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范文10篇

1现阶段我国林业资源发展的状况

我国幅员辽阔，国土面积也非常大，这就使得林业具有地域性的特点，但由于对资源的浪费越来越严重，许多森林沙漠化程度越来越高。林业资源面临的主要现状：我国的林业资源面积不够大，分布也不够均匀，且林业的质量较低，森林结构不够完善，使得森林资源出现极度匮乏的问题，基于此，要想更好地发挥森林资源的应用价值，就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森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必定会对林业的市场竞争造成一定的制约。政府不断倡导，群众相互配合，全国在修复退耕还草工作以及修复退耕还林工作上投入了较多的精力，使得我国现阶段的林业总面积由原先的负增长变为现在的正增长趋势。

2对现有的林业资源进行培育的方法

就现阶段的形势而言，为了加快林业资源的培育，较为理想的培育方式为封山育林培育更新法，一般采用的是实生苗造林技术对资源进行培育，成效明显。而在造林过程中，比较重要的工序有三个：第一，要选择合理的造林季节；第二，确定正确的造林程序；第三，整理造林地。其中，对造林地进行整地，能够使林地的立地条件得以改善，并将采伐的剩余物、灌木、杂草及时清除。在造林前后，要使地面能够接受到阳光的照射，透光度要强；适当对那些小地形进行改变，增加其透光度。对土地进行整理还能够对水土起到一定的保持作用，避免土壤遭到水的侵蚀，不但利于造林施工，还能够使得造林的质量有所提高。

3植树造林的有效措施

3.1播种造林

1煤矿环境遥感调查的技术

1．1煤矿环境中遥感调查技术开发的原则

1依据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中有关调查的内容规定，并且依据实地情况，进而选择一种科学的合理的遥感技术。2依据占有优势的遥感技术，选择适合的项目进行遥感调查等等。

1．2煤矿环境中遥感调查技术的结构

依据煤矿中的一些影响环境因素的系统，同遥感探测机理相结合，从而设计相应的技术结构，确定需要实施的程序，如图1。

1．3煤矿环境遥感调查技术的实施程序

一、环境资源基本法

我国尚未建立环境资源基本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日趋增多和复杂的环境生态问题，其处理方式和解决手段也需要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对策措施，在需要建立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时，“实践中各国认识到必须先确定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政策目标，这种综合性的政策目标在整体上转变为国家意志时就是现在的所谓基本法。”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苏联、日本、美国、瑞士、罗马尼亚、凶牙利等国都制订了综合性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我国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环境资源基本法，法学界多将与此类似的内容称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相关表述有：“我国1979年试行并于1989年修订重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的一部综合性的基本法，该法对环境保护的所有新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综合性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的环境保护规范，环境保护法律系中这一层次的法律规范，是适应环境要素的相关性、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保护对策的综合性而出现的，是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原则、制度和措施所作的基本规定，其特点是原则性和综合性的法律规范。”故在我国一般将《环境保护法》视为基本法范畴，但实际上作为基本法其一般只对该部门法的基本和重大问题作些原则性的规定，不是也不应该是具体的实施法，综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不难发现，由于历史的原因《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相当多的具体法律措施，远远超出了作为基本法的内容界限，实际上基于此法制定的背景而更突显了污染防治法之浓厚色彩。

为此，作为一部完整的环境资源基本法，应将其中具体的操作性规范删去，保留原有的原则性规定，并相应地增加立法宗旨，相关概念界定，环境资源法主体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及有关机关对环境资源的管理体制；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等等，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及国际上有关国家的环境基本法的内容，我国《环境资源基本法》的体系应包括：1、立法宗旨：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环境与资源法的保护范围。包括环境要素、资源要素、生态要素、地区要素中的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自然和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和自然生态的保护；3、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资源开发和环境综合治理相结合原则；开发者保护、污染者治理、获利者付费原则；群众参与原则等；4、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保护许可制度、环境标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举报、监督制度、环境保护奖励与处罚制度等5、自然资源开发者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环境污染者治理污染的义务；6、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设置，环境资源管理的权限划分，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权责，环境资源管理的监督；6、生态保护的特别规定；7、环境资源主体对环境资源保护的权利和义务。8、涉外环境资源保护的特别规定。包括参加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公约、条约和协定、与国际上环境资源保护国家和组织的合作，组织和参与国际环境资源保护活动和交流；9、违反环境资源法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等。

