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传统文化范文10篇

所谓中国文化，专指中华民族在东亚大陆这个地理位置上创造的文化；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特指中国文化的历史形态，即中国近代以前的文化面貌，具体而言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分水岭。[1]中国传统文化是华夏先祖传承下来的宝贵遗产，是中华民族历史创造的结晶，它不仅是博物馆里的典藏品，更是具有活络生命的有机体。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文化因子，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更具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一方面，传统文化成为当下中国人文化肌体的血液成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与现实相碰撞，在新的时代氛围中发生蜕变，不断走向现代化。因此，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可能性，正是关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与新生。

一、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轨迹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持有的一个重大历史追求就是早日实现现代化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夙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以儒家体系为核心，形成了中国独属的人伦性意识形态，比如，在天人关系上的价值诉求，人文取向与人道原则，对群体原则的强化和修己以安人的求索，义以为上的道义原则，内圣、逍遥的人生境界追求等。以上诸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与根本，即所谓的“基本精神”。[2]在更长远的尺度上看，在文化传承的历史过往中，有一些思想看法和既定传统，长时期得到人们的尊崇，甚至衍生为生活中行为处事的指导原则与规训戒律，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推进社会前行的效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部机制和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笔者认为，这种精神简要地可以梳理为四种精神：天人合一的精神、以人为本的精神、刚健有为的精神、贵和尚中的精神，由此发挥了民族凝聚、精神激励、价值整合的功用。[3]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传统文化自然延续的历史脉络，使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汇的几十年间，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外力挑战，以中华文明为核心层的东方文化圈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历史抉择。在外力的作用下，原本完整、成型的中国传统文化陷入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境地。从此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开始不断尝试拯救、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续发展。19世纪末期的中国政治家和文化人，曾经幻想在屏蔽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前提下，单单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工具手段、武器设备和生产方式，进而促进中国文化的造血功能，从而达到使之新生的最终目的。可是，历史证明，这一系列的试验以失败而告终。20世纪初期，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在客观上意味着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人开始转换思考方式。“五四”之后的岁月里，面临着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的中华民族不断尝试走出窠臼，找到通向自立和富强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系统被打碎，孔孟之道一度被激进的变革者视为中国2000年停滞落后的历史孽渊，以至于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在文化心理上一直不太愿意对儒家传统有所眷顾或缅怀，甚至在一些特定的历史阶段中，还把孔孟所连带的传统文化看做是中国走向进步的羁绊。也是在同样的历史线索中，以历史运动的轨迹来看，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化事业大体经历了两次历史跃进式的尝试。第一次，以孙中山的早期社会理想为代表，试图参照西方的模式改造中国社会，孙中山从起源于法国革命前期的启蒙思想和社会契约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那里寻找启发，以民治、民有、民享为政治主张，构建三民主义，但他的一系列努力最终没有获得成功。第二次是孙中山后期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以及在革命实践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最终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革命洪流中，缔造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选择了苏联式的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但问题随之暴露，弊端不断显现，从而迫使中国人探索突破这一模式而取得新的发展路径，这也引发了及其一系列政治经济变动，并最终在复杂的历史因缘的风云际会中酿成了的浩劫。艰难走出浩劫阴影的中华民族放眼世界，开始猛醒，有感于中国落后于世界文明大发展的中国人开始奋起直追，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再次提出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大课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情境下，有志于中国进步的人们开始回过头来对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和再认识，抽离出几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在哪里？西方的近代、现代、现代后（postmodem）对当代中国的意义何在？如何为现代化做诠释？这三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关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机会、历史地位和未来命运。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转型主要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而造成的，并由此得出了西方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救星和归宿的结论。这个逻辑假说，虽然在说明了西方文明在促进中国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但其言说的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中国近代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也存在着丰富的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沟通衔接的活力因素，正是这些活力因素促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并转型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笔者认为，这些活力因素至少包括如下要点。

