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保障范文10篇

党的届六中全会，是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全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组织部门作为党委的重要职能部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担负着重要责任。面对新的更高的目标要求，我们一定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结合实际，找准工作结合点和着力点，力求突破，推动组织工作上新水平。

一、力求科学发展，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干部，重点在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本领，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能力。

第一，要不断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培训力度。以《干部教育条例》为准绳，以能力建设为重点，以“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为目标，构建教育培训工作体系，改进培训方式方法，建立健全教育培训制度。要由市委组织部牵头，联合人事局、市委党校等教育培训重点职能部门，建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进行整体规划和宏观指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各职能单位职责分工，系统、有序地抓好年度干部培训方向调研、培训计划制定、师资力量落实等工作，并由组织部门牵头抓好落实。要大力加强党校、行政院校、高等院校等培训基地建设，针对干部的知识需求和职位差异努力改进培训方式方法，不断探索建立教学质量评估、学员培训效果评估、培训项目管理等制度，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二、要努力建设干事创业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要紧紧围绕发展选干部，配班子。把能否干事创业、推进发展作为选干部、配班子的重要标准，谁能胜任工作、促进发展、得到群众公认就重用谁。在优化干部队伍结构素质方面，针对各级班子结构仍不合理，结构性和功能性矛盾突出的问题，要根据不同层次、不同职能及领导班子的特点，经过科学调配和优化组合，实现知识结构配套、专业结构互补、年龄结构合理、气质机构相融、“三方面干部”有优化配置的目标。在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方面，要出台干部初始提名办法、符合实际的干部任用提拔规则，进一步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规范全市干部提拔任用工作。要建立干部能上能下的配套措施，强化干部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明确适合基层干部交流的干部任期制。针对全市干部考核内容操作性不强、激励作用不明显的现状，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图们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办法》等规定，科学制定全市科局级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奖惩暂行办法，完善考核内容、考核标准、考核程序、考核方法及考核结果，学会用辩证的、全面地、历史的观点看待干部的政绩，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统一，为客观、公正、准确地考核和评价干部提供依据。在干部监督工作上，要进一步完善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部门的监督职能。建立每季度与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公安、审计、信访局等执法执纪部门联系一次、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的工作制度，共同研究解决干部监督工作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处理干部监督工作中的典型案例。努力拓宽监督渠道，确保信息资源共享，从而增强干部监督工作的实效，推动干部监督工作的有效运作和健康发展，确保干部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

二、突出和谐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今年以来，市通过抓好两委干部、党员队伍、后备力量和退职干部四支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村级党组织战斗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

一是抓两委干部建设，提高整体素质。坚持“穷村选富人、富村选能人、弱村选强人、乱村选硬人”的思路，选出一批政治过硬、素质较高、能力较强、群众信得过的村干部。强化教育培训，每年组织730名农村两委主干进行专题培训，有效提升了村干部素质。加强考核管理，根据各村实际，设定工作目标，明确工作标准、时限、责任，推行目标考核制，进一步调动了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二是抓党员队伍建设，激发生机活力。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的要求，狠抓农村党员队伍建设，积极在种养大户、致富能手、外出务工人员、大学生村干部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改善农村党员队伍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不断激发基层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

三是抓后备力量建设，打造人才梯队。以培养一支留得住、用得上的后备力量为目标，重点把党员骨干、退伍军人、回乡大学生、大学生村干部和创业优秀青年作为培养对象，通过做好后备人才的择优选拔教育管理，为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打造梯次化人才队伍。

四是抓退职干部建设，促进发挥余热。充分发挥农村退职干部党性强、工作经验丰富的优点，积极组织和引导他们在村务管理、宣传教育和纠纷调解中发挥作用，与年轻党员干部结对帮学，为加强和改进基层组织建设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同志们：

“七一”前夕，朱快乐同志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光荣称号。这既是对朱快乐同志个人的高度肯定，也是对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的鼓舞，既是朱快乐同志个人的光荣，也是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的喜事。在此，我代表市委，向朱快乐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到建华来，一是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托，为朱快乐同志颁发“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证书和奖章；二是和大家一起探讨新农村建设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的建设问题。

朱快乐同志担任村党总支书记以来，十几年如一日，以发展经济、富裕百姓为己任，怀着对群众的真挚感情和无私情怀，带领干部群众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把一个芦苇滩上的经济薄弱村发展成为全市闻名的“小康建设示范村”。他的事迹，蕴伟大于平凡之中，是近几年全市农村基层涌现出来的优秀共产党员的楷模，是全市1200多名村党组织书记的杰出代表。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朱快乐同志被确定为全省重大典型到各地巡回演讲，市委专门作出决定，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向朱快乐同志学习。朱快乐同志的事迹感染了无数党员和干部群众，已经成为我市“三个文明”建设的一面鲜红旗帜。

