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范文10篇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或者仅履行合同小部分，而对合同义务的绝大部分无履行诚意以骗取财物的行为。当前在审判实践中，只有正确划清合同诈骗罪中罪与非罪的界限，才能做到既严厉打击合同诈骗活动，又及时调整经济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划清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它与合同诈骗罪的相同点是：两者都发生在经济交往活动中，都有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存在，根据法律规定，都可导致合同无效；两者在客观上都采用欺骗方法，包括捏造事实、歪曲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等，意图使对方陷入错误：两者都是在故意的心理状态下行“骗”，不存在过失问题；行为人都可能对特定的财物处于不法占有状态，即非法占有对方按合同规定能交付的“标的物”。

两者的区别：

首先是主观目的不同。这两种行为故意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

其次是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①在行为方式上，合同诈骗罪是作为，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②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达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刑法来调整，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仍应由民事法律来调整。③从欺诈内容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而民事欺诈行为中仍有民事内容的存在。④从欺骗的手段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须假冒合法身份。

符合“罪刑法定”的现代刑法原则，但口袋罪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为司法实践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作为一般的公民，很难预计到自己的何种行为会被套入现行刑法中的某个口袋之中；作为司法机关，对罪与非罪，有随意或不易界定空间。97刑法取消了79刑法规定的投机倒把罪同时又规定非法经营罪，取销了流氓罪又规定了聚众斗殴罪和寻衅滋事罪。实践中，某些特定主体，非常容易触犯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玩忽职守罪。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四个罪都具有难以预见性、适用的随意性特点，属于典型的口袋罪。

一、关于非法经营罪

非法经营罪是在市场经济下带有浓厚的计划和管制色彩的一个罪名，也是一个明显具有“口袋罪”特征的罪名。非法经营罪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认定都存在许多有待探讨和完善的地方。曾记得公布1997年刑法时称取销投机倒把罪就是因为投机倒把罪是口袋罪和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但是，非法经营罪也同样属于口袋罪，是由投机倒把罪“脱胎换骨”后变成的一个新的“口袋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从非法经营罪的概念看，行为人经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限制经营的物品和业务就可能触犯非法经营罪。

显然本条规定属于行政刑法，属于委任性规则。认定非法经营罪必须借助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属于国家禁止经营、限制经营由法律、行政法规作出的规定，但是，在政务信息公开化程度较低的环境下，事实上一般的公民很难明确知道哪些经营、哪些物品、哪些业务行为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别说普通公民，即使是公务员甚至领导干部也可能不容易知悉行政法规规定哪些物品和业务是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经营的。例如：一个经营代售报纸的老年妇女因为销售他人寄售的“六合彩”海报被查获，后被司法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可以说，这个老年妇女对其行为的犯罪性没有任何预测，不知不觉中从一个老年妇成了罪犯，也许这个老年妇女到死也不会服气，更不会信仰中国法律，也许她的亲属也不会认为她真正犯罪了。对其惩罚，达不到应有的教育目的。反过来冷静地看，我国刑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销售“六合彩”报纸就是非法经营，不明白司法机关适用哪一条法律规定来认定其为非法经营罪。可见，由于法律存在缺陷，对非法经营行为的认定有很大的随意性。

二、关于寻衅滋事罪

笔者在工作中发现看守所关押了为数不少的在押人员是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拘捕，感到奇怪。笔者从事刑检工作时极少数是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难道中国有那么多人是特别无聊？还是精神太空虚？答案是否定的。经了解发现那些所谓涉嫌寻衅滋事罪的在押人员并非真的实施了寻衅滋事行为而是因为打架但又没有达到致人轻伤的故意伤害罪追诉起点，而法律并没有规定寻衅滋事罪的追诉起点。有关机关便以其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其拘捕追究刑事责任。本来，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有本质的区别：一是故意伤害罪的侵犯的客体是公民人身权利，寻衅滋事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二是两罪的客观方面也不一样，故意伤害罪的行为人实施了非法侵害他人身体健康或者剥夺他人生命行为，寻衅滋事罪的行为人实施了随意殴打他人等情节恶劣的行为。然而，正因为行为人实施了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有些司法机关便认为其实施了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能靠则靠，能套就套，滥用口袋罪，避轻就重将其拘捕追究刑事责任。事实上，这样追究行为人的责任违背了“罪行法定”原则，如果这样成立，故意伤害罪（轻伤）的设立便失去了应有之义。关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逾越职权或者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是结果犯，是过失犯罪。

