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论文范文10篇

新年伊始，话说经济学及经济学家。

如今，人们大凡称经济学为显学。显者，显眼、显赫、显贵、显要、显耀者也。我看，经济学对此大体也领受了。学问、学术乃至科学本无显隐之分、高下之别，世人都这么说，也许众口成俗，也就约定俗成了。

不过，事也有两说。你也可能丢人显眼，也可能显赫于一时，也可能显贵成贱，也可能显要并未重要，也可能如流星显耀而逝。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独居尊位，甚至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曾几何时，如今中国讲主流经济学竟然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西方经济学。2004年的那一场所谓“郎顾之争”，也不过是主流经济学之间的争论。是的，后来也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介入，声援郎君，然而郎本人似乎并不领情，他对此的回应是，“对于左派没有任何兴趣，这整个争论不能以意识形态作为争论的焦点，因为自己也根本不是左派，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熏陶下的经济学者，所以说他是左派是很可笑的，而且他也不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有人反对，他也乐于应战。”（引自李健、王小卫编著《出路——郎咸平引爆“国企改革”大辩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看来，经济学之于显学，大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缘，没有份。如果说在这场辩论中，有人显眼了，那也一定有人丢脸了，又恰好只在主流经济学之中相印。

不过，对于社会经济问题，什么学派派都可以参加探讨，都可以进行研究，都可以发表见解，这是学术自由。当今社会，由于国际互联网的出现，以此为平台的网站具有以往任何媒体所不具有的优势：跨越时空的无差别性。不仅没有学派歧视，也没有学历、学位与职称歧视，你的文章只要有观点、有见地，都可以有点击量，并广泛被浏览、被传播。虽然强势主流经济学风头正劲，新左派主动出击，大显身手，在“郎顾之争”中有力抨击新自由主义，抒发与重新抒发改革方略，其雄辩之势可歌可泣，其论战业绩可圈可点，也是近年来非主流经济学论道经邦中所少见的。“乌有之乡”（）麾下集聚了他们的主要力量，正为经济学的显要添光增彩。

2004年经济生活的风风雨雨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学的显学性质。然而，“显学”之中并非所有学人都那么显赫，那么显摆。遭冷遇者有之，冷静思考者有之，长期坐冷板凳亦有之。有人想显而不能，有人不能而总显，有人想隐而反显，有人想显而总隐，有人却在显隐之间进退自如。

在当今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时期，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经济方面的，最受媒体关注的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们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改革和经济现代化的浪潮把经济学推到了“黄金学科”的位置，在此背景下从事经济研究的中国经济学家生逢其时，特别风光。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东奔西跑，格外忙碌，他们的身影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需要有更多的能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方面的专家，即所谓实践型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资源高效配置、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秘密的学问。一般来说，它较之其他社会科学更具有实用性，历来被人看做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甚至有人把经济学称之为致用之学。所谓致用，指的是经济学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为现实经济的发展服务。这一特点决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经济学家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专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及焦点问题。相对于美英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大都面临着更多的经济发展难题，因而经济学研究的应用色彩也表现得尤为浓烈。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前无古人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学家面临着诸如宏观调控、国企改革、环境保护、金融安全以及“三农”等诸多世界级的难题。就当下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言，首要任务就是要能对转型时期的诸多经济难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以使中国经济能更加平稳快速地向前发展。

在我国，多数经济学者都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都很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以满腔热情积极参与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思想活跃，新观点迭出，理论热点一个接一个，从而引发了经济研究空前繁荣的局面。他们的研究工作，已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贡献，立下汗马功劳，应当被肯定和受到赞赏。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行为不端，名声不好，而从整体上否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对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社会经济20多年间发生的巨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

