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化范文10篇

摘要: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金融化的趋势。文章主要对国际经济金融化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并重点分析了其发展的特征和成因。

关键词:国际经济金融化特征成因

一、国际经济金融化的概念及其特征

国际经济金融化主要是指国际经济活动日益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金融关系为纽带,以金融政策为协调工具,从而把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来推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与趋势。国际经济金融化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国际金融活动在国际经济中日益趋重,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资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二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影响下金融活动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体系,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务的不断拓展,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表现为金融联系;三是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出现,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成世界各国的共识,国际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国际金融关系的协调成为国际经济协调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日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国际经济金融化的实质就是指金融这种经济资源在世界各国日益被优化配置、被充分利用的过程与趋势。在国际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以下特征:1、金融虚拟经济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日益突出。所谓虚拟经济就是相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实物经济而言的,主要指由虚拟金融资产如有价证券、存款、外汇等运动而形成的一种经济活动,也称金融虚拟经济。金融虚拟经济在国际经济活动的地位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虚拟经济规模日益扩大。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全球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1989年为5900亿美元,1992年为8200亿美元,1995年为11900亿美元,1998年上升到15000亿美元,目前,全球的外汇日交易量已接近2万亿美元;国际债券1999年为1900亿美元,预计2000年为2000亿美元;证券市场到1998年11月,全球证券市场总值达25.2万亿美元,成交23万亿美元,其中,十大证券市场证券市值22.3万亿美元,成交20万亿美元。目前由于资本的流动和外汇交易日益脱离实体经济,因此,国际经济的金融虚拟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进一步加强。第二,金融资产在各国社会财富中的比重日益加大。在社会财富中,如存款、股票、国债和保险单位等多种虚拟金融资产的比重日益增大,以金融资产为主取代了以实物形态为主或以货币存款为主的财富持有形式。可以用金融相关率即金融资产占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来表示社会财富金融资产化的进程(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相关率都在逐步提高,社会财富以金融资产形态存在的比重日益加大。目前,国际金融交易仅有2%的同生产、贸易等直接投资有关,其余的均在自我循环,进行钱生钱的游戏。据统计,全球股市市值约25万多亿美元,而金融衍生商品的价值就达100多万亿元,是全球GDP的三倍多;再如1997年全球仅养老金总额就达到9.7万亿美元,估计到2002年将达到13.7万亿美元,并且这些国家的虚拟金融资产总额都超过了实物资产的总额,在未来的时间内金融资产的相关率还在继续增长。2、国际金融关系在国际经济联系中日益突出。金融关系主要是指各国在国际金融活动中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股利关系和风险与保险关系等金融关系。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金融关系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国际经济关系金融化世界对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它便利了全球金融的往来和全球融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目前,全球证券投资正在急剧的膨胀,意味着金融中介的快速运转,全球证券业内50家最大的证券商都是银行集团和金融集团下属的部门,银行与证券业的合并,方便了国际资本的国际转移,大量而迅速的全球资金流动,将各国的经济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促进了资金在国际范围内有效的分配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如国际货币组织的总裁康德苏在1995年5月美洲国家第25届理事会上所说,“在过去10年到15年内,国际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一体化为众带来了许多好处,它促进了全球储蓄的有效分配,而且促进了许多国家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二是金融债权债务增加显著。国际清算银行统计,仅跨国银行债权总额,1992年仅为1885亿美元,1997年已增加到90383亿美元;国际融资总额,1992年为3149亿美元,1997年底便增加到88272亿美元。三是金融关系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更加紧密。3、国际金融关系的协调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方面,金融安全是世界各国经济安全关注的重心。90年代频繁的金融危机,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拉美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如何避免金融风暴导致经济衰退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因此,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NextPage]

二、国际经济金融化的成因

摘要：201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监会等部门联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为《资管新政》），自此，金融机构进入“强监管”时代。《资管新政》的出台不仅对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做出明确的规定，也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2016年以来，我国不断强调要振兴实体经济，促成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这不仅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助推器。但当前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依然存在明显的不协调，基于逐利思想，大量金融资源流入房地产等领域，实体经济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缺口，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金融机构过于重视短期收益，导致金融机构风险加剧，影响实体产业及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以金融化视角分析金融与实体经济不协调的原因，并探究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金融化；金融；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基础性经济，公众的生产生活对于实体经济有很强的依赖性。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影响着经济总体发展的稳定性。多次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增强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金融，可以看作是实体经济的衍生物，金融的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看，金融的提升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由此可见，金融依存于实体经济，先有实体经济这一“因”，才有金融这一“果”，两者之间又包含着复杂的关系，从总体来看，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但从当前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来看，金融机构过度膨胀，实体经济所占DP比重越来越少；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的现象十分严重，在金融实践中，金融机构将大量资本进行“包装”转投房地产等领域，资本空转现象频发。基于以上事实，应当从经济金融化视域下，分析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错位的原因。

