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研究范文10篇

一、对斯大林商品经济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商品经济，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理论认为，在未来社会中不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在全社会公有制条件下，将由社会根据计划调节来配置资源。当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指出，国民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必须“采用商业原则”，亦即市场原则，给企业在市场上从事自由贸易的自由。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但未能说明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否还会长期存在。斯大林晚年指出，只要存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然要存在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一定要起作用。他还提出了“特种的商品生产”(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概念。这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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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教育学院2005年度院级重点科研项目，项目批准号2005WK07。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对斯大林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首先，提出商品生产的命运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这超越了斯大林把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两种所有制存在的观点。承认，“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3]但是，他认为斯大林“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4]从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特征。至于社会主义能否废除商品经济实现产品经济，在看来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国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二是社会产品经济充分发展之后，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他说：“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4](p．976)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问题是从总体上把握社会进程，视物质丰富程度决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与否。他还提出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高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刘少奇认为，“只要按劳分配存在，商品仍会存在”，实现“按需分配的时候就没有等价物了，保留商品就没有必要了”。[5]这表明刘少奇从分配形式上分析问题，以实现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为标志来判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亡。其实，实行按劳分配抑或是按需分配的根本条件都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和刘少奇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在表述上略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长期存在。

1958年，“”和化运动中出现了废除商品生产的“左”倾思潮。对于群众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和“苦干三年，进入社会共产主义”的口号表示支持，但对于中国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并且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则感到理论上还有未解决的问题。这时，他着手抓了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亲自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还指派陈伯达、吴冷西等人分头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针对问题召开一系列会议；另一方面号召读理论著作，主要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社会主义部分(以下简称《教科书》)，力求解决这一理论难题。1958年11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实际多次深入探讨了商品经济问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所以“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1](pp．435～436)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了集思广益，11月13日，发电报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建议讨论“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6]随后，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在武昌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发展”。在纠“左”过程中，这个决议的正确性得到了人们的公认。与此同时，还探讨了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斯大林认为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能掌握全部社会产品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对此十分感兴趣，认为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指出：“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6](p.596)一方面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另一方面又要增加社会产品，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其中的倾向性显而易见。其根本原因何在呢?在斯大林模式影响下，人们通常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把产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相联系。也不例外，但是，他毕竟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论证了社会主义“现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会长期存在。

摘要：传统的计划指国家计划，而市场是众多主体的自由交易，是先生产后交易。在成熟型现代市场中，更多的是按合同组织生产，甚至在期货、期权市场中合同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交易，是预先交易再生产。市场在其发展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自下而上或平行的调节方式），它使得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演变成新型的订货市场经济，其中，垄断性大公司对市场起着控制作用。在此基础上，国家计划（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才真正成为一种高层次的战略指导计划。如果我们的理论研究跟上现实的变化，把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计划经济加以研究，将会发现许多有特殊意义的现象。

关键词：合同市场内生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参考，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规律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内容提要]卓炯在经济研究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时也主张全面深入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他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有破有立，敢于在批判中阐明自己的见解。卓炯先生在许多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关键词]卓炯;经济思想;商品;市场经济

卓炯先生(1908一1987年)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卓炯的经济思想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我们正在亲身实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卓炯的经济思想的体现，他的研究方法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继承。

一、卓炯经济研究方法探析

卓炯在经济研究中，坚持和发扬了马克思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是一个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具体和抽象相结合、一般与特殊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等，都是唯物辩证法的体现。卓炯在经济研究中，特别运用了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对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理论等方面，都做了一般与特殊的分析。卓炯认为，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是人类认识互相联结的两个过程。在《试论商品经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篇文章中，他兑：“在商品经济问题的争论上，目前有一个最主要的倾向就是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而忽视矛盾的普遍性，并且用矛盾的特殊性取消矛盾的普遍性，这就是矛盾得不到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可以说。卓炯在经济理论上的重大成就得力于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辩证方法n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实际上也要归功于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

不过，卓炯并不把马克思文义当作不变的教条，他主张全面深入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他强调恩格斯说道的一勺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观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28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接着说：“我们要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学习他的某些字句。这一点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在实际研究中，卓炯对此可谓身体力行。

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渊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历史。

（一）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惟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机制和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影响。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在理论体系上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论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注：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日）。）

