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名范文10篇

一、刑法罪名确定的发展过程

罪名是法律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的名称，是对某种犯罪的本质特征或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罪名不规范、不统一的没有采纳这个建议。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问题，一直是以往刑事司法工作中比较院于1996年9月在广西南宁召开修改刑突出的问题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法座谈会时，就商定修订的刑法如果在人民检察院历来都十分重视对罪名规范人代会上通过，将对罪名进行系统的专化、统一化的研究。.从历史发展上看，用门研究。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实现罪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名规范化、统一化的问题，主要经历了三(修订草案)》后，刑法修改小组即根据刑个发展阶段:法分则条文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

提出第一阶段，1956年、1981年，最高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名》，共计如5民法院曾两次试图对罪名作出系统的总个，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经过深人结或解释。第一次是1956年，最高人民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形成了《关于中华院针对建国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审判了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名的解释(稿)》，又多大量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当次讨论修改，于1997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时国家还没有制定和颁布刑法，导致在法院第951次审判委员会再次讨论，通过确定罪名、适用刑罚方面存在不一致的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混乱现象，调集和审阅了192侧)余件刑事定罪名的规定》，确定了413个罪名，并于案件，起草了《关于罪名、刑种和量刑幅12月16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开。度的初步总结》(初稿)，拟定了当时刑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判中通用的9类罪、92个罪名和10个刑次对刑法分则罪名作出全面、系统的解种。

如，妨害公共安全罪(6项)、侵犯公共释。财产罪(8项)等。但由于当时国家政治形第三阶段，1999年至20()9年，这段期势发生重大变化，刑事政策也做了相应间，随着七个《刑法修正案》的颁布，最高调整，因此，没有对《总结》进行修改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先后稿。第二次是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了三个《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生效实施后，各级人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解决了全国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有些罪名的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用不一致的问题，为了准确地适用刑法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分则的罪名，又起草了《关于适用刑法分问题，使刑法罪名确定得到了逐步完善。则罪名的初步意见》，根据刑法分则规定关于刑法分则目前罪名的总体数量，修的8类罪，提出了128个罪名。

不仅明确规订刑法施行后，1997年12月25日最高人定了刑法分则每一条的罪名，而且提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了每一种罪的概念，有些还指出了认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共确定了414个某种罪应当注意的问题，但因各种原因罪名。20()2年3月26日，“两高”《关于执行也没有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第二阶段，19%年、1997年，结合新规定》新增6个罪名，同时减少2个旧罪刑法典的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对刑法分名。2003年8月21日“两高”《关于执行(中则罪名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解释。在刑法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修订过程中，许多学者建议以立法的形定(三)》新增14个罪名。20(]9年10月14日式对刑法中的罪名作出明文规定，最高“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人民法院也为此提出了建议，但立法机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新增9个关认为，罪名立法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这罪名。截至目前，刑法分则共有罪名料5次修订刑法来不及研究这个问题。

二、刑法罪名确定的主要根据

摘要:正确认定罪名，对刑事司法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6月的30年间，中国没有颁布刑法。1979年7月1日虽然颁布了刑法，并于1997年进行了修订，但均未实现罪名立法化。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实现罪名的规范和统一。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一个单行刑法和6个刑法修正案。为了有利于统一司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联合制定了三个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使刑法罪名解释有了进一步发展。确定罪名应当遵行法定原则等项原则，正确认定罪名还应当注意一罪与数罪等问题。

关键词:罪名罪名立法化刑法罪名解释确定罪名的原则

正确认定罪名，对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准确认定犯罪性质，恰当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回顾了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颁布前司法实践中适用罪名的情况；概述了由于1979年刑法（简称79刑法）和1997年刑法（简称97刑法）均未实现罪名立法化，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实现罪名的规范和统一的过程；以及为了有利于统一司法，根据1998年至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1个单行刑法、6个刑法修正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两高”）先后联合制定三个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的过程。同时，总结司法实践经验，阐述了确定罪名应当遵循的原则，分析了正确认定罪名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罪名的概念和正确确定罪名的重要意义

