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范文10篇

本世纪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艾赛亚。柏林（IsaiahBerlin，一九○九——

一九九七）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以八十八岁高龄告别人世。这位常被誉为英

国最博学的思想家，没有留下任何一部系统性的代表作，他的所有著作几乎都是

零散文章的结集，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强烈的"反体系"立场有关，因为事实上

柏林一直拒绝写作大部头的系统著作。不但如此，柏林本人常常表示当世学界过

高估计了他，说他自己的写作从无计划，更从未想过青史留名的问题，而是更多

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流变态势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百年中国思想发展史，所呈现的是一个主流鲜明而又多元多样的整体态势。围绕着谋求中华民族之独立富强这一跨世纪主题，各种思潮冲涌而起，它们既各自确立又相互影响，从而使这百年间的中国思想界呈现出开放多元的鲜明特征。在这样一个思想发展历史进程中，自由主义思潮无疑居有重要地位。这一起于严复、中经胡适等几代人薪火承传的思想潮流，尽管始终未能成为百年中国的思想主潮，但与那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非主流思潮相较，它的生命力是相当坚韧和顽强的，并在民间和学界占有较大的思想地盘，即使是在它深受打压而被迫滑向最低谷的时期，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没有消失。可以说，如果我们不能真实面对自由主义思潮在百年中国的潮涨潮落，那么，我们对百年中国思想史的认识与把握就一定是残破的，而且对中国未来的思想走向的思考也可能陷入太多的主观想象。

二、自由主义为何难成主导思想

（一）时代向社会各个领域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威严命令。从所周知，当时光流至19世纪中后期，曾创造了辉煌历史的中华民族却进入了一个灾难深重的悲剧时代。东西方列强在中国大地上的猖獗横行，使世界东方这一泱泱大国陷入了被瓜剖豆分的空前浩劫。面对着这种行将国破家亡的民族惨剧，举凡有民族良知的中国人无不深感切肤之痛，整个中华民族也发出了求亡图存的悲壮怒吼。在这种特定情势下，时代便向社会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个领域发出了威严的命令，要求一切服从救亡图存，一切为了救亡图存。而掌握着国家命运之舵的统治阶层甚至相当多的人们，又都认为在这样一个非常的年代所需要的是高度集中的威权政治和血与火与剑，因此自由主义当然不可能成为时代的主话语。

（二）自由主义被认为不是国家求强的最佳选项。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严复，他之所以要从英美模式中引进自由主义并竭力加以宣扬鼓吹，虽然也是为了救亡图存并使祖国早日致强，但面对着信奉专制甚至独裁这一威权政治的执政者，面对着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儒教思想和后来的日德极权模式、苏俄革命模式的强力影响，严复为使国家致强而发出的自由主义呐喊显然是太微弱了。于是，自由主义便不得不退居于非主流地位甚至一度陷入被严重边缘化的境地。

（三）缺乏市场经济，法制基础与民主政治的支持保障。西方的自由主义是基于市场经济与法制社会的一种政治哲学思潮，其根本目的是致力普通个人的普通幸福。民富、公正、人权、自由、民主、共和、程序、法理等等，是自由主义思潮常用的重要关键词。但正是在自由主义这样一些本质特征和核心内容上，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和以胡适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主义者以及其后的自由主义者们，都不同程度的进入了误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虽然比较接近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并在关于开矿山、引外资等方面的论述中也体现了一定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但他却更多的把自由主义当成了国家求强的手段，而没有充分注意到自由主义致力于个人幸福这一本质内容。他虽然也抓住了古典自由主义致力于增加国民财富这一面，却没有把它上升到经济自由、政治民主这一层面。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第二代代表人物的胡适，从一开始就对古典自由主义学说中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信心，他热衷的是一种社会自由主义，并对英国工党的反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颇感兴趣。他高唱的是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却从不强调经济自由和代议政治。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严复等第一代自由主义者，还是胡适等第二代自由主义者，当他们先后为自己所信奉的自由主义而奔走呼号的时候，中国既无一个发育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更无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在一个以垄断经济、独裁统治和人治模式为主的国家里面，自由主义的实现只能是一场梦幻。