一、金融与实体经济不协调的原因

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此之后，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问题凸显，实体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为此，我国投入了大量的资本以活跃实体经济，转变实体经济不景气的现状，但是由于金融机构没有较为健全的体制，金融监管不严格，这些数额巨大、流动性极强的资金流入了虚拟经济，而不是按照预期的设想，用于振兴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经济也逐渐朝向金融化发展。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获得了大量的资金以实现进一步的扩张，实体经济被进一步弱化。金融资本本身服务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中，只有产业资本能够获得利润，随着金融机构的不正常膨胀，金融资本对于产业资本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主要原因在于金融资本的收益高于产业资本，产业资本由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一些企业及投资者已经不满足于对产业资本进行分红，而是希望能够通过金融资本获取更高的收益，在这一转变下，实体经济不再依赖传统生产及贸易获得利润，而是寄希望于金融渠道，甚至出现企业“圈钱”现象。在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中，金融资本的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部分难以实现流动的资产经过转变能够在金融市场进行交易，一些具有风险的资产成了金融衍生品，也能够实现交易，此外，国际大宗商品的金融化为套利、投机行为提供了便利。由此可见，金融资本结构的变化导致金融资产泡沫化严重，金融风险加剧。金融与实体经济不协调不仅阻碍实体紧急的发展，也使金融发展置于高风险之中。从金融的本质上来看，其既不属于实体经济，也不属于虚拟经济，其最大的功能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包括风险管理、促进资金的融通、合理优化资源配置等。因此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上，不能以牺牲金融为代价对实体经济进行补贴，也不能忽视金融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更不能抑制金融创新，而是要正确看待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二、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措施

摘要:我国经济存在金融化现象，不确定性是经济金融化的驱动因素之一。本文首先对经济不确定性加以界定并梳理其测度方法，然后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金融市场和微观主体的影响，进而探讨经济不确定性下我国经济金融化现象的成因。最后，本文结合现有文献进行未来研究展望并分别从货币政策、风险管理、要素定价和金融监管等角度提出防范经济过度金融化负面影响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微观主体经济金融化

一、引言

经济不确定性是指经济运行中存在市场参与主体无法预知的因素并导致其难以对未来经济状况进行准确预期的特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当局加强经济干预，使经济不确定性上升(Baker等，2016)。危机后政府的宏观调控更多表现为相机决策形式，企业和家庭部门等微观主体的投资和融资决策也需要随政策变化加以调整。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政府部门相继推出各类经济改革政策和措施，经济不确定性也随之上升。有研究指出，经济不确定性使企业和家庭进行预防性储蓄，降低投资和消费(Bloom，2014);也有研究认为，不确定性是经济金融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彭俞超等，2018;李沛然等，2019)。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影响有助于从宏观和微观等层面厘清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波动的金融化成因，进而有助于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防范经济过度金融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经济不确定性的界定及测度

经济不确定性涵盖的范畴较广。Knight(1921)将“对未来收益和损失的分布状态和范围无法预测或无法确定风险分布类型本身”定义为不确定性。Le和Zak(2006)将政府部门未明确经济政策预期、政策执行和政策立场变更的指向和强度引发的结果定义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本文根据研究对象和计算方法的不同将经济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归纳为变量法、主观推断法和模型估计法等三类。(一)变量法。变量法采用一系列反映经济不确定程度的变量对经济不确定性加以测度。Bloom(2009)分别采用企业利润增长率的标准差和股票月度收益率的标准差衡量经济不确定性。Bali和Zhou(2016)采用风险中性测度和物理测度下的波动率期望之差作为不确定性指数的度量。VIX波动率指数是美国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构建的指数期权隐含波动率加权指数，计算看涨和看跌期权的隐含波动率并对结果取加权平均，是目前较为常用的衡量经济不确定性的变量。变量法使用范围广、计算简便且数据可得性高。(二)主观推断法。主观推断法收集并比较各经济主体对经济指标的主观判断和预期数据的差别衡量经济不确定性，各经济主体对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预期的分歧越大表明经济不确定性越高。Bloom(2009)基于分析师预测GDP的分散程度测度经济不确定性，使用美国费城联储分析师对未来一年名义GDP预测的标准差计算。Baker等(2015)基于文本分析法统计了美国主流媒体对经济报道中“不确定性”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并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该方法得到的不确定性可以较好解释美国的重大政治和经济事件。主观推断法从不确定性的来源出发，经济含义较为明确。(三)模型估计法。模型估计法将不确定性作为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通过寻找经济观测量和不确定性的对应关系，使用估计方法得到经济不确定性。Schwert(1989)采用时间固定效应自回归模型对宏观经济变量建模，将残差项的平方和作为不确定性的度量。Aruoba等(2009)提取了不同预测周期下的宏观经济指标和股票市场数据构建模型，采用卡尔曼滤波方法估计经济不确定性。Jurado等(2015)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变量的共同因子，使用自回归模型得到变量的预测方差并加总得到经济不确定性。模型估计法的关键在于状态空间方程和观测量的选取，该方法的优点是计算过程更加接近不确定性的定义。

