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解春艳朱红根工作单位：江西农业大学

（一）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总额分析从图1可知，2000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为395．22亿美元，随着2002年《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削减，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该年双边贸易总额增加到547．81亿美元，其后随着2004年实施的“早期收获计划”和签订的《货物贸易协议》以及2007年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2007年达到了2025．33亿美元，但由于受2008年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相比于2008年有所下降。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地位来看，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呈波动性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8．33％上升至2009年的9．65％。图1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及所占比例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统计得到（二）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结构分析从图2可知，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从2000年的173．41亿美元增加至2008年的1143．17亿美元，增长了5．59倍，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2009年有所下降，为1062．57亿美元。中国对东盟出口额占中国对外总出口额的比重呈稳步上升，由2000年的6．96％上升至2009年的8．84％。从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来看，2000年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仅为221．81亿美元，2008年则增加到1170．03亿美元，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4．27倍。从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额的比例来看，从2000年的9．85％逐年递增至2003年的11．47％，其后4年呈相对平稳状态，到2008年有所下降。图2中国对东盟各国的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及所占比例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统计得到（三）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区域差异分析从中国与东盟10个国家的双边贸易区域差异来看（见表1），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与中国双边贸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并且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与这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呈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2004年后增加幅度较大。其次是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相比，中国与其双边贸易量相对较少。缅甸、柬埔寨、文莱和老挝等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量较小，但今后的双边贸易潜力较大。

（一）理论假设基于国内外学者将引力模型应用于贸易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对影响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相关因素进行理论假设：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启动以来，经历了十年的发展，在这十年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签署了各项贸易协议，这些贸易协议的实施所带来的关税降低及市场开放等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将长期促进双边贸易。但标志性的贸易协议有3项，分别为2002年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和签订《货物贸易协议》及2007年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本文用这3个标志性贸易协议的签订来度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化程度，并假设每项贸易协议的签订对双边贸易都有正影响。2．经济规模。本文采用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一国的GDP总量反应了该国的经济规模总量以及该国的进口需求能力和出口供给能力，进而影响双边贸易流量，并且GDP越大，贸易流量也越大。本文假设经济规模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正影响。3．人口数量。一国的人口数量越多，意味着该国国内的需求越多，当国内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则需要从国外进口来弥补无法满足的需求。本文假设人口数量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正影响。4．地理距离。一般指两国的经济中心或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本文选取的地理距离是两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两国之间的距离决定了贸易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时间成本的大小，这些成本从而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增长。本文假设地理距离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负影响。5．科学技术水平。一国科学技术水平越高，越能促进生产力提高，越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该国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国际贸易活动更为活跃。本文采用计算机拥有率作为衡量该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指标，并假设计算机拥有率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正影响。6．文化距离。一般情况下，如果两国的语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则意味着两国的文化距离越近，一国出口到另一国的商品越容易被接受，两国间的贸易流量也就越多。本文采用共同语言，即贸易对象国是否使用华语作为衡量两国文化距离的指标，并假设存在共同语言对双边贸易有正影响。7．共同边界。如果两国拥有共同边界，一方面可降低运输成本、时间成本等；另一方面意味着两国存在共通的文化区域，相互之间交流更便利，贸易更快捷。本文假设共同边界对双边贸易有正影响。8．优惠贸易区。保护性贸易政策是构成国际贸易的巨大壁垒，而当两国同属于一个优惠贸易区时，由于各种壁垒的消除或削弱，区域内各国的贸易能够在一定程度实现自由流动，从而会促进两国的双边贸易，对贸易规模的扩张有积极影响。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同处于亚洲，且同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本文采用是否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这一共同自由贸易区作为衡量优惠贸易区的虚拟变量，并假设该变量对双边贸易有正影响。（二）模型构建本文基于引力模型中的Linnermann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和修正，建立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变量的扩展的引力模型，其形式可以表示为：1nXijt＝β0＋β11n（YitYjt）＋β21n（PitPjt）＋β31n（Disij）＋β41n（Comjt）＋β5（Lanij）＋β6（Borij）＋β7（APECij）＋β8（Policy1）＋β9（Policy2）＋β10（Pol－icy3）＋μij其中，Xijt表示在t年i国与j国的双边贸易额；YitYjt表示在t年i国与j国的经济规模乘积；PiPj表示在t年i国与j国的人口数量乘积；Disij表示i国与j国首都的直线距离；Comjt表示在t年j国的科学技术水平；Lanij为文化距离变量；Borij为共同边界变量，APECij为优惠贸易区变量；Policy1、Policy2、Policy3分别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3个重要变量。β0是常数，β1、β2、β3、β4、β5、β6、β7、β8、β9、β10是回归系数，μij表示随机误差项。（三）数据来源目前，东盟成员国有10个，其中柬埔寨于1999年最晚加入东盟，因此本文选取2000－2009年中国与东盟10个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作为面板数据。双边贸易额数据根据2000－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获得。GDP和人口数量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通过世界城市经纬度查询系统（http：／／www．hjqing．com／find／jingwei／）计算获得。计算机拥有率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Bank）数据库。是否有共同边界可由世界地图查询。各国加入APEC的情况来源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官方网站。是否使用华语、各项协议签署时间和内容均来源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官方网站。模型中各项变量的说明如表2所示。