论文摘要：湖北省荆州市长江大学三名学生救人溺水身亡的悲壮举动震撼着每个中国人的心。英雄用他们的勇气和爱心给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事件深入报道，荆州某打捞公司的人员一句“只捞死尸，不救活人”的话语却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见死不救频频发生这个让人痛心的现象，引起了学界对于是否应该把见死不救罪纳入刑法之中的争议。本文试图分析见死不救屡屡发生的原因、对否定将“见死不救罪”纳入刑法进行反驳以及增此罪需要注意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见死不救罪道德见义勇为法

一：见死不救与见死不救罪的含义

见死不救就是看见人家有急难而不去救援。出自元·关汉卿《救风尘》第二折：“你做的今见死不救，羞见这桃园中杀马宰乌牛。”但是，在我国《刑法》中并未规定“见死不救罪”，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刑法典对它进行了规定。如：《德国刑法典》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节中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笔者认为，“见死不救罪”就是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行为人有能力救助且救助行为不会照成自身或者第三重大损失却不予以救助，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情节严重的行为。

二：见死不救现象屡屡发生的原因

现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部分人的思想道德修养较低。“利益追求”、“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扎根在很多人的脑海，致使他们不愿意牺牲个人的利益。

一、强迫罪概念及我国对强迫类行为规制的立法现状

对强迫罪概念及我国相关立法的认知，可助于对该罪进行立法分析。强迫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方法，强迫他人实施非法定义务、容忍或不实施法定权利的行为。我国有关强迫类行为的规定仅限于《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个别条款中。（一）我国《刑法》中有关特定强迫罪的法律规定。我国对严重强迫类行为的规制，主要体现于刑法分则中相关的具体罪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符合强迫性质的犯罪有第三百五十八条强迫罪、第二百四十四条强迫劳动罪、第二百二十六条强迫交易罪、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罪等等。我国刑法分则对多种特定强迫罪根据其侵害的主法益分设在了多个章节中，但主要集中于第四章、第五章侵犯个人法益的内容里。从刑法中规定的特定强迫罪罪状中分析发现，其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不一，犯罪对象不一，但其在行为方式上存在共性，皆是“暴力或胁迫手段妨碍对方行使权利或让其做义务范围之外的事情”。例如，非法拘禁罪是以暴力方法使他人失去身体活动自由——妨碍他人行使权利；强迫罪是以暴力、胁迫手段迫使他人——强迫他人做非义务行为。我国刑法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特定强迫行为入罪，且规定了相适应的刑罚，反映了我国人权保护的现状，而诸多特定强迫罪的规定也恰说明我国刑法具有强迫罪这一一般罪名的立法基础。（二）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关强迫行为的规定。对于强迫类行为的立法除刑法典中的特定强迫罪外，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有对相关行为的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一条中胁迫他人乞讨——实施没有义务实施的行为、第四十二条中以写恐吓信等形式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强迫他人容忍某种行为等。以上行为符合强迫罪行为方式要件，情节严重时符合严重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本质特征，而我国对这类行为在情节严重时的处罚却只规定了行政处罚，即将其归为一般行政违法行为，这是对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混淆，而行政处罚的法律效果亦是无法替代刑罚对行为人的惩罚、教育、改造功能的。综上，我国对相关强迫类犯罪的立法虽有基础但尚存缺陷。首先，相关法律规定皆为特定强迫罪，缺少对该犯罪行为的一般规定，这不利于公民意志自由的保障和我国刑事法网的构建。其次，将部分强迫类犯罪行为性质与一般违法行为相混淆。我国目前对许多情节严重的强迫类行为规制只能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依据，即将社会危害性严重的行为认定为一般违法行为。最后，我国现行《刑法》对第四章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法益重视程度不高，对公民自由、安宁的保护规定欠缺。为弥补以上立法缺陷，我国刑法需要增加对意志自由保护的规定。如果在刑法存在法网漏洞时，不是通过刑法的自身修复，而是利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补网”，这将是与人权保障的目的背道而驰的法律手段。

