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表现理论范文10篇

1自我表现的研究历史

人们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并不是被动地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作出反应，他们总是试图影响周围的环境，以便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的形象，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对环境的操纵总是从操纵自己开始的。他们不断地调节和控制呈现给其他人的信息，特别是有关他们自己的信息，这种对行为的调节和控制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对社会信息和个人信息进行调节和控制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符号互动理论[1]。该理论认为，社会交往中人们会想象自己处于他人角色位置时的可能情形，会设想他人对各种行为的可能反应，并且选择相应的行为，最终形成或改变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自己如何被别人看待。对社会行为的这些看法，后来在Goffman(1959,1971)的印象管理（或自我表现）理论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扩大[2]。Goffman把人们看作是生活舞台上的演员，把人际行为看作是参加者的自我表现。他指出，“当个体出现在他人面前时，通常总是有某些理由去推动他的行动，以便这种行为向他人传递出符合他个人利益的形象。”尽管Goffman的理论被批评为降低了个体内部心理因素的作用[3]，但还是为后来的社会心理学关于自我及自我表现的一系列研究开辟了道路。

20世纪8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一般把自我表现看作一个边缘概念，自我表现理论或者被看作是对研究过程的一种干扰，或者被看作主要是与广告、商业或政治有关的一个应用课题。它很少被看作是一个基本的人际过程，也许这是和自我表现的概念和理论首先是在社会学界提出和研究有关。80年代开始，对自我表现的概念分析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Baumeister(1982)首先对自我表现有关问题进行了重新分析，并且用以解释许多社会心理现象[4]。Baumeister的开路先锋作用引起了许多学者对自我表现的研究兴趣。他们把对自我表现的研究从对概念的好奇转向了把它看成一个能够进行科学分析的根本的人际过程。这种转向在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和理论解释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实验社会心理学明显地倾向于对行为的心理内解释(intrapsychicexplanation)，而不考虑社会关系的作用，如集中于认知的归因理论、个体的认知失调理论、公平理论和成就动机理论等等。自我表现的重新分析以及相应的研究开始向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心理内解释理论挑战。人们试图用自我表现理论来重新解释大量的实验发现，如攻击(aggression)、助人行为(helpingbehavior)、社会助长(socialfacilitation)、自我服务归因(self-servingattribution)、态度改变(attitudechange)、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以及其他社会心理和行为[4]。可见自我表现的思想已经渗透到广泛的社会现象领域。但是这并不表明自我表现理论可以完全取代心理内的解释理论。加之人们对自我表现概念认识的不统一，有人作狭义的理解，把它看成一类仅仅发生在特殊条件下的行为或主要由某类人作出的行为，亦即伪装的、欺骗的行为；另一些人则作广义的理解，把自我表现看作是社会行为的普遍特征。这就使一部分学者开始关心自我表现和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他们试图说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自我表现的方式，或者由于人格特征的不同，使一部分人参与自我表现，另一部分人仍按自己的内在动机和情感行动。

EvingGoffman，芝加哥学派的代表，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1959)中，根据符号互动的观点，强调对交互作用过程的量化分析[2]。通过微社会的分析，Goffman研究了自我认同、群体关系、环境的影响和信息交互作用的意义。他的观点尽管范围很小，但是却为社会交往和个体心理学的本质提供了全新的解释。Goffman在其研究中使用"dramaturgicalapproach"一词，用以表示自我在社会中的表现像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并把它推广到更广的社会生活的情境中。Goffman认为，交互作用即表演的过程，它受环境和观众的影响，通过印象管理，向他人展示出别人所期望的行为。这种表演不依个体的心理状态而存在，尽管他对此缺乏信心，但是因为环境和交互作用的需要，个体经常这样做。Goffman用被迫给病人安慰剂为例说明，尽管医生知道安慰剂完全没有作用，但是应病人的要求他还必须这样做。

根据以上的研究，自我表现被认为是人们自觉的印象控制过程，它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基本方面[5]。

