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证问题范文10篇

摘要:贿赂犯罪由于没有直接的被害者,很难从当事者那里获得有关犯罪的证言和其它证据。对此,美国等一些国家司法机关在对贿赂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时频繁地使用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而我国目前主要是通过不起诉、自首、立功等一系列制度,来解决对受贿犯罪进行成功指控中的证据问题。但由于获取证据的手段不够有力,使证据的真实性和稳定性难以保证,因此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一些相关制度。

关键词:贿赂犯罪;强制作证;刑事免责

一、我国惩治贿赂犯罪中的两难现实

2001年7月,原江西省温圳粮库南昌办事处副主任周雪华,因贿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据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行贿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首例案件。行贿罪在旧刑中的刑期上限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997年新刑法大大加重了处罚,针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这是从立法上体现严惩行贿犯罪的指导思想。1999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出的《关于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是基于目前对行贿和介绍贿赂犯罪的打击不力的现实作出的决定。通知指出:“近一时期,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依法严肃惩处了一批严重受贿犯罪分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还有一些大肆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追究?”因此“,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结合办理贿赂犯罪案件情况,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以改变对严重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状况。”一方面为查处受贿案件不得已采取了必要的刑事政策,另一方面担心对严重行贿犯罪打击不力。该通知的内容反映我国司法实践中打击受贿和行贿两种犯罪的两难境地。通知在针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上规定:“在查处严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案件中,既要坚持从严惩处的方针,又要体现政策,行贿人、介绍贿赂人具有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情节的,依法分别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行贿人、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后如实交待行贿、介绍贿赂行为的,也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这一通知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希望依法严治行贿犯罪,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得到行贿人和介绍贿赂人的主动交待。然而这一通知是否真能有效地获得行贿人和介绍贿赂人的主动交待,解决对受贿犯罪进行成功检控的证据问题的同时达到从严惩处行贿的目的,是令人怀疑的。

应当说,周雪华因行贿被判处无期徒刑,正是体现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严惩严重行贿犯罪的指导思想。贿赂犯罪,是腐败行为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贿赂犯罪必定导致法律规范的弱化,影响公众对国家公务活动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对贿赂犯罪必须加以遏制从而保护公职人员职责的公正性和公众对官员的信任。而行贿与受贿属于“对合犯”,行贿是受贿的前提,因此,要遏制贿赂犯罪,惩治和遏制行贿是必要的一环。就周雪华行贿胡长清个案来看,周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在胡通向深渊的路上铺路架桥,既为胡创设犯罪条件,又诱发其犯罪欲望。还为胡腐败出谋划策,胡的堕落,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就周个人所犯罪行而言,判处其重刑无可非议。

然而,在惩处行贿犯罪时也有些问题需要考虑。首先涉及到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关系到司法的实际条件与需要,同时还涉及公民的不容忽视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该条虽然没有象《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那样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结合刑诉法第四十七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来判断，刑事案件的证人仍然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却形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即证人证言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在庭审过程中，而证人出庭作证的却很少，甚至是寥寥无几。这种现象的存在，带来了很多的问题，首先来分析此种现象存在的弊端。

一、易使人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疑虑。追求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永恒的主题。作为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在打击犯罪的同时讲究公正性，法院审理案件主张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何以以事实为依据？则是主张整个案件审理的真实性，因此，就要有大量的证据予以证实。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基本上是以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等七种证据中的一部分或全部作为起诉指控的依据来证明其指控的罪名成立。而对此证据在庭审中经过质证，合议庭经查实后，就可作为定案的依据。然而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有时被告人、辩护人会提出对其中的部分证人证言产生异议，认为有失公正性。因为，这是公安、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他们所站的立场不同，不利于被告人一方。因此经常提出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认为这样当着法官、检察官、辩护人、被告人的面所作证言的真实性较前面公诉机关出示的书面证人证言大，具有公正性。所以说，如果证人能出庭作证，对案件审理的公正性、案件事实的认定、被告人的认罪服法等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不利于审判效率的提高。前面谈到的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辩护人在法庭调查阶段的质证中，常会对公诉机关提供的书面证人证言产生不同的意见，认为其有失公正性，并且根据刑诉法规定中提到的被告人在庭审中有通知新的证人到庭的权利，因此他们经常提出要求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而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辩护人的这类合法的请求，就应该按照法定的程序通知证人到庭。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影响审判的效率。因为正在进行的庭审就会因此而休庭，导致了案件审理时间的推延，降低了审判的效率，有的甚至因为证人难以通知，经过多方的周折，而延误了审限，造成了审判程序上的违法。

