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范文10篇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体制建构不断完善。但是在一些地区宗族势力的活动极大地影响了民主政治的成效。本文从历史、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简要分析了现阶段宗族势力在一些乡村仍然存在的原因，指出了宗族势力的存在对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利影响，并提出了消除乡村宗族势力、加强乡村民主政治的路径：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关键词】宗族势力/民主政治/制约

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采取村民自治的民主政治形式，建立了适合农村的选举和自治制度。但是在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许多与民主政治要求相悖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法制不完善、体制不健全等。而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一些乡村社会中宗族势力的活动。宗族势力已成为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一、现阶段我国乡村中宗族势力仍然存在的原因

中国宗族现象的历史源远流长。宗族势力在现阶段的中国乡村社会中仍然存在具有历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根源。

第一，从历史上看，宗族现象在中国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是特定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产物。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在专制王权控制力量难以企及的广大乡村，普遍存在着适应小生产方式的以宗族为核心的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的分散性单元。而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对种族地域化的宗族解决其内部成员间矛盾的方式予以认同，不鼓励地方官卷入宗族事务的处理，于是宗族势力在漫长的历史中得以充分发展，形成了按血缘辈分划分等级，由族长、家长利用强制遵守的族规、家规对宗族内成员进行控制的较为有效的方式。由于宗族本身固有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不利于农村政治建设的民主化、法制化，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宗族势力与活动受到抑制。但由于种种原因，宗族力量始终未能彻底根除，并且在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中通过适应和自我更新继续延续着它在中国乡村地区的存在。

原来村庄体系并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村落。古村落是一种文化遗产的活的载体，承载了我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和民俗文化。宗族文化是古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村落保护的积极力量，应该得到保护和传承。

一、宗族和宗族文化概念辨析

宗族是指生活在同一空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共同的祖先为认同基础的民间社会组织形态。《中国礼仪大辞典》引用班固《白虎通》的说法:“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族，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中国传统古村落是一种聚族而居的宗族村落。这种以宗族为基础的村落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基本方面。鹤舍村就是一个典型的聚族而居的宗族村落。宗族文化是同宗、同族在村落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传承于族人之间，记载于字里行间，或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文化遗产的属性，宗族文化遗产分为物质宗族文化遗产和非物质宗族文化遗产。物质宗族文化遗产主要包括祠堂、族谱、民居建筑等，非物质宗族文化遗产包括祖先崇拜、宗族感情、耕读文化、祖训家规等。本研究以鹤舍村为例，分析古村落宗族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现状。

