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体制范文10篇

【内容提要】自由贸易体系在全球的扩展削弱着主权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对一国内部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如何解决上述冲突，是我国宪法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需要理论界对我国传统的宪法学理论进行必要的澄清和探讨，以便为自由贸易体系提供一个良好的宪法框架。

【正文】

传统政治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的，是在司法保证下的领土、主权、政治合法性的合一形态。但是，自由贸易体系的扩展削弱着主权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对一国内部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自由贸易体系限制民族国家的行动空间和范围的前提下，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民主、自由、平等以及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市场在一个国家的深入必然受到来自一国司法边界的限制，在此情况下，国家主权能否以传统方式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施以限制？自由贸易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同时实现自由、民主、公平与精神文明的目标的宪法选择？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

“金色紧身衣”效应与政治范围的缩减

自由贸易经济是在跨越一国领土边界的层面上进行的，它加深了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随着传统国土边界的内部事务在更广阔的全球层面的展开，伦理全球化新语言和世界公民意识随之兴起，使一些普遍主义价值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认同，如人权事务日益国际化，弱势群体关怀成为影响经济和谋求全面发展的一部分，地方性知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文化集体认同面临困境。不仅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主权权利失去内核，成为干预对象，而且主权对内部各个层面施加影响的能力大为缩减，纯粹一国内部的政治安排不仅无助于某些目标的实现，而且也变得更加无能为力。因此，在全球层面，自由贸易体系意味着非民族国家化。这一过程限制了国家主权的行动界限和范围，影响了国家采取行动实现上述价值的行动余地，属于传统主权领域内部的事务的处理更多地让位于国际组织或跨国体系。

民族国家是指有独立的立法和执法权的拥有领土的司法主体，它划定了国家边界，即政治和司法边界。（注：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国际经济一体化能走多远？》（原载美国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年第一期，）载《经济消息报》2000年6月30日。）而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逻辑前提，自由贸易体系要求在保留国家司法权的前提下，政治必须在一个窄得多的范围内实行。弗里德曼用“金色紧身衣”形象地形容这一过程，“当你的国家穿上金色紧身衣时，两件事将会发生：你的经济增长而你的政治收缩……它的政治选择就减少到像百事可乐或可口可乐之间只有细微的口味差别一样只有细微的政策差别”。（注：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国际经济一体化能走多远？》（原载美国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年第一期，）载《经济消息报》2000年6月30日。）更市场化、更多的私人经济、更多的国际监控体系对社会政治文化的挑战同样波及一国宪法价值的选择和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和方式。有人认为，试图在公平、自由和民主之间取得平衡，将各种价值兼顾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之举。并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使世界经济制度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这一转变限制了民族国家的行动范围，使其缺乏充分的选择余地来缓解因跨国市场产生的社会政治的副作用，即对社会团结的危害和对民主及文化的冲击。

「内容提要」自由贸易体系在全球的扩展削弱着主权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对一国内部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如何解决上述冲突，是我国宪法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需要理论界对我国传统的宪法学理论进行必要的澄清和探讨，以便为自由贸易体系提供一个良好的宪法框架。

「正文」

传统政治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的，是在司法保证下的领土、主权、政治合法性的合一形态。但是，自由贸易体系的扩展削弱着主权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对一国内部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自由贸易体系限制民族国家的行动空间和范围的前提下，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民主、自由、平等以及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市场在一个国家的深入必然受到来自一国司法边界的限制，在此情况下，国家主权能否以传统方式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施以限制？自由贸易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同时实现自由、民主、公平与精神文明的目标的宪法选择？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

“金色紧身衣”效应与政治范围的缩减

自由贸易经济是在跨越一国领土边界的层面上进行的，它加深了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随着传统国土边界的内部事务在更广阔的全球层面的展开，伦理全球化新语言和世界公民意识随之兴起，使一些普遍主义价值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认同，如人权事务日益国际化，弱势群体关怀成为影响经济和谋求全面发展的一部分，地方性知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文化集体认同面临困境。不仅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主权权利失去内核，成为干预对象，而且主权对内部各个层面施加影响的能力大为缩减，纯粹一国内部的政治安排不仅无助于某些目标的实现，而且也变得更加无能为力。因此，在全球层面，自由贸易体系意味着非民族国家化。这一过程限制了国家主权的行动界限和范围，影响了国家采取行动实现上述价值的行动余地，属于传统主权领域内部的事务的处理更多地让位于国际组织或跨国体系。

