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论文范文10篇

一、问题的提出:无可回避的翻译文学事实

长期以来，在对文学史的一般印象与历史叙述中，相对于处于文学研究核心的中外创作文学而言，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一直被认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学形式，处于民族文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极少受到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的足够重视。正如以色列文论与译论家伊文•佐哈尔(Even－Zohar)所说的那样:“作为惯例，文学常常只在无法回避的时候才会提及翻译”(9－26)。伊文•佐哈尔所言主要是针对欧美文学的研究状况，但它也是世界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更是如此。不过若在中国文学空间里往前追溯的话，情况却并非从来这样。从学术史演变角度看，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早期中国新文学研究者就不约而同地将翻译文学纳入文学史叙述视野。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都设有翻译文学的专章论述。但在之后的文学史著述中，就很少涉及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专门考察了。

80年代以后，再一次掀起外国文学的译介高潮，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中外(特别是中西)之间的文学关系，也重新开始成为文学史叙述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无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3－13)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陈思和)的整体理论描述，还是《中外文学比较史》(范伯群朱栋霖)等史著的问世，都表明对文学史的叙述，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文学对外来文化与文学资源的汲取与创造性转化。但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话语实践的存在，仍迟迟没有纳入文学史研究的框架中，在中国本土学术的话语中，一般更多地把它与所谓“外国文学”，即在异域空间、以原语方式存在的他民族文学直接划上等号。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情况才逐步得到改变。这种改变，首先发生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的断代方式，“近代文学”的划分虽然已经逼近了现代文学史之上溯下拓的挑战(当然还没有遭遇后来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①等叙述的整合)，但一些敏感的文学史研究者，基于对大量翻译文学的文本与实践的存在，以及无可回避的翻译文学与本土创作文学的种种难以割舍的联系，已经开始认真对待汉语空间中这一重要的历史存在，并尝试做出相关论述。比如，大型文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就有施蛰存主编的三卷“翻译文学集”，尽管施蛰存在导言附记中声明，翻译作品不是中国近代文学，不过外国文学的输入与后者的关系密切，因此编选翻译作品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独有的需要”(施蛰存1990年);由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也编列了大量翻译文学书目。他在编辑过程中竭力主张把现代外国文学翻译书目编入其中，与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体创作书目并列，并在序文中明确指出:“外国文学作品是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在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贡献与创作具有同等的意义与价值”，进而把创作与翻译比作“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贾植芳3－4)。

这在事实上已经把翻译文学及其实践提升到与创作文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了。这是否与他们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部分历史进程，同时又长期生活在上海这个近代以来的开放城市有关?这样看来，从近代文学研究到当代文学批评，学术界其实都已开始正视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独特部分的存在了，不过，试图对此现象存在从理论上给以界定和阐释，则是从比较文学领域开始的。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复兴，几乎与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反思与范式更新同步展开，它们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广泛的交叉地带，更共享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几十年来传统文学史模式和单一民族文化视野不断突破的时代思想资源。而比较文学传统中的法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正是在文学关系史研究基础上提升出来的一种研究模式。从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来说，中外文学关系领域也是参与者最多，也最早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宋炳辉127－31)，因此对这一学派的理解最深，也最有可能从它的研究转换出新的方式来。如果说法国学派创始期的文学关系研究重在梳理法国文学外传及其影响的过程，因而被后来的美国学派代表韦勒克指责为“文学贸易”学(Wellek56)，带有浓厚的法国(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的话，那么，这一学派的理论方法在现代中国，更多地被用来研究近代以来的外来思潮如何被中国文学所汲取，并催生出新的中国文学来。这种理论方法的扭转式运用，一开始与其说是经过有意识的理论反思，毋宁是基于近代以来的中外(特别是中西)文学交流中明显的“入超”事实。因为事实上谁也无法回避百多年来汉语空间中大量存在的文学翻译及其广泛深远的影响，这种自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所具有的特定的经验事实，必定期待着一种历史的界定与理论的阐释。不过，承认事实的存在与从理论上对这一事实给予界定和说明之间，却仍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面对这一跨文化、跨语际的实践存在，比较文学的跨界意识和思想方法，理所应当地承担起这一职责。结果，仍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理论中的流传学理论，借助于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文化研究理论的启示，在中国的比较文学、现代文学与翻译学的结合点上，慢慢聚集起围绕翻译文学的文本与实践的一系列问题域，并逐步提升出一种基于接受语文化、以文学的文化功能效应为核心的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这就是以谢天振为代表的基于翻译理论的新阐释和译介学概念的系统化论证，对文学翻译的文化定位和历史意义的确认。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1999年《译介学》问世，谢天振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了从译介学命题的提出到理论体系建立的过程。该书概括了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研究中的尴尬处境———它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被当作外国文学，而国外文学视野中它又完全被视为中国文学的范畴———并在理论上分析了作为国别文学之独特存在的翻译文学的性质。明确提出，现代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对国别文学的意义应该在比较文学、国别文学等多个学科中予以更多的重视和研究，并率先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与“外国文学翻译史”进行概念区分的基础上，在翻译史领域进行独立的史述建构的尝试。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言，来自相邻学科的这一问题意识和学术反思具有别样的意义和启示，它不仅更凸显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也进一步推动学科视野与理论方法的多元借鉴之势。同时，包括谢天振在内的一批来自中国现代文学、近代文学、比较文学乃至历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先后出版了多种中国翻译文学史和大量的专题研究著作，②一时间有关翻译文学的历史还原和文本勘疏，成为近二十年来文史学术界最为热闹的领域之一。

