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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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早已家喻户晓。相比之下，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人们知之甚少，其实，仔细研究邓小平的革命实践和《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以及《邓小平思想年谱》，再回顾和联系我国2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取得的显著成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邓小平为启动和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一、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就已开始谈论和事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揭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做了舆论准备。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体制架构演变而来的，并主要照搬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模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弊端，已明显暴露出来，其恶性发展的结果便是“”的十年浩劫。这场浩劫非但没有使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得到“完善”，反而使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推向了极端。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本身存在弊端，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对这些弊端采取什么态度和通过什么途径来革除它，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都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正确的解决。在粉碎“”之后不久，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伟大气魄，向全党明确提出了改革的任务，主张通过改革革除原来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逐步成熟和完善。可以说，邓小平以其对政治体制问题的新观察、新思想、新实践，为我们党和国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1.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我们党酝酿和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邓小平即已开始考虑和率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视察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等地和沈阳军区，发表了6次重要谈话。这些谈话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怎样才是正确高举思想旗帜；二是深刻反思旧的体制和机制，应当对存在弊端的体制进行改革；三是提出适时结束“揭批查”运动，集中精力抓生产，推动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关于第二个方面，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严重，“”以前就这样；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简称《年谱》。）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谈到要对体制包括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这个多年“禁区”的最初触动。他所反思的，不仅是“”的错误，而且是建国以来我们在整体上的失误及其根源。

2.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上层建筑非改不可等想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作了舆论准备。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新时代到来之前，除了政治经济条件成熟、变革的前提具备之外，还必须有舆论上的发动。在1978年的中国，当理论上的坚冰被打破之后，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承担起了为改革开放的到来作全面思想发动的任务。现在看来，他的这些谈话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许多带有普遍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比如，解放思想，反对僵化，反对“左”的错误；改革是一场革命，要革命不要改良，要敢闯、敢冒，不要怕犯错误；坚持改革，建立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发扬民主，建立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等等，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我国改革开放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做了舆论准备。此后，邓小平频繁地、直接地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为政治体制改革大造舆论。在1978年10月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要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管理方式的问题，并强调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11月，在回答一位美国客人的提问时，邓小平又明确指出：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我们现在制度中存在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要改变。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更加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指出：“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对此，他后来解释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讲话中，他对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问题作了阐述，如关于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加强责任制、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克服官僚主义等等，这些重要思想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认。

二、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郑重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见解，初步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指明了方向。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到1980年8月，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通过改革初步纠正了“”时期的畸形政治体制，但还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和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感受越来越痛切，表示出强烈不满。由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暴露出的与现代化建设极不相适应的问题有着更深的了解。一方面，他以尖锐的措辞直露地批评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他没有简单化地将政治体制的弊端归咎于、“”的干扰破坏，而是以超前的思想、深邃的思考，从体制和制度上寻根究源，着手解决问题。经过近两年的酝酿和探索，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这次专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

1.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了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精辟见解，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和宣言书。讲话共分五个部分，分别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第一部分，开门见山地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以及其他制度，需要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第二部分，简要说明了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第三部分，着重揭露了党和国家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尖锐地指出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第四部分，重点阐述了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第五部分，初步论述了中央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酝酿的步骤和措施，讲话最后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这个讲话，不仅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由邓小平代表党中央郑重而鲜明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是新时期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的意见，而且是邓小平个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近两年的深思熟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公开地发表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见解，突出体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革命胆略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反映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高度负责的态度。

2.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率先冲破以往我国政治制度问题上形成的禁区，提出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政治制度相区别的观点，为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在领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十分注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理论问题。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一是首次触动了我国政治制度问题上长期形成的禁区，即忌讳分析政治制度的问题，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由此，邓小平得出结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二是廓清了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制度的关系，匡正了传统的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谬误，提出要对这两方面的制度进行区分的论断。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是好的，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他指出：“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同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这些具体做法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表现为具体政治制度即政治体制，而在这些具体制度（领导、组织、工作制度）上，还存在不少的弊端，需要加以革除。