二、外国刑法有关强迫类犯罪的立法例

阿兰•沃森曾言“法律主要是在借鉴中得以发展”，通过对外国刑法相关立法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本国立法现状，完成刑法的自我修复。而在各国立法例中，与我国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日本，在有关强迫罪的立法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且相较于英美法系国家更能适应我国国情，因此其刑法立法方式对我国刑法则最具有借鉴价值。首先，两国刑法的相关立法规定分别为：《日本刑法典》第223条对强要罪作出了规定：“以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者财产相通告进行胁迫，或者使用暴行，使他人实施并无义务实施的事项，或者妨害他人行使权利的，处三年以下惩役，以加害亲属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者财产相通告进行胁迫，使他人实施并无义务实施的事项，或者妨害他人行使权利的，与前项同，前两项犯罪的未遂，应当处罚。”《德国刑法典》第240条则对强制罪规定为：“非法用暴力或以明显的恶行相威胁，强制他人为一定行为、容忍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其次，比较两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发现：两国刑法对强迫罪都大致定义为，“以暴力、胁迫方法，强迫他人为一定之作为、容忍或不作为的行为”，并将强迫罪归入到了对个人自由、安宁的犯罪类型中，但在罪名、刑罚以及具体行为方式的规定上有所不同。日本刑法将侵犯意志自由的犯罪行为以强要罪这一概括罪名收纳入法网，对于特定强迫类犯罪，则单独设罪名规定，例如强奸罪、非法剥夺自由罪、职务上的强制罪等罪名；而德国刑法与日本刑法以单一罪名概括侵犯意志自由的犯罪行为，另单设某些特定强迫罪的立法模式方面略同，但其以强制罪罪名立法，在具体行为方式上多了容忍行为，且规定了罚金刑，在具体立法技术上仍有较大差异。最后，两国刑法的立法模式对我国刑法立法具有的借鉴意义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一般罪名与特别罪名的组合方式，可有效弥补刑事法网漏洞。二是增加对个人自由法益的保护，重视人权保障。大陆法系国家中除德国、日本外，韩国刑法也将严重强迫意志自由的行为以强迫罪入罪。《大韩民国刑法》规定强迫罪的成立条件是“通过暴力或胁迫手段妨碍对方行使权利或让其做义务范围之外的事情”，这一规定的行为方式与日本刑法规定的行为方式类似。以上各国立法例反映了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普遍涵盖了对个人意志自由的保护，以及重视人权保障的国际立法背景。但外国立法例对我国的立法应是有利借鉴价值，即本土化与国际化统一，既要分析借鉴外国优秀立法例，也要立足本土资源，达到一种积极的统一。

