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范文10篇

20世纪70年代，荷兰发现大量石油与天然气，于是荷兰政府大力发展资源和能源产业，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在一段时间内，荷兰出口剧增，出现大量贸易顺差，荷兰经济因此得到飞速发展。但是没过多久，荷兰经济却经历了一场衰退，失业率升高，劳动生产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上升。

丰富的资源却使经济出现一系列问题，这种现象使得众多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1“资源诅咒”的概念

很多研究表明，丰富的自然资源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导致经济出现衰退等一系列问题。例如，就世界范围而言，OPEC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明显处于落后地位；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资源丰富，但是国民收入却很低。与此相反的是，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等资源匮乏型国家（地区）却属于发达国家（地区）之列。就国内而言，山西、甘肃等省份资源丰富，但是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率等却在全国排名末位；而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资源异常匮乏，而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等各项经济指标却在全国排名前列。这一系列现象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观念，资源丰富不再视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优势，它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并造成多方面的问题。学界把这种现象叫做“资源诅咒”。

2我国“资源诅咒”现象产生的原因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确实存在“资源诅咒”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有一定原因的：

20世纪70年代，荷兰发现大量石油与天然气，于是荷兰政府大力发展资源和能源产业，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在一段时间内，荷兰出口剧增，出现大量贸易顺差，荷兰经济因此得到飞速发展。但是没过多久，荷兰经济却经历了一场衰退，失业率升高，劳动生产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上升。

丰富的资源却使经济出现一系列问题，这种现象使得众多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1“资源诅咒”的概念

很多研究表明，丰富的自然资源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导致经济出现衰退等一系列问题。例如，就世界范围而言，OPEC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明显处于落后地位；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资源丰富，但是国民收入却很低。与此相反的是，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等资源匮乏型国家（地区）却属于发达国家（地区）之列。就国内而言，山西、甘肃等省份资源丰富，但是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率等却在全国排名末位；而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资源异常匮乏，而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等各项经济指标却在全国排名前列。这一系列现象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观念，资源丰富不再视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优势，它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并造成多方面的问题。学界把这种现象叫做“资源诅咒”。

2我国“资源诅咒”现象产生的原因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确实存在“资源诅咒”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有一定原因的：

关键词：自然资源，经济发展，资源诅咒，可持续发展

摘要：1970年以来的发展经验表明，资源富裕地区很少有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而资源贫乏地区却有快速增长，地区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悖论关系。这种悖论关系的形成，经济方面原因有，资源自身属性及发展中出现的贸易条件恶化、资源价格波动及生态破坏；而经济方面原因有，人力资本投入不足、政治影响以及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一般而言，富集的自然资源可以为地区工业生产提供充足的能源及各种原材料；资源丰裕地区还可以从矿产资源开采中获得收入以克服资本匮乏，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看，地区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关系同样存在。占国土面积71.4%的西部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却远低于资源相对匮乏的东部地区。

从世界各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富集的自然资源可以为地区工业生产提供充足的能源及各种原材料；资源丰裕地区还可以从矿产资源开采中获得收入以克服资本匮乏，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然而，上世纪70年代后期特别是1970年～1998年，全球65个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只有4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博茨瓦纳）的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4%（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一些资源贫瘠型经济体却实现了经济的迅猛增长。

一、“资源诅咒”的经济传导机制

（一）贸易条件恶化

【摘要】煤炭产业作为一个资源型产业，它的发展壮大要受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制约，寻租是导致煤炭产业“资源诅咒”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对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会起到排斥作用。本文通过引入寻租者的数量（R）和寻租的价格P（R）两个变量，分析寻租对煤炭产业的就业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煤炭；寻租；资源诅咒