1自我表现的研究历史

人们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并不是被动地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作出反应，他们总是试图影响周围的环境，以便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的形象，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对环境的操纵总是从操纵自己开始的。他们不断地调节和控制呈现给其他人的信息，特别是有关他们自己的信息，这种对行为的调节和控制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对社会信息和个人信息进行调节和控制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符号互动理论[1]。该理论认为，社会交往中人们会想象自己处于他人角色位置时的可能情形，会设想他人对各种行为的可能反应，并且选择相应的行为，最终形成或改变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自己如何被别人看待。对社会行为的这些看法，后来在Goffman(1959,1971)的印象管理（或自我表现）理论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扩大[2]。Goffman把人们看作是生活舞台上的演员，把人际行为看作是参加者的自我表现。他指出，“当个体出现在他人面前时，通常总是有某些理由去推动他的行动，以便这种行为向他人传递出符合他个人利益的形象。”尽管Goffman的理论被批评为降低了个体内部心理因素的作用[3]，但还是为后来的社会心理学关于自我及自我表现的一系列研究开辟了道路。

20世纪8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一般把自我表现看作一个边缘概念，自我表现理论或者被看作是对研究过程的一种干扰，或者被看作主要是与广告、商业或政治有关的一个应用课题。它很少被看作是一个基本的人际过程，也许这是和自我表现的概念和理论首先是在社会学界提出和研究有关。80年代开始，对自我表现的概念分析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Baumeister(1982)首先对自我表现有关问题进行了重新分析，并且用以解释许多社会心理现象[4]。Baumeister的开路先锋作用引起了许多学者对自我表现的研究兴趣。他们把对自我表现的研究从对概念的好奇转向了把它看成一个能够进行科学分析的根本的人际过程。这种转向在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和理论解释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实验社会心理学明显地倾向于对行为的心理内解释(intrapsychicexplanation)，而不考虑社会关系的作用，如集中于认知的归因理论、个体的认知失调理论、公平理论和成就动机理论等等。自我表现的重新分析以及相应的研究开始向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心理内解释理论挑战。人们试图用自我表现理论来重新解释大量的实验发现，如攻击(aggression)、助人行为(helpingbehavior)、社会助长(socialfacilitation)、自我服务归因(self-servingattribution)、态度改变(attitudechange)、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以及其他社会心理和行为[4]。可见自我表现的思想已经渗透到广泛的社会现象领域。但是这并不表明自我表现理论可以完全取代心理内的解释理论。加之人们对自我表现概念认识的不统一，有人作狭义的理解，把它看成一类仅仅发生在特殊条件下的行为或主要由某类人作出的行为，亦即伪装的、欺骗的行为；另一些人则作广义的理解，把自我表现看作是社会行为的普遍特征。这就使一部分学者开始关心自我表现和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他们试图说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自我表现的方式，或者由于人格特征的不同，使一部分人参与自我表现，另一部分人仍按自己的内在动机和情感行动。

EvingGoffman，芝加哥学派的代表，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1959)中，根据符号互动的观点，强调对交互作用过程的量化分析[2]。通过微社会的分析，Goffman研究了自我认同、群体关系、环境的影响和信息交互作用的意义。他的观点尽管范围很小，但是却为社会交往和个体心理学的本质提供了全新的解释。Goffman在其研究中使用"dramaturgicalapproach"一词，用以表示自我在社会中的表现像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并把它推广到更广的社会生活的情境中。Goffman认为，交互作用即表演的过程，它受环境和观众的影响，通过印象管理，向他人展示出别人所期望的行为。这种表演不依个体的心理状态而存在，尽管他对此缺乏信心，但是因为环境和交互作用的需要，个体经常这样做。Goffman用被迫给病人安慰剂为例说明，尽管医生知道安慰剂完全没有作用，但是应病人的要求他还必须这样做。

根据以上的研究，自我表现被认为是人们自觉的印象控制过程，它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基本方面[5]。

自我表现(selfpresentation)的基本含义是指人们在人际互动过程中的选择性反应，泛指那些用来影响别人对自己印象的行为。自从Goffman于1959年提出这一概念以来，“自我表现”一度成为社会心理学最热门的研究主题之一。研究者们探讨自我表现策略、风格、个体差异及其原因、自我表现行为的内化等等，但并不直接关注“发展”，只是将之作为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一个“接口”。近年来，社会建构主义的复兴对心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发展心理学领域直接反映为人的主动性及文化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一转向使得发展研究者越来越关注自我表现这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话题。作为个人与文化境境互动过程的外显，自我表现与人格发展具有密切关系，本文将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讨论自我表现研究。

1同一维度的两端:

自我表现的狭义与广义定义社会心理学中对于自我表现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其狭义理解将自我表现行为与维护自身利益的自私目的联系起来，认为自我表现常常是欺骗性的。如Buss和Briggs(1984)认为只有当人们在意自己在他人面前形象时才会自我表现，因此自我表现的个体差异主要由自我意识的个体差异决定。公众自我意识强的人关注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私人自我意识强的人倾向于关注个人价值，他们在社会交往中只是“行动”而不是“表现”自己。有些研究者更宽泛地理解自我表现，认为几乎一切社会行为都包含自我表现因素，人们通过自我表现向他人传递关于自我的信息，表达所认同的身份(Schlenker&Weigold,1990).Schlenker(2003)还提出，自我表现常常是自动化而不一定是控制的。

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表明，观众即使不在场也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当与具有亲密关系的交往对象互动时，人们甚至可以放弃自我防御行为(Green,Sedikides,Pinter&VanTongeren,2009).从自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定义并不矛盾。自我表现的广义定义不否认有意识的、欺骗性的自我表现行为，而有更大的范围，关注了处于自我发展各个阶段或各种水平上的行为。自我发展的过程是逐渐将外部价值和规范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从外部控制逐渐发展为自我调节的过程(Deci&Ryan,2002)。当重要他人的价值逐渐成为自我的核心成分，人们的自我调节也越来越成为自动化的，越来越表现为“真实”自我。所谓行为的真实与意识的程度与对某种价值的内化水平有关。

2解读童心的线索:

儿童自我表现研究自我表现是真实地呈现自我还是为获取利益而欺骗的争论，激发了研究者通过自我表现理解他人心理状态的研究兴趣。发展研究者也以自我表现行为为线索来理解儿童发展状态。Ban的ee(2002)发现，从6岁开始，儿童已经可以根据观众的特点进行不同的自我描述;;8岁的儿童知道在受到表扬之后，谦逊的反应更加恰当。甚至孤独症儿童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在人际互动中做出自我提高的反应(Begeeretal.,2008)。史清敏(2003)将小学生在课堂上自我表现根据卷人程度分为三类，发现小学三年级学生高卷人型自我表现人数最多，以后随着年级的增高而减少。刘肖岑(2009)对青少年自我提升动机及相关自我表现行为进行了研究，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际因素对于青少年自我提升表现的不同影响。

摘要：创造社主要成员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与康德美学有较深的关系，但以往学界对此有所忽略，从而对一些关键性的命题产生误读的现象。创造社“自我表现”中的“自我”趋近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经验表象经悟性统一的“客观”或“对象意识”，包含有主客体双项内涵；文学“无用而有大用”源自《判断力批判》中“美的理想”的二律背反的正反命题，两者虽是矛盾，却可合题。这两个观点的提出，也标志着“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萌生与延展。

关键词：创造社文论；康德美学；自我表现；文章不用之用

一、康德美学与现代语境

近期，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现代性”问题日益突出，它不但成为考察、研究现代文学的一个新的视角，而且还有可能成为审视现代文学现象的一个“历史语境”。钱理群在其合作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出版后的一次笔谈中甚至指出：“如何理解‘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两个字？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包含了某种性质的理解？那么，文学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而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我们这门学科的性质，研究范围，它的内在矛盾……等等关系到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1）

“现代性”的概念是什么呢？从现有学界的提法来看，它是宽泛、动态的。“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而言，它是人们对百年来现代现象的认识、审视、反思，是对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概括与价值判断。香港学者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把“现代性”的内涵归纳为：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世俗化、高度的结构分殊性、高度的“普遍的成就取向”等六个要质，（2）值得参考。

但论及“现代性”的渊源，就不能不涉及到康德的哲学与美学。虽然哈贝马斯认为，第一位对“现代”概念作出明晰阐述的哲学家是黑格尔，但从作为西方启蒙哲学整体着眼，康德在他对传统的批判过程中，已提出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与原则，这体现在他由对“人”的理解出发，确立了理性的至高地位与主体性的原则基础。而从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来看，康德的影响也远甚于黑格尔，“正如贺麟先生所回忆的那样，‘在二十年代几乎很少有人知道黑格尔’。而张颐先生则说，当他1924年从欧洲到上海的时候，所遇到的朋友皆侈谈康德，却不说黑格尔。”（3）可见，在德国美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康德是作为一位最重要的美学家为中国学界所注目与接纳。

