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专用性范文10篇

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出

最早的资产专用性概念见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948年），书中提到：一些企业领导人对自己企业的人和事具备特殊的了解，这种了解是他们所专门拥有、与企业共依存、不可分离的资产，这类企业领导人对企业来说就是一种专用性人才资本。后来，迈克尔•波兰尼等人的进一步研究指出，那些身怀绝技、经验丰富的工人实际上也是企业不可多得的专门财富，拥有这类专门资产的人将会与企业建立起更加固定的关系。这也是对资产专用性与合同方式选择关系问题最早的研究。但是，正式的“资产专用性”概念是（1971年）威廉姆森在分析纵向一体问题时提出的。

1972年科斯提出，现实当中除了那些早已为人们熟悉的标准市场交易外，还存在大量人们不熟悉的交易方式，例如：企业内部交易，特许经营或纵向一体化，合同或契约等非市场化交易。对于这些大量存在的准市场化交易活动，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它们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典型交易方式，而是“市场失灵”或“垄断”带来的弊端。对此科斯虽持否定态度（Coase，1972），但进一步的分析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威氏首先将市场经济中的各种交易方式还原为“合同”或“治理结构”，认为企业的“治理结构”与“资产专用性”密切相关。为此，他在企业纵向一体化研究中说明了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节约之间的关系，相应建立了他的整个交易成本学说。

与资产专用性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

资产专用性与治理结构的选择。在威氏的交易成本理论中，“合同”、“交易方式”和“治理结构”并无本质区别。“治理结构”主要划分为四类：市场治理：此结构进行标准的市场交易；多方治理：通过签订合同和引入中介，如建筑合同中的技术机构、会计审核、法律顾问等，保证交易的完成；双方治理：没有第三方介入，交易双方通过签订长期交易合同来维持交易；统一治理：即交易活动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中按照事先的计划安排来完成。威氏认为，上述四种交易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并不能说哪种结构更合理。但具体交易究竟选择哪种治理结构来完成，取决于三个因素：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性是因为交易者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致；交易频率指一定时期内的交易次数，分为偶然和经常两种情况；资产的专用性程度则分为非专用的、中等专用的和高度专用的三种；若排除不确定性，治理结构的选择就取决于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频率。

据表1显示，一项交易不涉及资产专用性时，无论交易频率高低，都将以标准的市场治理结构来完成，原因是市场上有许多供货商和需求者，供需双方无需与任何人签订合同就能很容易地进行交易；当交易涉及中等程度的资产专用性时，偶然的交易可能会以三方治理的方式出现，因为此时，资产一旦投入后就很难再改变用途。所以以某种相对固定的合同来对双方的行为进行约束，甚至某些中介力量的介入可以确保合同的执行；此时，经常的交易使双方彼此了解，不需要第三方介入，而以双方治理的合同方式进行；当投资的资产具有高度专用性，无论是偶然的还是经常的交易，双方都更愿意采取统一治理结构的方式，因为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其用途就越是单一，资产的沉没性也就越大，交易过程中任何的波动和不确定性都将给交易双方带来重大损失，故只能采取一体化的治理方式了。统一治理是针对复杂的交易建立的高级治理结构，它必须按照严格的计划来执行；市场治理是最简单的治理结构，只需按照市场机制来完成；介于其间的是三方和双方治理结构。此即威氏所言：不同的交易活动，必需建立不同的治理结构与之相适应，用复杂的治理结构来解决简单的交易成本会太高，而用简单的治理结构来解决复杂的交易问题则会使事情一团糟（威廉姆森，2002）。理想的治理结构应该是能够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构。