二、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

一、有代表性立法例之举示

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属于典型的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罪。

德国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环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属环境刑法犯罪繁多，如联邦污染防制法、水务管理法、化学物品法及营业法、空运法、植物保护法、DDT葡虫防治法、动物保育法、药剂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定。该法公布后，在刑法典中增订第28章“破坏环境之犯罪行为”有关环境刑法条文。90年代初，德国又开始了“环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法修改法，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为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条款都有过失犯的规定。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26章规定了“生态犯罪”，其中包括了相当于中国刑法分则第7章第5节的一些条文，比如第248条违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安全处理规则罪、第249条违反兽医规则和植物病虫害防止规则罪。该法典其他的罪名则属于环境犯罪的范畴，其中，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规定，因实施这些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应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规定基本上属于加重责任要件，并非典型的过失犯罪条款。

日本1970年《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3条(过失犯)规定：“工厂或事业所，因其事业活动殆于为业务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国民健康之物质，致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以危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万元以下罚金”。该法还规定了法人犯罪的两罚制以及推定的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现行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日本为参照，基本上采用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将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则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内的附属刑法中。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气污染防制法修正后，才建立环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为过失污染水体的案件，在法庭上曾以公共危险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台湾环境刑事立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缺乏固定模式，在行为人罪过形态方面很难找到可供评释的规定，但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犯罪应包括故意和过失。(注：参见赵秉志、王秀梅：《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研究》，载《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台湾刑事法杂志社编印，第22～23页。)

香港的污染管理条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条例》、《噪声管制条例》、《保护臭氧层条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都是环境刑事法律。(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香港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建基于严格责任，即犯罪者无论是否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触犯污染管制条例导致环境污染，都要负刑事责任。除对少部分的违法行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则外，规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有关条款没有此规定的，则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因过失违反污染管制条例而导致污染也须承担刑事责任。(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以下简称“环境资源犯罪”)主要是指在生产、生活活动中过量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或能量,导致生态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或有严重侵害,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主要包括环境污染犯罪和破坏资源犯罪,体现在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有十几种犯罪。我国刑法为环境资源犯罪设置了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罚金4个传统刑种。但从犯罪与刑罚关系来看,传统刑罚规制环境资源犯罪仍然存在一些弊端。如果将资格刑配置到此类犯罪的刑罚中,不仅可以实现刑罚的功能和目的,而且可以提高刑罚的制度效益。