当前，全市上下正在深入学书记“七一”讲话精神，奋力推进“全面达小康，建设新**”目标，以崭新的业绩迎接市第五次党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全面达小康，建设新**”，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事关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部署。这是党中央用创新的思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最近，省委作出了“以工业化致富农民，以城市化带动农村，以产业化提升农业”的总体部署，为江苏的新农村建设指明了方向。新农村建设任务的实现，关键在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关键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和好的带头人。建华的经验，很好地验证了这个道理。在新农村建设新的征程中，我们特别需要一大批朱快乐式的好支书、好党员，特别需要一大批像建华村一样的好支部、好班子，用越来越多的先进典型，鼓舞我们的党员，凝聚我们的群众，推进我们的事业！我们要以快乐同志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为新的动力，组织广大农村党员、干部，继续深入学习朱快乐，争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

下面，我根据中央和省、市委有关精神，就如何深入学习朱快乐，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如何围绕新农村建设，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讲几点意见：

第一，进一步找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目标定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联系群众、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我们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保证”。过去，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的基层组织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领导核心作用。今天，在新农村建设的宏伟大业中，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同样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些年，我市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总体是好的，涌现了很多像朱快乐、像建华村一样的好典型，但也必须看到，部分地区和少数地方仍然存在“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推进，农村的经济结构、社会意识形态、生产生活方式都将发生进一步的转变，对我们党在农村基层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作用发挥、功能转变等等，都将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进一步调整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改进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统揽全局”的坚强领导核心。下半年，市委组织部将开展“新农村新党建”专题调研，还将在调研的基础上，召开现场研讨推进会。各地要上下联动，大胆探索、加强研究，超前做好调研、思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大的组织保障。

2012年是纪念建党91周年，也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第二年。今年市开发办党建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深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十四次次全会精神及市委四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精神，紧紧抓住《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及《省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条例》及《实施办法》）颁布实施这个机遇，牢牢把握“服务三农、加强队伍建设”这个核心任务，加快“农业转型升级”，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和“发展提升年”活动，全面推进本办党建工作，为我市农业综合开发“十二五”科学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组织和纪律保障。

一、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十二五”时期开好局、起好步凝聚智慧和力量。

一要抓好五中全会精神的深入学习。以中心组为“龙头”、领导干部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把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引向深入，引导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十一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和重要经验，深刻理解“十二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主线、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要集中开展形势政策宣传教育。紧紧围绕五中全会精神，结合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和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举办系列报告会，大力开展形势政策宣传教育，帮助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判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上来，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十二五”时期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以提高机关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和综合素质为重点，推进本办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十四次次全会精神及市委四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精神作为今年我办党员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

政风来自政治环境，有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政风。匡正政风，就得先从整治政治环境开始。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解决信仰缺乏的问题。针对部分党员干部既没有党员意识，又没有公仆意识；既不相信党的宗旨，也不相信党的政策；既不信任组织，也不信任群众的现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看重责任，看轻物质；看重群众，看轻自己；看重名节，看轻名利；看重做人，看轻做官；看重老百姓，看轻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大局意识，解决政令不通的问题。当前，有少数干部正确东西的不执行，不正确的东西却附和；有的搞行业垄断、部门割踞、权力分割，使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有的心胸狭窄，以“小我”为中心，只谋一地一己之近利。这些都是我们衡阳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亟需去突破。树立正确的大局意识，就是要有“大家”治“小家”的境界，有“大家”统率“小家”的大气，有“大家”与“小家”相互促进的工作理念。找准“小家”职责方位，对上级制定的政策，要坚持执行，不能打“擦边球”、“踩黄线”，不搞变相执行。当局部与全局发生矛盾时，当部门利益与整体利益有冲突时，勇于弃“小我”顾“大我”。树立正确的民主意识，解决虚假民主的问题。消除由主要领导事先定调子的虚假“民主”作风，消除下级按领导的等级、职务高低来说话的庸俗“民主”作风，消除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民主”作风，特别要消除一把手搞“一言堂”的霸道作风。树立正确民主意识，就要不能把一把手负主要责任等同于以一把手意见为主，把一把手作总结等同于一把手拍板，把少数服从多数等同于不必考虑少数人的意见，把民主表决等同于不需民主讨论。要创设良好的民主环境，自觉树立平等观念，尊重人权，尊重人格，尊重个性，保持等距离交往，不搞亲亲疏疏，不闹派性，不拉小圈子。树立正确的文化意识，解决品位不高的问题。有些同志有地位没品位，有“包装”没武装，有文凭没水平，有学历没能力，有思维没思想。在他们眼中，文化就是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一切糟粕文化、官场潜规则，来谋求升官发财；品位就是追求吃喝玩乐，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品位源于修养。这要求我们不必强求外在的拥有，而要追求内心世界的充实，要善于从中国五千年和衡阳两千多年的优秀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反省自己，洗涤灵魂，做一个心理健康、心态积极的人，做一个政治上、生活上都有品位的人。