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必须防止和警惕自由主义的新倾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党的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能勤政、廉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性。但总有那么一些少数人，喊着“改革”的调子，任意“改掉”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法规；借着“创新”牌子，而肆意“创丢”了党的光荣传统和民族历史优秀文化；打着“发展”的旗子，却随意“蒸发”百姓的切身利益。当年，同志曾痛斥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如今这种自由主义的新倾向如不警惕与防止，将危害党和人民的关系，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改革，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民主法制是治国基本方略。因此，正确认识和实践改革开放，坚持依法治国，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在经济活动中按价值规律办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过去那些约束生产力发展的旧框框，旧条条，要改革，要突破；一些不合时宜的制度、规章，无疑要通过合法的程序更改布新。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是依靠国家一系列法规和市场主体企业的规章制度为支撑的。作为各级部门、企业领导，应当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态度来实践改革开放，权为民所用，以百姓的利益得失为改革开放的衡量标准，绝不能为了局部利益和个人私利，对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规章制度，采取适用主义，随心所欲，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改走样，特别是把那些利民的政策与法规任意“改掉”，甚至欺上瞒下，弄虚作假，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自由主义。

市场经济需要党的方针政策来指导，需要法制法规的保护和约束，否则就没有诚实守信的市场，没有公正、公平、公等的竞争。改革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而人是生产力的主体，改革的最终是要解放人，让多数人受益，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这是以人为本的改革理念，也是党和政府的改革的根本方针政策。但是，有些人却背离了改革的目的，有的改革以“物”为本，有的改革以“资本”为本。于是，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泥沙俱下，好心的错误者有之，别有用心者也有之。有些人为了“小团体”或个人利益目的，总是“活学活用”政策，千方百计、不择手段，钻政策和法规的“空子”。当政策或法规约束到自己，受到监督时，总是不舒服、不自在、不自由。沈阳的“土皇帝”慕绥新说：“国家的法令、法规在我这里也得变通执行，我同意的执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执行”。西安机电公司老总周长青说：“我在公司说一不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于是他们为了扫清障碍，达到目的，借口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开放的需要，经济目标的发展等，把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规看成是“老皇历”、“旧框框”，以“改革”的名义来“改掉”，他们这种“以权代法”、“以言代法”，还美言其曰是“与时俱进”。比如，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改为“一言堂”，“领导”改了“老板”。又如，把理论联系实际改为“理论联系实惠”，把密切联系群众改为“密切联系领导”，把为人民服务改为“为人民币服务”等等。有的部门，把国家下拨的救灾款改成少数人的“福利金”。威严的海关，正常的过关手续在金钱的打通下，改出赖昌星这样的走私集团。城市的居民住房、农村农民的田地，改作房地产开发商大款的“钱袋”。有的把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改为“只退不进”，一卖了之，造成国产资产严重流失。有的企业改丢了质量标准，“改”出假酒、假烟、假奶粉等，毒害了百姓。还有的企业改丢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造成一次次矿难，“改死”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有的企业以现代企业制度改制为名，改成董事长、经理、书记一人兼，造成监督与制约难。还有的企业改制把一个好好的国有企业“改进”个人的腰包里去了！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诚然，胡改乱改的这些人，迟早也会“改断”自己的美梦，“改送”自己的前程。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国家的法规、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各级领导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政策法规都是经过严格合法的程序制度后颁布实施的。改革，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不是任意改掉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党的先进性教育，必然教育和要求党的干部，严格遵纪守法，令行禁止，绝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百姓，谋私枉法，扛着“改革”的牌子，自我任意改来改去，“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

二、创新，不能“弃祖忘宗，唯洋是尊”。

一、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

1、思想流派

(1)英国当代政治理论家戴维·米勒认为西方曾出现过三种主要的自由传统

第一种，共和主义的自由传统，认为自由人是一群自由政治共同体的公民，而自有政治共同体是自主的共同体，主张通过某种政治方式实现自由;

第二种，自由派的自由传统，认为自由是不受其他人制约或干预的状态，它不主张以政治方式实现自由，反而认为政治终结的地方才可能有自由;

第三种，唯心主义的自由传统，自由从个人生存的社会制度转移到了决定个人行为的内在力量上，即认为一个人只有在有自己的理性信仰时才是自由的。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轨迹，大体上是从八十年代末开始的批判激进主义思潮出发，日益走向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形态则往往表现为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与平等，其结果是把所谓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一种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权利”。事实上，今日许多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的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如果说，一生致力于研究市场经济与自由关系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开山祖奈特（FrankKnight）在其经典论著《竞争的伦理》中曾严厉警告所有经济学家：“最大的谬误莫过于把自由和自由竞争混为一谈”（Noerrorismoreegregiousthanthatofconfoundingfreedomwithfreecompetition），那么，“这种最大的谬误”现在恰恰成了中国知识界的集体信仰，亦即把把自由归约为市场的自由，认为自由经济能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

