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政治哲学范文10篇

1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理想实践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施特劳斯称他是独树一帜的政治哲学家、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我们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体会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绝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同时由于它所处的特殊社会转型时代，他也不同于他之后的近代政治哲学。他的政治哲学在政治哲学史上是一个分界点，下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他对权力、宗教和爱国主义的考量，来深刻的体会和理解他的政治哲学。1.1政治权力。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国家政治权力的主要功能就是保证自由，保证自由国家的强大，以此来不断激发公民对于国家的热爱之情，从而让公民树立对国家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政治权力是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主题，他从意大利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探究政治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如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与道德分离，从政治角度来对待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本身不受道德的制约，不接受道德的评判。这也就表达出马基雅维利对政治权力的见解，政治目决定政治权力运用。在《君主论》最后表达的爱国主义情感，马基雅维利说说的权力是从人的欲望出发的，权力的目的是控制他人的欲望，限制他人随意支配和奴役他人的欲望。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现实，让马基雅维利意识到必须用绝对的权力控制住人们的欲望。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权力是极端重要的，君主的权力在于控制人的欲望，在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秩序。行使好政治权力使公民获得最好的世俗生活。古希腊贤者们推崇贤人政治，他们把权力与善连接在一起，用道德来评价权力，权力最终指向的是人的至善境界。1.2宗教权力。在上文对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论述中，我们大体可以理解政治权力的运用是他的政治哲学实践核心。因此，我们可以大体推测出他对宗教权力的理解也不会偏离于政治权力，宗教权力应该是政治权力的一种工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论李维》中对宗教的论述颇多，罗马人通过宗教对共和国公民和军队发挥的作用。而在意大利教皇对意大利各邦实行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教会并没有在意大利实现维护稳定和统一的作用，相反加剧了意大利的分裂和混乱。从这一点我们也不难理解，意大利各城邦都还受制于宗教权力，世俗权力并没有完全独立。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宗教权力是可以存在的，但是世俗权力应该和宗教权力分离，如此一来意大利各城邦才可以发挥出宗教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促进作用。1.3爱国主义。不谈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动机和欲求，我们发现马基雅维利对于祖国的热爱是难以企及的。爱国就是一种美德，公民的自由是以国家为前提的，国家灭亡之后公民也难保证自由。作为公民对国家的特殊情感，应该不断强化。在《君主论》最后一部分的那段关于爱国主义的描述中，爱国主义就是要采用极端的方式实现民族解放。马基雅维利指出最严重的奴役就是臣服于一个国家，爱国主义最高的表现就是为国家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2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转向的影响及当代启示

马基雅维利对于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影响巨大，众多的大思想家都对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作了相关的反思和总结。在马基雅维利以后政治不再从属于道德，笔者认为这是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最大的影响。马基雅维利把政治与道德分离开来，给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就使得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思想变的异彩纷呈。在面对不稳定的状态时，人们不应该遵守德行的制约，而是应该按照实际目的生活。面对意大利得四分五裂，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为了实现统一可以运用一切手段，他认为政治目的证明手段的正当性，政治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论证，它本身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合法性依据。马基雅维利对于社会现实的认知，让他意识到政治绝对不是建构在道德基础上的，而是应该以人性恶为前提。因此，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是走向现实，是在世俗生活的基础上的，因此他的政治哲学更加深刻。政治与道德分离之后，政治获得独立，不再被道德评价。马基雅维利之后的大思想家有很多，在此笔者从马克思的思想与之做简单对比分析。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是从现实生活、从人性出发的，而马克思则从经济活动出发，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从经济活动出发论述政治的，这样政治就摆脱了道德，而经济活动遵守法律的制约也实现了与道德的断开。市场与政府是存在边界的，政府与社会也是有边界的。今天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哲学方面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也就构成了中国特色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切都应该从社会关系出发。那我国政治哲学首要问题中的首要环节就是要建构世俗生活，没有现实的物质生活保障，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当前必须在以下几点做出努力：第一，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市场经济不断完善，逐步健全经济制度，有效的消除经济发展中资本与权力勾兑所获得的畸形财富。第二，通过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不断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创新和应用，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将蛋糕不断做大。第三，健全法律体系，给予公民法律上规定的基本权利，切实保障公民行使合法权利。第四，不断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力度，切实落实政府加强社会管理为人民服务的职责。笔者认为唯有如此，我国的人民生活水平才会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才会有更好的研究和发展空间。

