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权范文10篇

摘要：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在经历的20多年中的确对农村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本身制度设计的根本动机和目的以及在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中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来看，其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要出现的，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冲突产生的根源，从而更加实际地去化解这种冲突。文章试图从村民自治的历史发展的背景，从国家推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质及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在农村基层的作用来分析冲突的表现以及冲突的原因从而找出解决的办法。

关键词：行政权;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权;司法救济

引言

中国的农村村民自治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总体看来，它既是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发展的历史延续，又是社会变迁的一个必然结果。近年来，关于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深入到了各个方面，不仅国内的学者，就连国外的许多学者也越来越关注这一制度，从村民自治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进程到村民自治的本质、内涵及运作的理性分析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推动与完善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然而这个当年被举国一致寄予基层民主建设厚望的制度，并没有帮我们找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更好地维护农民的权益，促进农村社会及经济的发展。于是好多人开始反思村民自治制度建构的合理性，一些学者将村民自治的困境主要归因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以及村民素质低下或农村家族势力强盛、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因素的制约［1］，但笔者认为其步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还是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所致，要想真正发挥其预期的价值，如何去调整好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乃是重中之重。本文将主要从这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证。

一、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冲突的表现形式

对于村民自治，中国宪法和法律中都没有明确规定，只有有关村民委员会的规定。基于村民自治的主体以及目的之考虑（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笔者部分采纳徐勇教授之观点，即自治主体是村民，目的是使广大村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2］因此可以说村民委员会就是自治组织的一个“完全独立的权力-利益主体。”［3］这是诠释村民自治的核心。关于村委会，《村委会组织法》的界定是：它是指农村社区的居民自己组织起来，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内容的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因此，在此笔者认为可以将村民自治权狭义地理解为四项内容，即民主选举权、自主决策权、自主管理权和民主监督权。既然法律规定其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那么自治权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约，其自治权却受到了国家行政权的干预和限制，使得村民自治制度的贯彻落实大打折扣。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冲突的表现形式；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冲突的原因分析；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冲突的解决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既是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发展的历史延续,又是社会变迁的一个必然结果、目的是使广大村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村民委员会就是自治组织的一个“完全独立的权力-利益主体、村民自治绝对不是完全由农村村民自发并自理的“自治”、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农村的反映、尽快完善目前用于规定村民自治制度和调整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冲突的相关法律、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即不得超越法律对其范围的限制、必须从立法以及司法上加强保护等，具体请详见。

0引言

中国的农村村民自治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总体看来,它既是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发展的历史延续,又是社会变迁的一个必然结果。很多学者作了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推动与完善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然而这个制度,并没有帮我们找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更好地维护农民的权益,促进农村社会及经济的发展。于是好多人开始反思村民自治制度建构的合理性,一些学者将村民自治的困境主要归因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以及村民素质低下或农村家族势力强盛、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因素的制约[1],但笔者认为其步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还是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所致,要想真正发挥其预期的价值,如何去调整好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乃是重中之重。本文将主要从这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证。

一、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冲突的表现形式

本文采纳徐勇教授的观点,即自治主体是村民,目的是使广大村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2]因此可以说村民委员会就是自治组织的一个“完全独立的权力-利益主体。”[3]这是诠释村民自治的核心。因此,在此笔者认为可以将村民自治权狭义地理解为四项内容:即民主选举权、自主决策权、自主管理权和民主监督权。既然法律规定其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那么自治权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约,其自治权却受到了国家行政权的干预和限制,使得村民自治制度的贯彻落实大打折扣。实践中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党村关系和乡村关系的无法理顺而致的紧张关系。