运用统计软件EViews6．0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影响效应。首先分别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3个关键事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为了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综合影响，把代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3个关键事统一纳入模型中回归，得到模型Ⅳ。从表3的模型回归结果可知，模型调整后的R2较大，表明该模型有较好的拟合优度。D．W统计值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模型中所有变量基本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体分析如下：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对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有重要影响。代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3个关键变量Policy1、Policy2、Policy3在全部模型中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均为正，与前面的理论假设相符。说明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发展，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量不断增长。第一，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双边贸易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原因在于该协议条款中规定，双方要逐步取消货物贸易的所有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第二，2004年实施了“早期收获计划”并签订了《货物贸易协议》，根据该项计划及协议，中国与东盟首先削减近600种农副产品关税，紧接着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这大大促进了中国－东盟双边农副产品贸易的发展。第三，2007年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该协议规定，双方在60多个服务部门，相互做出了高于世界贸易组织水平的市场开放承诺，这一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东盟服务贸易的发展，标志着双方合作关系进入了全新领域。2．经济规模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四个模型中均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与双方的经济规模呈现正相关，与前面的理论假设相符。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贸易国GDP越高，潜在的进口需求越大，更有利于中国对其贸易出口。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GDP的增加对其供给市场的影响表现为生产能力的提高，出口额加大。随着各国经济规模地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量也会不断增长。3．人口数量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说明人口数量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起到促进作用，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原因在于东盟中的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不高，高新技术产业尚处于发展阶段，人口因素使得国际间的贸易更加活跃，人口数量增加创造的需求效应远远大于国内分工深化作用。4．地理距离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中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地理距离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负影响，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并且地理距离越远，中国对贸易对象国的双边贸易额越小。但在地理距离变量模型Ⅳ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有待进一步考察。5．科学技术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对象国计算机拥有率越高，中国与其双边贸易额越大，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一般来说，一国计算机拥有率越高，表示该国科学技术应用水平越高，居民生活水平及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高，对商品的消费能力会越强，因此会带来更多的进口需求。同时，一国科学技术越发达，生产能力就越强，会创造出更多的出口供给。6．文化距离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与同使用华语的贸易对象国进行贸易较之不使用华语的国家，双边贸易量更多，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原因在于：一方面，使用华语的国家华人人口较多，对本国的产品需求较大；另一方面，华语作为该国的官方语言，使得该国居民对中国抱有亲切感和认同感，在人文环境上产生一定程度的共通点，更容易接受和喜爱中国的产品，对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更容易推广。7．优惠贸易区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当中国与其贸易对象国同属于APEC成员国时，更有利于促进两国间的双边贸易，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因为属于同一贸易区的国家在贸易过程中存在贸易优惠政策，相互之间可以享有关税优惠，技术性贸易壁垒、非关税贸易壁垒和其他贸易壁垒都会相对较低，利于贸易规模的扩大。8．共同边界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四个模型中都为负，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共同边界与双边贸易量负相关，这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不符。究其原因，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如缅甸、老挝都是贸易小国，经济规模小，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所以贸易流量少，即使存在共同边界的优势，也难以发挥优势来大规模的扩大贸易；而与中国没有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其国家经济规模大，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且同使用华语，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和出口供给都较大，因此就造成了与中国没有共同边界的国家贸易流量较大，而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国家贸易流量反而较小的现象。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对东盟各邻国的贸易还不够发达。

对于一个经济相当落后、处于第一阶段的农业国来说，自由贸易不能保证这个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起步发展。因此，在这一阶段，至少就贸易战略来说，需要实施有一定保护的进口替代政策，利用进口关税、配额等手段把进口品暂时挡在外面，或者至少使它们的价格不低于本国产品，使本国的工业能够发展起来。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建立起来并能满足国内需求时，潜在的比较优势也就变为现实的比较优势。这时，贸易政策就应朝出口导向方面转变，以鼓励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这就是第二阶段的贸易政策。在此阶段之所以要实行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因为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还必须予以一定的保护。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仍然还有进口替代活动，只是进口替代的产业更高级而已。而总的贸易政策取向是出口导向，是因为如果仅仅有保护性的进口替代，进口减少的同时也会使出口减少。当一个国家发展到相当先进的水平，世界上已有的产业都基本建立起来之后，它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技术上完全自主创新的阶段，因为此时可供模仿的技术已基本没有。这时的贸易政策应当转向基本自由贸易。