一、模型分析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往往低于资源匮乏的地区，即所谓“资源诅咒”的问题。如中东地区虽然掌握着黑色黄金，其经济却十分落后；日本虽缺乏自然资源，但其经济总量却高居世界第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本文认为寻租是一个重要原因。寻租是寻租者通过贿赂等手段来获取大量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寻租对社会正常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引入寻租者的数量（R）和寻租的价格P（R）这两个变量，来分析寻租对经济体的影响。寻租者的数量是指整个社会用于煤炭产业寻租的那些企业的数量，寻租的价格是那些寻租者所付出的平均成本。

模型假定如下：

其一，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煤炭产业的生产规模不变，总投入水平为M。寻租作为一种外在要素影响煤炭企业的生产，其中寻租的价格为P，寻租的数量为R，寻租的价格和寻租者的数量线性相关。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能够反映文化，记录文化，并且储存和广泛地传播文化。语言交流将文化的各个层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是影响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词义联想的差异

受不同文化熏陶的人对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会出现差异，思维和联想也会随其发生微妙的变化。本论文将这种思维和认识的差异，称为“词义联想的差异”。

生活环境，教育背景，知识能力等因素影响人的思维和认识，而出现的这些差异直接影响人对不同事物的联想。比如“乌龟”，“龟”在日本文化中意味着健康长寿，非常吉利，很多日本人的名字中都含有“龟”，例如姓氏中常见的“龟井”“龟田”等。在中国文化中，“龟”亦有长寿之意，这点在古代建筑中可以得到证明，至今仍然有寺庙饲养着乌龟。

但中国人一般不会把“龟”字放到姓氏中，因为“龟”在中国文化中有胆小怕事，“绿帽子”等负面意思。再比如“牛”，中国谈及“牛”通常抱有勤勤恳恳、认真工作、默默奉献的情怀，虽说有“牛脾气”“牛性子”等负面词汇，但从总体来看，中国人对于牛的评价是积极向上的。然而，日本人对于牛的印象则完全不同，日语字典中，涉及“牛”一般只突出其力气大，而几乎没有褒义词汇，大多将“牛”体现为“笨拙”“缓慢”“懒散”“逆来顺受”。由此可见，由于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动物的联想是大相径庭的。

二﹑比喻

一、引论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价格发现机制之一，拍卖进入经济学文献的时间却相当晚，对拍卖最早的两篇开创性论文分析发表于1956年和1961年。在此之前，研究拍卖问题的经济理论文献几乎是空白，而此后近20年里拍卖理论的进展也相当缓慢。在很长的时间里，拍卖理论一直被视为与经济理论主体迥异的专业化领域，它似乎只是管理科学家与运筹学家的属地，因而不为主流经济学家所承认。造成这种误解的部分原因是拍卖理论最初主要由运筹学家发展起来或多发表在运筹学杂志上，而且多运用技术数学而非标准经济学的直觉进行论证。

突破性的进展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博弈理论研究者意识到拍卖是一种简单而又具有完备定义的信息不对称经济环境，它是分析经济主体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的一个颇有价值的实例，其经济研究前景也非常诱人。与此同时，实验经济学者对于可控拍卖实验的兴趣不断高涨。在这一背景下，拍卖理论逐渐被主流经济学家所接纳，并大量运用博弈论、实验以及经验检验作为研究工具。近1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关于拍卖问题的研究文献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拍卖理论也已经作为一个专门体系进入中高级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领域。

本文将紧密围绕拍卖机制的收入与配置效率的绩效比较以及卖主最优拍卖机制设计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二部分简要评述了维克里的开创性贡献；第三部分详细分析了四种标准拍卖机制的绩效以及单物品最优拍卖机制设计；第四部分则探讨了各种多物品拍卖机制的绩效以及多物品最优拍卖机制设计，并介绍了拍卖理论在国债拍卖与频谱拍卖实践中的应用与发展；最后一部分总结了拍卖理论检验的情况及其它前沿问题，并简要评价了拍卖理论研究的现状。