这种冲突说白了即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附属行政化”问题。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冲突因“过度自治化”导致的观点[4]。但笔者认为,从目前的相关报道来看,后者的几率很小,而且除非家族势力控制了村委会,否则在现行管理体制下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当然,学者们的未雨绸缪也是值得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发生冲突呢?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业协会规章的概念及特点；行业协会规章制定权的由来；行业协会规章的效力；政府如何让行业协会及其规章更好地发挥作用；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和市场的纽带，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行业协会规章是行业整体设计的共同体规范、行业协会规章制定权首先来源于其行业内成员私权利的让渡、行业协会规章与国家法的强制力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其约束力实现方式的不同、大量的行业协会规章是经全体成员的一致同意、内部实施的有效性规范也便相去万里、在行业协会制定规章保护其成员权利过程中，难免会对行业以外的其他群体产生不利影响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行业协会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中介组织得以迅猛发展。行业协会从本质上来说属于自治组织，自治权是行业协会的最主要的权利。而行业协会要实现自治，则必然要建立自己的规章制度，这是一个团体存在和实现其宗旨的基础。

关键词：行业协会；规章；制定权；自制规章；效力

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和市场的纽带，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行业协会从本质上来说属于自治组织，自治权是行业协会的最主要的权利。而其权利的实现则要求其建立自己的规章制度。行业协会规章作为民间法它的效力究竟有多大，对其成员和行业外第三人有哪些影响以及如何规制是我们关心的问题。笔者将就以上这些问题对行业协会规章展开论述。

一、行业协会规章的概念及特点

行业协会规章是行业整体设计的共同体规范。其包含的法益是共同体公益，是全部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而非行业协会作为组织机构的运行的机构单位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行业协会这一社会中间层力量显现出它强大的优势。虽然相关词典和规范性文件对行业协会的界定不完全一致，但通过上述对行业协会定义的理解，大都认为行业协会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具有以下特征：1民间性。行业协会的组织具有自主性，其工作人员也不属公务员编制，经费也一般由自己筹集，与政府行政式的管理与运作机制大不相同。2非盈利性。行业协会不直接从事经济营利行为。即使在运行的过程中有一定的营利性运作和收入，也是围绕行业协会的宗旨而展开的，法律禁止组织成员分配这些利润，而是将其投入到团体或行业群体公益事业中。3中介性。这是行业协会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最显著的特性。4行业代表性。行业协会是同属于一个行业的所有生产经营企业、个体经营者的代表，在反倾销、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行业管理监督等法律制度方面具有特定的意义。

[摘要]民族自治地方享有相应的税收自治权是符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分税制基本要求的，但现实中税收自治权的行使还存在着一些制度障碍。应改革财税体制，授予民族自治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确立自治地方的主体税种，并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关键词]民族自治地方；税收；自治权

税收关系着地方财政运行和经济发展。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本质上是分税不分权，税权高度集中于中央而忽视了地方的税权需求。时至今日，学术界、实务界普遍认为应将适当的税权下放于地方，以实现制度资源的合理配置。不过，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分税制的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处于何种位置?自治地方享有的税权范围是否无差别于其他的省、直辖市?等等，人们对这些问题还是罕有论及。笔者以为，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中，应当充分考虑到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要求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特性，税权配置要尊重和体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使自治地方享有比其他省、直辖市更广泛、灵活的税收立法权和管辖权。简言之，民族自治地方应当享有较非自治地方更为内容丰富的税收自治权。

一、民族自治地方享有税收自治权的法理分析

(一)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决定了民族自治地方应当享有适当的税收自治权

国际上通行的税权划分模式主要有三种：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权型、以法国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分权与集权相结合型。采用哪一种模式，关键决定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

摘要：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在经历的20多年中的确对农村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本身制度设计的根本动机和目的以及在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中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来看，其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要出现的，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冲突产生的根源，从而更加实际地去化解这种冲突。文章试图从村民自治的历史发展的背景，从国家推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质及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在农村基层的作用来分析冲突的表现以及冲突的原因从而找出解决的办法。

关键词：行政权;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权;司法救济

引言

中国的农村村民自治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总体看来，它既是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发展的历史延续，又是社会变迁的一个必然结果。近年来，关于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深入到了各个方面，不仅国内的学者，就连国外的许多学者也越来越关注这一制度，从村民自治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进程到村民自治的本质、内涵及运作的理性分析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推动与完善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然而这个当年被举国一致寄予基层民主建设厚望的制度，并没有帮我们找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更好地维护农民的权益，促进农村社会及经济的发展。于是好多人开始反思村民自治制度建构的合理性，一些学者将村民自治的困境主要归因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以及村民素质低下或农村家族势力强盛、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因素的制约［1］，但笔者认为其步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还是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所致，要想真正发挥其预期的价值，如何去调整好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乃是重中之重。本文将主要从这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证。

