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利性范文10篇

内容提要：在对政府属性的研究中，人人往往忽视对政府自利性及其与政府行为关系的研究；至于如何通过法律手段对政府的自利性进行调控，人们的研究则更少。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文章认为，政府也是一个利益集团，具有自利性。由于权力行使上的方便，政府的自利性极易膨胀和扩张，导致各种腐败。寄希望于政府主动控制自利性，使之维系在良性水平上，是必要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法律手段进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和规范调控，通过外在的强制使政府的自利性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一、政府具有自利性

关于政府的属性，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认为，处于自然状况的人类存在诸多不便，尤其是不能确保人们的财产安全。于是，人们便通过契约的形式由社会所有的人授权一个公共组织管理社会，由此形成国家与政府。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这种理解，政府便只有社会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与政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作为国家合法代表的政府，其主要目的就是代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维护他们的利益，并促使阶级矛盾处于可控制状态，维护阶级统治的稳定。据此，阶级性是政府的主要属性。当然，政府为了维护阶级统治，也要照顾被统治阶级部分利益，以缓和阶级矛盾。这样，政府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性。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人，也会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政府本身也存在自利性，并非只有阶级性和社会性。对此，公共选择学派曾进行过详细的考量与分析。他们认为，政府一旦形成，其内部的官僚集团也会有自己的利益，也是一个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甚至会导致政府的变异，如大量滋生寻租与腐败现象等等。

所谓政府的自利性，简言之，就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属性。它可以作以下两种划分：

摘要：政府具有公共性和自利性双重属性，公共性是政府自身内含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理念，长期以来为学术界关注和论证，但是对政府自利性进行详细、系统、深入的剖析则是当代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贡献。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关切的非同步性，更需要我们从理性、实然的视角来透视政府的自利性及其与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根本上说，这种冲突的化解有赖于在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一种激励共客机制。

关键词：政府自利性；公共选择理论；激励共容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实现者内在地具有公共性的基本属性，而且政府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也具有自利性的典型特征，但是对政府公共性与自利性的理论关切与研究是非同步的。

因为按照西方传统政治学的观点：“政府作为全体公民权力的委托、行使者，除了公共利益以外，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不会追求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是完美的利他主义者，政府应该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不应该有自身的利益。直到当代很多学者仍然秉承政府利益即是公共利益这一理念，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就认为：“政府利益就是公共机构的利益，它是组织制度化创造和带来的东西。在一个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政府的各种组织和程序代表着公共利益的不同侧面。”由此可见，长期以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公共性是政府的根本属性也是唯一属性，这种想当然的思维逻辑使人们仍然陶醉于对政府公共性价值的浪漫期待之中，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视线和思维。对政府自利性的发现与研究要比对政府公共属性的描述和论证晚得多。对政府自利性进行详细、系统、深入的剖析是当代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贡献。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关切的非同步性，更需要我们对政府自利性进行理性的审视。

一、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自利性的解释及-其适用性

贯穿在公共选择理论模型中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所谓的“经济人”模型，二是政治市场的概念，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自利性的揭示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提要：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政府本身所固有的基本职能之一，体现了政府具有公利性的一面，更构成民主政府的本质属性。但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即自利性，自利性是政府非本质的属性。这种属性客观存在，并且有扩张的可能。本文探讨了政府自利性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主要特征，并提出界定政府合理自利的及控制政府不合理自利的若干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的公利性；政府的自利性；政府自利性扩张；政府自利性控制

现代政府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它体现了公利性这一现代民主政府的本质属性[1]。离开了这种公利性，政府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与合法性[2]。但是，政府除了这种公利性、利他性以外，也无可置疑地存在着自身的利益，即政府除了为社会服务的公利性之外，还具有自利性。政府的自利性是指政府除了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本质属性之外，具有为自身组织生存和创造有利条件的属性。

就我国而言，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不应存在任何属于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全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看，政府的确不存在自利性。但是换一种角度来，政府本身是一种社会组织.这一组织也是由不同的公务员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在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3]群体，他们本身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一群体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拥有对行政权力的直接行使权[4]，他们构成了社会的精英阶层之一。应正视政府及其组织人员（公务员）的自利性，并将其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和范围内。