在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促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大量对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正因为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着许多世界级的难题，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品位。这就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总要有一批经济学家以主要精力关注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出谋划策，从而为指导和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扎实的贡献。同时，经济学家中也还需要有一些人坚持从事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有关的所谓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是源头活水。如果没有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创新，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就会失去科学的依据。我们时代既需要大批实践型的经济理论专家，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所谓书斋型的经济学者。这两类经济学家各司其职，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为了给观念世界那些纷纭繁复的思潮进行分类，区分相近或相反的观点，人们往往给不同的事物贴上各自不同的标签，然而思想观念的复杂吊诡，有时会使这种多少有些简化的做法面临尴尬。例如把不同或相左的标签贴在了同一事务上，往往会引起某种程度上的混乱。我们所要讨论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们就面临着这样的命运：既有人把他们称作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者，也有许多人称他们是古典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者。如在Minnesota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书中，其中一本书的作者称布坎南、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古典自由主义者，而另一位作者却称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保守主义者。另外,哈耶克则被写进了《欧洲思想的自由主义传统》和《欧洲思想的保守主义传统》这两本书中。但是，这些经济学家自己大都自称是古典或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就非常反对把自己称作保守主义者，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文章为自己辩解，称他自己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伯克时代的老辉格党人。弗里德曼在他那本非常流行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同样声称“我不是一个保守者，而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简要地回顾自由主义的演变史和辨析各种保守主义。虽然“自由主义”这个标签于1810年首次被用于一个西班牙政党，但那个政党的纲领是有意识地仿效英国的立宪主义的。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在与1688年英国革命有联系的思想和政策方面看得最为清楚。立宪主义、宗教信仰自由和自由市场经济，成为传统自由主义的标准。据此，传统自由主义就是通过宪政而对个人自由予以法律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但是，“自由主义”这个名称不仅比实际事物晚了近三个世纪，而且还生不逢时。在其名称诞生的时候，英国哲学已经随着边沁转向了功利主义和一种狭隘的幸福微积分。边沁本人认为，自由本身什么都不是，它的价值仅仅在于是追求幸福的手段。可是，人们仍然给边沁冠于了“自由主义者”名称。虽然后来约翰•穆勒把自由从边沁那套庸俗的幸福微积分中解救了出来，然而，穆勒的概念却不再是自由主义而是自由主义民主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自由主义几乎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这时希望国家对人类幸福负有更大责任的格林和霍布豪斯等人的社会自由主义和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赢得了自由主义称号。而对国家干预持怀疑态度，恪守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老自由主义者却被称为保守主义者。美国和欧洲的历史情形又有所不同，因为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正是美利坚政体赖以建立的基本传统，所以美国传统的捍卫者也就是欧洲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另外，从政党政策含义上看，被美国人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激进派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就不大可能被称为自由主义者，而是很可能被称为左派。当然，如果象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把柏克视为近代保守主义的鼻祖，那么，哈耶克、布坎南和弗里德曼等这些经济学家被称作保守主义者也并非不当，因为柏克所要“保守”的正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保守者所要保守的是什么。柏克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与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大卫•休谟、贡斯当、托克维尔所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有着内在一致性，它并不反对进化和变革，只是对那种完全抛弃传统从整体上设计制度的唯理主义持怀疑态度，这与一味地拒绝变迁的“保守派”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正是由于上述历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与政党政策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这种变动无常的联系，这些经济学家们才被同时贴上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似乎不同的标签。尽管如此，他们的基本理论主张还是相当清楚和一致的：信任市场而不信任政府，其首要价值是自由而不是民主。所以，也许把这些经济学家称作保守自由主义者更为恰当。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学派，其中也不乏争论（如布坎南与哈耶克），但他们说着差不多同样的语言、信奉相同的价值观和使用同样的假设，所以他们的思想可以作为一种倾向或运动来加以讨论。

以恢复古典研究传统为己任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们远远扩展了经济理论的限制，哈耶克、布坎南和弗里德曼等重新研究了被古典时期以后的经济学家们所遗忘的那些方面：产权问题、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现象、官僚制度以及自由、正义、秩序等社会政治现象和哲学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论支撑着他们的经济学。因此，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本文主要述评这些经济学家的政治理论的一个方面：即民主理论。首先需要我们阐明的是，这些经济学家是如何把经济学和政治学关联在一起的，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会关心民主这个政治问题；那么，他们是怎样看待西方民主政体的，则是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第三，我们要讨论他们救治当代民主制“弊端”的方案；最后，主要依据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来研讨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自由与民主之间可能存在张力的问题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一直存在着。本文的基本结论是：民主和自由（或民主与宪政）可以被看作是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矛盾）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政治技术，在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情形下，这两种技术之间的关系并不相同。在一般情况下，虽然在两种方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但并非势不两立，在某些历史情形下二者不仅相互支持，而且还会互相强化。民主并不必然是反自由的，至少在专制制度下民主或民主运动对自由之获得是一种助力，因为这时民主运动或民主程序之确立本身就是对国家权力的某种限制。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与民主的出场先后和方式之间也可能存在矛盾。在民主制度已然确立后，经过自由主义转化的民主（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转化为“一切权力不属于任何人”）也还是控制国家权力（宪政）的终极渊源之一。另一方面，宪政安排也并非制度化地反对民主而是为了保护和强化民主：在未民主化的国度，宪政之演进或自由之部分获得会为民主提供发展空间；但是，在民主制度下，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民主可能侵害自由的危险的确存在，为了保持已经获得的民主，民主必须受到宪政的约束，以确保作为民主正常运行条件的个人自由，这也许就是民主的悖论之一。可见，在自由和民主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基本张力，这种张力本身反映着政治世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承认自由与民主之间存在张力，也许恰恰是我们面对政治这个极其复杂的世界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因此，在自由与民主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与平衡，并通过这种张力和平衡的制度化，从而使民主定位于自由主义，也许正是宪政民主的优越之处。