三、“强迫罪”的立法必要性及立法建议

（一）强迫罪立法之必要性。1.强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矛盾解决的需要实践中，强迫他人容忍或无法行使权利，或者做非义务范围之事的行为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例如，陕西铜川城管“扔人执法”一案，城管将违章小贩强行“丢弃”在城外20公里的荒野——强迫小贩实施没有义务实施的行为，侵犯了小贩的意志自由，而城管这一严重行为却仅停职调查，因限制人身自由时间不足的原因而不构成非法拘禁罪。杜尔曼诺夫言：“如果犯罪的实质是社会危害性，那么犯罪的形式特征就是违法性”。强迫行为须入罪正是由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司法实践中却由于刑法无明文规定使得此类危害行为被放任，这正反映了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冲突。“立法（社会危害性的范畴）进行价值和目的选择并提供规范，而司法（罪刑法定的范畴）则使用规范并使价值和目的得以实现。”基于此，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正是完善刑事立法。2.填补《刑法》规范疏漏的需要我国《刑法》只规定了特定强迫类犯罪，而它们所保护的法益有限，并不能周延地概括强迫类行为。当公民的意志自由在遭到暴力、胁迫等行为阻碍，情节严重时，所能依据的刑法条文却是空白的，这表明我国刑事法网在对公民内在自由层面的保护上存在“缝隙”。而填补我国《刑法》规范的这一疏漏的途径正是通过立法将强迫罪纳入刑事法网。3.加强《刑法》人权保障的需要我国《刑法》对公民私权保护的规定，只集中在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中。此立法模式反映出《刑法》对个人法益的重视程度不高，对公民权利保护不充分，这与其保障人权的目的相悖。《刑法》的制定是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而当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游走于《刑法》边缘时，更应完善立法，以顺应重视人权保障的刑事立法趋势。（二）强迫罪立法之建议。通过分析我国对强迫类行为规制的立法现状，以及借鉴国外强迫罪立法经验，笔者对强迫罪的立法建议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强迫罪的立法模式强迫罪的法益是公民的意思活动自由，因此建议在《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中，独设一节侵犯公民意志自由罪，将强迫罪列入其中。鉴于我国刑法对一般罪名与特别罪名的立法模式，如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第一百四十条与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罪构成法条竞合、且是一般与特别的关系，因此提议独设一节侵犯公民意志自由罪，愈加复杂的“越轨行为”即同类法益的特别犯罪滋生，若日后立法增加此类罪名也可归入此节中，同时不破坏刑法分则的体系。笔者对强迫罪另一立法设想是，将强迫罪归入亲告罪范围，不独设一节而仅在第四章中增设一条罪名。我国《刑法》对于亲告罪只规定了五种，即第二百四十六条侮辱、诽谤罪，第二百五十七条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第二百六十条虐待罪，和第二百七十条侵占罪，范围很窄。我国法律对亲告罪的实体与程序问题处理地也尚不完善，但这不能湮没亲告罪重视告诉人诉权的司法价值。在外国立法例中，如《日本刑法》就将第174条公然猥亵罪、第175条散布猥亵物罪、第176条强制猥亵罪、第177条强奸罪、第178条准强制猥亵强奸罪、第224条掠取和诱拐未成年人罪、第225条以营利等目的的掠取和诱拐罪等等归为亲告罪，这一范围就包含了某些强迫类犯罪。不仅日本，韩国、瑞士亲告罪立法中也存在强迫类犯罪。综合外国亲告罪的立法规定，亲告罪特点主要是：（1）侵犯个人法益；（2）量刑上为轻罪；（3）易于被害人进行诉讼的举证。笔者通过借鉴外国立法例中亲告罪的特点认为，强迫罪符合亲告罪的特征，可纳入其中，且将强迫罪归入亲告罪中也是对我国亲告罪的完善做出的立法实践。因此，可在该罪条文第二款中规定“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两种立法模式各有利弊，相较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在第四章中增设一条罪名，较之独设一节可操作性更强，且将其归入亲告罪范围，也可对国家刑罚权地发动产生限定功能，体现刑法的谦抑性。2.强迫罪的罪状概述对于强迫罪的立法，建议采取叙明罪状的方式，可设计为：“以暴力、胁迫方法，强迫他人实施非法定义务、容忍或不实施法定权利的行为……”。这里的暴力要做广义理解，指不法对人行使有形力，不要求直接针对被害人的身体实施，只要求暴力针对被害人；而胁迫是指狭义概念，不要求达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理论界对义务、权利的含义尚存争议，笔者赞成肯定说观点“只要法不禁止，就应保护其行动自由；反之，只要不是法所强制要求的，其不行动的自由也应受到保护。”因此，这里的义务、权利是限于法律上的权利、义务。3.强迫罪的刑罚处罚“明智的立法者，需要标出刑罚与犯罪这一尺度的基本点”。对于该罪的处罚，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考量到犯罪行为的性质及其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其次在具体量刑时还要考量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一般强迫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低于强奸、抢劫等特定强迫罪，高于侮辱、诽谤，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罪，属于轻罪范围，建议法定刑幅度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对该罪刑罚模式上不建议增加法定刑升格情节，当情节严重危害到其他法益时，可以其他特定罪名规制。

摘要：《刑法》第292条第2款是关于聚众斗殴罪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论者们针对第2款的有关问题曾展开过激烈讨论，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通过案例、分类辨析等方法，主要针对聚众斗殴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有关问题，包括故意与过失区分、“致人重伤、死亡”的适用、共同犯罪的处理等进行系统研究评析，进一步肃清争议，理清脉络，认为转化犯存在共同犯罪，其是《刑法》共同犯罪的一种，遵循一般共同犯罪理论，且应根据不同情形具体分析，以期更好为立法与司法实践服务。

