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权范文10篇

有人曾经感言：“夏天是女人的季节”，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也许在你的眼前会浮现出许多花枝招展的少女和风韵犹在的少妇们丰姿绰约缠绵在人潮匆匆的都市里，也正是她们组成了城市生活的独特的风景。在她们身后，有人投以羡慕，有人给予鄙夷、有人报以嘲笑、有人愤然辱骂，也有手里摇着蒲扇在街上悠闲走的老人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发出了叹息“一代不如一代了”，但是现在又有人给她们施以驱逐了。据2004年7月14日《北京青年报》报道，7月12日上午10时左右，在广州市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上，一名身着吊带裙的旁听者受到了审判长的严厉指责：“穿吊带裙的那位，请把衣服穿上。如果你没有别的衣服，就请你离开法庭！”，然后这名女子被法官“请出”法庭。

这一下子又使我想起“黄碟”案中的夫妇一脸的迷茫与委屈，被立法禁讨无助的徘徊在城市边缘，要“为自己的食欲找点早餐”的乞丐们[1]，报道中的这名女子的遭遇与他们有惊人的相似，也就是他们的自由被无情的剥夺了，只不过剥夺的方式与主体不同而已。在“黄碟”案中是公安机关把这一对夫妇私生活的自由给剥夺了，公安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我们姑且把它定位成行政机关干涉公民自由。被禁讨的乞丐们是被地方立法机关剥夺了在城市某些区域行乞的自由。现在我们要讨论的这名穿“吊带裙”的女子衣着穿戴的自由是被法院法官戕杀的，呜呼！现在司法权力也不甘寂寞，终于走上前场对公民的自由权利开始指手画脚了。我想起当年的尼采抱着一头被驱赶的老马痛哭流涕的说：“我的受苦受难的兄弟呀！”，悲愤油然而生，这些都可以是我兄弟姐妹的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几乎相同的遭遇在他们身上重复的发生，似乎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点什么？我忽然沉重的感到也许有一天我会重复这些曾经故事，也许有一天我正在和我的恋人在绿草茵茵的公园缠绵悱恻的时候，被便衣警察带走说我搞而科以罚款，也许有一天我沦为乞丐但是我只能在人烟稀少的城市边缘讨一口饭吃。但是，也有令我“欣慰”的是这也许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命运，谁都有可能遭遇相同的命运！今天发生在他的头上，明天这样的故事就有可能由你和我来主演了。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拿出纸和笔，以一个“愤青”的姿态，给我们的官员们作一些“普法”宣传，然知我的声音会淹没在人声鼎沸的歌舞升平里，但还要拿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为中国的法治进步鼓与呼。

一、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界限哪里去了？

道德入律从法律产生那一天就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文化为主体的，那时候的法律的理念是“治人”，统治者们穷其一切办法寻找如何使老百姓如温顺的羔羊一样顺从自己的统治，他们建立衙门、监狱、军队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人民稍有反抗与不满就利用统治机器残酷的镇压，以至于人头纷纷落地，热血汩汩奔流。其镇压惨烈程度是罄竹难书。但是人民起义仍然如火如荼，秦始皇利用自己文治武功统一六国，所以在诗歌史上留下了“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这样霸气的诗篇，但是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年他苦心经营的帝国就在他死后不久就在项羽的焚烧阿房宫的火光中灰飞湮灭了。然后是大汉王朝的建立，刘邦及其后世比较聪明，吸取秦亡教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并获得良好的效果。后来有个叫董仲舒的人给皇帝献言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从此以后法律的儒家化开始了，儒家提出的一整套的伦理道德得以成为法律，从而使老百姓感到自己身上多了一道刚硬的枷锁，统治者们也似乎尝到了甜头，他们可以以你违背伦理道德而用法律制裁你，你没有话可讲，因为你既违背了道德又违背了法律，这叫“天理不容”。另外，通过道德约束要比行为强制有效的多，也管用。所以历代的统治者们都提倡“三纲五常”都提倡“仁、义、礼、智、信”。因为这些口号比刀剑的威逼更有力量。所以道德与法律就如同一对孪生兄弟成为统治者们“治民”的有力工具。