三、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另一个弊端就是直接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案件认定事实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及运用的过程，证人不出庭作证，而只宣读书面的证言，控辩双方的当庭询问、质证只能是一句空话，根本无从进行，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也就无从判断。证人证言的特点决定了它反映案件事实有可能失真，也容易由于种种外界因素影响产生变化。首先，就证人而言，他们知道不出庭接受当庭质证，在提供证言时，虽然取证人员对他宣布了作证的相关法律规定，但证人还是容易产生轻率随意的念头，有的甚至对案件的事实回忆不清，就凭空想象或加上个人的主观臆断而信口乱说。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的取证人员不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取证，而是先入为主，对证人施加某种暗示或压力，以获取符合自己需要的证言。在当庭宣读证人证言时，也有可能断章取义、任意取舍，只宣读对已方有利的部分，回避对已方不利的部分。这些问题如果不通过当庭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去伪存真，很有可能影响认定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上面简要地分析了证人不出庭作证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的弊端，以下来谈谈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的原因。

一、刑诉法只规定了证人作证的义务，却没有规定证人拒不履行出庭作证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及可以采取何种强制措施。另外，法律赋于公诉人和辩护人在调查取证上的不平等的权利，也是造成证人不能出庭作证的原因之一。根据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须经证人同意，而对公诉方则无此规定。虽然该条同时规定了辩护律师可以申请检察院和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但由于检察院是诉讼对立的一方，不可能积极配合。而如果要法院出面调查取证，似乎又回到了法院包办代替调查取证的职权主义的老路上去了。

内容提要：近来，媒体关于警察作证的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从理论上讲，警察作证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于诉讼价值。但在我国，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席法庭作证尚缺乏立法、理论、观念等诸多方面的足够支撑。其实，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不仅必要而且合理。但是警察毕竟不同于其他证人，这就决定了警察作证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目前，在我国创立警察作证制度需要从完善立法、转变观念等方面切入。

关键词：警察作证；理论基础；诉讼价值；身份；范围；障碍；构想

最近，《检察日报》三篇不起眼的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第一篇是3月31日报道的《民警出庭作证，毒贩低头认罪》；第二篇是4月17日报道的《为恶势力头目作伪证》；第三篇是4月19日报道的《证人席上出现新身影》。这三篇报道的共同内容都是承办案件的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席法庭对有关案件情况进行作证。而且，请办案民警出庭作证已经成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改革出庭公诉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应当说，这种做法和我国的证据立法是相抵触的。这是因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换句话说，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不能同时充当本案的证人，否则，就会与其承担的诉讼职责不相符合，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目前，这种观点已成为学术界的通说。那么，承办案件的警察到底该不该出庭作证？如果能，他们的身份应当如何界定？警察作证有没有限制？在我国警察作证有那些障碍？如何构建我国的警察作证制度？这些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警察作证的理论基础