二、鹤舍村的物质宗族文化遗产

(一)祠堂。宗族的基本结构由祠堂、族长、房族、庙宇等组成。在宗族村落中，祠堂是尊宗敬祖最有力的物化表现，也是宗族文化得以传承的实质载体。鹤舍村的祠堂建于明代天顺七年，后虽有修缮，但整体构架未变，距今已有550年历史，是供奉袁氏始祖袁宗美及其他列祖列宗的地方。鹤舍村祠堂属三进格式，分上堂、中堂、下堂，架构雄伟，气势恢宏。祖祠的门梁上挂有“汝南世家”牌匾，那是中国百家姓氏中袁氏发源地的标志。鹤舍村的居民全部姓袁，先祖袁安是东汉汝南汝阳人，字邵公，明帝时任楚郡太守、河南尹，以严明著称。其子孙世代任大官僚，“汝南袁氏”成为东汉有名的世家大族，此为“汝南世家”之由来。祖祠大门两壁有“卧雪家风”墨迹。祖传安公在朝时，钦巡洛阳，突遇大雪，他为公不扰私，为官不扰民，不入城门而僵卧于大雪之中。汉明帝敕此举为孝廉。袁氏后裔听从祖训，发奋读书，求取功名，鹤舍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文明古村。祠堂“三进”的最后一厅即上厅，正中间用于安放先祖的神位牌。最上面祭拜的是天、地、君、亲、师，接下来依次从远祖到近祖供设着先祖的牌位，牌位两边的白色上堂上写着亡故村民的名字。一切与宗族有关的事务都可以在祠堂举行或商议，大到祭祀、修谱、兴学、济贫等，小到赡养老人、解决纠纷等，体现了宗族的权威。时至今日，祠堂还是举办婚丧嫁娶、年节演戏等重要活动和村民议事、招待宾客等的场所，具有奖惩和教化族人的功能。(二)族谱。族谱，又称家谱、宗谱、家乘、家碟等，是我国家族民俗发展中一种记录家族世系及重要成员事迹的谱表和文书。每一个宗族都有自己的族谱，族谱是宗族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族谱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族规家则。族规是宗族村落的管理规章，是协调宗族内成员关系的依据;家则是家族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一般在初次修族谱时会被写进族谱。鹤舍古村袁氏家则主要在孝悌、读书、祭祖、家风、子嗣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1．务孝悌往古来今，惟孝悌两端乃立业传家之本，斯二者根底至性也。……人生自不与草木同腐，若不孝不悌势将犯上作乱，酿祸天伦，无所不至矣。安望兴家旺族，凡我族人亟宜警省。2．教读书子侄气质清明者十之七八，昏浊者十之二三。虽禀赋不同而父兄师友以严督课之道大约过半耳。所以古人劝世语有曰:欲高门弟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3．尚勤俭家道之盛衰视乎勤惰，更因乎奢俭。农要胼胝三时，学须讽确五夜。饮食不妨菲薄，衣服不妨朴素。克勤克俭自在皆得乐，家道自尔日崇也。不然，非保世长久之道。4．重祖冢祖宗坟墓子孙体魄所系相关，最切识认不可有误，祭告不可有缺也。……倡率各祖冢遇清明时祭奠立碑指示，令卑幼者认某山为某祖、某穴为某坟，常加巡视培砌，严防侵伐毁坏。祖茔在目而孝思于不匮矣。5．惜谱牒谱牒既成，各房迎接须装藏严密，珍重爱护，毋致虫鼠蠹耗风雨油腻污损、毋为异姓窃视召人衅端、毋为典当起人迷乱、毋肆笔墨裁名书案致使误错。定专人收藏管护之。这些袁氏家则一直流传至今，袁氏子孙在族内大小事上一直遵从务孝悌、教读书、重祖冢、尚勤俭、端嫁娶等祖训，传承良好家风，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和道德品性。宗族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也依靠族规家则实现，族规家则一旦制定，宗族内的每位成员都必须认同和遵守，并主动向本宗族组织靠拢，这无疑增强了宗族村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三)古巷总门和麻石巷道。王沪宁先生认为，封闭性是村落家族文化的“基质”之一，宗族村落特有的防御措施体现了这种封闭性特点。在古代社会，聚族而居的宗族村落为了保护村民的安全和利益，都会修筑村门、村墙和巷道。鹤舍村的墙已毁，现尚存15条麻石巷道和3处古巷总门。麻石古巷建于清代初期至中期，一律用本地麻石(花岗石)开成厚约10厘米、宽约30厘米、长约1米的片石铺设巷道，巷道在村内纵横交错，迂回曲折，通到每户村民家门口。巷道对居住其中的村民具有庇护意义，村民可以凭借线索找到从村外到自家的最便捷路径，而巷道由于立面和路径的相似性，对外来人具有排斥作用。巷道同时也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和宗族生活的需要。尚存的3处古巷总门建于清代，村庄原始风貌是围墙环村，外人进入村门后，必须通过巷道总门才能进入每户，这有效保护了族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三、鹤舍村的非物质宗族文化遗产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宗族传统厚重之特征分外明显。通过徐扬杰、王思治、李文治诸学者的研究，人们已越来越认同这一结论，即：“到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的近代封建家族制度，不是古代宗族制度的直接延续，而是宋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新的家族制度，它以祠堂、家谱、族田和族长族权为形态结构方面的主要特点。”（徐扬杰，1999：14）由此，对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乃是包含宗族因素在内的“乡绅自治”说，尽管少数学者表示过相左的意见，但多数人均予以认可。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特征是稳定不变、还是曾经历不同的历史演变？如果曾有演变，那又是如何变化的呢？其变迁蕴涵着怎样的规则和意义？显然，分析和理解这些问题，对于讨论宗族在当今中国乡村治理中的现实处境与意义有着重要的价值。