近代以降，法律与道德开始分道扬镳，立法者与法学理论家们开始注意到社会上哪些问题通过法律来解决，哪些问题通过道德来调节。开始用辨证的眼光看世界了，不唯法律论，也不唯道德论。但是并不是说法律与道德是井水不犯河水没有任何的瓜葛了，有一些最基本的道德（通常是人安身立命之本）进入法律比如民法里面的诚实信用原则，家庭婚姻法里面的赡养父母的规定等。但是对一些比较高的道德要求，则法律不做要求，比如见死不救，道德舆论可以把见死不救之人批判得一塌糊涂，但是法律对他的行为冷冰冰的不做任何评价。我们再回到“吊带裙”案例上，法官可能是因为该女子穿着轻佻，不符合法庭威严的气氛，所以才做出把她赶出法庭的决定，按照常人的理解法官的行为也无可厚非，或许许多人还要拍手称快呢！但是在法律人的眼里，这是不折不扣的侵犯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为。众所周知现在的法律没有哪一条规定了人们穿着必须具备了什么形式，法律不是上帝，不是万能的，所以法律十分明智的回避这个问题，把它留给道德来解决。道德看似是无形的，但是有时候会迸发出比法律更大的力量，比如一个人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赤身裸体，法律不会制裁他，但是他身边的人恐怕会做出某些行为对他表示不满、鄙夷、费解、或者嘲笑吧。人们会记住他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对于一个正常人也算是精神打击吧！在现代社会法律对违反道德和非理性的行为已经做袖手旁观的姿态，但是这些行为的做出也一定要付出代价。我们这位广州的法官可能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以一个常人的心态对一些行为做出了道德上的评价，但是现实是他是一名法官，他的每一句话（在法庭上）都要与法有据，而不能超越法律管自己职权之外的任何事情，因为，要知道调整人行为除了法律之外还有别的工具，唯法律论，用法律惩罚道德层面的行为，不但是违法，不符合法治精神，而且还会带来恶劣的后果，这等于在一个大坝上开一个小口，口子虽小，但终究有一天会变成滔滔的洪水去淹没公民的自由与权利。

二、法律未禁止之外是什么？

本文作者：肖迹杨志华工作单位：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迁徙自由是近代民主宪政条件下公民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自近代宪法确认公民的这一权利以来，逐步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同，不仅在主权国家的宪法中得到体现，而且《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都对迁徙自由作出了相关规定。可见，迁徙自由是民主宪政条件下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迁徙自由权是指公民享有选择是否离开原居住地、移居异地的自由并与移居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的权利，该自由非因宪法、法律或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利不受限制。