罪名，是指法律规定的犯罪的名称。罪名与罪状是密不可分的，又有所区别。罪状，是对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特征的描述。由于描述的方式不同，可分为简单罪状、叙明罪状、引证罪状和空白罪状。97刑法叙明罪状占多数，这在立法技术上是一种进步。但是，罪状并不等于罪名，罪名包含在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罪状之中，是对某种犯罪的本质特征或者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而罪状包括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其范围比罪名要广。

正确确定罪名，对刑事司法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罪名是犯罪的名称，是对具体犯罪本质或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确立罪名，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刑法理论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①事实上，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内容上较79年刑法大为扩充，尤其是在刑法分则部分更是如此。相应地，刑法的罪名也大副度增加。在此情况下，罪名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深入。

长期以来，刑法理论界一直呼吁罪名的立法化，但在刑法修订过程当中，立法机关仍然未采纳此建议。确立罪名的工作自然而然地再一次交给了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2月9日的司法解释将97年刑法的罪名确定为413个。那么，这413个罪名与修订前刑法的相关罪名有何联系与区别呢？这不仅仅是纯粹的刑法理论问题，而是直接与刑法司法实践紧密相关。例如，同样一个罪名，在97年刑法与79年刑法中，其内容是否一致，新刑法新增罪名是否有溯及力以及“口袋罪”分解以后所产生的罪名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等等。据此，本文将就新刑法中的罪名作一番粗浅的类型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罪名的第一层次分类：传统罪名与新罪名

这是根据两部刑法典（即79年刑法与97年刑法）之间的比较所作的第一层次的分类，也是新刑法罪名的基础性分类。所谓传统罪名是指79年刑法与97年刑法都确立的罪名，如盗窃罪、诈骗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等等。所谓新罪名是指在79年刑法中没有确立，但在97年刑法中予以确立的罪名。如97年刑法中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合同诈骗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等，这些都是79年刑法所没有的罪名，故称之为新罪名。

二、罪名的第二层次分类

（一）、第二层次分类之一：对传统罪名的分类虽然传统罪名是指前后两部刑法都规定的罪名，但根据其所涵盖的内容，可以把传统罪名分为以下三种：

本文作者：庄乾龙工作单位：山东工商学院

与其他犯罪相比，经济犯罪有其发生的特殊机理，有着以利益为导向的特殊发生规律。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制既不是最主要的手段，也不是唯一手段。“经济刑法具有补充性、二次性，经济刑法是对第一次规范(如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进行第二次保护，是对不服从第一次规范的行为规定科处刑罚的第二次规范。”〔1〕经济刑法中的术语应该严格于其他经济法规范文件中的术语。蒂德曼承认，“在法律后果上，刑法根本有别于其他法律领域，刑法制裁是可罚行为的一般法律后果，而无须考虑该行为的其他法律后果，在其他法律部门，可罚行为的恶害程度只是由其公正性要求来判定。”〔2〕“在我国刑法中也有例证，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以次充好’就不同于《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的‘以次充好’，前者的范围应该更宽泛，包括以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失效变质的产品等冒充普通产品的行为，否则就无法对这种行为进行定罪处罚。”〔3〕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立法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通过修正案的方式纠正以往立法对其过度关注造成的不利影响。刑法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正代表着或预示着未来经济刑法的走向。研究这一立法动向有助于认清其立法发展规律，总结有益经验，发现其不足。这对完善经济犯罪立法甚至整个刑事立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表象概览: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之修正