中国的发展阶段

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总要素生产率(TFP)。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TFP增长是负值，1978年以后明显为正值（见表1）。据此可以简单地判断，1978年以前中国还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就中国而言，虽然实际的TFP增长显示1978年以前是中国以大规模资本积累为主的发展阶段，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第一阶段要到1978年才完成。表1中Maddison的估计是平均增长2.23%，表2则给出不同学者的估计，所估计的TFP增长大体上在3%到4%左右（见表2）。但是Young(2000)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和TFP增长率被夸大了。根据他的计算，1978年到1998年中国的TFP增长只有1.4%。然而，即使接受Young的结论，至少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TFP增长亦是正值。如果说1978年以前TFP是负增长的，那么从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确实可以说是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

表1中国与韩国的基本增长情况（1952年－1995年）

（年均复合增长率，%）

附图

一、中澳农产品自由贸易的障碍

(一)中澳农产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从2000—2005年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状况来看，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金额在波动中上升，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农产品金额稳步增长，但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中澳农产品贸易逆差的扩大，引起了两国政府及农业问题研究者的关注，同时也会引起对中国农业及农产品生产者的担忧，给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带来较大压力。

(二)中澳两国存在农产品关税壁垒。中国对大部分农产品都征收水平不等的关税，加权平均税率达13.5％，零关税的农产品只占所有农产品总数的8.3％，最高税率达65％。而澳大利亚对大部分农产品都实行零关税，仅对小部分产品征收水平较低的关税，加权平均税率只有4.O％，零关税的农产品占所有农产品总数的77.6％，最高税率也只有5％。中澳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两国将逐渐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如果关税削减为0，那么中国农产品平均削减13.5％，而澳大利亚农产品平均削减4.0％，显然，中国的削减率大于澳大利亚的削减率。

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影响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墨西哥农业的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墨西哥经济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但同时也给墨经济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墨农牧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且随着农产品关税的进一步解除，这一状况还将继续恶化。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慈善基金会公布的报告指出，正当自由贸易倡导者为墨西哥北部出口加工区10年间创造75万就业机会而欢呼的时候，享受高额补贴的美国农产品如潮水般涌入墨西哥，并在过去10年中导致130万墨西哥农民破产，墨西哥农牧业占GDP的比重已由6.3％降至5.5％。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至今，墨西哥农作物种植面积缩减了400万公顷，同期农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了10％；1500万农业人口，其中多数是年轻人，迁至城市或移民美国；农民人均收入也已下降至城市最低收入的30％，而且这一状况正在随着农产品关税的进一步降低而恶化。另外，大量外资工厂的涌入对墨西哥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据美国TUFTS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墨西哥制造业产生的空气污染程度比协定签署前增加了两倍，而政府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承诺提供足够的环保基建投资。

(二)菲律宾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菲律宾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占GDP总量达40％，农业就业占一半以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1995年，菲律宾加入WTO，政府承诺一系列农业自由化改革，包括降低关税，消除数量配额，并规定了最低市场准入量。此外，政府还将通过促进花椰菜、切花等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转变生产结构。按照设想，通过农业自由化改革，每年将使农业附加值增加10.7亿美元，新增农业就业机会50万个，增加农业出口值6000万美元，农业贸易收支平衡问题将由此得到改善。然而，随后的农业自由化改革却使菲律宾农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农业就业从1994年的1129万人下降到2001年的1085万人；农业出口并未实现大幅增长，而是徘徊不前，农产品进口额激增，农产品贸易从1993年的2.92亿美元顺差转变为2002年的7.64亿美元逆差，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受廉价进口产品的冲击，玉米主产区的玉米种植受到重创；由于取消了最低市场准入量的限制，冻牛肉进口量在1993～1998年间增长了5倍，猪肉价格明显下降，2002年较1995年每千克价格下降了30美分；实行鸡肉进口许可证自由发放制度后，1999年鸡肉进口量增长了20倍，国内相关产业遭受毁灭性打击。菲律宾承诺蔬菜关税为40％，实施税率仅为7％，1999年进口鲜菜量为1万千克，2002年激增到200万千克。农业贸易自由化将菲律宾农业置于崩溃的边缘。

摘要：历史表明：主要发达国家最初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进程中，曾建立起严格、完备的关税壁垒来保护其国内幼稚产业的不间断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保证了英国、美国在较短时期内高效率地完成了工业化，直至其工业产能足以抵御进口产品竞争时，才逐步实现关税自由，并在全球推行贸易自由化。鉴于此，我国未来贸易自由化的方向应是正视自由贸易的公平性原则和精神，并与主要贸易伙伴谋求基于公平贸易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