民族国家是指有独立的立法和执法权的拥有领土的司法主体，它划定了国家边界，即政治和司法边界。（注：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国际经济一体化能走多远？》（原载美国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年第一期，）载《经济消息报》2000年6月30日。）而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逻辑前提，自由贸易体系要求在保留国家司法权的前提下，政治必须在一个窄得多的范围内实行。弗里德曼用“金色紧身衣”形象地形容这一过程，“当你的国家穿上金色紧身衣时，两件事将会发生：你的经济增长而你的政治收缩……它的政治选择就减少到像百事可乐或可口可乐之间只有细微的口味差别一样只有细微的政策差别”。（注：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国际经济一体化能走多远？》（原载美国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年第一期，）载《经济消息报》2000年6月30日。）更市场化、更多的私人经济、更多的国际监控体系对社会政治文化的挑战同样波及一国宪法价值的选择和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和方式。有人认为，试图在公平、自由和民主之间取得平衡，将各种价值兼顾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之举。并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使世界经济制度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这一转变限制了民族国家的行动范围，使其缺乏充分的选择余地来缓解因跨国市场产生的社会政治的副作用，即对社会团结的危害和对民主及文化的冲击。

摘要：自由贸易区作为相对独立的区域空间需要地方政府专司管理。所以，管理体制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自贸区地方立法尤其是自贸区条例中的首要目标。前几批试点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在管理体制立法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虽然还存在一定的完善空间，但对新设立的自贸区在进行管理体制立法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条例；管理体制；地方立法

一、引言

自2013年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以来，我国相继成立了天津、广东、福建等12个自贸区。2019年8月2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印发6个新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至此，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数量达到18个，标志着超过半数的省份拥有自己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健康、稳定、高效发展离不开优良法治环境的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及许多新的制度体制，迫切需要法律的规制与约束，尤其是自贸区管理体制的设置，不然容易造成自贸区的无序。曾多次指出凡属重大改革，应于法有据的要求。“没有前瞻、开拓、创新、接轨于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的新型立法作为保障，很难想象可以完成自贸区改革创新的使命。”自2013年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地方人大就积极主导地方立法，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有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经过多年摸索，自由贸易试验区地方立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本文梳理相关地方立法经验，以期为各省份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地方的管理工作提供借鉴。

二、我国自贸区地方管理体制立法现状

2013年9月，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设立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自贸区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主导下，2014年7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出台，将管理体制的立法放在首位，开启了我国自贸区地方立法的先河，并为其他省份自贸区管理体制立法提供借鉴。另外，为充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战略部署，上海市人大于2018年5月18日正式启动了自贸区条例修改起草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务院相继在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浙江、四川、陕西、海南等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据统计，截至2019年10月31日，除河南省和陕西省人民政府以政府令的形式制定了相应的自由贸易区管理办法外，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湖北、四川、重庆、海南10个省、市人大常委会均已制定相应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并且各省、市都将管理体制的立法放在了条例的最前面，以体现管理体制立法对自贸区的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

双边自由贸易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重要形式，通常是指国家、地区或区域经济集团之间通过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缔约双方之间消除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实行商品的完全自由流动。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双边贸易协定是世界各国寻求自由贸易的最常见形式。但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这种自由贸易形式一度被冷落下来。近年来，由于WTO多边贸易谈判阻力增大和一些区域性大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受阻，双边自由贸易以一种新的姿态再度扮演全球自由贸易的主角，并已成为新世纪之初世界经济领域内出现的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

双边自由贸易缘何再度全球盛行?

