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范文10篇

一、禅宗精神与文艺美学的相通

近年来，已出现了一些研究和论述佛教和禅宗对文艺美学的影响的论著（注：例如有曾祖荫的《中国佛教与美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王海林的《佛教美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高长江的《禅宗与艺术审美》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黄河涛的《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丁明夷、刑军的《佛教艺术百问》，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出版；陈聿东的《佛教与雕塑艺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等。），研究了审美的妙悟、虚静、言意、境界、形象、静观、直觉、想象、顿悟、灵感等以及禅宗对山水诗画、古窟雕塑艺术、建筑艺术等的美学影响。

本文试图对禅宗在本体论、方法论上给美学有何启发、对我们建立和发展文艺美学有何重要帮助等问题作一些探索。

禅宗的本体，可说是一种无本体的“本体”。它否定了传统哲学中作为终极实在的本体。它的宗旨是“识心见性”，“见性成佛”。它的思维方式是般若直觉，直指自心，只能默契、顿悟、内证、自照，不能将其对象化。相反，它还将佛变成一种只可内证、默契的个人体验式的顿悟自心。它又反对空谈心性，反对舍弃感性以求精神净化的“坐忘”和“玄谈”。它主张在感性经验中直接实现超越和提升。怀海说“即此用，离此用”，慧能说“担水弄柴，皆有妙道”。它勘破了例如道家的“道”和儒家的“仁”那样派生万物的“本体”，破除了种种物质束缚和精神枷锁，解构了“法执我执”，要求“平常心”做到“本来无窒碍”，“随处任方园”。它认为“本来无一物”，否定了终极存在的本体。它破除了虚假观念和虚假原则，否定了无法抽象回答的假问题，而追求心性的自由解放。

禅宗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核心是心性论。禅宗精神就是超越精神，超越现实的物质和精神束缚，追求在现实感性平常生活中实现心灵解放与思想自由。这也可以说是它没有本体的“本体。”这种精神，与儒家的“率性而行”、道家的“自然无为”是有相通之处的。它与存在主义说的“纯粹内在意识的不证自明性”，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的“人应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与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的“对于人所不能说者，人必须沉默”等，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禅，是梵语“禅那”(dhyāna)的简称，鸠摩罗什译作“思维修”，是一种运用思维活动的修持方法。玄奘译作“静虑”。禅，要求清除私心杂念，专注一境，守意修定，以定发慧，以慧资定，定慧双修，达到“涅pán＠①”。它又破又立：破除烦恼束缚，立得心性解放，使以求得“圣道”。

摘要：冯友兰先生对佛教哲学的研究始终以禅宗发展为核心，他对中国佛学发展三阶段的划分也源于对禅宗的思考。他的佛学研究特点，在于将中国佛学的发展放入中国哲学吏发展的背景下考虑。他以禅宗为中国佛学发展的产物，对禅宗的思想渊源、方法及禅宗与宋明新儒家的关系也都有详细分析。所以，要从他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大背景思考。从他自身的贞元六书为代表的哲学体系思考，把禅宗放在他的整个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看，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他在禅宗研究中的贡献及不足。

关键词：禅宗；负的方法；《坛经》；宇宙的心

冯友兰先生是我国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先辈，他的中国哲学史写作也较早涉及到佛教哲学。而且在其贞元六书中也常常可见对佛教哲学的反思。他的佛学研究特点在于将中国佛学的发展放人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背景下考虑。其中，他对禅宗尤为关注，可以说，禅宗构成他思考中国佛学的中心。围绕禅宗的产生和发展，他对中国佛学发展做了格义、教门、宗门三阶段划分。格义阶段他主要分析了两汉及魏晋佛学传播中如何受老庄道家的影响而发生思维模式的中国化，教门阶段以客观唯心主义的发展为线索，直至推演到宗门阶段禅宗的产生。整个过程实际上为禅宗做铺垫，是以中国化来判断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以禅宗作为中国佛学形成的代表。在他看来，禅宗是中国化的佛学，是真正代表中国特色思维模式下的产物。以中国化来判断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以禅宗作为中国佛学形成的代表，由此才有中国佛学发展的三阶段划分。