关键词：聚众斗殴罪；《刑法》；故意杀人罪

目前，学界关于聚众斗殴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的研究多夹杂在转化犯、故意杀人罪、转化型故意杀人罪中探讨：转化犯概念、特征、立法、认定、种类、罪数形态区别、特殊防卫；海峡两岸故意杀人罪对比、故意杀人罪立法完善；转化型故意杀人罪的存在价值，有的否认其存在，多数认为是必要的；转化型故意杀人罪概念、认定等。聚众斗殴罪转化犯只附带列举，鲜有聚众斗殴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专题探讨。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聚众斗殴致人伤亡”时，如何追究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刑事责任进行探讨，有的认为应全部转化，有的认为是部分转化；有的将其分为案内、外人、己方人，判断其有无直接责任；有的认为应根据刑法基本原则、犯罪构成、罪数、共同犯罪特征、当事人主客观条件、因果关系等判断；应结合行为人在聚众斗殴中地位、作用确定转化主体范围。这些研究均有一定价值，但仍不够丰富、深入，全面，有些分析过于繁杂，例如共同犯罪的剖析，已有研究难以实践操控，因此本文在基本原理探讨的基础上，重点对共同犯罪的处理进行分析，除了学者们多涉及的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刑事责任外，还对共同犯罪涉及的其他主体如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等进行论述。

1基本原理的探讨

1．1关联法律规定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92条第2款是关于聚众斗殴罪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该条款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因为聚众斗殴过程中，行为人侵害的客体由社会公共秩序转变为他人的身体健康权、生命权，主观的故意也转变为杀人的故意，聚众斗殴的犯罪行为与故意杀人的犯罪行为之间满足转化型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因此属于转化型故意杀人罪。在适用时应注意区分其与聚众斗殴罪的非转化情况。1．2故意与过失的区分。本条款中，如果将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情况，不分故意与过失一律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则会有客观归罪之嫌。因此，一些论者认为过失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属于聚众斗殴罪的结果加重犯，单独设置一档法定刑。［1］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在聚众斗殴过程中故意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才能适用转化犯的规定。在《刑法》修改之前，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的，仍以聚众斗殴罪论处。为寻求刺激还是满足某种卑鄙欲念，在聚众斗殴中是难区分的［2］，故此时造成的重伤、死亡情况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其主观过错情况来认定其行为性质。［3］1．3“致人重伤、死亡”的适用。聚众斗殴罪的成立，虽然需多人参与，但不要求斗殴的双方都必须是3人以上。只要一方在3人以上就可成立聚众斗殴罪，另一方是否少于3人不影响该罪的成立。聚众斗殴行为包括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身体的情况，也包括人数众多一方单独攻击对方身体的情形。“致人重伤、死亡”，既包括致斗殴的对方成员重伤、死亡之情形，也包括导致本方成员重伤、死亡的情形。本条款存在转致不明确的问题，建议区别对待：致人重伤、死亡的，应分别依照《刑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2共同犯罪的处理

前几天我写了很多神神叨叨的玩意，归根结底是因为某天上夜班时候看了一篇讲了很多恐怖凶杀案的文章，后来我知道那篇文章的本名叫《十宗罪》。关于那篇文章我迟早也会写一些读后感的，那都是细节问题，恩……然后网络时代的特征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我搜索《十宗罪》，也找到了同一个作者的另外一部作品，就是这部《罪全书》。于是我就看了，看完之后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你肯定不知道，因为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第一感觉。

我曾经看过这篇文章，或者说这篇文章的前身。那时候我还是个二逼高中生，在学校的论坛上兼职做一个版主，当然后来这个论坛被某个堪称二逼中的二逼的校长取缔了，这个中故事简直可以写一部《附中血泪史》，不过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这又是另外一个细节问题，好的我跑题太多了会影响这篇文章的整体感觉的。话说那篇可能是《罪全书》前身的文章我有打印出来，并且那篇文章勾起了我第一次对于这个世界的疑问，于是有了很多很多的想象，比如有些人看过的《方舟》，除了我以外没人知道的《方舟2》，还有更多至今仍然在我脑子中某个阴暗角落里呆着的其他关于方舟系列的故事。哦事实上方舟2只写了一个开头，后来我跟某个人谈起这个题材时候他用一种很疑惑的口气问我，你为什么会想到写这种东西？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于是我把那篇文章给他看，他看完之后对我说，这太阴暗了。我对此表示很遗憾。很多年以后我一直对《方舟》的故事要做出改动，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变了很多。也许有读者说哦你又装逼了，那篇你高中时候看过的文章到现在最多也不过10年，一个胡子还没长多少的伪文学青年兼游戏宅男兼去死去死团资深团员兼发酵技术员没事不要装逼，zhuangbilityleadstoleipility。少年啊，你为什么改变？你改变了什么？好的，这篇文章终于要进入正题了……

