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美术教育范文10篇

摘要：美术教育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语境中虽呈现出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但最终确立起了“现代”的品格，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于美术之文化身份的形塑上，而且建构出了其审美功能，使得美术教育更为接近美术的本质。另外，蔡元培还挖掘出了美术教育的社会功能，使其摆脱了单维的学科限制，从而获得了更大的表现力。

关键词：蔡元培;美育思想;美术教育;品格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语境中，作为学科的“美术”呈现出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本质上看，近代美术教育的发生不仅有画家群体的积极参与，而且还离不开教育家、理论家等群体在教育理念层面的积极探索。蔡元培即是这样的典型，他以自身所持有的美育思想为主体，有效地确立起了美术教育的“现代”品格。就确立过程而言，蔡元培在塑构“美术教育”之文化身份的基础上，积极进行了对其审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挖掘，在建构“现代”品格的同时，有力推动了美术教育的发展。

一、美术教育之文化身份的形塑

在传统社会中，“一心只读圣贤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思想观念占据了士人们的思维主体。较之“书”来说，“美术”自然始终处于“边缘”的位置。尽管孔子的“六艺”致力于大众人格的完善与情操的陶冶，但这种思想同构于道德教化与审美观念的结构功能之内，“美术”的重要作用尚未凸显。因此可以说，“美术”在古代社会中以“边缘者”的身份存在于其文化体系之内，尤其缺少对于自我身份的基本认知。这种局面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而在这一过程中，蔡元培的美育思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近代以来，传统中国原有的观念渐趋得到改观，加之西方文化与思想的逐渐传播，其时社会的整体观念处在了相对“开放”的状态。“美术”即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生成，这种生成不仅仅是其在形式层面的显现，更为重要的则是其文化身份的确立，蔡元培在此即扮演了确立者的角色。蔡元培有着留学西方的背景，尤其吸收了康德的“二元论”，该观念在随后成为了其美育思想的基础。除了对西方思想的自觉吸收外，蔡元培还逐步确立了“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思想，以此形成了以康德思想为基础，诸种美学思想并用的美育思想体系，这为其后来所进行的美术教育探索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根基。除对先进思想的吸收与借鉴外，蔡元培还在实践层面对美术教育进行了深入探究。他将“美术”与“美育”有机地融合起来，有力地拓展了“美术”的文化内涵。就实践层面而言，蔡元培将自身的现实“身份”转化为了“美术”自身的文化身份，不仅通过一系列美术教育政策的颁布，建构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美术学科，而且还不断支持建立新式的美术教育学校（如“杭州国立艺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把自身以美育理念为基础的教育思想充分地运用到了美术教育之中，以此确立了美术教育的基本理念与范式。经由蔡元培的理论和实践，美术教育的文化身份渐趋确立起来，此种身份使其能够与其时的社会思潮之间形成深刻的“对话”关系。也即是说，美术教育在其时社会的文化结构中找寻到了自身的合理位置，而不至于被其他的思想所裹挟。这同时意味着，“美术”不需要借助“他者”的思想空间来宣告自我的存在，而是充分地摆脱了“他者”的束缚（尤其是封建思想观念的束缚），从而借助新的社会时代平台来发出自我的声音，并与原有的“他者”之间进行着深入的对话与交流，进一步形塑自我的文化身份。

二、美术教育之审美功能的建构

【摘要】中国近代引进西方学制后，一大批美术教育家在传统艺术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融合西方美术教育的优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美术教育思想。文章剖析了李叔同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内容及特点、形成背景及其“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文艺观等，其独特的美术教育思想和观念推动了近代美术教育的发展，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美术教育;李叔同;改良主义;艺术观

随着近代学校教育的发端，我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美术教育家。李叔同是最早在中国开展美术教育的教育家，他将西方美术教育思想和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近代美术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一、功利主义美术教育是发展近代工业的必然选择

晚清政府为了发展近代军工业，宣布改革教育制度，废除科举，设立学堂。1902年8月，张百熙拟定了《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该章程颁布却未实施，真正颁布并实施的是1903年初由张之洞、张百熙与荣庆共同修正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由此，新式学堂成为近代美术教育制度的发端。学堂教育要求中小学设置图画课，“以备他日绘画地图、机器及讲求各项实业之初基”①；规定师范学堂的图画课为通习课程，要求实业学堂依据不同专业性质分别设置图稿绘画科、图画科或机器制图科。其他各科也大都开设图画课，实习科目中不能缺少制图或绘图等内容；高等学堂的“艺科”（包括格致、工科、农科及医科)要有计画制图及实习、应用力学制图及演习、机器制图等课程②。可以看出，绘图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美术教育，它强调对科学技术的学习与应用，是科技教育的工具学科，为工业发展培养人才，带有较强的功利色彩。

二、改良美术思想是对功利主义教育的匡正和扬弃

摘要：姜丹书是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之一，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和教育事业中形成了独特的美术教育思想，推动了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基于此，研究姜丹书的美术教育思想，对于当代美术教育而言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学术意义。