1游戏：艺术的存在方式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研究艺术真理的入门概念，它构成了艺术经验的人类学基础，但他又明确指出，这里所讨论的游戏与康德、席勒所说的游戏是不同的。他说：“如果我们就与艺术经验的关系而谈论游戏，那么游戏并不指态度，甚至不指创造活动或鉴赏活动的情绪状态，更不是指在游戏活动中所实现的某种主体性的自由，而是指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这里从艺术的存在方式出发，去看待“游戏”概念，不同于康德的“自由游戏”，康德认为美的表象是在想像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中将心灵激活。他忽略美的对象，只展现人的主体性自由。席勒也一样，他提出“游戏冲动”“人只应同美游戏。”有一种强烈的主观主义倾向，这正是伽达默尔所要反对的，他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讨论“游戏”的。

1.1伽达默尔认为游戏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

游戏是一个主动性的过程，它并不是游戏者的意识或行为中具有其存在，而是相反，它吸引游戏者进入它的领域中，并使游戏者充满了它的精神。与游戏相类似，艺术作品也不是一个与自为存在的主体所对峙的对象。它其实是在成为改变经验者的经验中才获得自己真正的存在。“保持和坚持什么东西的艺术经验的‘主体’，不是经验艺术者的主体性，而是艺术作品本身。正是在这一点上游戏存在方式显得非常重要”。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他在搞艺术。艺术活动或艺术作品，使人成为艺术家。因此，可以说艺术的主体不是艺术家而是艺术本身。

1.2伽达默尔认为游戏的存在方式是自我表现

伽达默尔打破认识论上的主客二分的观点，指出在游戏中每一个人都是同戏者，不过游戏本身、游戏的重复运动是第一性的。游戏者和观赏者组成游戏整体，他们都指向游戏的意义内容，去表现游戏本身。而“事实上，最真实感受游戏的，并且游戏对之正确表现自己所‘意味’的，乃是那种并不参与游戏、而只是观赏游戏的人。在观赏者那里，游戏好像被提升到了它的理想性。”游戏是在观赏者中起到游戏作用的。游戏中自我表现是自然的普遍存在状态，艺术同样具有这个本质，正如戏剧，其本来含义即是“观赏者的游戏”，它最鲜明地展示了文学的存在方式。艺术的表现本质即体现在这里，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的存在方式即自我表现。

1游戏：艺术的存在方式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研究艺术真理的入门概念，它构成了艺术经验的人类学基础，但他又明确指出，这里所讨论的游戏与康德、席勒所说的游戏是不同的。他说：“如果我们就与艺术经验的关系而谈论游戏，那么游戏并不指态度，甚至不指创造活动或鉴赏活动的情绪状态，更不是指在游戏活动中所实现的某种主体性的自由，而是指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这里从艺术的存在方式出发，去看待“游戏”概念，不同于康德的“自由游戏”，康德认为美的表象是在想像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中将心灵激活。他忽略美的对象，只展现人的主体性自由。席勒也一样，他提出“游戏冲动”“人只应同美游戏。”有一种强烈的主观主义倾向，这正是伽达默尔所要反对的，他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讨论“游戏”的。

1.1伽达默尔认为游戏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

游戏是一个主动性的过程，它并不是游戏者的意识或行为中具有其存在，而是相反，它吸引游戏者进入它的领域中，并使游戏者充满了它的精神。与游戏相类似，艺术作品也不是一个与自为存在的主体所对峙的对象。它其实是在成为改变经验者的经验中才获得自己真正的存在。“保持和坚持什么东西的艺术经验的‘主体’，不是经验艺术者的主体性，而是艺术作品本身。正是在这一点上游戏存在方式显得非常重要”。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他在搞艺术。艺术活动或艺术作品，使人成为艺术家。因此，可以说艺术的主体不是艺术家而是艺术本身。