整肃吏治，锻造务实清廉的干部队伍

整饬吏治，整肃作风，建设务实清廉的干部队伍，是解放思想、兴利除弊之需，是富民强市、振兴衡阳之要。在干部任用上要力行“三要”。要力戒“跑要卖”的行为，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和鱼目混珠，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要冲破关系网，正确处理和把握好裙带关系、故旧关系、老乡关系、派性关系、同学战友关系，坚持正义，坚持公道。要抵制“人情风”，自觉做到不说人情话、不写人情条、不办人情事，坚持按原则、程序、制度和规矩办事。在干部作风上要突出“三治”。要治“庸”，鼓励创新。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克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思想，摒弃抱残守缺、墨守成规、畏首畏尾、求稳怕乱的观念，树立以创新谋发展，以作为求地位的意识，培育创新的胆识，激发改革的勇气，增强干事的魄力。要治“浮”，坚持勤政。解决工作拖拉、遇事推诿、反应迟缓、效率低下的问题，倡导勤于思考、勤于干事、雷厉风行、快速高效的风格；纠正工作软弱无力，纪律涣散的不良倾向，树立敢想敢干、敢于负责、敢于担当的形象。要治“贪”，惩治腐败。坚决惩治无视党纪国法，利益驱动，索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违法违纪行为；要实行不良记录制度，连续多次不良记录者予以待岗或辞退。在干部政策上要践行“三坚持”。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重德又重才，坚持以德为先，以德为重，重用德才兼备的干部，不用有德无才的、无德有才、无德无才的干部。要坚持用好五种人。大胆起用一批胸襟宽、眼界宽、思路宽的开拓者；大胆起用一批懂得经济、熟悉市场、善于经营的创业者；大胆起用一批顺时应势、敢试敢闯、开拓进取的领头雁；大胆起用一批埋头苦干、身体力行、励精图治的实干家；大胆起用一批政治上不糊涂，经济上不贪占、生活上不犯错的明白人。要坚持宽容关爱。引导广大干部牢固树立“私过不可有、公过不可无”的观念，牢固树立大胆探索、有所失误,不是错误的观念;牢固树立墨守成规、无所作为,才是失职的观念。大力营造“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宽松氛围，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创新，绝不能一出现过错就指责、一看到失误就怀疑、一遇到失败就封杀。对创新能力强的干部，要政治上重用，经济上重奖，舆论上重褒。

硬化基础，不断强化基层组织建设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推动衡阳大发展的基础。要以抗灾救灾精神来凝聚力量——解决不信的问题。认真领会锦涛同志提出的抗震救灾精神，春贤同志提出的抗冰救灾的精神。各级党组织要善于用抗灾救灾的精神来引领党员和群众，发扬这种精神，以昂扬的斗志，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经济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为促进衡阳快速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贡献力量。要以强化管党责任约束党委——解决不力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必须强化“守土有责”的管党意识，着力解决好党委抓党建抓而不力、抓而不实和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好中央、省、市出台的有关党组织管党责任制的制度和意见。要以尊重主体来引导群众——解决不行的问题。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需要，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是发展人民民主的需要。通过培养党员的主体意识，推进党务公开，建立健全保障和发挥党员主体权利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强化党员的主体地位。尤其要最大限度地拓展人民群众民主参与的渠道，把越来越多的群众组织吸引到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来，使之更好地发挥“主角”作用。要以培训教育来提高能力——解决“不会”的问题。针对有的党员干部不善于执行党的政策、不善于领导经济发展、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不善于化解矛盾等问题。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决策、领导科学发展、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提高基层干部执行政策、依法办事、带领群众致富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提高普通党员和群众掌握实用技术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要以加大投入来提供保障——解决“不愿”的问题。对基层要“真正重视、真心爱护、真情关怀”，建好村级活动场所，解决各类基层党组织无活动阵地的问题；切实保障村干部的待遇不打折扣，强化远程教育的学用效果，开展党内互助活动，构建党内关怀服务机制，解决基层党员干部队伍不稳定、工作热情不高、工作创新不够的问题，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组织归属感和荣誉感。