我国刑法典将经济犯罪规定在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所涉罪名达100多个，占刑法总罪名的1/4。可以说，经济刑法一直是我国刑法修改、完善中最活跃的领域。〔4〕从该章所处刑法典序列看，其重要程度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它在我国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但在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修正案以其权威性与及时性应对着经济犯罪的变化。以下就历年修正案关于对经济犯罪的修正内容做一图表分解式的说明。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我国连续八次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正。从修正时间上看，时间间隔较短，一般间隔两年，时间最长者间隔三年，时间短者间隔一年，甚至一年连续颁布两部修正案，修正频率较高。从修正罪名上看，经济犯罪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从以上图表中可以看出，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正表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特点:首先，采取两种修改方式。其一是修改罪名的方式;其二是增加罪名的方式。从涉及罪名数量上看，修改罪名数量明显多于新增罪名数量，但新增罪名呈逐次增加趋势。修正案(一)修改罪名7个，增加罪名1个;修正案(二)未增改罪名;修正案(三)修改罪名1个;修正案(四)修改罪名4个;修正案(五)修改罪名1个，新增罪名1个;修正案(六)修改罪名8个，新增罪名5个;修正案(七)修改罪名4个，新增罪名2个;修正案(八)修改罪名19个，新增罪名3个。修正案共计修改罪名次数64次，除去重复修正罪名，修改罪名61个，新增罪名12个。如果将拆解罪名加上，共有新罪名13个，涉及74个罪名，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罪名总数的69%。修正案对本章节修正罪名之多、关注程度之高位居刑法各章之首。修正案罪名的过快增加不符合刑法的谦抑精神。并且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法律干预的有限性。〔5〕因为“法律理论中的理想‘法律秩序’对于真正的经济行为世界等于零，因为两者处在不同的水准上，一个是在‘应有’的理想世界，另一个则在‘实有’的现实世界。……‘法律’只是一种具有实在效力的可能性而起到特定保障作用的‘秩序制度’。”〔6〕其次，从修正内容上看，包括三个方面的修正:罪名、罪状、法定刑。第一，罪名的修正。八次修正案先后增加了数个罪名，新增罪名属于重要的犯罪化方式之一。除新增罪名，对原有罪名的修正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对于能够涵盖原来行为的，不修改罪名，这类罪名一般以较为抽象的形式出现的，如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等。另一类罪名相对较具体，随着罪状的扩充，原有罪名不能包含新增行为内容，需对原有罪名进行相应的扩充，如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罪。本罪修改扩充后的罪名变为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新增罪名大部分采用了具体描述模式，只有个别新增罪名采用概括模式。但对罪名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修正，都体现出犯罪化的一面，“选择犯罪化的目的，是通过严密法网来强化人们的规范意识”。〔7〕第二，罪状的修正。在修改罪名中，修正案对相关罪名的修改一般采扩充式。扩充罪状目的有二:其一是细化罪名，使得刑法更加明确，周延犯罪的各种情形，增加其可操作性。如在修正“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中，细化了滥用职权与过失两种犯罪形式。在修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中对自买自卖及与他人串通的情形进行了细化、规范，使其外延更周延。其二是扩张犯罪行为方式，严密刑事法网。具体表现为增加犯罪主体、扩充犯罪行为表现方式、取消限制性条件等。如对“用客户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的修改，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扩张了本罪:一是废除“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目的;二是废除“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行为限制条件。又如，1997年刑法第161条“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源自《公司法》(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第212条的规定，〔8〕“而2005年《刑法修正案(六)》第5条修改后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使范围超出了《公司法》的规定，但更有利于公平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9〕第三，法定刑的修正。法定刑修正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其一是提高法定刑，有三种方式。第一是增加从重处罚条款，如强迫交易罪中，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种是改定罪条件为量刑从重处罚条件，如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中，徇私舞弊的从重处罚。而在前罪名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中“徇私舞弊”之犯罪动机属于定罪要件，在此将其作为量刑从重处罚条件，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加重了对本罪的处罚。首先是取消了“动机”的限制要件，扩大了本罪成立范围;其次是规定了从重处罚条件。第三种是扩充处罚范围，如在洗钱犯罪中，增加了对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其二是降低法定刑，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删除较重的刑罚，最为典型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对死刑罪名的大幅度删除。第二种是降低最低法定刑，限制基本刑罚中的最高刑罚，或者取消基本刑罚中的罚金。第三种是提高入罪门槛，间接降低刑罚。如在“用客户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修改中将“造成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其三是综合模式，包含提高与降低法定刑两种情形。此种方式集中表现为对罚金刑的修改上。以往经济犯罪中的罚金刑大多实行倍比罚金制，因倍比罚金制的固有弊端，修正案采用了非固定数额罚金制，增加了司法可操作性，司法主体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所处时代及实时刑事政策、社会综合情况判处与其罪行相适应的罚金。