二、维克里的开创性贡献

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Friedman）于1956年提出一个求解第一价格密封投标中的最优竞价策略的模型。尽管他采用的是基于决策理论的运筹学分析方法，但他已经意识到应用博弈理论分析拍卖问题的前景。事实上，弗里德曼竞价模型可以被视为博弈理论拍卖模型的前兆。如果说弗里德曼是从竞价者的角度来考虑最优出价战略，那么维克里（WilliamVickrey）则更多地站在拍卖组织者和社会计划者的角度分析配置效率与收入问题。维克里于1961年发表的《反投机、拍卖与竞争性密封投标》一文堪称拍卖理论的开山之作。文中维克里首次运用博弈论处理拍卖问题并取得巨大进展，他极富预见性地提出了拍卖理论中的多数关键问题，从而引导了该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这些开创性贡献成为他获得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因素。

近几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成就和它的价值与局限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高度关注，许多讨论甚至是一些不无激烈的争论与交锋都以此为焦点。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明确地提出应该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种精神资源，肯定会引起不少人的质疑。但我要说，我并不想很简单化地和笼统地为中国当代文学唱“盛”或唱“衰”，我只是想很具体地讨论一下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现实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到底是在哪一个具体的方面，又是在怎样的意义上，应该被我们视为一种精神资源。

首先，我想谈一下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具体契机及原因与背景。2012年3月14日，我和很多人一样，非常认真地从电视中收看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国务院总理的答记者问，他在答问中不仅指出，目前我国“‘’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而且如果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些新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我想很多人一定也与我一样，同时对上述答问中关于当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走向的认识以及对“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深切期盼印象很深刻。由于政治领导人所特有的权威性与影响力，这番答问对于“”悲剧的进一步确认，尤其是这样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的警惕与告诫，在当下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无疑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特别是在近几年，由于国内外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的一些所谓“新左派”们在如何认识与评价当代中国的历史（如“”）与现实问题上所造成的思想混乱，上述答问无疑很及时，也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和思想文化意义。中国当代文学区别于此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便是对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书写与反思。恰正是在这样的书写与反思中，当代文学具备了以往的文学所难以比拟的对于当代中国进行深刻的历史认知的独特价值，无疑应该重视与发掘。但我以为这样的价值，并不是很简单地体现在作品的题材方面，除了取决于题材，最为根本的，还应该取决于作品的精神立场。1949年以来，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一道展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出现过大量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只有那些以坚定自觉的人道精神和人性关怀作为立场并且深刻关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简单地说，即“人道立场的中国书写”——的作品，才有值得重视的价值，也才具有我在这里所特别强调的精神资源的意义。应该承认，在精神资源的意义上，作为一种精神实践的中国当代文学，实际上具有非常丰富的多方面价值，我之所以非常突出与强调其中的“中国书写”，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精神现实。