但文学翻译史的叙述与建构毕竟不能替代文学发展史的整体叙述本身。因为，文学翻译史可以围绕这一相对独立的文类系统，在兼顾作为成因与效应的时代文化背景的条件下，进行文本生成和历史演变的系统描述与评价。而要将文学翻译纳入民族文学发展史的整体叙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和推进。如何将翻译文学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存在及其持续性影响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完成对翻译文学的叙述与阐释，才能真正确立其在民族文学与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与价值。但是，至少在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翻译文学这一存在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或者说，在其重要性得到不断确认的同时，如何与原有的文学史叙述进行有机组合，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方面，学者们不愿简单地重复当年陈子展、王哲甫和朱自清们的做法，他们虽说在文学史中将翻译文学独立成章，但与整体文学的历史叙述仍然存在明显的裂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虽然对翻译文学的重要性有着明显的共识，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与翻译文学史或者外国文学翻译史相比，民族文学史中的翻译文学叙述，不仅需要在一般意义上确认翻译文学的文化归属问题，而且必须进一步解决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文类的性质界定;必须在与本土创作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对照中，区分翻译文学史叙述与在民族文学史中叙述翻译文学之间的不同;进一步还应该探讨这种叙述将如何展开?可以开辟出怎样的论述空间?有哪些需要并且值得重点展开的论题?对既有的文学史叙述格局有什么意义?如何在更广泛的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科际交叉整合，进而反思对文学的认知方式，拓展对文学历史的叙述空间，并激发当下文学与文学创造的可能性?等等。笔者愿意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在讨论展开之前，还是先就有关翻译文学的存在方式给以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对于这些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的事实及其评价，是展开进一步讨论的前提，是本文提出这一论题的最原初的必要性体现。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空间里:1．翻译文本的存在作为一种历史事实。近代以来出现的大量外国文学中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事实;2．文学翻译及与此相关的介绍、出版等实践活动，持续贯穿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史。3．在文学接受的层面上，翻译文学的阅读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流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作家的接受与借鉴。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写作中，汲取和借鉴外来文学是一个广泛的不争事实，而除部分作家从原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外，更多是经过译本接受的;新时期作家更是大部分通过译本接受外来文学。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与文学创作之间有着特定的内在关联，不论是对外来文学的模仿、借鉴还是对话、独创，都体现了最深层次的中外文学关系。因此，在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如伊文•佐哈尔所言，“任何人，若不是采取作家或者读者的角度，是无法讨论文学的”(9－26)。5．中国作家的大量翻译实践，既是翻译与创作关系的体现，同时这些翻译文本借助于译者特殊的身份而大大强化了其影响力，因而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现象。总之，近代以来大量外国文学翻译文本、连续不断的翻译实践、无处不在的中译本阅读的发生以及翻译文学与整个华语创作之间的广泛深入的关联，所有这些事实都提醒我们，必须在多元立体的文学史视域中，重新审视翻译文学这个庞大的文学实体。而要将翻译文学真正纳入文学史叙述，有两个前提必须在理论上给以辨析和论证。

二、前提之一:对文学权属观念的反思

根据收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外交公文记录第1326号记载，1931年5月，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森岛守上呈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周刊《满洲评论》发行事宜获准①。另据日本学术界的考证，早在1931年初，橘朴、野田兰藏、小山贞知及小林英一等日本在华文人，便不时在大连举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聚会，主题大多是谈论时事、特别是中日两国的政局及未来发展趋势。