中国佛学这一概念的建立也是在他对禅宗的思考过程中提出的。早年他所作的《中国哲学简史》就已经明确区分“中国佛学”和“在中国的佛学”两个不同概念，并以是否受到中国原有思想影响，是否与中国原有思想结合并对中国哲学传统发生影响为判断“中国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的标准。而他认为可以代表佛学与中国哲学结合产物的就是禅宗。他说：“‘中国的佛学’则不然，它是另一种形式的佛学，它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结合，它是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禅宗虽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可是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由此可见他对禅宗的基本看法。

一、禅宗的思想渊源及方法

具体说，冯先生对禅宗的研究包含了三方面：一是对禅宗思想发展渊源的追溯，二是对禅宗方法的探讨，三是以儒家学者立场对禅宗与宋明儒学关系的新诠释。其中对禅宗思想渊源的追溯就包含在他关于中国佛学发展三阶段的划分中。

一、禅宗与禅宗逻辑

“禅”或“禅那”是梵文Dhyana的音译，原意是沉思、静虑。佛教禅宗的起源，按传统说法，谓佛法有“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教义，从释迦牟尼直接传下来，传到菩提达摩。达摩于梁武帝时（约520～526年）来到中国将心传传给二祖慧可（486～593年）。如此辗转相传，终于出现了以六祖慧能（638～713年）创始的南宗顿教，以后日益丰富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佛学禅宗。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是“中国的佛学”，它是中国道家哲学与佛教空宗（亦称中道宗）相互作用的产物，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禅宗所依据的主要典籍为《金刚经》和《六祖坛经》。

其实早在达摩来华以前，空宗的代表人物僧肇与道生等就在吸收与融汇中国道家思想的基础上，为禅宗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如在道生的理论中，就有了“顿悟成佛”、“一切众生，莫不是佛”（《法华经疏》）等禅宗的基本思想。而在被僧肇所具体化了的关于三个层次的“二谛义”理论中（《肇论·般若无知论》），空宗所谓的第三层真谛即为禅宗之“第一义”。禅宗的一切修行以及最后的顿悟，都是为了成就作为其终极目标的“第一义”。这个第一义就是宇宙的本体、佛的本体，就是最后解脱的境界。

三个层次的“二谛义”理论认为：(1)第一个层次：普通人以为万物实“有”，而不知“无”。佛教认为万物实际上都是“空”、“无”。在这个层次上，认为万物是“有”，这是“俗谛”；认为万物是“无”是“真谛”。(2)第二个层次：认为万物是“有”与认为万物是“无”，都是片面的。因为“无”并不只是没有了“有”的结果。事实上“有”同时就是“无”。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一物此时此刻的存在状态与其在另一时刻的存在状态是不同的，在这种意义上，此时此刻的“有”在另一时刻就是“无”了。故在这个层次上，说万物是“有”与说万物是“无”，都同样是“俗谛”。只有不片面的中道，认识到万物非有非无才是“真谛”。(3)第三个层次：说“中道”在于不片面（非有非无），这意味着进行区别，而一切区别本身就是片面的。故在这一层次上，说万物非有非无就是俗谛了。真谛是：万物非有非无，而又非非有非非无（《大藏经》卷四十五）。禅宗的第一义，指的就是这种“非有非无，而又非非有非非无”的境界。《金刚经》云：“……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这种“非非”的境界是经验之外的，是普通的逻辑思维达不到的，是不可言说的。所以“说似一物即不中”（《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我向尔道是第二义”（《五灯会元卷第十·清凉文益禅师》），“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

为了证悟禅宗的第一义，“只有打破和超越任何区分和限定（不管是人为的概念、抽象的思辨，或者是道德的善恶、心理的爱憎、本体的空有……），才能真正体会和领悟到那个所谓真实的绝对本性。它在任何语言、思维之前、之上、之外，所以是不可称道、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束缚在言语、概念、逻辑、思辨和理论里，如同束缚于有限的现实事物中一样，便根本不可能‘悟道’”[1]。而这也正是六祖慧能临终传授宗旨的“秘诀”：“先须学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菩提场，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六祖坛经·付嘱品第十》）。应用六祖的这种“对法”，从“有”、“无”始，便可达到非有非无，进而证悟非非有非非无的第一义境界。