在改革开放以前，关于商品流通与市场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三种：

【内容提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质的规定性，它规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量的规定性，它明确了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化的程度和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化程度的统一。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二战以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的突现，促使林业经济学科在研究林业生产和贸易经济的同时，发达国家开始把注意力逐步转向森林生态系统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如美国的《森林资源经济学》(G•鲁宾逊•格雷弋里著；许伍权等译。《森林资源经济学》中国林业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的《现代林业经济论》(铃木尚夫编著；陈陆圻等译《现代林业经济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版)，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中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40年代，朱江户和王长富等老一辈林学家将国外林业经济思想带入国内，并在农林院校开设林业经济及林政学等课程，使得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开始了中国发展之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林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对林业经济研究及林业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有所增长，推动了学科发展。早在1955年，苏联林业经济专家（谢•瓦•马雷歇夫）在我国东北林学院（现为东北林业大学）开办了林业经济研究生班和教师进修班，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本学科的教师，形成了本学科的骨干队伍或创业者。由于教学改革的需要，当时我国成立的北京林学院（现为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学院和南京林学院（现为南京林业大学）都选拔了少量年轻教师到农业经济学科方向进行学习，而后又都集中到东北林学院培训学习（张建国，2004）。1957年，张建国先生试编了第一本林业经济学教材。20世纪60年代，北京林学院和东北林学院相继招收了林业经济本科生。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以林业生产关系和林业计划经济管理作为核心，以林业生产组织作为主体内容，并受到计划经济和木材利用思想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及林业发展催生了新一轮林业经济研究高潮，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也得到较大发展。北京林学院、东北林学院、南京林学院和福建林学院（现为福建农林大学）相继在本科生培养的基础上，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张建国，2004）。1979年创办《林业经济》期刊，1980年中国林业经济学会成立；1981年，中国林业经济学会与福建林学院联合主办《林业经济问题》期刊。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张建国先生主编出版《中国林业经济问题》（1985），廖士义先生主编出版《林业经济学导论》（1987），东北林业大学主编出版《林业经济学》（1987）。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版了一批教材和论著等理论成果。就教材而言，包括谢家祜先生主编的《林业经济管理学》（1995），张建国先生主编的《中国林业经济学》（1996），邱俊齐主编的《林业经济学》（1998）等。在诸多论著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包括张建国先生出版的《现代林业论》（1995），雍文涛先生出版的《林业分工论》（1992）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教学改革，撤销了林业经济专业而设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研究生培养上，按新的学科划分体制，新建了管理类“林业经济管理”则作为“农林经济管理”的二级学科（张建国，2004）。进入21世纪以来，学科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得以进一步丰富。其中，高岚教授于2005年出版了《林业经济管理学》，祝列克先生于2006年出版了《林业经济论》。上述学科成果继承了以往林业经济学精华，结合了我国林业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对林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体系结构等进行了创造性研究和探索，也推动了学科发展。目前，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学校都设立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部分学校还获准设立了农林经济管理博士一级学科点，每年获取林业经济管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数百人（谢屹等，2007）。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林业大学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于2007被列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随着新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及林业快速改革与发展，特别是现代林业建设的开启，如何结合相关科学发展，特别是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构建和发展新的林业经济学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现代林业发展已成为林业经济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

本文作者：高祥工作单位：汪清林业局

正在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主要议题之一是研究和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尽管规划的具体内容尚在讨论和制定之中，但延续了50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首次变成“规划”，却是耐人寻味的变化。这“一字之差”，传递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信号。

信号一：“计划”让位于“规划”，凸显政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大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目前，中国95％以上的商品资源由市场来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说：“由计划向规划转变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又一个历史坐标。规划的特点就是从具体、微观、指标性的产业发展计划向宏观的国家空间规划转化。”

可以预见的是，对于大多数行业来说，规划将主要运用市场机制，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投资效益将成为引导资源流向的决定性因素。在发挥国家规划对资源配置的指导作用的同时，使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信号二：过多过细的量化指标将被淡化，政府更加注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和调控。

以往的五年计划，各类指标的具体程度超出现在很多人的想象。“七五”计划中，仅规定了产量指标的工业品就有28种。在“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准备阶段，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就明确提出，不搞过多过细的量化指标。

从“计划”到“规划”，体现了从微观向宏观、从直接向间接、从项目管理向规划管理的突出转变。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资源和环境瓶颈约束，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专家预测，“十一五”规划将凸显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和调控，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考虑资源承载能力，为谋划中国未来五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提供一幅清晰的“路线图”。