3.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首次对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进行了深刻剖析，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依据。邓小平尖锐地提出，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认为，这五种现象广泛存在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对这些现象一一作了剖析。最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因此，“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三、从1986年起，邓小平重新反复思考和深刻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规划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并把它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郑重地推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使之付诸实践。

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时启动的，但要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首先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障碍，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和敏感，两相比较，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些。因此，在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讲话之后的几年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很快全面推开，而作为改革领导者的邓小平，其关于改革的讲话和谈话，也大量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专门讲政治体制改革的并不多。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向城市的深化，必然要求政治体制作相应的改革。邓小平敏锐地抓住这一时展的脉搏，从1986年5月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集中精力反复思考、谈论和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它郑重地推上了党和国家的紧要日程。

1.政治体制改革重新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和深思，成为邓小平1986年谈话的焦点和中心问题。1986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向客人介绍中国改革的现状和设想时，他说：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还包括改革人事制度。（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简称《年谱》。）这是邓小平继1980年之后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开始，也是邓小平在1986年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仔细研究邓小平的这段谈话，不难发现：与以往谈话不同，邓小平认为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但“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程度比以往明显加强了。从这次谈话开始，在1986年里邓小平不下20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毫无疑问，邓小平在1986年重新提出和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绝非偶然，而是改革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改革实践的准确把握。

2．邓小平深刻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规划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首先，邓小平深刻阐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1)从制度上根除“”的隐患，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对“”政治教训的总结，其超人之处就在于他善于从制度上分析“”的根源以及提出避免类似错误的办法。后来，邓小平又从国家全面改革的高度，进一步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关键地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6、160页。）。(2)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认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协调配套，否则，“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0页。）(3)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长治久安出发，在稳定的环境中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在他看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是相辅相成的。邓小平一方面重申党和国家关于支持改革开放的一贯方针，另一方面强调了改革对于政治稳定的依赖关系。(4)改革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身发展的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向民主化、法制化方向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善并逐步向更高形态发展的需要，是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效途径和措施。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已经从关系整个改革大局的高度，深刻阐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正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有如此的重要性，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其次，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指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更复杂”（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他告诫全党应予注意，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1)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的一种重新调整和分配，会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广大干部；它对人们的现实利益产生了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影响，会遇到很多的障碍。(2)政治体制改革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试验，其内涵极为丰富，改革效果的显现具有周期性，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判明的。(3)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旧体制形成的一些惰性、感情、观念、行为方式等习惯势力还会对改革起阻碍作用，妨碍新体制的建立和发展。(4)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人们还缺乏经验，只能在摸索中进行，有时免不了会出现失误，使改革受到挫折。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要审慎从事。

再次，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目标和主要内容，为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邓小平指出：“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3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把它区分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长远目标或总目标主要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但更有新意的是近期目标或具体目标，这是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谈到的。1986年11月9日，他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话时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实现领导层干部队伍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是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和精简机构以及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是最大的民主。与长远目标相比，近期目标需要抓住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邓小平所提出的目标体现了这一点。在实现三个目标的过程中，只有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实现领导干部的年轻化，才能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而克服了官僚主义，就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因此，从根本上讲，第一个目标尤为关键，它是后两个目标的基础和保证。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十分慎重，填密。在他看来，党政不分和权力过分集中是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之一，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正在蓬勃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为消除这一弊端，实现权力下放创造了条件。因此，邓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提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