仔细分析禅宗的“第一义”以及六祖慧能的“对法”，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给出了一种全新的逻辑，在此将其称为“禅宗逻辑”。

一、禅作为智慧

佛教在汉代就已经引入了中国。先是小乘佛教，后是大乘佛教。但为什么中国思想主要接受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这一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一般认为，汉地本身就具有大乘气象。所谓大乘，也就是说人具有菩萨情怀，能自觉觉人，愿意普渡众生。这的确在中国的儒道思想中已经得到了表达。如儒家的仁爱天下，道家的泛爱众物等等。但汉地对于大乘的接受还源于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对于一种不同于儒道的新的智慧的兴趣。这也就是说，人们除了对于自然（道家）和社会（儒家）的把握之外，还渴求对于心灵自身的深入探求。

当然，大乘佛教在汉地的传播经历了一个过程。首先是空宗的介绍，然后才是有宗的弘扬。不管是空宗，还是有宗，中国人的佛教实践主要是采取了两种途径。其一是读经。它是对于印度佛教经典的翻译、理解和阐释。其中不乏对于佛教基本教义的各种不同的解释，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其二是禅定。一般认为，没有禅定，便没有觉悟可言。因此，禅定不仅是获得智慧的必要手段，而且是开启智慧的唯一途径。

但慧能的禅宗既不倡导片面的读经，也不主张单一的禅定。因此，禅宗之禅不是禅定之禅，而是智慧之禅。在这样的意义上，禅宗是佛教史和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创新。但创新并不意味着绝对地抛弃过去，不如说，它是对于过去的回归。但回归不是对于过去的简单的重复，而是过去的转化和新生。对于慧能而言，那个过去的传统既包括了印度佛教的空宗和有宗，也包括了中国的儒道思想。

禅宗首先直接继承了涅磐有宗的佛性思想。有宗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不仅对于那些善人，而且对于那些恶人，佛性都是永远长存的。佛性是人的不生不灭的内在本性。因此，任何人都有觉悟成佛的可能性。

禅宗其次也采用了般若空宗的中观思想，也就是不二或者无二。不二法门是大乘佛教的一般的思维方法。“佛法是不二之法。”[3]这一法门否定了人们非此即彼的思想方式。它既不是一般语言所断定的某一方面，也不是这一方面的对立面，当然也不是这两者的综合而产生的第三者。毋宁说，它是在这种语言的描述之外的。非此非彼，亦此亦彼。它强调，事物的实相既非有，也非无，如非有非非有。同时，事物的实相既是有，也是无，如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二法门不仅克服了人们认识上的片面性，而且也引导人们在修行上走向中道，消解了世间和出世间的绝对差异和距离。

摘要:禅宗典籍研究已经成为古代汉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禅宗文献是研究古代疑难俗字，唐宋时期的俗语词汇、语法、修辞等语言文字现象的宝贵材料，大学“古代汉语”教学中应秉持与时俱进的“大语文”视角，从语言文字特点、宗教性、文化属性等角度增加禅宗文献内容的讲授，如此既可以扩充古代汉语的教学范围、为相关各人文学科人才的培养打下基础，又可以挖掘和传承中国佛禅思想和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禅宗典籍；观照

主席（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中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所说的“中国特色的佛教”其实主要是指禅宗。禅宗创于中唐而盛行于晚唐、五代，一直到清朝时期，在这么长的历史流传过程中积累了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文献，是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语料，是综合性语言学人才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储备，同样也应该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