1、检警一体理论。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保障控诉获得成功，基于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共同的追诉职能，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都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指挥权、参与权、指导权、监督权等权力，即实行所谓“检警一体化”。[1]在检警一体化模式下，警察是检察官的当然助手和控诉支持者。一方面，在侦查阶段，警察要在检察官的领导、指挥下展开侦查工作，根据检察官的要求收集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或采取强制措施，直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足以保证控诉的成功为止。另一方面，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警察应当根据检察官的要求补充侦查以提出新的证据材料，或者必要时检察官要求负责讯问、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的警察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以言词的方式向法院说明自己收集的证据系合法所得，以便有效地反驳辩护方提出的证据与主张。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随着现代社会民主与政治的不断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权利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国家的权力越来越受到一定限制。这反映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就是越来越强调程序公正与保护人权，国家决不能因为控制犯罪的需要而过分追求实体真实或者不择手段，惩罚犯罪也决不能以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而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恰恰与上述理念相违背。有鉴于此，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无不通过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予以规制。但是，如何确认非法证据的存在进而对其予以排除在客观上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对其取证行为加以说明。这是因为，一方面，公诉人对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过程缺乏详细地了解，如果他仅凭侦查笔录或者侦查机关的情况说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负责侦查案件的警察对收集证据的全过程了如指掌，所以对证据是否合法心知肚明，此时由警察出庭就证据的合法性予以阐述最合适不过，因此，从客观上讲，公诉人员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对其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予以阐述以反驳辩方就某个证据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另一方面，被告人对其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最为清楚，再加上其本身就是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对象，因而它对于警察是否非法收集证据也知根知底，当然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并渴望非法证据能够得到排除，从而保护其合法权益。可以说警察出庭作证是控辩双方“双赢”的要求。

摘要:贿赂犯罪由于没有直接的被害者,很难从当事者那里获得有关犯罪的证言和其它证据。对此,美国等一些国家司法机关在对贿赂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时频繁地使用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而我国目前主要是通过不起诉、自首、立功等一系列制度,来解决对受贿犯罪进行成功指控中的证据问题。但由于获取证据的手段不够有力,使证据的真实性和稳定性难以保证,因此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一些相关制度。

关键词:贿赂犯罪;强制作证;刑事免责

一、我国惩治贿赂犯罪中的两难现实

2001年7月,原江西省温圳粮库南昌办事处副主任周雪华,因贿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据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行贿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首例案件。行贿罪在旧刑中的刑期上限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997年新刑法大大加重了处罚,针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这是从立法上体现严惩行贿犯罪的指导思想。1999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出的《关于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是基于目前对行贿和介绍贿赂犯罪的打击不力的现实作出的决定。通知指出:“近一时期,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依法严肃惩处了一批严重受贿犯罪分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还有一些大肆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追究?”因此“,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结合办理贿赂犯罪案件情况,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以改变对严重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状况。”一方面为查处受贿案件不得已采取了必要的刑事政策,另一方面担心对严重行贿犯罪打击不力。该通知的内容反映我国司法实践中打击受贿和行贿两种犯罪的两难境地。通知在针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上规定:“在查处严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案件中,既要坚持从严惩处的方针,又要体现政策,行贿人、介绍贿赂人具有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情节的,依法分别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行贿人、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后如实交待行贿、介绍贿赂行为的,也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这一通知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希望依法严治行贿犯罪,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得到行贿人和介绍贿赂人的主动交待。然而这一通知是否真能有效地获得行贿人和介绍贿赂人的主动交待,解决对受贿犯罪进行成功检控的证据问题的同时达到从严惩处行贿的目的,是令人怀疑的。

应当说,周雪华因行贿被判处无期徒刑,正是体现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严惩严重行贿犯罪的指导思想。贿赂犯罪,是腐败行为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贿赂犯罪必定导致法律规范的弱化,影响公众对国家公务活动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对贿赂犯罪必须加以遏制从而保护公职人员职责的公正性和公众对官员的信任。而行贿与受贿属于“对合犯”,行贿是受贿的前提,因此,要遏制贿赂犯罪,惩治和遏制行贿是必要的一环。就周雪华行贿胡长清个案来看,周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在胡通向深渊的路上铺路架桥,既为胡创设犯罪条件,又诱发其犯罪欲望。还为胡腐败出谋划策,胡的堕落,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就周个人所犯罪行而言,判处其重刑无可非议。

然而,在惩处行贿犯罪时也有些问题需要考虑。首先涉及到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关系到司法的实际条件与需要,同时还涉及公民的不容忽视的权利。

