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范文10篇

我国加入WTO后，传统中医药产业将面临强大市场的挑战和竞争。笔者于2000年应中华中医药学会邀请撰写探索“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探究”，以通过回顾中西医药的历史和目前状况，分析双方优势和劣势，探索中医药走向世界的策略，促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2001年10月25日在北京举办“中医药现代化探究学术大会”，本文被录为大会宣读的交流论文，当时会上虽然讨论热烈，但却多谈难共识的概念，少谈三化；虽然中医学首创了基本符合现代医学的观念，但却缺乏国际规范的量化标准；虽然我国是中药材生产最大国家，但却是中成药出口小国；为此，需再探索“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探究”。

一、回顾西医学和西药学的发展史

近500年来，西医药学随着化学、光电工业、生物学、计算机和相关学科技术的进步，而迅速发展。16世纪开始从人体解剖学进入器官病理探究，17世纪从发现血液循环进入全身生理学探究，18世纪开始实验探究，19世纪开始细胞学、微生物学、遗传学探究，20世纪开始基因、分子医药学的探究。西医药学建立了流行病学、免疫学、基因图谱和基因工程、研制磺胺类、抗生素类、阿斯匹林等化学分子药物和疫苗、旦白质、DNA、单克隆抗体等生物技术药物，首先为人类消灭和预防烈性传染病作出革命性贡献，并建立了基因—分子医药学的先进理论。西医学不仅深入探究生命物质的微观世界，而且也广泛探究产生和影响生命物质的宏观世界，即从细胞、基因、分子等体内物质到社会、地球、大宇宙等体外环境，从神经、体液、器官等结构到生理、心理、活动等功能，从病毒、细菌、寄生虫等病原体传染到流行病学、免疫学、药物学等诊疗，从流行病学、临床学、实验学、化验学、影像学、解剖学、病理学等多学科揭示人类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机、体征、症状，到为人类医学史上建立了科学的诊断学理论和针对病因病位的治疗学理论。在治疗学方面，除了采用药物和手术治疗之外，还开展了化学的、物理的、生物的、纳米药械的等多种治疗手段。现在正在探究基因组学、基因图谱、蛋白质图谱，应用基因工程，优化遗传基因，消灭遗传疾病，研制基因一分子可控药物，修复病损基因和消除人体毒害物，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的遗传学、保健学和治疗学作出第二次医学革命大突破。

二、回顾中医学和中药学的发展史

中医药学是在一个国土最大、气温带最广、人口最多、天然药源最丰富、应用天然药物防治疾病经验最丰富的中国，逐渐创立和发展的最优秀传统（人类）医药学。历经数千年，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和专业医药人员不断采集、治疗、体验和总结，终于在公元前221-220年秦汉时期就出现了30余种本草书目，记载了各药采收、应用、食禁、配伍、炮制、性味等等内容，到公元1552－1558年由世界四大科学家之一的李时珍编写出200万字的“本草纲目”巨著，收药1892种，绘图1109种，附方11000多首，集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成就大成，对世界医药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最近20多年来，中药学发展迅猛，建立药物实验探究,将药物探究提高到分子水平的物质结构及生物活性的探究,编写了一系列“中药系统工程体系”的巨著，总结了前人和当代中药学科研和临床实践的成就。也在公元前2世纪秦汉防时期我国就有了中医学首部著作—“内经”，记载了望、闻、问、切四诊，“治末病”的预、确立“辩证求因，审因论治”；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以扁鹊为代表的伟大医学家，总结了以“内经”为代表的诊疗理论。公元141-1746年，先后由张仲景、华佗、孙思邈、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李时珍、叶天士为代表的中医药学家不断继续和创新，分科分病分药越来越专业。另外，针灸学也由战国时期著书“灵枢”，至晋代皇甫谧继著“甲乙经”，以后迅速发展到国内外。古代中医学坚持“天人一体”、“五脏一体”、“形气神一体”的科学整体观念和“全身审机论治”的综合病机诊疗，以及重视“治末病”和“病后调理”的防病保健理论，已成为现代医学模式即人类医学模式的奠基理论。这是继中草药理论之后中医学科学理论对世界医学科学理论的又一伟大贡献。其中有关阴阳平衡的理论，要求人体营养素需耗均衡、心态平衡、动静平衡、维持食用物和环境清洁卫生的生态平衡，已成为当今人类追求健康长寿的“四大平衡”科学理论。这是中医学对世界人类保健学的伟大贡献。