关键词：公平贸易;自由贸易;贸易摩擦;贸易保护;贸易壁垒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近半个世纪内发生的国际间贸易摩擦归因于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与各个经济体所坚持的贸易保护政策之间的博弈。在每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结束前后，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秘书处以及其他一些贸易经济学者通常都作出非常乐观的预测：国际间关税削减后将直接导致世界贸易额扩大数十亿美元。同时，人们都普遍认为今天的发达国家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因为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所致。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提出“主张公平贸易，重振美国经济”。在其执政以后，“公平贸易”更是成为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词，美国此后同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主动谋求基于“公平贸易”原则的一系列贸易措施。近两年美国、英国、德国、马来西亚等国领导人访华时，也都更多的讨论“公平贸易”的概念。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以援助农业国家小规模、家庭化种植业的“公平贸易”概念，本文中所提到的“公平贸易”则是指国与国层面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双边或多边贸易机制或协定的贸易自由化形式。本文试图重新审视“自由贸易”这个术语，从历史发展观的角度来分析全球贸易自由化及其公平原则的演变。

1英国、美国——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和影响者

在1721年第一任英国总理罗伯特•沃尔波开始实行贸易政策改革与1846年废除玉米法期间，英国为保护其国内工业而采取了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包括关税保护、出口补贴、对用于出口产品的进口原料进行关税退税、以及国家政策层面的出口质量控制。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致力于在欧洲传播“自由贸易”学说。由于废除了“玉米法”，英国虽然在自由贸易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未完全实现贸易自由化。从1860年的英法贸易条约以及随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纳入“最惠国待遇”条约开始，欧洲大陆进入了一段“关税裁军”时期。正如经济历史学家保罗•巴洛克所说，英国的技术领先是其向“自由贸易”制度前进的推动力，而这个技术领先是在其“高耸而持久的关税壁垒”保护下实现的。因此，被称为现代“幼稚产业”学说之父的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特别是关税保护）发展幼稚产业，并认为英国倡导“自由贸易”是自私的。因此，这种“关税裁军”趋势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30年间，贸易保护程度的持续恢复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共同趋势。法国和德国开始认为“自由贸易”使英国受益而非自身受益，并逐步提高了关税，同时也是为了应对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廉价粮食流入。到1913年，所有大国都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来保护其幼稚产业。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列强在海外的殖民地（即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影响，陆续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然后这些殖民地都遭遇了极不平衡的工业化进程，印度更是遭受了工业化进程的倒退——英国先是通过东印度公司，然后在1857年通过英国直接统治，在印度建立了纺织品和其他产品市场，从而彻底摧毁了当地的纺织工业。对于美国而言，尽管亚当•斯密和让•巴蒂斯特•萨伊等伟大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不应该保护制造业，而应该集中发展农业，但是许多19世纪的美国政客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贸易”理论不适合他们的国家。美国内战的主要聚焦点除了南方奴隶制之外，南北方对关税的不一致观点。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位经济保护主义者，他所在的辉格党主张以基础设施发展和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体制”，因为该党派已明确认识到“自由贸易”主张其实是维护了英国的利益。内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全面建立关税壁垒以发展国内工业化，以抵消来自进口产品的冲击。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第一个系统论据是由美国思想家发展起来的，特别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经济学家丹尼尔•雷蒙德。在1830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美国是世界上制造业平均进口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在19世纪70年代前，运往美国的货物成本很高，因此美国天生具有极高的贸易保护程度。可以这么认为：美国的工业在1945年之前是世界上受保护最严格的行业。

2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崛起

[提要]中国与东盟就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这是东亚经济合作的历史性突破。削减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内容。自由贸易区谈判在即，我需妥善处理东盟内部的差异问题，与东亚域内外国家的关系，以及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关系等问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意在双赢、利在长远，最终目标是与东亚实现共同繁荣。

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就未来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这个决定一经宣布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普遍认为这是东亚经济合作的历史性突破，将改变亚洲政治经济的全貌。随着谈判工作的展开，人们又开始把目光再次聚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由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初始于1999年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三次中国和东盟领导人会议。当时，东盟刚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对金融危机的危害及经济脆弱性有切肤之痛，急需通过地区经济整合来抵御外来风险。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不仅减弱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东盟国家普遍希望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与东盟加强经济合作的想法呼之欲出。考虑到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02年启动，为扩大双方的经贸交往，我国领导人提出愿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联系。这一想法得到了东盟国家的积极回应。2000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我国领导人建议成立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小组，重点讨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以及中国加入WTO后的影响两大问题。专家组对这两个议题进行了近一年的研究后提交报告。报告认为，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东盟和中国是双赢的决定，建议中国和东盟用10年的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决定经过中国东盟高官会和经济部长会的认可后，于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领导人会议上正式宣布，并授权各国的经济部长和高官尽早启动谈判。