1.2伽达默尔认为游戏的存在方式是自我表现

伽达默尔打破认识论上的主客二分的观点，指出在游戏中每一个人都是同戏者，不过游戏本身、游戏的重复运动是第一性的。游戏者和观赏者组成游戏整体，他们都指向游戏的意义内容，去表现游戏本身。而“事实上，最真实感受游戏的，并且游戏对之正确表现自己所‘意味’的，乃是那种并不参与游戏、而只是观赏游戏的人。在观赏者那里，游戏好像被提升到了它的理想性。”游戏是在观赏者中起到游戏作用的。游戏中自我表现是自然的普遍存在状态，艺术同样具有这个本质，正如戏剧，其本来含义即是“观赏者的游戏”，它最鲜明地展示了文学的存在方式。艺术的表现本质即体现在这里，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的存在方式即自我表现。

从传统的、美学的意义来理解，“表现”这个词表示“创造符号——那些‘代表’或‘替代另一个东西’——的过程。”美学表现最关注的问题，至少在西方是如此，永远是模拟性或相似性的问题；人们通常以为，虚拟的符号应该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相似。从这一基本定义不难看出，表现的矛盾是由一个对立结构造成的。在这个对立结构中，一方被设定为另一方的拷贝、复制品、一个被具体化了的“替代物。”这个对立结构仍然是关于表现的富有争议的辩论焦点。这是因为，两个事物的同时出现，虽然在逻辑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但不可避免的结果却导致一个划分地位高低和价值评估的过程。因此，表现常常表达了隶属于对立双方的诸如缺席与出席、首要与从属、原生与派生、真实与假冒等等一系列内在矛盾的道德对立。因此，尽管在讨论表现问题时可以考虑不同的表现方式——文学、艺术、音乐、或建筑——而且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表现理论去探讨作者、媒介以及读者和观众反映等问题，但是却无法避免迟早会向表现定义中的二元结构所包含的价值含义妥协。因为表现可以，至少从它的传统用法来说，被简单化地理解成模拟再现——即一种旨在模仿，力求与所表现的对象相似的派生式再生产，所以表现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比如说，在二十世纪，俄国形式主义艺术理论认定对现实的陌生化（而不是反映现实），英美新批评注重语言的模糊性（而不是强调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以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试图强调暂时性和含义本身的不可缩减性，这些都是先锋派对表现传统意义的颠覆。

这些对社会性别有什么影响呢？和表现一样，社会性别在持传统异观点的人看来，也是一种涉及区别男女的二元结构。在这里，区别已经习惯性地被当作一个评估等级高低的过程。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弗洛伊德在解释女性的性意识时提出的“阴茎嫉妒”说。按照弗洛伊德著作的框架，拥有某个器官——阴茎，不仅表示男孩与女孩之间的区别，它还成为女孩与男孩相比所缺少的和不如男孩的地方，而男孩则是评判的标准。与有关表现的争议一样，社会性别提出的最典型问题就是在二元结构中，有一方通常被当作真正的起源和标准，经过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另一方就难免有多种欠缺。区分两者的过程再一次成为决定价值高低的过程。

表现这一“普遍的”做法和社会性别这一“特殊的”系统两者之间的交叉是一个难点。这种困难的实质最清楚地反映在妇女与表现的关系问题上。如果说表现的传统定义就是创造一些可以替代另一些东西的东西，妇女和男人应该是平等的，因为在表现的过程中，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相同的规则。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妇女不仅常常受到阻碍，不能象男人那样积极参与和从事创造性工作（成为艺术家、作家、作曲家、社会改革倡导人、政治领导岗位竞选人，等等），而且在男人的表现活动中，女人常常被当作表达男人们希望传达的意思的象征——女仙人和女灾星是两个极端的例子。换句话说，女人一直被物化为表现的手段，在男人创造的世界里充当负有具体道德或艺术含义的符号。比如，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在他对部落亲属关系的研究中，就大胆地指出，妇女在部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担当不同部落群体间相互交流的手段，建立和确保男人们之间的关系。女人因此在多重意义上成为表示男人之间界限的标志：她们的生理区别被用来证明男人的“正常性”而她们（在部落间）的文化交流性则成为维护男性社交和团结的工具。在这种“女人之间的交往”中，女人在表现中的作用不仅与男人不平等，而且在价值上也有差异。作为男人向他们自己也向世界展现其自我的工具，女人们只能在整体上保持被动的角色。