一、政府自利性的表现形式

利益总是隶属于一定的主体，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政府本身有其自身的利益，政府各部门也各有其利益，而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有很大的区别。政府行为和国家公务员的行为与其自身利益有密切关系。”[5]这就是说，政府作为社会组织同样追求自身的良性发展，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是其成员的共同利益代表。另外，作为地方政府为“造福一方”，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也会导致政府组织自利的发生。同样的道理政府职能部门乃至公务员个人为了追求部门利益的最大化，也会追求部门或个人的自利。

一、政府具有自利性

关于政府的属性，洛克、孟德斯鸠、卢俊等人认为，处于自然状况的人类存在诸多不便，尤其是不能确保人们的财产安全。于是，人们便通过契约的形式由社会所有的人授权一个公共组织管理社会，由此形成国家与政府。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这种理解，政府便只有社会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与政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作为国家合法代表的政府，其主要目的就是代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维护他们的利益，并促使阶级矛盾处于可控制状态，维护阶级统治的稳定。据此，阶级性是政府的主要属性。当然，政府为了维护阶级统治，也要照顾被统治阶级部分利益，以缓和阶级矛盾。这样，政府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性。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人，也会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政府本身也存在自利性，并非只有阶级性和社会性。对此，公共选择学派曾进行过详细的考量与分析。他们认为，政府一旦形成，其内部的官僚集团也会有自己的利益，也是一个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甚至会导致政府的变异，如大量滋生寻租与腐败现象等等。

所谓政府的自利性，简言之，就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属性。它可以作以下两种划分：

（一）政府官僚的自利性和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前者通常易于理解，而后者则不然。政府组织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只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公共利益的最高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工作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其特殊利益也就越来越突出。

提要：在对政府属性的中，人人往往忽视对政府自利性及其与政府行为关系的研究；至于如何通过手段对政府的自利性进行调控，人们的研究则更少。本文试图就这些作一初步的探讨。文章认为，政府也是一个利益集团，具有自利性。由于权力行使上的方便，政府的自利性极易膨胀和扩张，导致各种腐败。寄希望于政府主动控制自利性，使之维系在良性水平上，是必要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法律手段进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和规范调控，通过外在的强制使政府的自利性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一、政府具有自利性

关于政府的属性，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认为，处于状况的人类存在诸多不便，尤其是不能确保人们的财产安全。于是，人们便通过契约的形式由所有的人授权一个公共组织管理社会，由此形成国家与政府。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这种理解，政府便只有社会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与政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作为国家合法代表的政府，其主要目的就是代表、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维护他们的利益，并促使阶级矛盾处于可控制状态，维护阶级统治的稳定。据此，阶级性是政府的主要属性。当然，政府为了维护阶级统治，也要照顾被统治阶级部分利益，以缓和阶级矛盾。这样，政府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性。

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人，也会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政府本身也存在自利性，并非只有阶级性和社会性。对此，公共选择学派曾进行过详细的考量与。他们认为，政府一旦形成，其内部的官僚集团也会有自己的利益，也是一个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甚至会导致政府的变异，如大量滋生寻租与腐败现象等等。

所谓政府的自利性，简言之，就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属性。它可以作以下两种划分：

