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来源范文10篇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都是“皇权止于县政”。它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又使政府不直接干预村民事务，可谓“一举两得”。不过，这种乡里制度模式“对农民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就其本质而言，它是把农民当成统治和控制的工具，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不是为民造福，其管理方式更是家长式的。”（见赵秀玲著《中国乡里制度》一书，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正如清代人刘淇所言：“县何以里，里何以长也，所以统一诸村，听命于知县而佐助其化理者也。每县若干里，每里若干甲，每甲若干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节节而制之，故易治也。”（刘淇著《里甲论》）

其实，我国的乡里制度在先秦时期就已变得相当周密，“周礼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其间大小相维，轻重相制，纲举目张，周详细密，无以加矣。”（顾炎武著《日知录》卷8·里甲）秦朝统治时期，“郡县制”下面设有三老、有秩、游缴、啬夫等以掌管民间教化、司法、赋役等职。唐朝的乡里制度有乡、里、村、保、邻五级，“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旧唐书》卷43·官职二）明朝初年设立了“粮长制”，其目的在于“以郡县吏每遇征收赋税，辄浸渔于民，乃命户部有司料民土田，以万石为率，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浸渔之患矣。”（《明太祖实录》卷68）清王朝设立“保甲制”则是为了防范乡里百姓“不轨”，它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阶级矛盾尖锐、民族矛盾加深、皇权专制加强，因而对广大农民控制更加严厉。可见，“中国官僚政治的最大弊端之一，即是把乡里百姓排除在政治大门之外，而只让其被动地接受统治。”（赵秀玲著《中国乡里制度》）因而，“乡官制”是一种带着劳役性质的民间组织，既没有固定的俸禄又没有多少办公经费，只好把负担转嫁给普通农民且从中渔利。所以，同志指出：“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特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乡村精英们退出‘官位’，乡村政治中出现空缺，‘好人’不愿承充，但村中无赖却觊觎此位，他们视摊派和征收款项是榨取钱财的大好时机。自愿地充当村长的只是那些无固定职位的大烟鬼或赌徒——‘土豪’或‘无赖’。”（美国学者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到了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干脆把县政权向下延伸，使乡（镇）公所成了基层政权组织，但其经费仍得不到保障，致使各种摊派和“预征”款项多如牛毛。总的看来，中国乡里制度远没有县政权那样井然有序——名称固定、职责分明、行政经费有保障、上下进退有章法，“此奸宄所以易生而民多辟也。”（清人杨于果著《上王观察书》）这是“黄宗羲定律”一直成了挥之不去“历史幽灵”的政治制度根源。

建国后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和化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对传统乡村治理结构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彻底改造与重建。1978年全国农村6.5万多个，拥有国家干部为大约150万人左右；生产大队70万多个，拥有半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为大约600万人左右；生产队600万多个，拥有不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为大约3500万人左右。而且，这种高度集权式的乡村政治动员体制是“命令→服从型”，基本上符合韦伯所说的科层组织原则——权限原则、阶层等级原则、文书主义原则。但从理论和人类发展进程看，科层组织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形成的，而是现代化和产业化的产物，至少可以说没有产业化作为基础就不可能形成科层组织。（王春光著《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然而，我国的体制却是在传统农业生产基础上被强行移入的，因而其经济基础也是相当脆弱的。农民一开始感到新奇与恐慌，后来就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最终被农民抛弃也是符合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陈吉元著《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年）》，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起步且不断得到深化，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于是出现了“权力真空”。近几年，“乡政”与“村治”相分离的制度设计理念，又与“费改税”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全国几百万人村干部大多是上有老、下有小，家里责任田要种，村里公务要忙，加上经济待遇低，面对政府和农民的双重压力而不堪重负——“撂挑子”。那么，下一步应如何去解决村干部报酬的资金来源问题呢？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建国55年来，党和政府关于解决村干部待遇的相关政策规定。