一、环境资源犯罪刑罚设置的弊端

1.自由刑与环境资源犯罪特征和量度的对应性不足康德认为,应当以道德罪过为基准对犯罪人发动刑罚。犯罪应受的刑罚形式取决于犯罪人实施的犯罪的形式,而且刑罚应当与犯罪在量和形式上相均衡。“惩罚的方式和尺度是什么?公共的正义可以把它作为原则和标准,这就是平等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公正公平上的指针就不会偏向一边。”[1]这意味着,刑罚在惩治犯罪时应与犯罪在特征和量度上相统一、相均衡。环境资源罪往往是以转嫁经济成本的方式,采取破坏性的开发、利用和排放的措施,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环境资源犯罪体现了追求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特征,其量度是所实现的犯罪收益的数额。道德报应主义认为,刑罚的设置理应从抑制犯罪人追求经济利益和实施经济压力、痛苦等方面来惩治犯罪。而我国刑法并没有针对环境资源犯罪的特征和量度设置与之相对应的刑罚措施,而是普遍借用适用于其他犯罪的传统刑罚措施。例如《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都只规定了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罚金4种刑罚种类。这种规定虽然可以对环境资源犯罪起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作用,但在预防环境资源犯罪方面,尤其是对破坏环境资源的补偿方面及有效利用环境资源方面的作用不大。因为,经济活动并不完全依靠经济主体自身行为来实现,所以破坏环境的经济行为与犯罪行为人是否享有人身自由的关联性不大。2.犯罪成本偏低环境资源犯罪往往是非法营利性犯罪,刑罚设置一般都包括了罚金刑。笔者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犯罪人缴纳罚金可能如同缴纳资源税、环境税(如排污费)一样,视同于获取经济效益应当支付的成本之一。因此,在犯罪人那里,罚金极有可能被视为犯罪收益理所当然的成本支出,此时罚金刑的刑罚功能丧失殆尽,无刑罚价值和意义可谈。而且实施环境资源犯罪人承担罚金刑事责任以后,只要犯罪的基础利用、开发环境资源的资格仍然存在,犯罪行为人就极有可能将缴纳的罚金视为经营成本,依靠再次实施环境资源犯罪来分摊,致使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变大,不利于预防环境资源犯罪的发生。罚金刑作为附加刑,可以单独或者附加适用。目前我国刑法规定,一般情节的环境资源犯罪,都规定罚金刑与短期自由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选择适用。如果法院选择单处罚金,犯罪分子仅需要以支付财产的方式来承担刑事责任,这样就掩饰了犯罪的反社会性、反伦理性实质,淡化了环境资源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如果法院在判处犯罪分子短期自由刑的同时并处罚金刑,也往往会考虑自由刑与罚金刑之间的折算关系,尽量控制罚金的数额。这样一来,对犯罪分子来说,犯罪成本低于犯罪收益,可能再次刺激行为人实施环境资源犯罪,不利于此类犯罪的预防。3.处罚力度偏轻环境资源犯罪往往是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或排放,转嫁生产成本等方式来获取利益。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对自然人实施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主要是自由刑和财产刑。其中,自由刑往往在10年以下,个别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大多数一般情节的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宣告缓刑。这使得环境资源犯罪的犯罪成本从立法到司法的跨越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低,而环境资源犯罪给犯罪者带来的收益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单位犯罪时,单处的罚金刑的违法成本过低,与单位实施环境资源犯罪的收益相比,不足以遏制犯罪动机。