作者:岳嵩 单位: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容提要：在西方哲学问题的历史逻辑中，不仅存在着从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同时还发生着从近代的“解释哲学”（认识论哲学）向“历史”（哲学）的转向。应该说马克思哲学引领了后一个哲学转向。马克思哲学对哲学的消解和对现实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哲学从“解释”走进了“历史”。哲学在“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批判的性格，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就是哲学的这种转向给予的。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经济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都是这种转向的逻辑在历史中的延伸。

关键词：哲学转向历史马克思哲学西方哲学

在我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历史的研究中，关于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的“认识论转向”，从近代的认识论到现代的“语言学转向”，似已成为把握西方哲学问题发展逻辑线索的共识。我认为，在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中，仅以“语言学转向”还不足以把握从近代到现代西方哲学问题的发展脉络，并且易于以“学院派的正统哲学”遮蔽哲学本应具有的生命意识。实际上，西方哲学问题及哲学的发问方式在从“认识论”向“语言学转向”的同时，还发生了更重要的另一哲学转向，这就是由马克思哲学为始端的从近代的“解释”（认识论）向“历史（学）”的转向[①]。确立这样的认识，对重新看待西方哲学的历史和走向，对修正我们既有的哲学观，对确立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②]，对把握当代西方哲学的思维特质都会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试从哲学问题的历史与逻辑演化的视阈，以历史解释学的方法，试对这个论题做出合乎人们接受习惯的说明，以确立这种判断的合理性。

一、哲学发问方式及问题在西方近代哲学中的转型及逻辑

学界似已经达成共识的所谓西方哲学历史有一个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认识论”的转向，和从“近代认识论”到“现代语言学”的转向，实际指的是哲学主题的转向，也就是哲学发问方式的转向。在这些哲学发问方式与哲学主题的转换中，形成了西方哲学的历史逻辑。所以，我们只能循着哲学历史的这种逻辑去寻找哲学主题向“历史”转向的历史理由。

我们之所以从哲学问题的演化逻辑中寻找哲学向“历史”转向的历史理由，是基于这样的叙述前提和原则：1、历史进化的原则。确信哲学问题在历史中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哲学问题有自身独立的运演逻辑的原则，这种逻辑体现为哲学问题在哲学的发问方式的转型中形成自己的历史。3、语言作为存在方式对哲学问题有限制作用的原则，亦即西方哲学的问题难以超越西语式的叙述方式而形成某种话语系统。我们在这些原则底线内来看西方近代哲学问题的历史演化。哲学问题的转向也不能超越这些原则来思考。

摘要：近代法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法的形而上学。马克思的法哲学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始终着力于对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在颠覆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建构了在“感性活动”原则基础上社会存在理论。研究马克思法哲学批判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近代法哲学；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社会存在论

近代法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法的形而上学。因为近代法哲学都以私有财产为既定的前提，从未批判和否定这个前提。离开法的现实基础，在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之外抽象地探讨法权问题，从而陷入法的形而上学。马克思的法哲学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直到《哥达纲领批判》始终着力于对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在颠覆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建构了在“感性活动”原则基础上社会存在理论。

一、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一般哲学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对近代法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的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法和国家，而不是法和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法和政治国家的基础；法和政治国家的本质必须从“本质的矛盾”即“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1]来说明。也就是说，法的形而上学的秘密和实质必须在市民社会本身的自我分裂中才能得到解释和说明，对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也必须在市民社会中，在现实的矛盾中才能得到落实。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法哲学批判，就是这方面工作的继续和展开。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他不仅得出了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而且在对市民社会进行初步哲学分析的基础上，看到了政治解放及其所确立的法、人权的局限性，进而找到了无产阶级作为克服市民社会的异化状态，克服人权与公民权的对立状态，实现人类解放的承担者。马克思在这一时期还是在一般的法哲学批判范围内进行的，但毕竟是他所实现的对法的形而上学的第一次清算，并且为以后在社会存在理论意义上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的颠覆确定了基本的方向。尤其是马克思通过这个时期的法哲学批判，得出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2]的结论，为马克思进一步批判法的形而上学指明了方向。

近代法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法的形而上学。因为近代法哲学都以私有财产为既定的前提，从未批判和否定这个前提。离开法的现实基础，在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之外抽象地探讨法权问题，从而陷入法的形而上学。马克思的法哲学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直到《哥达纲领批判》始终着力于对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在颠覆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建构了在“感性活动”原则基础上社会存在理论。