中国与东盟用10年的时间建成自由贸易区是经过中国东盟专家小组论证后确定的。根据WTO的条款，消除贸易障碍的合理时间应在10年之内。东盟已于2002年启动自由贸易区，而中国和东盟作为APEC主要成员，又都承诺在2020年实现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一方面，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的优惠程度肯定要优于其他国家，时间表也肯定要快于其他组织。但另一方面，建立自由贸易区又不能操之过急，特别是由于都是发展中国家，有许多民族行业和幼稚行业需要保护。在综合考虑了以上因素之后，专家小组建议在2010年前建成自由贸易区，这一建议最终被中国和东盟的领导人所采纳。

从去年11月至今，关于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筹备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具体情况是：东盟将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进行谈判，由泰国人任谈判组长，东盟各国派代表参加，在东盟内部先形成谈判方案，6月在中国举行第三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和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工作级磋商正式启动，具体讨论谈判的原则、模式、内容、时间安排，为9月在中国东盟经济部长会和11月举行的领导人会议取得实质性成果奠定基础。谈判预期在2003年11月之前完成，从2004年开始，用6年左右的时间，即在2009年最终建成，届时双方将明显降低关税壁垒并消除所有非关税壁垒，同时实现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历史上看，首先提出自由贸易论点的是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重农学派。在重农学派看来，只有自由竞争才符合“自然秩序”，而一切垄断、限制和政府干预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因此，重农学派竭力反对重商主义保护关税的主张，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政策。然而真正开始使自由贸易论点形成自由贸易理论体系的，却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自由贸易理论在18世纪下半期，由亚当·斯密最先阐发。从18世纪中期后，西方新兴产业资产阶级要求开拓对外贸易，以便从海外获得廉价原料和销售商品市场，因而内在地要求实行自由贸易，废除依重商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对外贸易管制政策，为新兴产业资本的扩张扫清障碍。反映这一时代要求的经济理论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鼎力主张在国内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对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的绝对成本说，奠定了自由贸易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按照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各国获得的对外贸易利益取决于各国生产商品的绝对成本优势；一个国家出口的应是本国生产效率高的商品，进口的应是别国生产效率高的商品；交易的结果是使贸易双方都获益。因此，亚当·斯密力主解除国家对贸易的管制，包括关税征收和发放补贴。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对自由贸易理论作了重要补充。李嘉图于1817年在斯密“绝对成本学说”的基础上，运用国际贸易“2×2模型”（为简单起见，只分析有两个地区或国家和两种商品的情况），又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这个学说被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竭力推崇，并被看成是支配国际贸易的永恒“规律”。在斯密看来，一个国家所输出的商品一定是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所需的成本绝对地小于其它国家。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这个观点，主张每一个国家不一定生产各种商品，而应当专门生产它用比较少的成本就能生产出来的商品，尽管这种商品的成本的绝对数额不能高于其它国家。通过对外贸易交换，形成国际分工，在资本劳动力不变的前提下，使贸易当事国生产总量增加，从而有利于贸易各国。李嘉图以相对成本论取代绝对成本论，比较成本说由流通过程深入到了生产过程，因而使自由贸易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现实性。

缘于劳动生产率差别的可贸易商品的比较成本的差异，解释了国际贸易发生、发展及贸易格局变动的一般规律性。而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则运用一般均衡论结合定位分析，结合多要素的价格分析，进一步阐述了为什么会产生比较成本差异，提出了“要素禀赋论”。其基本思想为：资源的相对赋予度决定比较成本差异，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各国资源赋予度（禀赋）的差异，即生产要素供给情况的差异。而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说明：国际贸易的结果，可以逐渐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价格差异，即具有商品价格均等化和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既能使价格均等化又能增加收益，各贸易国都会从国际专业化和国际交换中获利。