关键词：姜丹书;美术教育思想

姜丹书（1885—1962），字敬庐，号赤石道人，斋名丹枫红叶楼（图1），他是我国著名美术教育家、画家，擅长国画（图2、3）。姜丹书求学时期正处在科举将废、近代学校初兴之际，他于1911年毕业于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后入京参加考试并获得师范科举人学位。因此，他尝刻一闲章，戏以“末代举人”自谓。作为我国近现代第一批美术教育工作者，姜丹书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难免受到时代的限制，不够全面、系统、完善，但对当代中国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有所启迪。姜丹书对现代化美术教育思想的传播更是功不可没，他在上海、杭州等地艺术院校担任教师长达五十余年，后世美术界的栋梁之才中受其教者不计其数，如人们熟识的潘天寿、丰子恺、郑午昌、来楚生、米谷等。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中，姜丹书专心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其美术教育思想已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

一、姜丹书的美术教育思想

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姜丹书的美术教育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是对教育理念的实施，还是对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值得当前美术教育工作者思考、借鉴。姜丹书注重教学实践，同时积极开展美术理论研究，编撰了多部著作，并发表了许多关于美术改革、美术教育、美术理论的文章，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的发展。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解读，笔者将姜丹书的美术教育思想归纳、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倡导中西调和。民国时期是一个中西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时代，整个美术界呈现出各个思想流派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姜丹书也接受了近代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他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在《对中国艺术前途之意见》一文中说：“试问：今日就是那守旧的人，还有连‘洋袜’都不穿、呢帽都不戴的人么？”“我国今后的一切艺术的前途，都倾向于科学化、现代化、大众化、中西调和化，结果，成为新时代的新兴艺术之花。当然这些花中，有浓艳花，有清香花，也有野草花！”[1]54-55世界潮流，自有趋势，人类社会的文化往往是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转变的。姜丹书虽然没有留学经历，但具有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他认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应该根据本国国情，有选择地消化、吸收外来艺术。不论是徒抱保守主义而闭门造车，还是毫无章法地胡乱吸收外来艺术，都不是正确的发展道路。2.重视教学方法。姜丹书在西式教育思想色彩浓厚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就读期间，通过学习感受到教育事业的重要意义，立志要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姜丹书自1911年毕业后，初授西画，后主要负责美术技法理论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他擅长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语言组织、声音、体态等方面都追求完美。对于教师的教学方法，姜丹书认为：“言语要清楚，要扼要，要深入浅出，要有趣味；声音要洪亮；态度要生动；注视力要顾到全体学生；要能于严肃之中参以‘春风和乐’的气象，不可一味以板滞为严肃。”[2]这说明，他在教学过程中是十分重视教学方法的。姜丹书倡导启发式教育，尤其注重课堂示范教学，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教学风格。他强调引导学生形成不满足于已有常规模式的探索精神，在课堂教学中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求知欲，使技法理论课不再枯燥乏味，反而风趣动人、深入浅出，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1957年，姜丹书撰写了《我教艺用解剖学三十余年经验的总结》一文，文中论及的许多美术课堂教学方法对于现代的美术教学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体现了姜丹书在教学方法方面的前瞻性和先进性。此外，如“须顾到学生的负担不可太重”[1]92-93等观点，也充分体现了他反对“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反映了他对美术教育的思考之多、研究之深。姜丹书对教学方法的研究对于新式学校初创时期的师范类绘画技法基础理论教育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3.手工劳作教育思想与儿童美术教育观。姜丹书是我国工艺美术教育和劳作教育的元老，其手工劳作教育思想在相关教育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姜丹书在教学中注重手工劳作教育对于学生的影响，并将手工劳作教育视为培养学生人格的重要途径。在《劳作与教育》一文中，姜丹书认为：“固要并重些技术，但也不是授予各种技术的……仍应偏重在养成劳动习惯和工作兴趣的。”[1]38他在教学中有选择性地将工艺美术的实用性与让学生怡悦性情、养成良好的劳作习惯和生活习惯等教学目标相结合，这与当时其他学校偏重劳作本身实际功用的教育理念有一定区别。这主要是因为姜丹书的求学时期是旧学与新学交替的时期，他既接受了旧式私塾的教育理念，又接受了新式学校的教育理念。姜丹书的儿童美术教育观受到杜威儿童中心论、梁启超趣味教育论等思想的影响，这使他的儿童美术教育观具有中西调和的特性。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往往主张因材施教，多采用师徒相授的方式。这样，教师能够较好地了解学生，能够注意观察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从而根据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姜丹书认为，对于有禀赋、特长的儿童，教师要开展有差别、分层次的教学，因材施教。同时，他提倡要利用儿童的劳动根性，加强儿童教育，让儿童形成稳定、健康的趣味，提高儿童对美术文化的理解能力，使儿童成为可塑之才。具体在实践中，姜丹书以这一理念为依据实施教学，这与他接受的私塾教育理念是有很大关系的。4.艺术创作离不开理论支撑。姜丹书认为，学习美术技法理论课程对于培养专业型美术人才是非常重要且紧迫的。因此，他高度重视对学生绘画基础技法的训练和美术理论的指导。姜丹书在《透视学》中写道：“透视学，是图学上和画学上一种重要的法则。譬如不懂文法做文章，当然做不好；不懂这种法则而制图，而画画，也是一样的不成功。”[3]同时，他在《艺用解剖学三十八讲》的序言部分指出：“人体解剖学是一种精深的科学……如要创作出现实性的、科学性的人物美术作品，则非加以研究不可。”[4]在开展理论教学之余，姜丹书编著了解剖学、色彩学、透视学等相关的理论著作，对当时各大美术院校的教学具有重要的作用，解决了当时师范类学校美术教材空缺的难题。他的美术技法基础理论教育和史论教育研究，在近现代美术教育中是有筚路蓝缕之功的。