全球新一轮双边自由贸易盛行，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主要受一些现实因素的直接影响。

1、WTO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新的挑战。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世界经济逐渐陷入全面衰退之中，新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如今年出现的美国对进口钢材强制实施201条款和美国提高农产品补贴就是典型事例。同时，由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反全球化浪潮在全球尤其发达国家急剧蔓延。1999年，WTO贸易部长在西雅图会议上试图启动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的计划，就因反全球化组织的强烈阻挠而夭折。这直接导致WTO多边贸易谈判的难度大大增加。虽然2001年12月，WTO贸易部长多哈会议在最后关头决定启动全球贸易谈判，但就现实情况看，结果不会一帆风顺。毫无疑问，WTO多边贸易谈判在受阻，已成为双边自由贸易再度盛行的主要原因。

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某些局促性也是许多国家热衷于双边自由贸易的原因之一。WTO的权威在强有力的主权国家利益面前经常显得苍白无力。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大多是由主权国家或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区域集团(如欧盟)缔结，与旷日持久的WTO多边贸易谈判相比，它具有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与程序复杂且缺乏国家强制力的WTO多边贸易体制相比，双边自由贸易机制只有两个当事方，因而具有易操作、约束力强的特点。另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促进当事双方自由贸易、经济技术合作、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乃至双方政治关系发展方面的所起的作用比WTO多边贸易体制更直接、更有效。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往往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当作通向更高层次经济乃至政治合作的第一步。

（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意大利面碗”现象

所谓重叠自由贸易协定是指一个国家（区域）与多个国家（区域）分别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此概念最初是指帕克提出的“星型”系统，后来逐渐被“轮轴-轮辐”系统的说法代替。当一国（区域）与多个国家（区域）缔结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时，该国（区域）就像轮轴，与此缔结协定的其他国家就像轮辐。这些相互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都不是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而是强调贸易政策的对等性，因而就存在着歧视。这种歧视增加了区域集团与其他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对抗性，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平衡和不稳定。

另外，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因为有其各自复杂的关税规则、原产地规则和监管法规等，使得其有限的体制能力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因此，世界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大。Bhagwati（2002）由此提出了“意大利面碗效应”（spaghettibowleffect），用来描述以牺牲单一全球原则为代价不断激增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给企业界带来的混乱。由于贸易伙伴之间缺乏透明度以及部分贸易规则的复杂与重叠，给区域整合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因此，这种通过“竞争性的自由化”来激励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观点，事实上可能会使世界经济分裂为区域集团之间的抗衡，而不是贸易自由的全球化。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发现，选择相对容易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会使得多边贸易体制陷入竞争转移的恶性循环而不是竞争的自由化。不仅自由贸易协定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而且也会潜在地阻碍贸易的全球化。同时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管理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多也会将人们的精力从多边体制的层面上转移出去。

本文从不同层面得出启示：如果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实行“开放式成员”政策，即愿意接受任何其他的非成员的加入则会使得区域主义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径。已组建的自由贸易区要尽可能降低对非成员的最惠国税，减少其他的一些非歧视性贸易壁垒，使“多米诺效应”得以发挥。这一点在交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表现的更为突出。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中，轮辐国对外的关税水平需要适度的降低，直到区域外国家不会因为轮轴与轮辐国的地位差异而改变贸易方向时，为轮辐国最佳的对外关税水平。这样才能保证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的相容性（成新轩，2006）。对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贸易体制的特性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是改变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贸易体制中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使得自由贸易协定更有益于贸易的开放而不是成为保护贸易的工具。

【论文关键词】跨国公司竞争；贸易政策FTA；区域主义；东亚共同体

【论文摘要】这个矛盾的现象不仅反映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工具，而且是日本政府理想的FTA对象国模型。同时，政治体制的差异、一个国家市场体制的发育程度以及与WTO规则的接轨程度并不是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绝对障碍。本文还发现，日本的十三个FTA对象国绝大多数早就是美国的FTA对象国，而中国与美国之间并没有制度化的贸易与投资优惠协议。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日本没有选择中国作为FTA对象国是因为日本国内的“动力”不足。具体来说，中国目前对外签订的FTA尚未对日本跨国公司与欧美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构成“歧视性”的区别，中国的FTA对日本的跨国公司没有产生“排挤”效应。因此，日本国内的经团联等跨国公司产业利益集团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抗衡农业部门的利益集团，并游说日本政府决定与中国签订FTA。本文的研究发现支持或者说验证了区域主义理论中的国内游说与寻租理论。

