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范文10篇

一、薛允升与《读例存疑》

薛允升是中国传统法学的殿后伟大人物，是近代法制改革的先驱。《读例存疑》是薛氏半生心血耗尽所著的书，是“注释律学”的集大成之作，此书是薛四十年刑部为官实践《大清律例》的一系列总结，具有极高的学术和实践价值，对清末的法制改革影响极大。无论是传统刑法理论还是现代刑法理论中，自首都是一项重要的制度。但对于传统法律理论中关于自首的研究少之又少，即便有也更多围绕《唐律疏议》展开，而对其他朝代少有涉及。集中关注清代自首制度的文章也仅有《论清代自首制度》一篇硕士论文。这对于强调传统对于现代法治影响的法史学研究和理论法学研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缺陷。《读例存疑》包含有清代法律制度和当时司法实践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读例存疑》中关于自首制度的研究，可以对清代的自首制度和法律实践有深入完整的认识，为现代提供借鉴。

二、《读例存疑》中有关自首的立法艺术

因为传统法律思想中不重视抽象的一般规则的概括，任何抽象原则的具体含义都需要事实情况的例子来说明，不能预期的事实则通过比引逻辑来处理。在《大清律》自首条中，规定了自首的主体、调解、例外情况以及不能作为自首处理的情形。

1.根据自首人的服制关系确定。对于传统法律来说，服制是整个法律制度的重要基础，而薛允升尤为重视，专门辑成《服制备考》一书。同时，薛允升在分析自首制度时，也从整个律例制度的系统性进行考虑，认为自首中有关谋反叛逆的例条与贼盗谋反律重复，应该删去。遣人代为自首，也可认为自首，但又分别情形而定。《大清律》自首条律内小注：若于法得相容隐者为首，谓同居及大功以上亲，若奴婢雇工人为家长首及相吿言者，皆与罪人自首，同得免罪。卑幼吿言尊长，尊长依自首律免罪。薛允升认为这一条在乾隆五年被另纂为例。但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唐律，代首及亲属为首下有其闻首吿被追不赴者，不得原罪，而明律删去此条，而清律仍因明律。因此，薛允升提出疑问，假如犯法之人，其亲属代为首吿，而己身脱逃，能免罪否耶。二是，无服之亲亦准代首，尤与古法不合。第7目中“强盗同居之父兄伯叔与弟，明知为匪或分受赃物者，许其据实出首，均准免罪，本犯亦得照律减免发落”。薛允升从律例关系和整个律例的协调角度，认为“得相容隐之亲属代首，及彼此互相吿言，律与自首同。虽强盗亦可免罪。现在强盗自首之例，较律加严，并不全免其罪，此云许其据实出首，均准免罪，与律不符，与别条亦不无参差。且例止言弟而不及别项，卑幼有犯殊难援引”，从而认为这一例在使用中具有很多不严谨的问题。凡遇强盗系律得容隐之亲属，首吿到官，同自首法照例拟断。其亲属本身被劫，因而吿到官者，依亲属相盗律科罪，不在此例。此条系前明嘉靖二十七年定例，乾隆三十二年改定。此条系因强盗情罪重大，故情节轻重以为等差，并不全免其罪也。专为亲属首吿而设原例，依律免罪、减等拟断，谓大功以上亲首吿，则免罪。小功以下亲首吿，则减三等拟断也。后改为照例拟断，似系照乾隆三十二年纂定，强盗及伙盗自首，分别行劫次数及是否伤人例文办理，不特与原条例意迥不相符，亦并无大小功之分矣。

2.根据自首罪行轻重认定。这种适用在所犯罪行不止一个的情形。《大清律》律条规定：其轻罪虽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律条小注谓如窃盗事发，自首，又曾私铸铜钱，得免铸钱之罪，止科窃盗罪。若因问被吿之事，而别言余罪者，亦如之。止科见问罪名，免其余罪。谓因犯私盐事发，被问，不加拷讯，又自别言曾窃盗牛，又曾诈欺人财物，止科私盐之罪，余罪倶得免之类。窃盗自首不实不尽及知人欲告，而于财主处首还，律该减等拟罪者，俱免刺。薛允升谨按：监守常人盗及抢夺畏罪自首，倶免刺，见起除刺字。彼条系免刺通例，此则专指此二事言之也。从分化犯罪分子和节约司法资源来说，这种规定都有其可取之处“，二战”以后，美国由于种种社会原因，犯罪率居高不下。一些大城市的检察官开始用协议和交易的方式，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美国1974年修订施行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明确地将辩诉交易作为一项诉讼制度确立下来。