二、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修正之两个发展趋势

(一)形式方面:修改方式的集中性到分散性之发展趋势

刑法分论是刑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掌握刑法总论知识的基础上，学习和研究刑法分论对于正确贯彻刑法总则规定的原理和原则，正确掌握各种具体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提高实践应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强调法学教育应注重学生应用和实践能力培养的今天，刑法分论的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法学本科教学中，大部分课程的教学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来完成的，因此，转变刑法分论的课堂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才是培养和提高法学本科学生学以致用的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

1在教学理念上，应充分重视学生法律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刑法学教学的理念上，以往一直比较注重理论方面的教学，即只重理论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专业技能的培养，认为只要掌握了法律的概念、逻辑体系、理论框架，学生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将理论应用于具体案件的分析，不需要有专门的职业技能的培养。在此种教学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实践能力，无法用在学校学到的理论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这不能不让我们对目前的教学模式进行反思，我国的法学教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以精英教育来定位的，因而在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人才的培养模式上，没有把培养具有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实用人才作为培养目标，而是把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具有进行法学研究能力的法学人才。

这种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割裂状况，一方面，使接受过法学教育的人难以从事法律职业；另一方面，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来从事法学研究，也只能使“法学”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加强法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不仅是我国法律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要求，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需要。但是，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不是把学生培养成只会机械适用法律的人，而是要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将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与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实践技能以及法律精神统一起来，重建刑法学的教学理念。具体到刑法分论的教学上，就是在不能忽视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既培养学生的公平、正义、谦抑的刑法理念，又培养、锻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2在教学内容上要抓住重点，突出难点基于以上的理念，在刑法分论的教学内容把握上，应围绕理论知识、法律精神、实践能力三个中心抓住重点，突出难点。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做起：

2.1在讲授内容上应选择重点罪名、典型罪名进行重点分析所谓“重点罪名”，是指在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或者在司法适用中分歧较大的罪名。所谓典型罪名，是指在某一类犯罪中具有代表意义的罪名，即其所反映的问题、体现的特征具有这一类的犯罪的共性，并且能够使学生由此及彼掌握其它相关的罪名。现行刑法分则由10章共350个条文组成，共规定了四百多个罪名。如果对这些罪名全部逐一分析，根本无法在规定的课时内完成这一任务。而实际上，对于这些罪名，教师只需简单进行释义，或者不需要解释，布置学生课后自习即可。所以，在讲述分则内容时应选择重点罪名和典型罪名进行讲解，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从而使学生掌握整个刑法分则的罪刑体系。

“致人重伤或死亡”表达的是对人身生命健康客体侵犯而常出现的危害结果，在刑法条文中多次出现，但具体到每个罪名其主观罪过、规范性质等不同，造成罪名区分、罪数形态上的纷繁复杂。本文通过归纳总结，以求其中规律。

一、“致人重伤或死亡”的立法现状

致，从辞源学上本意为“招引，使达到”，英文翻译为：Resultin,反映的是行为客观上造成的后果。“致”集中体现了这种客观自然的因果关系。具体条文表述不尽相同：有“致人伤残、死亡”，有“致人死亡”、有“致人重伤”，还有四处“造成人重伤死亡”作为特殊情形计算在内，共27处。本文对这些罪名从不同角度分类归纳分析。