论文摘要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司法制度中的普遍原则和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证人证言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言词证据，原则上应当通过证人出庭作证，控辩双方交叉询问证人之后才合法有效。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庭审方式更加体现直接言词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仍很严重，法庭以宣读证言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成为普遍现象，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并没有因法律作出了明确规定，而得到明显改善，也没有如预期的那样，通过证人出庭使抗辩性明显增强。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宏观的看，必然受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大背景的影响及司法体制的制约；具体分析，既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方面的原因以及证人自身的原因。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系统的证人制度是保证证人出庭作证的关键。但这需要较长的酝酿、论证过程。当务之急可进行法律的完善补缺，先解决几方面主要问题：完善对证人保护的规定；增加给予证人作证经济补偿的规定；规定证人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法律后果；制定刑事证据特别法；修改简易程序相关规定。并提供相应的司法保障：提高侦查人员依法取证的意识和能力；提高控、辩、审三方的业务水平和应变能力；及时依法惩处报复证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逐步消除影响证人作证的自身因素，从根本上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

关键词：证人作证刑事证据立法证人保护证言笔录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司法制度中的普遍原则和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证人证言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言词证据，原则上应当通过证人出庭作证，控辩双方交叉询问证人之后才合法有效。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仍很严重，法庭以宣读证言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成为普遍现象，

一、证人出庭难的主要原因

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宏观的看，必然受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大背景的影响及司法体制的制约；具体分析，既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方面的原因以及证人自身的原因。

内容摘要：随着审判方式的不断深化,证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更突显出重要。然而,证人作证难问题却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立法和司法部门,制约着新的庭审方式效能的充分发挥。因此,正确认识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客观分析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努力探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的措施,解决证人拒证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现状完善证人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这一制度执行情况一直不尽人意,甚至连流于形式都做不到。由于主要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使法庭被迫休庭或延期审理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法院却无能为力。证人拒不出庭作证,使庭审不能当庭进行讯问,质证等诉讼活动,不能核实证据。就有可能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查实,而无法查明事实真相就极有可能导致错判,使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或冤枉无辜,或放纵犯罪。这不仅妨碍了诉讼活动和正常进行,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影响了诉讼效率,更损害了控辩式审判方式,破坏了司法公正,成为司法改革的“瓶颈”。

证人是诉讼活动中的重要参加者,他通过正确表达其感知以帮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证人出庭作证则成为法庭审判的重要环节，证人出庭作证是指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知晓案件情况的证人出席法庭,以空头言词的形式就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向法庭做如实的陈述。并接受各方当事人质证,或者法官以询问方式进行审查的诉讼活动。一般而言,证人只有出席法庭审理才能影响证人证言证明力的各种因素予以澄清,诉讼活动才能得以正常进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文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对国家承担的一项法律义务,但在人民法院的实际审判工作中,证人拒不作证,拒不出庭作证,做假证,或作证前后相互矛盾的现象较为普遍,有些证人不敢出庭作证,等许多问题还不完善。

一、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将证人证言作为证据之一,并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法律义务,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向人民法院所作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陈述,当事人之外的。了解案件真实情况依法被人民法院传唤作证的人,称为证人。在多数情况下,作证的为个人,即自然人,在某种情况下只能单位出面作证,则作证的是该单位,以是机关,事业单位,也可以是企业法人,《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当事人相互质证”,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情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我国刑事诉讼法作出了同样明确的规定,第48条首先明确规定了作证人的资格。即“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第47条进一步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案件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为问题的解释》,第141条则规定了证人不出庭的例外情况。可见,证人出庭作证已经成为我国民事,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以“证人作证为原则,不到场作证为例外”的证人作证模式○1,在立法上已经确定。

内容摘要：随着审判方式的不断深化,证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更突显出重要。然而,证人作证难问题却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立法和司法部门,制约着新的庭审方式效能的充分发挥。因此,正确认识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客观分析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努力探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的措施,解决证人拒证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现状完善证人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这一制度执行情况一直不尽人意,甚至连流于形式都做不到。由于主要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使法庭被迫休庭或延期审理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法院却无能为力。证人拒不出庭作证,使庭审不能当庭进行讯问,质证等诉讼活动,不能核实证据。就有可能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查实,而无法查明事实真相就极有可能导致错判,使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或冤枉无辜,或放纵犯罪。这不仅妨碍了诉讼活动和正常进行,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影响了诉讼效率,更损害了控辩式审判方式,破坏了司法公正,成为司法改革的“瓶颈”。