中医药在临床实践上，对于产生现代人类死亡主因的非传染性慢性疾病摘要：如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Ⅱ期糖尿病、重型乙肝、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慢性肾炎等难治病，采用针对多病因多病变的中医中药综合治疗，均优于西医西药的单病因疗效。这是中医学对多病因慢性病的诊疗优势。在诊疗学方面中西药学的主要区别是摘要：

内容提要：孔子曾倡“大同世界”。孙中山发扬了“天下为公”的观念，他吸收了西方社会主义者的“普世观念”。“世界政府”的观念乃出自西方。组织“主权国家联盟”，共同维护和平，消除战争，这是先哲的理想。世界主义的倡导者主张对武力进行国际管制。古希腊斯多葛派萌发了世界主义理想。哲学家康德也认为世界主义联盟和世界政府最终会形成。马克思主义认为祖国是历史的概念，共产主义实即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环球市民社会运动”推动了世界主义。本文旨在梳理世界主义来龙去脉，对世界主义加以肯定。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曾是人类美好的理想。世界主义反对只顾本国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他国安宁，主张以全人类利益为目的。古希腊斯多葛派萌发了世界主义的幼芽。近现代更是有人揭橥“世界主义”的旗帜。世界主义是对民族主义和狭小邦国主义的棒喝。古往今来，不少优秀学者曾提倡“四海一家”、“大同世界”的理念。“国家主义”则被斥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它强调国家至上，否认阶级差别，主张“民族优越论”，制造国际对立。国家主义通过灌输抽象的国家观念和“爱国”精神，以维护狭隘的民族利益。人类三大联合形式—家庭、部落、国家—自古被认为是自然的，但自从社会契约论以来，国家便被认为是约定的。

我认为下述一段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拉斯基的话乃是对国家主义面孔的勾勒：“现代国家是一种主权国家；其意义就是国家除了自身的意志之外，没有其他意志可以束缚它的目的。主权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完全的权能。国家可以随它的意愿媾和或作战。国家可以建立自己的关税、限制移民入境、决定国境内的外国人的权利，不必和它的邻国协商，也不必理会什么公道的原则。这一切，许多国家都做到了。为了保卫或扩展自己的权力，没有一种罪恶它们是不准备去犯的。”他又说：“承认民族的统一为国家，就意味着个人自由的破坏和对国际正义的违背，除非我们能够找出限制民族国家所能行使的权力的方法。”①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主义的基础就是排他性，就是在国际关系中丧失道德品质。这在第一次大战中为自己国家呐喊助威声中可以见到。国家主义最大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丧失殆尽，国际正义受到践踏。

一

世界主义的发祥地是古代希腊。这同这里良好的商业航海气氛和城邦政治密不可分。古希腊文化孕育了世界天下一体的观念。海洋般的博大胸怀容易把人类看成一体。世界主义是西方一以贯之的概念。伟大的东方诗人泰戈尔批评西方思想是国家主义。他说，我们东方人素来不知国家为何物。他认为自己肩负“世界主义使命”。看来，“世界主义”有了版权之争。然而，实情是：世界主义绝非起源于东方。泰戈尔批评国家主义。他疾呼“不要政治，不要国家”。然而，单单否认国家，并不就是世界主义。不过，世界主义之在西方，却是年湮代远之事。世界主义一开始就同国家主义成对立之势。世界主义乃世界大同主义，而不是称雄世界、独霸天下、席卷环宇、横扫六合、包举宇内，不是大军一到，所向披靡。征服的概念，恰恰是民族国家主义的概念。世界主义大都寻求和平世界理念。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故乡”。阿里斯托芬在《财神》中说：“我在哪里事业有成，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天南地北到处游。在西方，自从柏拉图以来，人们就通过教育，培养“世界公民”的观念。