一、从经济学到政治学

自本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凯恩斯经济学诞生以来，主流经济学着重分析了市场经济的各种缺陷：信息市场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经济活动存在外部性、收入分配不公平、竞争的不完全性（存在垄断）等等。既然存在着“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现象，所以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就是必要的。然而，这一主流经济学却对70年代开使出现的“滞胀”现象无力给出合理的理论解释，更不能提出恰当的政策建议，因为在这一理论中，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胀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保守主义经济学作为凯恩斯学说的一种反动应运而生，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流派的经济理论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实，在凯恩斯学说诞生之初，这种经济学就已经存在，某些人物如哈耶克，与凯恩斯还发生过著名的论战。不过长期以来他们的声音被主流经济学所淹没了，但他们从没有停止过抗争。

摘要：新经济史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计量经济史学和制度变迁理论两大内容。它将经济学的理论与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新经济史学引入中国后，引发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的冲突。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则认为经济学家对历史的研究使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变成了理论的附庸。这种冲突与两个学科叙事方式的不同有关，涉及两个学科关于“历史优先”还是“逻辑优先”的不同理解，更与新经济史学与传统史学所惯用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区别有关，反映了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在历史观上的分歧。为促进两个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应该放弃成见，加强交流与沟通。史学家应该从旧理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学习使用更丰富的理论工具；经济学家也应该重视历史描述，以打破经济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实证迷信”。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经济学范式／历史学范式／新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经济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走向了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并力图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对人类的发展与停滞、繁荣与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统的解释。新经济史学逐步演变成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全部为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与发展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但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场重要运动，而且对传统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经济史学用经济理论和统计、计量技术对历史重新诠释，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论，人们关于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改变；同时，经济学对历史的介入，也使得经济学和史学在经济史这一共有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激烈的范式冲突。这种冲突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被新经济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也以“不着边际”、“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等评语回敬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并协调这一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问题。

一、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介绍与评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经济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含计量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在内的经济学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经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计量经济史学

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刊，第一卷（1891年）

本刊的编辑约我写一个对于那群通常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的叙述。由于我本人也是其中的成员，也许我做不到不偏不倚。但是，我仍将努力符合编辑的要求，描述一下我们奥地利学派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领域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需要彻底变革。古典经济学家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论点要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要么只有在经过重大的修正和补充后才能成立。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观点一致。但是，关于缺陷的最终原因，两派观点有根本的分歧，并因而展开了关于方法的激烈争论。

历史学派相信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最终源泉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即几乎完全抽象—演绎的方法，而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仅仅——或者至少主要是——归纳的。为了完成经济学的必要的变革，我们必须改变研究方法；我们必须放弃抽象而是专注于收集经验材料——专心致志于历史和统计。

奥地利则相反，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仅仅是经济学的年轻时代的普通缺陷。政治经济学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而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它还要年轻，虽然它被过早地赋予了“古典”的名称，它其实只是个新生的胚胎科学。其它任何科学都没有一下子被全部发现，即使最伟大的天才也做不到；因此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全部被发现——甚至古典学派也没有做到——也就不奇怪了。他们的最大缺陷在于他们是先驱者；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后继者。我们比先驱者们多掌握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必采用不同的方法，为只需干得更好。历史学派主张理论应有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的支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赋予收集工作异常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完全摆脱抽象概括或者至少将其置于后台却是错误的。没有概括就没有科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是关于这个方法之争的（1），其中Menger的《社会科学方法论》（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的处理最为深刻和全面。这里应当指出，Menger提倡的“精确”——我更愿意称之为“隔离”——方法，与“经验—实在”方法一样，绝不是纯粹思辩的或者非经验的，而是相反，全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是，虽然方法之争是引起世人对奥地利学派关注的主要原因，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实证理论。他们就像在前线一手持犁一手持剑的农民一样，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和平又有成效的劳动受到历史学派的抨击的干扰，他们才几乎是被迫地花费部分时间和精力捍卫其立场并且解决强加于他们的方法问题。

