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制论文范文10篇

一、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支持和谐社会的物质力量，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中指出“社会世界普遍法则是和谐协调的，这些法则从各个方向趋于完善人类”，而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和谐不意味着完美，而意味着改善”。巴斯夏的和谐经济论主张自由贸易，认为社会就是交换，在交换中产生价值，价值就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的关系，他从人天生有利己、利他两种特性出发，断言人们在交换中会构成和谐的社会。他坚信“我们追求的和谐不排除不和谐的存在，但是，如果这种和谐预示着和睦，而且会把我们引向和谐，那我们就认为它依然是和谐的”。因而，“和谐”思想作为一种反映经济社会普遍运行机理的科学思想，一直伴随在经济理论的演进过程之中。作为自发秩序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地利学派的传人哈耶克在20世纪又将自发秩序传统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的最大益处在于，它为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制度空间。就市场自发秩序而言，它同样不是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目标，但是它的优点在于，使个人可以追求自己无论是利己或利他的目标，它还使非常分散的、处在具体时空的知识有可能得到利用，这些知识只作为不同的个人知识而存在，任何单一的领导当局都不可能拥有它们。

在新中国，和谐经济的思想萌芽早就产生。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阐明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并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作为协调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陈云同志的可持续发展观与经济发展以效益为中心的综合平衡理论，不仅涉及到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与内部的和谐，而且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结构与总量的平衡，真正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可和谐性的统一。

二、经济和谐需要法制进行保障

经济和谐的两个基本要素是经济公正和稳定的经济秩序。而公平和秩序是法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经济公正乃是实现利益均衡与社会和谐的伦理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当前利益格局的失衡主要源于社会资源和权利分配的不公正，由此形成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方面的能力差异与失衡，是导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因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在我国利益分化和利益结构调整的进程中，要实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实现社会资源和权利的公正分配。诚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在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秩序与正义这两个价值常常紧密相联、融洽一致的。一个法律制度若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就无力为政治实体提供秩序与和平。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就是要通过法律制度安排，在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对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进行合理配置，使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分配所得与他人的差距感到均衡，从而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宁，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稳定的经济秩序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秩序也法的基础价值追求。从价值论意义的角度上来看，法律有多种价值，诸如正义、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秩序等等，而在这众多法价值当中，法律秩序是更为基础性的。这是因为“所有秩序，无论是我们生命伊始的混沌状态中所发现的，或是我们所要致力于促成的，都可从法律引申出它们的名称。”也就是说，在秩序问题上，不存在法是否服务于秩序的问题，所存在的问题是法如何的服务于秩序的问题。所以“与法永相伴随的进步价值，便是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也是法律追求的一种。而经济法制无疑是保障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该如何进行现代法制建设，是我国学者目前非常关注的学术话题。从比较宏观的视野看，大致涉及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我国法制建设追求的目标取向是什么？其二，我国法制建设的方法途径是什么？笔者在此提出自己近来思考的一孔之见，希望得到学者的批评指正。

一、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法制的现代化；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化的法制呢？或者说，什么是现代法制的基本状况的特征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不易回答的问题。因此，为了讨论的方便，必须首先设定一个关于现代法制的评判标准，确立一个参照系统。在此，最为便捷的做法则是通过分析和考察西方现代法制，并且据此进行概括和抽象，从而提出一个关于现代法制的“理想类型”，作为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研究，现代法制作为一种原生形态的法制样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结构，同样是西方文化传统的独特产物〔1〕。据此，我们可以说：所谓法制的现代性特征，实际上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面向，是其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看，如果我们意欲理解和把握现代法制的基本精神和特点；那么，也就必须首先检讨和分析西方现代法制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实际上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面向，是其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看，如果我们意欲理解和把握现代法制的基本精神和特点；那么，也就必须首先检讨和分析西方现代法制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换言之，我们必须首先把握西方现代社会的总体特征，才能理解其法制的现代性特征。

