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产权制度范文10篇

就目前来说，我国在土地资源产权制度上面的发展正处于一个起步的状态，虽说目前还不能赶上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这种发展已经是我国土地制度的发展上一个很可喜的进步了。随着我国各方面行业力量的逐渐膨胀，我国的土地资源产权制度的确立也就在处于一种全面更新以及扩建的迅速发展时期，由此我们更应该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基于，着力的去发展这种情形下的生态文明体制。正如本文，我们须得在地方生态文明体制下有关土地资源产权制度的总体评价和管理上做进一步的创新以及优化。这些创新的技术研究，不仅能够使得我国土地资源的管理的发展进入一个更加快速与便捷的新纪元，这种创新之举还可以全面的去带动我国社会的进步。但是对于如何把生态文明体制下有关土地资源产权制度的总体评价进行不断提高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很难以解说的问题，由此我们要学会从评价的本身去做起，从评价单位以及评价的本体构建成员去出发，只有做好这一点，我们才能达到科学的提高技术，科学的进行自我探索这一目的以及目标。本文拟讨论农村土地制度与农村生态环境文明建设之间的若干重要关联，并提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环境目标约束条件。

1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架构

我们不妨把土地承包权看做一种非市场化的、只与农户的身份有关的土地经营权，这种特殊的经营权不能随意转让；能自由转让的是有期限的经营权。现实中的三权分置基本格局形成后，官方过去一直没有用系统的政策语言给予阐述，而现实中早已有这种必要性。一个重要原因是，总有理论界人士及基层官员对这种格局的解读及操控，或淡化了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真实意义，或否定了土地承包权的现实功能，不利于建立及稳定有效的农村经济关系。两办出台的这个文件，将三权分置关系按照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说得更清楚一些，无疑是很有意义。对于这个文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土地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这其中，最重要的目的是推动农业规模经营水平的提高。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第二，文件规定，“土地集体所有权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这些权利的具体实现是将土地承包给农户，由作为集体经济成员的农户来享有这些权利。现实中，由集体领导行使的权力主要表现为土地发包权以及对土地使用的合法合规监督权。集体组织的领导人并无别的涉及土地的重要权利。集体领导人越界行使权力不为政策允许。第三，农户的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这个政策在2008年已经提出，新文件再次重申。但承包期限究竟有多长？至今官方没有明确，但迟早要明确。

2土地制度是生态环境文明的基础性因素

有史以来，农地使用制度及农业经营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每一种情形都对生态环境发生不同影响。近些年来，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有了进一步的实质性发展，但是伴随着这种发展的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比如说最近一些时期，人们谈之色变的雾霾问题，水资源污染问题还有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攀升造成大气温室效应等问题，这些环境问题都处于人们的高度关注之中，由此我国的环境部门就联合国家各个行业以及部门确立了一系列的以生态文明为基础，以能够有效控制环境问题的物质为目的一系列规定，本文将就给出生态文明体制下对我国现存土地资源产权制度的综合评价研究，并且还会根据这些研究得出相应的国家资源发展的结论，以求能够把地方的自然科学基金能够做到整齐划一的地步。当事人用自己的地，种自己的庄稼。中国大部分历史时期以这种情形为主，例如，有研究表明，华北近代农村便是以小农土地所有制为主。这种土地制度之下，农民会爱惜土地，保护环境。农民之间懂得合作，以解决水系利用等问题。农民连盖房也会尽量用差地，舍不得占好地。对于化肥、农药的使用，农民一旦懂得利害关系，也会斟酌取舍，不敢杀鸡取卵。

3土地制度改革要兼顾环境保护目标

1、森林资源产权变革：抉择与困境

在解放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大多数林区一直保持着森林资源私人所有为主的民有民营林业[2]。在稳固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下，森林经营质量的好坏与农民自身的长远经济利益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相关，这种由产权制度而形成的私人利益高度关联性构成了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关键。由于产权利益机制的约束，采伐多少，如何采伐，何时采伐，何地采伐等森林持续经营的基本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理性植根于农民心里，应用于长期森林经营实践。在工业化程度极低，农业经济占绝对地位的旧中国，作为森林产权主体制度作用的一种结果，林区的森林经营总体上保持了可持续经营状态。就生产方式而言，尽管当时的森林经营方式只能称之为小农经济，但是这种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却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森林采伐，有效地保护了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