一、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冲突的表现形式

对于村民自治，中国宪法和法律中都没有明确规定，只有有关村民委员会的规定。基于村民自治的主体以及目的之考虑（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笔者部分采纳徐勇教授之观点，即自治主体是村民，目的是使广大村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2］因此可以说村民委员会就是自治组织的一个“完全独立的权力-利益主体。”［3］这是诠释村民自治的核心。关于村委会，《村委会组织法》的界定是：它是指农村社区的居民自己组织起来，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内容的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因此，在此笔者认为可以将村民自治权狭义地理解为四项内容，即民主选举权、自主决策权、自主管理权和民主监督权。既然法律规定其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那么自治权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约，其自治权却受到了国家行政权的干预和限制，使得村民自治制度的贯彻落实大打折扣。

一、大学自治的中国路径：自上而下的放权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政权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全面接管与改造，大学成为了政府的附属机构。③改革开放之后，大学办学自主权不断得到确认与强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要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199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立法方式确认高校办学自主权。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要求按照《高等教育法》规定，切实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再次强调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2014年，教育部《关于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中提出要探索多种放权方式，根据赋权与能力相匹配原则，对有能力用好、有良好的权利运行和规范机制的高校，以协议、试点等方式赋予更多的办学自主权。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再次强调要依法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办学自主权’体现的是大学的外部关系，主要是大学与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学术自由和大学治理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大学的外部关系问题，最主要的是大学与教育行政机构之间、学术活动与国家管制之间的关系问题。”④从上述文件内容中可以看到，办学自主权的提出与政府决定改革教育管理体制紧密相关。可以说，与西方大学自治是一个被国家权力逐渐侵蚀的过程不同，⑤中国大学则是一个从国家权力中不断获取自主空间的过程。或许这就是西方的大学自治权与中国的大学自治权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对极与逆差”。当然，以办学自主权为名的大学自治之路仍有诸多障碍。但不管怎样，中国大学在实践中还是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主空间，比如在学生教育管理事务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1990年颁布以来，分别于2005年、2017年进行了两次修订。这两次修订的亮点主要在于对学生权利的强调与强化，与此同时，高校自主管理学生的空间也得到了提升。1990年《规定》在学生管理的诸多事项上高校几乎被定位为纯粹的执行性机构。2005年《规定》开始规定成绩评定、课程设定、学分要求、升跳留降级、重修、学习年限、休学次数与期限、结业后是否可以补考、重修或补作毕业设计、论文、答辩以及是否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方面“由学校规定”。⑥2017年《规定》则进一步规定入学资格保留、复查程序和办法、学分折算与承认、提前毕业条件等事项“由学校规定”。⑦不可否认，即便仅作为学生管理的执行性机构，大学也是拥有极大的自主空间，但这种自主空间主要是裁量意义上的。当《规定》条文明确授权“由学校规定”时，意味着大学对这些事项具有了意志意义上的自主性。虽然无法推知是基于觉悟，还是源于专业壁垒，但显然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动下放权力于高校。从具体授权事项来看，主要都是与学术紧密相关的事务。毕竟，大学是学术性组织，尊重学术规律、保障学术自由，才是发展的硬道理。随着对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期许，可以预见，大学在学生管理事务上自由意志空间将不断扩大。