二、姜丹书的美术教育思想对当

一、延伸美育学术道路、走向民间大众的审美艺术教育思想

1904年我国近代第一个正式施行的学制———《癸卯学制》确立，图画与手工课从此正式进入我国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课堂。在社会对科学与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近代学校美术教育伴着经世致用的实用科学发展而发展，近代中国美术教育也就在明显的实用功利倾向下发展壮大起来，虽然取得了许多教育成绩，形成了一定的艺术面貌，同时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亟待改善。在西方文明大举进入中国时，西方社会早就已经因过激追求物质生产、工业化和现代文明而出现了人性的萎顿和异化现象。19世纪未，美术界出现的由威兼莫里斯发起的“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就是对当时高度发达的机械化生产而产生的粗陋工业产品的反抗与抵制。当西方物质文明和思想大肆进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学者如王国维、蔡元培等清醒地看到了社会大变革中各方的利弊，而大力倡导“美育”。蔡先生指出:“我以为现在的世界，一天天往科学路上跑，盲目地崇尚物质……我们竟可以说大战的酿成，完全是物质的罪恶。”之后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艺术教育观点，影响了之后的一批文艺界的先驱。“美育代宗教”将美育视为自由进步和人性自我解放的象征，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蓬勃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初步的教育思想基础。稍后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还创立了中华美育会。当时提倡审美教育，是为防范和避免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类似西方的社会问题而采取的相应措施，并且旨在通过艺术教育实现审美教育。丰子恺先生一直是蔡元培“美育”思想的追随者，但他的美育途径与蔡元培先生和其他学者却不同。作为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开拓的先驱，蔡元培先生通过美育思想阐释和宣传展开学术探索，之后其美育的发展偏向了为政治和革命服务。而丰子恺一直以一名艺术教育实践者的身份进行美育，他没有将艺术教育推向政治与革命的旋涡，而是将美育深深地植根于艺术教育的实践中，并且非常重视这种审美的艺术教育走向民间和深入大众生活。丰子恺先生非常重视审美的艺术教育，强调艺术教育的“审美体验”，他曾说:“艺术教育的范围很广泛:是及于日常生活的一茶一饭，一草一木，一举一动的。”他主张艺术要“曲高和众”，不要“将其束之高阁于象牙塔中”。蔡元培先生也曾这样描述过艺术和审美教育:“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到他们遗失了的情感。”但相对来说丰子恺先生的艺术教育思想比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美育更加深入生活和民间大众。他主张的艺术教育是在走向民间大众和深入生活的时候，形成的以审美为内容的艺术教育，美育的学术道路从此得到了延伸。美感不仅是表面的素质，它还是一种思想和思维习惯，而且是文明的基石，文明的国家必由具有美感的国民建立，只有培养出了具有对精神愉快有敏锐把握与懂得创造美的人，文明才能够诞生。丰子恺先生“人生的艺术”与“艺术的人生”之和谐的艺术教育思想表明审美的艺术教育实际出路在于深入民间大众，并以培养人和创造生活为目的，而不仅囿于艺术和学术，教育面向的是大众、面对的是民众生活和人生。这在当今艺术教育界非常值得注意并深具启发性。