［摘要］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在金融化进程中存在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显著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我国经济发展将以提高经济的质量作为目标，因此文章将实体经济与金融化的不平衡问题进行探讨，以及如何解决这过程中在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面临的改革及创新问题。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实体经济；金融监管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推行，并且在世界贸易中凭借人力、原材料等优势提升了竞争能力。但是随着利润的不断下降，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出现，实体经济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大量资本投向金融资产。实体经济产生的价值才会赋予金融资产价值，因此，过度金融化会出现投机性投入提升，金融工具的价值与实际商品的总价值出现严重不匹配，在未来如何处理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并且避免资金空转成为关键的问题。

1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健康地增长，同时也去杠杆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出现，但是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保持经济增长中高速的时候，会出现杠杆上升金融化过快的现象；而在进行去杠杆的时候，会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因此出现这种情况下，经济金融化和实体经济的之间存在推动发展的联系。

1.1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

一、文献综述

1.金融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1）需求角度。CostasLapavitsas（2011）认为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金融化与一蹶不振的经济生产强制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代表金融化是致使经济衰退的主导因素。金融化现象的产生标志着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进行系统的转变，这是以企业、银行、居民活动的转变为特征的。杨琳、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升级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指出中国正处在金融结构转型的攻坚阶段，实体经济结构升级需要良好的金融结构相配套。

（2）资源配置角度。Panitch和Gindin（2005）认为资本在金融领域的过度集中是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体现。他们反对金融化挤出实业投资的观点，认为虽然金融利润的份额增长了，但总利润的增加为企业再投资提供了更多资金。金融化实际上增加了风险资金的流动性，促进高新技术在不同部门间扩散，资金配置由低盈利部门流向高盈利部门。避免产业空心化的关键不在于去金融化，而是合理安排生产投资计划，较好地利用金融利润。王芳（2004），陈峰（1996），范方志、张立军（2003），惠晓峰、沈静（2006）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结论。

2.金融化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金融化虽然短期内实现了利润快速积累，形成了经济繁荣发展的表象，最终却从负面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

【摘要】文章结合经济金融化的内涵，从其发展脉络出发，基于金融发展程度、金融部门扩张、部门金融化程度等选择了衡量经济金融化水平的指标，运用省域层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经济金融化进程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结果显示，金融相关比率、政府金融化率是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推动力，而金融业支配率、企业金融化率等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产生了阻碍作用。最后提出了应对经济金融化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产业结构；动态面板回归

M2/GDP比率和金融业增加值/GDP比重高于英美日等国及金融业对GDP贡献率不断提升的事实说明了我国宏观经济方面的金融化特征尤为明显，且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收益占净利润的比重逐年增加[1]，企业部门金融化程度的提高使得我国实业投资率在2007年达到峰值后呈现持续下降的发展态势[2]。因此，我国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的金融化水平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一、文献回顾

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探讨源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焦点集中于金融发展对产业发展或产业成长的作用机制：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降低企业外源融资的成本从而促进创新[4]，能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5]；银行对新兴产业成长起促进作用，也能引导衰竭产业的退出，促使产业结构高级化[6]；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模式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发挥作用的领域不同[7]。国内学者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一般将金融发展分为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方面，多数学者研究发现金融规模的扩张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在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结论上分歧比较明显。现有文献对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探讨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宏观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以经济金融化为题的文献均基于金融功能发挥的角度，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理[8]，而且以金融相关比率作为经济金融化的衡量指标[9]，利用实证方法研究经济金融化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二）金融部门扩张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金融部门的快速扩张，可能给其他部门带来较高的负外部性，使得经济资源向金融部门快速集中，降低全要素生产率，限制其他部门的发展空间[10]；资本和劳动力过度流向金融部门导致对实体部门挤出效应增大从而抑制经济增长[11]。（三）企业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企业金融化对经营性业务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抑制效应[12]，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显著抑制技术创新[13]；资产金融化和收益金融化对制造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收益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大于资产金融化[14]。现有文献对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其局限在于没有从经济金融化的全貌来进行研究，而本文将基于经济金融化的内涵，阐述其发展脉络，从金融发展程度、金融部门扩张、部门金融化等多层面出发描述其全貌，并选择相应指标实证分析我国经济金融化发展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摘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就开始出现脱实向虚的态势，这一态势在微观层面上称之为“企业金融化”。围绕企业金融化的概念由来、度量方法、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动机以及不同动机下给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文献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企业金融化的一些建议，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从微观层面理解“脱实向虚”。