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因为它表明中国知识界没有能力把握当代学术探讨的基本问题意识和隐含共识前提，这就是，今天一切人文社会知识领域的探讨几乎无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切入“每一个人和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道德个体”这一“平等的自由”的理念－－或探讨什么因素阻碍之，或探讨什么制度安排较能接近之，或探讨这一理念本身的困难所在。但这样的自由理念，在中国知识界几乎渺无踪迹。相反，中国知识界津津乐道的其实是“不平等的自由”。尤其滑稽的是，当少数人正在疯狂掠夺多数人的财产并且日益威胁多数人的基本保障时，我们却听到许多人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谈什么“多数的暴政”，不知是要显耀自己刚刚知道了民主会导致多数暴政，还是想标榜自己虽还不是大款但也属于“少数”，决不属于“多数”，不然如何高人一等呢？

我想今日中国知识界不要再虚张声势地扎起一个叫做“官方”的稻草人从而来标榜自己是“民间”了，装什么腔，作什么势呢？难道中国知识界的这种市场经济主义不早就是最流通的官方硬币了吗？难道现在还有比市场经济主义更主流的意识形态吗？为什么不诚实一点，承认自己早已是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为什么不拿出点勇气来深刻反省一下，现在的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

以上用“中国知识界”这一说法诚然未必适当，因为事实上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认同上述集体信仰。但我指的是主流倾向，并无意针对任何个人。

一、本文因此试图对九十年代中国保守主义提出一些初步的批判检讨。由于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论述形式并不仅仅在于市场经济主义，而且更在于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贬斥民主与平等，本文因此暂不直接讨论市场经济主义等问题，而试图着重就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重新提出一些讨论。

自由主义与民主及平等的关系或张力是自由主义理论的老问题。泛泛而论，这一张力不可能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来解决，亦即“不平等的自由”与“不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接受的，关键因此在于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尽可能保持这种张力的适当平衡。由于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自由的理念特别收到排斥，而平等的理念则至少在理论上受到认可，因此知识界特别有必要高度突出自由的首要性。这事实上也是我个人以往的主要努力所在。

现代政治的基本假定是：政治应该是民族的（national，此词既有"民族的"之意，又有"国家的"之意--译注）。

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中，从现代时期之始，君主国家（princelystate）就取代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度（estatesystem）。君主制国家的唯一政治观念就是统治者的利益。路易十四著名的格言"朕即国家"就最精炼地表达了此一观念，这种观念在欧洲三大帝国宫廷一直延续到晚近的剧变为止。魁奈的学说尽管引发了新的国家观念，不是较少有人知道他早在写作他的巨著前就提出了一句格言：Pauvrepaysan,Pauvreroyaume;pauvreroyaume,pauvreroi.。在他看来，仅仅揭示国家的富裕繁荣有赖于农民的富裕繁荣是不够的，他一直认为，还必须揭示出：只有当农民富足之后，国王才能富裕起来，由此他证明了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福利的必要性。国家（所应约束）的目标恰恰应该是君王。

与君主制国家相抗衡，18世纪和19世纪，自由的理念勃然兴起，使古代共和与中世纪自由城市的政治思想复苏。它与monarchomachs之反对君主连结在一起；它以英国的先例为榜样，英国的君主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彻底失败；它利用一整套哲学、理性主义、自然法来战斗，它通过文学征服了群众，使之完全服膺于这套理念。专制君主最终屈服于自由运动的进攻，从而出现了君主立宪制，出现了共和国。

君主制国家是没有自然边界的，不断增加家族的财产是君王们的理想，每一位君主都努力奋斗试图使自己留给后代的土地广于他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土地。不断获取新的领地，直到遇上另一位同样强大甚至比他更强大的对手为止，这就是国王的使命。他们对于土地的贪婪，使他们根本不知边界为何物，每一君王的行为及捍卫君主制国家理念的文献中的观点都能证明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此一原则威胁着所有弱小国家之生存，它们之所以还能维持生存，则应归功于大国之间彼此嫉妒，这些大国高度警惕着不想让任何一个变得更强大。这就是欧洲均衡的概念，构成了它们之间一次又一次的合纵连横。小国被毁灭也有可能不危及这一均衡，比如瓜分波兰。君主们看待国家的方式，跟地产主看待其森林、牧场、农地的眼光没有任何不同。他们出售国土、也交换国土（即为了"使边界更齐整"），而这些土地上的居民的统治权也随之变换。根据这种解释，共和国就是一种无主财产，任何人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占有它。这种政策到19世纪达到了顶峰：1803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代表议定书》，拿破伦的国家制度，维也纳会议的决定，都是如此。