同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生态破坏性工业化进程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理想和发展工业的主观愿望，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森林资源一度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遭到大规模砍伐和破坏。传统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经历了私人所有向初级社、高级社再到公有化的迅速转变，民有民营林业迅速走向消亡，取而代之以集体和部分国家占有的公有公营产权模式，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频繁变化，对林区的林业生产性质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影响：①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产权制度基础面临崩溃，森林科学经营的民间积极性丧失。农民的森林经营主体身份被剥夺，森林资源的产权被收归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失去了森林独立经营权，森林经营活动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部门经济活动”或“国家经济行为”。在新的产权制度下，丧失森林所有权的农民实质上已经作为公有经济组织的“雇佣劳动者”，有劳动之义务而无选择森林经营方式的权利，他们在长期经营森林实践中形成的森林可持续经营习惯难以发挥作用，森林经营的实际利益主体明确地指向国家、城市和工业，而由此带来的森林生态环境责任主体却被严重地“虚置”。②森林经营活动从民间的分散作业方式迅速转化为专业化半专业化的生产活动，在现代采掘工业技术的支持下，开采森林资源、生产木材的能力极为提高，森林资源恢复与更新能力难以跟上采伐消耗的速度。在森林资源的采伐和经营组织管理方式上，改过去的“择伐”为“皆伐”、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即小农经济）为集体统一经营，有组织的林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机构（社会化大生产、大协作）大量地出现。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南方各省大办国营营林林场和森工采育林场，各村纷纷举办集体林场，通过集体作业、强度皆伐；提高木材生产效率，在森林资源恢复管理方式上，采取森林采伐与森林更新专业化分工，采育林场主要是采伐木材，营林林场负责林地恢复更新，形成“两张皮”，使得森林采伐和更新严重脱节，森林质量也严重下降，最终出现“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③森林资源休养生息的自然规律完全被忽视，生态系统的功能被严重削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行之有效的森林持续经营传统被废弃，如自然恢复混交林的经营模式，木材采伐与生长平衡的机制，择伐作业和小片皆伐，林间套种，地力保持等一些好的习惯，由于大规模的集体森林采伐，以及大规模地人工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形成单而一的松树和杉树为主的针叶人工林，大规格的全面垦挖林地以及全面的烧炼采伐迹地，造成大量的土壤有机质的丧失和长期地力的衰退，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防护能力大为降低。④森林产权公有化变革而形成的大量的国有和集体林场，经济依然贫困，尽管经历了数次经营体制改革，但还是无法从经济围困中摆脱出来。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和集体林场依靠砍伐20世纪50年代营造的人工林以及开采祖宗留下来的天然林资源，不断壮大，人员不断增加，运行成本不断提高，林场“木头”模式的单一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资源“赤子”与公有林场财政“赤字”长期并存，无法形成南方集体林区林业生态经济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总体上讲，在自然资源高消耗的传统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下，森林资源公有化经营体制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难以形成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与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难以避免“公有地悲剧”的出现，近50年的森林资源共有公营的经营实践以及长江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森林资源公有化制度在平衡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矛盾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曾经引发了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出现了诸如森林资源股份合作制、租赁制、合作制、承包经营制等新的林业经营形式。到1986年，南方集体林区集体林地面积的69%为农户个体承包经营[3]，激发了农民从事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林区民有民营的某些特征，提高了资源使用与配置效益。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南方林区森林资源不彻底的产权制度变革，本质上还是基于提高森林资源经济效益之目的，将公有（集体）森林资源的部分经济收益权利向农户分散，森林资源的所有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民有，激活和巩固了森林财产收益的民间欲望，而极为重要的森林生态防护的社会权利责任体系远未建立起来，引发了大规模的森林乱砍乱伐，由此深层次地暴露出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调整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我国将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今后50年中国林业发展总体战略是“生态建设、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三大目标[4]，为实现这一目标，将改革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稳定所有权，完善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4]。但是，我国林区复杂的森林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频繁的政策波动，多样的森林资源经济关系以及重要的生态保护战略地位，决定了森林生态保护和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研究生态建设及其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探讨森林生态保护形势下的南方集体林区森林产权结构模式，并提出产权结构改革措施等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产权制度作为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规范，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森林资源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之间存在比较紧密的相关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发生了数次变革，对森林生态保护产生了较大影响。进入21世纪，国土生态安全成为林业建设的主要任务，森林生态保护与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重新引起社会的重视。森林资源经营权利民有化作为林区林业改革的重要目标，其产权设置与森林资源保护之间的辨证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以森林资源分类经营为基础，按照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种不同的森林经营类型，构建有区别的森林资源产权结构模式，以取得生态和经济双赢的产权格局。本文围绕着上述问题，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予以论证和分析，以期为林区林权改革研究充实内容。