二、学生权利的实践逻辑：自下而上的争取

在我国，首次承认并明确赋予学生作为受教育者以相关权利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是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⑧不过，这部法律所规定的学生权利，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被管理者的学生，其与大学的法律关系首先主要受《规定》具体调整。在1990年《规定》文本里，可以看到几乎通篇都在规定大学生作为被管理者所必须要履行的义务，却无相对应的权利，甚至还剥夺了其作为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权利，比如结婚。实践里学生也经常被作为“二等公民”来对待。这种状况直到2005年修订《规定》后才得到改善。2005年版《规定》突出了对学生权利的重视与保障，在其文本第5条规定的学生权利中，不仅重申了教育法中的规定，还增加了一款关于参加社团、勤工助学的权利，同时删掉了与法律相抵触的条款。不得不承认制度文本上的改变，得益于实践中学生对自身权利的不断争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生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不断对学校教育管理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质疑。田永案、刘燕文案、怀孕女大学生诉重庆邮电学院案、黄渊虎诉武汉大学博士招生案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典型案例。像田永案中所争议的程序性问题，最终以文本方式确认下来，在2005年版《规定》中增加了第55条和第56条，要求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当遵守正当程序。而黄渊虎案⑨则促使2005年《规定》第65条关于被开除学籍学生善后事项的完善。尽管，相对1990年《规定》，2005年《规定》在学生权利保障上已有了质的飞跃，但实践中教育管理纠纷频发，凸显该版规定仍存诸多不足，这也就有了2017年版的《规定》。关于最新《规定》，学界已有不少精彩评论，在此不加赘述。本文意在指出，2017年《规定》内容的完善仍离不开学生们锲而不舍的权利争取。正是有了甘露案关于课程论文抄袭是否属于2005年《规定》第54条第5款“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形”的争议，才有了2017年《规定》第52条第5款的明确规定：“学位论文、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存在抄袭、篡改、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的，或者论文、”。正是有了贺叶飞等类似案件⑩关于受处分是否必然取消学位资格的争议，才有了2017年《规定》第57条新规定：“除开除学籍处分以外，给予学生处分一般应当设置6到12个月期限，到期按学校规定程序予以解除。解除处分后，学生获得表彰、奖励及其他权益，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正是有了王奋凯等类似案件⑪关于处分决定送达方式的争议，才有了2017年《规定》第55条第2款的新规定：“处理、处分决定以及处分告知书等，应当直接送达学生本人，学生拒绝签收的，可以以留置方式送达；已离校的，可以采取邮寄方式送达；难于联系的，可以利用学校网站、新闻媒体等以公告方式送达。”一项项文本上的权利背后跃动着的是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与作为管理者的大学不同，学生们一直采用更加主动积极姿态，利用法律争取、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种自下而上的努力终究获得自上而下的重视。2017年《规定》在第6条学生权利中又增加了一款参与学校管理的规定，还专章规定学生申诉事项。