对于宗族在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变迁，学界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如项继权（2002）在一项历史考察中认为：在不同的时期，家族与国家的关系及家族的治理方式不尽相同。春秋战国前，家族治理表现为家国不分、周王的一族治理；东汉至南北朝时代则表现为少数豪门大族对社会的控制，而宋代以后则是大众化的家族对社会的组织与管理。时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官府依然依托家族来行使权力，主导着乡村基层社会的治理，尽管同时又力求以地域性行政组织取代家族组织，以削弱其权力和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家族宗族受到严厉的限制，已丧失了组织和行为上的合法性，已不再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形式。在对赣皖10个村的田野调查中，笔者也曾发现：在20世纪百年间，宗族在村治中的作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前半叶居主导地位，作用很大；第二阶段即1949年至1979年间，宗族作用潜存着，没有合法、正式的地位；第三阶段为1980年以来的20年间，宗族的作用凸显，但不如20世纪上半叶那么强大。（肖唐镖等，2001：12-13）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归纳均是对宗族功能的表层性揭示，概括性、尤其是学理性严重不足，难以显示各自的内在特性。

本文认为，自明清时期至今，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特征，经历了从正式治理者到非正式影响者、再到非正式治理者的转变。角色转变的时点，分别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和20世纪70年代末。限于篇幅，本文拟借助史家所使用的史料、以及笔者所组织完成的赣皖10个田野调查资料（肖唐镖等，2001），集中考察前两种角色的变迁状况，即自明清至1970年代宗族的治理角色变迁。文章将从历史考察着手，按时序分别考察宗族在明清时期、晚清至民国时期（即20世纪上半期）、解放以来至“”结束（1949-1978）三个时期的角色特征，最后，再对“正式治理者“与“非正式影响者”两种角色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

一、宗族治理的全盛时期：明清时期

在明清及其前，国家权力的正式设置止于县一级，在乡和村则实行地方性自治。那么，这种自治是如何实现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那实际上是由乡绅与宗族来共同治理乡村（吴晗、费孝通，1988；郑振满，1992；赵秀玲，1998：175-204；弗里德曼，2000）。正如有学者指出：“宋元明清宗族制度的总体特征是通过祭祖及建祠堂、选族长、修族谱、设族田、建族学使之组织化，其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体现其民间社会的普及和自治化。新的宗族制度与国家政权分离，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该时期引人注目的历史内容。”（常建华，1998：38）

在明初，朝廷采取打击强宗大族的政策，但自明中叶以后，士大夫开始了宗族组织化的建设。嘉靖八年，明政权正式建立乡约制度，弘治年间在全国实行保甲法，但据研究，这两项制度均发生了同宗族制度相结合的情形，“乡约、保甲实施过程中，增强了宗族组织的自治化和政治化”。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世袭化与赋役制度的定额化，也促成了宗族组织的政治化和地域化。从嘉靖开始到万历时期，宗族请政府批准族规家训的活动形成了高潮，以支持其对宗族子民的控制权和教化权。（常建华，1998：43-46）随之而来的是宗族司法权的强化和族长权威的形成，宗族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摘要]近来，广大农村出现了宗族文化复苏的现象。笔者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时，发现了宗族文化复苏的深层原因在于村民对祖宗神灵的信仰依赖，并发现了其运行的内部机制——民主选举、阳光操作和信仰支撑的构架。

[关键词]宗族文化信仰路径依赖

宗族、宗族文化研究向来是学术界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切入点。农村改革使农村的面貌大为改观，农民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许多农民对祖宗神灵（化身为菩萨）的信仰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笔者对江西F村宗族文化活动的调查，或许能透视宗族文化兴起的内在根源。