正如上述答问所指出的，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结束后，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在我们的精神深处，仍然存在着“”和封建性的精神遗存，需要在对“”的反思中进一步清理，上述答问又一次在特定的时刻，从特有的高度提醒我们，反思“”，不仅仍然很必要，而且还仍当其时；而在社会现实的层面上，诸如“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很多新的现实问题，又在精神思想方面导致了一些新的精神动向，一种对公平的渴望、对道德的忧虑、对正义的吁求和对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中都应具有的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捍卫与追求，历史性地激发和形成了我们变革现实和建构未来的精神愿望，这一愿望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精神深处，某种意义上，正是决定着中国社会未来走向和新的历史变革的精神动力；但是同时，这些年来所出现的犬儒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精神迷误，又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非常令人担忧和令人警醒的另外一种精神现实。许多年前，曾经有一位诗人对我们这个民族有过这样的精神揭示——“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北岛：《结局或开始》），这样的揭示像是一句谶语，至今仍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对历史走向的浑然不觉与无知，在对自身命运和真切现实的规避与逃离，在对物质与欲望的追逐与沉湎，和在对消费主义的简单满足中，社会上的很多人其实在精神上仍然不无茫然与麻木，仍然难免“默默地永生”和“默默地死去”的可悲命运这样一种问题重重的精神现实，迫切地需要我们在整体上能有新的“觉醒”，以对当代中国的历史、现实及未来走向有着足够清醒与理性的认知，从而在这样的精神基础上，积极参与和促进中国的未来变革，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当下所应确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方向，也是我对上述答问中的“人民话语”即关于人民的期望所作出的自己的理解。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中关于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书写无疑会是精神资源，为我们确立一种清醒与理性的历史认知提供支援。但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关于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书写形形色色，并不全都能作为我们的精神资源，那些不具备最基本的人道精神和人性关怀，甚至是漠视和违背了人道主义价值底线的很多作品，即使同样书写了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比如在“”时期风行一时的所谓“样板戏”和《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等作品——当然不可能作为我们的资源。对于人的关切和对人的自由、价值与尊严的守护不仅是衡量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历史实践的最为基本的价值底线，同时也是衡量一部作品的最基本的标准。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所要着力寻找的精神资源，主要指的是像1950—1970年代陈寅恪、聂绀弩、胡风、牛汉、曾卓、绿原、张中晓、穆旦、唐湜、食指和多多等人的“潜在写作”，和“”结束后自“伤痕”、“反思”文学以来大量的对于“反右运动”和“”等历史悲剧的自觉反思，在这些作品中，1950—1970年代的中国历史被众多的作家与诗人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与反思，中国民众，包括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和他们的精神与生存被从人性的角度作了相当深刻地揭示。1980年代以来，中国复又走过了三十多年相当复杂的历史进程，对此进程的深入反思和对其中民众命运的书写也成了很多作品的基本主题，诸如贾平凹的《秦腔》、张炜的《刺猬歌》、余华的《兄弟》、阎连科的《受活》、阿来的《空山》和艾伟的《风和日丽》等长篇小说和李锐的《太平风物》、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等更加大量的中短篇小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便是要对上述作品的基本经验，特别是其中包含着的精神资源进行认真深入的清理和总结，只有如此，这些作品的资源性意义才会更好地实现，它们的经验甚至教训也才会被今后的写作所更好地汲取。某种意义上，在对当代中国的大量书写中，我更看重的，是那些虽然意识到1950—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实践之间的明显断裂，但对其中的历史连续性却又有着深刻理解与清醒认知的作品——比如张炜的《古船》。我一直以为，在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认知和深刻揭示方面，《古船》达到的精神高度与思想深度，至今都难以被后来的作品所明显超越。2010年，在《钟山》杂志所举办的“长篇小说三十年（1979—2009）：十二个人的排行榜”活动中，我不仅在自己的评选中将《古船》名列榜首，而且写出了这样的理由——我一直在想，在“”后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有哪一部作品最为有力地直面和书写了我们这个民族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所遭受的苦难？这样的作品，必须雄浑、笨拙、悲怆、沉重而又有着苦难中的坚韧、诗意与承担；它必须很成功地塑造出我们这个民族灵魂性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我们的性格，也有我们的命运，而且还应该体现出我们的希望。在这些年来众多的长篇作品中，我想到了《古船》，想到了长期以来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的隋抱朴——这个在老磨屋中肩扛住黑暗并且终于在最后战胜了黑暗的人物。

现在看来，如果我们从精神资源和作品为当代中国的历史书写所提供的文学经验的角度来看，我们还会进一步发现，《古船》的反思，不仅指向了当代中国前半期包括“”和“”等在内的历史实践，更是较早地指向了“改革”。《古船》的创作，开始和完稿于1984年6月和1986年7月，当时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启动，一种普遍性的观点是认为历史发生了断裂，中国终于告别了“十七年”和“”时期的历史迷误，开始了全新的历史进程，而张炜却能迥异于此较早地对改革进行批判性思考，从对改革方案和改革领导权的争夺入手，深入到当代中国“”以至于“”的历史深处，在历史的连续性间“先知般”地揭示出正在展开的改革所将面临的根本性问题，（1）而这正是《古船》以对当代中国整体性的历史反思超越时间、超越了大量作品的主要原因。