本文作者：周叶中张彪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一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包括区域发展不均衡、区域冲突等在内的各种区域问题。由于区域问题涉及范围广泛，只有依靠区域间彼此协作才能加以解决。就区域协调机制而言，存在着“私法模式”和“公法模式”两种不同的选择，前者以个人、企业[1]为区域关系主体，而后者的区域关系主体是政府。具体到区域发展的实践领域，公法模式下的区域协调在效率上明显优于私法模式下的区域协调，因此也成为大多数国家解决区域问题的首要选择。

一、我国区域协调组织的发展历程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已经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曾明确指出要协调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之间的关系，平衡全国工业布局。但直至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才开始在政策和制度安排上鼓励区域联合与协作，区域协调组织也由此发端，并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盛至衰转而复兴的发展过程。（一）区域协调组织起步阶段（1979~1984年）改革开放之初，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地方发展积极性不高，企业发展活力有限。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所导致的地方割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学者提出了建立区域协调互动机制的主张，并得到中央的认可。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坚持自愿、组织联合”的区域联合与协作十六字原促进我国区域协调组织健康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周叶中张彪摘要：区域协调组织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织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区域协调组织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盛至衰转而复兴的发展过程。探究我国区域协调组织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缺乏法律基础、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政府权力约束不足是制约区域协调组织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任务日益艰巨，迫切需要重建区域协调组织以协调区域发展。新形势下区域协调组织应当以“地方政府合作关系法”作为建设的法律基础，完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并通过“地方政府合作关系法”规范横向政府关系，进而实现对区域发展过程中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关键词：区域发展区域协调组织法律保障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730（2012）04-0039-0839则方针，要求各地方政府加强彼此互动，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进行余缺物资的调剂和技术、资金协作。这十六字原则方针也成为区域合作步入制度化轨道的标志。198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要求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之下，加强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分割”，“走联合之路，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2]。1981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省市（区）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区域经济联合组织———“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区域合作组织由国家政策层面正式进入具体操作层面。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上海经济区（1983年）”、“东北经济区（1983年）”、“五省区六方经济协调会（1984年）”等区域协调组织相继成立，区域协调组织建设逐步兴起。（二）区域协调组织全面发展阶段（1984~1992年）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要“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大力促进横向经济联系，促进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的合理交流，发展各种经济技术合作，联合举办各种经济事业，促进经济结构和地区布局的合理化”[3]。1986年，为巩固区域协调发展的现有成果，进一步推进区域合作，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横向经济联合的原则、目标和管理方式、征税办法、协作领域、权责界限等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1991年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指出，要“继续完善和发展区域合作，以省、区、市为基础，以跨省、区、市的横向联合为补充，发展各具特色、分工合理的经济协作区……巩固、完善和发展区域合作组织和各种经济网络”[4]。在现实发展的强烈需求和中央政策的大力支持之下，这一时期的区域合作逐步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区域协调机制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期间，全国共成立各类区域协调组织100余个（参见表1）。这些区域协调组织，在合作层次上既包括“省（区）际间的经济协作区”、“省（区）毗邻地区经济协作区”，也包括“省（区）内经济协作区”、“城市经济技术协作网络”；在结构模式上既有紧密型组织体、也有半紧密型组织体和松散型组织体；在组织形式上涵盖了包括“经济协调会”、“经济技术协作联席会”、“经济发展联络会”、“经济联合会”、“经济互促会”、“经济联合恳谈会”、“市长联席会”、“专员联席会”、“经济协作区”等在内的多种形式。（三）区域协调组织衰落阶段（1992~2003年）大量区域协调组织的出现，对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区域割裂、促进区域合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中的区域冲突问题。“从80年代初的盲目引进与重复布局到80年代中期的地区原料大战再发展到80年代末的地区市场封锁，区域冲突不断升级”[6]，一边是区域合作组织蓬勃发展，一边是区域冲突不断加剧，区域发展冰火两重天。1985年3月，湖北、湖南共同加入“中南五省区二市经济协作联席会”，但湖南烟草仍然不能进入湖北市场；1985年12月，上海与武汉共同加入“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期望能够“互惠互利、优势互补、互相支持、共谋发展”，但却依然不能阻止双方“汽车大战”的发40生。面对日益加剧的区域冲突，国务院不得不于1990年底出台《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自觉制止和纠正地区封锁的错误做法……积极促进地区间的经济、技术协作，加强横向联系，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7]。即使是这样，各地区仍然广筑关卡，实施旷日持久的市场封锁，[8]区域协调组织的应有作用得不到发挥。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区域冲突大战，区域协调组织的作用逐渐被消解。根据有关学者统计，截止到2003年，“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区域协调）组织处于停滞状态或基本消亡”[9]。大多数区域合作组织的组织制度建设仍处于松散型、低层次上，区域协调组织逐步走向衰落。（四）区域协调组织复兴阶段（2003年至今）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区域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并要求尽快“形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区域协调组织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期，我国各地方政府之间再次展开了广泛的联系与合作，合作的主体范围日益扩大，形成了包括“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泛珠三角9+2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京津冀都市经济圈”等在内的多种区域联合。合作的组织模式也不断创新，“行政首长联席会议”、“行政首长论坛”、“行政协议”等协调组织相继成立。同时，合作内容不断深入，已经涉及交通运输、电力供应、农业合作、旅游合作、环境保护、教育交流、食品药品监管等多方面、深层次的内容。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当前我国的区域合作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取得进展，但其实际效果却令人堪忧。仅就各区域合作体签订的行政协议而言，根据相关学者统计，“几乎所有区域性行政协议都或多或少存在履行问题”[10]。区域协调组织的协调作用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才能确保区域协调组织真正发挥作用？如何才能防止区域协调组织再次陷入衰落的境地？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对我国区域协调组织为何会“由盛至衰”进行深刻反思，以探明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原因。