1迁徙自由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的宪法解读

从历史溯源上看，对迁徙自由的规定最早出现在中国的记载上应属明清之前，“人民的移徙，倘在国境以内”，“俱不在法律或习惯禁止之列”。［2］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也出现过迁徙自由的立法实践。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6条第6款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3］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迁徙自由的法律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迁徙自由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默认的曲折历程，《共同纲领》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五四宪法》第90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实质上限制，甚至取消了迁徙自由，1975年的宪法干脆取消了迁徙自由。至今我国宪法仍未恢复迁徙自由的规定。虽然现行宪法没有对迁徙自由作出规定，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宪法取消了该项自由。宪法与基本权利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宪法之所以对基本权利作出确认，其终极的价值目标就是为实现这些权利;而不是因为宪法上写了这些权利，这些权利才具有基本权利的特征。因此，宪法所规定的仅是公民享有的明示基本权利，此外，公民还享有其他的一些权利和自由，即可以从宪法文本中推导出来的默示基本权利，而迁徙自由权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读出来。1．1迁徙自由权是平等权的应有之义我国1982年宪法第33条规定:“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真正意义在于法律本身的公正，以及公正的法律平等适用到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所以不论出生或生活在什么地方，也不论个人的经济状况如何或是学历的高低，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应该受到宪法的平等保护。在一个统一国家的宪法框架内，“公民”可以去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任何地方生活或工作，而不受地方规定的阻碍;否则，宪法规定的“平等”意义就值得怀疑。学历高低、社会地位、职业种类等并不能剥夺一个人的公民权。因此，作为“公民”的一分子，任何人都应享有迁徙自由权，任何人都有权去他们想去的地方，而不遭到任意的强迫，这是宪法赋予公民平等权的应有之义。而且从理论上讲“法无禁止皆自由”。“任何未被法律禁止的事务皆不得受到阻碍，且任何人不得被迫使去做法律被为并未命令的事情。”［4］对公民个人而言，只要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就属于公民个人的权利。因此，迁徙自由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1．2迁徙自由是宪法规定的人权的重要内容人权是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自由或资格，它基于道德的基本要求而存在，表明人生存的基本资格。［5］迁徙自由权作为人身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近代民主宪政条件下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其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源于社会关系的本质，它不仅与主体的地位及其生存发展直接相关，而且生而有之且不可剥夺、转让，并为社会所公认，因而也可说是“不证自明”的权利，它是人们在基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的法律表现。［6］因此公民的迁徙自由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而人身自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皆被各国以宪法的高度加以承认和保护。如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而且我国在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更是体现了对人权的关怀和保护，也为迁徙自由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迁徙自由是人身自由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在很多时候要靠迁徙自由才能实现。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是对人的基本权利即自由权的限制，是对公民身份不平等的确认和保护，更是对人权的一种践踏。1．3迁徙自由权是宪法语境下人格尊严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0年温总理一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让无数中国人心潮激荡，使“尊严”一词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其实作为最原始意义上的“迁徙”是指动物的一种生命本能现象，是动物之所以为动物的最基本的生命特征。［7］如大雁南飞、鱼类回游等，动物尚且如此，作为高等动物的人也有本能的趋利避害，也有自由选择适合自己居住、生活及工作发展的自由。因此，迁徙作为人的一种生命本能的展现，理所当然也应当是自由的。迁徙自由既有迁徙的自由，也有不迁徙的自由，任何强迫人们迁徙或强迫人们不迁徙的做法都是违背基本人性的行为，是对人格尊严的侵犯。“人本身就是尊严”，“人之尊严作为绝对的价值赋予每个人与其他人以绝对平等的价值”［8］因而，在逐步迈向民主法治进程的中国，我们可以确信国家对农民工宪法权利平等保护的价值追求肯定是在维护农民工人之为人的尊严，保证每个农民工都不会被降低对待，不会被作为手段。迁徙自由权是其他权利的基础，若其受到限制，那么生存权、自由权、免于歧视权、法律的平等保护权、工作权、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社会保障权、健康权、教育权、发展权等等都得不到有效保障，而迁徙自由的限制就因为出生地的不同，户籍管理的一个制度，竟让一些人无法享受与当地居民的平等待遇，潜意识里竟把这些人视为二等公民对待，是对人的尊严的侵犯!我国宪法第38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因此保护人格尊严，迁徙自由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言之，就是每个人都有权获得他人的尊重。