一、宗族文化及其复苏

1.宗族文化概念

宗族文化在很多专著或文章中有所论述，比较代表的有钱杭、谢维扬和周大鸣。张善斌认为，宗族文化有其特定的内涵，一般是指以家族的存在和活动为基础，以家族的认同和强化为特征，注重家族延续与和谐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宗族文化通常包括家族的结构、功能、行为、伦理、观念、心理精神和礼俗等层面（张善斌，2002）。笔者认为，宗族文化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相对稳定地积淀在族人心理层面的宗族观念、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传统。

[论文关键词]当代宗族现代性反现代性反思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当代宗族现代性与和现代性理论境遇的深入剖析，指出当代宗族现代性与反现代性论争的彰显并使之陷入理论困境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而是理论自身不够成熟或存在某种缺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传统宗族和当代宗族认识与把握上的失准，因而文章强调应对原有的研究方法加以检讨，进而对传统宗族和当代宗族进行重新审视，以期给予当代宗族一个准确的定位。

自20世纪初，我国的宗族力量就开始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陷入全面的解体之中，宗族力量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也发生了裂变。这些冲击部分是由于战争的劫难和农民的流动，更重要的是来自政治上封建君主制度的覆灭。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残存的宗族组织又因其所谓的“封闭性”、“排他性”、“反现代性”而被定性为一种落后、封闭甚至反动的封建糟粕，并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在政治上、组织上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并使人们对宗族的“封建糟粕性”形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思维定势。宗族组织由此而陷入销声匿迹之中。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农村改革的兴起，沉寂多年的宗族力量在中华大地上纷纷复兴起来，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及华南地区以建宗祠、修族谱、祭祖宗等宗族活动更为活跃。此现象给以前的定势思维以强烈的冲击，进而引起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认识与反思，研究著述斐然。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大都是以当代宗族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为其探讨的话语焦点，并出现了或者否定、或者肯定、或者折中的观点。

一、当代宗族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理论境遇

关于当代宗族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论述，较早的观点多持否定的态度。撮其要者，约有:农村宗族与宗族主义，都是建立在封建的、落后的宗族文化基础上的，并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制度的反映，也是封建社会制度的一个要素，因而它与现代社会制度和现代文化是不能相容的，宗族主义是农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宗法组织在中国农村的复兴，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都是一次文化大倒退，必将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它的发展和壮大，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宗族文化在本质上与农村现代化是相悖的，具体体现在:宗族文化的“宗法”与现代化的法治相悖；宗族文化的血缘性与现代化的血缘性相悖；宗族文化的封闭性与现代化的开放性相悖。所以，对于传统宗族文化的态度，只能是改造，并用新文化去取而代之。简言之，“否定论者”普遍认为，宗族因素无正面作用，当代宗族只不过是传统宗族的残余与继续，因而视其为“封建势力的抬头”、“黑恶势力的汇流”、“现代化的反动”等等，应对之进行限制，禁止。

在“否定论”几乎成为通说之时，也有学者认为:宗族制度是一种能够容纳现代化持续变迁问题与要求的较有弹性的制度形态。宗族不仅适应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社会，也适应于开放的商品经济社会。农村社会的宗族组织会继续存在下去并不断发生变化。当代农村宗族组织已经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产生了变异性的表现。由于汉人宗族那些源于血缘又超越血缘的内源性根据，就使得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的重建和转型，所遵循的规则显然就不能与一般的血缘团体的演变规律等而视之，其命运和前途也必定会有所不同，这就能够证明，血缘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经过完善的补充和限制，完全可以与现代的文明生活形成一种复杂的适应关系。概言之，宗族原本具有社会互助、发展公益、辅弼国家等无法否定的正面功能，而且宗族的社会韧性，使得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的进行自我更新，因此，宗族可以现代化，应当对之采取宽容的态度。

[内容提要]

村落里的宗族势力是我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政权的扶植，家族现象成为我国社会传统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初期开始，我国基层农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宗族势力的影响有所减弱。然而自80年代开始，国家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导入具有现性的村民自治制度，宗族势力伴随着有一定规模的复苏。那么，村民自治的既定法律制度与作为传统文化的宗族势力在我国农村权力运行中，会不会发生冲突？冲突是怎样交锋的？其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两者应如何协调？为探究上述问题，本文根据温州地区部分乡村的实地调查，用法社会学的视角，从2个具体案例入手，叙述两者冲突的形式和原因，并粗浅提出两者协调的途径是加强文化认同感，完善既定自治制度。作者进一步认为，具有现性特征的自治制度要在乡村健康发展，必须扎根于农村实践，在与乡村文化互相磨合、斗争中汲取本土因素，才能培养出具有泥土气息的农村“市民社会”和“和谐社会”。