二、制约我国区域协调组织发展的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区域经济差距日趋扩大，各种区域问题不断显现，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为此，2003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区域发展”，“形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为落实党的发展战略，回应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区域协调组织建设被重新提起。新的时期，重建区域协调组织，就不能回避20世纪80年代那些区域协调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先前区域协调组织所面临的发展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法律因素———区域协调组织的设立运行缺乏法律基础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一定的区域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设立区域协调组织是解决区域问题较为行之有效的制度手段。我国在协调区域发展过程中，也采取了与国外相类似的区域协调组织模式。但与国外经验不同的是，我国的区域协调组织是国家政策的产物，而国外区域协调组织多是立法的产物。以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为例。20世纪30年代前，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是全美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由于该流域覆盖范围极其广泛，[11]综合开发难度极大。为解决田纳西河流域地区的落后问题，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TennesseeValleyAuthorityAct）》，并依据该法设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ValleyAuthority）”，负责领导、组织、协调、管理田纳西河流域地区综合开发事宜，以推动该地区发展。《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对“田纳西41河流域管理局”的法律地位、设立目标、组织结构、决策方式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以确保“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能够稳定运行，充分发挥其协调作用。时至今日，“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已经成为“美国最具力量的公共公司”[12]，并且使田纳西河流域的人均收入从不足全美平均水平的一半，发展到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及依据该法所设立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也成为区域协调组织设立和运行的典范。反观我国的区域协调组织，其在设立、运行等各个环节均以国家政策为依据，政策对区域协调组织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前，中央政府是唯一的利益主体，地区之间的横向经济交流必须依赖国家计划经济指令。在此情况之下，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区域协调组织不可能产生。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由“统收统支（1950~1979年）”转变为“分灶吃饭（1980~1993年）”，再转变为“分税制（1994年）”，地方政府被允许享有一定比例的财政收益。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承认了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为获得更大的财政收益，地方政府积极发展本地经济。随着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逐渐显现，地方政府开始寻求跨区合作。至此，区域经济发展已不再是中央政府专属事项，地方政府也对区域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为顺应经济发展形势需要，中央政府先后出台《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1980年）》、《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1986年）》等一系列区域合作政策，推动地方政府进行跨区合作，区域合作开始步入制度化发展阶段，各种形式的区域协调组织大范围涌现。中央政策成为区域协调组织发展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央政府以政策推动区域协调组织建设具有当然的合理性。但是中央政策无法明确区域协调组织的法律属性，使得区域协调组织的法律地位、职权范围和运行机制等均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区域发展的初期，区域关系较为简单，区域协调组织的这种缺陷尚不明显。但随着区域发展的逐渐深入，一些深层次的区域利益矛盾逐渐显现，区域关系日趋复杂，自身法律属性尚不明确的区域协调组织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其协调区域发展的作用难以继续有效发挥。（二）组织因素———区域协调组织的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设立区域协调组织，目的在于协调区域发展，解决区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区域冲突[13]。区域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区域利益矛盾，但是区域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并不意味着必然的区域经济冲突，区域利益矛盾也有可能通过区域之间的沟通合作得到化解，只有当区域利益矛盾无法得到有效协调，也即区域协调机制不完善或不能发生作用时，区域利益矛盾才激化为区域冲突。区域利益[14]是一种客观存在，区域经济活动实质上就是区域主体追求区域利益的一个动态过程。因此，不可能通过消除区域利益的方式解决区域利益矛盾，而只能通过利益协调机制使各区域主体的利益诉求达到均衡状态。区域协调组织的核心价值，正体现在对区域利益矛盾的协调上。相较于一般的利益，区域利益主体众多、客体复杂，协调难度大。因而，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应当是一个多层次的利益调节体系，既包括一般的利益沟通，也包括具体的利益磋商，在更高的层次上，还可以包括利益协议机制。不同层次的利益协调机制功能和作用不同，其组织结构也有所不同。但是，从我国区域协调组织发展的历程和现状来看，其在区域利益协调上的作用并不明显。正如有学者指出，区域协调组织的“组织运作和实际功能都仅停留在信息交流的层次上，是一个对区域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的论坛，充其量不过是进行一些具有互惠性质的经贸洽谈和项目合作，对涉及区域内利益冲突和竞争的事项很难有实质性的42协调功能”[15]。如1987年成立的“武汉经济协作区”，其《章程》确定协作区的基本任务是“围绕各市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务实、高效地协调区域内各类经济关系”[16]。但是作为“武汉经济协作区”执行机构的“干事会”，其职责范围却仅限于“组织推动区域内联络协作工作”、“负责与区域内成员城市的联络”、“负责制定市长联席会议方案，起草工作报告和有关文件”、“负责召开协作区工作会议”、“负责协作区会费的筹集、使用、管理”以及“其他日常工作”。[17]至于“干事会”如何“科学、合理、务实、高效地协调区域内各类经济关系”，《章程》却没有提及。这种结构下的区域协调组织，自然无法对各区域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作出有效的协调。（三）权力因素———政府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区域协调组织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能否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无法约束政府权力，是先前各类区域合作组织失败的关键所在。以1985年12月成立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为例。该协调会确定各长江沿岸会员城市在“长江水运、长江开发研究、长江旅游、信息交流、资金融通、科技协作、邮电通讯、商贸流通和物资协作”等九个领域展开联合与协作，[18]但是该协调会中较为重要的两大城市，上海与武汉，仍然在1999年爆发了激烈的汽车贸易战。双方为支持本地汽车产业，分别出台各类“土政策”，针对对方汽车品牌予以变相封杀。城市之间的汽车贸易封锁行为，不仅违背了其共同加入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所确立的“商贸流通”原则，而且违反了国家相关政策规定。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规定：“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用行政和经济手段干预个人购买和使用正当来源的汽车。”[19]与此同时，国家财政部也明确规定：“除国务院批准收取的车辆购置附加费外，严禁各地区以各种名义收取购买车辆附加费。”[20]区域市场竞争是经济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但地区封锁却不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回顾双方的汽车贸易纠纷，不难看出双方冲突升级的根源在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无法对双方的政府权力作出有效的制约，自然也就无力“协调”双方的“商贸流通”纠纷。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缺乏契约精神，不能善用政府权力，是各类区域冲突的根源。因此任何以政府为主体的区域协调组织的构建，都必须首先解决地方政府权力的约束问题。如不能对地方政府权力实现有效制约，区域协调组织仍然逃脱不了由“遍地开花”到“林寒涧肃”的宿命。