一、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一般哲学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对近代法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的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法和国家，而不是法和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法和政治国家的基础；法和政治国家的本质必须从“本质的矛盾”即“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1]来说明。也就是说，法的形而上学的秘密和实质必须在市民社会本身的自我分裂中才能得到解释和说明，对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也必须在市民社会中，在现实的矛盾中才能得到落实。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法哲学批判，就是这方面工作的继续和展开。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他不仅得出了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而且在对市民社会进行初步哲学分析的基础上，看到了政治解放及其所确立的法、人权的局限性，进而找到了无产阶级作为克服市民社会的异化状态，克服人权与公民权的对立状态，实现人类解放的承担者。马克思在这一时期还是在一般的法哲学批判范围内进行的，但毕竟是他所实现的对法的形而上学的第一次清算，并且为以后在社会存在理论意义上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的颠覆确定了基本的方向。尤其是马克思通过这个时期的法哲学批判，得出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2]的结论，为马克思进一步批判法的形而上学指明了方向。

二、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阐明了自己对现代法权的辩证态度，即从异化劳动揭示了私有财产和现代法权的本质；从“法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3]的观点揭示了现代法权的起源和发展规律；从共产主义的立足点阐明了现代法权的辩证意义。马克思此时的众多表达还是抽象的，并且仍未从总体上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是，马克思毕竟开始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开始了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和现代法权之本质的深层次批判，基本方向更加正确了。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费尔巴哈哲学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辩证法，是以现实和实践为出发点去解决人类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并注意到现实世界的唯物主义。不能简单地把现代西方哲学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和继承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改革创新看作是相同的，应正确的面对它们之间的异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差别；联系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创立了新的哲学派系。所谓合理内核，即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辩证法，所谓基本内核，即费尔巴哈哲学体系中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并且将其发展到了历史层面，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实践的、现实的，它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追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马克思主义具有阶级性，是为了广大的无产阶级和人民而服务的哲学。（二）现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后期，也是对当时西方各个流行的哲学派系的总称。现代西方哲学一般指由黑格尔之后的所有哲学体系，派别众多、与科学技术以及人文联系重大。由于当时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第三次数学危机、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发展，导致思想观念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并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也出现不同的危机，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社会矛盾加剧、政治分化、人口生活压力增大、资源迅速流失、道德沦丧等等问题。现代西方哲学也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继承，由于近代西方哲学所理解的理性片面化，脱离了现实和实践的关系，并且远远的脱离了现实和人，因此产生出现代西方哲学。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之处

（一）时代背景与历史起源。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一样，都于十九世纪中期诞生，在这个时期，欧洲的资本主义经历了产业革命，也就是第一次科技革命，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很大发展，在欧洲的各个国家里，资产阶级变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并且其地位也已经巩固。由于资本主义在欧洲各个国家的发展也日趋成熟，因此社会层面的基本矛盾也就逐渐的日趋明显起来，经济危机也随之发生，并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就变得更加明显，不断地发生工人运动，从而无产阶级也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站上了历史舞台，推动着不一样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有着共同的起源：近代西方哲学体系是他们共同的理论基础，它们共同继承了传统西方哲学，并将其发展。现实中科学的发展，贯穿了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所有过程，英国经验主义、法国理性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二）都以自然科学为前提。自然科学作为一门科学，主要是将自然界客观存在着的物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同早期不同。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有机化学、动植物学、生物机理学等学科产生并建立起来。这些影响整个时代的科学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创立的自然科学基础。

哲学被认为是研究世界和人类社会最根本的，最重要问题的学科。哲学对其它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思想、思维、认识和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哲学会对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提出质疑，并在对思想的拷问中得到升华。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哲学思想的具有统摄其他科学的地位。而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一个特殊角度研究人的行为(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表现出来)的科学。经济学的这种研究领域的扩展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学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无论关于经济学逐渐在国内成为显学有如何的评价，经济学的方法都可以是，但不是唯一的，研究人的行为，研究社会现象的手段。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的经济理论本身就是关于经济的哲学思想，很多经济学家同时是哲学家。即使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后，哲学关于经济起源的研究，经济制度的建立，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以及经济研究的方法论都具有指导意义。国内关于哲学和经济学关系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有的学术机构专门设立了经济哲学研究中心，①近年以这一主题研究著述大量涌现。②2008年和2009年在中国社科院的科研机构的组织下，连续举行了两次以经济学和哲学对话的全国学术研讨会，③可见学者没对这一研究主题的重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用哲学观点来指导经济学的发展，尤其马克思主要哲学观点，反过来很少有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哲学相关问题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如前述的关于哲学和其它科学关系的普遍认识，另一方面是因为哲学本身是一种思想不是具体的人类活动。虽然如此，但是哲学研究，哲学思想影响下的人的行为则是人类活动，这些活动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本文试图要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简略探讨一下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相关问题。