关键词：宗族势力村民自治冲突表现形式冲突的协调

[abstract]

Theclansmeninfluenceofthemileofvillageisabasiccharacteristicoftheourcountrysociety,periodintheverylonghistory,becausethenationalpoliticalpowerpropup,thehouseholdphenomenonbecomestheourcountrytheimportanceofthesocialtraditionalappearanceconstitutesthepart,thisinitialstageofcenturystart,ourcountrythegrass-rootsvillagetookplacetheimportantvariety,theinfluenceoftheclansmeninfluencehastodiedown.Howeverstartfrom80''''s,thenationpromotesthegrass-rootsdemocracy,theductinghasthevillagepeopleautonomysystemofthemodernreasonableness,theclansmeninfluenceaccompanieswiththerecoveryofhavethecertainscale.So,thedecidedlawsystemofthevillagepeopleautonomyandbetheclansmeninfluenceofthetraditioncultureinourcountrythevillagepowercirculate,cantakeplacetheconflict?Theconflictcrossswordshowof?Whatisitsdeepreason?Dobothmoderatewhatif?Inordertoinvestigatetheabove-mentionedproblem,thistextaccordingtoWENZHOUtheon-siteinspectionoftheregionpartcountry,theangleofviewofthemethodofusingsociology,commencesfrom2concretecasesexample,describingformandreasonsofyourconflict,andsuperficialputforwardthepaththatbothmoderateistostrengthentheculturalapprobationfeeling,perfectanddecidedautonomysystem.Theauthorfurtherthinks,theautonomysystemthathavethemodernreasonablenesscharacteristicwantstodevelophealthilyinthecountry,mustberadicateinthevillagetopractice,drawingtotakethenativefactorinwiththecountrycultureeachotherwhetmatch,struggle,thencandevelophavethemudbreathingofthevillage"citizenrysociety"and"harmonioussociety".

keywords:Thecoordinationoftheclansmeninfluence/villagepeopleautonomy/conflictmanifestation/conflict

（二）、冲突的原因透视

1、农村基层存在多元秩序，法律并非唯一的权威。

从上文的实证调查可以看出，一个不同于“正式制度”[15]所构想和构建的乡村社会秩序是存在的，我们把这种秩序称之为“民间的”，并不是因为相信这种秩序是在国家正式制度之外而且不受其影响而独立存在的，而是因为这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先于正式制度，并且多少是在其有效控制之外形成和发展的。就目前的情形来说，正式司法制度在乡村社会的派出机构如基层人民法庭、司法助理员，无论在人员配置、人员的素质、知识结构以及财政上均很难承担繁重的任务，这种司法制度上“补给”的不足，反过来抑制了民间对正式法律的需求，同时也使政府不得不更多的依靠民间调解来解决民间纠纷，宗族势力作为一种传统力量，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解决纠纷的权威。问题是，和上文提到的“8.16”案例一样，民间调解所依据的原则，更多的不是出自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而是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是乡民们所了解、熟习、认同、接受乃至于视为当然的知识。事实上，主要是通过宣传和普及形式自上而下灌输给乡民的国家法律，远未内化为乡民自己的知识，而这些令乡民感觉陌生的新知识，也未必都是指导他们生活和解决他们问题的有效指南。因为所谓民间纠纷，大体发生在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换言之，发生在没有陌生人的社区共同体当中。这个共同体和我们目前提倡的“法律共同体”一样，不但以信息的共享为其特征，而且其成员基本上拥有同一知识，受制于同一生活逻辑，在这种意义上，当事人和调解人之间的差别并不重要。对他们来说，国家的法律所代表的不但是另一种知识，而且，至少在许多场合，是一种异己的和难以理解的知识。