那么，什么是现代社会呢？对此，有的学者从“传统／现代”的两分模式出发，认为现代社会具有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结构和状况，由此形成一种关于现代性的评判标准，并且以此裁量传统社会。这一分析模式具有割裂传统与现代之嫌，因此并不可取；当然，也有分析上的方便的优点。然而，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或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充满岐义的观念，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比较流行的观点（例如美国学者布莱克）认为：所谓现代社会，主要是指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社会领域的都市化、流动化、均富化、福利化和人口控制化，文化领域的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和知识科学化等〔2〕。虽然现代社会包含上述诸多层面，但是，在韦伯眼里，贯穿其中的根本精神则是“形式合理”四个字〔3〕。这是韦伯反复阐明的一个中心问题和基本思想，他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的主题就在于此〔4〕。对此，苏国勋先生概括如下：“在韦伯看来，近代欧洲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只有在合理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通过理性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相应地产生出合理的法律、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合理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主义。”〔5〕

现在，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现代法制呢？也许，我们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或答案；但非常清楚的是，在韦伯看来，现代法制的主要特征和根本精神仍然是“形式合理”四个字。他认为：这种体系严密、形式合理的法律，对于西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是罗马法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样一种法律，除了西方之外，是没有的〔6〕。对于这种形式合理的法律，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其一，权利和义务应有某种普遍适用，并且可以证实的法律原则支配。其二，这种法律必须具有逻辑清晰、内在一贯的系统构成。其三，这种法律规范具有鲜明的外部特征或外在要素；换言之，只有通过逻辑分析和解释的法律概念，才能构成系统的法律规范。其四，这种法律已经祛除了非理性的、神秘的、巫术的手段和因素，并且受到理智的控制〔7〕。这，就是韦伯关于现代法制的基本要义。

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建设，起始于清末新政时期，展开于民国初年，完成于国民党政府时期。其中民国初年的经济法制建设基本奠定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且对建立和维持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概况和特点

民国初年的经济法规建设起始于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但系统的制订工作则是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成立后才开始的。1912年5月14日，袁世凯命令工商部：「从速调查中国开矿办法及商事习惯，参考各国矿章、商法，草拟民国矿律、商律，并挈比古今中外度量权衡制度，筹订划一办法」1.此后，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揆一和张謇任工（农）商总长期内（1912年8月2日-1913年7月18日；1913年9月11日-1915年9月18日），开始系统地制订经济法规。到了1921年，已颁布经济法规四十多项（不含各法规施行细则），包括工商、矿冶、金融、权度、农林、经济社团，引进外资和侨资等方面2.

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的初步完成

与清末新政时期颁布的经济法规相比，民初的经济法制建设向前跨进了一大步。首先，所颁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较为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清末所颁的经济法规约计十余项3，其范围虽已涉及新式工业、商业、矿业、铁路、银行和商人社团，但其内容比较简略单薄，主要限于新式企业和社团的创办手续和组织方式。民初所颁的经济法规不仅在种类上已明显增加，而且在内容上也比较周详全面。如商人通例由清末的9条增至73条，公司条例由清末的67条增至251条，矿业条例增至111条，商会由清末的26条增至46条，等等。这些法规不仅规定了企业和社团的创办手续和组织方式，而且对其停闭、转让、纳税、财务、分配、奖惩等方面也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总的来看，民初所颁的经济法规已包括了社会经济的各主要部门，且不同程度地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政府经济管理等领域。

中西结合，广采众议

一、顺应规则，全面调整法律体系

WTO倡导市场经济。它规范的是政府管理贸易及与贸易相关事项的行为，即政府怎样为市场的运作创造和提供条件。

就对WTO的承诺而言，中国承担了必须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并按照WTO协议的要求和中国政府的承诺管理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事项的义务。

《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全部条款都是围绕着要求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这个中心来写的。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中国自由贸易机制；

第二，是外国的产品和服务进来以后能否卖得出去的问题；

摘要：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要实现经济和谐，必须要有法制作为保障。本文探讨和分析了经济法制建设对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价值，对如何加强经济法制的建设提供了若干路径选择，以期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所裨益。

关键词：经济和谐经济法制和谐社会

一、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支持和谐社会的物质力量，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中指出“社会世界普遍法则是和谐协调的，这些法则从各个方向趋于完善人类”，而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和谐不意味着完美，而意味着改善”。巴斯夏的和谐经济论主张自由贸易，认为社会就是交换，在交换中产生价值，价值就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的关系，他从人天生有利己、利他两种特性出发，断言人们在交换中会构成和谐的社会。他坚信“我们追求的和谐不排除不和谐的存在，但是，如果这种和谐预示着和睦，而且会把我们引向和谐，那我们就认为它依然是和谐的”。因而，“和谐”思想作为一种反映经济社会普遍运行机理的科学思想，一直伴随在经济理论的演进过程之中。作为自发秩序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地利学派的传人哈耶克在20世纪又将自发秩序传统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的最大益处在于，它为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制度空间。就市场自发秩序而言，它同样不是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目标，但是它的优点在于，使个人可以追求自己无论是利己或利他的目标，它还使非常分散的、处在具体时空的知识有可能得到利用，这些知识只作为不同的个人知识而存在，任何单一的领导当局都不可能拥有它们。