基本假设及哲学研究的经济性为了方便论述，这里首先假设哲学是一种产品。哲学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人类社会在一定阶段不可或缺的产品。它通常情况下并不直接的影响人的行为而是通过影响研究、传播、学习它的人而影响人们的思想、世界观和人生观，最后才反映在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上来。于是本文将把近代西方哲学看作一种隐性的“思想制度产品”。又假设哲学是一种公共产品，一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对其它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造成影响，人们获得这些产品的成本忽略不记(哲学公共产品是由哲学家和其他传播者，比如国家，提供的，但如果在中世纪相信反经院哲学的思想并不是无成本的)。哲学之所以具有公正产品的性质是因为哲学观点、哲学思想也是属于人类的知识或者认识系统的内容，人类的各种知识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单就哲学观点和哲学思想的具体而言，其表现形式是各种哲学论述及其论著，由于哲学论著论述的问题和特殊的哲学语言系统等原因使得能够直接阅读哲学论著，理解哲学思想的人群相对来说很狭小。这导致哲学这种思想制度产品的提供过程中存在比较严重的信息不完全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哲学对更广泛人群的影响，因为解决这种信息不完全的方法是寻找沟通信息的人，哲学人就是受哲学直接影响的人。他们会根据个人或者社会的需要对哲学的某些内容进行较通俗的解读，用更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体系“翻译”哲学论著。虽然这种翻译和解读不可避免的会存在偏差，④但其对更多人(包括又人组成的各种团体组织)的思想意识，进而使行为方式产生了影响。哲学的影响扩散到了更广泛的人群，表现出来公共产品的特点。最后是关于哲学家的假设。哲学家是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的生产者。他们在哲学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面临物质需求无法满足，研究成果不被认同，甚至是宗教迫害等情况，哲学家的个人行为也和多数人有很大差别，但这并不能说哲学家不满足经济人的假设。大部分哲学家无论其和普通人所关注的满足需求的方面有多大的差异，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哲学思想，哲学观点能为世人接受，能够影响后世，甚至能够影响整个人类。这部分哲学家会主动著述，并成为了哲学观点的生产者。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哲学家，均是经济理性的，只不过其需求、效用评价和偏好与普通人有差异而已。因此本文假设对于对西方近代哲学做出过贡献的哲学家都符合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

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原因从历史角度来看，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产品完全是为神学服务的。经院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至高无上的完美的主体———上帝，人不被重视。在这种背景下，经院哲学成为了一种神学工具，教会垄了的哲学产品的提供，同时是解读哲学的垄断人，人们被迫消费这种公共思想制度产品。这种哲学公共产品的消费使得人们思想被禁锢，人性被抹杀，而消费这种产品的主要收益便是避免教会的迫害。教会以上帝的代表自居享受着垄断这种产品带来的巨大收益:经济上集中了大量的土地，获取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贵金属，政治上凌驾于传统政治体系之上，因为经济和政治上的收益，进而社会地位空前提高。然而资本主义的萌芽，生产关系的变更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对私有财产热烈追求。人们对私有产权重视的行为，对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制度产品的消费提出了要求，这种哲学思想应该迎合和指导私有产权的发展。教会在哲学产品提供上的垄断生产者的地位将受到新的哲学产品的挑战。“文艺复兴”无疑是恰到好处的一场人的解放运动。正是这种思想制度产品的变更影响了西方近代哲学的研究方向向认识论转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开始注重人类自身的问题。人们对哲学思想的生产者提出了新的需求，哲学家如果还在研究本体论的问题，那么他的最大成本便是花了毕生的精力而成果不再受到重视，其哲学思想不会受到认同，不会对后世产生影响，因为人们需要新的思想制度安排去指导活动。虽然这不一定与直接的经济利益相连———哲学本身不一定会因形势的变化而认为某种问题不再重要，但是大部分哲学家的研究行为和研究主题会因为对哲学思想的需求变化而产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行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没有了市场，哲学家们不得不开始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分工、雇佣劳动的推行使社会矛盾尖锐突出，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紧迫感受到矛盾的普遍存在与不可避免———把矛盾的渗入到哲学中。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使其哲学研究迎合了当时人们对思想制度产品的需求，他们的哲学思想因受到了广泛认同和接受而实现了自身效用的最到化。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认识论的问题而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不仅满足了个人对哲学研究的需求，还产生了长期的外部效应。一方面社会形势和历史背景发生了变化，需要新的思想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这种形势下思想制度产品的提供者致力与新的哲学公共产品的生产。有新产品的需求和供给，认识论的哲学制度产品开始大量生产和更新，经院哲学垄断地位受到挑战，于是出现了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