说到“庸俗经济学家”这个名词，一般我们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那么，无产阶级是不是也有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答案是肯定的。

为什么经济学家都是庸俗的呢？一句话，经济学家都是为政治、为政府服务的。在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学家不为政府的政治服务是不现实的。那么什么是政治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目前虽然鼓励发展私有经济，也仅仅是对公有制的补充，不是不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批评和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但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要学会作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历史、辨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努力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政府宏观经济决策提供现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目前中国经济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加西方经济学；尚没有完整、系统的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国家运用财政杠杆和金融杠杆调控经济，不是马克思的东西，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上的新会计制度和公司法都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而是西方会计准则和西方公司法法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而且是指导目前中国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但还构不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

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是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那么，有没有凌驾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制度之上的不庸俗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呢？我认为会有的，而且正在酝酿之中，理由是：

1、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已经比小的国家大，一国经济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影响，供求平衡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概念。

2、私有制为主体与公有制为主体是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的两个极，两极共存，缺一不可，客观存在，经济学离开这两极就不全面，不成系统。

一、不同视角下的当代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

两年前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个转折点，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亦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正如30年代危机造就了凯恩斯这位创经济学崭新思潮的一代宗师一样，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将接受时间的考验。

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及游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起的有争议的作用，作为其代言人的费舍尔、格林斯潘和索罗斯的观点往往易被人怀疑有某种利益支撑，故不易作出客观评论。本文仅对曾被认为当代凯恩斯的候选人中的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三位知名学者观察当今世界经济与世界金融的独特视角作一比较。（注：台湾《工商时报》1998年9月29日文“金融乱世，谁是当代凯恩斯”。）

当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界存在两大阵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除斯蒂格里茨年青时就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外，克鲁格曼和萨克斯没有轻易地选择他们在经济学领域的流派。但就他们的学术思想来看，克鲁格曼与萨克斯的观点明显是倾向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学术思想的定位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甚至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

如果没有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相信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不会走到一起，也就不会产生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争论与分歧。众所周知，克鲁格曼与萨克斯是潜心研究国际贸易的著名学者，而斯蒂格里茨则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独辟一径自立门户。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中都涉及金融，克鲁格曼与萨克斯在汇率机制方面颇有建树，而斯蒂格里茨提出的信贷配给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高利率的政策。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整地审视国际金融体制，全面考察国际金融问题的经历。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无疑赋予他们一次天赐良机。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国际金融开始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当仔细品味他们关于国际金融方面的论点时，我们能轻易地发现他们的论点暗含着原有学术研究的烙印。

在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迥异的研究视角之中存在强烈的地域性特点。克鲁格曼关心的是与美国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的亚洲国家，主要是东南亚与日本。萨克斯把他经济思想的实验基地放在了转型国家中。而斯蒂格里茨则有所不同，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斯蒂格里茨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一度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走出白宫跨入世行大门后，斯蒂格里茨的目光自然也从美国本土放远到整个世界。世界银行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所以斯蒂格里茨开始把研究重心向工作重心靠拢。不同的视角，使三位经济学家作出的经济对策有所不同。克鲁格曼凭借他对亚洲经济的了解作出了亚洲宏观基础产生病变的论断；萨克斯依其在休克疗法中市场频频出现的令人始料不及的冲突作出金融恐慌的判断；斯蒂格里茨则依据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告戒新兴市场国家：你们开放的步子迈得太大了，超前了。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80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研究思考经济伦理学，必须有一个切入的视角，或者说一个研究纬度。近几年来，不少学者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从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角度，包括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来研究；还有从经济与伦理相整合的社会生态文化学方面来探索。这些成果推动了我国经济伦理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建立与生长。本文拟从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于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关系的思想出发，就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纬度作些探索性的思考。

论文协会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西方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就是所谓的“休谟命题”。休谟依据“是——应该是”的二分法的区分，对本来存在密切关联的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来了个一刀切的区分，因此，被人们喻为“休谟的铡刀”。因此，西方经济学围绕经济学的研究要不要或说应该不应该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争论。实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认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制定或实践道德规范，同时，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也是一种“纯经济动物”，因此，经济学家无需重视“道德关怀”。

论文协会

规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学派，他们批评主流经济学派对道德的“遗忘”，强调经济学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纠缠”，不可能离开伦理道德原则和回避价值判断。如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冈·缪尔达尔等，认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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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在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英国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马歇尔完成了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80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