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消费率范文10篇

一、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的原因

(一)投资率过高导致消费率偏低。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逐年上升，储蓄率过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最终分两部分：储蓄和消费。近年来，当最终消费率走低时，居民储蓄存款一直保持较高增速。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时，随着储蓄的增加和国家积累能力的增强，社会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会出现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上升、消费率相对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行为使投资率上涨过快。地方政府具有追求高经济增长目标的迫切要求，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有效途径是扩大投资规模。地方政府要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在扩大消费和增加投资上下工夫，但从地方的角度看，扩大居民消费比较难，见效最快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规模。因此，要加快经济发展，招商引资搞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形成了大搞建设的投资热潮，其结果是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导致投资的过度膨胀。

(二)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不足。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广大低收入群体有极强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购买能力低，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可见，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造成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幅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上虽有较大提高，但其增幅却一直低于GDP增幅，导致消费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1991—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2％，比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低。而同期，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5.9％，比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低1.3个百分点，直接拉低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可见，居民收入增速缓慢及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不协调导致居民消费率低下。

(四)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导致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当前，居民收入预期存在不确定性。失业人员、企业的减员增效、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就业压力等，使城乡居民就业稳定性减弱，再就业困难加大，收入不乐观，居民预期支出也不确定。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改革也增加了人们的支出预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居民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增加，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支付。

二、提高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对策

摘要：本文分析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变化特征及最终消费率下降的原因，提出提高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对策。

关键词：最终消费率；下降；对策

1978年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最终消费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在我国最终消费中，我国政府消费率较为平稳，由于最终消费率等于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之和。因此，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下降所致。

一、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的原因

(一)投资率过高导致消费率偏低。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逐年上升，储蓄率过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最终分两部分：储蓄和消费。近年来，当最终消费率走低时，居民储蓄存款一直保持较高增速。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时，随着储蓄的增加和国家积累能力的增强，社会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会出现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上升、消费率相对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行为使投资率上涨过快。地方政府具有追求高经济增长目标的迫切要求，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有效途径是扩大投资规模。地方政府要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在扩大消费和增加投资上下工夫，但从地方的角度看，扩大居民消费比较难，见效最快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规模。因此，要加快经济发展，招商引资搞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形成了大搞建设的投资热潮，其结果是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导致投资的过度膨胀。

(二)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不足。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广大低收入群体有极强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购买能力低，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可见，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造成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摘要：本文分析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变化特征及最终消费率下降的原因，提出提高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对策。

关键词：最终消费率；下降；对策

1978年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最终消费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在我国最终消费中，我国政府消费率较为平稳，由于最终消费率等于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之和。因此，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下降所致。

一、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的原因

(一)投资率过高导致消费率偏低。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逐年上升，储蓄率过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最终分两部分：储蓄和消费。近年来，当最终消费率走低时，居民储蓄存款一直保持较高增速。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时，随着储蓄的增加和国家积累能力的增强，社会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会出现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上升、消费率相对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行为使投资率上涨过快。地方政府具有追求高经济增长目标的迫切要求，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有效途径是扩大投资规模。地方政府要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在扩大消费和增加投资上下工夫，但从地方的角度看，扩大居民消费比较难，见效最快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规模。因此，要加快经济发展，招商引资搞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形成了大搞建设的投资热潮，其结果是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导致投资的过度膨胀。

(二)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不足。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广大低收入群体有极强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购买能力低，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可见，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造成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摘要：本文分析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变化特征及最终消费率下降的原因，提出提高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对策。

关键词：最终消费率；下降；对策

1978年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最终消费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在我国最终消费中，我国政府消费率较为平稳，由于最终消费率等于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之和。因此，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下降所致。

一、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的原因

(一)投资率过高导致消费率偏低。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逐年上升，储蓄率过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最终分两部分：储蓄和消费。近年来，当最终消费率走低时，居民储蓄存款一直保持较高增速。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时，随着储蓄的增加和国家积累能力的增强，社会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会出现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上升、消费率相对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行为使投资率上涨过快。地方政府具有追求高经济增长目标的迫切要求，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有效途径是扩大投资规模。地方政府要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在扩大消费和增加投资上下工夫，但从地方的角度看，扩大居民消费比较难，见效最快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规模。因此，要加快经济发展，招商引资搞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形成了大搞建设的投资热潮，其结果是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导致投资的过度膨胀。

(二)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不足。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广大低收入群体有极强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购买能力低，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可见，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造成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本文作者：毕晓庆工作单位：北京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十二五”期间最终消费率的预测与分析——基于Markov分析法