二、环境资源犯罪配置资格刑的必要性

1.有效遏制环境资源犯罪资格刑不可或缺从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环境资源犯罪其实是犯罪主体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体现。经济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对其他人的福利产生经济成本以外的积极(有利)或消极(不利)影响。“这种有利影响带来的利益或不利影响带来的损失,都不是生产者或消费者本人所获得或承担的,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2]经济外部性又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导致他人享受额外利益,但自己却不能因此得到补偿;后者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导致他人遭受额外损失,却不用去补偿损失。无论是经济的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可能导致无法通过市场手段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经济的正外部性给社会带来收益却无法从社会获取补偿。经济的负外部性给社会带来损害却不需要承担赔偿成本。两者都会导致经济效益与经济成本在经济主体和社会之间的配置不够优化。由于经济正外部性的出现并不完全改变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所以一般不需要用制度的方式对其进行规制。尤其在强调公共福利的社会里,国家往往鼓励而不限制经济活动的正外部性行为。然而,经济负外部性的出现,使得应该由经济主体支付的经济成本转嫁给社会,而自己却享受低成本换取的高利润,严重违背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环境资源犯罪在本质上是严重的侵权行为。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当客观伤害所产生的决定赔偿权利有效时,它是能够得到赔偿的。”[3]从目的性来看,经济学分析确定侵权责任的宗旨在于使侵权造成的社会损害成本最小化。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成本交易理论”认为:只有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法律的规定才无关紧要,因为交易者之间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可以就如何分配各自权利和赔偿问题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所以,根据科斯定律,只有把经济外部效应作为一种产权明确下来,才有可能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自愿交易实现外部成本内部消耗。因此,“明晰产权”是抑制经济负外部性的有效措施之一。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负外部性的产生是由于被侵害财产的产权不明确所致。例如,在环境污染犯罪方面,行为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将未经处理的污染气体排于大气,主要是因为被侵害的大气产权不明,没有人向经营者提出损失补偿,经营者也不知道应该向什么人支付损害补偿。而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对大气环境作产权确认仍然有困难,因此污染环境犯罪也不太可能在短时期得到较好的控制。破坏矿产资源的犯罪也一样。在我国,尽管法律法规明确了矿产资源的产权属于国家所有,凡是侵害矿产资源或者破坏性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都是侵害国家产权的行为;但从产权理论来看,国有产权往往具有实际的模糊性,容易出现权力寻租,再加上对矿产资源监督链条过长、监管成本过高,导致监管失效。因此,在行为人追求高额利润的动机驱使下,任何强制性的制裁对制止和消除破坏矿产资源的行为都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当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或产权结构效率较低时,运用传统自由刑和财产刑就难以有效控制环境资源犯罪,寻求可替代性刑罚是必然选择。资格刑理所当然地可以充当这种替代性刑罚。因为,资格刑以剥夺犯罪人某种资格为刑罚内容。对于破坏资源和环境的犯罪人适用自由刑和罚金刑,难以保证犯罪行为人不会再实施犯罪行为。而一旦剥夺或限制犯罪行为人从事经营活动的资格时,就彻底铲除了犯罪行为人实施环境资源犯罪的基础,从根本上消除了其再次从事环境资源犯罪的可能性。例如,《刑法》第343条规定的破坏性采矿罪,是指“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行为。我国《矿产资源法》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批准取得采矿权并办理登记,无论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只要剥夺其有偿获得的开采矿产资源的资格,就可以完全防止其破坏性采矿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又如,《刑法》第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当刑罚为之配置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刑不能完全消除其再次发生污染环境的犯罪时,剥夺或限制其从事可能污染环境的经济活动,就可以彻底预防再次实施污染环境的犯罪发生。2.提高环境资源法律的制度效益资格刑优势明显环境资源法律的制度效益,是指国家为了实现保护和改善环境而设计的各种环境资源保护和开发的法律制度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等各个环节中产生的全部物质和非物质效益。国家通过设立环境资源保护法律制度实现对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成员对环境资源,以及与环境有关的生产资料不断改进和改善,适度利用环境资源创造出更高的社会效益。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可以控制和调整资本市场、原料和产品分配市场,维持快捷有序的市场秩序;还可以通过对产权的重新确认,使产权回归到最能优化产权和保护产权的经营者手中。