一、“双规”期间供述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

行为人主动向纪委投案或者因形迹可疑被纪委盘问教育后如实交代本人犯罪行为的，应当认定为自首，这一点实践中一般不存在疑议。但行为人被纪委“双规”后被迫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是否应认定为自首，则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这种行为仍然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应当认定为自首；有的认为这种行为刑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不应当认定为自首；还有的则认为纪委的“双规”措施相当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为严厉，因此，行为人在“双规”期间如实供述的罪行与纪委所掌握的罪行不是同种罪行的，应当以余罪自首论，如果供述的是同种罪行，则不应当以自首论。笔者认为，对这种情况原则上应当认定为自首。理由如下：1、这种行为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根据刑法第67条的规定，要成立自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中，自动投案是如实供述罪行的前提，如实供述罪行是成立自首的关键。因此，“如实供述”应采严格标准，要求单独犯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共犯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以及所知的同案犯的主要犯罪事实，主犯则必须交代所知道的整个共同犯罪的事实。“自动投案”则可采取较为宽松的解释，对投案的对象、时间、场所、方式和动机等不作特别限定，只要行为人出于己意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都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行为人接到“双规”通知后，虽然到案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也经过其自由意志的选择，是自愿接受国家机关的审查和监督，只要其能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就应认定为自首，这是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罪犯自动投案、悔过自新、不致隐藏在社会上继续作案。2、“双规”不属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根据《行政监察法》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以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是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定的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党纪、政纪案件的必要措施。这种措施虽然也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却有着质的不同。首先，作出的主体不同。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政府监察部门是采取合署办公的工作方式的，“双规”措施是由行政监察机关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联合作出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是由司法机关作出的。其次，适用场所不同。“双规”措施必须在规定的地点进行，但规定的地点不能是司法机关的办公处所、羁押场所和行政部门的收容遣送场所；司法机关强制措施则没有适用场所的限制，根据需要可以在任何场所进行。第三，适用的前提不同。适用“双规”的前提是行为人有违纪、政纪的行为；适用司法机关强制措施的前提是行为人正在实施犯罪或者已实施了犯罪或者有实施了犯罪的嫌疑。第四，适用的对象不同。“双规”适用的对象是党纪、政纪违法者，司法机关强制措施适用的对象是现行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因此，被纪委“双规”后而交代违法违纪事实的，不管行为人所交代的事实（包括犯罪事实）是否已经为纪委所掌握，都应视为司法机关未掌握，从而一律适用刑法第67条第1款一般自首的规定，而无适用该条第2款余罪自首的可能。那种认为如果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如果与纪委所掌握的罪行相同就不能认定为自首的观点，显然是与法律规定相悖的。

实践中，纪委在查处案件时，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和证据，基本上可以认定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纪委在对行为人查问核实并作出党纪政纪处分后，即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此处情况类似于行政机关移交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刑事案件。由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已为纪委所掌握，行为人又是一般性地承认纪委所指证的犯罪事实，并未供述新的犯罪事实的，所以只能算是坦白，不能认定为自首。实践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即当纪委发现所查处的特定案件有可能构成重大犯罪时，往往会同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对案件展开调查，当对行为人适用司法强制措施后，行为人被迫承认犯罪事实的，则不应认定为自首。

二、劳动教养期间供述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

劳动教养是指国家劳动教养机关机关依照劳动教养法规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或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不够或不需要给以刑罚处罚，而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采取限制其人身自由、进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劳动教养的对象是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的人，或者是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但尚不够被追究刑事责任，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被劳动教养的人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呢？对此，实践中也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被劳动教养人员丧失了人身自由，类似于服刑犯，因此其只有交代出与劳动教养原因不同的行为的，才可以以余罪自首论。如果交代出的罪行与劳动教养原因相同，只是在程度上更为严重需要适用刑罚的，则不能算是自首。有的则认为如果将劳动教养人员排除在自首主体之外，不利于鼓励其积极改造，与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相违背，因此应将劳动教养人员主动交代本人罪行的情况一律作自首处理。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措施毕竟只是一种行政处罚，它既不同于司法强制措施，也不同于刑罚处罚。行为人的人身自由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其意志是自由的，也没有罪行被他人发觉的现实“危险”。因此，行为人在劳动教养期间供述本人罪行的，包括对劳动教养原因的事实作出重大更正和补充，以致有适用刑罚必要的，都应认定为自首。