在19世纪西方纺织、钢铁等重型制造企业中，标准成本、机会成本和利润中心等概念的出现宣告了管理会计的诞生（Anthony，1989）。从那时起，管理会计开始作为实务界所应用的一门技术，直到二战之后，它才正式成为哈佛商学院的一门专业学科，并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几十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西方管理会计研究伴随着众多企业的生存与竞争不断地突破自我和创新，表现为研究内容不断增加，研究方法日趋多样，理论基础也不断扩展。可以说，这门学科的研究目前在西方已经比较成熟。

我国管理会计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引进西方管理会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早期的研究还没有自己的体系和重点，这与西方以制造性环境为基础，以改进实务为目标的研究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管理会计研究逐渐与实务相结合，并经过20多年的研究和摸索，已有许多丰富的成果。但时至今日，与国外相比我国管理会计研究还存在哪些差距？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如何走向世界？这些都是我们极为迫切想探求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感到，管理会计研究始终面临着来自外界环境和其他学科的挑战，为了能够给我国管理会计研究提供较好的建议，我们以相关文献为依据，从研究主题、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来分析管理会计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问题，为中国管理会计研究走向世界提供建议。

一、管理会计研究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一）管理会计的研究背景与研究主题

管理会计研究起源于西方传统的制造性企业，其研究的历史也是伴随着产品的制造成本和成本控制发展起来的。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绝大多数管理会计的教科书还是以制造性活动为案例（Anthony，1989）。早期的研究之所以关注于制造性环境中的问题是因为这样的研究主题能够带来改进生产成本和改善制造成本管理的机会。但是，随着制造性的企业逐渐意识到越来越多的利润来自于非制造性环节时（例如产品的设计阶段、售后服务阶段等等），而且这些非制造性生产环节逐渐成为北美经济的主流（Shields，1997），于是便带来了更多的管理会计研究机会和研究主题。随着研究的背景逐渐向制造前与制造后活动（如财务、娱乐、保健、教育、交通、零售等）、服务行业（如财务、娱乐、保健、教育、交通、零售等）和政府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等领域扩展，人们对于非制造环境的关注使得诸如对标准成本研究的兴趣降低，而增强了对促进销售的价值链管理环节的研究兴趣，因此又带来了基于价值管理的管理控制系统的科学设计与应用的研究，而价值管理的理念又促使人们开始关注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的科学性，因此又有了ABC与ABM的研究。随着近年来企业战略的重要作用，使得人们又意识到许多管理工具具有战略管理的功能，例如平衡记分卡不仅是业绩计量的工具，更是战略实施和管理的手段。因此人们更加关注管理会计在战略管理中的作用，这便带来了战略管理会计的研究风潮。当管理会计逐渐突破单一组织和一国的边界，集团与跨国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时，对于价值链管理（包括供应链、专利与特许使用权安排、外部采购、有效的客户反应系统以及竞争者分析等等）、转移定价等主题的研究便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背景对于研究的主题或者说研究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中国与西方的经济背景和企业背景不同，或者经济发展的阶段存有差异，研究背景也会存在差异，而这又会直接影响到研究主题选择的差异。

在19世纪西方纺织、钢铁等重型制造企业中，标准成本、机会成本和利润中心等概念的出现宣告了管理会计的诞生（Anthony，1989）。从那时起，管理会计开始作为实务界所应用的一门技术，直到二战之后，它才正式成为哈佛商学院的一门专业学科，并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几十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西方管理会计研究伴随着众多企业的生存与竞争不断地突破自我和创新，表现为研究内容不断增加，研究方法日趋多样，理论基础也不断扩展。可以说，这门学科的研究目前在西方已经比较成熟。

我国管理会计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引进西方管理会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早期的研究还没有自己的体系和重点，这与西方以制造性环境为基础，以改进实务为目标的研究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论文百事通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管理会计研究逐渐与实务相结合，并经过20多年的研究和摸索，已有许多丰富的成果。但时至今日，与国外相比我国管理会计研究还存在哪些差距？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如何走向世界？这些都是我们极为迫切想探求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感到，管理会计研究始终面临着来自外界环境和其他学科的挑战，为了能够给我国管理会计研究提供较好的建议，我们以相关文献为依据，从研究主题、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来分析管理会计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问题，为中国管理会计研究走向世界提供建议。