这一切都会因为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的适用而带来社会效益。制度效益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还包括政治收益、社会收益、伦理收益等。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表现为健康和安全的保障,也表现为收入、福利和就业的改善;既表现为经营自主权的落实、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利润的提高,也表现为社会经济秩序的好转,社会供需矛盾的解决;还表现为环境污染的减少及补偿的增加。刑法作为重要的制度保障,在调整和规范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也需要追求其法律收益。这就要求刑法在运用刑罚方法保护某种利益或者满足某种需要时,不仅以现实刑罚本身的价值为目的,还应当兼顾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利益和人类的需求,并在刑法可能涉及的不同价值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4]。在笔者看来,刑罚适用于环境资源犯罪时,其制度效益体现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①从宏观层面来看,不同刑罚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同,产生的社会效益的差异不大。资格刑如同其他传统刑罚一样,在实现民主、文明和法治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要求从事与环境资源有关的经营性活动的主体要具有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资格或资质。虽然国家推行的是环境资源有偿开发和利用制度,但有偿开发和利用的前提仍然是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即以民主的方式向每一个社会成员开放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资格和资质,以法律规定的程序申请和许可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当拥有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社会主体实施了环境资源犯罪时,剥夺或限制其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资格或资质,正是对民主的保障和对法治的维护。②由于不同的刑罚方法对经济效益指标的优化利用和配置的保障作用不同,致使制度经济效益大小有别。我国刑罚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只规定了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自由刑和罚金刑。其中,自由刑是针对自然人人身自由而设置的刑罚措施,除了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实现刑罚报应功能之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自然人再次实施环境资源犯罪,但自由刑却难以实现环境资源的最优化利益。因为,一般情况下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都是有偿取得的,例如采矿权,属于犯罪人财产权的一部分。如果行为人实施了环境资源犯罪,法律不能剥夺其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仅限制犯罪人的人身自由,那么其所拥有的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被暂时“搁置”起来,就影响了其他社会成员从事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致使环境和资源应有的经济效益得不到充分发挥。尽管罚金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环境资源犯罪带来的经济损失,但罚金刑只能在国家与犯罪人之间实现经济利益的平衡,无法使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许可权在社会成员(犯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进行重新优化配置,从而阻碍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其经济效益的持续发挥。可见,在遏制环境资源犯罪方面,自由刑和罚金刑明显增加了刑罚的机会成本。如果对环境资源犯罪配置资格刑的话,上述问题就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因为资格刑对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分子适用以后,就可以将剥夺犯罪人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资格或资质再次分配给其他社会成员,使得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经营行为得以延续,从而实现资格或资质持续性的经济效益。可见,与其他刑罚相比,资格刑可以降低刑罚的机会成本,增加经济效益,从而提高环境资源法律的制度效益。3.防范环境资源风险犯罪资格刑措施适当预防犯罪的方法有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两种形式。其中直接预防方法是指对已经出现犯罪预兆或者即将发生危害结果的犯罪行为所采取的预防方法;间接预防方法是指根据犯罪发生前表现的各种预兆和迹象,运用各种社会对策手段,提高人们的守法意识和知识,实现自我约束,达到服从法律、防止犯罪发生的目的。在两种预防形式当中,直接预防需要依靠外部强制力与犯罪进行对抗,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动用刑罚来预防犯罪,是“事后预防”的做法。间接预防则是刑罚提前介入的“防恶于前”的犯罪预防方式。边沁指出:“几乎没有什么刑罚手段更甚于饥饿;没有什么手段能显示出发放救济那么大的效果。制止贫困所引起的犯罪的唯一有效方法,在于向需要生存条件的人提供必需品。”[5]基于边沁“防恶于前”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风险刑法”正是突破了传统刑法的归责模式,改变了传统刑法对犯罪规制滞后的做法。