野田就中最先提出了创办时事评论杂志的创意[1]。负责疏通工作的是曾任《东方通信》社记者的小林英一，他通过旧交在关东军及关东州厅迅速开始活动。先是从关东州厅打探评论类杂志刊行的相关事宜，并向坂垣征四郎寻求援助；得知时事杂志的刊行极为困难以后，他又在关东军内部进行疏通，并通过关东州厅的友人极力促成此事。与此同时。兼任满铁和关东军特派员的“满洲青年联盟会”理事的小山贞知，也频繁游说关东军的上层，并得到了橘朴的至交、时任关东州厅外事课长河相达夫的助力。通过多方面的努力，1931年5月27日终于取得了《满洲评论》的发刊许可，条件是需要缴纳500元的保证金，并须在许可日开始50天以内发行创刊号嘲。其时杂志的运营资金、事务所和编辑人员等诸多问题尚无着落。野田遂于7月上旬返回东京，意欲向亚细亚学会筹措资金，结果因告败而未归，留给橘朴的是主编的机遇。不仅如此，该刊同时面I临了其他杂志提出收购《满洲评论》发行权、实行联合办刊的局面。坚持自主办刊的小山贞知，先行垫付了500元保证金，并恳求关东州厅将创刊号的发行延期到8月15日。小山拜访了当时在满铁涉外部资料课做特派员的橘朴，并承诺由自己来负责周刊运营，聘请橘朴负责编辑业务及相关事宜。橘朴当即应诺，并主张应启用新生力量从事编辑工作。为此，橘朴找到了资料课的同僚大缘令三和上文所述的小林英一，还有大蟓的手下田中武夫等人，组成了创刊号的编辑阵容[3]。该刊文学专栏正式创设于1936年，就杂志本身的历史而言时期较晚。但相关文艺文学专题的文章刊发却几乎与该刊诞生同步，并横亘了《满洲评论》办刊14年。伪满时期知名日本文学家山口慎一，创刊伊始便担任责任编辑助手工作，翌年初升任责任编辑。他以矢间恒耀和大内隆雄这两个笔名，分别发表时事评论和文艺报道，两种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当时伪满文坛乃至中国近代文坛做出了研究。应该说，作为时评周刊中的文艺元素，《满洲评论》文学专栏及文艺报道是对时事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折射。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国内主战的军部地位浮升，并最终导致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立，中国东北地区彻底沦陷。在此前长期的殖民渗透过程中。东北地区已涌入了包括文化人士在内的大量日本移民，关东军也企图利用这些在华活动的日本文人，为自己的殖民文化统治服务。《满洲评论》的问世可以称得上是应运而生，但其存在却有着极大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刊物本身、特别是文学专栏并未受到当局高压舆论管制的束缚，保持了高度的自由度和相对的真实性。因此，从全新的角度对《满洲评论》及其文学专栏做出分析，弥补《满洲评论》研究空白，对本世纪的新伪满洲国问题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下文分述该刊主编橘朴和文学编辑山口慎一，从办刊方针与文艺栏目构成两方面考证《满洲评论》的政治立场和艺术追求，探寻评论周刊中时事与文学的初衷。橘朴，长期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报人、新闻记者、汉学家。1881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1905年任札幌《北海时报》记者。翌年，24岁的橘朴来到中国，担任大连《辽东新报》记者，1913年开始从事中国道教研究。1916年从事北洋政府财政、税制、土地制度的调查工作。1917年任“满洲报社贸易部”总经理，1922年成为《京津日日新闻》主笔，并确立了在华日本报界人士的稳固地位。此间同时编辑《支那研究资料》(1917—1918)、《月刊支那研究》(1924—1925)等杂志。笔墨所至触及了以民间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及社会结构。为其后主编《满洲评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4]。作为《满洲评论》总编辑的橘朴，历时长达14年，横亘了伪满洲国历史的全过程。他不仅主导了《满洲评论114年的思想与言论动向。而且在坊间赢得了“《满洲评论》即橘朴，橘朴即《满洲评论》”的称道[5]。橘朴在中国思想、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评价为日本近代思想家之一。他在华40余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国近代政治局势、中国东北农村均有深入的研究，是伪满洲国时期从事中国研究的知名日本学者‘6。。橘朴50岁上逢九--]k事变，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其后他积极投身“满洲国建国运动”①。事变爆发后，橘朴在《满洲评论》上发表了《我的方向转换》一文，成为他此后从理论到实践朝着“新方向”转型的历史印迹‘7。。他最初是反对九--／k事变的，他认为“这只不过是田中内阁时代的东方会议和皇姑屯事件的皮毛”，是“军部的盲目行动”，还预言“这种局面是暂时的，东北地区财政和内政迟早要回归到满洲地方”。并以此为主旨开始执笔《百分之百的怀疑论》一文，准备在《满洲评论》上发表旧J。1931年10月，经小山贞知斡旋。在奉天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东拓楼，橘朴会见了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坂垣和石原。早在同年春天的3月12日，为《满洲评论》创刊而从旅顺移住大连桃源台的橘朴。就曾与石原莞尔私下会面，就“满洲”时局交换意见‘9。。此次会面彼此心照不宣、惺惺相惜．并决定了橘朴的“方向转换”。此后的橘朴，仍保持和石原等人的频繁联系。并为伪满洲国“文化建设”呕心沥血。1931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橘朴的《满洲与日本》。这是一本为日本侵华行径提供“理论依据”的书。同月，“自治指导部”成立并聘任他为顾问⑦。这年年底，他与野田兰藏等结成了“建国社”，集结了支持伪满洲国的一批在华日本文人，唱颂伪满洲国存在的合理性。1932年1月下旬。又应关东军的旨意。组织成立了满铁经济调查会。同年6月，他还与石原莞尔有过密谈，商议伪满洲国人事组织问题。+7月“协和会”成立，橘朴出任了该会的理事①。橘朴“转换”后的“方向”，就是用民主主义的理论为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开脱，并幻想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大环境下实现所谓“大众利益”。橘朴作为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倡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长期在中国东北地方实践“农村合作社制”[101；但其文化活动的本质，却是在关东军的指使和资助下，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提供“理论武器”。集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与民主主义的自由民权、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与社会主义的民众利益于一身的橘朴，其思想内涵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