一、管理会计研究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一）管理会计的研究背景与研究主题

管理会计研究起源于西方传统的制造性企业，其研究的历史也是伴随着产品的制造成本和成本控制发展起来的。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绝大多数管理会计的教科书还是以制造性活动为案例（Anthony，1989）。早期的研究之所以关注于制造性环境中的问题是因为这样的研究主题能够带来改进生产成本和改善制造成本管理的机会。但是，随着制造性的企业逐渐意识到越来越多的利润来自于非制造性环节时（例如产品的设计阶段、售后服务阶段等等），而且这些非制造性生产环节逐渐成为北美经济的主流（Shields，1997），于是便带来了更多的管理会计研究机会和研究主题。随着研究的背景逐渐向制造前与制造后活动（如财务、娱乐、保健、教育、交通、零售等）、服务行业（如财务、娱乐、保健、教育、交通、零售等）和政府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等领域扩展，人们对于非制造环境的关注使得诸如对标准成本研究的兴趣降低，而增强了对促进销售的价值链管理环节的研究兴趣，因此又带来了基于价值管理的管理控制系统的科学设计与应用的研究，而价值管理的理念又促使人们开始关注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的科学性，因此又有了ABC与ABM的研究。随着近年来企业战略的重要作用，使得人们又意识到许多管理工具具有战略管理的功能，例如平衡记分卡不仅是业绩计量的工具，更是战略实施和管理的手段。因此人们更加关注管理会计在战略管理中的作用，这便带来了战略管理会计的研究风潮。当管理会计逐渐突破单一组织和一国的边界，集团与跨国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时，对于价值链管理（包括供应链、专利与特许使用权安排、外部采购、有效的客户反应系统以及竞争者分析等等）、转移定价等主题的研究便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背景对于研究的主题或者说研究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中国与西方的经济背景和企业背景不同，或者经济发展的阶段存有差异，研究背景也会存在差异，而这又会直接影响到研究主题选择的差异。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趋势。随着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生产要素跨国界的不断流动，使得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发紧密，成为一个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实际上，作为一种客观趋势，早在15-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就已经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萌芽。它是与资产阶级所开拓的世界市场、世界历史以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近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资本的伴生物，是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因此，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更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应当是而且只能是为消灭剥削和不平等的新的更高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

一、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和推动者。不管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变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向外扩张而实施剥削和掠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年前就曾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确立、占据统治地位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阶段，这种扩张性早在资产阶级的环球航海时就已经为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拉开了序幕。

实际上，欧洲早期探险家航海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东亚的黄金和市场，但他们不经意间发现的新航路为西欧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即使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段历史对于西欧的意义，“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鲜明的‘断裂’，其原因不仅在于1492年和1498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而且主要在于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及其从欧洲向外界的传播。”（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当然，自16世纪起，尤其是由于欧洲人兼并了美洲以及由此导致欧洲对非洲—欧亚事务和世界贸易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地区间关系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延续了几个世纪。”（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这种变化就是指欧洲向全球扩张而将世界其他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市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了“中心—外围”结构。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狭小的国内市场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大的需要，于是，“资本一方面……要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更多地去消灭空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3页。）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其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同表现。

摘要：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质是中国融入世界，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要重视国际投资环境。中国企业要研究、适应和融入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及法治环境，以法治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加快国内立法，关注双边协定的签署，正确认识并化解风险，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促进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关键词：一带一路；法治；风险