二、富含人文精神的审美艺术教育思想

学界认为20世纪中西文化思潮大致经历了三个高潮，中国近现代的美术教育思潮也在这几大文化思潮中有具体表现。五四之后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是丰子恺先生在教育界活动较多的年代，他的“艺术的人生”与“人生的艺术”之和谐的艺术教育思想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此时美术教育在激烈的社会需求与大思潮、大变革中壮大起来。在激烈争鸣的思潮中，中国美术教育界出现了两大代表性的派别:(1)中西整合派，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徐悲鸿、高剑父、林风眠;(2)传统走向现代一派，代表人物是潘天寿。在中国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因中西方文化的取舍向度不同而产生了流派纷争，美术教育界出现了维护中国传统美术和维护西方美术地位的争论，艺术教育发展初期提出的“美育”渐渐被艺术教育中出现的这些争论取代，教育界不再过多关注艺术教育中的美，而更多关注的是各自文化的取向及地位。“审美”的艺术教育在这些中西艺术的争论中不再明确。美术教育思潮第一阶段提倡的美育思想清晰明确，一方面社会发展要求艺术“技”的方面以图实际功用，另一方面当时的一批文化知识分子旨在通过艺术教育发展涵养精神和情感的审美教育;而美术教育思潮第二个阶段，美术教育对“美”的关注已经没有对“技”的教育那样受到重视，“美”与“艺术”的区别在艺术教育中出现了模糊，艺术教育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美的教育”时常被中西艺术之争代替，表现最多的是中西艺术技法之争。这些艺术和文化的争论今天依然还没有平息。丰子恺对这一争论作了明确解答。在文化之争的浪潮里他思考过中西艺术各自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并直接探索艺术、审美、艺术教育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这些解答最后都以深厚的人文精神体现了出来。“人生的艺术”与“艺术的人生”之和谐的艺术教育理想中包函了“远功利”、“绝缘”等艺术观。美能使精神愉悦，在美术里对美的感受就是好看，通过“远功利”、“绝缘”、通过视觉感受“对象的本身”而带来愉悦。这些传统的美学观是人们长期对客观规律的感受和把握后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想象力的源泉和生命的动力。丰子恺先生强调以审美体验贯穿艺术教育，他在美育里也常常强调艺术的意象思维的过程。在《艺术的学习法》中，他指出实现审美体验的方法是，先“要用眼睛看(耳朵听)物象的本身，又要看(听)物象的意义”，通过情感体验与生活意义的结合，于是生活中有了种种趣味。将生活与美感体验结合———显然这种审美教育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审美体验的一面。在后来的艺术教育中，他也曾提出过“艺术必能救国”，这种提法当时不被许多人士认可。其实丰子恺先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浸润，他曾指出没有民族优秀精神的“国”就象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一样，只有具备灵魂的躯体才会有生命的活力。显然他所讲的“救国”不仅仅是保全国土完整，更是指要挽救几千年的文化精神传统;他讲挽救和继承文化的传统，并不拒绝外来的文化成分。在他所倡导的艺术教育中，他擅长吸收西方艺术的某些方法，并指出中西方艺术各有特点和长处，倡导“中西昌明”的新艺术;在审美的艺术教育方面，他更强调吸收西方艺术研究中美学成果而发展中国现代美学。只是他没有卷入艺术教育的中西文化之争，而是回归到了中国古典的美学精神上来，并且通过艺术教育将人们带入一个有意味的情的世界，通过审美的艺术教育教人们发现、体验生活中的这种意味，所以我们看到其艺术教育思想中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与艺术的精髓。这些饱含着人文精神的艺术教育思想在当今世界文化艺术发展面临困境时，又向人们展示了应该如何认识和继承人类文化艺术的精髓。