对于当代中国整体性的历史反思并不必然地需要浩大的篇幅或是长篇小说这样的文体形式，最为关键的，我以为还是在于历史意识，在于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实践间寻找更加内在和更加本质的历史联系，有时，甚至是一首篇幅短小的诗歌也能承担这样的任务。在此方面，在我这些年的阅读经验中，有两首诗歌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其中一首是北岛的《钟声》，另一首便是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北岛的《钟声》写于其去国外后的1990年代，而《杀狗的过程》，则写于21世纪，这两首诗的共同特点，就是在俨然翻转或断裂了的历史实践间寻找关联，从而将历史整体性地置放于诗人批判性的精神反思中。对于北岛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学术界并不都很熟悉，对于它们不多的批评与研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意见，但不管如何，在我有限的阅读中，《钟声》这首诗并未获得人们应有的关注，而我在内心中，却一直将它作为诗人后期的代表作，相衬和呼应于其早期的《回答》。这首诗是这样写的：钟声深入秋天的腹地/裙子纷纷落在树上/取悦着天空//我看见苹果腐烂的过程//带暴力倾向的孩子们/像黑烟一样升起/房瓦潮湿//十里风暴有了不倦的主人//沉默的敲钟人/展开的时间的幕布/碎裂，漫天飘零//一个个日子撞击不停//船只登陆/在大雪上滑行/一只绵羊注视着远方//它空洞的目光有如和平//万物正重新命名/尘世的耳朵/保持着危险的平衡//这是死亡的钟声在这篇作品中，“沉默的敲钟人”不仅制造了浩大无边的历史悲剧和诸如“裙子纷纷落在树上/取悦着天空”之类无比荒诞和丑恶的现实，而且他还掌控着“时间”，掌控着由“一个个日子”所绵延构成的芸芸众生们的历史，即使是在“船只登陆”、虚假的和平似又降临的新的历史时空中，钟声所带来的，仍然是凶险。诗人令人警醒地揭示出了钟声自其对“秋天”的“深入”开始一直到“和平”的出现所具有的对于时间和历史的相当巨大的覆盖性力量，它的惟一本质就是带来死亡，所以在最后，诗人断然对钟声作出了这样的定性——“这是死亡的钟声”！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宁愿将这样的定性理解为诅咒，将其看成是对钟声命运的“先知”般的预言，这样的诅咒与预言，实际上与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如出一辙”。在《杀狗的过程》中，诗人所写的虽然是由“金鼎山农贸市场”“、铺面”和“繁忙的交易区”等所象征着的市场化时代，但是狗的“奴性”、庸众的麻木，特别是狗所喷溅的鲜血所形成的标志性符号（“红领巾”、“小旗子”），使作品的内涵无比深广，诗人在对狗的命运深含悲悯并对它的精神性格提出批判的同时，还对造就了它的精神性格的历史和对它进行杀戮与出卖的现实进行了双重性地揭示与指控，因此在作品的最后，如同北岛《钟声》的结尾一样，诗人以围观者们孱弱的见证，将死亡的狗形容成了“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非常有力地预言和诅咒了“主人”必死的不祥。

仅仅是从如上所述的几篇（部）作品中，我们就能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的文学在对当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中，无论是在历史反思的深度、广度与高度，还是在对我们这个民族（如《古船》中的“洼狸镇人”、《钟声》中的“裙子”们、“孩子们”、“绵羊”及“尘世的耳朵”和《杀狗的过程》中的“围观者”与“狗”）精神命运的深刻悲悯和关切与同情方面，都已形成了一种可贵的传统，这对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不仅值得我们的作家，也非常值得我们这个民族自觉地去汲取。