在君王们看来，土地和人民无非就是君主所有权的对象而已：前者构成了主权的基础，而后者则是土地所有权的附属物。对于生活在"他的"土地上的人民，君王们要求其服从和忠诚；他把人民差不多就当成自己的财产。而把他和他辖下之每个人连结起来这一契约（bond）也是使所有人连接为一体的唯一途径。专制统治者认为他的臣民之间自行组成任何社会组织都是危险，因此他总是努力打碎臣民中一切传统的团结合作关系，只要不是根据他所颁布的国家法令设立、只要不利于新的社会组织之形成，甚至连俱乐部，都不得存在；同时他也不允许不同地区的臣民感觉到作为一个君主统治下的臣民的那种同志情谊。不过，当然，君王们撕裂了构成其臣民的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间的一切阶级联系，使整个社会陷入原子化，从而也为新的政治情感的兴起创造了前提条件。臣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认为自己并不是什么狭窄小圈子的成员，而是一个人，是民族的一员，是国家和世界的一个公民，从此开辟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

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与君主制正相反，反对君主对土地的贪欲和用领土讨价还价。这种理论首先发现，国家与民族的合一（coincide）是理所当然的，由此而形成了大不列颠--典型的自由国家，法国--为自由而战斗的经典之作。这种情况看起来是理所当然，自由主义国家理论也就未在此多费笔墨，因为国家与民族本来就是一致的，也没有必要改变它，当然就不存在什么问题。

罗尔斯（JohnRawls）在政治哲学上成就斐然，受到相当普遍的肯定与推崇。不时有人赞誉道，他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里的贡献，堪称接续了弥尔（JohnStuartMill）、甚至于康德（ImmanuelKant）的地位。这类说法，无论具体意义有多少，都提醒我们，评价罗尔斯的时候，除了看他的具体观点的完备与否、以及论证的妥当程度之外，他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开创了甚么新的视野和资源，也值得特别注意。毕竟，康德、弥尔这些一流的思想家所开启的问题与视野，对于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曾经发挥过革命性的转移功能。罗尔斯有相应的贡献吗？

为人谦虚平和的罗尔斯，在《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第一版的序言里曾说：「我所提出的看法，无法自矜原创。（书里）主要的观念都属于我们的大传统，为大家所熟稔。」1可是警觉的读者不难发现，单就他立意写一部《正义论》而言，已经可以见出他的问题意识比传统自由主义更为深入的一面。

自由主义原本就是一个驳杂的传统。这个传统立足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个人的权利与利益优先于各种集体组合、各类属于集体的价值。可是这类权利与利益包括哪些具体项目？正当性的基础何在？它们这种优先地位，如何表现出来？它们之间的比重与冲突如何调节？甚么情况之下，它们可以合理地受到限制？最重要的，个人之间的平等，对于每个个人的权利与利益又会形成甚么样的制约？面对这些麻烦的问题，各家理论参考不同的历史条件，提出过众多的陈述方式。自由主义的驳杂与丰富，毕见于此。

那么，罗尔斯用「正义」这个主题表达自由主义，有甚么特殊意义吗？换个方式问，为甚么他不径取权利、自由等等传统自由主义必定关怀的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

罗尔斯给自己设定的论争对象是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这种针对性，已经足以见出他的思考的大要方向。「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奠基在正义之上的不容侵犯地位，即便社会整体的福祉，也不能凌驾。」──这是《正义论》正文第一页上的宣示。「社会整体的福祉」，所指当然就是效益主义所追求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罗尔斯所忧虑的是，在根据效益主义追求效益的「跨个人」积累之时，会伤害、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或者权利。不过推广言之，不少人，即使并非有意识地站在效益主义的立场，却还总是不免相信，为着整体、社会、或者多数人的某种福祉、某种具体目的──例如文化的发达、经济的成长、社会的安定、国民的健康、或者某种历史哲学式的宏伟目标──个人的利益和权利有时候不免要让位。罗尔斯对效益主义的批评，当然也直接适用于这类心态。