一、禅宗典籍对古代汉语的独特贡献

禅宗典籍体裁多样，有语录、灯录、传记、拈颂、偈颂、论议、笔记、清规等，这些禅宗文献当中，灯录、语录、拈颂的语料价值最高，其次是笔记、传记等，这是由于其中大量使用了当时的方俗口语词，而这对于了解当时的语言面貌、佛教文化、社会风俗大有帮助。但是国内对于禅宗文献的关注度在好长时间里一直不够，所以导致“严格意义上的禅籍词汇研究著作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近几十年来，随着古代汉语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禅宗典籍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价值。具体来看，禅宗典籍对于古代汉语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对于中国古代文字，特别是疑难俗字研究大有帮助。尤其是敦煌禅宗文献，由于其多为手抄本，给疑难俗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现在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比如潘重规主编的《敦煌俗字谱》，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黄征《敦煌俗字典》等为其代表。唐宋时期的禅宗文献也保留了大量的疑难俗字，比如《祖堂集》《五灯会元》等禅籍，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其二，对于唐宋时期的口语词汇研究大有帮助。唐宋时期的禅宗灯录、语录中保留着大量当时的口语词，与同时期的其他语料相比更加的通俗、自成体系且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早年曾有学者呼吁加大研究的力度：“以前研究唐宋口语词，大多利用诗词、变文和笔记小说等作为基本材料，而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数量不少、价值很高的禅宗语录则尚未充分利用，这是须要补做的一项重要工作。”[2]其三，对于唐宋时期的汉语语法研究大有帮助。正是由于禅宗语录的口语化程度非常高，所以“对汉语语法史研究来说，禅宗语录语法研究具有多方面作用：揭示新兴语言现象的始见时间或流行时间，印证某些语言现象，显示禅宗言语社团的特殊语法现象。”[3]其四，有助于开拓修辞学研究的范围。禅宗灯录、语录具有与其它文献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和强烈的修辞特色，拥有隐晦性、怪缪性、游戏性、通俗性、递创性、随机性等特点，所以成为近代汉语修辞学最引人瞩目的研究对象。总之，正是由于禅宗典籍，特别是敦煌禅籍、唐宋时期的禅宗语录、灯录，在汉语史研究上有重大价值，近几十年来已经引起语言学界的足够重视，在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所以在当今新时代大背景下，大学阶段就让学生接触这一语料，对于加深学生对唐宋时期语言现状的直观认识、全面了解古代汉语历史、促进现代汉语的学习与规范、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

二、高校“古代汉语”课程中禅宗典籍教学现状

摘要：禅宗对于一般人而言稍显陌生，其实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处处体现着东方的古典艺术。禅宗美学是一种静默的美学，将其运用于现代设计，体现为一种智慧美和简洁、质朴的表现方式，能为生活营造一种空灵与美的意境。

关键词：禅宗美学;室内设计

一、禅宗的背景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互碰撞后，不断吸收中国文化的精髓，阐述“空灵”的状态，融合形成中国化的本土佛教。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支柱崩塌，禅宗在这个时候得到迅速发展。

二、禅宗的精髓

1.意境禅宗重视意境，意境受禅宗影响，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社会形形色色的纷扰中，人们渴望内心的平静，设计师可以打造一种体现禅宗美学的意境，用实物展现无形的精神。2.精神禅宗精神作为一种静默的美好，充满着神秘色彩。人们面对世间万物，不论是完美的还是残缺的，都应该以平常心应对，万物枯荣皆不放于心上，体现出淡泊之心。

摘要：禅宗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美术创作上体现为直接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的思想体系。现当代，经过对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和“85新潮”激进美术运动的反思之后，艺术界出现的“新文人画”现象，实质上是对全盘西化和激进美术运动的反拨，预示着艺术审美思想向传统文化回归的精神诉求。

关键词：禅宗中国画艺术审美

一、禅宗思想对构建传统艺术审美的意义

中国封建理学与禅宗思想对待个体生命意义的自由意识，有着两种不同的学说。存天理灭人欲，天理高于一切，人欲不可违背是理学家回避“自由”问题的一贯主张。而禅宗思想却正视个体生命的不自由问题，认为人生的自由存在于不自由之中，解脱之道即在由迷而悟之中。“悟”是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超越了这个界限人生就达到了自由的境界即“涅檠”。禅宗精神就是超越现实的物质和精神束缚，追求现实生活之外的空灵与思想自由，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因而，禅宗有别于儒学的特殊思想魅力也就由此形成。

一方面，禅宗“众生平等”、“无凡圣”等否定权威的平民化思想倾向，受到广大寒士阶层的推崇。而另一方面，禅宗却不否定现存的社会秩序，只是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个人主义思想，具有非群体化、非政治化的倾向，是悲观哲学，是幻想破灭的产物，比较符合旧时代个人意识相当发达、对现存社会高度敏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被挤压、难以自我主宰的心理感受。这些知识分子士大夫为寻求自救，找回个体的生命自由，希望通过“修持”在无自由的现有社会压迫下求得心理解脱和精神释放。