三、大学自治权与学生权利的平衡：中国情境中的司法努力

一边是大学自治权（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不断扩大，一边是学生权利的不断张扬。面对教育管理纠纷，司法是否以及如何介入，成为关注的焦点。虽然，制度环境与背景跟台湾地区有很大差异，但中国大陆司法机构同样面临着如何在尊重大学自治与保障学生权利间做出适当平衡的挑战。实际上，中国法院一直在为这种平衡努力着。（一）司法救济方式：打开行政诉讼之门。1999年田永案开启了教育管理纠纷的行政诉讼之路。⑫在田永案之前，学生与大学之间因教育管理纠纷除了申诉，很难获得司法救济。针对退学、开除学籍等严重处分行为，学生也只能在私法救济框架下以民事权利，如隐私权、名誉权等受侵害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且很难获得法院支持，更别提对受教育权的救济。要对学生受教育权进行有效救济，行政诉讼是较佳选择。但当时《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规定似乎又给学生救济带来了难度。虽然，后来大家共识性地认为可以从兜底条款“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中的“等”字做出扩大解释，从而把受教育权涵括进去，但若仅从文义角度而言，可以说学生受教育权司法救济仍存在制度缺失。面对制度缺失，田永案一审法官事后写道：“笔者认为，在法无明文禁止的前提下，我们应当将高等学校在对学生的学籍管理、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颁发方面其履行的职责理解为学校在对学生行使国家公权力，所履行的是国家法律法规授予的权力，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职责，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属于《行政诉讼法》所调整的范畴。”⑬不管如何评判这种司法能动主义，都不应忽视其背后闪动着对学生权利救济的决心。通过这一解释路径，田永案后，越来越多的学生与大学教育管理纠纷纳入到行政诉讼领域。当然，若从全国范围来说，自田永案后，学生状告大学的行政诉讼案并非一帆风顺。不少地方法院仍然拒绝审理该类案件。⑭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现状考量，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将田永案作为第38号指导性案例进行，在裁判要点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因违反校规、校纪而拒绝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受教育者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尽管，笔者始终觉得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仍需从法律文本上予以明确化，但同样相信，这扇学生权利救济之门，法院会愈加频繁地启动。（二）司法救济范围：以重要性理论为衡量标准。当突破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学生打开了司法救济之门后，法院紧接着面临要多大地开启这扇门的问题。在最初的田永、刘燕文等案中，法院并没有就教育管理纠纷受案范围进行专门阐述，仅从被诉行为的教育管理行政行为属性，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适格性等方面进行论证，但案件本身还是为受案范围定下了基本格调。从司法实践来看，其后受理的案件主要包括退学处理、开除学籍等处分，以及学业证书、学位证书颁发或撤销等纠纷。当然，法院也开始有意识地对受案范围进行论证与规范。比如在2010年钟杨杰不服闽西职业技术学院退学处理案中，法院在判决书中论证道：“教育属于社会公共资源，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对钟杨杰所作的退学决定，使钟杨杰丧失学籍资格，直接影响、限制和否定了钟杨杰的受教育权和大学生身份权。学校对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和身份权的处理，系特殊的外部行政管理关系，不属于内部管理行为，故依法具有可诉性。”⑮2011年最高法院提审甘露案后，也在判决书中指出：“违纪学生针对高等学校作出的开除学籍等严重影响其受教育权利的处分决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⑯2014年第38号指导性案例在裁判理由中明确强调：“高等学校与受教育者之间属于教育行政管理关系，受教育者对高等学校涉及受教育者基本权利的管理行为不服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高等学校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⑰ 至此，我国法院对受案范围基本上确立了类似于重要性理论的衡量标准。“重要性理论”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判决发展形成，主张在特别权力关系中，只要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受到重要影响，都应赋予司法救济权。⑱重要性理论并没有否认特别权力关系，只是对其进行修正。按照我国目前司法实践逻辑，一方面也依旧承认教育管理中的特别权力关系，区分内部管理行为与外部管理行为，从而对大学管理行为保持一定距离，比如姚诚栋诉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教育行政管理案，法院就认为“本案中，原告于2014年3月因所修课程学分未达到学校要求被通知下编级，2015年3月又因所修课程学分未达到学校要求被通知第二次下编级，被告基于《本科学生学则（修订）》中的学分规定对原告进行学业评定并对其作出下编级通知的行为属于被告内部管理行为，该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⑲另一方面又以重要性为标准介入对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利造成严重影响的管理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与救济学生的合法权利。也许基于司法资源有限性考量，法院为学生打开的司法救济之门并不大。⑳但就现有制度背景而言，法院的努力仍值得肯定。虽然，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利如何界定、以及如何判断是否严重影响，是两个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地方。在制度缺位背景下，这种不确定性倒是赋予法院以相对自由的裁量空间去拓展学生权利司法救济的范围。比如留校察看的纪律处分是否对受教者基本权利造成严重影响，司法实践中开始存有争议了。在梁思杰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案中，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南航大因认定原告梁思杰考试作弊而对原告作出留校察看的处分决定，该处分决定并不直接导致原告学生身份的丧失，原告对此处分决定不服的，应当而且已经选择了向被告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江苏省教育厅进行申诉。因该处分行为主要属于被告行使高校自治权的行为，并未直接侵犯原告的受教育权利，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依法应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裁定驳回起诉。”21但在崔子阳诉中国地质大学案中，一审法院受理该案并认为：“留校察看是对学生作出的一种比较严重的纪律处分，对学生的权利义务造成的影响较大。”22共识始于分歧，笔者也坚信：“个案的星星之火最终点燃了一个个禁锢受案范围的篱笆”。