二、“致人重伤或死亡”的罪过形式

“致人重伤或死亡”作为对于危害结果的表达，根据犯罪构成理论，还要求与其相应的主观罪过形式，主客观相一致，才是具体罪名成立的条件。本文根据其主观罪过形式的不同，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单纯故意型：即只有故意造成人重伤、死亡才构成此罪。此类罪名有：第141条【生产、销售假药罪】、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看过西方电影警匪片的，一定记得警察逮捕嫌犯的时候，念念有词背诵“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有权”得到律师协助，等等。如果仔细一点，一定还记得，警察宣布逮捕的时候，一定要说明嫌犯是受到了什么指控，也就是说，是出于什么罪名而要逮捕这个人。如果警察没说清楚，嫌犯本人或者家人就必定要追问是什么指控，一定要把这个罪名问出来。道理很简单，知道了罪名，才可以有针对地设法为自己辩护。在英美法律里，这是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来源于历史悠久的“人身保护令法”.

“人身保护令法”的意思是，任何人在受到逮捕、拘留、禁闭或其他形式的人身限制的时候，都有权要求法庭人身保护令。法庭的人身保护令要求双方都到场，由实施逮捕或拘留的一方向法庭说明，为什么要逮捕或拘留此人。如果法庭承认其理由，就将安排对此指控罪名的审判；如果法庭认为指控理由不足，就将命令放人。在英美法律中，逮捕之后通常会在最短时间内举行这样的法庭听证，通常会在这样的听证程序中确定取保候审的金额，被捕者在缴纳保金后可以获得相对的自由，以便积极准备在庭审中为自己辩护。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第六十四条、七十一条分别规定，公安机关拘留、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在24小时内告知拘留或逮捕的原因。第九十六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我国和欧美国家一样，在刑事司法中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任何人在经过法庭审判，根据证据被判有罪以前，都是无罪的。被公安机关侦查，拘留，逮捕，并不一定有罪。

公安机关也有可能搞错，甚至陷害了无辜的人。所以法律称呼这些受拘留或逮捕者为“犯罪嫌疑人”，而不是“罪犯”。而在将他们定为嫌疑人加以拘留或逮捕的时候，一定要说明他们涉嫌了什么罪名，以便他们为自己辩护。

郑家栋被拘留，原因是“涉嫌犯罪”。涉嫌犯的什么罪，既未见媒体明确的报道，也未见警方宣布。只说“涉嫌犯罪”却不说涉嫌什么罪名，这很不规范。模模糊糊的“涉嫌犯罪”引起了学者们的议论纷纷，议论的要害却是这位学者涉嫌犯的罪是不是会玷污了他所从事的学问，是不是影响了道德，如此等等大得吓人的议题。可是要是问，他到底涉嫌了什么罪名，却还没有人说得出个子丑寅卯来。

一、关于本罪的犯罪对象与危害对象。投放危险物质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禁止性管理秩序及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及公私财产安全。犯罪对象是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毒害性”物质，系指能对肌体发生化学或物理化学作用，因而损害肌体、引起功能障碍、疾病甚至死亡的物质。如氯化钾、氰化钠、砒霜及其他各种剧。[1]“放射性”物质，系指含有核素的核材料或其他放射性物质，可自然衰变，同时放射一种或多种致电离射线，如y射线、中子射线、K射线等，其放射性质能造成人员伤亡或对财产、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物质。[2]“传染病病原体”，指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疾病的致命微生物或寄生虫，如炭疽杆菌、能引起斑疹伤寒的普氏立克次体、蝇蛆等。[3]

