谁真诚地这么认为，谁就只好吃吃、喝喝和睡觉了，而一旦这些也都使他厌烦了，他就只好先跑上几步，然后一头撞在大箱子的角上。”契诃夫不顾病弱之身，到库页岛去考察，把他从俄罗斯生活底层获得的印象、素材，写成创作晚期的一篇篇佳作。这些作品都“像浸透了浆汁似地浸透着目标感”。有目标感的作家，总是探索着、辨析着自己创作的前进方向的。目标决定方向，方向决定作家的品位，这是不能不如此的。诚如契诃夫所说的那样：“文学家不是糖果制造者，不是美容师，不是解闷人，而是被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所约束着的人。”对于创作的目标感的思考，对创作的前进方向，乃至对整个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探索和辨析，选择和坚持，这都是发自作家内心的要求，是出于良心的自律啊！我想，在我们思索怎样才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工作隶属之、服务之的时候，真诚的契诃夫也好，热忱的鲁迅也好，他们服膺真理的精神，都是能对我们有所启示的。这两个不同国度，在创作生涯上似乎前后相继，在创作风貌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的伟大作家，好像是在我们前头领路的两个文学巨人，他们用自己坚实、自觉的脚印启示我们：向着人类进步文化前进的方向，继续探索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