他作为该刊主编，主导了《满洲评论》的主要舆论导向。他执笔撰写了《满洲评论社告》，为该刊特别是时事评论栏确立了政治立场：“一、科学且公正地对支那时事做出批判与评论；二、做具有解说性质的政治经济社会纪事杂报；为支那及满洲现势做出判断提供必要的内外部文献资料；四、用平易朴实的文体，传递科学且实用的新闻。”[1此橘朴主张的这一办刊原则，奠定了《满洲评论》中时事部分的基调，也对文艺栏目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山口慎一，1907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自幼来到中国，东亚同文书院毕业，1929年进入满铁工作。他与中国近代文坛一直保持着深入接触，与鲁迅、郁达夫、田汉交好；他以《满洲评论》为阵地，翻译了中国左翼文人朱其华的政治经济论文，并引介了东北文学家古丁、爵青等人的文学作品。因其积极的左倾思想，他遭到当局严密监管，几次被捕入狱，但始终不放弃在文学上的创作和研究。他凭借自身对中国东北近代文学的深厚了解，著《东北文学20年》一书，奠定了他在伪满文坛上不容小窥的地位【l2。。自1932年初的《满洲评论》第2卷第1期，山口即发表了评论《支那学界一瞥》。随后又于同卷第2期、第3期发表了《中国文艺与文化之展望》和《中国舆论界就满洲问题之讨论》两篇文章。前者是文艺报道，而后者则是时事评论，但就两篇的内在联系而言，都是针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伪满洲国成立前夕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探讨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东北地区文艺发展方向何去何从的问题。1936年第10卷后，在山口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满洲评论》文学专栏最终确立并走向成熟。在他的主持下。《满洲评论》聚集了大批日本左翼文学青年为《满支文坛时评》投稿，这是文学与时事的有机融合，是二者互相映射、彼此关照的真实体现。该栏目刊载了以山口为代表的《阿Q之眼》(第10卷第18期)、《何谓满洲文学作品》(第10卷第19期)、《鲁迅之死》(第11卷第18期)、《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启迪》(第23卷第23期)等一系列文学报道和文艺评论，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满洲评论》多元化的文学部分构成，成为该时事评论刊中特殊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总体而言，发表在文学专栏的文章以文艺评论居多，特别是对当时的伪满文坛多有反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前后几次追踪报道，对现今考证东北文学史有极重要参考价值。此外，对中国近代文坛特别是鲁迅的关注，也是该刊区别于同时代报刊的显著特征之一。

以《满洲评论》为舞台．在山口的带动下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在满日本知识青年。这些左翼文艺分子与山口一道，撰写了大量文学色彩浓厚、不受政治因素干扰的艺术评论，这不仅极大程度地丰富了该刊的“评论”机能，也在一定意义上为繁荣伪满洲国文坛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殖民文学伴随殖民政策而生长”；与此同时，“殖民文学又加速了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步伐眦托】。就《满洲评论》的情况而言，在橘朴确立的刊物言论主导为针砭时局之前提下，山口及其文学专栏促成了刊物栏目构成的多元化、充实了办刊主题与内容。四80年来，包括日本的学术界在内，与《满洲评论》相关的研究成果甚少，导致这本杂志的史料价值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解读和充分的认定。作为伪满洲国研究的重要文字依凭与历史记录，《满洲评论}28卷总计约700余期的内容，留下了政治、文学、经济、军事、农业、民俗以及伪满洲国相关机构人士变动等极为丰饶的原生态史料，改变这种现状无疑已成为中外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橘朴作为一位日本近代的思想家，其研究价值近年来得到中日两围学界的日益关注。橘朴是《满洲评论》舆论导向的灵魂，《满洲评论》也是他新闻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文本存在。可以断言，橘朴作为主编，中止了《满洲评论》成为关东军喉舌的命运。与之相对．山口慎一是伪满时期的代表性文学家。他作为具有左翼思想的积极进步人士，以文学为武器与日本军国主义展开了斗争。他将《满洲评论》中的文艺要素最大化，使该刊成为了日本左翼文人在伪满的重要活动舞台。橘朴与山口慎一对《满洲评论》的影响，恰如该刊中同时充斥着的时评与文艺两种力量，既互为补充，又彼此作用。可见，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在受政治时事左右的同时，也能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和影响力。想必这就是《满洲评论》的创刊初衷，也是时事与文学的共同初衷。

论文关键词：苏诗诗史意境研究述评

论文摘要：木斋把苏诗还原到苏轼诗词文创作、宋代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等多维坐标系中去研究。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居高临下审视苏诗这一文学现象，故能准确地洞见和窥探到苏诗的本质特色；另一方面，借苏诗的研究，反观中国诗歌史，牵一发而动全身，使苏诗成了撬动中国整个诗史的一个有力支点，实现了理论建构和个别作家作品研究间的良性互动。