三、调和现代艺术教育取向的审美艺术教育思想

20世纪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精神文化急速地发展，世界现代美术教育出现了两大美术教育取向———本质主义美术教育与工具主义美术教育，前者强调通过美术教育发展美术学科本身，以教育为手段，传播艺术知识和技能以达到促成艺术文化发展的目的，后者强调通过美术教育发展人的全面素质。在现代美术教育两大取向(美术取向和教育取向)争端中，丰子恺先生提出了“小艺术科”和“大艺术科”的艺术教育观。表明了“艺术的人生”和“人生的艺术”之和谐的艺术教育思想对这两种美术教育取向的调和，以上两种美术教育的价值取向在他的教育思想中都存在，但互不矛盾、互不冲突，不存在“非此即彼”，既重视借助教育的手段和方式传授美术知识和技能，又重视通过艺术教育培养人和养成具有完美人格的目的。20世纪西方美术思潮波澜起伏，新思潮和新流派主张与传统美术彻底决裂，强调艺术家个体的主观表现性与独创性。从野兽派、立体派到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出现了一股强劲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潮流。这股“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开启也影响到了中国，在中国美术教育中也有相应表现。美术教育中对艺术“技”的片面强调而忽略其“审美”就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种表现。丰子恺先生对当时的这种趋向表明过他的看法，他借西洋格言指出:“凡艺术是技术，但仅乎技术，不是艺术，仅乎技术又不是艺术，即必须在技术上再加上一种他物，然后成为艺术。”有“技术”而没有“艺术的心”不能成为艺术，有“艺术的心”而没有“技术”亦不能成为艺术，在“人生”的意义上，后者选胜于前者。他针对学校艺术教育中“技术”和“审美”两方面发展失衡的现象，提出了明确和发展“小艺术科”和“大艺术科”的艺术教育思想。“小艺术科”的教育是当时学校艺术教育以艺术专业课程形式展开的艺术科的教育。这种艺术教育着眼于艺术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艺术教育，它以艺术本身为取向。“大艺术科”的教育则是通过将“艺术精神”融入一切教育中，以艺术教育为媒介，实现培养人造就人的目的，不仅授人以技，还要授人以道。当时艺术教育随着各艺术院校和师范院校的音乐、图画课的开设而发展起来，但只停留于一些技法的训练上，他指出了一些学校虽在教育实行过程中开设了“图画”、“音乐”而没有贯彻“艺术精神”，往往“循流忘源”常常悖教育之本旨与设科之初意。这“本旨”与“初意”也就是“美的教育、情的教育”，是沿袭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美育代宗教”的目标而发展的审美艺术教育。我们回顾美术教育的历史，发现每一次中西文化之争都使艺术教育最终在“技”的方面得到肯定和向更深层发展了，却把“审美教育”的艺术教育的初意疏远了。如美术教育界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的“契斯恰可夫素描教学体系”、“白描和双钩造型基本训练”、80年代之后的写实基本功训练和写实能力培养，都是艺术教育中对“技”的肯定。虽然这适应了创作多元发展倾向和现实需要，但怎样把美育在艺术教育中深入下去却被忽略了。而且文化争论也没有超出当时的技法之争的范围，并逐渐将蔡氏所提的“美育”游离出去了。丰子恺先生明确指出“艺术必须在艺术上再加上一种‘他物’”，“他物”即“艺术精神”。他所倡导的这种审美的艺术教育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素质教育的一部分。通过审美的艺术教育，感受和把握客观规律，把人的知识技能内化为人的身心，升华形成稳定的品质和修养，培育和造就有健全人格的人，人生的美好精神就能植根于人的心灵，使人生趋向于完美。缺少了审美的艺术教育，全面的素质教育很难最终实现。通过审美的艺术教育，艺术教育最终对人生就有了终极关怀。丰子恺先生中西艺术理论的深厚修养，指出了单靠一种“小艺术科”的教育难以实现宏大的“美的教育”的宏伟目标。面对现实中的问题，明确“小艺术科”和“大艺术科”的教育，提出了“人生的艺术”与“艺术的人生”之和谐的教育思想，完善了艺术教育的终极意义，这是不偏废哪一方面的，具有很大的调和性。七十多年过去了，世界艺术教育的面貌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潮流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现代艺术教育也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了。当我们了解了更多国际艺术教育潮流与动向后，以更开阔的国际视野、更深厚的本土和生活参与意识继续探寻现代艺术教育的发展道路时，现代艺术教育应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考虑和解决更多的问题，我们更需要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艺术教育，将现代艺术教育在教育取向相互对抗的趋向中进行调和，而丰子恺先生已经为我们提出了具有现代意义与启示的艺术教育思想，并做出了一定的艺术教育的贡献。

在素质教育中，对当代中小学生进行美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更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如果重视不够，势必影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而且我国新《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指出：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全体学生必修的艺术课程，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和交流

美术教育可以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和交流。当欣赏一件美术作品时，你会了解到此作品的艺术门类、风格、创作手法、内容、意境以及相关历史、文化知识。优秀的美术作品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能使人们在审美愉悦中加深对文化、艺术积淀的认识和再认识。例如欣赏米开朗基罗的《被束缚的奴隶》，通过雕塑的粗狂的造型、激烈的动态、扭曲的线条，不但会引起思想和情感上的震撼，获得深刻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认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作者是一个追求个性自由、不为恶势力所屈服、富有反抗精神的正直勇敢的艺术家；作品是在作者为祖国沦陷而痛苦失望，对宗教皇权统治一切和抑制个性的不满的历史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实际上，欣赏美术作品的过程就是一个对文化、历史、情感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美术作品激发认识主体对社会、自然、生活、学习和未来美的自身价值设计的兴趣和热情，以增加文化与艺术、人与社会的协调性，从而达到认识世界的最终目的。

二、发展学生的感知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

通过美术教学，让学生掌握绘画、工艺和美术欣赏等基础知识，可以培养学生的感知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观察、想象、思维的方法和绘画造型、设色、工艺操作技能，同时还能推动和促进其他学科的学习。比如作画时，美术老师往往特别强调要有全局观念、注意整体、营造意境，因此需要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感知能力。画花鸟时，它的落墨、构图、笔法都须经深思熟虑方才下笔，不得有误。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本身应体现时代精神，绘画作为视觉艺术，更需要有时代感的视觉语言来表达。而在反复揣摩、尝试中感悟生活，是现代感的视觉语言之创造源泉。所以，热爱生活、到生活中去领略和挖掘，才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感知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因此，培养学生的感知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之一，而美术教育则有助于该方面的培养与提高。

三、形成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技术意识

摘要：在近代中国绘画历史上,吴冠中老先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美术教育上更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念。他主张绘画的形式美或抽象美、融汇中西，认为美术教育要培养学生的艺术个性，激发学生的想象、引导学生重视自己的感受和直觉。吴冠中老先生的美术观对于中小学美术教学来说是很好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吴冠中；基础美术教育