本文作者：蔡跃洲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一、（略）

1．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到1962年，经济调整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在中央实施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理论界也在进行反思。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建设156个苏联援建项目时，我国已经积累了一些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正面经验。“对比之下，深感生产技术的发展必须考虑经济规律，技术和经济必须结合”（徐寿波，1988）。为此，当时担任中央科学领导小组成员的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便提出，技术发展及其政策制定要讲求经济效果，技术与经济要结合，并指定徐寿波等就国外专门研究技术与经济结合的学科进行调研。可以说，“一五”时期（1953～1957年）比较注意技术与经济结合积累的有益经验和“二五”时期（1958～1962年）技术发展违反经济规律的教训，是“技术经济”学科产生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历史背景（徐寿波，2009）。2．初创时期的学科定位及研究对象技术经济学初创时期的学科定位同样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联。学科的创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克服计划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割裂技术规律与经济规律关系、忽视经济效率（效果）等倾向，更好地服务于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如徐寿波（1988）所总结的，技术经济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经济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为依据；以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为目标；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为手段；以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具体实际为基础；以认识和正确处理技术同经济之间的实际矛盾关系为目的。”以“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为目标，本质上就是要追求经济效率（效果）；而正确处理“技术同经济之间的实际矛盾”，则意味着技术经济学科的具体目的和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对技术方案经济效果的计算、评价来确定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通过算经济账也可以反过来提出技术方案的修改意见和修改要求，从而达到技术与经济的最佳结合与合理匹配”（李京文，1995）。从研究对象来讲，初创时期的技术经济，主要侧重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中的实际技术经济问题，具体包括“合理利用土地”、“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农业技术改革”、“食物营养构成”、“燃料动力”、“原料和材料选择”、“采用新工艺、新装备和发展产品品种”、“建筑工业”、“综合运输”、“工业生产力的结构、布局和生产规模”等十个方面的技术经济研究（徐寿波，2009）。3．初创时期的技术经济方法体系初创时期的学科目标定位和主要研究对象决定了这一阶段技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专门领域的具体工程项目技术方案经济效果评价。围绕项目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评价，在吸收苏联及东欧国家部门经济学、投资经济效果计算、技术经济论证等相关方法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国民经济评价为核心，以技术方案的社会纯收入—社会全部消耗费用分析为评判标准，考虑时间价值因素的技术经济方法体系。该方法体系适应了当时经济社会体制的特征，较好解决了计划体制下技术方案与经济效果相互割裂的矛盾。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客观评价工程项目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必须着眼于国民经济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应对国内外压力，实施赶超战略，必须由国家主导加快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推进，在经济体制上必然实行计划经济，以便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配置资源，因为如果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后发国家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无法自发走上加快重工业发展的道路。但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意味着价格体系的扭曲，商品交换只是存在于形式上。同时，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其账面盈亏并不能反映其真实的经济效益状况。在宏观层面，国家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确保能从国家整体核算出总的经济效益。这意味着，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核算单位，各地区和各部门都是在大核算单位下的“车间和班组”。只有在国家层面进行的核算才能真正反映经济效益的真实情况，单个企业和项目仅从企业本身很难判断其真实的经济效益。因此，要对国民经济各专门领域的具体工程项目进行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评价，从微观层面并不能得出真实的结果，必须从国民经济评价的角度，从技术方案能够带来的“社会收入”以及“社会全部消耗费用”的核算出发，才能得出客观的经济效果评价结果。以时间价值计算为基础的国民经济评价，从操作层面解决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价格信号扭曲，无法准确核实、评价工程项目经济效果的难题。就时间价值而言，虽然早已成为现代公司财务分析的基础性概念和基本原则，但在20世纪60年代应用其进行经济效果评价则是一项创举。因为一方面，计划体制下的企业资金都来源于上级划拨，时间价值、复利、资金融通等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来说几乎没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苏联投资经济效果计算方法中，采用的基本是投资回收期等方法，没有考虑资金时间价值①。

二、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末方法体系的发展完善

1．外部环境变化与研究对象的调整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末，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从发展阶段来看，这20多年正是中国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时期，发展经济成为首要任务；在经济体制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最大限度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尽可能提高经济效率成为经济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在基础建设方面，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项目纷纷上马，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经贸往来方面，通过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等方式，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实践中出现的上述变化，大大拓展了技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初创时期的技术方案经济效果评价，而是更多地考虑技术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如何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技术本身的开发、应用、转移等规律。这一阶段技术经济学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的拓展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第二，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第三，生产率测算；第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开发、应用、扩散、转移等规律的研究；第五，超大型工程项目的技术经济评价。2．技术经济方法体系的拓展随着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的调整扩大，相应的技术经济学方法体系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调整后的技术经济学，其研究对象和范畴开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相关领域交叉，包括经济增长理论、产业经济学等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方法工具开始逐步引入到技术经济研究中，为丰富完善技术经济学方法体系提供了新的养分。在拓展后的技术经济方法体系中，主流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工具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涉及经济增长理论，必然使用到最优化方法、最优控制理论等主流宏观建模方法；进行生产率测算，需要使用经济计量分析、数据包络分析等实证工具；分析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化时，投入—产出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数量分析工具；分析技术发展规律时，除了数理模型分析和计量实证外，还可能使用到数值模拟等方法。当然，学科初创时的技术方案经济效果评价也因为超大型工程项目的出现而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在超大型工程项目评价中，除了原有的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外，还增加了区域评价、社会评价、不确定性评价等方面的内容，相应的综合指标评价、盈亏平衡分析、敏感性分析、概率分析等方法对原有方法体系也是一种补充（郑友敬等，1994）。事实上，完善和拓展后的技术经济学方法体系所包含的定量分析方法已经远远超出了初期的经济效果评价（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所采用的财务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大体可分为5大类，即数理分析类、运筹规划类、概率统计类、均衡模拟类以及成本收益类。拓展对象与对应的分析方法如表1所示。

三、21世纪以来方法体系的拓展与完善

【内容提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质的规定性，它规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量的规定性，它明确了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化的程度和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化程度的统一。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论文库）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论文库）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论文库）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内容提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质的规定性，它规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量的规定性，它明确了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化的程度和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化程度的统一。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