1950年7月，政务院公布《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中规定：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其经费来源是会员的会费和人民政府的补助，会员每人每年交纳1斤米。农协需要使用的房屋和设备均由人民政府拨给，并且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使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的待遇。当然，农民协会只是服务于工作的专门性临时组织，一结束就不复存在了。只有少数农会干部被聘为国家干部，而大多数“农民干部”则直到退休也没变成“公家人”。

乡镇企业的资产结构与资金来源结构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二者既有相互协调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研究乡镇企业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状况,必须注意其资产结构与资金来源结构的协调与矛盾及其对乡镇企业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影响。当前,我国乡镇企业正处于一个迅速发展和分化的时期,乡镇企业运行的内部机制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乡镇企业资产结构与资金来源结构中的矛盾和问题,经过较长时期的蓄积和释放,正日益凸显。有鉴于此,本文试对90年代初期以来乡镇企业资产结构与资金来源结构的矛盾进行初步探讨。

一、固定资产所占比重偏大,流动资产所占比重偏小,导致企业能用于日常经营周转的资金严重短缺甚至影响

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由此加大了乡镇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流动资产是用于企业日常经营的资产。流动资产过多,固然会导致企业经营效率的下降,形成浪费;但流动资产不足,也会引起企业资金周转不灵,企业支付能力低下,使企业日常经营陷入困境,防碍企业对市场机会利用能力的提高和发挥。从理论上讲,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的比例至少应为1:2。②据此,在乡镇企业的资产总额中,流动资产的比例至少应在66.7%以上。但是,90年代初期以来,流动资产在乡镇企业资产总额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8%以下,1993年为57.45%,其后一直呈下降之势,到1997年这一比例仅为53.25%。在乡镇企业的新增资产总额中,流动资产增量所占比例更低,1994年为52.78%,到1997年已经下降到44.14%,尤其是在一些亏损企业。据抽样调查,1997年其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之比为1:0.73。③乡镇企业的发展因固定资产缺乏流动资金的协调配套,影响正常运行,导致固定资产的闲置和资产(特别是固定资产)使用效益、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甚至一些产品有销路、市场前景好、盈利潜力大的企业或项目,也因此开发不足或无法启动,导致乡镇企业不得不痛失大量的发展和盈利机会。以乡村企业为例,1993~1997年,资本收益率稳定下降,总资产报酬率和营业收入利润率④的变化虽然有所波动,但在总体上仍然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见表1);乡村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创利润总额1994年为22.53元,1997年已经下降到19.13元,后者比前者减少15.10%(未考虑价格变动因素)。当然,在乡镇企业中,固定资产所占比重偏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①乡镇企业由于产权制度和投资机制的缺陷,一些固定资产投资和项目选择失误、技术进步和产业改造升级缓慢,造成资产质量低下,甚至因缺乏盈利潜力而被迫大量闲置,成为无效资产或无法投入运行。②在现阶段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资金市场、要素市场的扭曲,总体上偏低的资本价格往往导致稀缺的资本要素被过度投入使用(陈剑波,1997);在企业的形成和成长过程之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投入往往较早,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③固定资产投资往往都有个最低规模要求。但是,一方面,现阶段乡镇企业总体的投资扩张冲动较为强烈、资金需求庞大;另一方面,社会对乡镇企业总体的资金供给能力有限,乡镇企业资金来源渠道少,资金来源不畅。两方面因素的结合,导致乡镇企业可以得到的流动资金来源不足。

二、存货和应收款项所占比重过大,且增幅居高不下,加剧乡镇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短缺和资金来源的紧张状况