本部分采用马尔可夫（Markov）预测方法对北京市“十二五”期间的最终消费率（消费总额/GDP）进行了一个预测分析，进而对“十二五”规划中北京市最终消费率达到60%以上的规划目标进行验证与分析。（一）基于Markov分析法对北京市最终消费率的运算假定某一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有n个可能的状态，即E1，E2，…，En，记从状态Ei转变为状态Ej的状态转移概率P（Ei→Ej）为Pij，则矩阵P称为状态转移概率矩阵：P=。N年后消费率状态矩阵an为=ao*pn，其中ao为初始消费率状态矩阵，n表时间间隔。如表1所示，主要描述了本文分析所用的消费率、消费率一阶差分及消费率状态：表12001-2011北京市消费率变化的状态转移情况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年度数据本文选取了2001年至2011年11年的数据来分析消费率变动的概率，由于消费率有明显的时间趋势，对消费率状态的设定的敏感性不强，所以本文用消费率的一阶差分，即本年消费率较上年消费率的变动量为基准来构造消费率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将消费率一阶差分[-1.5，0]的规定为状态E1，[0，1.5）规定为E2，[1.5，3]规定为E3，Pij=Ei→Ej的个数/Ei的总数（最后一年的状态不计入分母中）。通过计算得到消费率状态转移概率矩阵P=。（二）Markov分析法对北京市消费率的测算结果本文的状态变量均采用了各状态的均值，E1状态的变动均值为-0.85，E2状态的变动均值为0.95，E3状态的变动均值为2.1。消费一阶差分=消费率状态概率矩阵×（-0．850．952．1）T，其中要用当年的消费率一阶差分（-0．850．952．1）T中相应的元素。通过计算，2012至2016年的消费率状态矩阵及由此计算出的消费率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年平均消费率增长0.93，2013年时北京市期望最终消费达到60.38%，实现了北京市“十二五”中达到60%的目标。用马尔科夫状态转移概率矩阵方法计算出的期望消费率2012年至2016年分别为59.53、60.38、61.23、62.12及63.04。因此，2012-2016年间北京市期望最终消费率表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由于消费率一阶差分E1有50%的可能维持E1不变，有50%的可能上升到E2或E3，E2有50%的可能维持E2不变或上升为E3的状态，而不存在降为E1的可能，E3有67%的可能维持原状态不变，而降为E1的可能只有33%，不存在降为E2的可能，所以消费率一阶差分均表现为正值，即最终消费率呈现增长的趋势。马尔科夫状态转移概率矩阵预测法是以经验概率为基础进行预测的，它的准确性是以不发生系统性变化为前提的，所用马尔科夫预测方法预测出的数据只是一种预期结果，并不一定会一定发生。要实现“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北京市政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影响消费率变动的因素，确保消费率上升的路径通畅。

北京市提高最终消费率的政策建议

自1997年以来北京市政府消费支出占整个北京市消费支出的比重一直在30%以上，尤其是2007、2008、2009、2010以及2011年政府消费支出已经连续五年占到北京市整个最终消费支出的40%以上，与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等部分城市的10%-20%的比重相比，北京市政府消费的比重已经很高，政府消费进一步扩大的潜力十分有限。因此，今后北京市要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重在扩大居民消费。首先，要引导居民的合理预期，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近年来，高额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开支加大了北京市居民的预期支出，成为挤压北京市居民当期消费的重要因素，居民控制当期消费成为不得已的一种理性选择，面对着医疗、养老以及住房等支出方面的压力，大多数居民不得不增加储蓄。稳定收支预期是促进消费需求和提高消费率的重要条件。因此，北京市在提高最终消费率的过程中，要通过一些宏观政策的制定，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降低居民对未来风险的预期，提高北京市居民对于收入的预期，促进即期消费，进而扭转大多数居民增加储蓄的意愿。这是因为居民收入预期的提高会增强居民对经济前景及自身未来购买能力的信心，而消费信心的增强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意愿，促进消费行为，从而提高最终消费率。其次，要控制物价上涨，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部在北京市2011年一季度对1400户城镇储户进行关于居民对当前物价水平的接受度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北京市居民有将近60%认为物价水平高，使其难以接受。所以，要想从源头上扩大居民的最终消费率，北京市要落实好相关的物价稳定措施：（1）加强农业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农业生产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提高北京农产品自给率；（2）完善鲜活农产品运输的绿色通道，严格执行所有收费公路对整车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免收通行费，对少量混装其他农产品以及超载幅度在合理计量误差范围内的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免收通行费，降低农产品的运输成本；（3）组织开展食品价格专项检查，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违规行为，重点查处经营者之间合谋涨价、串通定价、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的违法行为，促进食品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最后，要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制定相应的消费和税收政策。北京市要扩大最终消费率、促进居民消费，应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特点，制定相应的消费和税收政策，形成不同的消费增长点：对高收入群体，要科学引导，促进其大额消费；对中等收入阶层，应以稳定收入、改善惜购心理、增加当前消费为主；对低收入群体，应增加收入，完善其就业与基本生活保障，提高购买力。此外，集团消费、外来消费以及流动人口在京消费的比例都比较大，如何引导促进这一部分消费群体，也是北京市未来政策的着眼点。

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问题，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结构失衡问题。在“十二五”期间，北京市通过提高最终消费率，可以发挥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促进北京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保障北京市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但是，北京市想要谋求经济的长远发展，应将经济增长的质量作为最终目标，不仅是将提高最终消费率作为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数字指标，更应当将其设定为一个衡量经济质量和成果的综合反映，真正转变发展方式。本文主要是从如何扩大居民消费的角度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对于如何不断增长新的消费需求，如何培育消费热点、亮点、重点领域以及消费结构升级的问题还有待于继续探讨和研究。

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既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城乡居民能否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投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曾经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于纠正以往经济发展战略的偏差,促进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起到积极作用。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深入研究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特别是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在其中的比例关系,对于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实现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完成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见下图)。

1952～2001年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演变轨迹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既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城乡居民能否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投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曾经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于纠正以往经济发展战略的偏差,促进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起到积极作用。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深入研究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特别是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在其中的比例关系,对于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实现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完成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见下图)。

1952～2001年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演变轨迹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见下图)。

1952～2001年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演变轨迹

资料来源:李建伟根据统计资料进行处理。图中对数值曲线分别表示消费率和投资率的趋势线。

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既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城乡居民能否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投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曾经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于纠正以往经济发展战略的偏差,促进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起到积极作用。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深入研究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特别是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在其中的比例关系,对于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实现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完成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