可是将罗尔斯这句话稍作更动，强调正义的自由主义、与不强调正义的自由主义，也可以藉它来分辨。「自由主义」这个社会理想，同样必须坚守正义观点所坚持的个人的「不容侵犯地位」；对于罗尔斯来说，社会是不是呈现出某种自由主义的面貌，相对于它是否正义，仍然属于次要的问题。如果社会因为力求实现某一种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居然必须凌驾个人的「不容侵犯地位」，这种做法依然是错误的。有人会反驳：会凌驾于个人权益之上的制度，称得上自由主义吗？当然称不上，不过这个问题充分显示，关键其实在于正义这个概念。正义概念正是要告诉我们，个人有些甚么权益与地位是不容凌越侵蚀的。即使站在追求个人自由的立场上，我们仍然须要参考正义概念，方能判断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具备甚么面貌，尤其是个人应该获得甚么方面的自由、多少自由、以及在各项自由之间应该形成甚么样的先后比重。换言之，自由主义的妥当，来自一套妥当的正义概念具有自由主义的内容。罗尔斯企图证明，一套以公平为特征的正义观2，正好满足了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与基本权利的追求。成功与否不论，罗尔斯这种思考方式，已经足以显示，他的自由主义，与一般直接认定某项所谓自由主义的价值（例如自由、效率、自然权利等等）、却不问这种价值是否确实表达了人的「不容侵犯的地位」的取径，实在有可观的差别3。

论文关键词：储安平；自由主义；《客观》；《观察》

论文摘要：储安平是20世纪40年代一位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代表。本文拟对其英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剖析，同时探讨其在《客观》《观察》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客观》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观察》有着继承关系，但二者因为处于不同时期，故政论也有很大不同之处。研究《客观》与《观察》是了解储安平自由主义思想必不可少的方面。

殷海光曾经说过：“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先天不足”即指自由主义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而是美雨欧风吹进来的。实际上，从美国进口的自由主义与从英国进口的有很大差别。来自美国的主要是杜威的民主自由主义，可归纳为：一是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提倡像只是研究那样，科学地、分门别类地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具体问题；二是渐进的、点滴的社会改造策略，鼓舞一批中国自由主义者耐心地坚守文化教育阵地，从文化与社会的最基本改造做起；三是将民主的含义大大的泛化，推广到所有领域，使得纯粹古典自由主义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属性。但是，对中国最有影响的是英制的自由主义，即英国人哈罗德·拉斯基的学说，其在中国有很多信徒，而且都是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中坚人物，如罗隆基、王造时、储安平、张君励等。拉斯基的费边主义是一种修正的自由主义理论，在保留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力图与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调和起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它试图调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空间层面上巧妙的调和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改造方案。这样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几乎是一个盼望已久的福音，逐渐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潮。“费边式的自由主义思潮对外并不拥护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自由企业；强调在政治文化上尊重个人，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提倡以多党合作替代多党竞争；在经济领域主张私人经济与国家经济，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混合体。”

一、鲜明的英国特色

储安平在英国留学多年，英国的实用主义作风和自由主义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他。留学生活丰富充实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中英两国的比较中更坚定了他的自由主义的信念，成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常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他们做人做事的精神，究竟有无相同相似之处？第二，多年以来，英国为一强国中国为一弱国，一强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他带着探寻的眼光审视着英国的自由主义社会。作者细读了这期间储安平先生写成的《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部典型代表著作，对储安平自由主义思想中的鲜明英国特色做一个溯源。著作主要讲述英国的历史和介绍英国的自由主义政治传统。在开篇时，储安平即以赞许的口吻说：“英人公道精神的最高表现在他能容忍异己，尊重对方。赖有这种精神，英人才能保持他们千百年来种种政治的及公民的自由；赖有这种精神，在政治上才能完成两党制度，社会上才能和舟共济。”正是这种容忍异己、尊重对方的思想，日后成为《客观》《观察》时期储安平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英国特色。