一般而言,在企业的资产构成中,存货是变现能力最差的资产;在信用制度较为健全完善、债权约束较硬的条件下,应收款项(包括应收帐款)的变现能力相对较强。但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一方面,存货的变现能力仍然较差;另一方面,由于债权约束较软、信用制度较不健全,甚至由于特殊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结构,客观存在着“赖帐机制”①生成和发展的土壤,应收款项(包括应收帐款)的变现能力也相对较弱,回收期较长。因而,在企业的资产总额、特别是流动资产中,存货和应收款项(特别是应收帐款)所占比重过大,必然会加剧乡镇企业用于经常性周转的流动资金短缺和周转困难。从表2、表3可见,自90年代初期以来,在乡镇企业各项资产总额迅速增长的同时,乡村企业的存货和应收款项(特别是应收帐款)不仅所占比重较大,而且增幅居高不下。二者占乡村企业资产总额比重的合计数,1994年为47.43%,1997年仍达45.3%;占乡村企业流动资产总额比重的合计数,1994年为84.5%,1997年为85.07%;与1994年相比,1997年乡村企业存货和应收款项总额增加量为4342亿元,占其流动资产增加总量的比重高达86.27%。由于这种状况,在乡村企业的流动资产中,变现有力相对较强且可方便地用于经常性周转的货币资金和短期投资所占比重,近年来一直保持在11%左右这一比较低的水平。存货和应收款项所占比重过大,且增幅居高不下,实际上反映了现阶段乡镇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较差。一般而言,在企业资产总额中,存货和应收款比重过大,且长期居高不下,表明就总体而言,在现有产业结构之下,乡镇企业面临的是一个买方市场的环境,许多产品的市场已经趋于饱和或供给过剩。应收款项所占比重过大,且增幅居高不下,还表明乡镇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信用环境迫切需要改善。如果将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结合起来考察,情况就更是这样。自90年代初期以来,各年乡村企业的应收款项都大于应付款项,应收帐款都大于应付帐款。以1997年为例,全国乡村企业的应收款项比应付款项多315亿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105.35%;应收帐款比应付帐款多718亿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124.47%。可见,相对而言,乡镇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差的问题,比其它企业更为严重。在乡镇企业的应收款项、特别是应收帐款中,来自国有企业的欠款占有重要地位。以1993年为例,当年全国乡镇企业的各项应收款中,有3/4是国有企业的欠款①。可见,近年来,乡镇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差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国有企业的效益和信用状况恶化有关。

三、资产结构与资金来源结构严重错位、资产质量状况总体不佳,导致乡镇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低下、财务风险增加,一旦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严峻的变化,乡镇企业利用市场机会的能力,将可能被巨大的偿债压力所冲减,从而使其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减弱

摘要：我国自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到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完成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以增发国债为主要措施，也是启动措施，但国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存在争议。我们接下来只就积极财政政策当中的增发国债问题，分析以下我国发行国债的资金来源及投向，以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国债支出资金来源有效需求

1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中的国债政策

从1998年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我国每年都会发行大量的国债，以推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1.11998年的国债政策1998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通过财政预算调整方案。①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②将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性项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过于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

1.21999年的国债政策1999年初，我国发行5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年中，针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又增发了600亿元长期国债。新增国债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在于资金。根据权益与义务配比的原则，社会保障资金应该由政府——企业——居民个人分项负担。从居民个人来看，预防性储蓄假说已经表明了个人在积极地进行自我保障，这为政府分担了很大一部分难题。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即它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从根本上制约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果。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济状况的恶化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政府应该负起社会保障的大部分责任。

政府如何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政府可以通过无偿性收入（税收）、有偿性收入（债务）和变卖公有资产这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达到政策目标。

一．无偿性收入筹资

利用税收为社会保障制度筹资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无偿性，政府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随着“资改税”的逐步推行，开征社会保障税业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主旨在于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中的非效率问题。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的过程中，环节过多，操作复杂，人财物耗费巨大，直接导致了效率的低下。开征社会保障税达到“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收，解决统筹缴费中的拖欠问题”，“使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固定化、规范化、社会化、集中化”的目标，在当前难以企及。