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思潮占据主要地位。从美国贸易实践看，在大多数时期，美国是一个高关税国家，但在建国后前期，在以具有经济实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优势为基础的欧洲（主要是英国）自由贸易运动国际扩散过程中，受自由贸易理论的影响，出现了自由贸易的趋势。在1833年妥协关税法案——它在1942年以前的年代里提供了一种缓慢而稳定的关税减让——通过之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有所遏制，尽管1842年以后关税一度有所提高，但在1846年关税法案中又恢复了贸易自由化，并且在1857年加强了这种趋势。美国关税在1846～1860年间多次下降，平均税率由40%以上降到20%～30%之间，美国自1816年以来首次接近实现了自由贸易。但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自由贸易趋势在1861年被扭转了，为支付内战的必要费用而提高关税，使1861年的莫里尔法恢复了1846年的保护关税水平，在此后的一些年里应税商品的平均税率在1862年上升到37%,1864年又上升到47%。内战以后，出现了关税改革的呼声，但直到1883年法案通过以前，战时税率仍然是美国贸易保护体制的基础。美国1883年的关税法出于对国内普遍呼吁降低关税的让步和基于1873～1879年联邦预算每年超过2000万美元盈余的现实，扩大了免征关税的商品范围，降低了某些商品的进口税率，当时普通税率水平下降了大约5%，但同时却提高了纺织品、钢铁制品等主要产业产品的关税，显现了利用关税保护和扶持支柱产业发展的性质。此后，税率水平连续两次提高。1890年10月通过的麦金利法案，全面提高了进口税率，平均税率达到了创纪录的49%，纺织业产品如棉线、亚麻等的税率更是高达50%～60%，而且为安抚面对加拿大进口品竞争威胁的农场主，对许多农产品也征收关税。1894年的关税法作为不同利益集团斗争调和的产物而具有折衷性，使税率平均水平下降到40%，但为时不久即被1897年的丁雷税则所取代，它不仅恢复了1890年麦金利关税法的税率，而且提高了平均关税水平，甚至高达57%。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关税率虽然有所降低，但基本保持在1897年的水平，直到1913年。1913年的安德伍德关税法案废除了特别关税，增加了100个以上的免税项目，降低了将近1000种商品的税率，并提高了其它少数商品——主要是化学品的税率，其结果使应税进口商品的关税率降低到平均16%的较低水平。但美国这种自由贸易趋势因接着而来的一战爆发而终止。

由于这一时期美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加之内战的影响，经济实力比较脆弱。因此，在这一时段内，自由贸易理论并未占据主导地位，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表现为“阵发性”和“间歇式”。这种不稳定的政府外贸政策，主要是由于国内经济集团或地区集团利益以及国际经济关系变化影响所致。各利益集团若觉得自由贸易有助于他们从对外贸易中获利，便会支持自由贸易理论，并主张自由贸易政策；反之，又倾向于支持和要求实行贸易保护。1934年以前，美国在对外贸易中主要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而为获得廉价原料和开拓海外商品销售市场，在其“保护国”和殖民地则完全推行自由贸易政策。

【论文关键词】跨国公司竞争；贸易政策FTA；区域主义；东亚共同体

【论文摘要】这个矛盾的现象不仅反映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工具，而且是日本政府理想的FTA对象国模型。同时，政治体制的差异、一个国家市场体制的发育程度以及与WTO规则的接轨程度并不是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绝对障碍。本文还发现，日本的十三个FTA对象国绝大多数早就是美国的FTA对象国，而中国与美国之间并没有制度化的贸易与投资优惠协议。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日本没有选择中国作为FTA对象国是因为日本国内的“动力”不足。具体来说，中国目前对外签订的FTA尚未对日本跨国公司与欧美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构成“歧视性”的区别，中国的FTA对日本的跨国公司没有产生“排挤”效应。因此，日本国内的经团联等跨国公司产业利益集团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抗衡农业部门的利益集团，并游说日本政府决定与中国签订FTA。本文的研究发现支持或者说验证了区域主义理论中的国内游说与寻租理论。

日本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谜说的是，日本对外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专门选择那些与日本双边贸易额极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国家作为FAT对象国。中日之间的贸易条约情况则构成了“谜中谜”：日本不愿与其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一直以来，自民党执政的日本政府面对中国领导人的中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提议，采取回避的消极态度。从《日本FTA战略》（2002年）、《关于推进今后经济合作协定的基本方针》（2005年）到《经济全球化战略》（2006年），日本政府将中日自由贸易协定定位于中长期，认为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口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制定并实施与WTO接轨的关于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公司治理以及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规则和措施”——后面笔者会从越南的例子论证这些因素不是影响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因素。

为什么日本尚不愿意选择中国作为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象？面对如此之大的中国市场，日本政府舍近求远，截至2009年11月底，日本先后与墨西哥、文莱等12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双边FTA，正在与印度、海湾合作委员会谈判。而且，相比其它国家，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不可谓不紧密，2000年，中国已经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场。日本政府的FTA决策结果是不容易解释的现象。

中国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解释是，日本对中国的“敌意”以及中日两国的东亚主导权之争。学界流行的“敌意”理论只是描述一个表象，且缺少细节，特别是难以解释为什么日本对“中日投资协定”十分积极与支持，中日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早在1989年就已生效。

【内容提要】自由贸易体系在全球的扩展削弱着主权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对一国内部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如何解决上述冲突，是我国宪法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需要理论界对我国传统的宪法学理论进行必要的澄清和探讨，以便为自由贸易体系提供一个良好的宪法框架。

【正文】

传统政治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的，是在司法保证下的领土、主权、政治合法性的合一形态。但是，自由贸易体系的扩展削弱着主权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对一国内部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自由贸易体系限制民族国家的行动空间和范围的前提下，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民主、自由、平等以及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市场在一个国家的深入必然受到来自一国司法边界的限制，在此情况下，国家主权能否以传统方式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施以限制？自由贸易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同时实现自由、民主、公平与精神文明的目标的宪法选择？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