日本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谜说的是，日本对外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专门选择那些与日本双边贸易额极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国家作为FAT对象国。中日之间的贸易条约情况则构成了“谜中谜”：日本不愿与其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一直以来，自民党执政的日本政府面对中国领导人的中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提议，采取回避的消极态度。从《日本FTA战略》（2002年）、《关于推进今后经济合作协定的基本方针》（2005年）到《经济全球化战略》（2006年），日本政府将中日自由贸易协定定位于中长期，认为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口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制定并实施与WTO接轨的关于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公司治理以及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规则和措施”——后面笔者会从越南的例子论证这些因素不是影响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因素。

为什么日本尚不愿意选择中国作为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象？面对如此之大的中国市场，日本政府舍近求远，截至2009年11月底，日本先后与墨西哥、文莱等12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双边FTA，正在与印度、海湾合作委员会谈判。而且，相比其它国家，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不可谓不紧密，2000年，中国已经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场。日本政府的FTA决策结果是不容易解释的现象。

中国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解释是，日本对中国的“敌意”以及中日两国的东亚主导权之争。学界流行的“敌意”理论只是描述一个表象，且缺少细节，特别是难以解释为什么日本对“中日投资协定”十分积极与支持，中日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早在1989年就已生效。

在2004年4月24日举行的博鳌论坛上，曾有学者向主席提出问题：“您如何看待本地区大国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区域合作中是否存在竞争关系？”这正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矛盾：人人都在谈论经济一体化可能给东亚带来的繁荣，但并没有足够的力量促使他们达成最后的一致。有很多学者认为，一体化的突然启动和迅速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缺乏理论准备，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模式、进程、动力、政治、经济和区域性制度条件、突破口选择等基本问题仍然比较模糊。

——摘自《东亚财经新格局》，载于2005年7月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近30年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预计东亚地区将成为未来全球的生产和贸易中心之一。勿庸置疑，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受益于GATT／WTO推动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而东亚国家或地区应继续倚重多边贸易体制为其经济贸易发展营造良好外在环境。另一方面，与其他地区的区域贸易合作相比，东亚地区的区域贸易合作在积极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方面，以及在抵消其他地区的区贸协定对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歧视性负面影响方面，都难以发挥与其总体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东亚地区应如何应对这一新形势，在区域贸易安排的浪潮中激流勇进，维护和维持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正日益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所共同关注和思索的重大课题。本文拟对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框架进行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两种法律形式

多边贸易体制的日益强化和区域贸易协定的迅猛发展是当地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两个并行发展的趋势①。一方面，关贸总协定（GATT）经过了数十载的风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迎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新时代；另一方面，区域贸易协定（以下简称区贸协定），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最重要的例外，不仅在GATT的宽容下成为既成事实，而且还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乃至政治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部分区域贸易安排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在世界经济的运作中甚至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GATT时期，向GATT通知了124个区贸协定②，平均每年不到3个；而在1995年WTO成立以来的10年中，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及该类协定下的贸易占世界总贸易的份额都在迅速增加。WTO多哈议程的停滞不前似乎也进一步加速了区贸协定的发展。仅从2004年1月到2005年2月期间，就向WTO通知了43个区贸协定，是历史上区贸协定成立最多的时期。目前，向WTO通知的已经生效的区贸协定达到170个，大约有20个区贸协定在完成了各自的批准程序后即将生效，另外有70个区贸协定处于谈判或拟议阶段。区域贸易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尤其以西半球和亚太地区最为突出。同时，几乎所有的WTO成员（除蒙古等极少数国家外）都参加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协定，有的WTO成员对大多数贸易伙伴适用区贸协定下的优惠待遇而仅对少数成员适用WTO项下的最惠国待遇，甚至有的WTO成员在区贸协定项下的贸易占到其总贸易的90％[1](P3)。