一、阿马蒂亚·森对“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假设”的批判

根据阿马蒂亚·森的看法，长久以来形成的对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思想的误解，是造成“现代经济学和伦理学分离的”根本原因。按照他的思路，经济学上的“经济人”是在所谓“自利行为假设”基础上被错误理解的，而自利行为假设是没有根据的，或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真实的。“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但是，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既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阿马蒂亚·森发现在经济学的传统中，一直有两个问题值得深思。其一，为了保证经济学研究不会被友善或道德情操等因素所干扰（这些应该交给伦理学去考察），经济学家们长久以来假设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单纯的、简单的和固执的，这就是所谓自利行为假设一直被奉若神明的学术原因；其二，现代经济学的渊源是作为一个伦理学的分支发展而来，矛盾的是，到了今天，它的特征却恰恰是“无伦理”（non-ethical），这是不自然的，更是不寻常的，一定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反映在从两个学科研究的关系上，出现了不应有的、却被深刻认同的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分离。而在所有以“经济人”分析为基石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中，为追求理论上的纯粹的“经济人”模型，而将现实的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剥离，以完成机械的“经济人”抽象。如此，丰富多彩的人成为了在动机上只有“内部一致性”的固执的千篇一律的自利的个人，活生生的人在经济学上几乎僵死。而这竟然作为影响广泛，历久弥新的经济学的真理性认识存在至今。森认为，“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而这些伦理考虑是能够影响人类实际行为的。根据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家们的观点，这些复杂的伦理考虑本身就是基本事实存在，而不是什么规范判断问题。”他一再强调，“善、正当和义务概念都是经济学的主要概念”。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忽视了涉及或影响着“经济人”及其经济行为的伦理道德因素。排除伦理动机的人的自利行为假设不仅仅应用在经济人上，还被广泛确信发生于其他社会角色上。乔治·施蒂格勒坚持类似的观点，而森却反对，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偏离自利的伦理考虑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森进一步说明自己反对的是自利成为了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他并不否认自利在主体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少了自利动机，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甚至无法进行下去。他主张的是动机的多元性。此外，他坚称自利和某种周全的考虑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矛盾，二者可以融合或互补。经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们（包括“经济人”）并非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即使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也未必能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即提高技术效率（投入产出比）或经济效率（帕累托最优）。而经济学对这样的结论长期普遍持相反的态度，其根源在于对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极大误解。

二、回到伦理学去，企业家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复合

为了厘清自利行为假设在经济学传统上错误的根源，森进一步指出，主张自利行为假设的人们总是从斯密的著作里翻出词句，认为人总是会依从自利的动机行事，这是对斯密的经济人思想的一个误解。其实，斯密的经济人与其说是“自利”的，不如说是“自爱”的和“精明”（prudence，又译为谨慎）的。斯密的思想中，“道德情操”这一术语有着深厚的斯多葛主义色彩，道德情操“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这就是“谨慎”也成为了经济人的某种“道德情操”的原因，这显然是受到了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自制”思想的影响。但是，斯密宣称他的“谨慎”并不等同于斯多葛的自制。森认为斯密是把谨慎看作是“理性和理解力的结合，后者则不是”。的确，斯密并不是仅仅像主流经济学里描述的那样，只是关注自利。他看到了谨慎在经济人的行为动机中的重要作用，“明智和审慎的行为，当它指向比关心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更为伟大和高尚的目标时，时常又非常合宜地被称作谨慎。”他继续说道：“在所有这些场合，谨慎都同许多更伟大和更显著的美德，同英勇，同广泛而又热心的善行，同对于正义准则的神圣尊重结合在一起，而所有这些都是由恰如其分的自我控制所维持的……它必然意味着所有理智和美德的尽善尽美。这是最聪明的头脑同美好的心灵合二为一。

确实如此，斯密把最好的道德评价送给了那些能够在利己和利他之间进行权重，而最终选择了更为重视利他的经济人。他多次强调，“当他人的幸福或不幸在各方面都依我们的行为而定时，我们不敢按自爱之心可能提示的那样把一个人的利益看得比众人的利益更为重要……品德高尚和优良的人不会为这种情感所左右。”又如：“个人决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以至为了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即使前者的利益可能比后者的伤害或损害大的多。”森告诫人们，如果对斯密的著作进行系统的、无偏见的阅读与理解，自利行为的信奉者是无法从那里找到依据的。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过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把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大河内一男对此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说：“人们认为斯密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学说是与伦理相对立的，其体系的性质是违背道德的。但是，……对斯密的这种批判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批判者也不理解斯密所说的伦理同经济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亚当·斯密看来，伦理不是同经济对立的，毋宁说它是对经济有利的；伦理不是处于同经济对立的地位，而是存在于经济本身之中。”而遗憾的是，“斯密认为一直与经济伦理保持密切联系的‘经济人’，在其后经济学的发展中逐渐变成单纯方法论上的工具，当初‘经济人’同经济伦理的关系随之被切断了。”实际上，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家并没有同作为道德人的企业家发生分裂，企业家道德人不是处于同企业家经济人相对立的地位，而是存在于经济本身之中。这一结论，还可以从企业家经济人的利益目标分析中获得。