2农民工迁徙自由权宪法保护的必要性

2．1保护农民工迁徙自由权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公平是指公正、平等，其核心内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平等，它要求每个人的地位对等、待遇平等、机会均等，不能人为地划分等级，制造不合理的差别，或实行歧视待遇。而我国政府现行的户籍管理政策认为的将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给与不同的待遇，限制对户口的迁徙特别是农转非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以及城乡农民权利被漠视等问题严重违背社会公平原则。广大农民为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牺牲，但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大量涌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几乎不可能取得合法的“市民”身份，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因而他们对城市生活缺乏认同感和参与感。这显然是在相当程度上窒息了他们投身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只能尴尬地栖息于城市的边缘，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外地人的权利”受到相当地漠视。“干一样的活儿，甚至比我少，可我拿的工资只是他们的一半———还不用说什么住房补贴、医疗保险之类。”这便是生活的真实写照!迁徙自由是民主宪政条件下公民不可剥夺或限制的宪法权利，是现代社会公民追求幸福生活、实现人生价值的确认与保障，如果宪法不确认这一权利，则与民主宪政的精神不相符合，是社会显失公平的表现。美国学者范伯格曾说过，人权是“一切人基本上都平等拥有的根本的重要的道德权利，它们都是无条件的，无可更改的”，赋予人权以绝对性，其最强烈和最令人感兴趣的含义是，“不仅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在整个无限的范围内，它都是‘绝对无例外的’”。［9］因此，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迁徙自由权，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放宽户口迁移的条件，让他们自由选择他们的户籍所在地，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2．2保护农村大学生的迁徙自由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在当前改革不断深入、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不稳定因素日益增长的情势下，社会稳定当为重中之重，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稳定压倒一切。人权保护是权利保护的底线，默顿认为，社会上所有的人，包括贫弱者都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基本权利，人权不分贵贱贫富为每一个人平等拥有，但弱势群体因为贫困或其他原因，其基本人权常常被社会漠视，如果它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保障并逐渐积累起来，社会动荡就有可能发生。［10］长期以来，迁徙自由未能在我国宪法中予以明确规定，主要原因是担心人口的大量流动会导致人口管理失控，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影响社会稳定。而现今的重庆“农转非”事件无疑对此说法给予了有力的回击，政府积极帮助农村大学生农转非却遭到了他们的反对，这说明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会在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进行权衡之后，做出是否迁徙的理智选择。如果流动的结果有利于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状况的改善，人们才会选择迁移的行为，否则，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盲目行动的。因而那种认为一旦允许迁徙自由就一定出现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相反，允许迁徙自由则对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有利，人们之所以渴望迁徙自由一般都是出于发展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自我实现或求优的需要。正如哈耶克所说:“人有一种充分发展的本能，面对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不断地四处游动就成了必然，……”［11］这种“不断地四处游动”在当代正是出于“求优”心理的驱使。只要对人口的迁移流动加强疏导和管理，其负面影响是可以防止的。因此，保护农村大学生的迁徙自由，从长远来看，只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不会出现管理失控、秩序混乱的状况。

一、宪法规定

人民之集会示威游行及集会机即根据美团宪法所作之下列规定：

1、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之法律：设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限制或剥夺人民言论及出版之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救济之权利。」

2、第九条修正案规定：「本宪法列举各种权利，不得解释为否认或取消人民所保有之其它权利」（所指即隐私权RighttoPrivacy，亦指民权隐摄论PenumbraTheory即人民握有对隐私的隐摄权Penumbrarighttoprivacy的保留权。）

二、法律

由于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救济之权利」之规定，美国迄无一综涉游行示威或和平集会之联邦法律，可资普遍应用于全国。所有关于集会游行之法规均由地方政府制定，但自联邦最高法院将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之“平等保护”及适法程序等规定透过Gitowv.N.Y.（1925）及on（1937）两案之解释，使言论自由及集会自由之联邦宪法规定均可适用于各州，并约束地方政府在制定有关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及集会自由之规定时均不得违背联邦宪法。而联邦宪法对以上基本权利既无统一之法律可循，亦无明确之定义为藉，故有关各州及地方所颁定之有关民权之法规是否违背联邦宪法之争议则需由联邦各级法院逐级逐案行使司法审查权JudicialReview，以断定其适宪性。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真理标准的讨论"和知识界的"拨乱反正"为开端，历经教育的恢复、重建和体制改革，宪法的修订和修正，人权、法治事业的进步，学术逐步"去政治化"，学术自由原则的落实较之此前有明显改善，学术自由在客观上得到了更多的尊重。然而，从法律角度考察，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并未能在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中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相应地，学术自由权的司法救济之门也尚待开启。近年发生的几个案例，似乎预示着我国学术自由权之法律保障即将发生转向。

一、几个触及学术自由权边界的案例

就笔者所查资料情况看，以法院受理的案件为限，我国至今尚没有典型的学术自由案件。触及学术自由权边界的案例主要有：莫尊通不服福清市人事局批准教师退休决定案（1998）、叶训祥不服福清市人事局辞退教师决定案（2000）、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1998）、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二审，1999）、张向阳诉南京大学拒绝办法学士学位证书案（1999）、成路诉无锡轻工业大学教学合同纠纷案（2000）[01]以及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1999）。[021]其中，莫尊通案、叶训祥案涉及教师的退休和辞退问题；其他案件基本上都属于学生与高等学校之间因证书或纪律处分引致的纠纷。这里以莫尊通案、叶训祥案和田永案为例。