关键词：森林资源环境保护产权制度

1、森林资源产权变革：抉择与困境

在解放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大多数林区一直保持着森林资源私人所有为主的民有民营林业[2]。在稳固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下，森林经营质量的好坏与农民自身的长远经济利益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相关，这种由产权制度而形成的私人利益高度关联性构成了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关键。由于产权利益机制的约束，采伐多少，如何采伐，何时采伐，何地采伐等森林持续经营的基本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理性植根于农民心里，应用于长期森林经营实践。在工业化程度极低，农业经济占绝对地位的旧中国，作为森林产权主体制度作用的一种结果，林区的森林经营总体上保持了可持续经营状态。就生产方式而言，尽管当时的森林经营方式只能称之为小农经济，但是这种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却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森林采伐，有效地保护了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

同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生态破坏性工业化进程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理想和发展工业的主观愿望，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森林资源一度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遭到大规模砍伐和破坏。传统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经历了私人所有向初级社、高级社再到公有化的迅速转变，民有民营林业迅速走向消亡，取而代之以集体和部分国家占有的公有公营产权模式，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频繁变化，对林区的林业生产性质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影响：①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产权制度基础面临崩溃，森林科学经营的民间积极性丧失。农民的森林经营主体身份被剥夺，森林资源的产权被收归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失去了森林独立经营权，森林经营活动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部门经济活动”或“国家经济行为”。在新的产权制度下，丧失森林所有权的农民实质上已经作为公有经济组织的“雇佣劳动者”，有劳动之义务而无选择森林经营方式的权利，他们在长期经营森林实践中形成的森林可持续经营习惯难以发挥作用，森林经营的实际利益主体明确地指向国家、城市和工业，而由此带来的森林生态环境责任主体却被严重地“虚置”。②森林经营活动从民间的分散作业方式迅速转化为专业化半专业化的生产活动，在现代采掘工业技术的支持下，开采森林资源、生产木材的能力极为提高，森林资源恢复与更新能力难以跟上采伐消耗的速度。在森林资源的采伐和经营组织管理方式上，改过去的“择伐”为“皆伐”、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即小农经济）为集体统一经营，有组织的林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机构（社会化大生产、大协作）大量地出现。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南方各省大办国营营林林场和森工采育林场，各村纷纷举办集体林场，通过集体作业、强度皆伐；提高木材生产效率，在森林资源恢复管理方式上，采取森林采伐与森林更新专业化分工，采育林场主要是采伐木材，营林林场负责林地恢复更新，形成“两张皮”，使得森林采伐和更新严重脱节，森林质量也严重下降，最终出现“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③森林资源休养生息的自然规律完全被忽视，生态系统的功能被严重削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行之有效的森林持续经营传统被废弃，如自然恢复混交林的经营模式，木材采伐与生长平衡的机制，择伐作业和小片皆伐，林间套种，地力保持等一些好的习惯，由于大规模的集体森林采伐，以及大规模地人工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形成单而一的松树和杉树为主的针叶人工林，大规格的全面垦挖林地以及全面的烧炼采伐迹地，造成大量的土壤有机质的丧失和长期地力的衰退，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防护能力大为降低。④森林产权公有化变革而形成的大量的国有和集体林场，经济依然贫困，尽管经历了数次经营体制改革，但还是无法从经济围困中摆脱出来。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和集体林场依靠砍伐20世纪50年代营造的人工林以及开采祖宗留下来的天然林资源，不断壮大，人员不断增加，运行成本不断提高，林场“木头”模式的单一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资源“赤子”与公有林场财政“赤字”长期并存，无法形成南方集体林区林业生态经济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产权和产权制度：经济学和法学的考察；中国必须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特点；推进社会主义产权制度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对产权，经济学和法学的概念是不同的、产权是对经济品的权利，包括使用、获得收益、处置的权利，经济品的交换、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概念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十分接近、产权制度是决定资源配置的基本制度、建立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市场化的过程、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建设，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覆盖所有经济资源的产权制度、各种产权主体地位平等，但作用有所不同、不断完善的产权制度、理顺不同产权和主体的关系、通过建立合理的企业产权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建设等，具体请详见。