“金色紧身衣”效应与政治范围的缩减

自由贸易经济是在跨越一国领土边界的层面上进行的，它加深了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随着传统国土边界的内部事务在更广阔的全球层面的展开，伦理全球化新语言和世界公民意识随之兴起，使一些普遍主义价值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认同，如人权事务日益国际化，弱势群体关怀成为影响经济和谋求全面发展的一部分，地方性知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文化集体认同面临困境。不仅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主权权利失去内核，成为干预对象，而且主权对内部各个层面施加影响的能力大为缩减，纯粹一国内部的政治安排不仅无助于某些目标的实现，而且也变得更加无能为力。因此，在全球层面，自由贸易体系意味着非民族国家化。这一过程限制了国家主权的行动界限和范围，影响了国家采取行动实现上述价值的行动余地，属于传统主权领域内部的事务的处理更多地让位于国际组织或跨国体系。

民族国家是指有独立的立法和执法权的拥有领土的司法主体，它划定了国家边界，即政治和司法边界。（注：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国际经济一体化能走多远？》（原载美国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年第一期，）载《经济消息报》2000年6月30日。）而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逻辑前提，自由贸易体系要求在保留国家司法权的前提下，政治必须在一个窄得多的范围内实行。弗里德曼用“金色紧身衣”形象地形容这一过程，“当你的国家穿上金色紧身衣时，两件事将会发生：你的经济增长而你的政治收缩……它的政治选择就减少到像百事可乐或可口可乐之间只有细微的口味差别一样只有细微的政策差别”。（注：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国际经济一体化能走多远？》（原载美国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年第一期，）载《经济消息报》2000年6月30日。）更市场化、更多的私人经济、更多的国际监控体系对社会政治文化的挑战同样波及一国宪法价值的选择和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和方式。有人认为，试图在公平、自由和民主之间取得平衡，将各种价值兼顾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之举。并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使世界经济制度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这一转变限制了民族国家的行动范围，使其缺乏充分的选择余地来缓解因跨国市场产生的社会政治的副作用，即对社会团结的危害和对民主及文化的冲击。

1.前言

在当今旅游项目同质化及国内游客消费个性化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下，海南省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经济过度依赖旅游产业的特殊城市，必须要抓住国家政策红利和当前的旅游发展环境，积极寻求发展特色旅游产业链及长远的经济支撑。赛马是我国传统体育中的一个古老的运动，赛马在海南省的发展不仅具有多元属性，更能形成文化、体育、竞技、休闲等多元化产业链条，长期以来海南赛马运动没有发展起来主要在于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撑。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确立与建设，更为海南省赛马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契机和开展便利，因此海南省相关职能部门需抓住这次契机积极探寻与之相适应的可行性发展策略，推动海南赛马产业的发展，并形成特色产业。

2.“自由贸易试验区”背景为海南赛马运动的发展所带来的契机解析

2.1获得了更为明确的国家政策支持，为赛马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内外部发展环境。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2018年4月13日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布设立的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该实验区的成立与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就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出指导意见相得益彰，特别明确提出“发展赛马运动等项目、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等20个要点。”，为海南赛马运动的全面开展获得了更为明确的国家政策支持。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特殊的地缘和政策优惠，使得海南赛马运动可频繁、高效地与东盟十国中的新、越、泰国具有丰富赛马运动经验的国家开展合作与交流，为海南赛马产业的快速、高规格建设提供了高质量的、稳定的内外部发展环境。2.2有助于加快赛事、群众、赛马文化等基础建设，为海南赛马产业发展提供长期支持。按照中央关于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的要求，今年海南将配合研究制定自贸港总体方案并尽快出台。海南自贸港从目标概念走向制度设计使其超低水平关税乃至零关税为海南赛马事业的发展起到加快赛事、群众、赛马文化等基础建设，为海南赛马产业发展提供长期支持。饲料、赛马专用马匹、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的材料等的进口与运输成本可大大降低，且有望实现的日常消费全岛免税则将会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借助海南省独特的地理优势，培养国人对赛马运动的热情，使赛马运动作为一项娱乐、赛事等形式得到快速开展，使海南的旅游业得到新鲜的产业支撑，从而拓宽旅游产业链条和经济发展链，在实现旅游营收的同时，可通过返补的形式补贴一些世界顶级的赛马赛事，从而带动海南赛马产业的长期发展。