形式美吴冠中（1919—2010），在求学时国画师从潘天寿，油画师从苏弗尔皮教授，喜爱梵高、高更，爱用大红大绿的强烈色彩。他一直在探索把古代中国的文人画与现代西方的画风融汇贯通用（就是用国画的韵去统领西画的形与色）。探索吴冠中老先生的艺术道路从中体会他的美术教育思想，对于中西两种绘画文化的融合和当今的美术教育改革都有极大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1吴冠中先生的艺术道路

吴冠老先生出生于1919年，从小生活在江苏省宜兴县的一个小山村。1935年考入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就读一年后转考国立艺专预科,自此步入艺术之路。在艺专学习期间,吴冠中虽然学习的是西画，但是他对传统中国画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曾一度由西画系转入中画系师从潘天寿，被潘老的创造精神影响了一生，后来由于忘不了色彩的表现力,吴冠中先生又转回西画系。1946年，中国政府教育部举办战后首次公费留学生甄选考试,吴冠中以最优成绩获得公费赴法留学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绘画的的机会。所接受的艺术教育是与徐悲鸿当时的学院派截然不同的“新派画”（国内美术界称现代主义主流派的绘画为新派画）。1950年学成归国，吴冠中满腔抱负却无力施展，因为当时的中国流行的是从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崛起的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将新派画作为反面教材示众，因此吴冠中早期在艺术上是郁郁不得志的。回国后，吴冠中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了三年，这三年可以说是一段适应期，后调到清华大学，又调到北京艺术师范学院（1961年改名北京艺术学院），在清华与北艺教学期间正值画家外出写生盛行，吴冠中就此开始了风景写生之旅。主要作品有1959年井冈山写生、1961年西藏写生。人们在这些作品中感受到一种“秀丽、清雅”的风格。值得一提的是这段经历在他艺术生涯中具有关键性意义，让他在60年代中期的极左政治狂潮中幸免下来。1964年北艺停办，吴冠中又被调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暴风雨来的前夕，1966年十年来了，吴冠中先生的命运又发生了转变，为了躲避抄家带来的危机，他被迫毁坏了在巴黎留学期间的全部作品，后来被安排下乡再教育期间，或许是因为青年时期受到吴大羽教授那种永不消弭的艺术热情的感染，吴冠中依然没有放弃绘画，还被戏称为“粪筐画家”，这时的吴冠中在创作中开始多了一份质朴和沉厚。由农村回北京后,吴冠中先生开始创作水墨画,并公开提出自己的艺术见解。他提出了很多独到而且犀利的艺术思想，如“形式美”“笔墨等于零”，最著名的就是他致力于“中西艺术融汇”。

先来简单说说融汇中西，吴冠中先生的这个思想在我们现在这个人人都喊着中西结合的社会看来一点都不新奇，却忘记了在20世纪这个想法是经过了多少艺术大师的尝试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艺术。在吴冠中之前率先在中西绘画结合的道路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是他的老师林风眠和吴大羽。吴冠中在前人的基础上，较为成功地完成了融汇中西这个课题，吴冠中先生认为东西方的艺术并不存在对立关系。吴冠中先生的艺术道路与美术教育思想木恬恬徐洋（温州大学浙江·温州325000）因为无论是什么种族，他们对精神和物质的需求大致是相同的,因此东西方在表达情感方面只是表达的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我们从吴冠中老先生不同阶段的绘画表现中可以看出中西融汇的过程。（对比图1与图2）吴冠中先生提出“笔墨等于零”这个论点，笔者觉得有一定的标题党的嫌疑，如果不去读这篇文章，可能就会质疑先生提出来的这个观点，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画出现了唯笔墨论，提出要想中国画画得好只要做到笔墨好即可。我们现在来看就能清楚地发现这是片面的，因为中国画中不光有笔墨还有意境。因此吴冠中先生提出“笔墨等于零”，他认为如果一味地追求笔墨的完美，而忽略了它是为画面服务的宗旨，那就无法表达情感，那就等于零。

一、突显出人文主义发展，从“学会生存”到“学会关心”“学会生存”与“学会关心”是二战后相继出现的具有国际意义的教育思潮，是二战后教育发展与改革的航标。它们既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潮，又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教育潮流；既是二战后教育发展的总结，又是二十一世纪教育理论的先导。

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和逻辑的高度统一。[1]伴随着社会与日俱增的发展，科学发现、技术进步和信息手段的不断完善提高,，给教育以巨大的冲击。为了适应时代的快速变化，中小学教师要通过师资培训、校本培训、教师自学、学术报告等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学会生存”,以应对当前的教育生存需要。为了更好地生存,教师同时还需要“学会关心”。在教学环节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发展需求、兴趣和能力;关心同事,学会与同事一起合作研究新课程,共同面对新困难,共同解决新问题,从而共同进步。“学会关心”这样一种崭新的教育观出现了，成为21世纪教育所致力的目标，是继“学会生存”后，教育观念、伦理观念和教育发展方向的又一次重大变革与更新。教育是以人文主义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通过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强调发展人的天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