2013年9月7日和10月3日，国家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张，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中，这一主张赢得了世界百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最可贵的是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缔约国之一，我们的主张首次被联合国两个文件载入：一个是2016年11月17日，“一带一路”倡议首次写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另一个是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344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包括许多上市公司在内的中国国企和民企不断走向世界。2016年中国利用外资约1230亿美元，利用外资的增长率首次出现负增长，但是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超过1700亿美元，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总额达到511亿美元，中国企业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增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近18万个就业岗位。2016年中国的外贸仍然是负增长，但唯有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有骄人的增长，贸易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201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是36500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质是中国融入世界，在打造共商共建共享之路的同时，更要重视中国走向世界所必须要关注的国际投资环境。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有五大环境等着我们去研究，等着我们去适应，等着我们去融入：一是政治环境，有两个关键词，即稳定和清明。要关注政治风险如何避免，包括当地政治是稳定或是动荡，以及国有化征用和没收采取怎样的救济手段。国有化按照现代国际法理念，没有优劣好坏之分，但是它的赔偿问题却引发高度关注，比如赔偿是否合理，赔偿是否及时等。因此，一切短视行为，一切急功近利，一切蜂拥而至，都应该避免。二是经济环境，有两个关键词，即活跃和有序。企业要到经济的大海当中去游泳，自然需要好的经济环境。目前全球经济处于较为稳定的态势中，但这一态势十分脆弱，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走向，十分值得我们深入分析。比如，当前货币政策的分化原因是什么，为何美国第三次加息而欧盟和日本仍然维持负利率的现状；由28个国家组成的欧盟尚未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阴影，而作为新兴国家的俄罗斯和巴西继续深陷经济危机深重泥潭的症结何在，等等。目前为止，IMF对世界经济的预测为增长率不超过3.5%，而WTO大幅下调全球贸易增长，增长幅度为1.7-3.4%。三是文化环境，有两个关键词，即包容和坚守。其中，最为主要的两件事情就是语言和习俗。中国懂得小语种的人数太少，很多人以为我们走向世界只需要使用几个大语种，其实不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种族对自身文化的那份尊崇都是一样的，语言代表一个国家的特质，也代表一个国家的尊严。有些国家的国民虽然掌握大语种，但却坚持必须要用本国语言进行交流，这就是他的文化选择。四是社会环境，有两个关键词，即公平和正义。如果没有公平和正义，就不能构成良好的投资环境。“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中，许多还不是WTO成员，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基本认知尚需加强。五是法治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最后凝固起来就是立法，可以说，法治环境是集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之大成。悠悠万事法治为先，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而且是精准导航，法治必不可少。第一，加快我国的国内立法。

立法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两个P，一是促进（Promotion），二是保护（Protection）。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对外投资第二大国，需要适时出台《对外投资法》或《对外投资促进和保护法》。第二，关注双边协定的签署。现在，中国与56个国家有双边投资协定，而联合国成员国有193个，换言之，与我们有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还不及三分之一。因此，首先要关注两国是否有双边投资协定。其次，要注意中国和相关国家是否有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简称为国际双边税收协定，其核心内容有两个，一是避免双重征税，二是防止偷漏税。再次，加快推进双边民航协定。“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因而空陆连通是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相互连接与联结的重要纽带。第三，正确认识并化解风险。风险不等于危险，走向世界总会有风险，总会有危机，关键是学会如何解决争端。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遇到的法律纠纷，有四个领域的焦点问题尤为明显：一是政治动荡所引发的中国企业被国有化征用或没收以后的补偿和救济问题。二是税收方面，缺乏对国外税法和相关税务稽查制度的研究，我们的企业往往对海外税法不了解，对税务稽查制度心怀恐惧，导致许多企业经不起查。三是合同问题，中国企业走上谈判桌的时候要做好充分准备，绝不能两手空空，也不能只有一个合同的草本，最后根据别人提出的合同范本，草草签约了事。契约之争，是一个重要考量。四是技术性方面的法规，要高度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法》《劳工法》以及即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知识产权为例，当下世界强调“一公平、四保护”，“四保护”其中之一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能有了良好的法治，而没有精准的实施，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是先进的，相关司法实践是需要努力的，国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是需要不断提高的。“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正在向落地生根、深耕细作、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刻，服膺于国家的伟大事业，服膺于人类的伟大事业，何其荣幸。奋斗未有穷期，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促进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作者:周汉民 单位: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