23（三）司法审查强度：程序为主，实体为辅。当跨过司法救济的程序性篱蕃，直面个案的具体争议时，法院对教育管理纠纷案件审查强度的拿捏成为平衡大学自治权与学生权利的实质性环节。对于这个环节，中国法院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一个基本态势，即重点审查教育管理行为的程序性问题，并以正当程序原则为审查基准。不管是涉及违纪处分行为，还是有关学位授予或撤销行为，从早期的田永案、刘燕文案到最近的于艳茹案，法院始终关注着程序的正当性问题。在1990年《规定》中尚无违纪处分行为程序要求的前提下，法院在田永案中首次运用正当程序原则对学生违纪处分行为提出程序要求，“退学处理的决定涉及原告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此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24后来，正当程序要求在刘燕文案中进一步被强化。25“校学位委员会作出不予授予学位的决定，涉及学位申请者能否获得相应学位证书的权利，校学位委员会在作出否定决议前应当告知学位申请者，听取学位申请者的申辩意见；在作出不批准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后，从充分保障学位申请者的合法权益原则出发，校学位委员会应将此决定向本人送达或宣布。本案被告校学位委员会在作出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前，未听取刘燕文的申辩意见；在作出决定之后，也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影响了刘燕文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或提起诉讼权利的行使，该决定应予撤销。”262005年《规定》积极回应司法实践，增加了一系列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程序要求。其中第55条规定：“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足、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恰当。”第56条规定：“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人的陈述和申辩。”27第58条规定：“学校对学生作出处分，应当出具处分决定书，送交本人。”可以说，法条基本上是对司法判决相关内容的重述。当然，法院对正当程序原则在该类案件中的运用并未就此止步。比如在于艳茹案中，法院鲜明强调：“本案中，北京大学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在行使学位授予或撤销权时，亦应当遵守正当程序原则。即便相关法律、法规未对撤销学位的具体程序作出规定，其也应自觉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践行上述原则，以保证其决定程序的公正性……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由调查小组进行的约谈，不足以认定其已经履行正当程序。”程序具有可视性，公正的程序是可观的正义。“在一定条件下，把价值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来处理也是打破政治僵局的一个明智的选择。”28同样，把专业领域的问题首先转换为程序问题来审查也充满着司法智慧。法院一方面可以避免触碰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底线，另一方面又能适当保护学生权利。当然，要真正实现对学生权利的有效救济，法院还得对教育管理行为的实体性问题，比如是否有作出相关决定的权力、赖以作出的决定是否有合法依据等，进行审查。从司法实践来看，教育管理行为纠纷案件中的实体性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校规校纪相关条款的合法性争议。从笔者所收集到有关司法判决书内容来看，作为参照地位的《规定》，实际上是法院审查校规校级是否合法的主要依据。针对《规定》中有关退学、开除学籍等情形，法院一直采取严格审查态度，不允许校规扩大规定、扩大适用。这种立场同样始于田永案，“本案原告在补考中随身携带纸条的行为属于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被告可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学校的有关规定处理，但其对原告作出退学处理决定所依据的该校制定的第068号通知，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29条规定的法定退学条件相抵触，故被告所作退学处理决定违法。”后来，最高法院在的第38号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中将此凝练成“高等学校依据违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的校规、校纪，对受教育者作出退学处理等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显然，法院希望通过对这些严重损益行为进行严格审查，从而有利于学生权利救济。但是，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扩大规定，特别是扩大适用《规定》的相关条款并非易事。田永案中学校扩大退学处理的情形相对容易判断，但像甘露案中学校将课程论文抄袭认定为“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是否算是扩大适用条款规定，从而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就值得探讨。规范与事实间的涵摄问题，首先是个解释问题。若从文义解释角度而言，即使法院采用严格审查，也难以认定学校违背上位法，扩大了条款适用情形。但甘露案中法院救济学生权利心切，用力有点过猛，直奔立法原旨，对“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进行限缩解释，虽然救济了学生权利，却留下不少争议。29不过，对于校规中有关学术性事务的实体内容，法院则秉持学术遵从原则，尊重大学学术自治。这一司法谦抑立场在关于何小强案的第39号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中予以明确，“高等学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在学术自治范围内制定的授予学位的学术水平标准，以及据此标准作出的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编者按：近年来，关于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深入到了各个方面，不仅国内的学者，就连国外的许多学者也越来越关注这一制度，从村民自治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进程到村民自治的本质、内涵及运作的理性分析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推动与完善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但由于其本身制度设计的根本动机和目的以及在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中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来看，其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要出现的，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冲突产生的根源，从而更加实际地去化解这种冲突。本文主要对调整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进么分析探讨。