被理学思想规范着的封建士大夫，理性上无力也根本无心与封建秩序对抗。而主张不触动现有秩序的禅宗精神，正好符合士大夫的要求。禅宗的核心“悟“在形式和作用上与艺术审美最为接近。因此，士大夫尚保存的对自由的本能追求，都大量转入艺术审美方面，直接从艺术活动中来体会自由经验，使禅宗在封建时代，成为艺术家的哲学，较之儒学和道学也最富于艺术精神。

一、禅宗精神与文艺美学的相通

近年来，已出现了一些研究和论述佛教和禅宗对文艺美学的影响的论著（注：例如有曾祖荫的《中国佛教与美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王海林的《佛教美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高长江的《禅宗与艺术审美》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黄河涛的《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丁明夷、刑军的《佛教艺术百问》，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出版；陈聿东的《佛教与雕塑艺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等。），研究了审美的妙悟、虚静、言意、境界、形象、静观、直觉、想象、顿悟、灵感等以及禅宗对山水诗画、古窟雕塑艺术、建筑艺术等的美学影响。

本文试图对禅宗在本体论、方法论上给美学有何启发、对我们建立和发展文艺美学有何重要帮助等问题作一些探索。

禅宗的本体，可说是一种无本体的“本体”。它否定了传统哲学中作为终极实在的本体。它的宗旨是“识心见性”，“见性成佛”。它的思维方式是般若直觉，直指自心，只能默契、顿悟、内证、自照，不能将其对象化。相反，它还将佛变成一种只可内证、默契的个人体验式的顿悟自心。它又反对空谈心性，反对舍弃感性以求精神净化的“坐忘”和“玄谈”。它主张在感性经验中直接实现超越和提升。怀海说“即此用，离此用”，慧能说“担水弄柴，皆有妙道”。它勘破了例如道家的“道”和儒家的“仁”那样派生万物的“本体”，破除了种种物质束缚和精神枷锁，解构了“法执我执”，要求“平常心”做到“本来无窒碍”，“随处任方园”。它认为“本来无一物”，否定了终极存在的本体。它破除了虚假观念和虚假原则，否定了无法抽象回答的假问题，而追求心性的自由解放。

禅宗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核心是心性论。禅宗精神就是超越精神，超越现实的物质和精神束缚，追求在现实感性平常生活中实现心灵解放与思想自由。这也可以说是它没有本体的“本体。”这种精神，与儒家的“率性而行”、道家的“自然无为”是有相通之处的。它与存在主义说的“纯粹内在意识的不证自明性”，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的“人应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与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的“对于人所不能说者，人必须沉默”等，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禅，是梵语“禅那”(dhyāna)的简称，鸠摩罗什译作“思维修”，是一种运用思维活动的修持方法。玄奘译作“静虑”。禅，要求清除私心杂念，专注一境，守意修定，以定发慧，以慧资定，定慧双修，达到“涅pán＠①”。它又破又立：破除烦恼束缚，立得心性解放，使以求得“圣道”。

摘要：禅宗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美术创作上体现为直接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的思想体系。现当代，经过对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和“85新潮”激进美术运动的反思之后，艺术界出现的“新文人画”现象，实质上是对全盘西化和激进美术运动的反拨，预示着艺术审美思想向传统文化回归的精神诉求。

关键词：禅宗中国画艺术审美

一、禅宗思想对构建传统艺术审美的意义

中国封建理学与禅宗思想对待个体生命意义的自由意识，有着两种不同的学说。存天理灭人欲，天理高于一切，人欲不可违背是理学家回避“自由”问题的一贯主张。而禅宗思想却正视个体生命的不自由问题，认为人生的自由存在于不自由之中，解脱之道即在由迷而悟之中。“悟”是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超越了这个界限人生就达到了自由的境界即“涅檠”。禅宗精神就是超越现实的物质和精神束缚，追求现实生活之外的空灵与思想自由，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因而，禅宗有别于儒学的特殊思想魅力也就由此形成。