《罪全书》，比起N年前那篇文章来说，篇幅大了非常多。文章前面的介绍也说，这篇文章罗列了几乎所有的犯罪。不过我要提醒一点的是，这篇文章的叙事是小说型的，作者在用一个很长的故事，很多的人物，将这无数的罪恶串联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充满罪的网络，构成了罪恶的生活。也许有正义感的人在这里就要拍案而起：口胡，兀那羊驼，你研究这无数的犯罪，意欲何为？

我在网上搜索相关文章信息的时候，有一位的留言让我非常赞同。他说：

人世间的一切罪，都是因为爱的缺失。

我觉得这句话用最精炼的语言解答了我多年来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好的，请允许我再次装逼。其实我应该在某篇文章写过了，少年时的我看到媒体上报道的各种犯罪行为，觉得这种行为实在是太丑恶了。小孩子的想法是非常单纯的，单纯到认为坏人都死光光了，世界上就只有好人了，就不会有丑恶的犯罪行为了。然而许多年过去了，我看到的这个世界比起那时候更加的可怕。我走过某条街，那里一周前曾有人被枪杀；我走过某条巷，那里三天前曾有少女被侮辱；我走过某条路，交通事故的血迹还在地上没有洗去。我常常在想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明知罪的丑恶却又要实行它？答案是因为爱。世界上最简单也最复杂的答案。

摘要：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受贿罪已经成为被打击的重点犯罪，为更好地打击受贿犯罪，本文对受贿罪主体、构成要件之“为他人谋取利益”、贿赂的内涵与外延等问题作了分析，以便对受贿犯罪本质的认识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受贿罪犯罪构成共同犯罪

一、受贿罪的涵义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是受贿罪。”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第388条规定的行为，在理论上被称为“间接受贿”或“居间受贿”。受贿罪是我国当前发案率高、群众反映强烈一种职务犯罪，它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廉洁形象，导致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产生了不信任心理，人民群众要求铲除腐败严惩贪官的呼声日益高涨。我国司法机关虽对此犯罪加大了打击力度，但由于立法本身的不尽科学合理，造成对不少案件查处难度大，或者无法定罪量刑。现就此罪若干问题加以分析，以便对受贿犯罪本质的认识提供一些思路。

二、受贿罪的主体

我国刑法中的受贿罪的主体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一是全民所有制法人单位。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受贿罪的自然人主体只能是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一切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一、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否限于公共财产

现行刑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构成职务侵占罪；第2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上述行为的，"依照本法第382条、第383条(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由于这里的"本单位财物"既可能是公共财产，如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也可能是国有与集体、个人、外资混和而成的混和型经济，还可能纯粹是私有财产。于是就产生了如下问题，即在"本单位财物"表现为纯粹私有财产的情况下，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究竟是以贪污罪定罪处罚，还是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否限于公共财产?要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第271条第2款规定的"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有人认为，"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是指"构成贪污罪"，即无论财产性质，一律成立贪污罪，并且认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已经由单一的公共财产扩大到公私财产的范畴了。①

笔者认为，"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是指符合第382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定贪污罪；不符合第382条规定的贪污罪构成要件但符合第271条第1款的，定职务侵占罪，即贪污罪的犯罪对象仍限于公共财产。

从世界范围看，关于贪污犯罪的对象，各国和各地区规定不一。有的规定为财产，如法国刑法典规定为公私款、物品、武器、器材、军需等，巴基斯坦《1947年防止腐败法》、印度《1947年防止腐败法》和《1988年防止腐败法》均规定为任何财产；有的规定为公共财产，如前苏联刑法典规定为国家财产、公共财产，西班牙刑法典规定为公共财产或财产，意大利刑法典规定为公款、其他动产物品等。②我国台湾地区规定贪污犯罪的对象除公共财物外，还包括私人财物、公债和其他不正当利益。③