在新中国，和谐经济的思想萌芽早就产生。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阐明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并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作为协调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陈云同志的可持续发展观与经济发展以效益为中心的综合平衡理论，不仅涉及到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与内部的和谐，而且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结构与总量的平衡，真正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可和谐性的统一。

二、经济和谐需要法制进行保障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成功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法制建设问题便成为急待我们解决的重大问题、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甚至进一步直接移植某种先进的法律规则或制度、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市场经济发展结果要求我国应该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以完善我国经济法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各国互相借鉴法制经验、法律的发展完善需要历史积累、法制特别是经济法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出法的社会公共事务作用、多渠道试行，在实践中保留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有用的法律成果、国外先进的法制制度与理念也随之得以介绍和引进、中国大学与国外大学的文化交流项目比较多等，具体请详见。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成功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确立，特别是从2004年4月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可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治或法制经济”已经成为共识，因此，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经济法制建设问题便成为急待我们解决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已经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相关问题摆上了我们的议程。十五大所提出的“依法治国”，特别是，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都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对完善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重视。

对此，我国不少学者、专家从立法、司法以及法制宣传等角度对如何完善我国经济法制建设提出了各种建议，笔者则欲从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的角度来谈其对我国经济法制完善的作用。

一

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甚至进一步直接移植某种先进的法律规则或制度，这在各国法律发展史中是司空见惯的一种做法。世界法律史上所出现的五大法系，也正是由于落后国家为尽快建立乃至完善本国法律体系而大规模移植其他国家法律体系，逐渐地这些国家的法律体系也就形成了一个法系。可见，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乃至移植外国法律，是使本国法律体系建立和完善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我国唐朝时期，由于我国经济发达，法律文化也相应发达于其他国家，因而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日本把我国的《唐律》照抄为其本国法律，这就是历史上中华法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而到了现在，虽然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不可否认其总体水平仍然落后，相应的法律体系也谈不上完善。既然现状如此，我们也不必羞羞答答，而应该正视法律借鉴或者移植的问题。

从经济发展角度上看，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市场经济发展结果要求我国应该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以完善我国经济法制。我国在20多年前就已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借鉴外国市场经济运转经验下，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已经进入良好的高速发展途径，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仍有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不能完全从其自身上找问题，还应该相应完善与其配套的经济法制才行。我们知道，法制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完善的法制环境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反之，落后的法制却阻碍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已经发现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其经验值得借鉴；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有序健康发展，与其相应完善的经济法制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在借鉴外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同时，不该忘记要同时借鉴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法制经验。世界五大法系的形成，一开始并非纯粹为借鉴法律经验而开始的，而首先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吸引落后国家，在借鉴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而借鉴法制经验的。

一、国内循环经济的法建现状

目前，循环经济是国内认可的、科学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尤其政府也在普遍推广，目前已出台了一些提及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但并未形成主要的循环经济方面的基本法和专项的法律法规。其中，几项涉及循环经济的法律条款大致如下:我国首次将循环经济写入立法是在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对政府合理规划本区经济、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规定，该项立法对我国循环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减少和防治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并提出了无害化处理的原则，促进了废物的循环利用和环境的保护，这项规定对固体废物的循环处理有着深远的可持续意义。2005年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则是对循环经济的深入，进一步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充分使用，缓解了资源和社会生活以及环境保护之间无法兼顾的难题，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总体来讲，我国现有的关于经济循环发展，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的保护法律和法规体系虽未形成大的框架，但是已经开始高度重视和具体落实。当然，仅仅几条法律法规仍然无法保证循环经济的形成和有效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协调的法律系统框架仍未形成雏形，距离可持续发展仍然有很大距离。这些法律法规在整体上讲是政策型的、引导性的，而不是规范性、制约性的，缺乏相对应的行政法规和执法细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所以，循环经济的专项立法十分必要。