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影响西方近代哲学的这种向认识论转变的影响又是什么呢?首先，根据本文的假设，这些哲学制度产品是公共产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其所需要的哲学公共产品来指导自己的思维和行动。这种选择行为不会减少其它人的选择机会，不具有排它性。在当时，从单个人来讲其选择成本来自于消费这种产品带来的与选择并消费其它不同思想制度产品的人或组织(教会、封建政府)在思维、行为方式上的对抗和冲突。而其收益便是实现与代表新生产力阶级的认同感，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强调人的因数中不断积极进取，创造私人财富而获得的间接效用。从资产阶级整体上而言，这种新的思想制度安排，促进了思想解放并增强了其认识和征服世界的能力，这种改变影响了社会总的偏好倾向，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本文基本假设所论述的，西方近代的哲学家即使主观上没有想将其哲学思想作为哲学公共产品提供给世人(后人)，或者更看重个人追求真理所获得的满足，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哲学家们的思想也都不同程度的产生了积极影响。无论如何这些哲学家在这次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哲学思想对于正在追求解放，崇尚自由的资产阶级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

西方近代的哲学家的研究主题由本体论转向了研究理性、研究感性、研究认识等哲学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哲学家的哲学论著作为记录、表达和传播其哲学思想哲学观点的手段。这些论著的内容不是浅显易懂的，导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其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但是，正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断发展的历史条件，对于新的哲学制度产品的需求催生了西方近代哲学。西方近代哲学(虽然各哲学家各流派的影响不同)如果看作一种思想制度产品正好迎合和满足了这种需求，它打破了教会垄断生产哲学产品的格局，给需求他的人们和后世带来了正的外部效应。

【关键词】传统的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绝对真理式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正文】

中国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

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

摘要：本文从社会学的发生学意义入手，对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能否被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梳理，认为儒学中虽然存在着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和社会学因素，但不能将其与近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社会学等量齐观。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一

人类很快就要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中哲学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将会发生哪些重大变化？这是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哲学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哲学存在的条件及其本身状况都不同于西方，它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走向必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然而当代中国是面向世界的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融为一体。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变化与西方哲学也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外，中国哲学研究还包含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等诸多方面，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融为一体。因而当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最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最重要的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走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世界意义，但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主要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中外哲学界都很少有争议。分歧较大的是：它与在同一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形态，并因它在基本倾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而把这两种哲学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总是极端敌视。双方处于对峙局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就此宣告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也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信念。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所是、特别是二者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真实意义；也要重新考察二者一百多年来在各自的发展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困难，二者是否能够以及怎样去克服它们？二者是否还具有、或在什么条件下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对这些问题有符合实际的认识，才能对二者的前途和当代哲学的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我国哲学界过去作了相反的评价：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后者是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已有很大改变。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现在很少再有人简单否定。除了专业队伍外，许多专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士也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了有关成果。然而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的真实意义还缺乏深层的探索，而没有这样的探索，既有的成就也是不牢固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片面性。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现在谁都反对。然而，即使在左的倾向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又有谁公开赞成呢？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们是否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他们能否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中，固然有它的反对者，但也有、甚至更多的是它的拥护者，有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未能越出近代哲学的视野，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以致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实践原则。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理解片面，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拒绝过体系，他们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被教条化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因素所导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普遍联系和人类历史一般本质、规律的反映，同样需要体系。

【关键词】传统的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绝对真理式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正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

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