一、产权和产权制度：经济学和法学的考察

对产权，经济学和法学的概念是不同的。经济学中的产权（PropertyRights），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品的多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现代经济学，尤其是以产权为研究重点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要点是：产权是对经济品的权利，包括使用、获得收益、处置的权利，经济品的交换，即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交换是一组权利的交换；产权具有排它性，同时可分离、可分割（如对一物可以同时或分别有不同的权利），从而可有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同时它还受规则和国家的约束；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产权制度决定组织的类型、形式及经济效率高低；产权制度对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技术进步也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因；私有产权与政府干预都是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选择的标准取决于交易费用的高低；通过建立在交易费用比较基础上的产权交易，私有产权制度会产生复杂、合作效率极高的组织，如现代大企业；企业本质上是投资者、经营者、职工、债权债务人等各种利益相关者产权交易和“不完全合约”的组合及产物；企业的“不完全合约”性质及信息不对称，使企业的委托问题成为企业制度设计的关键问题。

比较研究表明，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概念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十分接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制度经济学的著名学者E·G·Furubotn&S·pejovich说：“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规范。…产权制度可以描述为，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转见上海三联书店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编《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1995年）。

法学家通常从财产权利法律制度的角度把握产权概念。一些法学家认为狭义的产权制度主要指所有权制度或物权制度，而广义的产权制度则包括物权、债权、法人和企业财产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各种的财产权利。

【摘要】产权制度是民营企业发展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制度，它的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其与民营企业发展之间的阶段性融合，即民营企业要根据其自身的特定发展阶段选择相应的产权制度，适时地进行产权制度创新，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文章就现阶段我国民营企业进行产权制度创新的原因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原因

一、产权、产权制度与企业发展

1、产权概念的界定

罗纳德H·科斯于1958—1959年间完成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和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被公认为西方产权理论的开山之作。

科斯认为：“产权是对物品必然发生的不相容的使用施加的人为的或强制性限制而且是对这些使用进行选择时的排他性权利分配。”目前，学术界多采用菲吕博滕和配杰威齐在《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一文中的产权定义：“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发展，对加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优化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市场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内涵

产权是人们根据一定的目的对财产加以利用或处置以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产权的直接形式是人对物的关系，实质上是产权主体围绕各种财产客体而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得到法律认可之后，就形成了法律上的产权关系，即在法律上对土地、房屋、设备、存款、现金、股票、债券、专利、商标、名誉等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关系。法律上的产权关系是对经济关系的反映、认可和保护。一旦人们的财产占有关系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和保护，产权就具有了排他性、独立性、交易性和可分割性的特征。当股份制成为企业的财产组织形式之后，就形成了财产所有权与实际占有权的分离，进而在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产生了企业依法享有对别人财产的占有、支配、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即法人财产权。因此，现代产权的内容不仅包括法律上的财产所有权，还包括企业法人财产权，它是以财产所有权为主体的一系列权利的总和。

所有制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定的个人或社会组织对生产条件的独占或垄断。这种对生产条件的独占或垄断决定了生产要素的不同结合方式，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交换关系及分配关系，是形成生产关系的基础。所有制在法律上表现为所有权。因此，以所有权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产权关系构成了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然而，所有制内部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经济关系还不复杂时，所有制的范围是狭窄的，所有者可以完整地行使其权力并独享收益。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所有者要统管所有权能日益困难，而需要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他人经营，让渡给别人一部分产权。可见，所有制内部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可以全部归一个主体去行使，也可以拆分，还可以组合。同一所有制可能有不同的产权配置格局，有不同的实现形式。这种以既定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为基础形成的且能对产权关系实行有效组合、调节、保护的制度安排，就是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二、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要求

