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研究范文10篇

本文作者：何蓉工作单位：兰州交通大学

1．各地区科技活动情况差异明显1）科技活动机构分布不均衡2004年－2007年，全省科技活动机构分布极不均等，差异明显。兰州市平均水平都在180个以上。除兰州市外，其余7市（州）机构数分布总体都很少，且呈现不均等，较多的是河东经济带的天水市和河西经济带的张掖市。庆阳和甘南的科技活动机构数是最少的，近四年均未超过10个，反映出这两个地区的科技基础还很薄弱，科技参与面还很低，形式科技产业的优势还很欠缺。2）每万人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数极不均等每万人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在省内各地区分布差距比较明显，2004年－2007年，兰州市基本都保持在40人以上，绝对数远高于同期其他市（州），且比较稳定，年平均增长率为－0．01％。除兰州外，以张掖和金昌为代表的河西经济带的科技活动人员分布较河东经济带明显密集，这种差距的根源部分在于两个经济带的产业结构、产业链及其深度不同。从各市（州）的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型城市的科技人员分布密度远高于农业型城市，这说明，产业结构对一个地区的科技活动人员分布有很大影响，高农业结构的分布密度低于工农混合型结构，工农混合型结构低于高工业结构。3）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差距十分明显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在全省各地区不均等。总体上看，河西经济带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高于河东经济带。在河东经济带中除天水外，庆阳和定西等地较兰州、金昌都很少，四年间均未突破2000万元，且年平均增长率不足5％。两个民族自治地区，临夏和甘南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在全省处于最低水平，2007年仅为810万元和1021万元。2．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情况差异明显1）R＆D人员折合全时人员差距很大2004年－2007年，居于前三位的是兰州、金昌和天水，其总量明显高于其他5市（州），分布差距较大。两个民族自治州处于全省最低水平，临夏州最低时仅为18人，甘南州仅为28人。这说明，兰州、金昌、天水等地在科技人员设置数和投入的安排上高于其他市（州）。2）R＆D经费内部支出差距很大近四年，各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不均等，兰州市R＆D经费内部支出每年占到全省总量的40％—50％，且以6．37％的年平均增长率逐年拉大与其他地区的差距，由2004年的96901．7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116609万元。而同期，庆阳、定西、临夏、甘南四地均很少突破千万元。如临夏、甘南、庆阳在2007的R＆D经费内部支出仅为248元、546元、228元。差距由2004年的96720．7万元扩大到2007年的116381万元。2004年－2007年，全省R＆D经费内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基本维持在4％左右，在R＆D上的财政支出比例比较稳定。在这方面，兰州市总体呈下降趋势，由2004年的23．69％下降到2007年的14％，下降近10个百分点。这说明了R＆D经费内部支出的增长率低于兰州市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与R＆D经费内部支出的增长一致，金昌市在财政支出中对这方面的支出逐年增加，且增长幅度较大，2007年较2004年高50个百分点，反映了近年来金昌市对R＆D的高度重视。3．科学技术支出增长较缓慢，支出总额差距明显1）人均科学技术支出各地区人均科学技术支出增长缓慢，且地区间分布不均等。以兰州、金昌、庆阳、甘南为样本，2004———2006年，兰州市人均科技支出最高，分别达到17．47元、23．39元、29．21元。金昌市基本保持11元的水平上。庆阳的人均科技之处最低，三年内仅为7．51元、8．10元、11．51元。2）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各地区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存在差距。从总体上来看，兰州市的支出比例明显地高于其他市（州），2004年为1．30％，2005年1．47％，2006年为1．51％。而同期其他市（州）均未超过1％。2006年，金昌为0．45％，甘南仅0．41％，兰州高于甘南1．1个百分点，差距明显存在。这说明，各地区科学技术支出的规模，不仅仅是受限于当地财政能力，更重要的是，各地区财政支出中对科学技术支出的比例安排就存在着明显的差距。4．甘肃省地区间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指数测算根据甘肃省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实际，对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指标体系的构建，我们认为主要由三大项或曰单项指标构成，即科技活动基本情况、研究与试验发展情况和科学技术支出。每一单项指标下面又有若干子指标，运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测算方法现对地区间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这一指标进行测算。均等化指数在这里是一个逆指标，均等化指数越大，则代表地区间基础科学研究越不均等；反之则代表地区间基础科学研究越均等。根据上图，四年度各地区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指数都较大，2004年为0．354，2005年略有下降，为0．256，2006年开始呈现上升态势，达0．332，到2007年，已增加至0．408。这说明，甘肃省地区间基础科学研究不均等问题比较突出，且不均等状况有加剧的趋势。