关于犯罪对象，本条除列举规定了上述对象外，还在“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用词。可见如何解读这里“等”字涵义，实际是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划一的问题。对于“等”字，按照《辞海》的解释，名词之后的“等”字有二义：一是表示未予穷尽所列同等事项；二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据此，对本法条中的“等”字应取其前义还是后义，尚待研讨。有学者撰文认为，对现行刑法分则中的诸如此类的“等”字，如取其前义，则涉及到犯罪构成问题，亦即涉及到对未予列举事项的犯罪认定问题，因而应由立法机关对此类“等”字涵义加以立法解释；也可由司法机关先行司法解释、再由立法机关认可并生效适用；并认为如行为未曾涉及罪与非罪问题、仅仅涉及量刑问题，则可直接由司法机关加以解释。[4]此一观点，我们认为固然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有一点尚需明确，那就是任何有权解释，无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均有赖于一定的学理解释作为其得以从内容到形式上合情合理合法的理论前提。特别是在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前，一定的学理解释更是不可或缺。有鉴于此，对修正案本条提到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内涵，我们的解释是宜取《辞海》的前义解释。理由有二：

一是基于“法有限、情无穷”的常理。这里的“情”既包括科技的日新月异及其所导致的自然物质及其人工合成物质在结构、种类上的日益变化、增多和繁杂；也包括案情的复杂和多变。

二是与本条的内在文理、逻辑结构相吻合。就本条的表述可见，本条所含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绝不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这是因为，凡用作“多种事项的刹尾”者，其“等”字涵括的对象理当是复数的、多项的而不是单一的。例如：“……一起参与这一次聚众斗殴的还有张甲、李乙、王丙等3人”中的“等”字――其涵括的对象就不是单一的而是概称其3人，因而这里的“等”倒是符合《辞海》的第二义解释。与此相反，从上下文看，本条罪状所表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涵括的对象不是复数的、多项的，而是仅仅与上述每一种危险物质相对应且并列的。因而从文理的逻辑结构看，本条的“等”字，乃“未予穷尽所列全部事项”之意。综上，本条罪状所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系指本条尚未穷尽与其开列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全部物质。基于此，本罪的犯罪对象应为：（1）毒害性物质；（2）放射性物质；（3）传染病病原体；（4）其他与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物质。

本罪的危害对象是不特定的他人或不特定的公私财产。“不特定的”危害对象，指事前未曾完全谋定的、事中随机撞上遭害的概括性危害对象。这正是本罪与（以投放危险物质的方法）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主要区别。诚然，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否则显然无法投递到一定危害对象之手。然而，“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不等于“危害”对象是明确而具体的。这是因为，是否特定，应当根据一定罪案的不同酌定。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其“邮寄”的对象仅仅是其旨在危害整个社会、导致整个社会恐慌的、社会众多危害对象之一而已，特别是某些传染病病原体如炭疽杆菌等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的病原体，一般药物很难干净彻底地灭绝之。更何况，就拿其“邮寄”对象而言，这一对象也是既特定又不特定的。称其特定，是就其邮址的明确性、人名的确定性而言；称其不特定，是就其人选的敲定上看，这也是非特定的。即他/她之被选中也有其随机性、概括性、谁碰巧被“看中”谁倒霉的“不特定”性的一面。如其行为人决意以“邮寄”传染病病原体的方式来杀死某一特定的他人，例如蓄意以此方法来杀死其仇家，则该行为人本身本是以此方法来杀人。如其传染病病原体并无强大的蔓延力和传染性，并易于为药物杀灭、行为因而未危及公共安全，则该行为属于故意杀人（如未曾导致死亡后果，则属杀人未遂）；如其邮寄的传染病病原体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且不易杀灭的病原体、行为已经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者，则该行为属于刑法第232条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与本罪法条的竞合，鉴于其危及公共安全的特性，宜按本罪定罪处刑。

二、本罪的客观特征。本罪行为人务必实施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抑或投放了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投放”，包括随机邮寄投放、本人直接置放或空投于特定装置、场所等多种方式。

摘要:就拐卖妇女、儿童而言，在司法立法的过程中，确定犯罪对象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本文研究拐卖妇女、儿童罪及其立法完善相关内容，探究被拐人的亲属是否能成为本罪的主体，探究已满14周岁，但不满16周岁能否成为本罪主体。希望本文的观点能为关注此话题的研究者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被拐人亲属;未成年人;罪刑法定原则