案例1：

莫尊通原系福清市洪宽中学教员，1996年书面申请退休，并提供福清市医院体检诊断"其身体难以支持，无法正常工作"的证明。经洪宽中学和福清市教育局分别签注同意其退休申请的意见后，市人事局经研究批准莫尊通退休。在莫尊通退休申请报批期间，莫尊通于提出书面申请退休后二个多月，又以口头和书面形式，以身体经医疗已恢复正常能够继续工作为由，向洪宽中学和福清市教育局提出撤回退休申请。但福清市人事局仍作出正式批准莫尊通退休决定。莫尊通不服，向福清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福清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福清市人事局批准莫尊通退休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规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宣判后，莫尊通不服一审判决，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其申请退休时仅48岁，不符合退休申请条件；上诉人是因为受学校领导打击迫害而气愤得病，无奈而申请退休；后经过治疗，很快恢复健康，并多次向福清市教育局口头或书面陈述要求继续工作，但被上诉人福清市人事局疏于复查。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莫尊通属于被上诉人福清市人事局所管理的事业机构人员，不属国家公务员序列；被上诉人福清市人事局作出的批准退休决定处分了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劳动权，是具体行政行为；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行政程序，批准上诉人莫尊通退休的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判决（1）撤销福清市人民法院（1997）融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2）撤销被上诉人福清市人事局批准上诉人莫尊通退休的决定。

案例2：

[摘要]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承袭了传统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推崇个人自由与权利，同时他提出最小国家的概念，对国家的功能进行限定，强调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与对经济事务的放任，并阐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反对政府过多的干预与束缚。其思想对当今西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正在改革进程中的中国经济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自由权利;市场制度

自由主义是主导近代西方政治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它内涵丰富，同时充满争议与分歧。就二十世纪英美等国的情形而言，自由主义的分歧是出现在“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与“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之间，而前者又称为“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Liberalism)或“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Liberalism)，后者则通常被直接称为“自由主义”。这两种自由主义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分享了自由主义传统某些核心信念，例如言论自由与私有财产等，但无论是对自由的定义、国家的功能以及对社会经济的看法上，都有相当的差距。对政府是否应该干涉自由市场的经济活动，以及一个自由国家是否应该追求社会正义的思想，自由至上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虽然新自由主义在二战后日渐成为自由主义的主流，但是古典自由主义并没有完全失去其吸引力，以海耶克(FriedrichA.Hayek)、诺齐克(RobertNozick)等人为例，他们仍然继续著书立说，极力发扬自由至上主义的理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伴随着保守派势力在英美德等国的崛起，自由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学说成为全球性的显学。因此，整个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发展的轨迹，是“自由至上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这两种不同内涵的思想此起彼落却又平行发展的过程。[1]

一、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主体思想

(一)个人自由与权利

传统的西方自由思想，无论内部倾向的差异，都主张对个人所有权及个人所有物的尊重。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的首要立足点与判定起点和归宿都是个人，判断一种社会政策和价值观的最终标准只能是个人，个人自由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所有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所谓自由，首先必须是政治和法律意义的自由，包括个人在社会生活、言论及从事经济活动等的选择权。首先个人自由必须在经济上得到保障，没有经济的自由，其它的自由都是是空洞的。因此，保护个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自由主义者崇尚对经济的放任，反对过多的干预与束缚。[2]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沿袭了西方社会“个人自由优先”的基本价值观，他强调个人自由，认为应当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强调一个社会肯定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个人权利对诺齐克来言是根本性的，带有自明公理的性质。[3]

党的十七大代表、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18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西藏人民正充分享受着民主自由的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西藏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比以前大大增加，特别是青藏铁路通车后，人员往来比以前更加频繁。但这些人很多是到西藏来经商、打工或旅游的，而不是在西藏定居或生活的。”向巴平措说。

“到目前为止，西藏的人口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藏族人口占西藏总人口的92%，门巴族、珞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3%，汉族人口只占5%。”向巴平措说。

“去年，仅拉萨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就超过99%，只有两天有悬浮颗粒物带来的轻微污染。西藏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环境污染突发事件，仍然是蓝天碧水。青藏铁路从设计、规划到运营、管理都非常重视环保问题。中央政府也非常关心西藏的生态环境，今后会进一步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可以说，西藏仍然是中国甚至世界上环境最好的地方。”向巴平措说。

向巴平措认为，西藏的传统文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繁荣过，并且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西藏人民正充分享受着民主自由的权利。"向巴平措说。(全晓书）