（一）经世理念。

摘要：发源于西方的近代科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力量型”科学，它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可以为克服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界限作出贡献。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对于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推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方法和生态价值观，这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程度。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发掘与利用关涉到中国现代和谐科学体系的建立与传统文化的复兴。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觉悟；“力量型”科学；和谐；中国现代科学体系

一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理论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们提到科学，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重视数学的运用与实验的检测，因而也称为数理实验科学。［1］西方近代科学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同时受西方近代文化观念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偏离了希腊理性科学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学不仅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2］这样，主体维度的价值诉求加上对物质力量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近代科学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却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证实了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局限性，且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4］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和谐的生态觉悟、科学的前沿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范式，而这种新的科学范式的核心思想与东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科学将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摘要：发源于西方的近代科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力量型”科学，它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可以为克服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界限作出贡献。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对于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推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方法和生态价值观，这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程度。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发掘与利用关涉到中国现代和谐科学体系的建立与传统文化的复兴。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觉悟；“力量型”科学；和谐；中国现代科学体系

一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理论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们提到科学，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重视数学的运用与实验的检测，因而也称为数理实验科学。［1］西方近代科学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同时受西方近代文化观念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偏离了希腊理性科学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学不仅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2］这样，主体维度的价值诉求加上对物质力量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近代科学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却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证实了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局限性，且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4］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和谐的生态觉悟、科学的前沿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范式，而这种新的科学范式的核心思想与东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科学将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自近代以来,传统伦理的反思就此成为持续讨论的热点。但是,对传统伦理的单纯礼赞和轻率拒斥,妨碍人们建立起传统伦理反思的确当问题意识。因此本文强调建立起这种问题意识的四个前提:告别二元对峙思路;告别单纯的思想史定位;告别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告别与伦理实践相疏离的玄思方式。进而以六大问题支撑起这种反思的合理性:凸显传统伦理的结构特点;比较中西伦理的异同;勾勒传统伦理反思方法;刻画伦理—社会互动情形;寻求现代伦理理论建构;摸索现代伦理实践方式。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的命运成为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思想文化难题。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遭遇了整体的文化困境:传统文化在自己的整合方式难以发挥社会功能的条件下,日益面临一个自我秩序崩解的危险。近代中国社会的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已经无法在既

定的传统文化范式内加以整合了。另一方面,自有源头,并且自有承传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与制度安排、生活方式,展现着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而且挟其经济实力与政治强权,硬性楔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就带给中国社会以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模式。而且,从两种社会生活模式的类型来讲,具有内在的相斥性。这就注定了选择其中一种生活模式,就必须放弃另一种生活模式。于是,从近代中国以来,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就此形成一种僵化性的文化格局。这种社会文化格局,造就了相应的思想文化格局。如果说系统描述这种思想文化格局,不是某个具体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所可以完成的事情,而决定性地只能容许他从某个具体的角度去把握这一思想格局的话,那么,选取伦理道德的视角观察这一格局的情况,是一个可以将整体情况收摄于“一斑”的最好视角。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这一见解,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同的。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印证:第一,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讲,伦理道德构成了它的内涵。表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三纲八目、体现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三纲五常,在古典社会时段,发挥着整合中国人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两相关联的作用。而进入近代社会,人们试图告别古典历史,也恰恰是从“吾人之最后觉悟是伦理的觉悟”这一角度来诀别传统文化的。这两个方面正好从正反两面,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的特质所在。第二,就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来讲,伦理化是其基本取向。政治上的宗法制度、经济上的均平格局、法律的儒家化教育的忠诚至上等等制度取向,都以其伦理化来显示出它们的制度特质。假如从制度运作的过程来看,在制度安排的起点上,伦理动机决定着制度机制;在制度运作的实际过程中,人们的伦理境况则是制度功能得以发生、制度有效性得以保证、制度本身的状态可以调整的依据;在制度运作的绩效评价上,则也是以制度的伦理后果来作为评价的基础的。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所难以接受的,那么它就必然不是一种好制度(比如,由此古典中国人排斥了竞争),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乐于见到的境况,那么它就是值得继续施行的一定之规(比如,由此中国人养成了均等的心灵习性)。第三,就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实际状态而言,伦理道德也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人们的日常思想与行为方式,都是由伦理关系所决定的。就宗法社会讲,齿序具有决定的作用。就人际关系调节言,中庸起着基本的指挥作用。就解决冲突的方式看,无讼成为人们追求的境界。就理想的社会状态说,大同是为人们认同的目标。这些都是伦理性的东西.