[关键词]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企业金融化

经济的发展要以实体企业作为根基，毕竟实体经济才是社会财富增长的源泉。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其首要任务是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目前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迹象凸显。据统计[1]，2008-2017年，这短短十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比从最初的5.20%上涨到了7.57%，而金融投资率也从最初的12.99%飞速上涨到了51.98%，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结构出现失衡，企业金融化现象已十分突出。经济过度“脱实向虚”会造成虚拟经济的膨胀，不利于经济的稳定[2]；微观层面的企业金融化具有“挤出”效应，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的动力[3]；在公司治理较差的企业，还会加大其经营风险[4]。由此可见，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危害巨大，促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刻不容缓。

一、企业金融化的概念界定和度量方式

(一)企业金融化的概念界定

企业金融化这一概念其实是从“金融化”一词中衍生而来。G.Arrighi[5]提出了“金融化”一词，此后，其他学者也开始陆续使用，并对“金融化”一词进行解释。Krippner把金融化定义为：实体企业渐渐偏离原来的生产活动和贸易业务，由金融投资活动取而代之，相应地，其利润来源也从单纯的生产贸易业务向金融投资产生的收益转化[6]。Orhangazietal认为，金融化的显著特征是实体企业的支付手段逐渐转向金融工具，不仅持续扩大金融资产的投资规模，而且在选择融资方式时也更加偏向外源融资[7]。中国早期研究企业金融化的文章里很少直接采用“金融化”一词，而多是通过“虚拟经济”或“金融资产配置”、“金融投资行为”等指代“金融化”。进入21世纪之后，“企业金融化”作为描述微观层面的经济脱实向虚的“专有名词”，开始被许多学者青睐，部分学者也对企业金融化的概念开展了初步界定。蔡明荣和任世驰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化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并对企业金融化的概念进行了抽丝剥茧，将企业金融化归纳总结成两个维度：第一，采取金融资产居多的资本配置方式，这是一种行为表现；第二，追求金融收益和资本增值，这是一种结果特征[8]。这一界定得到颇多认同。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化日益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相关问题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中一个热点是金融化与非金融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问题。本文使用沪深两市2007～2016年间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基于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化对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化对非金融上市公司实物领域投资支出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加剧了非金融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并进一步导致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损失。

关键词:金融化;融资约束;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一、引言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结构开始不断向金融业转变，同时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也日益盛行，由此金融化的相关问题研究也开始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随后的学者们更加关注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研究认为:企业为追逐短期利润而实施金融化策略，但金融化对非金融企业实物投资支出构成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即对企业实物投资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中，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活动日益盛行。200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购买金融产品的投资支出高达7419.17亿元人民币，而在201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投资支出高达38608.03亿元人民币，其年平均增长速率高达46.71%。截至2016年底，2945家非金融上市公司购买金融产品的投资支出累计高达174757.17亿元人民币。因此，非金融公司的金融化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国内学者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研究金融化相关问题时，主要围绕三个方向展开了相关研究:(1)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研究。邓超等(2017)基于沪深两市的非金融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当局预期通过金融化实现之价值最大化的目标，金融化水平和主营业务利润呈现为倒“U”型关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抑制了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金融化进程。(2)金融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肖明等(2016)使用沪深两市非金融样本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化对非金融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化和非金融上市公司绩效呈现为倒“U”型关系，即金融化水平过低或过高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3)金融化对企业实物领域投资支出“挤出效应”的检验。国内学者并未简单沿袭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直接检验金融化对实物领域投资支出的“挤出效应”，而是进一步检验了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相关实证结论表明:金融化对创新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对企业创新活动构成了制约。国外学者多围绕金融化和绝对投资支出间线性关系展开了相关研究，未进一步深入研究金融化和企业投资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为此，本文将基于我国2007～2016年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使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深入分析金融化对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这是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中，企业可以无障碍地筹措到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即资本市场中有无数的资本供给者和需求者，当所有资本回报率达到一致的时候，资本的需求数量和供给数量相等，就实现了资本市场的均衡。现实中的资本市场远未达到这一完美状态，其中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导致企业无法依据自身需要实现自由融资，最终陷入融资约束境地。当企业陷入融资约束境况时，便无法据其面临的投资机会安排投资支出，亦即无法在最优的投资支出水平上安排投资支出，最终导致投资效率损失的问题。融资约束导致的投资效率损失问题，并非只在企业层面表现为均等化特征，而是表现出较强异质性，即其会因企业规模和自有现金流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大规模公司可供抵质押资产相对较多，故其融资能力也相对越强，因此陷入融资约束可能性便越小，其投资效率相对也更高;企业自有现金流越为丰沛，其内部实现融资能力越强，越不易陷入融资约束境况，投资效率也便相对更高。也有学者认为，企业的股权融资能力和债权融资能力越强，企业越不可能陷入融资约束境况，其投资效率自然便越高。金融化行为也会对非金融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在非金融企业实施金融化过程中，会越来越多地增加金融资产领域的投资，具体表现为不断增加金融资产的购买，或者通过开办金融分支机构去从事金融业务，最终实现非金融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同时至少可以在短期内实现非金融企业价值的最大化。Crotty(2005)认为，可将公司经营视为一个资产组合，当经营资产利润率下降的时候，企业便会不断调减经营资产，不断增加其对金融资产的持有，这会不断对实物领域的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即挤占了企业实物方面的投资。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情况下，金融化行为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其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致使企业更无法在最优投资水平上安排其投资支出，导致了二者间更大的偏离，即导致了更为突出的效率损失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H:金融化行为对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损失有显著正影响。