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在美术教育中，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改变之前的技能学习和训练，从而帮助学生通过美术的学习更好的汲取不同时代美术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同时也有助于学生通过美术方法与媒介表达自己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人文性质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追求的终极维护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和现象的高度珍视，是素质教育中理想人格塑造的肯定！因此，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历史之规律。

二、关注美术学习与文化情景的关系，尊重本民族文化特色，接纳世界多元文化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强调民族、国家的利益，推崇教育在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它同时存在着深刻的历史局限和尖锐的现实冲突。而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哲学思潮、社会学、文化学等的新理论都对当今世界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际化教育思潮应运而生。教育国际化思潮包括以下内容：

（1）了解和尊重各民族及其文明、文化、社会准则和生活方式；

（2）认识各国和各民族间日益增大的全球范围的相互依赖；

一、郎世宁创作实践完善了“引西入中”宫廷美术教育机制

在郎世宁之前，在宫廷美术教育中已有南怀仁与焦秉贞这样的师徒关系，也有擅长透视的画家格拉蒂尼（1700年到北京，1704年返回欧洲）在宫廷内传授透视画法和油画技法，还有擅长油画兼铜版画的专业画家马国贤（1710年来到中国，1723年返意大利）。虽然他们对于“引西入中”的宫廷美术教育机制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传教士的身份分散了他们的精力或是在华时间短的限制，未能将此机制形成宫廷美术教育的常态。郎世宁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

郎世宁早年来华前，在意大利接受过系统的西洋油画训练，画艺出众。进入到中国宫廷后，他在绘画方面的才能并未完全获得中国皇帝的认可，因为皇帝反感西洋油画对人物面部阴影的处理，郎世宁一方面揣摩皇帝的趣味，钻研面部处理技巧的变通之道，以创作让皇帝满意和接受的肖像画。另一方面学习中国传统绘画的构图技巧，掌握中式笔墨颜色特性，逐渐形成了亦中亦西的绘画面貌，为日后的在雍正和乾隆两朝受到重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据清代档案记载，皇帝曾安排有名望的画家带徒弟，佛延、全保、富拉他、三达里、班达里沙、八十、孙威风、王价、葛曙、永春等十位柏唐阿都在郎世宁处学过油画和透视。应康熙皇帝之命，郎世宁还要将西洋油画技艺传授给内廷柏唐阿。到雍正年间，这十个徒弟或在养心殿当差，或仍在郎世宁处学画。后来的弘历帝还令丁观鹏向他学习西洋线法画（透视法）。乾隆三年，丁观鹏为同乐园戏台上画油画烟云壁子一块，紧接着又为重华宫戏台上画油画烟云壁子。乾隆三年皇谕：“双鹤斋着郎世宁徒弟王幼学等油画。”同年，王幼学还接过太监胡世杰交来的一张画稿，照样绘制了油画一张。由此可知，宫中存在着画室兼教室的教学场所。教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培养熟练掌握西洋画技法的绘画接班人，另一方面是给画家当助手创作满足皇室的需要的作品。因此在画家培养方面，便按照皇帝的要求组织教学。其间要考虑到皇帝的趣味、宫廷的礼仪、正统的观念，所以要更多地注重法度、规则。虽然，宫廷画家带徒弟的教学方式基本上还是师徒传授的模式，但是，宫廷的大环境，丰富的收藏，代表异质文化的洋画家的存在，特别是盛行的满足皇帝趣味的“合作”方式，必然有利于学徒打开眼界。

应该看到，这种“引西入中”的宫廷美术教育机制不能等同于传统的师徒制，雍正、乾隆时期，它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以歌颂皇帝的享乐和文治武功为教学目的，由皇帝亲自任命郎世宁长年担任首席导师，按照西式美术教育模式，系统的向他的学徒和同僚们介绍并传授着透视学、解剖学、光学和色彩学等基础知识，结合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颜色为主要形式，学成之后并由皇帝安排工作，形成亦中亦西的宫廷美术教育机制。对中国美术教育来说，上述的一些特点具备近代性质的因素，虽然只有一种宫廷趣味和合乎这种趣味的单调手法，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清代宫廷教育机制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完善。

二、在郎世宁西洋画观念和创作实践的共同作用下将宫廷新体绘画风格带入成熟期

我国现行美术教学大纲，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是最终教学目标之一。这就要求在日常美术教学中，美术教育要将学生潜在思维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将美术教学变得更加丰富、充满生机，使学生真正在“寓教于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一、美术教育与创新教育