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诚如王氏所言，此四子既以高尚之人格光辉闪耀于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同时也以天才般的文学才华照亮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学历史。文学史研究也基本以此四子为重点，历朝历代致力于此四子之研究不乏其人。相比之下，大约对子美和子瞻的研究略为偏重，以杜甫和苏轼之名命名的研究刊物和研究室已蔚然成林。对杜甫研究史的再研究专著笔者尚未多见，而以对苏轼研究过程、研究史的梳理而形成的专著目前所知则有曾枣庄先生的《苏轼研究史》，对苏轼诗研究史之再研究和梳理出的专著则有王友胜的博士论文《苏诗研究史稿》。王友胜的论著主要考辨和梳理的是宋、金元及明清五朝对苏诗的研究状况，总体上说考辨详细、资料富赡，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当是功不可没的，但限于篇幅，对近、现代及今人研究情况无所涉及。

今人对苏轼诗歌的研究应该说也是颇下功夫的。比较好的选本有刘乃昌的《苏轼选集》(1979齐鲁书社)；吴鹭山、夏承焘、萧湄等人的《苏轼诗选注》(1982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曾枣庄《苏轼诗文词选译》(1990巴蜀书社)；徐续的《苏轼诗选》(1992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较好的论文集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推出的《东坡诗论丛》(1984四川人民出版社)、《东坡研究论丛》(1986四川人民出版社)、《苏轼诗词研究》；论著有谢桃坊的《苏轼诗研究》(1987巴蜀书社)，刘乃昌的《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苏轼论稿》(1994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刘朝谦的《苏轼诗学研究》(2001，四川文艺出版社)等等。这些论文、论著多从苏诗风格、题材、体裁、技巧、形成分期等角度入手，视角较广，所获颇丰。

在众多的研究之中最能形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当数木斋长期以来对苏诗的研究。他不是把苏轼诗歌当成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研究对象，也不仅仅把苏诗置于宋代文学中去考察，而是把苏诗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去观照。他对整个文学史有自己独到清醒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套相对成体系、且具说服力的理论，所以他在研究苏东坡及其诗歌时总是把它置于这一宏观流变过程中去综合考察，尽量把苏诗还原到苏轼诗词文创作、宋代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等多维坐标系中去研究。一方面，凭借其宏观的理论视野居高临下，准确地窥探到苏诗的本质特色；另一方面，借苏诗的研究，反观文学史的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使苏诗成了撬动中国整个诗史的一个有力支点。这样就实现了理论建构和个别作家作品研究间的良性互动：在考察具体的作家时，因为有宏观理论的指导，不至于坠人到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而理不出头绪；同时又用具体的作家作品来反证理论的合理性。

一、宏观理论的建构：苏诗研究的理论准备

论文关健词:三毛文学现象文学批评

论文摘要:三毛这位风靡华人世论了文学批评的现象，借由“三”文学现象的国各地涌现“三毛热”的文学现象。本文在论述三毛文学及其引发的文学现象后，重点讨，重点探讨作家、评论者和读者之间应该建立的正确三角关系.

“现象学”是二十世纪一种哲学运动的名称，其开创者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一1938)主张“面对实事本身”，摆脱传统和权威的束缚，搁置已有的知识和信念，直接审视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本身，从而获得哲学研究的全新对象、全新视角和全新方法。现象学一个研究的基本法就是’‘还原”，亦即’‘现象材料的还原、本质的还原和先验的还原。”现象，或者说“文学的现象与研究”，不是文学的独创，而是文学对哲学的借助。而“文学现象”就是作家与作品呈现的各种现象，它往往包容与反映了相当丰富的内涵，又因时代思潮的变迁，多元的文学现象随之兴起，而多元的文学现象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属干创作;一类属于批评。而“文学现象”通常是由于“作品”、“作家”和‘.读者”三者关系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现象”意味着作家的创作具有独特的个性，展露出独异的风格，从而构成独有的历史存在，在历史上发挥相当的影响力。我们通常所称“三毛热”、‘.三毛震撼”的文学现象，是指三毛其人其文所引起的各种不同的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热烈讨论，亦包括了对三毛本身文品和人品的评价。从推出《撒哈拉的故事》之后，声誉日隆，颂扬四溢相继而出的<雨季不再来》《稻草人手记》等著作。三毛不断以其特殊生活经验，加上其特有的人格风格，在作者与读者的心灵上找到了契合点，受读者的肯定与支持，在大陆地区，包含港台拥有巨大的读者群，文艺界出现了“三毛热”的现象。与此同时，文艺批评对人品和作品的批评和非议相继出现，并日益增多，日渐深化。因此“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两者密切联系起来，以文学的研究作为文学批评的真正基础，而以文学批评来辅导，甚至指导文学研究的进行。而众多批评家们的文学批评，都是“三毛热”文学现象反思的一个起点。

在文学批评的现象中，借由.‘三毛热”的探讨，将“作品”、“作家”和“读者”三方面的研究做紧密的结合，找出作家、评论者和读者之间应该建立正确的关系。www.gwyoo

首先，读者对作家作品的广泛接受，因而出现“畅销现象”。作家有感于读者之热情与支持，更努力于从事创作，期以更新、更好之作品回报于读者。对三毛来说，她的作品所以受人欢迎，和她的人格与风格是分不开的。三毛漂流异域、远走他乡，去了许多中国人从没有到过的地方，洞开了异域文化，她在文化上满足了大家探视异域的好奇心。所以，她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深受观众喜欢，风靡一时，读者遍及台、港、澳、星马、欧美各地。