在《英国采风录》中讲述英国的历史时，传屁股认为英国有着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是并世最民主的国家，英国人及其尊重自由。“在5世纪前的英国，英人尚无君王的制度。他们平时受治于若干社长，这些社长俱由民选。但若发生战事，势须有人统帅，故非有一个临时的首领不可。何人但当首领，则由许多社长抽签决定；一经抽定，即人人服从。若战争停止，这个临时的首领亦即还政与众，退而与其他社长无异。”细析《英国采风录》，储安平先生从王后、国会与议院、内阁与首相、贵族社会、法律、种族、英人性格与风度、乡村生活、女子与婚姻家庭等多个方面介绍英国，并且带有浓厚的对英国自由主义社会赞许的基调：“英国的言论素极自由，报纸对于任何政治上的人物，都可率直批评，毫无顾忌；独对王及王后，只褒不贬。一则英王虚权，既不负实际政治责任，自亦无可批评之处;二则王为国家元首，代表国家的尊严，故人民无有愿对王或后有一言之不敬。首相对于国家公务，虽大权独揽，而对英王的私生活，亦不欲干涉。”“按照英国法律，王后仍为庶民。关于财产上之权利与义务，按照1800年《君主私人财产法案》，后之身份与庶民无异，她可以控诉他人，亦可被他人控诉。

论文摘要：自文艺复兴以来，霍布斯同其他早期启蒙思想家一样逐渐摆脱了神学观点的束缚，开始以人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反思政治。虽然在政治体帝j上．霍布斯表现出了对君主专制的极大偏爱，但是作为他思想起点的人性论和自然权利说以及关于臣民自由的集中表述，无不折射出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光芒，而且成功地为近代自由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文关键词：霍布斯；自由主义

在西方思想史上，17世纪的英国学者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一向被视为君主专制主张的极力提倡者，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代表作《利维坦》中表达的是一种“极端的王党政见”。作为专制主义对立面的自由主义在霍布斯的思想里似乎很难存在，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从政治的人性基础、国家的必要性、臣民的自由等问题上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深人的阐释，“极其严整的展示了一个似乎矛盾的逻辑：以个人自由始，以政治专制终。自由和专制被霍布斯合乎逻辑地整合进同一政治理论中了。”在尝试重新阅读《利维坦》(Leviathan)文本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他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政治哲学虽然有失足之处，但是将人的基本权利的维护作为他政治哲学的基石，以及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大胆开拓．仍然表现了霍布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伟大先行者的风采。故此，笔者将不再纠缠于其政治学说的得与失，另辟蹊径，专注于对其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的探究

一、霍布斯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

霍布斯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像其他任何思想意识一样都有其必要的现实依据和理论来源。我们都知道17世纪的英国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资产阶级打起了“自由、平等”的旗号领导人民进行了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从“权利请愿书”运动到苏格兰起义和克伦威尔的独裁再到光荣革命。政治的动荡，让霍布斯亲眼目睹了战乱和无序给人们所带来的巨大创伤，使得他对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以及人的自由权利产生了强烈的吁求。如果说欧洲权利之争的战争和动乱还不足以唤醒霍布斯的人权意识的话，那么追于压力颠沛流离的流亡经历必将点燃其渴望自由权利的激情。在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英国的传言中早产的霍布斯似乎注定了一生的苦难经历：为了维护国王的绝对统治权利发表了《法律要旨》而得罪了国会派，1640年被迫逃到法国，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流亡生活。在流亡的过程中霍布斯写成了《论公民》和《利维坦》两部著作，批判了教会君权神授的观点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从而又触怒了英国的保皇派和法国的宗教势力和政府而被迫回国；回国之后的霍布斯由于力推自由思想而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和迫害，最终被禁止发表意见，丧失了一切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这种不寻常的人生经历使其坚信：寻求和信守自由和平就是最基本的自然法，最重要的道德法。

如果说客观的社会现实和曲折的人生经历是其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的话，那么对传统思想学说的批判继承和对当时先进自然科学思想的吸收将是其必要的理论渊源。首先，霍布斯从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为代表的古典政治伦理观出发，批判了国家本位和“君权神授”的思想观点。其次，在批判国家本位思想的基础之上，霍布斯汲取了前人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这之中包括伊壁鸠鲁的国家和个人关系的审视，文艺复兴运动所打出的尊重个人的旗帜，还有路德的个人信仰以及马基雅弗利坚持把个人从国家解放出来的观点等等。同时，霍布斯站在个人为本位的基础之上反对当时的天主教、罗马教会的思想。认为教会限制了人们的自由是“黑暗的王国”应该予以摧毁。而对当时伽利略的机械力学和几何学以及培根的唯物主义思想加以吸收，从而形成了自己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并推理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国家不过是个人的集合，国家权利只不过是个人权利的总和。”这种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人类的思想史上不能说不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一组命题(1)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增加。可以把这原则称为“自由主义剃刀”。(类似于奥卡姆剃刀，即那条著名的原则：如无必要，实体或本质不应增加。)