最后，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强调要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是他在1986年末至“十三大”召开一直都曾反复阐述和强调的一个重点问题。(1)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坚决又要慎重。所谓坚决，就是要坚持改革，大胆探索，敢于试验，不怕犯错误，不能因噎废食、停步不前，看准了的，就大胆地干；所谓慎重，就是改革的步子要更稳，不能太急，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2)要从我国的国情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当中国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日程的时候，正值苏联、东欧改革的高潮之际，但邓小平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指出，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我们现在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的。(3)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不能搞自由化。邓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的谈话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要有一个蓝图的同时，曾告诫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对于某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做法，邓小平逐一进行批评和分析，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8;240页。）这些论述阐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4)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是一条根本原则和根本保证，针对1986年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的错误言论和做法，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他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到社会的经济、文化条件和实际的承受能力，分步骤有秩序地渐进。

综上所述，邓小平从1986年起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目标和内容以及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集中深刻论述，构成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宏伟蓝图的总体框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三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在这一总体框架中进行的。

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做政治体制改革的促进派。

邓小平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和领导者，不仅认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率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圆满完成了肩负的历史重任，给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而且他自己能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他个人最大的贡献。

1.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和深刻的思想、完整的思路、满腔的热情、顽强的毅力，领导和支持改革，全力以赴敦促党和国家把政治体制改革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在邓小平晚年的近20年里，他考虑最多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与发展问题。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曾说过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而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情况就不同了，正如前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所评论的：“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只有他有权提出重大的变革方案。”（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读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事实正是如此。一方面，邓小平不是把目光局限于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实际问题来谈论政治体制改革，而是高瞻远瞩，从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历史高度，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目标的战略高度，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放眼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所以，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到长期性、复杂性，从长远目标、近期目标到具体内容再到原则和方法，既着眼于社会主义的长久发展，又充分考虑当前的客观实际，显示出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深思熟虑。另一方面，由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和理论已基本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使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拥有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明确了改革的正确方向。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内容的设想，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组织有关方面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进行专题研讨和论证工作。研讨小组在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一年后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方案，其主要内容写入了“十三大”报告。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列入议程，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和七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很显然，“十三大”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方案，体现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1992年9月，党的“十四大”把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任务加以强调，指出：“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明确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由此可见，政治体制改革能被引起高度重视并推上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是与邓小平个人的改革思想和主观努力直接相关的，邓小平为此付出了他整个晚年的心血和才智。

2.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做好表率，充分发挥了作为一名真正的改革者和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邓小平既是改革的领导者，又是改革的对象。作为改革领导者，他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支持改革事业。他曾说：改革不仅这一代要搞，下一代也要搞；在我有生之年要搞，比较年轻的同志也要搞，娃娃也要搞；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作为被改革者，他深知自己年事已高，思维、学识、能力、精力等都不及那些年富力强的年轻人，于是自觉激流勇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邓小平坚决主张包括自己在内的老同志退休，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在邓小平的建议和带头下，从1980年9月起，他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体制度的决定》，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由邓小平担任中顾委主任（十三大已不再担任），自此以后，邓小平已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职务，可见，邓小平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为中央领导层年轻化做出了表率。但邓小平认为，经过几年的时间，效果还不理想，现在基本上还是老年化或者叫年龄偏大。因此，到1986年他不仅更加重视这个问题，再三呼吁，而且从自身做起，恳切表达自己退体的愿望，带头实践党和国家干部制度的改革。在后来的几年里，邓小平仍多次向中央表达“全退”的心愿，直到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实现接班，中央才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满足了他退休的愿望。在力主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邓小平也是坚定不移、毫不迟疑的。1986年7月14日，他同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谈话时说，老人有老人的好处，经验丰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毕竟活力不够了；老实说，老同志知识面也不够广，科学的东西我就懂得很少；要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来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简称《年谱》。）11月3日，邓小平同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又谈起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实现年轻化的期限，他说：中国目前人才往往从五六十岁的人中挑选，这样不能体现活力；中国只有出现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科学家、经济管理学家和企业家，并由这批人担负重任，国家才有活力，政策才能保持长久。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年轻化正是按照邓小平的这一设想逐步推进的。特别是新世纪到来之际，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把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全面提高领导干部素质作为一项跨世纪的战略任务，予以抓紧落实和全力推进，以不辜负邓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