朋友们：

梦，是少年独上西楼的寻觅，

梦，是伊人在水一方的思绪，

梦，是被风初始化的某种风格，

梦，是带着茉莉花香的咖啡，

梦，是一首清丽而耐人寻味的童年歌谣。。。

一、走向世界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当代使命

虽然“近30年的繁荣发展历史证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各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也证明，没有哪个国家是通过依附发展成为社科研究强国的”［1］。但独立自主并不是否定人文社科研究的国际化，作为人文社科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研究，理应走向世界，建立既面向世界又独立自主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

1.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对实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当今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扩大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交流，注意引进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研究方法、管理经验。把我国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推向世界是哲学社会科学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一步指出，要“大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经过几年的实践，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开展学术研究的实力日益增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展开平等对话，逐步缔造世界学术生产关系中的“中国影响力”。而在缔造中国学术影响力的过程中，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必须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贡献智慧，走向世界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不仅要走在教育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前列，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提供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范式，使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而且要通过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加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的发展进程。

2.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是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方面，反映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对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贡献和影响。不可否认，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和程度还处于起步阶段，“从世界高教研究的整体格局来看，中国高教研究仍游离于‘中心’之外。……在国际高教研究的大平台上，中国学者发出的声音还很微弱”［2］。但在全球国际化、一体化的大熔炉中，没有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声音的国际化是伪国际化，没有中国高等教育学者参与的国际化也不能真正称得上是国际化。因此，在全球共同体内，我国能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贡献什么是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有责任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就。3.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对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强国的目标具有奠基性作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国内部。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国，我们应当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学术体系，从而影响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与研究范式，不断增加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的话语权。要实现影响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格局的既定目标，其首要前提就是使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高等教育研究不仅仅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而且对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强国的目标具有奠基性作用。

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一方面，通过“引进来”战略，译介了大量的国外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了解国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问题和最新成果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等多种形式，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水平，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者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重要渠道。但总体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水平还比较低，能够得到国际认可的高等教育研究者或有影响的高等教育理论微乎其微，甚至于对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理解存在着诸多误区。走向世界的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面临着现实困境。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当代中国政治学经过恢复、补课和重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终于建立起来了，由此中国走出了没有政治学的政治中国。在这过程中，政治学的发展有过波折，但是，总的说，政治学科的理论体系、教育体系、科研体系等方面，经过从元到有的发展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如果从新世纪的视角来看，可能面对的挑战要比其它社会科学严峻得多。政治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经济发展提出的政治问题，对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政治问题，对“冷战”后如何建立政治新秩序的问题，等等，都深感很难从理论上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及提出可行的对策，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理论缺乏强劲的解释力。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挑战也是机遇。任何社科学的理论都是在社会实践中发展的，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因此，我们必须把握机遇，尤其当今日中国的政治学还是一个新生学科之际，它可以从走向科学、走向实际、走向世界的思路着眼，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理论建设和方法创新，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

走向科学。说中国政治学没有科学体系，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认为中国政治学科学体系已经很完备了也是不正确的。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政治学已经有了一个科学体系，但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不仅因为中国重建政治学的时间尚短，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学就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自古就有非常丰富的治人和治于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但是，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从来没有把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经验作为学术进行思考和研究，更没有运用这些要素构建政治学，直到中国近代化开始以后，主张维新变革的先驱们才从“西洋”和“东洋”把政治学引进中国。后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这可以说是形成现代政治学的三个源头。但是，在当时的所谓政治学，实际上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学，是拿来主义政治学。

新中国成立后，本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的政治学。可是，正当面临发展机遇的时候，政治学却被误解成伪科学。似乎政治学只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要有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政治学。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政治学长期为缺门。正是因为政治学长期被误解，多年被忽视，所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占霸权地位的“左”的思想任意解释“政治”，被曲解了的“政治”又反过来助长“左”的思想。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政治泛化，另一方面是政治概念狭隘化。简言之，社会生活中什么现象都是政治，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按此逻辑，“十年浩劫’势在必行。这个政治逻辑的后果，不能不说是没有政治学的政治中国的悲剧。