三、翻供后，能否成立自首？

尽管法律对自首有了更宽松的规定，然而，由于刑事案件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在司法实务中仍然会遇到一些案件在自首与否的问题上引起争论。

一、关于一审翻供，二审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自首的问题

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经教育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假如一审判决对罪犯的自动投案未认定为自首，进入二审程序后，犯罪分子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的，二审法院对其自首能否给予重新认定。对此，争议颇多。一种观点认为，一审期间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到二审后，悔罪态度再诚恳也无济于事，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已经将“一审判决前”作为自首的时间界限，二审再重新认定自首，缺乏法律依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审期间虽然没有交代罪行，但在二审中经过教育，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了悔罪认识，并且能如实供述的，二审法院应认定其自首。笔者认为，一审判决后，只要通过上诉或抗诉进入二审程序，原判决就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只要能够确定被告人如实供述的，对其认定自首未尝不可。我国刑事诉讼法实行二审终审制，在一审判决后的法定期限内上诉或抗诉的，本案的诉讼程序就没有终结，二审的判决文书才是最终生效的法律文书，所以，一审没有认定的情节，二审法院仍然有权重新认定，这也符合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刑法原则。

二、关于正确认定准自首中“其他罪行”的问题

在准自首正的供述条件“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中，如何理解“其他罪行”，其是否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或者已经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于同种罪或是异种罪，立法上未作说明，理论界也是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第67条所使用的“其他”罪行，是相当于该条所指“已被掌握”的罪行而言，既包括异种罪行，也包括同种罪行。自首的本质特征在犯罪人将自己主动交由国家追诉，因而犯罪人主动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同种罪行的，仍应视为自首。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如实交代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同种犯罪的，应区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其是否自首，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犯罪的不应认定为自首，应认定为补充交代，而对于正对服刑或判决宣告的尚未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有的学者对这种观点进一步解释说，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的是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犯罪，如果认定其为自首的话，对一个罪犯部分认定自首，部分不认为自首，在法律适用上会产生困难。而对于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同种罪行，应依法对其数罪并罚，可以将如实供述的该同种罪作为独立的犯罪处理，因而可以适用自首的规定。

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其他罪行”应包括同种罪行，建议应及早修改司法解释，否则不利于鼓励犯罪分子交待余罪，还增加侦查机关破案的难度，最终最终不利于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的保护。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摘要:根据刑法总则、分则的规定,一般自首,其成立要件包括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如何准确的把握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刑,一直是司法实践中备受争议的内容,仅对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刑的表现形式进行叙述并对自首的认定进行完善。

关键词: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首

自首制度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法中的具体化和法律化。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第1款的规定,一般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

1自动投案的认定

自动投案,理论上有很多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没有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然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未被群众扭送时,主动将自己置于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合法控制下,接受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审查与裁判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代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的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自愿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接受审判的行为。

笔者认为,自首的本质,在于犯罪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将自己交付国家追诉,其与违背犯罪人意志的被动归案是无法相容的。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被指控的罪行,或为坦白,或为供认,不能认定为自首。何为自动投案?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最高法院《解释》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然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这是典型的自动投案行为,另外《解释》的第3款和第4款还规定了7种视为自动投案的行为,也可称之为“准自动投案行为”。《解释》所概括列举的种种自动投案的情形,较好地把握了刑法典设立自首制度,鼓励犯罪人认罪悔过、节约司法资源的意旨。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自首本质的要求,我们对自动投案界定如下: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待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自首是犯罪分子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犯罪，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它的犯罪行为。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和余罪自首，一般自首成立的条件是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同时还要自愿接受审判和裁判。对自首犯的刑事处罚原则是：犯罪后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对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最高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总则中关于自首的规定作了具体阐述：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及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司法解释包涵不了实践中穷出不尽的新情形,然而在实践中，经常就具体案件的某个犯罪分子是否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发生争议。笔者就实践中自首认定中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笔者认为，在自首认定上产生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自动投案特别是“视为自动投案”和“如实交代主要犯罪事实”上，下文就这两个方面分几个问题试作分析：一、关于“视为自动投案”问题