甘肃省基础科学研究不均等的根源分析

1．经费来源单一科技经费来源单一，是指甘肃省各地区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支出。政府对科学技术的支出构成了各个地区科技经费的主要来源，这是影响地区间科技公平的重要因素，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科技经费总量少相对于东中部地区，甘肃是欠发达省份之一。而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出发展的科学技术事业更是与东中部地区有很大差距。2004年全国平均水平为129．17亿元，同期甘肃为32．59亿元，差距为96．58亿元，全国平均水平为甘肃的3．96倍。至2007年，全国平均水平为229亿元，为同期甘肃的3．8倍，差距达168．79亿元。就省内各市（州）而言，人均科学技术支出最高的兰州市历年来也未突破30元。而庆阳的人均科技之处最低，三年内仅为7．51元、8．10元、11．51元。2）易受地区产业机构的影响科技经费来源单一，且总量较少，这就无法有效调节科学研究事业，当然也无法有效地缩小区域内差距、提升区域内科技服务质量。每一个地区有不同的产业结构，而不同的产业机构对科技有不同的需求，包括数量、质量、种类等等，这种不同的需求构成了对各地区科技事业不同的间接补助，即资金的第二来源。2．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我们选取河西经济带的张掖跟甘南民族自治地区就机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项作一对比，2007年，张掖市GDP为1466371万元，机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占GDP的0．3％，甘南州GDP为353661万元，机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占GDP的0．29％，虽然在比例支出上大体相等，但由于GDP的不同，致使机构科技经费在内部支出规模上存在很大差距，张掖市机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为4403．4万元，而甘南州仅为1021万元，前者为后者的4倍之多。因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是造成地区间科技不均等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3．产业结构不同不同的产业对科技的需求不同，产业与科技发展的关联度很大。我们以三产各自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反映地区的产业结构，以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地区科技发展程度作为地区的科技实力，现对两者之间的关联度作一分析。以2007年数据为例，8市（州）在不同产业领域内的产值占当地GDP的比重反映了该地区的三产比例状况，采用相关性分析方法，逐一对每一个产业与科技水平的相关性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明，第一产业与科技水平呈高度负相关关系，值达到－0．81769，即第一产业比例越大，科技实力总体越弱；第二产业与科技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069，这说明工业和建筑业能够积极地促进科技的发展、增强地区的科技实力，提升地区的科技服务水平，如2007年金昌市的第二产业所占比例高达84．39％；第三产业与科技水平呈负相关系，相关系数为－0．0273。4．财政体制就甘肃省而言，各地区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很小，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是经济建设领域。2004———2006年，金昌、庆阳、甘南的科学技术支出比重都没有超过1％，兰州平均水平也只维持在1．4％。况且，2006年相对于2005年支出比例不增反降，金昌由0．6％下降到0．45％，庆阳由0．77％下降到0．75％，甘南由0．71％下降到0．41％。财政支出结构反映了政府职能结构，各地区差异化的政府职能结构也就决定了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分布不均等。“以工业兴市”、“以科教兴市”等这些不同的城市发展战略就是各个地方政府不同职能需求的集中体现，在这种背景下，很难保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都关注着贴近老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