摘要：目前，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阻力。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全球多边经贸规则及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影响，使我们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区域化阻碍全球化的观点缺乏充分的现实依据。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阻力。本文则认为,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与多边贸易体制是一致的，故在用语上二者可互换。）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的促进作用

1、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样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与多边贸易谈判的目标相吻合，有利于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2、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由于数量更少、地域较近、经济文化水平较为接近，因而更易协调各方立场和利益，能使有关参加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暂时无法实现的自由化利益在小范围内得以实现，从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补充。

摘要：在经济向“新常态”的转型时期，自由贸易园区的制度设计更应体现引领经济结构升级的职能。本文以此为价值导向，从政府职能转变、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制度创新等四个方面，全面考察了自由贸易园区的功能定位。着重探讨了自由贸易园区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和模式创新，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优化产业结构、转变贸易方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从功能定位层面，揭示了自由贸易园区引领经济转型升级的逻辑和路径。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经济转型升级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悄然发生变化，建立在人口红利、高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高投资、高污染、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低科技贡献率基础之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产能过剩、结构失衡、流动性过剩、金融风险、债务危机等结构性问题日益显现。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复杂阶段，面临着“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威胁。经济增长由金融危机时期的“周期性减速”进入发展红利消退导致的“结构性下滑”，[1]“中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潜在趋势。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形势和新变化，习指出，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阶段，我们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的思想内涵进行了具体阐释，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新常态”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为应对经济发展呈现的“新常态”，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积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①通过简政放权，开放民间投资，提升服务业比重，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并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省市选取一定区域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意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通过制度的先行先试，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2013年9月30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开启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战略；2015年4月，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揭牌，把对外开放推向更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是继经济特区、国家经济新区之后，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按照国家总体部署，各地自由贸易园区均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积极贯彻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率先挖掘改革潜力，破解改革难题。积极探索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和水平。力争建成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治环境规范、辐射带动功能突出的自由贸易园区，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②在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的转型期，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承担着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示范、带动、服务国家经济转方式、调结构、促增长，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责任，其功能设计应充分体现引领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因此，分析自由贸易园区与经济“新常态”的内在关联，探讨自由贸易园区引领“新常态”阶段经济转型升级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价值取向，以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研究对象，综合考察国内自由贸易园区的功能设计，探讨其在经济转型期推动经济制度创新、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