劳动力安排、养老保障上遭遇更多的问题和困难，一些计划生育纯女户尤其是计划生育困难户。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全县一方面大力实施“夕阳红”计划，全县累计投入资金850万元，鼓励兴办各类养老机构，全面加强敬老院、光荣院、福利院等“三院”建设，提高集中供养能力，优先将计划生育家庭成员纳入“五保”供养，着力消除计划生育家庭养老后患。另一方面强化统筹调度，实行部门联动，整合社会资源，着力健全以“一卡通”为载体、以“奖”优”免”补”助”为功能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依托全县奶牛养殖、脐橙种植等集中优势产业，重点实施“少生快富”阳光”幸福”等五大工程，帮助计划生育家庭创业致富。一年来，全县由政府买单，兑现“三免四减半”就医优惠金额7万元，落实了计划生育免费基本技术服务项目。将67户困难计划生育家庭全部纳入农村低保。对61户计划生育家庭优先安排了宅基地，减免计划生育家庭工商证照办证费5056元。实施定期慰问制度，县乡两级领导干部每逢端午、中秋、春节等“三节”必须走访慰问-5户籍和生育家庭，发放慰问金100-00元。县财政安排首批资金20万元组建了关爱女孩助学基金，为计划生育家庭考取高中以上女生发放兑现800元-1000元的助学金。由政府出资为11451名独生子女家庭办理了爱心保险。优先将计生户列入产业养老工程规划和“五保”供养范围，为全县515名计划生育家庭成员兑现了年均600元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为97户农村二女户办理了保额000元的养老保险。