（一）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效率，实质上是解决资金拖欠，使之能及时、足额取得的问题。社会保障税开征的初步设想是将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基金等五大收费项目“费改税”。然而这一设想无助于改变目前资金筹集的困难处境。因为：（1）中国社会保障的范围主要是国有性质的企业和机关的职工，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收费理所当然地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拖欠社会保障费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征新税后，名称的改变不会对税源的扩大产生多少积极的影响。（2）公共财政的性质决定了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特征的林达尔均衡在现实中极难实现，搭便车现象不可避免。在以法制健全、税收征管严密著称的西方诸国中尚且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法制极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则更是平常不过。（3）开证社会保障税之后，“欠资”现象是消失了，但不过是以“欠税”代替而已。因为中国社会的特色决定了政府文件的效力并不逊色于人大的法令，在某种程度上还略胜一筹、政策性收费已经具有了税收的强制和固定的特征，它和税都是国家强制力的表现，名称的互换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统一的税率可以解决政出多门、收费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若要达到此目的；从行政上进行改革做到政令统一，亦可以取得相同的效果。（4）欠费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微观经济主体效益的提高，并且应有健全的法制和严格的执法来保证——社会保障税显然没有这方面的效力。

（二）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税一般是以工资收入为课税对象，普遍实行累进税率。“职工个人以工薪收入、国有企业以职工工资总额、个体与私营企业主以缴纳所得税为纳税对象，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应纳税由政府预算直接安排”的税制设计，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预开征的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对象与已开征的所得税的课税对象同源。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的课税客体与个人所得税相同；对企业的课税只不过是企业所得税的翻版。因为企业的计税额是纳入成本的，最终只不过是在减少企业所得税的同时，增加了社会保障税而已；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一手从政府手中拿到薪水，一手又缴纳社会保障税或直接由政府安排，这对增加社会保障收入意义不大。另外，如果说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动因是要解决收费中的高成本问题的话，那么过高的税收成本也可能使得新税的实施效果不容乐观。课税成本的加大是世界性的，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将其所得税提高1％导致每筹集1美元的税收收入所增加的效率成本达到增加收入额的17％一56％。而中国，税收平均成本收入率接近50％。如果维持这样的税收收入——成本比率，社会保障资金的运用成本只会水涨船高，这恰恰与预期相反。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在于资金。根据权益与义务配比的原则，社会保障资金应该由政府——企业——居民个人分项负担。从居民个人来看，预防性储蓄假说已经表明了个人在积极地进行自我保障，这为政府分担了很大一部分难题。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即它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从根本上制约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果。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济状况的恶化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政府应该负起社会保障的大部分责任。

政府如何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政府可以通过无偿性收入(税收)、有偿性收入(债务)和变卖公有资产这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达到政策目标。

一．无偿性收入筹资

利用税收为社会保障制度筹资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无偿性，政府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随着“费改税”的逐步推行，开征社会保障税业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主旨在于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中的非效率问题。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的过程中，环节过多，操作复杂，人财物耗费巨大，直接导致了效率的低下。开征社会保障税达到“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收，解决统筹缴费中的拖欠问题”，“使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固定化、规范化、社会化、集中化”的目标，在当前难以企及。

(一)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效率，实质上是解决资金拖欠，使之能及时、足额取得的问题。社会保障税开征的初步设想是将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基金等五大收费项目“费改税”。然而这一设想无助于改变目前资金筹集的困难处境。因为：(1)中国社会保障的范围主要是国有性质的企业和机关的职工，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收费理所当然地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拖欠社会保障费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征新税后，名称的改变不会对税源的扩大产生多少积极的影响。(2)公共财政的性质决定了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特征的林达尔均衡在现实中极难实现，搭便车现象不可避免。在以法制健全、税收征管严密著称的西方诸国中尚且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法制极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则更是平常不过。(3)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后，“欠费”现象是消失了，但不过是以“欠税”代替而已。因为中国社会的特色决定了政府文件的效力并不逊色于人大的法令，在某种程度上还略胜一筹。政策性收费已经具有了税收的强制和固定的特征，它和税都是国家强制力的表现，名称的互换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统一的税率可以解决政出多门、收费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若要达到此目的，从行政上进行改革做到政令统一，亦可以取得相同的效果。(4)欠费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微观经济主体效益的提高，并且应有健全的法制和严格的执法来保证——社会保障税显然没有这方面的效力。