所谓“风险刑法”,是指规制某些因违反规范而可能导致社会风险的行为,用刑罚方法提前对潜在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以避免影响人们生活安全的社会风险行为发生,进而为实现刑罚的积极的一般性防止目的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刑法制度。现代社会,人们对风险的规避及对安全保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因此,针对一些影响人类生存安全的风险性行为,刑法制度不应该只是被动地评价和否定,而应当提前介入防范。刑罚的目的应当从事后的惩罚、矫正转向事前的预防和控制。为了应对风险、保障社会的安全与秩序,刑法理论和立法实践开始改变传统刑法的规制方式,即在类似于环境犯罪、计算机犯罪、食品药品犯罪、基因医学犯罪等特定领域,“刑法已经从传统的后卫地带走向了前沿地带,通过惩治行为人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来实现对法益更为前置的保护”[6]。随着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安全诉求意识的不断提高,运用刑法规范对类似于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影响到人类生活和健康的风险行为的防范理念也有所改变。刑法以保护法益为目的,随着人们价值观的变迁,刑法法益的内涵由个人法益向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蔓延,法益的范畴也由生活物质利益领域向精神利益领域扩张。因此,在笔者看来,当人们面临环境资源犯罪引发的难以防范的巨大安全风险,根据以往的认知和经验而形成的风险防范模式无法应对时,对环境法益保护的需求就不只局限于对被侵害法益的恢复和补救,而更加注重环境法益可能被潜在行为侵害的防卫对策。也就是说,对环境资源犯罪还应当运用刑罚方法来处罚“危险犯”,从而避免环境遭受破坏的社会风险发生。这在国外环境刑法立法中处处可见。例如,韩国1991年颁布的《关于环境犯罪处罚的特别处置法》第3条规定:“如果一个企业或单位造成严重污染,实际上发生的是威胁公众生命和人体危害的行为,但排放污染物质的行为与其后果之间存在相当的盖然性,法院应当推定其后果是由排放污染物质的企业造成,应该处理该案件。”《日本矿产资源法》第193条规定:“对于不携带或不出示有关书面证明者、不提交有关报告或提交假报告者以及拒绝、回避有关检查者,处3万元以下罚金。”美国《资源保护和回收法》也规定:任何人故意运输或导致运输该法列举的危险废物到没有许可证的设施的行为,则构成环境犯罪行为。也就是说,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违反保护环境法律的犯罪行为,不管是否造成实际损害,都可以认定为环境犯罪行为。可见,为预防犯罪的需要,国外立法突破了传统实害犯的理论束缚,肯定了环境资源犯罪的行为犯和危险犯。传统刑罚虽然也有预防犯罪的功能,但须严格遵循“罪责原则”,只有当犯罪行为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以后,才能运用刑罚手段进行制裁。因为,在“罪责原则”要求下,传统刑罚(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等)是不可能适用于没有发生现实社会危害性的侵害行为的,即使这种侵害行为是引发社会风险的推动力之一。只有当某种法益现实受到了侵害,才可以对此行为进行刑法评价并适用刑罚。例如,“雾霾”给人们的健康安全带来极其巨大的风险,但刑法只能对此置之不理。原因在于“雾霾”的危害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社会成员引发的,而是人们社会经济行为和自然气象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7]。特定环境侵害人(企业或个人)对“雾霾”这种群体风险“贡献”作用并不大,其侵害行为对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不足,刑法当然就不能要求特定主体(企业或个人)承担传统的刑罚责任,即不能因为“雾霾”的环境风险而判处特定主体某种刑罚。然而,风险刑法对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规制是提前对潜在犯罪进行处罚,而不是等到犯罪行为对环境安全造成现实危害以后才适用刑罚措施。显然,运用“风险刑法”理论来防范环境资源犯罪,也是对“罪责原则”的突破。为解决对犯罪“事前预防”的刑事责任问题,边沁在他的“防恶于前”的犯罪直接预防理论中设定了不同于传统刑罚的预防方法,主要有:告诫;训诫;强制离开某地;要求提供保证人或保证金;部分放逐;给处于危险境地的人或物设置警戒或对守卫人员予以保护;查获用于犯罪预备的武器。在这里,虽然边沁没有明确提出剥夺资格的预防方法,但根据他的思路,完全可以推断以适用剥夺资格为内容的资格刑也能起到直接预防犯罪的作用。尤其针对侵害环境资源可能引发环境风险的行为,当无法适用传统刑罚方法要求侵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时,资格刑可以很好地迎合“风险刑法”理论,从而解决破坏环境的风险危害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为,资格刑是以剥夺某种法定资格或权利为内容的刑罚,而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一般是通过法律程序获得从事资源开采和排污资质的,而这些资质又与犯罪行为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为防范可能引发侵害环境的风险侵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剥夺这种资质,从而对实施了可能引发环境风险且没有造成严重危害的环境侵害行为进行刑罚规制,以避免更大环境风险的发生。例如,《刑法》第343条第2款规定了“破坏性采矿罪”的处理方法:“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根据该条规定,只有行为人实施了破坏性采矿行为且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时,才可以对其适用自由刑和罚金刑等传统刑罚。如果实施了破坏性采矿行为,但没有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时,传统刑法理论不认为成立破坏性采矿罪,也就不会对侵害资源的行为适用自由刑或财产刑。但为了避免自然资源破坏性开采的风险,完全可以对实施了破坏性采矿且没有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行为适用资格刑进行处罚,限制或剥夺矿产开采权,从而最大可能地避免自然资源破坏风险的产生。