一、人类文学大系统分类结构的时问性与空间性角度

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学研究等都可以按以下两个视角分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而开放的文学系统：第一是文学的时空角度，第二是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角度。先来看第一个视角，即文学的时空角度，这又可分为时间性和空间性角度。

(一)时间性角度：古典性文学与现代性文学

文学的时问性，实际上就是文学的时代性。文学的产生、生长和演变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是在历史时间长河中不断运动的。这就有了文学的长度，即时间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文因时而变，文与时俱进。一个时代产生了适应一个时代精神与需要的文学，是作家对所处时代具体生活有感而发的产物；但同时，一个时代的文学又反过来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代的精神和品格。无论是把文学比拟为照亮时代的精神明灯，还是反映时代的镜子，说的都是文学的时代性问题。就整个人类文学而言，可以区分为古典性(古代)文学、现代性(现代)文学与正在发展运动中的当今性(当代)文学。就中国文学具体论之，从时间性角度可分为先秦文学、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每一时代都有代表这个时代价值取向、社会生活、审美理想与艺术创新的经典性作品。如先秦文学中的《诗经》和《楚辞》，前者是北中国文学的代表，后者是南中国文学的典范，两者互补融合，哺育着中国传统文学的古典性品格。同样，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代表着所处时代的文学成就。按时间性即时代性研究文学，正是我们的文学史教程长期奉行的研究路数。中国的古典性文学，美学上的道、气、韵、味等，政治上的忠君、爱国、济世等，构成了艺术和思想上的鲜明个性。在语言上，古代文学是古代汉语的文学，与古代汉语的语言系统相一致。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还有一个中介，即近代文学。近代文学是一种转型期的文学，很多东西都没有定形与定制，但它是现代文学产生的必要准备。需要说明的是，在西方，“近代”和“现代”是同一个词，不存在“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别。本文考虑到中国文学史的习惯分类，因而析出介于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表现了人类对现代社会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悟。现代性的基本标志有三个力‘面：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体原则。市场经济以功利原则为主导，民主政治与权威主义相对立，个体原则是区别于整体主义的行动哲学。历史的发展要求人类找到一种能够更好地表现现代人精神情绪、审美理想、价值观念的新的文学形式。试以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相比较，从文体角度不难发现，中国古典性文学中的韵文较发达，广义的散文比韵文要弱；而现代性文学则相反，散文体尤其是叙事性文学小说特别发达，诗的成就相对要小一些。我们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主体部分就是一部小说创作的发展史，诗歌、散文、戏剧都在其次，如果去掉小说，现代文学大厦就会轰然倒塌。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即现代性文学在精神取向上表现为向西方学习，科学、民主、自由、理性、民族、国家等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题。在语言上，现代文学是现代汉语的文学，与现代汉语的语言系统相一致。现代文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即印刷技术和传播媒体比之古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晚清以降，印刷业的发达，报刊的传播，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取向，极大地刺激了小说创作，使这一能够有力、有效地表达现代人精神情绪与生存体验的文体，有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关于文学的时间性与时代性，还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意味着后起的文学必然胜于从前的文学、越是后代的作品必然超过前代的作品。文学是精神产品，不同于科技产品。科技的发展是一种线性发展，后起的必然超过从前的，今天的火车飞机比之古代的骡马舟车自然要先进快捷，但人文领域的文学就不同了，每件作品都是作家在特定时空、特定语境、特定情绪下产生的，与彼时彼地人们的精神状态、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审美理想紧密联系，其意义与价值是复杂多元的，不可能像物质产品那样可以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与判断。比如诗歌，你能说今天的新诗已经超越唐诗了吗?显然，李白、杜甫的崇高诗史地位，今天依然无人可以取代。

(二)空间性角度：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

时空视角的第二个角度是关于文学的空间性，也即文学的地域性、民族性。从这一角度立论，可以把文学分为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两大类。本国文学指自身所处国家的文学，具有民族、国籍身份的认同意识。对中国人而言，本国文学就是中国文学，即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一切文学；外国文学是发生在中国境外的一切文学。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所论文学的空间性，只将其分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两大类。中国文学内部又可按地域或民族分为各类文学。以地域区分，如京派、海派文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1996年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丛书”，就包括巴蜀、楚湘、吴越、齐鲁文学等分类，研究了特定地域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形成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四地不同的地域文学。台、港、澳文学与大陆文学一方面是同根同源同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各有其特殊的文学生态环境与发展态势，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深受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深受商业化运作对创作出版的影响；在语言方面深受闽南客家文化、广东方言以及外国语的影响。外国文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地域文学概念。一般把外国文学分为欧美文学、东方文学等大类。就欧美文学而言，又可分为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东欧、北欧、美国、加拿大文学等；就东方文学而言，则有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文学等。文学的空间性是由产生这种文学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地理环境是一切因素中最稳定的因素，势必影响到与之紧密联系的地域文化生态的稳定性及其特征，濡化、组织、干预和引导着该地域作家的性格与思维、情趣与视野、审美理想与艺术感受，进而影响该地域文学的表现世界、精神走向与文化品格。科学的进步有其世界性的统一标准，但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的进步则在于其独创性。文学在时间上是时代的，在空间上是民族的。一个民族的文学只有反映了特定地域的社会生活、时代精神、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审美情趣、共同荣辱以及本民族生存特有的地域文化特质，才能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秀华光发的世界文学大厦，正是由形形色色各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作品所支撑起来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不但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尺度，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向。时代性是一种全球意识，民族性则是一种寻根意识，这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思潮。21世纪人类面对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交通立体化、信息网络化，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特别足覆盖全球的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不分国界的“电子空间”，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真正成了“地球村”。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本民族文化价值的精髓，体现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特有的地佗、意义及尊严，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普世的精神追寻。在此意义上，研究文学的时代性与民族性越发湿得重要。对文学大系统进行时问性与空间性分类，具有自身的学理逻辑，并非简单的分门别类。