［摘要］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在经历的20多年中的确对农村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本身制度设计的根本动机和目的以及在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中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来看，其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要出现的，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冲突产生的根源，从而更加实际地去化解这种冲突。文章试图从村民自治的历史发展的背景，从国家推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质及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在农村基层的作用来分析冲突的表现以及冲突的原因从而找出解决的办法。

［关键词］行政权;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权;司法救济

中国的农村村民自治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总体看来，它既是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发展的历史延续，又是社会变迁的一个必然结果。近年来，关于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深入到了各个方面，不仅国内的学者，就连国外的许多学者也越来越关注这一制度，从村民自治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进程到村民自治的本质、内涵及运作的理性分析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推动与完善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然而这个当年被举国一致寄予基层民主建设厚望的制度，并没有帮我们找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更好地维护农民的权益，促进农村社会及经济的发展。于是好多人开始反思村民自治制度建构的合理性，一些学者将村民自治的困境主要归因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以及村民素质低下或农村家族势力强盛、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因素的制约［1］，但笔者认为其步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还是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所致，要想真正发挥其预期的价值，如何去调整好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乃是重中之重。本文将主要从这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证。

一、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冲突的表现形式

对于村民自治，中国宪法和法律中都没有明确规定，只有有关村民委员会的规定。基于村民自治的主体以及目的之考虑（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笔者部分采纳徐勇教授之观点，即自治主体是村民，目的是使广大村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2］因此可以说村民委员会就是自治组织的一个“完全独立的权力-利益主体。”［3］这是诠释村民自治的核心。关于村委会，《村委会组织法》的界定是：它是指农村社区的居民自己组织起来，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内容的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因此，在此笔者认为可以将村民自治权狭义地理解为四项内容，即民主选举权、自主决策权、自主管理权和民主监督权。既然法律规定其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那么自治权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约，其自治权却受到了国家行政权的干预和限制，使得村民自治制度的贯彻落实大打折扣。公务员之家

摘要：财政自治与教育财政自治同属于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依法享有的民族自治权利。由于我国多年来教育财政投入的不足，致使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自治权难以得到根本保障。本文主要对财政自治与民族教育财政自治的基本内涵进行阐释，并对教育财政自治与财政自治的关系作了分析，以利于对我国教育财政投入和民族教育财政自治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财政自治民族教育转移支付财政投入体制

一、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内涵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就是指依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但是，在“自治”一词的前面加上特定词汇如“民族”、“少数民族”、“民族区域”等，就会产生与有关处理民族问题的不同理念。例如我国关于解决平等问题的理论，是以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理念为基石的，在逻辑上以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为中心展开，“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在该理论体系中是最基本的概念。而应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少数民族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要求，由18位欧洲不同专业背景和国籍的独立专家组成的小组完成的《隆德建议书》却始终以少数民族有效参与公共事务为起点，一切设计都以此为检验标准。这种理念产生的前提是，他们有这样一种假设，即少数民族因为人数少而在参与国家管理时受阻。根据这种假设，专家们认为有必要推行善政，多数民族应当理智地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使少数民族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国内多样性的融合”。为使少数人能够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专家们也提出了实行自治的设想。而对“自治”的概念，《隆德建议书》是这样解释的：自治“是指某个社区对涉及它的事务具有一定程度的掌管权。选用‘治’这个词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拥有绝对的管辖权。此外，它可包含行政权、管理权和具体规定的立法和司法管辖权。”为使少数群体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隆德建议书》还把“自治”划分为非地域性和地域性二种，非地域性自治形式的作用在于保持和发展少数民族的特征和文化；而地域性自治形式主要指包括自治的具体职能在内的中央政府的某些立法和行政职能转交给区域一级。欧洲专家们煞费苦心的研究成果，虽然与我国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但《隆德建议书》对少数民族自治中操作性问题的重视态度，以及不拘泥于自治概念，在整个国家政治制度安排中全面关注少数民族有效参与公共事务的理念，对于我们研究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应当说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同时，由于《隆德建议书》在国际上所产生的影响以至使其可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因此，我们在处理我国的民族关系时，一方面应当适用国内法、另一方面也应关注国际法的规定和变化，这也是全球化的要求。此外，在研究《隆德建议书》有关民族自治理念中，我们还注意到，他们在理念上对少数民族有效参与公共事务的问题，都是围绕着保障人权问题展开的。如《隆德建议书》认为，提出少数民族有效参与公共事务是基于“国家有责任尊重国际公认的人权和法治”，因为有了人权和法治才能在容忍、和平和繁荣的条件下充分发展公民社会。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民族自治理念与他们是有一定差别的，即不是完全以保障人权为核心设计民族自治理念的。我国在民族自治地方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权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按照法律自行管理地方各项事务的主权，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的核心内容。