完善的产权制度是划分、界定、实施、保护和调节产权，确认和处理产权主体责、权、利关系的规则基础，其根本要求就是在产权关系上做到“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产权制度及其创新的一些基本理论，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背景和进展，针对我国目前水权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中的制度障碍，提出了较为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建议。

从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看，水资源正日益影响全球的环境与发展，甚至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我国水资源形势不容乐观，水资源紧缺已经成为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它国家，传统上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总是求助于工程和技术手段，而运用政策、制度和管理手段来解决水资源危机问题并未引起政策制定者和管理工作者的足够重视。但从实质上说，不论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还是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一般都有资金和技术两方面的问题。它们二者又同时受制于政策、制度和管理方面的约束。

我国的水利资金状况和水利技术条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特定水资源政策、制度安排和管理方式下的产物。因而可以说，我国的水资源政策、制度和管理实际上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并且日益成为影响水资源短缺状况的最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水权和水市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借助政策、制度和管理手段来合理开发、优化配置、高效利用水资源已成为水利工作的中心任务[1]。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产权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总结，以期对当前我国的水权制度创新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产权和产权制度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研究的关键概念是“产权”，制度规则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行为主体的权利规定。有效的产权制度是整个经济制度的核心。它一方面直接影响人们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为其它制度提供基础。由于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形成了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产权经济学。

一、制度变过理论和产权经济学简介

经济学主要研究具有稀缺性的资源如何达到最佳配置的问题。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交易活动不存在“阻力”，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为零的情况下，研究资源配置在完全的市场制度下如何实现最优均衡。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显然和现实有较大差别，不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异军突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挑战和补充。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制度是社会中个人的行为规则，用于增进社会秩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性要素。由于现实社会中制度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制度的变迁和创新问题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是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完成的。制度变迁的原因是旧有制度转向新制度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对新制度产生需求，相应地产生新制度供给。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种变迁的成本小于新制度带来的个人净收益，则制度变迁才会发生。制度变迁相对可以划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敌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一群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原因可能包括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条件变化、制度需求改变或其他制度安排改变。制度变迁因常需要集体行动而产生所谓“搭便车”（Freerider）问题，使自发过程提供的新制度供给不足，从而使政府法令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成为必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对产权理论深入研究孕育而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柱理论之一。产权制度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中对稀缺资源争夺的冲突所确立的竞争规则，这些规则可以是法律、规制、习惯或等级地位。完整的产权是一组权利，包括：①使用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财产，包括有权在物质形态上改变乃至毁坏财产；②收益权，即直接从财产本身或经由协约关系从别人那里（在财产转让的条件下）获取收益；③转让权，通过出租或出售把与财产有关的权利让渡给他人。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将产权区分为使用、收益、转让诸权只是初步分解，其中每一种权利都可能得到更为具体和细致的分解，这就使得产权结构复杂化。产权结构存在各种不同的形式，私有产权（PrivateProperty）和共有产权（Commonproperty）是产权安排形式的两个极端，大多数产权安排处于这两者之间。产权经济学强调产权结构和人类行为激励的内在联系，认为不同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差异对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排他性（Excludability）是产权的决定性特征，它不仅意味着不让他人从一项权利中受益，而且意味着权利所有者要对该项权利使用中的各项成本负责。产权界定的含义是指提高共有产权的排他性。产权的界定需要付出成本，可以划分为排他性成本（Exclusioncost）与内部管理成本（Internalgovernancecost）。排他性成本包括界定成本和维护成本，这里的界定指在物理与价值形态上给出产权的边界，并使之能够被有关交易者乃至社会识别和承认。产权的内部管理成本，是指不具有排他性，共同拥有产权的所有者做出决策、采取行动时所耗费的成本。