推进人口大县向经济强县的转变，为实现全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于都县计生委党支部坚持科学发展观武装全体党员干部，紧扣稳定、统筹、提高的原则，始终把握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前进的正确方向，较好地发挥了党组织的政治保障作用。

做到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并举

一、统筹协调两手抓。

加强孕前型管理，推行计划生育事务村民自治，健全综合决策调控机制、经常性工作机制、人帮人责任落实机制、流动人口管理机制、考核评估机制等“十大机制”重心下移，筑牢网底，不断提高村级人口自控能力。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上，切实把握四点：①典型引路，全面推进。去年下半年在工作基础较好的村居开展村民自治试点，今年月全面铺开，结合实际摸索出了一条“宣传引路、依法推进、程序规范、注重效果”工作路径。②依法依规，程序到位。县统一要求各村开展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必须遵循村委会申请、政府批准、成立机构、制定章程、签定协议的程序，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规范违约金收支管理。③健全制度，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工作中，逐步建立了村民代表议事制度、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监督制度、村民评议制度、计划生育公开办事制度、计划生育村民自治评估制度、计划内怀孕生育跟踪服务制度、环孕检制度等一整套工作制度。④坚持“三个结合”优化工作效果。克服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单打一”做法，坚持实行村民自治与引导村民发展生产相结合、村民自治与优质服务相结合、村民自治与依法管理相结合，做到统筹施治，综合协调，提高效益。一年来，全县坚持经常抓与集中抓相结合，共组织开展了4次集中技术服务活动,一是谱好“三部曲”狠抓宣传教育、节育措施落实和社会抚养费征收三到位。突出以二女户结扎为突破口，以常规结扎为重点，不断提高长效节育措施落实水平。

通过移风易俗抓关爱、孕产监控把关口、严查“两非”整秩序，二是演好协奏曲。多措并举，着力创建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工作格局。全县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专项整治方面的主要做法是五个抓”一是抓组织保障，成立了专案组，并由县财政直接拨付了专项活动经费，从领导力量和人财物方面为专项整治提供了有力保障；二是抓舆论宣传，大造宣传声势，以县政府名义共印发5万余份《关于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通告》分发张贴到全县各地；三是抓职责落实，进一步完善、明确了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狠抓了相关制度的落实，并把专项整治工作纳入了对乡镇和相关部门的人口计生工作目标考核内容；四是抓个案突破，根据各方面提供的线索，经专案组广泛排查、深入调查，年度内全县共查实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个案8例，对9名涉案人员均按政策法规处理到位，圆满完成了市下达给我县的专项治理个案任务，全县出生婴儿性别比下降至109接近正常值范围。

同志们：

经县委研究决定，今天召开全县党务工作会议，按照会议安排，我主要对20*年组织人事工作进行总结回顾，对20*年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县委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会前，常委会听取了专题汇报，并对做好今年组织人事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等下，周县长还将作重要讲话，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狠抓落实。下面，我就组织人事工作讲两个方面的意见。

一、围绕中心，统筹兼顾，20*年组织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20*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市委组织部的精心指导下，全县组织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创新谋发展，抓重点带整体，圆满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各项任务，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是以“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实惠”为宗旨，先进性教育有新拓展。全县348个支部、11232名党员参加了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农村党员的先进意识得到较大提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本领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作用得到较好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有所提高，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意识明显增强，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普遍重视和有效解决，群众满意度显著提高。认真抓好了三批次先进性教育活动巩固扩大整改成果和“回头看”工作，“七一”前夕，对全县三批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总结，对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进行了挖掘，表彰了一批好的典型，有力地促进了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是以县乡党委换届为契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有新加强。全县乡镇党委换届精减了领导职数，实现了组织意图，达到了预期目的，一批优秀党员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全县17个乡镇共选举产生党委班子成员95名，减少副书记73名，并确保了每个班子均有1名以上女性和1名以上30岁以下的年青干部，全县乡镇党委班子平均年龄为37.7岁，比换届前减少2.6岁，大专以上学历69人，占73%，领导班子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层次、整体功能等均得到进一步改善。根据市委组织部的安排，望峰乡作为全市2个乡镇党委换届直选试点乡镇之一。为确保试点成功，我们抓住关键环节，精心组织，统筹安排，两次把民主权利彻底交给全乡党员，全乡269名党员有254名党员参加了投票选举，5名党委委员均高票当选。试点工作在扩大党内民主方面有实质性的举措，并取得了成功经验。市委明华书记亲临望峰调研，对试点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试点工作经验被省市组织部门以专报的形式予以推介。