当然，这并不是说，乡村社会本身就是完整、自给自足、无须国家法律介入，而是说，宗族在我国历史上那么长时间的传统，在人们心目中的认同感及其经过实践推敲而形成的相关制度不可能人为就可以改变，加之以个体为本位的现代法律制度制定和执行者的失误等因素，宗族在处理民间纠纷和分配民间利益上的权威并没有根本性的消失，国家正式制度的权威还没完全确立，法律的预期性、指导性等功能实践中仍需要宗族的相关协调、组织等功能去弥补。就如梁治平教授所言“民间通行的规范与观念，也不是迷信、落后一类说法能够恰当地说明的。事实是，民间秩序的发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根据，早在我们讨论的那套正式法律制度深入乡村以前，它们就已经存在，并且有效地提供了一套使得乡村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进行的框架。可以肯定，这套知识是正式制度所不熟悉的，但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乡民来说，它们却是生活常识，是人们之间进行社会交往和解决他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的重要手段[16]”。

2、既定制度设计中的缺失

（1）、立法上，相关基础性的概念不明确，导致宗族和正式制度中概念的理解不一致。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体制建构不断完善。但是在一些地区宗族势力的活动极大地影响了民主政治的成效。本文从历史、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简要分析了现阶段宗族势力在一些乡村仍然存在的原因，指出了宗族势力的存在对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利影响，并提出了消除乡村宗族势力、加强乡村民主政治的路径：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关键词】宗族势力/民主政治/制约

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采取村民自治的民主政治形式，建立了适合农村的选举和自治制度。但是在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许多与民主政治要求相悖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法制不完善、体制不健全等。而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一些乡村社会中宗族势力的活动。宗族势力已成为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一、现阶段我国乡村中宗族势力仍然存在的原因

中国宗族现象的历史源远流长。宗族势力在现阶段的中国乡村社会中仍然存在具有历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根源。

第一，从历史上看，宗族现象在中国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是特定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产物。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在专制王权控制力量难以企及的广大乡村，普遍存在着适应小生产方式的以宗族为核心的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的分散性单元。而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对种族地域化的宗族解决其内部成员间矛盾的方式予以认同，不鼓励地方官卷入宗族事务的处理，于是宗族势力在漫长的历史中得以充分发展，形成了按血缘辈分划分等级，由族长、家长利用强制遵守的族规、家规对宗族内成员进行控制的较为有效的方式。由于宗族本身固有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不利于农村政治建设的民主化、法制化，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宗族势力与活动受到抑制。但由于种种原因，宗族力量始终未能彻底根除，并且在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中通过适应和自我更新继续延续着它在中国乡村地区的存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我国农村宗族势力近年来重新抬头，并演化出一种新的形式，即宗派矛盾与问题。宗派问题直接危害了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定，影响了党在农村的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正视农村宗派势力的危害，遏制宗派势力的活动，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好宗派问题，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一、宗派问题的表现

宗派问题是宗族与宗族之间的问题，也可能是同一宗族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中国农村宗族组织在沉寂了多年后再度兴起，成为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的一股破坏性力量，在少数地方演化成宗派矛盾和宗派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炫耀宗派势力。宗族组织受封建宗派宗族观念的影响，热衷于势力炫耀。一是修族谱。各个家族为了增加在基层话语权，彰显家族的力量，不惜进行跨乡，跨县甚至跨省的大串联。二是成立宗族组织。为了便于组织、管理及强化宗族力量，各族成立专职的宗族委员会，处理宗族之间争端的相关事宜。根据湖南省岳阳市的调查，80年代末期，三分之一的农村建立了宗族组织。在该市临湘县273个行政村中，有230个村建立了宗族组织，比例为84%。三是耍族龙、抢坟山、闹人命等。为了增加家族凝聚力，宗族势力通过非法手段圈建各自的坟山，并定期进行祭祀活动，在当地的“龙灯会”（或狮灯会）上舞“龙”（耍族龙）以显示本族的势力。四是重复修建学校等基础设施。同一个行政村的不同宗派之间为了炫耀势力，在修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方面攀比重建，竞相炫耀，出现了“一村两校”等浪费资源的现象。