我们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现有学科的分化、交错、综合，各学科内容总是发展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行政学本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但随着行政学发展为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就没有必要把行政学按原样包容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尽管行政学仍然不能割断与政治学的关系，但这只是学科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发展情况是，随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发展，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自然就会成为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总之，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政治学理论的科学本质也是这样。没有理论创新，就不能科学地解释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新现象，更不可能科学地解决政治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

政治学对政治社会中的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解释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理论创新。在这一点上，任何科学都是相同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抱守计划经济理论，不进行理沦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政治学本来就是有时代特征的，有不同阶级属性。不同时代的政治学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中心内容。当前，中国转型期政治就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同时，也只有通过研究转型期政治，科学地回答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井由此上升到理论认识，这才可能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学走向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前人的经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根据学术研究规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避免在低水平上进行简单的重复，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尊重前人的成果是一致的。实际上，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还是有不同见解的，在这方面，政治学也可以进行百家争鸣，在大的理论体系中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学说。政治学不同于政治，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一致，但政治学在政治学说、政治理论上是可以百家争鸣的，是应该有不同学派的，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是受科学发展规律支配而发展的。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当代中国政治学经过恢复、补课和重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终于建立起来了，由此中国走出了没有政治学的政治中国。在这过程中，政治学的发展有过波折，但是，总的说，政治学科的理论体系、教育体系、科研体系等方面，经过从元到有的发展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如果从新世纪的视角来看，可能面对的挑战要比其它社会科学严峻得多。政治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经济发展提出的政治问题，对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政治问题，对“冷战”后如何建立政治新秩序的问题，等等，都深感很难从理论上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及提出可行的对策，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理论缺乏强劲的解释力。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挑战也是机遇。任何社科学的理论都是在社会实践中发展的，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因此，我们必须把握机遇，尤其当今日中国的政治学还是一个新生学科之际，它可以从走向科学、走向实际、走向世界的思路着眼，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理论建设和方法创新，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

走向科学。说中国政治学没有科学体系，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认为中国政治学科学体系已经很完备了也是不正确的。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政治学已经有了一个科学体系，但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不仅因为中国重建政治学的时间尚短，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学就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自古就有非常丰富的治人和治于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但是，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从来没有把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经验作为学术进行思考和研究，更没有运用这些要素构建政治学，直到中国近代化开始以后，主张维新变革的先驱们才从“西洋”和“东洋”把政治学引进中国。后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这可以说是形成现代政治学的三个源头。但是，在当时的所谓政治学，实际上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学，是拿来主义政治学。

新中国成立后，本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的政治学。可是，正当面临发展机遇的时候，政治学却被误解成伪科学。似乎政治学只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要有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政治学。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政治学长期为缺门。正是因为政治学长期被误解，多年被忽视，所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占霸权地位的“左”的思想任意解释“政治”，被曲解了的“政治”又反过来助长“左”的思想。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政治泛化，另一方面是政治概念狭隘化。简言之，社会生活中什么现象都是政治，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按此逻辑，“十年浩劫’势在必行。这个政治逻辑的后果，不能不说是没有政治学的政治中国的悲剧。

我们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现有学科的分化、交错、综合，各学科内容总是发展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行政学本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但随着行政学发展为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就没有必要把行政学按原样包容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尽管行政学仍然不能割断与政治学的关系，但这只是学科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发展情况是，随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发展，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自然就会成为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总之，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政治学理论的科学本质也是这样。没有理论创新，就不能科学地解释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新现象，更不可能科学地解决政治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

政治学对政治社会中的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解释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理论创新。在这一点上，任何科学都是相同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抱守计划经济理论，不进行理沦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政治学本来就是有时代特征的，有不同阶级属性。不同时代的政治学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中心内容。当前，中国转型期政治就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同时，也只有通过研究转型期政治，科学地回答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井由此上升到理论认识，这才可能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学走向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前人的经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根据学术研究规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避免在低水平上进行简单的重复，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尊重前人的成果是一致的。实际上，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还是有不同见解的，在这方面，政治学也可以进行百家争鸣，在大的理论体系中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学说。政治学不同于政治，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一致，但政治学在政治学说、政治理论上是可以百家争鸣的，是应该有不同学派的，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是受科学发展规律支配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