新华网北京10月18日电（记者全晓书）党的十七大代表、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18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西藏人民正充分享受着民主自由的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西藏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比以前大大增加，特别是青藏铁路通车后，人员往来比以前更加频繁。但这些人很多是到西藏来经商、打工或旅游的，而不是在西藏定居或生活的。”向巴平措说。

“到目前为止，西藏的人口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藏族人口占西藏总人口的92％，门巴族、珞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3％，汉族人口只占5％。”向巴平措说。

“去年，仅拉萨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就超过99％，只有两天有悬浮颗粒物带来的轻微污染。西藏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环境污染突发事件，仍然是蓝天碧水。青藏铁路从设计、规划到运营、管理都非常重视环保问题。中央政府也非常关心西藏的生态环境，今后会进一步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可以说，西藏仍然是中国甚至世界上环境最好的地方。”向巴平措说。

向巴平措认为，西藏的传统文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繁荣过，并且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西藏人民正充分享受着民主自由的权利。”向巴平措说。

提要：新闻言论的自由权之成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源自于宪政体制本身的局限性。泛泛而论言论自由权的优位性是片面的，在公权运行的范域内，言论自由权具有受到宪法保障的优位特质；在私权运行的范域内，言论自由权的行使主体必须守望其权利的边界，言论自由是有其严格的界限的。中国的新闻自由要靠宪政体制的实践和宪政文化的互动来实现。

关键词：第四种权力宪政视野优位新闻自由

Abstract:Thefreedomrightofthenewsspeechbecomesthefourthkindofpoweroutoflegislating,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onofjustice,stemsfromitsownlimitation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system.Widelysay,thegoodlocationoftherightoffreedomofspeechisone-sided,intherangeandfieldthatcommonpoweroperate,therightoffreedomofspeechhasspecialtyofgoodlocationwheretheconstitutionensures.Inprivaterangefieldthatrightoperating,itmustdefendsandlooksaroundtheborderofitsownrightinformsubjectoftherightoffreedomofspeech.Andithasitsstrictdemarcationlineinthefreedomofspeech.ThefreedomofthespeechofChinashoulddependsontherealizationof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systemandinteraction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culturetorealize.

Keywords:Thefourthkindofpower,

vision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goodlocation,freedomofthenewsspeech

一、宪政体制的局限和第四种权力序说：第四种权力的勃兴源自于宪政体制的局限

摘要：近日，全国各地一些大中城市相继制定了地方法规及地方规章，限制在一定区域内的乞讨行为并划定禁讨区。而乞讨行为，其本质是人身自由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划定禁讨区就是强制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因此，有关地方法规及地方规章的制定违反了《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禁讨行政活动缺乏法律依据。