二、关于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思考

(一)对宪法、民法等立法领域进行修改和完善，把循环经济引入其他领域的法律和法规当中去，使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在国家基础法律的环境下形成一个有序的、交叉的完整法律框架，使国家基本法与专项法律法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而共同发展，全面发展来实现循环、可持续的和谐社会建设。

(二)尝试地方性法规的全面细化，也就是要求地方人大及常委会、地方人民政府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应当根据权限，在综合掌握了地方特殊情况和经济发展需要，以及掌握了自然环境的特殊性的条件制定或出台相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法规、专项法规或者政策等等。

(三)规范和制度上与循环经济齐头并进，尤其应着重在设备能效、取水定额、耗能节能、设计规范、能效标识等方面形成全面配合的规范和制度制约，为循环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内容提要】该文从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背景出发，以比较法的眼光，分析加入WTO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环境的影响，提出尽快建立和完善符合国际规则的、稳定的市场经济法制环境的对策，并呼吁组织力量研究解决这一比较经济法领域当务之急的课题。

【关键词】比较经济法、WTO规则、中国经济法制、对策

现在人们正在热烈地谈论经济全球化，并涉及到它对法律制度的影响。沈宗灵教授提出：“虽然‘法律全球化’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们也应认真考虑经济全球化对法律的巨大影响。”（注：沈宗灵：《评“法律全球化”理论》，199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第6版。）。这种影响，既涉及国际化，又涉及到各国国内法。这也是属于经济法、国际化、比较法研究领域的课题。

1991年，我曾著文提出：“新的国际经济法的形成，一定要应用比较法。不比较，怎能发现各国有关经济法律规范的异同？不协调，怎能在国际社会取得相对统一意见？”“就这样，比较经济法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从跨越一国的比较走向整个国际范围的比较。”（注：程信和：《论比较经济法在中国的创立和应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第43页。）现在，一个头等重大的比较法课题摆到了我们面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的影响与对策。法学界必须振奋精神，与经济学界及其他社会科学界共同努力，组织队伍，聚精会神地研究解决这一比较经济法领域当务之急的课题，以实现我们的目标。

一、WTO的冲击：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与法律的国际性意识

（一）从法律与经济的结合上研究WTO的影响和冲击

【摘要】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根本标志是资产的资本化、产权的市场化。从各个国家发展国有经济的实践来看，国有资本具有以下明显特征：（1）国有资本是由国家持有的能够用于增殖的财富；（2）国有资本具有流动性；（3）国有资本对于其它生产要素具有支配力和控制力。国有经济法律调整的基本原则是贯穿国有经济法立法、执法、司法始终的根本准则，是调整国有资产监管关系、国有资本运营关系、国有企业改革关系普遍适用的原则，是对国有经济法律的本质和规律的集中反映，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和不易变动性。

【关键词】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法律制度

国有经济存在何处？国有经济是什么？国有经济有什么用？国有经济应该如何运作？多年以来，伴随着国有经济改革的曲折发展，关于国有经济的疑问和思考也一直困扰着人们，而作为调整国有经济关系的法律制度也随之经历了多年的坎坷。十六大以来，国有经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已经启动，国有经济立法工作也随之步入新的历史时期。

究竟应该如何构建国有经济新体制？它的建立是否会令国有经济真正步上良性运行的正轨呢？我们将在下面的论述中对其进行理论分析。

一、国有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范畴

（一）国有经济

中国的经济法学从诞生至今，经历了从缺乏理论支持的一哄而上，到理论日渐成熟的深刻反思，再到基础理论上停滞不前的低迷时期。现在，中国的经济法学应当向何出去的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到了中国经济法学者的面前。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目标，以解放束缚了多年的生产力，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使生产关系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经济法律制度，从法律上加以保障。对经济运行的机制从法律上加以研究成了当时法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对经济运行法律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经济法学的雏形。