证人是诉讼活动中的重要参加者,他通过正确表达其感知以帮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证人出庭作证则成为法庭审判的重要环节，证人出庭作证是指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知晓案件情况的证人出席法庭,以空头言词的形式就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向法庭做如实的陈述。并接受各方当事人质证,或者法官以询问方式进行审查的诉讼活动。一般而言,证人只有出席法庭审理才能影响证人证言证明力的各种因素予以澄清,诉讼活动才能得以正常进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文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对国家承担的一项法律义务,但在人民法院的实际审判工作中,证人拒不作证,拒不出庭作证,做假证,或作证前后相互矛盾的现象较为普遍,有些证人不敢出庭作证,等许多问题还不完善。

一、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将证人证言作为证据之一,并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法律义务,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向人民法院所作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陈述,当事人之外的。了解案件真实情况依法被人民法院传唤作证的人,称为证人。在多数情况下,作证的为个人,即自然人,在某种情况下只能单位出面作证,则作证的是该单位,以是机关,事业单位,也可以是企业法人,《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当事人相互质证”,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情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我国刑事诉讼法作出了同样明确的规定,第48条首先明确规定了作证人的资格。即“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第47条进一步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案件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为问题的解释》,第141条则规定了证人不出庭的例外情况。可见,证人出庭作证已经成为我国民事,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以“证人作证为原则,不到场作证为例外”的证人作证模式○1,在立法上已经确定。

内容提要：本文以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为出发点，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证人出庭做出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从证人的适格性、证人作证义务、证人相关权利、证人出庭有关费用负担规则、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的不足以及证人退庭、隔离规则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旨在对实践中正确对待证人出庭作证有关制度，以提高司法审判能力，有所裨益。

关键词：证人适格性出庭义务出庭费用证人权利

证人出庭作证是指了解案件事实情况的人，在接到人民法院出庭作证的通知后，在指定时间、地点就其所知如实陈述、回答质询的法律制度，纵观我国过去的民事审判，在八十年代左右一直存在的是“当事人一张嘴，法官跑断腿”的格局，当事人打官司，简单的一张诉状，由法官深入当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想尽办法查清案件事实，凭法官调查的材料断案，庭审仅仅是走过场。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法制建设的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出台，审判格局发生了变化，规定了“当事人有责任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等方面的内容，广大法官更新了司法理念，人们也逐渐在更新理念，但由于过去老的思想、做法已根深蒂固，很难一下子转变，就出现了当事人提供很多证人证言意在举证，对方当事人亦提供一些证人证言来反驳，最终还是要法官去调查核实相应的证据的现象，证人出庭作证率极低一直困扰着办案人员。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深入，要求举证、质证、认证在庭上，法官仅处于“居中裁判者”地位，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办案，力求强化庭审功能，但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得到解决，阻碍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进展，影响了审判效率的提高。近几年来，通过大量的法律宣传活动及司法实践活动，构建了新的民事审判模式，在当庭举证、质证、认证方面，当事人举证责任意识方面、审判效率、办案质量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并树立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公正司法等司法理念。但影响庭审功能的证据一直是司法界探讨的课题，现有法律规定已不能满足民事审判活动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并已于2002年4月10日起施行。该《规定》对证据方面的规则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有了重大的突破，所涉及理论颇具新意，具可操作性，但仍有未尽之处。故此笔者试述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如下：