为了表明国家的必要性，我不援引霍布斯homo—homini—lu—pus[人对人是狼]的人性观。相反，即使我们假定homohominifelis[人对人是伙伴〕或者homohominiangelus[人对人是天使]，换句话说，即使我们假定，由于人的温和或者天使般的善良，没有人会伤害别人，也能表明国家的必要性。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仍然存在着弱者和强者，弱者没有受强者宽容的合法权利，但会因为强者仁慈地宽容自己而感激强者。那些认为这种事态不能令人满意，认为每个人都应有生存的权利，认为每个人都应有受到保护以抵御强者权势的合法权利的人(无论强者还是弱者)，都会同意我们需要一个保护所有人权利的国家。

显而易见，国家尽管是必要的，但却必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如我斗胆形容的)一种罪恶。因为，如果国家要履行它的职能，那它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决不可能根绝这种危险。相反，似乎大多数人都将不得不为得到国家的保护而付出代价，不仅以纳税的形式，甚至还以蒙受耻辱的形式，例如在横行不法官吏的手下。事情并不在于为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2)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区别是：在民主政体下，可以不流血地推翻政府；在专制政体下则不可能。(3)民主政体本身不可能赋予国民任何利益，也不应期望它这样做。事实上，民主政体什么事也不能做——只有民主政体下的国民才能行动(当然，包括那些组成政府的国民)。民主政体只不过提供了一种构架，国民可在其中以一定程度上有组织的和一贯的方式行动。(4)我们所以是民主主义者，并不是因为大多数人总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民主传统是我们所知道的弊病最少的传统。如果大多数人(或“公众舆论”)决定赞成专制政体，那么一个民主主义者不必因此就认为，这暴露出他的观点存在某种致命的不一致。他倒会认识到，在他的国家里，民主传统还不够强大。(5)如果不同传统揉合，仅仅制度是决不够的。没有——个强大的传统，制度也可能服务于和原意相反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总是矛盾的。例如，议会的反对党据说是为了防止多数党窃取纳税人的钱而设的。但我很清楚地记得东南欧一个国家中的一件事，它说明了这种制度的矛盾。在那里，反对党和多数党坐地分赃。总起来说：在制度和个人的意愿与价值观之间，需要由传统来形成一种联系。(6)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在一块无传统的“白板”上合理地设计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由主义的原则要求，社会生活所必要的对每个人自由的种种限制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并应尽可能做到均等(康德语)。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把这样一条先验的原则应用于现实生活呢?我们应当阻止一个钢琴家弹奏，还是应当不让他的邻居安享一个宁静的下午呢?实际上，一切这样的问题只有诉诸现存的传统、习惯和传统的正义感；诉诸习惯法(像英国所称的那样)以及公正法官的公正判决才可解决。一切法律，作为普遍法则，为了应用都必须加以解释；解释需要某些具体实践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只能由一个现存的传统来提供。对于自由主义的那些高度抽象和普遍的原则来说，尤其如此。(7)自由主义的原则可以说是评价现有制度的原则，必要的话，还是修正或改变它们的原则，而不是取代现有制度的原则。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达：自由主义是一种进化的纲领而不是一种革命的纲领(除非它面对专制政权)。(8)在我们必须看作是最重要的那些传统中，包括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道德构架，，(对应于制度的“法律构架”)的那种传统。这包括社会的传统的正义感和公正感，或社会已达到的道德敏感度。这种道德构架成为一种基础，从而在必要的地方能在对立的利益之间达致公正或平等的妥协。当然，道德构架本身并非一成不变，只不过变化得相当缓慢。没有比毁掉这样的传统构架更危险的事了。(纳粹主义有意以毁掉它为目标。)它的毁灭最终会导致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即对一切人类价值漠不关心并使之瓦解。关于自由讨论的自由主义理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最高价值，这其实不必作进一步的证明。然而，按照思想自由和自由讨论在探索真理中所起的作用，也可以从实用上对它们加以证明。

真理并不是呈现的；也不容易得到。探求真理至少需要：

(1)想像力；

(2)试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