高中历史教案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在西学影响下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特点；严复的思想及影响；龚振麟、李善兰、徐寿、华衡芳、詹天佑、冯如等人的科技成果及贡献；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维新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与京师大学堂；清末新学制的制定和科举制度的废除。

2．能力方面：

（1）通过对向西方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思想界的教学，培养学生历史知识的迁移能力以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

（2）通过对科学技术成果的教学，培养学生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

高中历史教案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在西学影响下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特点；严复的思想及影响；龚振麟、李善兰、徐寿、华衡芳、詹天佑、冯如等人的科技成果及贡献；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维新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与京师大学堂；清末新学制的制定和科举制度的废除。

2．能力方面：

（1）通过对向西方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思想界的教学，培养学生历史知识的迁移能力以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

（2）通过对科学技术成果的教学，培养学生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一）写作流程：

1）学生根据下面分设的专业选择一个，作为毕业论文的专业方向

2）在所选择的专业方向里面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自拟论文题目，开始论文写作流程。参考论文选题附后（学生论文选题不宜相同）：

（二）专业类别：

1．文艺学

文学概论文化诗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语文教学法美学概论

论文关键词：文学；现代性；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西方文学现代性理论作为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由于传统不同，现代性呈现不同的内涵。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借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的问题，普遍缺乏较为宽广的世界文学视野和反思能力。本文从“时”、“质”两个方面把握我国文学现代性特质，表明中国的文学现代性总是按自身的特点去演进，体现出自身的独特节奏、问题呈现方式及重心。当今，文学现代性更强调为文学跨越新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种‘反促力’，这“反促力”就是文学的现代性的时代征候。

现代性理论作为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一种世界性景观，它提供了一个与政治观念不同的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至80年代后引人我国迅速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我国学者以其为研究和建构对象，来阐释、反思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和创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写了过去文学理论研究的狭隘视野，取得了较为丰硕、新颖的成就。

一

西方“现代性”一词使用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时间方面的，即指启蒙时代以来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是一种持续进步的洽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概念;二是观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即以建立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次知识创造和传播以及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推进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形成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并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概言之，现代性包含进步的时间观念、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组织机制与效率、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这样几方面内容。中国“现代性’，一词的出现，则源自周作人发表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的翻译文章《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一般意义上，我国学者将西方现代性理解为两个不同纬度上的现代性。一是社会现代性，它表现为社会的现代化以及与工业化进程相关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二是审美现代性，它以主体性和个体性为内核，对工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市侩哲学及其观念的批判。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相容且相斥的特色，在工业化初期，审美现代性表现为对社会现代性的讴歌，而在工业化后期，审美现代性常表现为对社会现代性的对抗和批判，审美现代性成为调节社会现代性中负面的东西。而对审美现代性的内涵把握，则一般认为其现代性是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随社会的发展不断扩展、变化，不同时期都呈现不同特色。文学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就是其批判性的反思，它是现代性社会得以不断更新变异发展的精神动力。从这点出发，一些学者指出，“现代性就是一种质的否定性”，“上承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变革精神，与生俱来地表现出对于以往传统的否定性、叛逆性和批判性”，等等。同时，我国学者从微观层面探讨现代性的内在诸多要素，使得现代性的研究呈现多元的景观，诸如现代性原则、内核、层次问题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在对现代性的研究过程中，我国也有部分学者忽视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在发生环境、社会制度、文化根基等方面的不同，缺少对中国现代性的民族性的考察。如果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特点来确认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特征，以西方文学思潮的演进轨迹来确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进的轨迹，这种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与中国近百年文学实践的距离[4]。现代性作为全球性的话语系统具有普适性，但不同民族、区域所呈现的现代性具有差异性。中国的社会现代性与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就具有不同的内涵特质与时代背景。中国的现代性源于救亡图存的严酷现实，属于“晚发外生型”。经济上，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可谓工业凋敝，整个社会以传统的农牧生活为主;政治上，人民享受的教育、自由等权利可谓毫无保证。而在西方，其现代性则属于“早发内在型”，由于推行商品经济，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大规模的释放，与其相适应，各种保障市场运行的政策法规也随之完善，以物质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水平较高。就审美现代性而言，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在具有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忧患意识和现实关怀，从而导致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审美先天不足批判有余，偏于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文学而有意忽略关注个人生存价值的文学。而西方文学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前期主要表现对现代化进程的歌颂与向往，通过启蒙运动以理性化来弥补个性解放带来的人性缺失，后期则主要表现对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人的异化、物化现象的关注与反思，努力消弧物质至上导致的精神荒芜和变异。目前我们对现代性理论研究呈现“四多四少”的现象，即引进的多，阐释的多，套用的多，解决具体问题的多;批评的少，反思的少，发展的少，理论重构的少。正如有学者所指，对现代性的简单化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漠视了这一概念的内在张力，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研究不够，对现代性视角的理论价值认识不足“真正的审美现代性，它一方面是批判现代性的(主要是针对现代文明和科技理性对人的压抑与操纵)，但是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原点仍落在现代二字上，它不是从根本上抛弃现代立场，即它在现代性之内反现代性，而不是要回归前现代性与传统。这也正是现代性的建设性的本质的体现。”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我国本土现代性理论几乎没有，长期以来一直借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问题，出现了所谓的“失语症”，另一方面，我国学者普遍缺乏较为宽广的世界文学视野和反思能力，未能站在区域化甚至全球化的视野上考察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