我们认为，在我国，贪污罪的犯罪对象限于公共财产。因为，从刑法理论上看，由于刑法的强制力最为强烈，刑法的适用解释关系人的自由、财产以至生命等重大问题，因此刑法解释必须符合谦抑性原则。④所谓谦抑是指缩减或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应当力求以最少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谦抑性已成为现代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⑤刑法谦抑在质的方面着眼于刑法调整范围的有限性、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在量的方面则意味着最轻刑罚要求的满足。⑥谦抑主义表现在刑法解释上面，就是指在定罪、适用刑罚的解释中，要采用"紧缩"的态度，以控制处罚范围和处罚程度。具体到现行刑法条文中，第382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是贪污罪，犯该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但对性质近似的职务侵占罪，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人员或其他单位的成员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最高法定刑仅为15年。由此可见，若将"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理解为一律构成贪污罪，可能会导致某些宜定为职务侵占罪的情形被定为贪污罪，不利于对被告人人权的保护，不利于体现刑法的谦抑性价值。因此，对"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应该理解为，符合第382条规定的贪污罪构成要件的，理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不符合第382条规定的贪污罪构成要件的，则不宜以贪污罪论处。即贪污罪的犯罪对象限于公共财产。

[摘要]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这一问题争议纷纷。本文认为，在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中的“数额较大”问题上，判定标准是犯罪构成要件；在盗窃非实行人员为逃脱使用暴力是否构成抢劫罪问题上，判断标准则应当是行为性质；而盗窃后以暴力解救同伙是否构成抢劫罪问题上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关键词]盗窃罪；抢劫罪；转化抢劫罪

前言

关于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的条件的认识和理解上，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巨大争议。[1]这种争议不仅停留在学术界，而且在司法实务界也非常普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处理这一问题作出了诸多批复和司法解释，但是迄今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本文选择几个争议问题略谈一己之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中的“数额较大”问题

（一）学术分歧

【摘要】本文介绍了网络诈骗罪、网络盗窃罪的概念及其特征，分别阐释了“处分过程”、“机器和计算机系统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财产性利益的性质”这几个关键理论支撑点，同时认为将盗窃罪的对象扩大解释到包含财产性利益的基础上，我国刑法就没有必要新增设“计算机诈骗罪”与“计算机盗窃罪”。

【关键词】网络平台；盗窃罪；诈骗罪；区别；处分过程

随着计算机系统及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在互联网平台或利用计算机系统非法获取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案件，对于这类新兴案件，常常容易出现到底是定盗窃罪还是诈骗罪的争议。本文主要分析了这两种犯罪的特征、构成及其区分点，在探究的同时也希望理论界能有更多此类研究和观点，以对司法实践处理这类新型犯罪有所指引。

一、网络诈骗犯罪与网络盗窃犯罪的概念及特征

1、网络诈骗犯罪的概念及特征。“网络诈骗罪”现阶段还不属于我国刑法规范意义内的一个罪名，同“网络犯罪”一样，都是依据犯罪学和司法实践，进行归类定性的一种犯罪类型。结合诈骗罪的定义，可以将网络诈骗罪概括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计算机网络技术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包含财产性利益）的行为。[1]互联网的特性决定了网络诈骗犯罪的隐蔽性、突破地域限制、侵害范围广、诈骗方式层出不穷、诈骗犯罪团伙化、产业化的发展等特征，因此网络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侦破难度较大。2、网络盗窃犯罪的概念及特征。与上文中网络诈骗犯罪一样，我国目前没有网络盗窃罪这一罪名。结合司法实践经验以及计算机网络知识，网络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加密、编程、解码以及其他计算机网络技术或电子金融转账服务系统，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非法获取电子资金、财产性利益或盗用电信服务的行为。[2]相比于传统盗窃罪，网络盗窃罪的概念重在突出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作案手段或侵犯的对象。网络盗窃犯罪可以理解为盗窃罪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特殊性有：第一，犯罪构成的客体常常是他人的电子资金或电子货币、电信服务以及虚拟财产等财产性利益；第二，犯罪构成的行为常常是利用计算机系统漏洞、编程、解密以及其他计算机网络技术或电子金融转账系统，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窃取电子资金、财产性利益或盗用电信服务的行为；第三，犯罪构成的主体往往具有高智商或过人的计算机网络技能，其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一般盗窃犯罪的主体。

二、网络平台中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