研究思考经济伦理学，必须有一个切入的视角，或者说一个研究纬度。近几年来，不少学者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从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角度，包括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来研究；还有从经济与伦理相整合的社会生态文化学方面来探索。这些成果推动了我国经济伦理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建立与生长。本文拟从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于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关系的思想出发，就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纬度作些探索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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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西方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就是所谓的“休谟命题”。休谟依据“是——应该是”的二分法的区分，对本来存在密切关联的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来了个一刀切的区分，因此，被人们喻为“休谟的铡刀”。因此，西方经济学围绕经济学的研究要不要或说应该不应该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争论。实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认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制定或实践道德规范，同时，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也是一种“纯经济动物”，因此，经济学家无需重视“道德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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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学派，他们批评主流经济学派对道德的“遗忘”，强调经济学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纠缠”，不可能离开伦理道德原则和回避价值判断。如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冈·缪尔达尔等，认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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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务员角色冲突的概念简析

角色冲突是公务员在行政组织中因扮演的角色不同而涉及的责任冲突。在现实生活中，公务员承担着许多角色，公务员个人既是上级又是下级、既是父母又是儿女等等。由公务员承担的角色和多种角色集于公务员一身，不同的角色赋予不同的义务和要求。但是，在角色之间会发生矛盾和抵触，妨碍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于是形成角色冲突。最典型的角色冲突形式有两种：一是上级角色与下级角色的冲突。这会使他处于对下服务与对上负责的两难境地，从而形成角色冲突。二是行政人角色与社会人角色的冲突。公务员是行政人，在行政组织中，充当由其职位所决定的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角色。公务员还是社会人，要充当作为一般社会成员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角色。

在角色冲突的时候，公务员的判断和选择同时也是道德和伦理的判断和选择。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公务员面临着两难困境。公务员公职上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所具有的私人利益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公务员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在公共领域不仅要具有公共利益至上的精神，而且要以是否符合公众利益为标准来衡量其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是负责的行为。但是，公务员作为个体的社会人，他有私人权利和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属于两个不同领域并且性质不同，有时维护公共利益可能会损害私人利益，追求私人利益可能会损害公共利益，两者有时甚至可能导致对立。

2公务员角色冲突的根源分析：双重属性

2.1“公共人”及其公共性

公务员受政府的委托，公平地履行社会让渡出来的公共权力，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务员首先是“公共人”。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公务员的公共角色的定位。公务员作为“公共人”，他们通过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从而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务员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公共利益，这都带有公共性，其对象是全体社会公民。作为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务员，必须按照公共价值要求行使职能。公务员在行使职能时必须以人民的公共意志为导向，将公共利益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原则，充分体现公务员的公共属性。为了保证公务员能够公正地行使公共权力，为公众谋取公共利益，必须要求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能够“大公无私”，价值中立，不掺加任何个人的感情色彩。这也是社会对公务员的角色期待。

对中国言，制度建设的根本在于如何形成“法治”社会。一个社会究竟实施的是“德治”还是“法治”，在理论上来说，主要与对“人”的假设有关。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关于人性的任何一种立论都是可以反驳的，但是，这些立论一旦成为制度建设上的假定或前提，会产生出乎人们意外的后果。“德治”把“人性善”作为前提，笃信每个人经过教育可以克服自私之心和自利行为。而法治的前提则是：承认人并不完善，还藏有私欲，因此，需要设计一种制度，使得生活于这种制度环境中的人，即便出于自利之心的驱动，也会做出对整个社会有利之事。公共选择理论已经强力地把“经济人”这一经济学的范示拓展到对人的政治行为的分析，但还没有对“经济人”范示对制度建设的确切含义给予系统的分析。这是因为对象布坎南这类学者来说，其生存的社会环境（即法治传统）无需他们探讨这一问题，但对我们中国学人却不是这样的。本文将利用“经济人”范示来探讨“法治”社会的某些根本认识问题。