以罪名和犯罪客体的定义为基础，区分收买和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把拐卖妇女和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定义在出卖妇女和儿童的行动上。这些实行行为包括拐骗、绑架、收买、出卖。就外观表现而言，这些行为限制了被拐卖对象的人身自由，使用的手段是隐蔽的，更有可能是暴力的。

一、被拐人的亲属能成为本罪的主体

在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作用下，父母出卖自己亲生儿女的不良情况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另外也有亲属关系的长辈将自己的小辈出卖。针对这一类的行为，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针对拐卖妇女、儿童的要件问题展开分析，就出卖亲生子女是否构成本罪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应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是犯罪的主体角度，另外一个是犯罪的客体角度。分析过程运用了相同的理由，也运用了相同的结论，得到的相同的结论是拐卖人的亲属应该被看做是本罪的主体。如果做出的犯罪行为与拐卖妇女、儿童的主观特征相符合，就应该把犯罪行为看做是本罪，无论做出犯罪行为的人是否为受害人的监护者。对于这种情况，不仅《刑法》这一法律文件有规定，《收养法》、《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有关问题的通知》也有规定［1］。其给出的详细内容是:“公安部门针对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对行为人处以罚款。”就父母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这一问题，处理这一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具体的处理方式有两种，分别是公安部门将其违法所得没收，并对其作出罚款惩罚;根据刑法的规定，论处行为人的相应罪名。所以针对这种情况，需要严格按照刑法的相关内容，对犯罪嫌疑人的相关行为做进一步识别，判断违法行为是否构成了拐卖罪行;若判断满足拐卖罪行，则应该以相关罪名追究刑事责任;若不满足罪名构成要件，但是出现了卖出自己儿女等行为，则应该在公安部门的干预下没收非法所得，并根据情节严重做针对性惩处。

二、已满14周岁，但不满16周岁能否成为本罪主体

［提要］轻罪界定的价值在于既完成了刑法理论对犯罪的分层化研究，也实现了司法实践领域中诉讼程序的分流。轻罪的界定必须以法益界定为基础，符合基本法益要求的行为才能被评价为轻罪，但是轻罪的完全确立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的设置。实现在轻罪在刑事立法中的明确与刑事司法中的可操作性才应当是所有研究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轻罪;宣告可能刑;法益阶层

自1997年刑法生效以来，我国刑法领域对于轻罪问题的探讨一直持续。就理论层面而言，轻罪代表着一种虽然入罪，但是可以被刑法宽缓评价的部分罪名或者罪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刑法观念的更替，对于许多曾经是犯罪的行为有更强的包容性，从而认为其不是犯罪或认为其是危害性不大的犯罪。［1］在理论研究时，人们更多地关注轻罪与重罪划分的基础为何?轻罪的概念如何界定?轻罪圈是否应当扩充?轻罪适用的非监禁刑应当如何充实和完善?而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则更多地关注轻罪界定对刑事诉讼程序带来的改变，司法资源的节省，刑罚执行模式的变革等等。毋庸置疑的是，轻罪已经成为刑事立法中必须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而轻罪的界定成为首要问题。轻罪的界定不能单纯的通过法定刑、犯罪情节等各种指标中的某一种来进行确立，而是需要一个从形式到实质，从理论到实践的综合评判。轻、重罪的价值判断主要体现为罪质的不同。何种犯罪性质是严重的，何种犯罪性质是轻微的，同一个罪名的犯罪性质无论何种情节是否完全一致都是罪质中需要解释的问题。罪质是一个犯罪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此犯罪区分于彼犯罪最为典型的特征。以“罪质”为标准是最为常态的划分轻罪与重罪的标准。单纯罪质的分类标准是以罪名作为唯一的划分标准，将部分罪名作为绝对的重罪，部分罪名作为绝对的轻罪。但是这种分类标准过于粗糙，并非所有的犯罪都是绝对的轻罪或者绝对的重罪。例如交通肇事罪，刑法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一般的交通肇事罪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种交通肇事罪在刑事司法中往往可以通过获得被害人谅解、积极赔偿等方式获得典型的轻刑化处理或者采取速裁程序进行审理，属于较为典型的轻罪范畴。但是当交通肇事逃逸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时，则必须在重罪之下进行处罚。可见，在这种情形下，单纯罪质的分类标准则并不完全适用。因此，在轻罪界定时，需要借助复合罪质标准来进行。复合罪质标准首先需要进行的就是法益性质的确认。