这种伦理性的文化,在古典社会的范围内,与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交替的边缘状态上,发挥作用的方式具有重大差异。如果说在前者言,它还不能说是完全适应的话,起码也是基本协调的。但是就后者讲,它则是完全无法给与社会运动过程以引力的了。就这种文化事实而言,人们早已经是不否认的了。

然而,复杂的是,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微妙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与价值认同问题。价值选择的公共性较弱,个体性特点较强。换言之,价值问题上的分歧,较之事实上的认知,分歧会更大。而且,价值问题是一个可以脱开现实世界,在精神世界独立运作的思想领域。因此,某种价值主张完全可以以某种个人偏好为支撑、或以某种群体心理为支持。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寻求到相对的一致性,则是凸显价值认同引导现实认知之路的要求。

这是一个价值难题。围绕这一价值难题,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种断定传统文化近代命运,以及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传统伦理近代命运的判断:否定传统文化的近代功用者,吁求人们的“伦理觉悟”,形成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思路。肯定传统文化的近代作用者,呼吁人们看到“花果飘零”之后的“灵根自植”事实,从而对于传统中的近代因素进行耙梳,以便接通传统与近代联系的血脉。在两者相互的衡量中,前者视后者为不可救药的保守分子。后者视前者为数典忘祖的激进人物。而在两者的思想学术努力中,前者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视为将一切社会要素化约为伦理的简化思维,从而将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伦理中心主义思维,视为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定势,请求人们在现代背景下将之弃置不用。后者则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思想与行为抉择方式,恰好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仍然期许的道德理想主义特质。而这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所不可匮缺的东西。因此,传统伦理的处境,不能简单化为一个否定传统、抛弃传统的问题,而是要致力于将传统中具有时代价值的东西尽力挖掘出来,为当下社会伦理道德建设所用.

一、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判

(一)中国故有之伦理道德急需改造

伦理道德问题既是文化的表象问题，也是文化的本质问题，它是人对内心世界和现象界的认识与表达达到规范的结果。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基本上是统治者及其附庸把儒学意识形态渲染利用的结果。儒学主要强调的是以家国秩序为中心、以仁爱为基础的伦理控制。伦理控制由于把所有个人行为都归结为伦理行为，呈现为一种网状控制，而非某一面的或点的控制如法律等，因而使得所有行动都获得了社会学中所谓的社会行动的意义。尽管伦理控制规范了社会行为，满足了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却也暴露了它专制、武断、扼杀人性、摧残自由等弊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之时，传统伦理道德的很多方面不仅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发展的需要，反而愈来愈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正因为如此，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礼俗都是残民害理的妖言，尤其是儒家三纲之说，把人们束缚在罗网之中而不自知。”在陈独秀看来，儒家式的旧伦理道德已使人变得无独立自主之人格，几乎与奴隶无异。他在答傅桂馨的信中指斥：“儒者作伪干禄，实为吾华民德堕落之源泉。”他认为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违背了人性发展的需要，是对人性，尤其是对个性发展的扭曲和戕害。因此，他尖锐痛斥“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旧度看，陈独秀又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宗教之功在于劝人弃恶扬善，但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正是这一弊端阻碍了笃信宗教之民族的文明进步。