论文关键词:三木寡风诗歌创作

论文摘要:三木露风是日本近代新浪漫主义文学独具特色的诗人。他与北原白秋共同创造了日本近代诗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时代“白寡时代”。三木寡风的诗歌多描写近代社会的颓废和病态的人物心理，并具有浓厚的基督教特征，表现了不被社会所容，只好退回内心深处，并在孤寂、哀伤中发出呻吟、呐喊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形象。他那来自现实世界的具有时代感的象征诗歌创作，标志着日本近代诗发展的又一高峰。

三木露风(1889-1964)，出生于日本兵库县，他与北原白秋被称为日本近代新浪漫主义诗坛的双璧。三木露风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作为抒情诗人以咏叹为主调;中期受“世纪末思潮”的影响，吟诵近代人的暗但和哀愁;晚期加人天主教后，诗歌进人明快的境地。代表性的诗集有《夏姬》、《废园》、《寂寞曙光》和《白手猎人》等。永井荷风高度评价三木露风的诗歌创作:“说他最好地体现了魏尔伦的风貌也不过分”。(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昭和59年)三木露风认为，在诗歌创作中“象征是灵魂之窗”。纵观三木露风一生的文学活动可看出，他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具有以下特色。

1.0源于自然、憧憬自然、歌颂自然的文学感性

三木露风自幼成长在自然环境优美而又寂静的山村，山川美景、森林奥秘，培养了他憧憬自然、探索自然的情感，并由此激发了他热爱自然、讴歌自然的文学灵性。他晚年曾在《我的故乡》中回忆道:“我的故乡背面靠山，前面有河。鸡笼山、台山、白鹭山，分别耸立在北面和西面，其中，鸡笼山是受保护的风景区，上面有许多名胜古迹，禁止伐木。过去的朝雾城就坐落在这山上。山上树木苍郁茂盛，松柏之间夹杂着山樱，春天樱花盛开，十分美丽。我少年时代喜欢一个人登山。从十岁到十五六岁，我游玩的地方就是山、山谷和河流。其中，大山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我长大后，专门创作了童谣，歌唱记忆中的登山活动。那些童谣收在童谣集《珍珠岛》中。”(三木露风，昭和48年:162一163)“在童谣中，我所歌颂的山峦郁郁葱葱，在夕阳照射下尤为美丽动人。越过一道山梁向对面山头进发时，可见山上深不可测的湖泊。它使我幼小的心灵始终抱有神秘感，认为对面肯定隐藏着什么。这种孩童的憧憬、幻想与向往，可称之为先天性的对自然的思慕之情，浓浓地存留于我少年时代纯真的心中。”(同上:164)家乡的自然景色给三木露风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培养了文学感性，可以说，他文学兴趣的原点就来自对家乡山峦、森林、湖泊的神秘感。他的第一部诗歌集《夏姬》是为怀念故乡闲谷(地名)而创作的。

1909年8月，三木露风第一次到东京，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刚满17岁的浪漫青年，仍然保持着以往的喜好，亲和自然。后来，他将诗集《夏姬》赠给松原至文，松原至文阅后，在《文库》上发表了《与露风的近作》一文，高度评价三木露风的诗作，称赞他是“年龄极小，才华横溢的才子。读他们的诗，如诗集《夏姬》，如同诗苑掇英。”(转引自安部宙之介，1983:24)茶余饭后，他经常到龙野川(地名)一带那“树木茂盛，庄稼地成片，住户少而寂静”的地方去散步，“喜爱自然的寂静”，(三木露风，昭和48年:201)并在自然中寻求创作灵感。1921年，他创作的诗集《废园》，就是在搬到根津大院后，触景生情而创作的诗歌。那里有宽广的庭院，有白鹭栖息的池塘，四季景色优美宜人，居间甚为逍遥，他在优雅的自然风景中搜寻回味童年的记忆和灵感，流连忘返、吟诗作歌，由此而成就了他的诗人地位。他曾说:“给我诗情，使我在少年时代沉思默想的……是故乡的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