一方面，禅宗“众生平等”、“无凡圣”等否定权威的平民化思想倾向，受到广大寒士阶层的推崇。而另一方面，禅宗却不否定现存的社会秩序，只是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个人主义思想，具有非群体化、非政治化的倾向，是悲观哲学，是幻想破灭的产物，比较符合旧时代个人意识相当发达、对现存社会高度敏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被挤压、难以自我主宰的心理感受。这些知识分子士大夫为寻求自救，找回个体的生命自由，希望通过“修持”在无自由的现有社会压迫下求得心理解脱和精神释放。

被理学思想规范着的封建士大夫，理性上无力也根本无心与封建秩序对抗。而主张不触动现有秩序的禅宗精神，正好符合士大夫的要求。禅宗的核心“悟“在形式和作用上与艺术审美最为接近。因此，士大夫尚保存的对自由的本能追求，都大量转入艺术审美方面，直接从艺术活动中来体会自由经验，使禅宗在封建时代，成为艺术家的哲学，较之儒学和道学也最富于艺术精神。

摘要：《夏伯阳与虚空》是一部渗透中国禅宗哲学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本文从南派禅宗思想与小说内容的交相呼应入手，分析中国禅宗哲学对小说中世界观、人物形象、叙事手法三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佩列文；南派禅宗；夏伯阳与虚空

在20-21世纪的文学创作中，越来越多的西方作家开始把目光转向远东的哲学。在俄罗斯，也出现了布宁，索罗维耶夫，别雷，勃洛克，古米廖夫等一批作家，试图运用东方哲学来决定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1]苏联诗人沃洛申曾说道：“如果说过去欧洲的东方文化研究是基于欧洲与东方穆斯林世界曾经存在的渊源，那么现在，新生的印象主义则开始探寻他们与远东文化的共同根源。[2]所谓的远东宗教与哲学，就是指以中国为首的佛教、道教文化。谈到佛教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首先就应提到佩列文。他本人曾游历中国、日本、韩国，对禅宗佛教青睐有加：“我完全接受佛教的道德准则，这有利于训练人的心灵智慧”，[3]“佛教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能帮助净化现代社会倾倒在我们头脑中的垃圾……它让我在工作之余得到放松”。[4]因此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时常能碰到佛教偈语一般的对话和思考。中国文学批评界也曾对其作品的佛教内涵做出过剖析，其中以郑永旺最具代表性。他从禅宗佛教和后现代主义的相似性入手，以《金刚经》和《坛经》内容为依托，深入分析了《夏伯阳与虚空》中的禅宗思想。[5]本文则进一步发掘出《夏伯阳与虚空》和南派禅宗的紧密联系，主要用《坛经》偈语分析小说中的人物特性和情节发展，从而阐释禅宗哲学对佩列文的创作世界观、人物塑造、叙事手法等方面的影响。

一、如何判断是南派禅宗

中国禅宗佛教最发达的时期当属唐宋。武则天在位期间，第五代禅宗祖师弘忍寂灭，他的两大弟子神秀和慧能分别成为北派和南派禅宗祖师。北派神秀的主张继承了印度禅的传统，要求信众念经，坐禅，苦修，持斋拜佛，修炼的过程要循序渐进，方可达到涅槃；而南派慧能正好相反，他将修行的过程彻底简单化，认为“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6]一切修行只在人们心中，一念顿悟，便可参透禅机，到达极乐世界。这种“人人皆可成佛”的观点在8世纪末广受欢迎，慧能因此成为中国人间佛教的祖师。值得一提的是，慧能祖师一字不识，他曾告诉弟子“诸佛妙理，非关文字”，[7]认为真理不可言说。这与佩列文的创作理念高度契合，他曾在专栏文章中写到，佛道两家都认为真理不能用语言表述，他的创作也试图体现这一理念。[8]再对比《夏伯阳与虚空》中“万物都是虚空”的世界观，以及与虚空一道住院的精神病患者有关极乐的讨论——只有当你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才能得到极乐。对小说中的禅宗思想细化解读后，可以得出结论，这部小说深受南派禅宗的影响。

二、禅宗哲学对《夏伯阳与虚空》世界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