1、如何区分被告人“形迹可疑”和有犯罪嫌疑？

形迹，意指神情、举止。一般认为，如果司法机关没有掌握被告人实施犯罪的任何证据、线索，被告人身上或所携带的物品也不能证明其有实施犯罪的嫌疑，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或者有关组织或司法机关进行例行检查，被告人如实交代自己所犯罪行的，应视为自首。如果司法机关掌握一定线索，已将被告人纳入排查范围，或者被告人被盘问时，其身上比如衣服上有血迹或所携带物品能证实其有实施犯罪嫌疑的，如枪支、、赃物等，被告人“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不能视为自动、主动交代自己罪行，不能认定为自首。相反，有学者主张被告人仅因手持赃物遭到盘问但立即交代犯罪事实的，应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上述见解的思路是对的，即在被告人因形迹可疑遭到盘问时，如能根据被告人身上携带的物品确定该物品是赃物或犯罪工具等从而认定被告人有犯罪嫌疑，即使其“主动”交代罪行的，也不认定其是因形迹可疑遭到盘问而主动交代成立自首。但如果仅仅因为根据被告人的形迹认为其可疑予以盘问，被告人在遭到盘问后即交代了罪刑的，应视为自动投案，认为是自首。

实践中，有人认为，被告人是形迹可疑还是有犯罪嫌疑，很多时候取决于盘问人判断的经验。比如，有的“反扒”队员或巡逻人员经验丰富，凭被告人的眼神、衣貌和举手投足就能肯定该人就是小偷、盗窃犯或“犯有案子”，被告人在他们眼里就有犯罪嫌疑；而有的盘问人员欠缺经验，只是感到被告人举止可疑。笔者认为，说一个人有犯罪嫌疑，是从刑诉法的意义上断定其被发现了犯罪事实或者发现其一定的犯罪证据或线索。无论“反扒”队员或巡逻人员经验丰富与否，从被告人的眼神、衣貌和举手投足判断其有无“犯罪嫌疑”，到底还是主观臆测的结果，主观臆测至多也还是怀疑。光凭主观臆测不能肯定一个人有犯罪嫌疑，必须凭客观证据才能说某人有犯罪嫌疑，因此，盘查人员仅凭被盘查人员的衣着外貌、眼神举止认为其可疑加以盘问，而被盘查人员如实交待犯罪事实的，还是应该认定被盘查人是“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成立自动投案，如实交待罪行的，成立自首。

[摘要]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中规定单位犯罪的条文共有一百多条，这无疑为惩治单位犯罪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武器。但是，无论是从现有的对刑法的司法解释还是法学界的论著看，关于单位罪犯自首制度问题的研究，却是极少有人问津。本文试对单位犯罪的概念特征加以分析，提出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设想，并对单位犯罪自首的认定以及相关处罚原则等问题略抒管见。

[关键词]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双罚制罚金刑

一、单位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单位犯罪自首是以单位犯罪为前提的，没有单位犯罪，就不可能有自首问题的研究。因此，要研究单位犯罪自首，就必须正确界定单位犯罪的概念，并对其特征加以分析。

首先，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只是从犯罪主体范围方面进行了描述，而从概念揭示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来看，这远没有揭示单位犯罪概念的深刻内涵，但同时它又为单位犯罪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探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学理界关于单位犯罪概念的学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所谓单位犯罪就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所犯的罪，系个人犯罪的对称。此种观点认识到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区别，也揭示了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但它实际上是对刑法条文的一种片面理解，由此推之，单位犯罪即单位所犯的罪，这又犯了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

自首的分类

1.自动投案。自动投案必须具备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主观指的是意识主动，客观指的是行为主动，只有两者同时具备，才可称之为自动投案。2.如实供述。这是对自首必不可少的一种行为要求。自首的犯罪人如果编造谎言对自己的罪行进行供述，并为庇护他人胡乱供述自己罪行的，即使这种供述是对自己不利的，也不构成自首。3.自己的罪行。如何理解“自己的罪行”呢？这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根据199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可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仅包括自己本人的罪行，还可能包括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所谓特殊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在一般自首行为中，需要以自动投案作为条件，当犯罪分子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或在服刑之中，其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或被剥夺，此时就不存在自动投案的问题。但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犯罪人的其他罪行，该行为表明其愿意对自己的罪行承担相应刑事责任，愿意受到司法机关的追诉，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也应该认定为自首。1.设立目的其主要的设立目的是针对特殊的犯罪分子给以特殊的刑法处罚。这些犯罪分子所涉及的犯罪案件基本都具有案件危害性较大、案件查处困难、司法实践中证据很难收集的特征。特殊自首为司法机关节省查处成本、提高办案效率，尽早惩处更为严重的犯罪人提供了有力的条件。2.时间条件一般自首的发生时间必须在犯罪后，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而特殊自首成立的时间是行为人在被追诉前交代其相关的犯罪事实。这里的“被追诉前”应理解为司法机关立案前主动交代案件事实的，可以适用特别自首的规定，予以从轻或是减轻法律处罚。具体而言，包括三种情况：一是行为人在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交代特定的贿赂犯罪事实的。二是犯罪后在司法机关开始询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主动交代特定的贿赂犯罪事实的。三是犯罪人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是正在服刑时，主动交代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其所犯的特定贿赂犯罪事实的。这三种情况，行为人所犯的特殊行贿罪，必须处在其主动交代犯罪事实之前没有被司法机关追诉的情况，才可成立特殊自首。3.行为要求特殊自首与一般自首不同，它在行为要求中应该有其特殊性，即犯罪人在被司法机关追诉所犯罪行前，主观上必须基于悔罪的心理，而不是基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才交代犯罪事实，反之，特殊自首则不能成立。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很难用证据证明犯罪人是否是基于悔罪的心理才自首的，所以只能以犯罪人是否是在司法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之前自首来认定是否属于特殊自首。