2、宗派纠纷械斗。利益纷争是形成宗族、宗派矛盾问题的根本原因，同时宗族、宗派之间的矛盾宗族、宗派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农村民事纠纷和各种暴力事件（如械斗）的一个重要起因，是不可轻视的社会问题。宗族间的冲突，可以“看作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方”（科塞，1956）。这种植根于个人基础上的冲突也就转变为宗族、宗派之间的冲突，进而引起更大的社会震荡。不同宗族通过修谱认祖宗斥外姓，强化宗派族权观念，使不同族姓之间、村民之间，宗族与农村基层组织之间对立起来，导致了宗族冲突与械斗事件的大量发生。据报道，浙江省天台县某村曾发生一宗超过5000人卷入的大规模流血械斗事件。在一些农村，某些家族出于维护自身小团体的利益，经常凭借其族大、人多的优势，公然置政府、法律于不顾，抵制国家法律，政策，抗粮、抗税、抗计划生育；一些家族成员在狭隘、自私、保守、自大的心理支使下，为了本家族的利益，甚至有时是为了一小块坟地、荒土而常常发生宗族、宗派械斗，严重影响了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固。

3、争夺资源。各宗族、宗派之间对资源的争夺是宗派问题的又一主要表现。一是争夺山林田地权属。以湘南某县为例，2005年该县调纠办的统计数据显示，争夺山林田地权属的纠纷占全部纠纷的49％。二是争夺水电路等资源，包括田土灌溉用水、公路的使用等方面的利益，这一类纠纷约占25.5％左右。三是争夺教育文化资源。宗派势力在教育文化的争夺主要体现在对村级小学的占有、使用权以及学校校址的规划上。同一行政村的不同宗族为了争夺学校的控制权，都想把学校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结果双方互不相让，自筹资金建校，自请老师上课，出现了“一村两校”现象。据统计，湘南某县有11个行政村存在“一村两校”的情况。此外当一些国家的资源，包括救济、扶贫、信贷等等资源进入农村并在行政村的层面进行分配的时候，宗派之间争夺资源分配的角逐也同样在这个层面上展开。

「内容提要」在乡村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型的过程中，农村治理将更多地依赖于民间权威，即农户之间的谈判、协商与合作。农户之间要达成长期合作，就必须保证农户之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这就要求村庄的结构是封闭式的，即农户无法退出村庄，没有更好的外部机会。农村的开放和农户流动使得村庄不再是封闭的，部分农户可以有更好的外部机会，农户之间的合作更加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族复兴虽然表明农户存在合作的意愿，但是这种合作不是长期的。另外，本文对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以农户合作为基础的农村治理依赖于明晰的产权。

「摘要题」乡村治理

「关键词」宗族/农村治理/合作博弈

一、引言

随着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以及“草根民主”观念的普及，农村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尤其赢得了很多社会学家的智慧。农村治理，就是农村公共权威管理农村社区，增进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徐秀丽等人（2004）所指出的，治理不同于统治，它不仅仅依赖于政府权威，还依赖于民间权威，或者二者的结合。因此，农村治理不是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而是通过上下左右的互动、合作协商、确立认同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从近代直到现在，治理中国农村的公共权威结构主要由政府、政党和民间三部分组成，其中，政府和政党属于官方的权威机构，他们在中国农村治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治理结构与以前相比还是有了很大变化，政府和政党权威深入农村，国家对农村的控制明显加强。民间治理权威，尤其是一直广泛存在的“宗族治理”受到严厉打击，在建国后的30年里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治理改革，源于体制解体后农村社会广泛出现的权力真空。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体制。1987年全国人大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农户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8年开始实施，标志着农户委员会的建设进入了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根本法和具体组织法确立了农户委员会作为农户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农户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确定了农户委员会不是一级政权组织，而是农户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于建嵘（2002）认为，在文本制度上，村民自治是以确认和保护农户个人权利为前提的农村治理制度。目前中国乡镇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农户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农村治理方式，标志着国家行政化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