陈独秀对中国宗教虽极为反感，痛骂孔氏儒教、老庄道教和阿弥陀佛的佛教，但他决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陈独秀虽强力主张废除一切宗教，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宗教在现实世界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处理这一矛盾?陈独秀的主张是——除去旧宗教的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建立科学的新宗教，即弘扬宗教中有利于人格、情感的精神。另外陈独秀还将宗教和封建迷信加以区分，要求人们在反封建的同时，不要累及宗教，否则，就是良莠不分。陈独秀早期虽然极力反对儒教，但从哲学的角度却又认为其说“尚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的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在答俞颂华的信中，陈独秀明确指出了孔教不是宗教，“孔子不语神怪，不知生死，则孔教自非宗教……愚之非孔，非以为宗教也。”针对康有为保皇尊孔的逆流，陈独秀驳斥道：“孔教而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利?”可见，他主张国内宗教一律平等，反对厚此薄彼。关于政教分离原则，陈独秀的态度是异常坚决的，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他认为：“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必须坚决予以否决。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中进一步把儒学从宗教的藩篱中剥离出来，“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义，皆人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倒是对充满封建迷信思想的阴阳家之流，陈独秀深恶痛绝，认为中国近世以来，实学不兴，民智日塞，“皆此一系学说之害也”。

二、陈独秀对西方近世文化的评判

《青年杂志》创办伊始，陈独秀就尖锐指出：“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与个体生命一样，“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正是出于亡国的忧虑和兴国的希望，他劝勉中国青年自觉奋斗，在东西各种文化思想中明辨是非，作出抉择。陈独秀认为中西方在古代文明方面基本相似，“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正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威。”但到了近代，中国文明逐渐衰微，以致于落后于西方文明。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两种文化所处的时代及所蕴含的精神不同。陈独秀认为：正是文化的时代差异和精神主旨的殊异，造就了现时中西两种绝然不同的文明。

摘要:文章对中国近代艺术期刊的种类和数量、各种类早期刊物情况、刊物创刊时间做了统计与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近代艺术期刊的数量近1000种，种类涉及美术、摄影、音乐、舞蹈、戏剧和电影；美术类期刊创刊时间最早，电影类刊物最多。它们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播世界各国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近代中国；艺术期刊；统计分析；文化传承；文化传播

艺术期刊作为传播艺术知识、进行艺术交流的媒介，在艺术领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国近代艺术期刊在我国近代历史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中国近代艺术期刊，可以为中国近代艺术史的研究提供材料和佐证，也可为当代艺术期刊的发展提供借鉴。已经有一些学者就此进行了研究。有的对近代中国的中文期刊作了全面概述，有的对某一类艺术期刊进行研究，有的对某一地区的艺术期刊作了论述，有的对某一时间段的期刊进行探讨，还有的对某一艺术刊物作了分析[1-12]。而对艺术期刊进行分类统计并作数据分析的文献不多。本文在进行统计的基础上，对艺术期刊的种类和数量，各种类早期刊物的情况以及创刊时间进行分析，并阐述中国近代艺术期刊对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影响。