女性在表现中的奇特的双重性质导致弗洛伊德提出这样的问题，“女人们究竟要什么？”尽管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们对性问题给予了极为具体的关注，但他们解释的只是男人的性，而对女人的欲望则所知甚少，对女人作为积极的创造者而不是消极被动的象征符号这一点几乎一无所知。为了承认因早先一贯被排斥在外而变得复杂起来的女性本身的欲望问题，雅克·拉康运用了“享乐”（jouissance）这个词来命名女性的快感和主观性这个超出传统知识和想象力范围的领域。但是拉康在将女人上升到不可再表现的境界时，虽然用心良好，却又重复了那个熟悉的男性故用伎俩，把女人当作（表现内部的）象征符号，表示过量的、异国情调的、甚至是神秘主义的（无法表现的内容）。

现在，我们有必要介绍表现的第二个定义。这个定义并没有脱离我们刚才讨论的二元结构，但是它的“代表”意义从美学转到了行政立法和政治意义上面。表现在这里指的是作为立法机构和政治的代表，人或发言人，发挥“代表”作用的主体不是一样东西或象征符号，而是一个人，例如为某选区说话或者是“代表”选民的“代表”。和美学意义上的代表一样，立法和政治的代表也涉及到相同结构中不同成分的转换作用，只是这一次转换不是用一个抽象符号来替代，而是以一小部分人来代表一个大的群体，假设这一小部分人得到了这个大群体的授权，在他们不在场的情况下“代表”他们。

表现的立法和政治定义一旦同社会性别问题放在一起，就可能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即人的问题。而一旦人成为有争议的问题，政治这个概念本身就应该是超出了狭义立法的意义，转而包括所有权力政治，涉及在正式法律法规之外的场合代表别人说话的能力。

在教学改革中教师处的主体地位，往往忽视了学生的需求，使学生围绕着教师自认为合理的模式转，至于对个性的发展，则被掩盖在统一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下。学生逐渐变得无所求，无所望，进一步发展将导致是无所为。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需要产生动机，由动机产生活动。学生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由一定动机产生，这一动机来自需要。为此，了解学生需要和改进实验教学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一、高职高专学生需要分析

1．学生需要的六层次理论。研究资料表明，在教学中学生需要可划分为由低到高六个层次即：不被成人批评的需要+获得物质奖励的需要+获得精神奖励的需要+自我表现的需要+认知的需要+自我发展的需要。选种类型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同一学生在同一时期，可能会表现出一种类型的需要，也可能表现出多种需要。不同的需要可导致出不同的学习动机，从而表现出学生在学习上产生不同的兴趣和风格。

2，高职高专学生的需要情况分析。了解高职高专学生的需要，可通过与学生个别交流、座谈会、小组讨论、调查等形式进行。在对我校学生调查中发现：专科学生对自己未来的工作深为担忧；为了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学生最关心的是自我发展，他们渴望多方面能力的提高。首先，希望学校能给他们未来的就业和发展铺平道路；其次，他们希望能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提供展现其能力和才华机会；学生对自我能力和知识欠缺了解的非常清楚，他们渴望通过课堂学习有所改善和提高。

从需求角度分析，学生注重较高层次的需要，这些需要都可归纳为：自我表现的需要、认识的需要和自我完善的需要。

二、满足学生的需要，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演讲与辩论 作为哲学系的教师，我自然对逻辑、修辞学和雄辩术怀有一定的兴趣。据说，古希腊的德谟斯忒斯原先患有口吃的毛病，后来发愤苦练，竟至于把石块含在嘴里练习发音，结果成了古希腊的第一雄辩家；也据说，当时智者派哲学家的代表人物普鲁泰哥拉和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居然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辩论：究竟是标枪，还是扔标枪的运动员，还是主持竞技会的人应该对不幸被标枪刺死的人负责。古希腊人的这种论辩的热情尤其表现在苏格拉底的身上，这位自诩为“雅典的牛虻”的哲学家整天蓬头赤足，到处找人辩论，柏拉图的三十余篇脍炙人口的对话记录了苏格拉底辉煌的辩论业绩。这些夹杂着滔滔雄辩和奇妙神话的记录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辩论术中卓越的范本，更何况，正是在唇枪舌剑的辩论中，才产生并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传统形成经久不衰影响的辩证法精神！

然而，哲学上的关注和实践中的参与毕竟是两回事。当我成为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复旦代表队的领队和教练；当我搁下正在研究的数个科研项目，全身心地卷入辩论队队员的选拔、训练，并带领他们赴新加坡参加辩论会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辩论中的种种酸甜苦辣，在华丽动人的辩论词背后，发现了准备辩论必然会付出的艰辛的劳动。