三、环境资源犯罪资格刑之完善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精神，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形势新任务对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全党同志都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精神的战略高度，从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完成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肩负的历史任务。

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际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因此，全党全国都要增强促进发展的紧迫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充分调动和切实保护广大干部群众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第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搞上去。要坚持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又要切实防止片面性和单打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防止出现因发展不平衡而制约发展的局面。

第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需要数量的增长，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简单地等同于数量的增长。要充分运用我国的体制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技术资源以及国外资源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和有利因素，推动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同时，发展又必须是可持续的，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实现我国发展的长期奋斗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发展中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一则法国儿童谜语说，池塘里有一朵百合花，它两天按两倍速度生长，如果不受限制，30天内会覆盖整个池塘，闷死水中的其他生命。人们直到百合花已经覆盖了半个池塘时，才意识到这个危险，这时，你还有几天时间回来挽救你的池塘呢?

提问：

①这则谜语的答案是什么?

②这则谜语说明了什么道理?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传统给水排水系统规划存在的问题；树立区域(或流域)给水排水工程综合规划的观念；以系统分析方法进行给水排水工程规划；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给水排水系统规划已从早期的以单一费用指标为目标、造成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提高对水资源的认知水平、呼吁全社会提高对水资源的认知水平，改变长期以来人们关于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观念、树立区域、流域观念、进行水资源开发和水污染控制，在区域范围内通过水资源的合理调配、保障区(流)域生态环境需水、系统分析方法是解决社会用水供需矛盾以及水体环境恶化与恢复的平衡矛盾的比较科学的、有效的方法之一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分析了传统给水排水工程规划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目前我国城市水资源环境的影响，指出为了实现水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应采取统一的、综合的和优化的给水排水规划。通过合理选择各类水资源及供水模式、优化配置给水排水工程设施，能够达到满足用水、减少污染、提高效益、降低费用的目的。

论文关键词：给水排水工程区域规划优化

目前，我国城市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严重，除了自然因素以及人口增长，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建设资金严重不足，一些中心城市规模过大等原因外，还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给水排水工程的规划观念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规划研究方法有待改进。

1传统给水排水系统规划存在的问题

目前，给水排水系统规划已从早期的以单一费用指标为目标，对单一设施或者个别河段进行中、短期的被动单一工程开发对策，发展到了多部门参与的以“净效益”为代表的以单指标为目标，对区(流)域进行长期、中期、短期一体化的多工程开发对策，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给水排水这2个领域规划的某些观念和方法仍然存在不足之处。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城市建设注重给水、偏废排水，忽略生态用水，对有限的水资源一味开采、利用，却缺乏有效保护的现状，造成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而且由于缺乏区域统筹规划，各城市仅关注本城市可获取的水量、水质及水系的上下游问题，结果常常出现城市之间污染转嫁、上游城市过度开发形成断流，从而导致整个流域或区域用水日趋紧张的局面。由此可见，违背自然规律，不仅造成自然界水资源的恶性循环，同时也使人类对于水的开发利用陷于困境。

党的*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这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局目标。审计工作必须围绕这个大局提供服务，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审计署在今后五年发展规划中，把资源环境审计作为落实基本国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以维护资源环境安全。但是，在基层开展资源环境审计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思维定式尚未适应这一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正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笔者认为，在审计实践中，应注意在“五性”上加以把握：

一是要充分认识重要性。目前，县域经济不论基础条件如何，都处于加快发展的态势，以增强各自的经济实力。在这种大趋势下，不乏有的地方看重地区GDP，追求经济增速，忽视资源环境保护。因此，竭尽全力争取公共财政资金、多形式招商引资开发资源上项目，推动经济快速成长，有的已超出了能源、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甚至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有的正体现出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产业结构仍未优化，验证着县域经济发展在快上有余而好上不足。在这个大环境中开展资源环境审计，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维护资源环境安全，其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认识其重要性上，应从三个角度或环节主动切入。首先，要充分认识资源环境审计的政治重要性。资源环境是经济社会的有效载体，是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审计作为经济卫士，承载着维护经济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应勇于面对资源环境审计的挑战，从认识层面理解其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不应停留在原有理念上，要有一种善于探索和实践的勇气和锐气。其次，要在实践中认清项目审计的资源环境重要性。要运用传统的重要性评估手段，认清审计项目中的资源环境的重要性，以此为基础,才能从认识上有个科学判断和客观评估。再次，要推动审计客体对资源环境审计的认识和理解。在地方经济发展仍然依靠项目投资拉动、资源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资源环境审计日益摆上日程的背景下，基层一定要通过审计手段，帮助审计客体提高对此项审计的认识，加大双方的沟通和理解，主动进行配合，达到审计的预期目标。

二是要提前预见风险性。审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从开始实践起，就伴随着一定风险。不仅判断审计项目的重要性水平与审计风险存在反向关系，而且审计技能与审计风险也存在反比关系；不仅存在固有风险，而且潜在检查与控制风险；不仅具有共性风险，而且还有特性风险。相对来看，资源环境审计的风险要明显高于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与绩效审计的风险。主要由两个层次产生风险因素，其一是技能产生的检查风险。目前，基层审计人员普遍素质偏低，大多偏重于单一的财会业务，缺少法律、工程、经济学、计算机等专业人员，已明显不能满足资源环境审计的需求。就目前现状，如不加大专业培训，缺乏充分准备而实施审计，就会在控制和检查环节潜存着较大的风险因素，而且不易避免。其二是项目本身产生的固有风险因。资源环境审计不同于单纯地账项审计，需要做大量细致地审计调查、科学计算、多方印证、专业评估，加之审计主客体信息不对称，新上项目有关资源环境记录资料不多，班子决策涉及也有限，其项目本身导入了一定的固有风险，给评估判断增加了难度。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效开展资源环境审计，就必须提高综合素质能力，超前预见项目审计风险，把风险控制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