摘要：虽然避免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呼声较高，但是关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生产效率的相关研究仍旧缺乏。本文采用2010—2019年数据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了解上市公司金融化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提高会阻碍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无论是从整体角度研究还是分别从国企与非国企角度研究，该阻碍效应依旧存在，但是制造业整体金融化程度相对不是很高。与此同时，融资约束的改善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弱。

关键词：制造业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全要素生产率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重视发展实体经济，鼓励民营企业家一定要立足于企业自身优势，把自身企业做好做实。实体经济必须占据基础地位，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业发展便如无根之树、无源之水。即使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但是只有实体经济才可以促进全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经济发展“脱实向虚”不利于金融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时期，基于房地产泡沫、高污染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阻碍因素的存在，国内众多企业在自身经营效益发展较低的情况下，为了改善企业自身的经营现状，不得不将部分资金投资于金融领域，这就使得虚拟经济失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进而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由于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融资困难加大等一系列阻碍因素的存在，导致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主营业务利润逐年下滑，尤其是近年疫情的存在，使制造业的发展尤为受挫。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部分制造业逐渐将资金转向金融领域，实现金融化投资。本文将以此为基础研究制造业金融化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假设1：挤出效应

摘要：本文运用2011—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和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及其不同发展维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公司扩大金融活动，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区分数字金融的不同发展维度后，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均有助于提升公司金融化水平。本文对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保障数字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数字金融发展；企业金融化；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

1引言

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持续发展，其应用已遍及各个领域。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新型的普惠金融模式，是数字技术与金融领域的结合。从实质上来说，数字金融利用大数据分析、虚拟现实、移动互联网等新兴科技，大大延伸了金融领域的服务范围，增强了金融服务的可达性(Gomber等，2018)。此外，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降低企业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过程中的风险溢价，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Duarte等，2012)。鉴于数字金融发展对传统金融服务具有重大影响，数字金融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关键渠道。已有文献主要从货币政策传导、家庭收入、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生态等角度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后果。例如，战明华等(2020)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利率和信贷两个渠道强化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张勋等(2019)实证分析认为，数字金融显著增加了农村地区的创业数量，提高了农村落后地区的家庭收入。唐松等(2020)研究认为，数字金融发展对公司从事长期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支持作用，进而有助于增加企业的创新产出。孟晓倩和吴传清(2022)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高区域间的创新生态水平，其中政府科技支出及互联网技术水平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可见，目前鲜有文献基于企业金融化的视角考察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后果。那么，数字金融发展及数字金融发展的各个维度是否能够增强企业的融资便利性，进而促进企业扩大金融活动，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究。为此，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及数字金融发展各维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区分数字金融发展的不同维度后发现，无论是数字金融的涵盖广度、使用深度还是数字化发展程度，都可以提升公司金融化水平。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第一，有助于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扩充数字金融发展引发的经济后果相关文献。考虑到目前较少有文献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关注数字金融发展及其各个发展维度的经济后果，能够帮助公司进行资产配置。第二，相关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政府深入推动金融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政府强化金融监管，保障数字金融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金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