换言之，我在实践中获得了一些辩论经验，虽然是一孔之见，也未经过认真的提炼和总结，但对类似的辩论说来，或许会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可能是出于专业的限制吧，我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力图从哲学上来理解并阐明这些实证的经验，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下面，让我们逐一讨论在辩论中必然会遭遇到的这十大关系。

人格形象与辩论员形象的关系

由双方各组织四名队员，确定题目进行辩论，无疑地具有游戏的性质。道理是明摆着的：双方都不是为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而辩论，他们只是给听众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都在为真理而辩论，实际上，双方的立场都是由抽签决定的。比如，“金钱是万能的”这样的辩题，不管哪一个队只要抽到了正方，就得为它辩护，哪怕每个队员都不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也不得不维护这一辩题。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斯多葛派哲学家克利西浦斯的名言：“给我一个学说，我将为它找到论证。”所以，在辩论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哪一方坚持了真理，而在于哪一方能够在理论上自圆其说，能够表现出高超的辩论技巧，尤其当一个辩论队抽到很不利于立论和发挥的辩题方向时，它的队员不得不采用种种诡辩的手法进行辩论。因此，作为比赛的辩论和历史上已发生的、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辩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正因为这种差别，不少人把参加辩论比赛仅仅看作是一种游戏。

既肯定辩论比赛从根本上具有游戏的性质，又反对人们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游戏，这是否是一种逻辑矛盾呢？不，一点也不。这是因为，辩论比赛不光是一种智力上的游戏，从更深沉的思想层面上来看，也是辩论队与辩论队之间的文化交流；辩论队员在辩论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不光是他的卓越的辩论技巧，更应该是他的光采夺目的人格形象，而后者正是一种蕴涵于辩论之中，但又超越于辩论之上的具有巨大魅力的东西，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东西。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产品定位和再定位的概念；产品再定位的时机选择；产品再定位的步骤；再定位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产品定位确立了品牌或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产品再定位是美国的瑞恩和特鲁特于1972年首先提出来的、产品再定位不仅是找出初次定位失误的原因、再定位对于正处于二次创业过程中的民营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原有定位是错误的、原有定位阻碍企业开拓新市场、原有定位削弱品牌的竞争力、消费者偏好和需求发生变化、确定品牌需要重新定位的原因、调查分析与形式评估、锁定目标消费群、制定定位策略、传播新定位、功能性利益定位策、自我表现型利益定位策略、定位不足与定位过度、大众品牌与豪华名牌等，具体请详见。

如今我国消费品市场正处于激烈的“战国时代”。众多品牌的不断涌现，特别是同一产品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小，同质性越来越高，令市场争夺日益困难。与此同时，消费者在同一产品的众多品牌面前显得无所适从，在无法一一识别的情况下，消费者往往只会选择那些在他们心中占据一定位置的品牌。这就要求企业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尽量追求与众不同，进行准确的定位。

一、产品定位和再定位的概念

所谓产品定位，是指通过市场细分，为产品选择一个适合其生存的市场发展空间。产品定位确立了品牌或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而这个形象和地位是与众不同的。它赋予了产品特定的个性，能适应市场细分满足消费者需求，从而提高产品或品牌的竞争能力。

产品再定位是美国的瑞恩和特鲁特于1972年首先提出来的。它是指对现有产品（质量、款式、包装等）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定位，就是对产品和品牌的再定位分析。再定位能赋予产品或品牌崭新生命的境界，它是以企业原来的经营计划和目标，以及市场的现实状况之和为基础的，换句话说，企业必须对原来的经营计划和目标与市场现实进行检核，寻找其裂缝，然后重新给产品或品牌定位，找出弥合裂缝的最佳途径。因此，企业的产品再定位是市场营销动态过程的第二周期，它包括了营销过程的每一个步骤，是第一轮营销过程的完善与升华。

必须指出的是，产品再定位不仅是找出初次定位失误的原因，还应该在初次定位中寻找合理因素。挖掘这些合理因素，对于企业再定位同样有很大益处。这就是说企业的再定位是一个扬弃，它否定初次定位中的不合理因素，但绝不是把洗澡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