三是要注意侧重时效性。财政财务收支审计和绩效审计主要是以年度划分审计范围的，而资源环境审计是难以用年度去体现。有的项目可当年完成，而有的却要跨年度甚至多年度才能完成；有的当时对资源环境没有影响或影响不大，而有的在几年后产生影响或有着长期影响。因此，在资源环境审计实施中，应把着力点侧重放在审计项目的时效性上。既要看项目建设当前对资源保护与开发、节约与浪费、生态保护与污染、节能减排措施与落实的情况，更应从长远的角度去验证资源环境的时效性，从当前着眼长远，认真进行分析，从深层进行揭示，以科学发展加以评价。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审计维护资源环境安全的目标，发挥审计在促进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

四是要科学评判增值性。既然把资源环境审计纳入规划和日程，而且社会也有着较高的期望值，就应该针对当地实际加强实践探索。但是，仅就资源环境审计而审计，不易达到理想的预期，也不易实际操作，最佳路径是与投资审计有机结合，相互融合，统筹兼顾。随着地方投资和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将投资审计与资源环境审计有效统一和同步，既审查评判公共财政资金的管理使用效益，又分析评估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增值性，还测试估量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从中发现倾向性、典型性的问题，以推动公共财政资金在使用上的升值，从而达到促进改善民生、落实国家政策、保护资源环境的目的。

五是要着眼发展可行性。地方开展资源环境审计，其目的是既要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又要通过审计促进资源合理保护、开发和利用以及改善环境。因此，审计的落脚点就是要着眼发展的可行性。通过履行严格的审计程序，发现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从体制、机制上分析原因，从主客观方面提出建议和作出评价，对审计项目的可行性和经验教训提出政策措施和意见，以供领导在资源开发决策上参考，当好领导决策的参谋。当前，资源环境审计尚未形成评价体系，基层审计在该项审计中的评价仍属重点和难点，既需要探索，又需要总结创新，为建立评价体系趟好路子。在评价中，总的取向应该是围绕发展的可行性进行，防止超出资源环境承受力而引发诸多问题。

摘要：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因此，要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就必须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根据目前国内外生态环境用水的研究情况，对解决水资源配置中的生态环境用水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路，并综述了各项生态环境用水量的计算方法。

关键词：生态环境用水；计算方法

1研究生态环境用水的目的和意义

水是生命之源，万物之本。陆地水文过程与生态环境变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到区域水文状况与水文环境的好坏，而区域水文情势则对生态平衡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长期以来，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往往没有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水资源分配问题，致使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出现退化，表现出类似上述的各类自然生态问题。为根治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务院制定并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随着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开展，生态环境用水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研究我国生态环境用水，对于实现我国水资源区域间、部门间的合理配置和可持续发展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生态环境用水的计算方法

计算时需考虑的几个指标：①河流流量指标：一般情况下，河道内应保证60％的水质达标水量，流量减少会直接影响其生态功能。人类为维持生活、生产和生态的河道外用水，一般不应超过河流径流量的40％；②湖泊的面积与水量：城市水体面积的比率直接关系到城市空气的湿度和温度，是城市生态的重要指标。采用河湖占城区面积比来反映城市水生态状况；③湿地指标：湿地面积比率反映了湿地影响的大小。以湿地面积、湿地水体面积和湿地比率作为衡量湿地状况的指标；④地下水指标：地下水位直接反映了地下水储量，如果地下水位很低，不仅不能补给地表水，而且湿地和河流就很难蓄住水，地表植被也难以生长。抽取地下水后，地下水位应不低于保持原植被的水平，更不能造成地面沉降；⑤水质指标：水质状况决定了水体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和发挥功能的大小，污水危害生物的生存，降低水的生态功能。水体水质是反映水体好坏的定量体现；COD是水污染的主要污染物，是实现“总量控制”的重要指标；污水处理率反映了污水治理的程度，决定着进入水体污染物的总量。流域排污总量，应在河流径流量的1/40以内，以达到自然稀释，超标的一定要达标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