一、证人的适格性

证人的适格性又称证人资格、证人能力或者证人范围。证人的适格性规则是证据法中关于证人证言的重要规则，它所强调的、解决的是一个潜在的证人是否有资格提供证言的问题。对于证人的适格性问题在历史上存在一定的限制，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当事人的配偶，主要考虑的是担心这些人可能因自身利益而提供虚证假证；一类是儿童、精神不健全者等，主要考虑的是担心因这些人在能力上的缺陷会影响其证言的可信性。就当前发展来看，无论是普通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对于证人的适格性上的限制越来越少。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作证。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3条作了相同的规定，仅将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排除在证人之外，这种变化是从通过审查某人是否具有不得为证人的情形来保证证人具有基本的可信性向在证人作证时通过对证人的可信性的审查，保证证人的可信性转变，这是一种观念转变。当前各国对于证人资格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证人具有生理和精神上的能力。（2）证人具有亲身感知；（3）证人具有宣誓或陈述能力；（4）证人有正确表述能力（具有理解有关问题并明确表述自己思想的能力）。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的适格性的是要求证人具有感知能力和正确的表述能力，即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能力，因此，对相关事实有所亲身感知的证人，不再仅仅因身份或其在该案中的利益而剥夺其他证人的资格，至于证人的身份和在诉讼中的利益可能对证人的诚实性产生影响，只能在庭审中用来攻击证人的可信性。对证人的适格性判断，主要审查证人感知、记录、回忆能力及辩别是非和正确表述的能力，如果要排除该证人，必须提出证明其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据。《规定》第53条还规定，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由此可见，某潜在证人的年龄和精神健康状况对于证言可信性的影响，并不影响其为证人的资格，其证言的可信性则要求在法庭审判活动中由法官综合判断，强调了法庭要具有接受和审核证人证言的能力，这也对我国法官提出了新的要求。阐述至此，笔者不由地想起在以往的审判活动中，尤其在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一方当事人或其委托人往往以证人是当事人的亲属为由来反驳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言，而法院在核实证人时也是优先调查与当事人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甚至对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的人不予调查，普遍存在对证人的适格性与其可信性概念混淆的情况。

二、证人出庭义务

论文摘要

从目前情况来看，近些年来证人出庭率偏低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非常突出，证人出庭率低已经成为严重困扰审判方式的重大问题，直接影响了民事审判的公正和效率，影响了各项诉讼原则的贯彻。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困扰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鉴于此，我国应尽快立法建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规定证人必须以言词方式在法庭作证，对于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证人，立法应赋予法官强制证人出庭的权力；对于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立法要明确对不出庭作证证人的制裁措施，并为受到强制的证人提供相应的法律救济渠道。

文章以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为出发点，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证人出庭做出的规定，观察国内外现行民诉体制、观念、我国的国情，探究在我国民事诉讼构造下证人规避作证的症结，结合司法实践，从证人的适格性、证人作证义务、证人相关权利、证人出庭有关费用负担规则、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的不足和作证制度之完善及建议，对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仍不尽人意之处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旨在对实践中正确对待证人出庭作证有关制度，以提高司法审判能力，提高庭审质量。

关键词：权利义务出庭作证证言费用制度完善

纵观二十年来的司法实践，在民事诉讼中证人不出庭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已经直接影响到民事诉讼的公正和效率。正确认识这一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并进而解决它，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理论的视角，观察国内外现行民诉体制、观念、我国的国情，探究在我国民事诉讼构造下证人规避作证的症结，以期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

一、庭审证人的适格性、义务性分析

摘要：从多年来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看，证人出庭作证率一直很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司法理论上没有界定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性质问题。目前，在司法理论界存在着两种观点——权利说与义务说，然而权利说的不可操作性与义务说的侵犯“私权”的嫌疑也成为民事诉讼审判改革的障碍。随着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信用经济的理念已逐渐深入人心，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也就应是证人的市场信用义务，在此基础上，民事诉讼证人作证制度也就具有了坚实的司法理论支持和极强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人作证市场信用义务

一、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的问题

证人出庭作证率低，是我国法院系统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也是多年来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很复杂，如证人不能受到较好的司法保护、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及损失得不到合理及时的补偿、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法律上没有强制性的措施等等。勿须讳言，司法程序上的问题，通过司法手段解决是最有效的。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是对国家承担的一种义务，因为犯罪不仅仅被看作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而且还涉及对社会关系的侵害，国家要维护这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也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因此，每个知道刑事案件情况的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依法享有作证豁免权的除外)，这是公民对国家的一种义务，国家有权使用强制手段迫使证人出庭作证。但是，民事诉讼是解决平等主体之间人身、财产纠纷的，即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的“私权”问题。那么，在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义务?如果是义务，那么是对谁的义务?这是我们首先要在司法理论上明确的问题。

二、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性质分析

关于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性质问题，主要有权利说和义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