(二)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税一般是以工资收入为课税对象，普遍实行累进税率。“职工个人以工薪收入、国有企业以职工工资总额、个体与私营企业主以缴纳所得税为纳税对象，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应纳税由政府预算直接安排”的税制设计，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预开征的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对象与已开征的所得税的课税对象同源。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的课税客体与个人所得税相同；对企业的课税只不过是企业所得税的翻版。因为企业的计税额是纳入成本的，最终只不过是在减少企业所得税的同时，增加了社会保障税而已；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一手从政府手中拿到薪水，一手又缴纳社会保障税或直接由政府安排，这对增加社会保障收入意义不大。另外，如果说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动因是要解决收费中的高成本问题的话，那么过高的税收成本也可能使得新税的实施效果不容乐观。课税成本的加大是世界性的，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将其所得税提高1％导致每筹集1美元的税收收入所增加的效率成本达到增加收入额的17％—56％。而中国，税收平均成本收入率接近50％。如果维持这样的税收收入——成本比率，社会保障资金的运用成本只会水涨船高，这恰恰与预期相反。

内容摘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数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犯罪。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反腐败工作出现许多新特点，特别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给当前反腐败工作中发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寻找当前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对策，是摆在每一位法学者面前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产生、构成要件、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关于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几点看法和立法完善等几个方面作了阐述，着重从认定该罪的构成要件四个方面以及该罪在法定刑设置偏低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最后作者从该罪的立完善中提出了加快制定阳光法案，加大法定刑的设置方面提出的自己的建议，以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和加大对腐败工作的打击力度，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廉政环境，维护和提高我国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形象和威严，保障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六大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顺利进行。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阳光法案财产申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反腐败工作出现许多新特点，特别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大有增长趋势。如何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结合当前反腐败工作中发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寻找当前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刑罚对策，是摆在每一位法学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产生及现状

1979年刑法由于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法学理论研究匮乏，经验性立法较多，超前性立法较少，且当此种犯罪极少见，因而刑法对其未作规定。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由于缺乏必要的行政措施和有效监督机制，个别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枉法，收受贿赂，公饱私襄，成为“暴发户”。但在许多情况下由于贪污、受贿、走私等犯罪隐蔽性强，加之有人擅长于规避法律，使许多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在此背景下，1982年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起草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通知规定》，其中第5条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法律文献中正式提出这一罪名。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只是将上述《补充规定》作为内部规定参照执行。直到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委员会第24次会议才正式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补充规定》，其中第11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正式确立了该新罪名。我国于1997年在修订刑法时又将其规定到《刑法》第395条中。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最近公务员加薪的问题成了热门话题了。公务员该不该加薪？俺认为如果按照国家确定的工资收入来看，应该加薪。一个本科以上学历的，具有20、30多年的公务员的月工资一般来说就是千把元钱，有位省长曾经公开说，他的工资也就2000多元。而今年各地大学毕业生招聘会上，企业给大学生开出试用期1500元的工资，大学生们就在网上大发牢骚，认为太低了。对比来说，公务员的工资应该说就很低了。

也有悖论，就是近年来大学生们挤爆了公务员考试的报名点，达到了50：1的比率。为什么公务员工薪低却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人们分析原因说，一是因为就业难；二是因为公务员工作稳定；三是因为公务员工作比较轻松；四是因为公务员岗位的福利待遇较好；五是人们认为公务员还可能有其他灰色收入，等等。

其实人们分析的原因大部分和党政机关公务员岗位的廉洁从政问题有关联，比如公务员岗位的稳定问题，就是一个“铁饭碗”问题，进了公务员的门，就进了职业保险箱，其他岗位会面临下岗失业和再就业的问题，端的是“泥饭碗”，说明公务员职业缺乏岗位竞争机制，不管干好干坏一个样；再说工作轻松问题，一般来说，公务员岗位大多人浮于事，可以保证每天八小时和每周五天工作制，而大多数企业却把人力资源卡得很紧，一个萝卜一个坑，要加班加点，甚至要克扣职工的节假日；说到福利待遇，公务员岗位确实比较好，其他行业就千差万别了。尤其是公款接待和消费、公款吃喝、公车消费等更是其他行业难以匹敌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通过改革精简机构，把人浮于事的问题解决好；如果通过改革和自律，把公款接待和消费、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旅游、公款出国等费用减下来，比如把传说中每年公款吃喝的3000亿，公车消费7000亿，以及把公款消费的其他各种各样费用的若干千亿减少个10%或者20%、30%，岂不是一笔很大的数字？用这些钱给公务员加薪也就够了。说老实话，如果把公款消费造成浪费的钱转换为工薪发到公务员们手中，公务员会很高兴的，社会资源也能够得到节约利用。如果能够通过廉政和节约省下一笔可观的财政支出，用来给公务员加薪，我想不但公务员满意，老百姓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了。