我国自首制度的法律意义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内容已经在我国1979，1997年刑法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因此其传统内容已经法律化。一般认为，区别对待，宽严相济，分化瓦解，打击少数，教育改造多数是这一刑事政策的主要精神实质。区别对待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基本要求。它是指对犯罪分子要根据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犯罪程度和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及其大小，实行区别对待，处理有轻有重。自首制度的设立就是给犯罪分子一个减轻刑法处罚的机会，让其感受到刑法宽大处理的政策，使其积极地配合司法机关办理犯罪案件，从内心深处悔罪。犯罪人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节省了司法机关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审判资源，这对于提高司法机关破案率有积极地推动作用。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复杂的犯罪案件，如果犯罪人不主动投案，司法机关就必须投入大量的司法资源去侦破案件，即使这样，有些案件还是久查不破。在这种情况下，自首制度的设立能够有效促进案件结案，及时节省司法资源。自首制度对于打击犯罪，减少社会危害因素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可以有效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打击犯罪现象。二是可以鼓励犯罪分子自动投案，争取减轻刑罚。三是能够在心理上威慑犯罪分子，阻止其继续实施犯罪行为，造成对社会的危害。特别是对于共同犯罪，犯罪分子自首不仅要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还要供述其所知的犯罪同伙的犯罪行为，这对打击犯罪团伙有积极意义，有效遏制了共同犯罪，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本文作者：王慧工作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到案的方式复杂多样，普通情形下自首的认定并不疑难。但一些不常见的到案行为，是否能被认定为“自动投案”，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很多争议。下文以实务中一些特殊到案情形为对象，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

一、形迹可疑情形下的自首认定

司法解释规定，罪行尚未被发现，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应当认定为自首。这类自首的认定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在成立的时间条件上，必须是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之前，或者虽然被发现，但行为人与具体案件之间的客观联系尚未被司法机关明确，司法机关未将行为人确定为犯罪嫌疑人，正是行为人的交代，第一次被司法机关确立为犯罪嫌疑人。2．形迹可疑中的“疑”，只是一种主观猜测，是一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怀疑。所体现出来的只是司法机关的相关人员主观上猜测行为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可能性并无客观事实作为支撑。3．注意划分与犯罪嫌疑的区别。犯罪嫌疑，是指司法机关建立在相关客观事实基础之上对行为人的合理怀疑。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考察“怀疑”是否有事实根据。犯罪嫌疑的根据是证据，是对证据或线索进行评判的结果，这种“怀疑”是具体而合理的，行为人需要就此作出合理的解释，甚至需要“自证清白”。而“形迹可疑”只是主观的猜测，这种怀疑因为没有相应的证据或线索，并不具有针对性，因此不需要解释或者很容易解释。

二、第一次如实供述的时间点要求

行为人主动投案后，在第一次的讯问中，没有作出如实供述，之后或因主观思想的转变或因司法机关对证据的掌握程度等又在一审判决宣告前如实供述，是否能够认定自首。在实务当中，持肯定观点的认为，自首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主动归案，而且也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如果行为人归案后没有如实供述，而是在司法机关掌握扎实证据的情况下才被动供述，其悔罪态度无法得到体现，在侦查的过程中也没有对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积极作用。对此，本文持不同意见。1．目前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没有要求行为投案后第一次讯问中就要作出如实供述，才能认定为自首，只要求投案后在一审判决宣告前这个时间段内如实供述即可。因此，要求行为人第一次就如实供述才能成立自首，缺乏有力依据，过于狭义。2．虽然行为主动受控于司法机关，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意识，行为人对于法律处罚仍存在一定的畏惧或侥幸，需要一定认识和判断的过程，这符合一般人的思维常理。我们不能忽略这一客观情况的存在。3．行为人自首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利于侦查活动，但对于侦查活动的有利性，并不能成为认定自首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自首认定考察的主要对象。比如，司法机关在行为人自首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其犯罪证据，其投案后如实供述仍可以认定为自首。在这个例子中，行为人如实供述并没有成为司法机关收集其他证据的条件，却仍然不影响其自首的认定。所以，行为人投案后，只要在一审判决宣告前如实供述了罪行，无论是否在第一次讯问中作出，均可以认定为自首。