甘肃省实现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的政策建议

1．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要从过去的经济建设型政府逐渐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首先要更新发展理念，在政府日常工作中真正树立起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改变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的片70面发展观。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推进社会领域的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其次，要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型，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增强各级政府的社会发展自觉性。在推进各项公共事业改革中要避免盲目追求完全市场化以追求效率的倾向，不把那些本应该由政府提供或扶持的社会公益产品或公共服务推向市场、推向社会。2．完善政府公共财政体制首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财政支出体系，逐步提高基础科学研究在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甘肃省各地区财政能力本身就很薄弱，如若不提高支出比例，那么经费来源单一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规模就会很小，而相当的经费支出是基础科学研究实现均等化的财力保障。其次，有效整合资源，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把公共财政更多的向市场机制无法调节或不便调节的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加强对重点支出项目的保障力度，向农村农业农民倾斜，向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保障等事业倾斜，向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倾斜，向困难地区、困难基层、困难群众倾斜，尽快完成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转型。3．拓宽科技经费来源拓宽科技经费来源，摆脱单靠地方政府的局面，才能有效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广泛吸引个人、企业、人民团体、非政府组织等积极参与到科学事业中，投入科技经费、培训科技人员、参与科技研发，以切实提升地区的科技水平，提升地方政府为公众提供基础科学服务的效度。当财力、人员、科学技术都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保证人人都能享受到科技服务。4．设定甘肃省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标准均等化不是平均主义，每个地区、每个人都要自己不同的需求，但我们认为每个地区、每个人要实现全面发展，就必须保证其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甘肃省基础科学研究不均等问题的解决思路不是平均化，而是在设定一个基本标准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化，根据甘肃省情，设定《甘肃省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基本标准》。在这个基本标准的指导下，还可以设定各单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标准和具体措施。5．实施科技创新工程创新科技管理办法。创新科技创新奖励政策，加大对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企业研发部门等研究机构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激励他们多出科技创新成果，从而提高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培养一批科技队伍，特别是要加强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科技创新长效机制。加大科技投入，创建科技创新平台和研发基础，发挥他们的辐射作用，提升其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6．推进甘肃省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法制化进程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实现公共服务的制度化和均等化，也就是要求政府提供基于宪法权利的、公平的、制度的可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目前，就国家层面而言，有关基本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完善，甘肃省也是如此。为保障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均等化的最基本权利，就必要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

摘要：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当然，应该认真考虑，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摘要：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当然，应该认真考虑，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摘要：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当然，应该认真考虑，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摘要：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科教兴国政府财政科技教育

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一、政府财政:科技、教育的主要“经济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是现代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解决科技、教育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换言之，是否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所需资源的供给责任，这决定于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属性。从公共财政原理上讲，由于科技、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特征，因而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所需投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有效提供，即无法通过市场来完全有效解决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物质基础问题。因此，政府从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是科技、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据有关专家估计，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至少有2/3是由于广泛采用了新的科技成果的结果。这一数字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在宏观上，科技对于经济增长有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微观领域，科技能够给投资于科技的各微观主体带来巨额的利益。这似乎已经表明，市场能够有效地解决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然而进一步地分析却不难发现，虽然私人部门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政府仍然是推动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因而许多客观规律、“机理”和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相对可靠、管理学不是一门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学确实还不够“资格”、大量的“科学”也就不成为科学了、必须达到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上述标准、经济学研究不仅不可能进行实验设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同时就是强调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是一门机械论科学、现代科学的“理念”比起古希腊时代，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科学对自然和文化的解释并不是绝对的和万能的、历史学似乎比管理学更不科学、管理学，作为“管理学科”的基石的管理学还缺乏上述条件等，具体请详见。

张建华先生的《也谈“管理”》一文中提出了很多问题，鉴于各种原因，本人在这里只谈与“科学”和“管理”这两个语词有关的某些问题，即说明为什么管理学不能成为“管理学科”的核心基础科学。