所以我建议，国家应该通过深化改革，搞好廉政和节约的办法为给公务员加薪寻找资金来源，那样不但促进了机构改革，也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还能够缓解群众对公务员加薪的意见，也是一个“多赢”的办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资本结构相关概念解析；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现状及问题；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成因分析；调整和优化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对策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全部资本的构成中权益资本与负债资本两者各占的比重及其比例关系、资本结构优化就是指企业通过筹资、融资等手段、融资方式决定投资者对企业的控制程度和干预方式、资本结构的选择实质上就是法人治理结构的选择、在资本结构中，其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股权结构不合理、债务结构复杂、企业自有资本比例不当、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企业之间互相拖欠严重、逐步降低非流通股比例，完善企业股权结构、企业加强自身管理，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资本结构影响并决定着公司治理结构，进而影响企业融资行为及企业价值，它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初沪深两市建立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得到了迅猛地发展。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使得我国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和优化问题的研究也更具有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本文首先对资本结构进行了分析，接着分析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现状及问题，在分析问题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和优化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对策。

关键词：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发展和体制转换中长期积累形成的深层次矛盾也日益凸现。其中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过度负债成为威胁其生存的重要障碍。因此，如何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确定合理的负债水平，是企业健康发展的保障，也是我国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尽管国内学术界就这一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但是，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困扰我国转轨中的企业。因此，笔者希望就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结合转轨经济这个逻辑出发点和既定的历史现实，希望能从中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今后的企业改革提出有益的建议。

一、资本结构相关概念解析

0引言

企业融资资金流动分析是分析企业从那些途径取得资金，又将这些资金应用到那些方面，从而分析资金来源和资金应用的对应性。分析的目的是考察企业有没有财务风险，有没有经营风险，有没有偿债风险。论文百事通2008年5月22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门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进行风险评估”，并“运用相应的控制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度之内”（第28条）。对融资资金进行流动分析，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1融资资金流动分析的基本原理

融资资金流动分析的基本原理是对融资资金运行情况进行定点归类，确认资金的属性——是资金运（应）用，还是资金来源，再据此分析资金运（应）用和资金来源的合理性。例如，某投资者创办甲科技公司投入资本金100万元存入银行。当期，该公司支付70万元购买一批科技产品，并全部售出，收款86万存入银行。由于该科技公司新办，一切税费免交，未发生其他费用。期末，该公司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如下（见表1、表2）。

根据表1、表2进行资金流动分析如下：

①公司他创立时：

根据县县脱贫攻坚办要求，我局对2018年文化、旅游脱贫攻坚资金使用及拨付情况进行了自查，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一）文化工作

1、“户户通”工程建设。今年共计购置户户通设备450套，目前已完成350套的安装发放，共计投入资金16.5万元。资金来源为2017年中央和省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补助专项资金。

2、村村响工程建设。完成了39套村村响设备安装发放工作，共计支付设备款89万元。资金来源为2018年文化扶贫专项资金75万元，2017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广电文化惠民资金14万元。

3、村级文化活动室建设。完成了34个贫困村（2018年18个村、2019年16个村）文化活动室的设备采购工作，目前已完成2018年脱贫村18个村的设备发放及安装。共计支付设备购置费170万元（2018年文化设备专项资金90万元，政府垫资80万元）。资金来源为2018年文化扶贫专项资金9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