二、完善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③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期，我国必须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一直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作为一项重要探索内容。积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模式，按照国际化、法制化的要求，探索建立以国际高标准投资和国际贸易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大力推进监管模式创新，构建以“负面清单”为核心市场准入管理模式，转变行政审批管理方式，推进审管职能分离，制定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政府权力边界，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给市场让出更大的空间，创造更公平的环境，让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发展潜力、市场竞争力竞相迸发，释放更多改革红利。积极推进工商登记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相衔接，试点推行企业注册资本认缴制、“先照后证”制，改企业年度检验制为年度报告公示制，放宽企业准入环境，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高效服务。为提高行政效能，自贸区逐步完善企业投资贸易的信息网络平台，创建不同部门协同管理机制，建立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改变了原有的工商、质检、税务、鉴定等职能部门办事窗口各自独立的格局，整合了各部门职能、简化了办事流程，形成了“一表申报、一口受理，部门流转、综合审批、统一发证”的运行方式。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创立以来，逐步完善企业准入的“单一窗口”模式，并推进其向企业工商变更、统计登记、报关报检单位备案登记等环节拓展，扩大“单一窗口”受理事项范围，提高整体服务效能。④其他三大自由贸易园区积极效仿上海经验，大力推进“单一窗口”模式。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综合统一的行政审批机构，实施“一颗印章管审批”，⑤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探索全程电子化登记和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建立一口受理、同步审批的“一站式”高效服务模式，建设市场准入统一平台和“单一窗口”服务模式，实现多部门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一口受理”服务模式，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在国际贸易领域，四大自由贸易园区统一实施了“单一窗口”管理模式，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货物进出口和运输工具进出境的应用功能，进一步优化口岸监管执法流程和通关流程，实现贸易许可、支付结算、资质登记等平台功能，将涉及贸易监管的部门逐步纳入“单一窗口”管理平台。“一口受理”或“单一窗口”服务模式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约了企业运行成本，在自由贸易园区注册一家企业原来至少需要29个工作日，现在最快只需4个工作日就能办妥备案证明、营业执照、企业代码和税务登记等手续；货物进出口通关时间也压缩了三分之一以上。在着力为市场主体营造宽松准入环境的同时，自由贸易园区相应加强了对事中、事后的监管。逐步推进监管标准规范制度建设，加快形成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着力构建宽进严管的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加强对自由贸易园区内企业在区外经营活动进行全过程跟踪、管理和监督，构建适应现代市场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体系；建立安全审查机制、反垄断审查机制、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信用管理体系、综合执法体系和部门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对自由贸易园区经济运行的管理和风险防控，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深化海关、质检、工商、税务、金融监管及外汇等部门协作，依托地方政府主导的电子口岸等公共电子信息平台，整合监管信息，实现相关监管部门信息共享，建立市场监管的综合执法体系，共同提高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的服务保障能力。推动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市场主体信用评级标准，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局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探索把服务相关行业的管理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探索将原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资产评估、鉴定、咨询、认证、检验检测等职能逐步交由法律、会计、信用、检验检测认证等专业服务机构承担，建立社会组织与企业、行业之间的服务对接机制。从而构建政府主导，行业自律、企业自控、公众参与，多元化的市场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效能，切实维护统一开放、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自由贸易园区政府通过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设置权力边界和责任范围，削减了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从不该管的领域退出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用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自动调节经济运行。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相互竞争，引导资源高效配置，激发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促使经济更具活力、更具效率和更具效益地发展。推动政府职能向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强化市场监督、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把政府该做的事情做好，真正解决在某些领域存在的政府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保障经济安全，弥补市场本身具有的不足和缺陷，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内容提要]：WTO协定对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结作了许多原则规定。为了保证双边FTA与WT0规则相一致，WTO还加强了对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的审议和监察。双边FTA虽然与WTO多边贸易体制有不同之处，但二者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二者所体现的原则和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基本一致，双边FTA有利于促进WTO所主张的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实现，而且，双边FTA终将融入WTO多边贸易体制。

[关键词]：WTO协定；贸易体制；FTA；双边FTA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迅猛。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为生产销售的国际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电子商务、无纸贸易等新手段的运用使传统的国际贸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WTO机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现在越来越演化成一种程序之争，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达成一种均衡。国际贸易政策向强化双边贸易关系倾斜在WTO解决争端的能力弱化时，另一类实惠的国际性合作机制开始快速发展，这就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其特点是两个经济体商签双边FTA，它不仅仅是局限于贸易和投资等经济层面自由化的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s：RTA)。所谓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即EPA）。双边FTA的数量也呈现迅速增长态势。根据WTO的《WTO年度报告2003》中的数据，1990年以前，世界上所有进入实施阶段的FTA数目不过27项，到2002年底，但截至2002年12月，总共有259项登记备案，其中176项已处于实施阶段。在所有的RTA中，双边FTA约占90%。至2003年4月底，WTO146个成员中绝大多数都参加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双边FTA。到2005年6月底，向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安排已经达到了328个，其中大多数是在最近几年出现的，2005年1到6月就新增了21个。据WTO秘书处估计，目前在国际贸易中，至少有50%是在各种区域贸易安排下进行的。世贸组织（WTO）框架下的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一波三折①，而国家与国家间、各区域经济组织间开展的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却是方兴未艾，两者间形成了强烈反差。

一、WTO协定对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的有关规定

WTO认为，自由贸易协定(FTA)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所进行的一种相互取消关税或其它贸易限制的安排。通过自愿签订协定发展各成员之间经济的一体化，对扩大世界贸易是有好处的。因此，WTO允许成员依据1994年GATT第24条成立自由贸易区、或依据授权条款签署发展中国家间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或依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签署以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目的经济一体化协定。为了防止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的做法超出WTO特定的规则，WTO将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纳入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中加以规范、监督和协调、尽可能减少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改善多边贸易体制。