三、经非约束性传唤后归案的自首认定

【内容提要】根据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我国刑法规定，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本文试从自首制度的本质简要探讨一般自首、特殊自首的构成要件。

一、自首的的概念和意义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犯罪，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它的犯罪行为。自首制度各国都有规定。我国在建国后的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典中正式确立了关于自首的制度，该法第63条具体规定：“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较重的，如果有立功表现，也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此条文的设立，标志着我国自首制度的正式建立。

自首制度的建立不仅有有助于降低司法机关的追诉成本和提高破案率，还有助于犯罪者悔过自新的机会达到刑法预防犯罪的最终目的。自首制度不仅给已经犯罪的犯罪分子指明一条悔过自新的光明道路，还对司法资源的节约，提高司法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自首的本质

自首的本质在我国理论界存在着争议。第一种观点是“悔罪说”，认为自首的本质是悔罪，悔罪是“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罪行的动机，投案和供述罪行是悔罪的表现。第二种观点将自首的本质归纳为，犯罪人犯罪后自己把自己交付国家追诉。该种观点认为，认定自首要先分析其归案形式。被动归案和自动归案。自动归案的本质在于，归案行为是犯罪人出于本意的行为。

摘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在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项重要制度，认罪认罚从宽既关系到刑事程序法的运行，也牵涉到刑事实体法的制度衔接。本文从实体法层面，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法的关联性规范为切入，提出为规范其运行，应当将认罪认罚从宽在刑法总则中制度化，并从主体、从宽的适用范围、量刑情节、特殊案件的适用等多方面设置其具体实体规范的刑法制度构建方案和刑事司法实践的思路，以期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体法中发挥其积极价值提供理论基础和根据。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实体规范

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新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经过两年多的试点后，正式被刑事诉讼法典认可和吸纳。作为一项全新的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制度构建、法律规范实践等许多方面都需要作深入的理论研究。目前，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讼法层面，而对其实体法构建以及实践运行的相关理论问题研究却十分匮乏。刑事程序与实体规范不可分离，只有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法内容进行体系性研究，构建实体法制度并设置具体的实体法规范，才能夯实其理论基础，推动其制度的完善与实践的运行。

一、我国刑法中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联的规范

（一）自首制度。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我国刑法中的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和准自首两类。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成立一般自首的法定条件，而准自首不要求自动投案，除对自首主体作出特殊要求以外，与一般自首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必须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没有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虽然一般自首与准自首的成立条件不同，但其在如实供述罪行这一点上相一致。笔者认为，如实供述罪行正是自首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联的核心点。因为如实供述罪行既是成立自首的本质要求，也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犯罪后认罪认罚的表现。同时，自首制度在形式上也具有从宽的效果，这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从宽方面是一致的。（二）坦白制度。《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中增设了坦白制度，坦白的到案形式虽然是被动归案而不同于自首制度中的主动到案，但是并不影响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被动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和坦白自己的罪行。我国刑法中的坦白制度的目的在于引导和鼓励真正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陈述案情，并针对这种具有悔罪表现的坦白行为赋予了其从宽处罚的结果，这是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方面具有一致性的，换言之，坦白从宽与认罪认罚从宽都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效举措。（三）贪污贿赂罪特别宽宥制度。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的特别规定，是我国刑法分则中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联的重要法律规范，学界将其称之为特别宽宥制度。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的修改可知，对贪污受贿犯罪的特别宽宥制度超越了刑法总则中自首和坦白的规定，进一步扩大且放宽了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适用和从宽处罚范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可以获得从宽处罚的结果。同时，根据贪污或者受贿的数额和情节的严重性程度不同，分类细化了从宽的效果。刑法设置贪污受贿犯罪的特别宽宥制度有利于刑罚轻缓化的贯彻落实。

二、认罪认罚从宽的刑法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