从“科学”这一语词较为通常的意义上来说，管理学自然是一门科学。一般来说，任何一门学问，只要同时坚持如下两个原则，就可以成为一门通常意义上的科学。

第一，坚持用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客观规律、从可控制实验中获得的各种“机理”、通过逻辑思维过程得出的各种“原则”作为解释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理论依据。

第二，坚持以人们可以共同感知的、可共同把握的实验数据、观察结果、基本事实、基本事件、历史记录等作为研究的起点。

由于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因而许多客观规律、“机理”和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相对可靠的。同样，大量的实验数据、观察结果、基本事实、基本事件、历史记录本身也会因人的解释的不同而只是相对可靠的。但这并不要紧，这些东西发展或变化了，科学本身也会发展和变化。这也就不妨碍我们把坚持这两个原则“作”出的学问当作科学。

摘要：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科教兴国政府财政科技教育

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一、政府财政:科技、教育的主要“经济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是现代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解决科技、教育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换言之，是否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所需资源的供给责任，这决定于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属性。从公共财政原理上讲，由于科技、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特征，因而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所需投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有效提供，即无法通过市场来完全有效解决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物质基础问题。因此，政府从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是科技、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据有关专家估计，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至少有2/3是由于广泛采用了新的科技成果的结果。这一数字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在宏观上，科技对于经济增长有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微观领域，科技能够给投资于科技的各微观主体带来巨额的利益。这似乎已经表明，市场能够有效地解决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然而进一步地分析却不难发现，虽然私人部门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政府仍然是推动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政府财政:科技、教育的主要“经济基础”；科技、教育:现代社会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振兴政府财政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强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是现代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政府从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是科技、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群体活动、科学技术是一项智力活动成果、知识的掌握和创新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政府财政总是根植于相应的经济基础的、科技、教育将成为现代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将科技、教育作为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已为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发展经验所证明、加大政府财政对科技、教育投资的力度、加快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科技教育事业之间的财政关系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科教兴国政府财政科技教育

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一、政府财政:科技、教育的主要“经济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是现代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解决科技、教育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换言之，是否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所需资源的供给责任，这决定于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属性。从公共财政原理上讲，由于科技、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特征，因而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所需投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有效提供，即无法通过市场来完全有效解决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物质基础问题。因此，政府从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是科技、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政府财政:科技、教育的主要“经济基础”；科技、教育:现代社会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振兴政府财政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科技、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特征、科技对于经济增长有巨大作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群体活动、科学技术是一项智力活动成果、政府财政更是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科技、教育将成为现代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将科技、教育作为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已为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发展经验、加大政府财政对科技、教育投资的力度、加快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科教兴国政府财政科技教育