一经济人假设的真实程度

“经济人”在学术界曾备受非难，皆因为传统经济学理论对经济人的特征---“自利”的动机和“理性”的行为的狭隘解释。批评者认为：（1）经济人模式只考虑个人主义的利益，从而排除任何利他主义的动机，因而是一种不完整的个人行为模式；（2）这种模式不考虑社会习俗与传统对个人的偏好和选择的影响，忽视了个人与他人所保持的社会关系。

作为对这类非难的反应，经济学家已经拓展了“自利”和“理性”的范围。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把对他人福利的关心，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之中。2．把尊循习惯、传统规范和法律等制度，视为一种有助于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理性行为。

这两种拓展无疑是有价值的。一旦把“对他人福利的关心”作为一个变量而纳入自利者的效用函数，我们就无需为了容纳“人们有时会把社会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的事实而以某种“伦理人”观念来取代“经济人”。我们在理论所需要作出说明的，仅仅是：（1）把名声、友谊、爱情、尊敬、自我表现、权力等等“非经济的”效用源泉解释为个人效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一种有约束的、开放的效用函数；（2）把诸如社会规范、道德准则等约束机制的存在视为是生产“受人尊重”这类个人的“社会价值”或“互惠”的方式和手段，因为遵守它们符合个人的自身利益。

严格地说，这里所谓“对他人福利的关心”是一种有条件的利他主义，或曰这种表面的利他主义行为源于个人的自利倾向。因此，这是一种“开明的自利”。在人类生活的“利他”领域中，得到极丰富表现的，正是这类行为。经济学家能够对这种行为作出很好的解释：这是一种自我强化的行为（杨春学：2001，）。

研究思考经济伦理学，必须有一个切入的视角，或者说一个研究纬度。近几年来，不少学者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从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角度，包括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来研究；还有从经济与伦理相整合的社会生态文化学方面来探索。这些成果推动了我国经济伦理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建立与生长。本文拟从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于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关系的思想出发，就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纬度作些探索性的思考。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西方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就是所谓的“休谟命题”。休谟依据“是——应该是”的二分法的区分，对本来存在密切关联的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来了个一刀切的区分，因此，被人们喻为“休谟的铡刀”。因此，西方经济学围绕经济学的研究要不要或说应该不应该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争论。实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认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制定或实践道德规范，同时，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也是一种“纯经济动物”，因此，经济学家无需重视“道德关怀”。

规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学派，他们批评主流经济学派对道德的“遗忘”，强调经济学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纠缠”，不可能离开伦理道德原则和回避价值判断。如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冈·缪尔达尔等，认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那么，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可以沟通的桥梁又是什么？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交汇点在哪里？这也正是我们探讨经济伦理学的切入点。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乔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为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他（指阿马蒂亚·森，作者注）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学术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细地探索了两者之间的交汇处，建立了一些桥梁，这些桥梁使得不同的观点彼此之间更有意义。”约翰·勒蒂奇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的前言中这样讲：“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学家、哲学和政治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

1.阿马蒂亚·森首先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阿马蒂亚·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揭示这一隔阂的本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他认为必须澄清两点：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问题。“工程学”的探索主要专注于逻辑的问题：在一些非常简单的行为假定中，为了最大效率地达到从别处给定的目标，一个人应当选择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经济学可以对很多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理解和解释，因为经济学中确实存在大量需要关注的逻辑问题，即使在狭隘解释的非伦理人类动机观和行为观的有限形式中，这些逻辑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释。如一般均衡理论所研究的是市场关系中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虽然这些理论非常抽象、简单，而且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也非常狭隘，但是，它们毕竟使我们对社会相互依赖性本质的理解更加容易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认为，即使那些回避了伦理考虑的、极为狭隘的行为动机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本质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但是，他所强调的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