自2003年6月《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除后，国务院随即于同年8月1日实施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但该《办法》并没有遏制日益猖獗的行乞现象，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反而明显增加。某些城市街头的乞讨行为已达到令人生厌的地步，其主要表现为跪乞、肢乞（利用自身肢体残疾赢取他人同情，然后借机行乞）、骗乞、强乞及有组织乞讨。上述现象的存在，不仅有有损国家民族的形象，更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社会善良风俗，威胁社会安定有序。针对此问题，全国各地一些大中城市根据国务院的《办法》，相继制定了地方法规及地方规章，如兰州市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通告》，苏州市民政局、公安局、城管局联合《关于加强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通告》，南京市民政局、公安局、城管执法局、卫生局联合的《关于加强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通告》，广州市施行的《关于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通告》。在以上地方法规及规章中，都限制了在一定区域内的乞讨行为并划定禁讨区，不过禁讨行政行为之合法性值得商榷，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讨论禁讨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首先必须理解禁讨区的法律本质，这是回答此问题的核心。禁讨区，顾名思义，就是强制禁止公民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为乞讨行为。归结起来，其法律本质特征有二。首先，在禁讨区内，限制公民乞讨行为。对于乞讨行为的本质，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在《乞讨权利无须法律来证明》一文中指出：“最基本、最重要，值得作为示例列举出来。但这决不意味着，没有列举的权利就不是合法权利。”其观点相当明显，即认为乞讨行为是公民的一项独立的权利即乞讨权。而浙江大学法学院郑春燕教授却主张乞讨是一种自由而非权利，其在《“乞讨权”存在吗？》一文中指出：“对于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的事项，公民享有的仅仅是自由，而非权利，……对权利来说，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获得救济，……而乞讨者无权对被请求人的拒绝行为，寻求法定的救济途径。因此，乞讨并不是一种权利，至多只是一种自由。”笔者认为，乞讨行为既非一项独立权利，亦非仅仅是自由，其本质是人身自由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人身自由权，分为身体自由权及精神自由权。身体自由权，是指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作为和不作为的权利；精神自由权，指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思维的权利。人身自由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诸如散步、歌唱、游泳等等。只要在法律未作限制的状态下皆可作为人身自由权，而不单独规定为散步权、歌唱权、游泳权等等。但需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身自由行为皆可归入人身自由权，法律将某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人身自由行为作为示例列举出来，如婚姻自由权，被列举出来的事项便脱离于人身自由权而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公民的乞讨行为在法律未作限制，亦未将其列举为乞讨权的状况下，其将归入人身自由权。认为未被列举出来的乞讨仅仅是自由，而非人身自由权的主张是根本错误的。在郑春燕教授看来，拒绝乞讨者的请求就被认为是侵犯了公民的乞讨行为自由，而乞讨者却无法寻求法定的救济途径，因此乞讨“至多只是一种自由”。分析郑教授的论点不难发现，其主张的根本立足点即拒绝乞讨请求就是侵犯公民的乞讨行为自由，笔者认为，这是对侵犯乞讨行为自由的错误理解。乞讨行为自由即公民可以按照自己意志为乞讨行为或不为乞讨行为的自由，其侵权途径只能是针对乞讨行为本身，诸如强迫公民放弃乞讨或者拘禁公民使其无法乞讨，至于乞讨行为的意图是否满足并不属于侵权范畴。其次，禁讨区内禁止乞讨行为具有强制性。在上述地方法规及地方规章中，都相应规定了禁讨的强制措施，如兰州市《关于加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通告》就规定，对不听劝阻、执意在上述区域行乞、露宿，影响市容市貌公共卫生的；或在上述区域公共场所强索强讨、进行流浪活动、扰乱公共秩序的，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再如苏州市《关于加强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通告》规定，对不听劝阻的乞讨者，要遣送到民政部门，对屡劝不听者，还可以进行罚款、治安拘留，移送回原籍，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分析了禁讨区的本质为强制限制人身自由权，不难发现，禁讨行政行为缺乏法律基础，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有关规定。《立法法》第八条明确指出：“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而对于制定法律的主体，根据《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只能是我国最高权利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就目前来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并未制定相关法律，强制限制乞讨行为，而只有某些地方法规及规章对乞讨行为作了强制限制，由此，行政机关的禁讨活动就失去了法律根据，结果便导致了行政机关的禁讨活动的非法性。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乞讨行为已严重损害了社会利益，有必要对其有所限制。限制乞讨行为的立法在国外早有先例，如新加坡法律将乞讨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美国哥伦比亚州亦划定了禁讨区。我国亦可以制定相关法律，以使禁讨行政活动有法可依，避免行政机关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摘要】

手机实名制，不是要与不要的简单回答，问题在于法律已经为实行手机实名制的准备好了吗？本文试图从通信（手机）实名制的涵义、如何实现通信自由权利保障、如何实现隐私权利保障、通信（手机）实名制的法律目的与法律依据以及我国通信（手机）实名制的立法思考对实行通信（手机）实名制的法律问题进行论述和探讨。

实名制通信自由保护隐私权保护许可证电信网码号资源许可法律目的与法律依据；立法

绪言

以计算机、通信、生物技术的蓬勃发展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已经或正在从中受益。当然，高新科技也有其消极作用，围绕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持续性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的争议，而且，这一争议仍将继续。其实，所有的争论焦点都围绕高新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如何有效地规避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值我国手机实名制和网络实名制实行与否及如何实行的争论不断升温之际(这一争论在促进我国计算机通信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将带动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的完善；其实，高新科技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如何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观察和探讨的问题)。本文主要从通信（手机）实名制的涵义与现有法律关系、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基本权利的立法保护与限制等方面论述通信（手机）实名制的法律问题。

一、通信（手机）实名制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