一、轻罪标准确立的基础———法益的确认

法益种类无疑对犯罪性质产生最为核心的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法益为人的生命权，无论最终处以何种性质的刑罚处罚，只要刑法对其评价为故意杀人罪，其行为必然侵犯了人的生命权———这一个人法益中最高级别的法益，即使其行为存在其他可以被刑法轻处的情节，故意杀人罪也应当是必然的重罪。很多时候人们对犯罪所关注的仅仅是刑罚结果，而并非罪名本身，罪名设置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法益性质的不同，故意杀人罪(未遂)与故意伤害罪(轻伤)在某种场合下存在结果竞合的可能性，但这并不代表两者性质相同，法益存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了区分罪质，而并非刑罚。由此，可以看出的是，法益在对轻重罪划分时是一个绝对确定的标准。只有当法益侵害的是较低阶层的法益时，才存在轻罪的可能性。法益的阶层是划分轻罪与重罪的基本标准。部分法益的性质决定其无论侵害结果如何都不能被划分为轻罪的法益之中。如何划分法益的阶层就成为区分轻重罪的基本条件。法益阶层在我国刑法立法中应当根据以下标准来设置:第一阶层法益:国家法益，这里的国家法益应当做广义理解，国家安全、国防利益以及其他各种和国家法益相关的利益;公共法益，对于公共法益可以再做具体的划分，根据人身标准来设置，能导致严重人身伤亡的公共法益属于这一阶层的法益;根据影响范围大小来设置，能导致公共其他利益陷入不可逆的危害中的法益也属于这一阶层的法益;个人法益，主要针对涉及人身伤亡、对伤亡有着重大威胁的法益。(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所涉及的罪名主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全部罪名、军人违法职责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中的部分罪名以及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与侵犯财产罪中的少量罪名)第二阶层法益:公共法益中涉及部分群体利益，但是这部分群体利益属于可恢复的法益或者是没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风险、影响范围较小的公共法益;个人法益中没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危险的法益、较为严重的财产法益和其他法益。(在我国刑事中主要涉及的罪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罪、军人违法职责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中的大多数罪名)第三阶层法益:个人法益(主要是涉及较轻财产法益与其他法益)以及其他刑事立法明确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的罪名。(在我国刑事立法中主要涉及的罪名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与侵犯财产罪中的少量罪名等等)从法益区分的阶层可以看出，第一阶层的法益所涉及的犯罪是必然的重罪，无论最终可判处的刑期如何。这部分罪名侵害的法益是刑法中最为重要的法益，体现刑法对法益保护的强势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轻罪化。第二阶层的法益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也就是说这部分法益所涉及的罪名是轻、重罪划分最为关键的领域。由于这部分法益所涉及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弹性，如何对这部分罪名进行轻重罪的划分不能依赖罪名来完成，需要通过更为具体的认定标准来进行详实。第三阶层法益所涉及的罪名则是刑法典中最为典型的轻罪，可以通过罪名将其轻罪化，除非出现轻罪之外的重结果而需要发生罪名转化或者结果加重的情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刑法开始通过增设新罪将部分原本具有民事性质的行为犯罪化来参与社会管理，解决社会突出矛盾，其不再是对那些“严重地”侵害生活利益的行为的反应，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2］这就必然使得轻罪的范围日益扩大，传统的认定标准需要进一步的修正才能实现较为清晰的轻罪概念。

二、轻罪标准设立的方式———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