1、1994年GATT第24条以及《关于解释1994年GATT第24条的谅解》对双边FTA等区域贸易协定的有关规定。（1）成立目的。GATT第24条第4项规定：成立双边FTA的目的，应为便利组成双边FTA的各领土之间的贸易，但对其他缔约国与这些领土之间进行的贸易，不得提高壁垒。《关于解释1994年GATT第24条的谅解》重申，此类协定的目的应为便利成员领土之间的贸易，而非提高其他成员与此类领土之间的贸易壁垒:在此类协定形成或扩大时，参加方应在最大限度内避免对其他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2）涵盖范围。GATT第24条第8项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双边FTA成员之间的贸易，或至少对这些领土产品的实质上所有贸易，己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以避免发生仅就某些特定产品形成优惠待遇，排除或限制其它国家产品进入所形成的区域壁垒现象。（3）过渡期间。双边FTA如果不是立即成立，而要经过一段期间逐步建立，应在合理期限之内完成。GATT第24条第5项第(c)款规定，签订临时协定应具有一个在合理期间内成立双边FTA的计划和进程表。《关于解释1994年GATT第24条的谅解》规定，合理持续时间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方可超过10年。如属一临时协定参加方的成员认为10年不够，它们应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供需要更长期限的全面说明。（4）关税及其它商业法规。GATT第24条第5项规定，就整体而言，对双边FTA或过渡到双边FTA的临时协定来说，在建立双边FTA或采用临时协定以后，每个组成领土维持的对未参加双边FTA或临时协定的缔约各国贸易所适用的关税和其他贸易规章，大体上不得高于或严于未建立双边FTA或临时协定时各组成领土所实施的关税和贸易规章的一般限制水平。（5）审查程序。GATT第24条第7项第(a)款规定，任何缔约国决定加入双边FTA，或签订成立双边FTA的临时协定，应当及时通知缔约国全体，并应向其提供有关所拟议的双边FTA的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得以斟酌向缔约各国提出报告和建议。《关于解释1994年GATT第24条的谅解》规定，成员所做出的通知，应由一工作组按照1994年GATT的有关规定和谅解第1款的规定进行审议。工作组应就其在此方面的审议结果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交报告。货物贸易理事会可向各成员提出其认为适当的建议。对于临时协定，工作组可在其报告中就拟议的时限和完成双边FTA形成所需要的措施提出适当建议，如必要，工作组可规定对协定进行进一步审议。为一临时协定参加方的成员应将该协定中包括的计划和时间表的实质性变更通知货物贸易理事会，如收到请求，理事会应审查这些变更。双边FTA的成员应定期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报告有关协定的运用情况。协定中任何重大变更和/或进展一旦发生即应报告。（6）组成关税同盟的成员准备提高关税约束税率时的处理程序。GATT第24条第6项制定了一形成双边FTA的成员提议提高约束关税时所应遵循的程序。各成员在形成双边FTA达成同时修改或撤销关税减让之前，必须开始由1980年11月10日通过的准则和《关于解释1994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8条的谅解》详述的第28条所列程序。这些谈判将以诚信原则进行，以期达成双方满意的补偿性调整。在此类谈判中，按第24条第6项的要求，应适当考虑在双边FTA形成时其他成员领士对相同税号所作的削减。如此类削减不足以提供必需的补偿性调整，则关税同盟将提供补偿，此种补偿可采取削减其它税号关税的形式。对修改或撤销的约束关税拥有谈判权的成员应考虑此类出价。如该补偿性调整仍不能接受，则应继续进行谈判。若尽管作出此类努力，但是根据由《关于解释1994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8条的谅解》详述的第28条所进行的补偿性调整的谈判不能在谈判开始后的合理期限内达成协定，则双边FTA仍然有权修改或撤销减让:受影响的成员因此有权依照第28条撤销实质相等的减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