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一、政府财政:科技、教育的主要“经济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是现代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解决科技、教育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换言之，是否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所需资源的供给责任，这决定于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属性。从公共财政原理上讲，由于科技、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特征，因而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所需投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有效提供，即无法通过市场来完全有效解决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物质基础问题。因此，政府从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是科技、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知识经济是由于高技术的产业化而导致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产物，同三百年前的由工业发展带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一样，它将引起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价值观等的全面变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遇到的又一次历史性机遇。面对新的产业革命机遇，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迎头赶上呢？下面，本文就结合知识经济的内涵与特征及其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影响来谈谈有关看法。一、高科技与知识经济的内涵及特征知识经济概念的内涵，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观点不一。大致来说，学术界流行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以世界经合组织为代表，也是学术界最为流行的观点，它认为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软件是能够真正发挥所有这一技术之功能的关键部件，软件是核心，软件行业将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行业。第二观点以我国学者吴季松为代表，按照该观点，知识经济是一种智力经济，是“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第三种看法以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为代表，按照该观点，知识经济主要是一种“信息产业”，“这种信息完全依靠的是软件的成功，软件的成功之首是依靠软件的创新、技术、研究，并倾听用户的声音”。我们认为，以上的各种观点分别抓住了知识经济的某些主要特征来强调，各有所长，但都没有抓住“高科技”这一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容易造成理解上偏差。第一种观点单纯强调知识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但忽略了知识有高科技知识和一般科技知识之分，在知识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科技知识，显然不全面。第二种观点强调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忽略了科学技术有一般科学技术和高科技之分。第三种观点倒是强调了信息产业这一高科技产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高科技产业不仅包括信息产业，还包括其它产业，这一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实际上，知识经济是一种以高科技为支柱产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为主）、以高科技知识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以便解决人类由于工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和资源短缺危机的一种新型经济，是一种将导致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新型经济。同传统的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具有如下特征：1.知识经济是直接建立在高科技知识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在知识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指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新知识，是一种可推动产业发展的新知识，可简称为“可产业化的高科技知识”。所谓“高科技”是一个具有自己的特定内涵的概念，不是传统科技的简单创新，按照联合国组织的分类，它主要有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和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科学技术。即使注入了高科技的传统科技也并不就是高科技，只有当高科技组成分大大提高，按国际科技工业园区的规范是超过70％时，传统科技才被创新为高科技。在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主要不是取决于劳力资源或自然资源，而是更直接地取决于高科技知识的投入。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知识产业在有关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看得出来。所谓知识产业，包括教育、通信媒介、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据统计，在美国，1958年知识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1960年其比例就增加到34％，1974年超过46％，1981年达到49％。1997年，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来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2.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影响最大。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是高科技产业，并不是传统的农业或工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最为重要。目前，发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高科技来发展经济，尤其是依赖于信息产业的发展。1994年，美国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所占的份额已达24.2％，日本和英国所占的份额已达到22.2％，德国达到20.1％，法国达到18.7％。此外据统计，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经济增长的1／4以上归于信息技术。3.知识创新、尤其高科技知识的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而是知识创新，尤其高科技知识的创新。如长期以来“重应用，轻基础”的日本，由于基础科学力量较薄弱，科技后劲不足，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电子工业、汽车工业、造船工业和部分高科技领域陷入困境，并被美国重新占据优势，如美国电子计算机公司、芯片制造公司及其汽车工业都已替代日本居世界领先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目前已进入了“大科学、高技术”时代，出现了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以及科学、技术与生产一体化的倾向，其具体表现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周期以及技术转化为生产的周期已大大缩短。据研究，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在20世纪初以前大约需要30年，到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大致为10年，至20世纪下半叶缩短为5年左右。因此，只有立足于基础性研究的“突破性创新”，才能形成全局的牵动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更新或调整，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4.