***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敦化市华康制药厂，始建于**年1月。**年3月，由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敦化市华康制药总厂等5家法人共同发起成立了长春高新华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9280万元。**年3月，更名为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为全国中药企业50强之一，现有员工657人，其中科研技术人员130人。拥有生产权品种135个，其中年销售收入超亿元品种1个，超千万元品种8个，国家中药保护品种6个，国家级重点产品3个。列入第一批OTC目录的药品7个，主导产品“血栓心脉宁”、“冠脉宁”、“祖师麻片”、“返魂草冲剂”等深受广大患者的好评，并被评为“吉林名牌产品”、“消费者满意产品”等称号。

几年来，公司党委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的思想，以人为本、党建为基，积极探索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新路子，作到了党建工作与经济建设相融互进，推动了企业党建和经济工作的协调发展。

一、抓好干部队伍建设，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人才保证

1、完善领导配置，构建党建与经济工作一体化运转模式。企业党建必须要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改革创新，把企业党建融入到企业经济工作的全过程，建立一体化运转模式。公司党委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创新企业领导配置体制。在决策层建立党组织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共同负责”制度。目前党委班子有9人、行政班子有5人，其中党委班子中有3人在行政班子中任职。党委书记胡君会同志兼任总经理，副书记王升平同志兼任副总经理，其他党委委员也兼任行政职务。通过党组织成员进入法人治理结构，企业在做重大决策或开展大型活动时，两套班子就会认真研究商讨，最后做出科学合理的决定，形成了团结、友好、合作的工作氛围，使两者共同履行推动企业发展的重大政治、经济责任，即实现了党政领导体制一体化，又保证了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为两套班子协调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强化干部队伍管理。一是把配强党支部班子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切实把那些素质好、业务强、作风硬、能干事的人充实到支部班子中来。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领导干部带头自查自纠，及时消除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坚持“”制度。每半年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认真解决党纪不严，党性不纯等问题，切实做到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重点解决市场经济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引导党员干部把人生的价值与国家的振兴和企业的发展相融合。二是抓党风党纪，认真制定并严格执行“党员干部廉政制度”。对领导干部行使职权、待遇标准、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等方面作了严格的规定。制定了车辆管理制度，实施用餐申请，限定陪餐人数及标准，有效地控制了管理费用的支出。三是推行厂务公开、党务公开，实行民主监督。公司成立了审计监察部，对领导干部的离任、调动、业务员的往来账款及时进行审计,既端正了党风党纪，又规范了企业的经济运行。

3、注重业绩考核。为更好的激励管理人员作好本职工作，我们对中层以上干部和后备干部，建立了岗位考核制度，每年由党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跟踪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对党务干部和管理人员进行奖惩，凭业绩取人用人，对德才兼备、年轻有为者大胆提拔重用。几年来从企业党组织中培养重用了9名厂级领导，20多名科长和车间主任，为公司的发展培养了生力军，切实提高了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经县委研究决定，今天召开全县党务工作会议。根据会议安排，我主要对20*年组织工作进行总结回顾，对20*年组织人事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县委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会前听取了专题汇报，并对当前和今后组织人事工作进行了研究。等下，县委罗书记还要作重要讲话，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抓好落实。下面，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总结成绩，提升经验，不断保持组织工作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年来，我县组织工作主动适应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立足“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出实招，求实效，组织工作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绩，积累了新的经验。

一是各级领导班子整体功能得到了新优化。圆满完成了县、乡人大、政府和县政协换届工作。通过换届，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结构进一步优化，素质进一步提高，整体功能进一步增强。

二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迈出了新步伐。按照中组部、省、市委组织部门要求，在县广播电视局、团县委开展了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考核评价试点工作。配合上级公安部门在我县公安局开展了公安系统的人事制度改革。改革成果得到了公安部的高度肯定，省委组织部也对改革经验进行了积极推介。

三是干部教育培训实现了新飞跃。以县委党校为主阵地，全年共举办各级各类培训班14期，培训干部约1300余人次。全面完成省、市下达的干部调训任务。拓宽干部培训渠道，选送优秀干部上派跟班、下派挂职。创新培训方式，开创了“干部夜校”，其做法和经验得到市委组织部的高度好评和推介。全县广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自身能力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