近年来，美术教育思想呈现出学科基础和个性创造相结合的局势。在美术教育中，除去审美和美术能力的培养外，美术教育对学生的心智、个性和创造力的影响亦占有重要部分。美术教育属于美育范畴，是美育实现的重要途径；美育即审美教育。美术教育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其对审美能力的培养主要通过对审美观的培养；审美感受力的培养；审美鉴赏力的培养和创造美能力的培养来实现。美术教学中，对美的感知和鉴赏是基础，将审美能力和创造美能力提高才是美术教育的目的。通过美术教育，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提升，培养了创新思维。创新教育于上个世纪30年代起源于美国，70年代传入我国。创新教育就是以培养人们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着重研究与解决如何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及创造能力，而学生的创新思维，一定程度上是学生的独立见解能力和个性化思维。美术教育运用艺术美感和现实美来影响、感染和教育新一代，使得他们知会审美知识，具备审美观点、审美思想，并具有感受美、鉴赏美、发现美和创造美的知识和能力的教育活动。

二、美术教育是培养创新思维的重要途径

美术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门类，它的核心部分是审美教学。在生活中处处都有美的事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美的欣赏和感知。因此，美术教育从一定程度上讲是审美教育，美术教育的根本，应当是培养人的独立思维能力，促进人的感觉能力、直觉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从而养成丰富的洞察力，和个性化的思维能力以及创新的思维模式。美术教育通过设计、绘画、制作及美术作品的欣赏等方式，指导学生发现美、研究美、创造美、应用美。美术教育使学生对事物或艺术形式做出独特的审美判断，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正确的审美观点。同时美术教育以艺术形象影响着人的情感，陶冶情操，潜移默化地完成其精神层面的教育作用。由于人们对美术作品的欣赏与政治的说教和法律的制约不同，它是理解、感知和情感、认识相统一的精神活动，从多种方面来影响人的精神。美对人不仅有表面形象的认知，还往往伴随着寓情于内的特点。它以美感人，以情动人，使得人们从心理上乐于接受，情感上产生共鸣，在潜移默化中扩展了人们认知美、欣赏美的能力，对美好的事物具有独到的见解和分析能力。美术教育有着学习艺术创造和实践作为基本内容的学科特点，对于人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型人格的形成，具有不容替代的作用。

（1）美术教育以形象思维为主，和创新思维及创新想象有密切联系。所谓创新思维，是指学生在创新学习中应当有的思维方式，包涵思维的独特、流畅和敏锐等特点；所谓创新想象能力，即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形象思维的过程，学生的创造力有很大的想象力，包涵想象所具有的新颖、独立和丰富的特点。而形象思维能力又是发散性思维的基础，发散思维具有的变通性、独特性、流畅性等特征正是创造力的主要组成。美术学习必须对这些思维方式加以训练，以达到独立完成美术创作的水准。

1发展国画的历史机遇

当“百年中国画展”还在余波荡漾的时候，3月27日，以“大匠之门”命名的“北京画院作品展”占据了中国美术馆的全部展厅，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这个展览的耐人寻味之处是它的历史感，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画和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人们不仅可以从中感受到北京画院45年的历史轨迹，而且可以从中延伸出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7月10日，由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倡导，由全国政协书画室联合各省、市、自治区政协举办了“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首展在北京举行，李瑞环主席就发展国画艺术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在国画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迄今为止，“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已展出四届，反映了当代国画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在全社会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推动当代国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画事业的重视，到“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的具体策划和运作，都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为此，由中国画研究院和北京画院联合举办，《人民政协报》《文艺报》《美术》杂志协办，“发展国画艺术座谈会”于12月24日在中国画研究院举行。这次“发展国画艺术座谈会”以学习、贯彻十六大的精神为宗旨，系统总结国画50年来的发展经验，研究国画发展的现实问题，适时总结“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的经验。到会的画家和理论家，结合创作和理论问题，着重研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发展国画艺术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发展国画艺术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3、“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机遇。

2艺术产业和艺术市场前途不可限量

3月中旬，围绕着“多幅石鲁画作惊现河南”的新闻，关于书画打假的问题再次吸引了人们对艺术市场的关注。9月，已经是第四届的“中国艺术产业论坛”，借助于中国艺术博览会的平台，将四年前提出的内涵还不太清晰的“艺术产业”问题，以发展的眼光预测“将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显然，今天所谈到的“艺术产业”，不仅为国家的政策研究部门所关注，也为一般的公众所认同。

拍卖业作为当代中国艺术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在这一年里屡创新高。4月23日，宋徽宗《写生珍禽图》以253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打破以往的记录。这一纪录仅保持了8个月不到，12月6日，就被米芾的《研山铭》手卷以2999万元人民币打破。在近现代书画方面，张大千的一幅泼彩朱荷屏风，10月28日在香港以2022万港元成交，刷新中国近代中国书画拍卖之世界纪录，亦是首幅成交逾千万元的中国近代书画作品。其他如明朝永乐《刺绣红夜摩唐卡》在香港以3087.41万港元的成交价打破中国及亚洲刺绣工艺品最高成交价世界纪录。一对从海外回流的康熙御用私印在北京以355万元人民币创中国皇帝用印拍卖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