由于共有产权使内部成员的努力程度普遍降低，共有产权的有效行使往往有赖于很高的内部管理费用，降低共有产权的内部管理费用依赖于产权的排他程度的加强，但相应要付出排他性成本，只有当新增的排他成本低于所减少的内部管理成本时，排他性程度的加强才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产权界定的收益大于产权界定的成本时，人们才有动力去制订规则和界定产权，因此产权总是没有被完全界定的。没有被完全界定的产权就会产生外部性，即产权行使效率下降带来的损失。理论上来讲，产权没有完全界定带来的成本节约等于产权没有完全界定而带来的损失。因此人们会不断地界定产权，直至两者在边际上达到相等，形成暂时的制度均衡。产权制度的演变实际上就是产权不断被界定、外部性不断内部化、产权行使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产权制度均衡不断被打破，产权制度创新不断涌现、产权制度不断变迁的过程。从西方国家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来看，大体上经历了共有产权、排他性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三个阶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共有产权在当代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任何国家从未建立起纯粹的私有产权制度。

二、我国水资源的共有产权制度安排

从人类历史上看，资源稀缺的出现和加剧以及相伴随的相对价格提高，是产权制度出现的基本原因。在自然资源相对充裕时，对这些资源设置产权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自然资源往往被当作公共财产使用。当人口相对于稳定的资源数量增长时，人们之间的竞争趋于尖锐，一旦资源稀缺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制度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当水资源相对并不稀缺之时，设置水权的收益不高，水资源处于开放利用状态，这反过来助长了水资源的粗放利用，加速了水资源稀缺的出现，而资源稀缺的日益显现，又客观上提出了设置水权制度的需求，以遏制资源利用的快速增长，优化配置稀缺水资源。

摘要：2017年我国农业部全面部署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清产核资是其中一项基础工作。要清产核资、摸清家底、确认组织成员，为进一步产权改革奠定基础。现阶段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还存在很多问题，针对清产核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有效对策，以促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顺利完成。

关键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清产核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环境下，城乡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开发农村资源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目标。目前我国农村有大量的集体资产，全国农村集体账面资产达到3.44万亿元，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源为4.46亿hm2。如果不进行深入改革，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整合开发，很难发挥集体资产的作用，难以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无法实现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目标。只有清产核资、明晰产权，才能有效盘活农村集体资产，这也是目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清产核资过程中会存在较多问题，包括股权、集体资产、集体债务、经济合同等。要重新进行股权量化，为百姓争取更大的权益，为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奠定良好基础。

1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和意义

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农村集体资产存在较多问题，集体资产归属以及权责不明确。如果不尽快解决存在的问题，就容易造成资产流失或者集体利益被侵占。为了稳定农村经济发展，必须进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促进经济平衡发展。1.1明晰产权权责。在集体产权改革过程中，要明晰产权权责。产权关系在法律上可以直接反映、认可和保护经济关系。产权具有排他性、独立性、交易性和可分割性特征。因此，明晰农村资产产权可以帮助农民获得产权的使用、处分、占有、收益等权利，增加农民的经济收益，并可以合理支配资源。无论是抵押、继承还是退出股权，都能重新进行定义，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方案，促进社会经济良好发展。1.2有效保护资源。将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合法化，能有效减少公共资源受到侵害。目前，集体产权存在资产归属不明确、资产管理难等问题。同时，集体产权管理制度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可以有效避免这些问题发生，对农村资源起到有效保护作用。1.3加快资产流转。解决产权问题，高效盘活农村资产，能使资产保值，也使市场交易更加公平、快捷、高效，还能使农村产权交易从原来的“走进来”到现在“走出去”，推动农村产权交易相互赋能、融合发展。资产流动的新模式有“广西1+N模式”“安徽芜湖模式”“内蒙古扶贫新模式”等，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2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清产核资相关问题

摘要：从制度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看，产权制度变迁是一个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动态过程。我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曾取得过较好的历史绩效，实现了一定时期内的制度均衡；但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日益暴露出诸多缺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规模碎化、农地产权边界的模糊性、农地产权的凝固性说明这一制度安排的非均衡的出现并日益加剧，同时也昭示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构建边界清晰的、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关键词：农地产权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迁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和农民生存的根本保障，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一直受到来自自然、技术、经济、社会及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研究的深入，人们愈加认识到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和实施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农地产权制度，取得了较好的历史绩效，给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日益显露，成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内在依据。鉴于此，笔者首先以相关的产权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运动的视角阐释产权制度变迁理论，形成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其次，以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为分析工具，对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透析；最后，提出我国未来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一、产权制度变迁理论范式：基于制度内在矛盾运动分析视角

(一)相关概念界定

1．产权制度概念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