知识经济是人类为解决传统工业经济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创造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产物，它将导致全球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发生全面的变化。在传统的工业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有限的劳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由于掠夺自然资源而导致的生态危机，造成了人类生产与发展面临严峻的可持续性危机，以至于罗马俱乐部在七十年代大胆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零增长”战略。知识经济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出现的，它以高科技产业为依托来解决传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知识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依赖的是具有巨大潜力的智力资源。通过对智力资源的开发，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科学的、综合的和集约的配置，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通过对智力资源的开发，人们可以不断开发出富有的自然资源，从而创造出新的巨大财富，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由于传统经济发展而带来的自然资源短缺危机和生态平衡危机。与传统经济相比，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注重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最佳统一。所以说，它实质上是人类为解决传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创造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产物。作为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它不仅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从社会发展角度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背景上的，这样就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从那种区域经济走向了全球经济时代，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不再完全取决于本国的资源、政治经济体制，还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的相关因素。社会体制也更加趋向于民主化，过去那种靠垄断知识、垄资源来维持权威的传统作法，随着信息的全球化和智力资源的多样性而被逐渐淘汰。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说，世界将从工业时代的二元文化（即资本主义文化与反资本主义二元文化）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多元文化，这主要是知识经济的高科技特征决定的。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高技术产业较之以前钢铁、机械和纺织等产业不同，产业技术领域十分广阔，仅以信息科学技术为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芯片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光纤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以及层出不穷的新高技术中全面领先，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世界大市场中占一席之地，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冷战以后世界多极格局的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多元化，也就决定了世界政治和文化的多元性与统一性，因此，人类文化将进入一个灿烂绚丽的多元时代，各种文化和各种价值观将在地球村这个背景下进行竞争。二、知识经济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影响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当代科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概括起来说，当代科技发展出现了如下趋势：1.在科技管理方面，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得到了加强。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是提高国家在科技管理与决策机构的地位，国家主持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二是国家加大对科技研究经费、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投入比例。为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发达国家提高了国家科技管理与决策机构的地位。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任职期间，把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提高到内阁部长级。克林顿上台后，于1994年初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统筹与规划研究开发工作，委员会的主席与副主席由总统和副总统兼任。此外，它们还确定了科研开发重点，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合理分配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人力与资金。美国的“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计划、欧盟“科技发展与研究框架计划”、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等，都是它们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措施。在资金支持方面，发达国家还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尤其是重点支持知识产业。1994年，美国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就已达1730.2亿美元，占美国GDP的2.61％，OECD成员国平均研究与开发费用占其GDP的2.3％。1996年，美国用于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和产业的投资已达2060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12.5％。2.在科技体系内部的发展重心上，基础科学研究与开发受到高度重视，注重产、学、研三方面的结合。由于知识经济是一种高科技产业化经济，科学、技术和生产一体化以及科学转化为技术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周期的缩短，一国科技发展和社会生产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研究的发展，因此，基础科学研究与开发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规模来看。在国际上，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规模一般可以用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的比例（FR／R&D）的大、小来衡量。根据有关资料，1970～1995年间美国基础研究投入的规模大致占R&D经费投入比例的14.2％，1993年最高曾达到17.4％。日本在1990年的比例为12.6％，印度的比例为16.4％。受其影响，对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也受到高度重视，一些发达国家因此将教育视为“立国之本”，提倡在职教育，甚至提倡终生教育。目前OECD成员国的教育经费已占其政府支出的12％，在职培训方面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达到2.5％。3.在投资方向上，增加风险投资已成为促进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知识经济是建立在大科学基础上的高技术经济，而开发高技术本身不仅需要高额投资，而且高技术的生命周期短，更新快，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失败率相当高的任务，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建立风险投资机制，是推进知识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以至在西方被人们称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推进器”。