也许是受计划经济思想观念影响时间太长的缘故，刚刚改革开放的经济使得法学工作者有些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对市场经济渴望已久的原因，法学工作者认为只要是跟经济有关的法律都属于经济法研究的范围，于是相应地形成了大经济法的概念。在当时，人们以谈经济为时髦，对于经济法学和其他法学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的探究。只要是跟经济有关的问题都当作经济法问题来对待。为了寻求理论上的支持，人们一方面立足于本国资源，从理论上对经济运行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外国积极引进各种经济法理论，借鉴外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在这个阶段，有一大批的经济法学教材和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出版发行。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前苏联、日本的一些经济法学著作和教材，如前苏联拉普捷夫主编的《经济法理论问题》和《经济法》，日本的金泽良雄的《经济法概论》、丹宗昭信、厚谷囊尔主编的《现代经济法入门》、《日本经济法概要》等。此外还翻译了一批经济法学论文。在国内则出版了相当一部分经济法著作（主要是教材），形成了众多的经济法派别，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纵横经济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对法院的司法实践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大量经济案件的出现，使得各级法院相继成立了经济庭，专门处理这些案件。在当时看来，企业之间的经济合同纠纷、涉外经济纠纷等，只要涉及到钱的纠纷案件（民间借贷除外），一般都当作经济案件来对待，而民事案件则只限在婚姻家庭纠纷、民事侵权等很小的范围内。

随着经济法学研究的日渐深入，人们发现，经济法学并不是包罗万象的，经济法研究的许多方面实际上应当属于民法的研究范围。于是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问题，包括经济法和民法的范围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1992年，中国正式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通过对市场经济国家法律的比较研究，发现各国不但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借鉴，而且在法律上也可以相互参考。法学家们对经济法进行研究后，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已经跟以前的经济法观点有了明显的不同，无所不包的大经济法概念已经很少有人坚持。这些观点被称作为“新经济法理论”或者“新经济法诸论”。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自从新经济法理论逐渐定型以后，人们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就很少有突破，形成了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驻足不前的局面。人们更多的是关注经济法各部门学科的研究，甚至还有少数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否有必要存在都产生了怀疑，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民商法的研究。尤其是近几年来民事立法的显著成就，使得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受到了更大的影响。《合同法》的制定和施行、《物权法》的起草以及《民法典》制定工作的启动，使越来越多的经济法学者把目光转向了民商法学研究。同时，法学研究的结果对法院的司法实践同样产生了影响。虽然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还存在不同看法，对经济法概念在表述上有哪些差异，但是他们之间都达成一种共识，即经济法只调整跟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有关的法律问题，而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来调整。对于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法学界已经很少有人表示怀疑。至少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等属于经济法的研究范围，人们都不表示怀疑。由于经济法研究范围的缩小，于是有人对法院经济庭的存在都表示了怀疑。认为经济庭受理的案件都是民商法的范围，而真正属于经济法范围的案件则很少，因此主张撤消经济庭，变经济庭为民庭。这种观点是一种狭隘的部门利益观点。人们意识到经济庭受理的案件很多是属于民商法的受案范围，这是人们认识的深入，是一件好事，也是法学研究的进步。但是，是否就到了一定要取消经济法庭的地步呢？我们应当承认，经济法庭的设立，对我国解决经济纠纷、促进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经济庭审理的大量经济案件中，很多案件即使按照某些激进民法学家的观点也不应当属于民法的受案范围。例如，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等等。当然，他们可能会说，不正当竞争的案件，从本质上说是侵权纠纷案件。反垄断案件（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实际上是合同纠纷案件，即这种合同是否违背社会公益，因而是无效合同的问题。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其实所有其他法庭（除刑事法庭外）都没有必要存在了，因为他们归根到底都是一种侵权纠纷或者合同纠纷。行政纠纷从本质上来说，难道就不是由于行政机构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酿成的侵权纠纷吗？

其次，法院各法庭的设置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有的法庭是根据受理案件的性质来设立的，如刑事法庭、民事法庭、行政法庭等；而有的则是根据其他标准，主要是为了满足处理某一类案件的方便而设立的，如铁路法庭、海事法庭的设立，就不是由于所受理的案件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法理特征，而是由于他们同属于某一个部门，集中起来由某个单独的法庭来处理比较方便。我们也不否认法院各审判庭的设置都是从审判的实际需要出发的，但是其目的都是为了方便人们诉讼活动的进行。经过近二十年的审判实践，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经济庭的概念，人们已经对经济庭的受案范围已经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如果突然间取消经济法庭，势必使人们对法院的行为感到茫然，对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无法了解，从而降低诉讼效率、提高诉讼成本，甚至使人们产生经济法是否已经已经被废除了的疑虑。这对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是很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