【摘要】文章从理论研究方面，利用三个模型来总结相关文献；在实证研究方面，着重从四个角度归纳了分析国内A股股票市场IPO抑价问题的有关文献，并简要介绍了IPO抑价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之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IPO抑价管理质量水平

IPO抑价（InitialPublicOfferingUnderpricing）是指新股发行定价低于新股市场价值的现象，即新股发行价明显低于新股上市首日收盘价。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各国资本市场中。国外对于IPO抑价的研究，起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Ibbotson（1975）证实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第一个月内的平均超常收益率为11.4%。由于新股发行是发行人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将股票卖给投资者，投资者通过新股上市交易能够得到超常的初始收益率，这意味着发行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承销商）对新股的发行定价偏低（underpricing），即IPO存在抑价现象。而Ritter和Welch（2002）总结了1980-2001年美国股票的平均首日回报率为18.8%，证实了美国证券市场确实存在IPO抑价现象。

一、关于IPO抑价的相关理论研究

这一理论涉及到发行者、承销者和投资者三个发行主体，根据信息不对称所考察的对象不同，分为如下三种情况：

1、投资银行模型

[摘要]在传统经济模式中，我们通常只注重经济发展速度，追求经济效益，导致资源耗竭、环境破坏等生态问题日益突出。与传统经济模式不同，循环经济模式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统筹协调经济、社会、环境关系，推行循环经济理念应当成为区域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本文探讨了以下几种主要的循环经济影响因素：以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编制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以经济模式为核心，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有机统一；以技术引领为目标，推行绿色清洁生产技术；以制度管理为保障，推行循环经济高效运行。

[关键词]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

“循环经济”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根据最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有关主管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施行。依此规定，本文将“区域循环经济”的对象界定为“行政区域”。

1.区域发展中循环经济的基本原理

循环经济从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经济模式，实现了由只追求发展速度向重视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转变，实现了人类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解决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其本质集中体现在3R原则，一是“减量化”原则，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二是“再利用”原则，是指将废物直接作为产品或者经修复、翻新、再制造后继续作为产品使用，或者将废物的全部或者部分作为其他产品的部件予以使用。三是“再循环”原则，是指将废物直接作为原料进行利用或者对废物进行再生利用。在系统结构上，循环经济系统由动脉系统和静脉系统两部分组成。动脉系统可以简单理解为制造废品废物的过程。从自然资源被攫取到资源有序化成为产品（其中一部分被去功能化成为废物），再到产品被去功能化成为废品废物。经过动脉系统一系列的处理，资源通常只是被去功能化，变成还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的废物废品。静脉系统则肩负着对具有使用价值的废物废品回收处理、再利用的职能，通过将废物废品再次投入到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形成封闭的循环系统，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强度的目的。

2.区域发展中循环经济的影响因素

［摘要］我国IPO长时间高抑价给金融市场带来了诸多危害，十分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本文就我国IPO高抑价形成原因，从IPO定价有效性和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两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控制措施。

［关键词］IPO;高抑价;股票市场

1引言

IPO(InitialPublicOffering)即首次公开募股，它是指将要上市的企业通过证劵市场首次公开向投资者发行股票，来筹集该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的过程。IPO抑价是指新股票的发行价格在短期内远远低于市场交易价格，从而导致发行价格与短期平均交易价格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价差，从而出现了较高的无风险超额收益的现象。从世界各国的证券市场来看，无论是西方成熟市场例如美国、英国，还是新兴市场例如中国、印度，IPO抑价都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一定程度的IPO抑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成熟市场的IPO抑价率通常介于10%～20%。但是我国的IPO抑价率通常高得惊人，有统计数据显示，1990—2005年，我国1394家上市公司的平均IPO抑价率高达164.5%。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我国IPO这种长期高抑价给金融市场带来了许多危害，十分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2IPO高抑价的危害

2.1IPO高抑价严重影响了我国股票发行一级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