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的基本内涵

（一）财政自治的基本内涵

[摘要]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治理的有效方式，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制度保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科学界定村民自治的含义，完善村民自治法律制度，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民自治；法律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切实的民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并要求把它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这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还是第一次。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治理的有效方式，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制度保障。我国1982年宪法正式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为村民自治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法依据。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的修改和颁布，使村民自治具体化为法律，标志着我国村民自治开始进入发展完善阶段。

一、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制度保障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包含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既相互区别又有紧密联系层面的内容。其中，以“管理民主”为内容的村民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

1．村民自治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实行村民自治，村民的民主权利得到有效实现，可以极大地调动村民生产的积极性，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实践表明，民选村干部大多都能自觉地把发展本村经济、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千方百计地搞好本村的农业生产。村民自治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村民代表会议建立后，对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务尤其是经济事务，广泛征求村民代表的意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村民通过参与村经济建设的决策、管理，提高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摘要：当前西部贫困地区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乡镇行政的过度干预与村民自治功能萎缩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了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失衡。要改善这一关系，一是要依法改善乡镇治理体制和方式，界定村务与政务，增设派出机构，为村民自治提供广阔的空间，二是要落实村民自治各个环节，构建科学合理的村民自治结构，平衡和规范自治权力内部关系，努力提高村民自治能力。

2O世纪8O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两种力量及其制度模式构成我国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格局。一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具体表现为党的政治领导下的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权；二是存在于农村社会的村民自治权，村民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自己进行管理，按照民主的原则实行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因，在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两者产生了诸多矛盾，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成为最为突出问题之一，而当前西部贫困农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交通落后、土地分散、粗放经营效率低、公共卫生建设严重滞后、公共水利工程年久失修等现状，急需充分发挥村民自治背景下村民的民主创造性和主动性，并且需要国家负责任的引导和帮助，绝不能将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和费用变相转嫁于农民或压制村民自治运行。所以正确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和重要。

一、贫困地区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现状分析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此规定明确界定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实质上是村民自治权与乡镇行政权关系在法律上的定位，他们应是“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关系”。但对西部贫困地区村民自治现状而言，现实中的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常常与法律法规存在着种种偏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组织的频繁干预与过度控制，将村民委员会当作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进行行政领导，布置各项任务并下达行政指令，从而转嫁乡镇行政权应承担的责任和费用于村民自治组织和村民，造成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空挡与错位。一般表现为以下四种方式：

第一，乡镇行政对村民自治组织的人事控制。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对村民会议负责，乡镇政府无权任免，但实际操作中乡镇政府通过在村干部中培植自己的人实行对村的间接控制。例如在选举中对村民委员会成员资格进行限制，使他们认为“听话的”、“有能力”的人当选。将村民自治组织的“当家人”转变成乡镇政府的“人”，造成村民自治组织角色错位。虽然便利了乡镇政府对村的管制和所属行政责任的完成，但往往造成村民心目中精英人物落选，压制了村民民主权利实现的构想与向往，实质上是对村民自治权的一种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