1中国近代艺术期刊统计分析

本文数据主要依据上海图书馆馆藏近代中文艺术期刊统计而得。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占全国约3/4的近代中文期刊，收藏数量居全国各图书馆之首[1]，所以，以上海图书馆收藏刊物来探讨中国近代期刊的发展状况，可以基本显示我国近代中文期刊的发展轨迹。本文所指的近代时间范围是1840年至1949年，选取其中的艺术期刊进行统计分析。本文选取作为艺术期刊的依据是，根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分类，在J（艺术）中从J0至J9的全部期刊，涵盖了绘画、书法、篆刻、工艺美术、摄影、音乐、舞蹈、戏剧和电影等领域。1.1种类和数量。根据统计结果，共计有艺术期刊984种。我国近代艺术期刊的种类、数量以及各种类早期刊物情况见表1。其中美术类包含了绘画、书法、篆刻、工艺美术和综合性刊物。从艺术期刊的种类来看，我国近代的艺术期刊已经涵盖了各个艺术领域。以现在的中图分类法来划分，除了雕塑、电视没有独立的期刊外，其他均有刊物涉及。雕塑应在综合性的美术刊物中有所体现，而电视当时还没有。从艺术期刊的数量来看，在各种类中，电影类刊物最多，有318种，占32.3%；接着是戏剧类和美术类，各有259种和241种，各占26.3%和24.5%；以下音乐类93种，占9.5%；摄影类56种，占5.7%；舞蹈类17种，占1.7%。由此可见，电影类期刊的数量最多，约占了总数的1/3。其次为戏剧类和美术类刊物，各约为总数的1/4。期刊数量的多寡与行业受众的多寡紧密相关。看电影是大家娱乐消遣的重要方式之一。电影中表现出的情节和时尚会被大众追捧和模仿，且电影易于复制的特性又使得传播方便而快捷，因而受众面极广。戏剧这种舞台表演艺术，根植于民间，出现的年代久远，各个地方的戏剧种类繁多，深受群众欢迎，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绘画、书法、篆刻等艺术表现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历代大家众多，风格多样。另外，这也是人们修身养性的方法之一，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和追捧。电影、戏剧和美术这三类刊物的数量占了我国近代艺术期刊的八成多，正是这种大众潮流的体现。1.2各种类早期刊物。表1也统计了各种类早期艺术刊物的出版情况，包括刊名以及创刊年份等。一般从最早创刊时间统计至1920年代。其中，美术类和戏剧类期刊整体创刊时间较早，故统计至1910年代；舞蹈类期刊创刊时间较晚，故统计到1930年代。共获得早期刊物48种。从艺术期刊各种类早期刊物的创刊时间来看，创刊时间最早的种类是美术类。其中，最早的是《点石斋画报》，于1884年创刊。19世纪创刊的还有《飞影阁画报》（1890年创刊）、《飞影阁画册》（1893年创刊）、《新闻报馆画报》（1893年创刊）、《飞云馆画册》（1895年创刊）。20世纪初创刊的有美术类的《求是斋画报》（1901年创刊）、《神州国光集》（1908年创刊）、《中国名画》（1908年创刊），戏剧类的《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创刊），音乐类的《音乐小杂志》（1906年创刊）、《灿花集》（1908年创刊）等。到了1910年代，创刊的戏剧类杂志占了多数，美术类和音乐类刊物也有数种。1920年代是早期艺术杂志创刊最多的时期，摄影类、电影类最早的刊物均始于这一年代。舞蹈类杂志创刊较晚，最早的刊物也要始于1930年代。由统计可见，19世纪创刊的5种杂志全部为美术类期刊。中国的绘画和书法等艺术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历代传承，形成了与西洋绘画迥异的鲜明的民族风格而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戏剧类的刊物也整体创刊较早，这也与戏剧这一艺术形式历史悠久、影响广泛密切相关。当期刊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以美术和戏剧作为题材率先进入艺术期刊的版面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3创刊时间。表2为我国近代艺术期刊创刊时间的分布统计，除去创刊时间不详的78种刊物外，计有确切创刊时间的刊物906种，由此得到各年代创刊刊物的数量分布情况。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近代艺术期刊创刊时间的大致趋势：19世纪和20世纪初，艺术期刊的数量很少；到了20世纪20年代，刊物数量急剧上升；直至30年代，期刊数量达到顶峰，这段时间被研究者称为杂志年[13]；进入40年代，刊物数量总体有所回落。根据对40年代各年的期刊数量观察，在抗战期间，刊物数量日趋萎缩，到抗战胜利又开始回升。随着时代的发展，刊物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它受时局尤其是战争的影响也很明显，这从各年代的数量变化上可以看出。

2中国近代艺术期刊对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