3.海南赛马运动的可行性发展策略探究

3.1建设以现代赛马运动为依托、集赛事、养马业、传统体育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化赛马产业。海南赛马事业从筹划到再次获得国家政策明确支持风风雨雨中走过了20多个年头，“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与中共中央海南省宏观政策支持的叠加效应使得海南赛马运动的发展最终得到明确落实，因此海南赛马运动的发展不仅要走现代赛马的方向，但更要保持中国特色。赛马是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一项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体育，更是新疆、内蒙等多个少数民族的重要活动和民族精神依托，因此在架构设计上要以现代赛马运动为依托、兼顾民族传统体育公益功能，集赛事、养马业和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元化赛马产业，让海南赛马事业不仅产出优质的经济、社会、文化功效，更契合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要义。3.2积极利用自贸区优势，加快赛马周边基础产业联合发展。论证，探索协同发展模式虽然赛马运动对于海南地方经济和旅游等行业发展具有良好的带动价值，但赛马运动真正在海南落地、开展还是一个复杂又长期的过程，赛马的繁育、饲养、训练及赛马运动相关专业人员的培养不仅需要不断的资金投入，还需要长期的周边基础产业的联合发展，就目前海南省现有的赛马专业机构及人员看，目前运作能力较好的只有在2017年3月成立的海南省马业协会，但该协会是由育马驯马专业人员、管理者、马术运动者、爱好者、马文化倡导者等马产业相关人员和企业机构自愿结成的行业性团体，仍无法胜任海南省马业技术和经营管理及行业发展规范的能力，需要积极借助自贸区优势，使其成为吸引外资及外资管理模式的主要载体，吸引更多具有专业水准的赛马事业相关的服务业性质的外资进驻，加快海南赛马运动的营商环境的创设和专业赛马运动集聚区的建设。

一、中澳农产品自由贸易的障碍

(一)中澳农产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从2000—2005年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状况来看，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金额在波动中上升，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农产品金额稳步增长，但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中澳农产品贸易逆差的扩大，引起了两国政府及农业问题研究者的关注，同时也会引起对中国农业及农产品生产者的担忧，给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带来较大压力。

(二)中澳两国存在农产品关税壁垒。中国对大部分农产品都征收水平不等的关税，加权平均税率达13.5％，零关税的农产品只占所有农产品总数的8.3％，最高税率达65％。而澳大利亚对大部分农产品都实行零关税，仅对小部分产品征收水平较低的关税，加权平均税率只有4.O％，零关税的农产品占所有农产品总数的77.6％，最高税率也只有5％。中澳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两国将逐渐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如果关税削减为0，那么中国农产品平均削减13.5％，而澳大利亚农产品平均削减4.0％，显然，中国的削减率大于澳大利亚的削减率。

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影响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墨西哥农业的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墨西哥经济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但同时也给墨经济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墨农牧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且随着农产品关税的进一步解除，这一状况还将继续恶化。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慈善基金会公布的报告指出，正当自由贸易倡导者为墨西哥北部出口加工区10年间创造75万就业机会而欢呼的时候，享受高额补贴的美国农产品如潮水般涌入墨西哥，并在过去10年中导致130万墨西哥农民破产，墨西哥农牧业占GDP的比重已由6.3％降至5.5％。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至今，墨西哥农作物种植面积缩减了400万公顷，同期农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了10％；1500万农业人口，其中多数是年轻人，迁至城市或移民美国；农民人均收入也已下降至城市最低收入的30％，而且这一状况正在随着农产品关税的进一步降低而恶化。另外，大量外资工厂的涌入对墨西哥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据美国TUFTS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墨西哥制造业产生的空气污染程度比协定签署前增加了两倍，而政府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承诺提供足够的环保基建投资。

(二)菲律宾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菲律宾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占GDP总量达40％，农业就业占一半以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1995年，菲律宾加入WTO，政府承诺一系列农业自由化改革，包括降低关税，消除数量配额，并规定了最低市场准入量。此外，政府还将通过促进花椰菜、切花等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转变生产结构。按照设想，通过农业自由化改革，每年将使农业附加值增加10.7亿美元，新增农业就业机会50万个，增加农业出口值6000万美元，农业贸易收支平衡问题将由此得到改善。然而，随后的农业自由化改革却使菲律宾农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农业就业从1994年的1129万人下降到2001年的1085万人；农业出口并未实现大幅增长，而是徘徊不前，农产品进口额激增，农产品贸易从1993年的2.92亿美元顺差转变为2002年的7.64亿美元逆差，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受廉价进口产品的冲击，玉米主产区的玉米种植受到重创；由于取消了最低市场准入量的限制，冻牛肉进口量在1993～1998年间增长了5倍，猪肉价格明显下降，2002年较1995年每千克价格下降了30美分；实行鸡肉进口许可证自由发放制度后，1999年鸡肉进口量增长了20倍，国内相关产业遭受毁灭性打击。菲律宾承诺蔬菜关税为40％，实施税率仅为7％，1999年进口鲜菜量为1万千克，2002年激增到200万千克。农业贸易自由化将菲律宾农业置于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