目前，美国有40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居世界首位，它们每年为10000多家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据统计，1997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商共向1484家公司投入114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比上年增长16％，其中投入信息产业的风险投资为70亿美元，占全部风险投资的62％。4.在科技组织形式上，科技工业园区成为科学、技术与生产紧密结合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是符合时展需求的有效组织形式。正如主席指出的，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业园区。科技工业园区（我国称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中智力资源、信息、知识和高技术，通过现代管理实现规范化、网络化、国际化和产业会议来解决高技术产业的资金、技术、市场和风险问题，创造了高于传统工业几十倍的劳动生产率。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广泛兴建高科技工业园区，至今全世界已有900多个比较规范的科技工业园区，从业人员达数百万，美国硅谷已成为科技工业园区的成功典范。三、我国科技体制的现状及其对策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加强了改革的紧迫性。从知识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讲，我们认为，我国科技体制主要存在着如下问题：第一，科学、技术与生产缺乏有机协调性，造成科技体制不能适应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要求。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科技课题，往往不能很好地反映到科研单位来，对于科研单位的成果，生产单位也不大了解或不感兴趣。造成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是，在科研组织内部，人们主要是根据专业来组织研究，而不是根据社会需要来组织研究，科研组织缺乏整体的经营意识。人才结构存在极为不合理的现象，科研单位主要由专业人才组成，缺乏经营人才。针对上述情况，我国政府近年来尽管实施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在“稳住一头”方面，由于政府下拨的事业费太少，以至于维持科技人员的工资和行政费用都不够，因此，该稳住的也没有真正稳住。在“放开一片”方面，因为采取了“层层分解创收指标的方法，结果使科研机构变成了科技人员个体经营的小作坊式的组合，并没有真正达到“放开一片”的目的。第二，部门之间壁垒森严，互相封锁，人才不能流动，信息不能沟通，以致出现有完全相同的课题，许多单位都在搞低水平上的重复劳动。有些很有经济效益的课题，却无人问津。第三，基础研究投资比例严重偏低。目前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已经达到12％～20％的规模，而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存在着比例偏低的现象，而且自1991年以来，逐年下降，到1994年基础研究投入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仅为6.6％。第四，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根据有关资料，我国专利技术的实施率非常低，仅仅为10％，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且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为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高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8％左右，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30％～40％的水平。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在科技体制上还没有真正走出计划经济的模式。如“稳住一头”没有真正稳住，从表面看是政府下拔的科研经费总量不够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稳住一头”并不完全就是政府拔款的事情，它也是企业本身寻求发展必须解决的事情。如果企业和一些非营利机构能够参与进来，就能够缓解国家资金总量有限的问题。在“放开一片”的问题上，我们目前采取的是层层分解创收指标的方法，“科研机构在科技体制改革中仍然没有从技术生产单位转化为技术经营单位，没有从计划经济模式走到市场经济模式。特别是，科研机构的领导人仍然是上级任命的技术生产的学术带头人，而不是市场中摔打出来的技术经营者”。第二，我们没有建立科学、技术与生产相互作用的科研组织机构。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看，现代科研组织要由政府、高校、工业研究机构和非营利机构这四个部分组成，政府实验室组织大型的、符合国家需求的科学技术研究，大学主要进行自主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业研究机构则主要进行符合企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科学研究，非营利机构则除了组织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外，还大力支持民间基础科学研究。这四大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由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目标，通过签订合同和提供研究资助的方法，组织政府、大学和私人企业的研究组织以及非营利机构在一定期间齐心协力，分工合作，进行攻关式的研究开发活动。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科学、技术与生产的一体化发展。在我国，只有政府和高校的研究机构是比较发达的，其它两种科研组织还处于萌芽状态。第三，我们没有建立适应高科技发展需要的风险投资机制。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如此之低和产业化进程如此缓慢，从投资方面看，除了有资金总量不足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因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缺乏专门从事风险投资的产业投资机制。根据有关资料，在我国已经转化的科技成果中，成功转化的资金主要靠自筹的占56％，国家科技计划贷款占26.8％，风险投资仅占2.3％。国外专利成果转化率高，风险投资起了关键作用，尤其是种子型创业基金更是如此。正如美国前总统的科技顾问基沃斯博士所指出的那样，“至少有50％从事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在其发展中得到风险投资的帮助”。从世界各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经验看，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和发展创业基金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必然选择。由此可见，我国在科技体制上应当采取的对策是：第一，在科研组织上要吸取国外的有益经验，建立适应时展需求的科研组织，以便从根本上解决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现代科研组织要由政府大型科学中心、高校科研机构、工业研究机构和非营利机构这四个部分组成，只有它们的相互作用才能适应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以及“大科学，高技术”发展的需要。在工业研究机构中，目前出现的最新组织就是以硅谷为典范的科技工业园区。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后三种科研组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与指导下进行协同研究与开发。第二，加大基础研究比例，这不仅指国家，也包括企业在内。第三，提高科研人员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待遇，真正做到稳住一头。第四，在科研机构内部，要建立合理的人才结构。为面向市场，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应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第五，为促进和保护知识经济的发展，除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外，我们还需要建立金融保障体制，加强高科技发展的风险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