文献回顾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受到财务学界与管理学界的关注。主要是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不仅是两种融资工具，而且是两种治理结构[3]。KochharandHitt（1998）[11]认为对于一个执行多样化战略的公司而言，权益融资更合适。Brad⁃ley、JarrelandKim（1984）[12]以公司销售及研发费用之和与销售收入的比值度量资产专用性，发现资产专用性与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JonVilasusohandMinkler（2002）[13]在Williamson的研究基础上，将公司资本结构动态演变的诱致因素归纳为资产专用性和成本两个方面，并按照理论思路建立考虑资产专用性和成本因素的资本结构动态模型，通过对动态模型的数理特征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产专用性程度与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水平呈反比，与权益资本水平呈正比，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提高，目标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水平不断下降。Dijana（2001）[14]、程宏伟（2004）[15]、李青原、王永海（2006）[16]、刘仁宾、孙睿璐（2010）[17]等的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结论。BalakrishnanandFox（1993）[18]利用295家采掘和制造业企业1979—1987年的样本区间，发现公司资本结构变量的52%可以用其专有特征来进行解释，专有特征包括R&D、广告费、折旧、增长机会和风险等。TaylorandLowell（1995）[19]也认为专有特征是解释资本结构变化的重要变量。Vicente-Lorente（2001）[20]按照R&D支出的来源不同区分为内部投入的R&D和外部购置的R&D，并且发现内部投入的R&D支出与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但外部购置的R&D支出与负债水平不存在相关关系。且以销售费用与销售收入之比衡量资产专用性时，发现资产专用性与负债水平正相关关系，钱春海、贺旭光、欧阳令南（2002）[21]和王永海、范明（2004）[22]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论。不少学者基于债权人保护，研究了资本结构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认为债务契约是会计稳健性需求的主要原因[23]，而会计稳健性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手段[24-26]。JensenandMeckling（1976）[27]认为随着公司债务比例的上升，管理层将倾向于过度投资，使得债务契约中的利益分配不对称，加重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冲突，最终损害债权人的价值。而会计稳健性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利益冲突，从而债权人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随着债务比例的上升而提高[10，24，26，28]。刘运国、吴小蒙、蒋涛（2010）[29]以我国2002—200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认为债务期限结构也是影响会计稳健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指出短期负债比例较高的公司通常面临着短期内大额还款付息的压力，一旦现金流紧张，银行收回贷款的风险就增加，而长期借款比列高的公司，一般是声誉较好和具有“政治关系”的公司，贷款风险较小，因此银行对短期借款比例高和长期借款比例低的公司要求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资本结构与会计稳健性之间都密切相关，然而，极少文献对资产专用性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进行研究。而根据Williamson（1985）[30]提出的契约三个特征：价格、资产专用性和安全措施条款。资产专用性是契约的持久性和完备性的主要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理结构和相关的契约安排，会计稳健性是契约中的重要方面，它是解决契约不完备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安排。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考察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企业是生产要素提供者之间一系列契约的联接，契约关系是企业的本质[27]。那么，作为契约的集合体，契约的缔结者就具有分享企业财产的权利，享有对企业收益的索取权，但由于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复杂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使得契约的缔结者在未来获取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财产仍然不能完全得到保障，因此，为确保契约的有效性，促进经济的发展，所有的契约都包括对支持他们执行的机制和制度安排，以保护财产和契约权利。而相应的机制和制度安排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的专用性，这是因为资产专用性是契约的一个主要特征[30]。具体来说，在资产专用性较高时，契约各方的依赖性也较高，契约的持续时间变得比较重要，正如Palay（1984）[31]、Joskow（1987）[32]、Mastenetal.（1991）[33]、Shirley（1995）[34]指出资产专用性越强，契约关系的持续性越是重要，契约的持续时间也越长。在这种情况下，契约各方就会引入专用的措施以管理、调整和分享他们预期从契约中获得的收益，保障财产和契约权利，即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管理和执行这些契约。且实际上，多数契约包含停滞的可能性，尤其是当包含很高的专用性资产和不可测量或者不可能预测时，这种风险显著上升，辅助性的制度安排就显得更加重要。而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一个方面，属于会计基本准则的内容，属于部门规章，是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最高层次，是准则中的准则，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属于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时，会计稳健性要求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处理时，保持谨慎、安全的态度，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使报表使用者提高警觉，以便应付外部环境的变化，把风险损失缩小或限定在极小的范围。符合投资者特别是债权人谨慎的行为习惯，迎合其厌恶风险的偏好，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致。因此会计稳健性作为适应当前环境的制度安排，在资产专用性水平较高时，对于维持契约有促进作用。一方面，稳健性作为私有信息沟通的方式，是一种承诺机制，有利于契约的签订、执行。管理层通过稳健会计政策的选择，延迟了报酬的获得，从而可靠地传递了其私有信息，传达了企业未来业绩良好、值得信赖的信号[35]；另一方面，稳健性作为监督机制，降低了各种契约违约的可能性。会计稳健性通过推迟收益、低估累积收益和净资产，监督了管理层的报告行为，抵消了管理者不可观察的乐观盈余管理行为[36-37]，限制了管理者的机会主义支付行为，提高了企业的价值，这些增加的公司价值将由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分享，进而降低各种契约的违约可能性。基于此，本文提出：H1：会计稳健性作为特殊的制度安排，会计稳健性程度随着资产专用性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债务与权益属于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而这种治理结构的具体选择又取决于公司资产专用性[3，18]。BalakrishnanandFox（1993）[18]指出，为提高产品的独特性、拥有竞争优势，公司会经常对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如无形资产投资、而其价值难以计量和评价，且非流动性与重复使用能力又较差，从而使得债务的优先索赔权的价值降低，债权人为保护财产和契约权利，将采取比较严格的借贷限制，如要求更高的利息率，从而加大债务融资成本，这时股权融资则具有相对优势，因此权益融资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专用性带来的投资风险，更适合专用性程度较高的公司融资。而公司的资本结构、负债水平又是资金提供者评估投资风险的主要指标，债务水平越大，投资风险越高。当企业的债务比率大幅度提高时，投资风险和破产风险随之加大，债权人为了有效监督债务人的财务状况，缓解信息不对称，就会要求企业采取更为稳健的会计政策以保护自身利益。根据债务期限结构理论，即债权人可以通过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保护自身利益，从而减少债务契约中的冲突，认为会计稳健性通过信号显示机制，能够传递较好地保护债权人的信号，降低债权人对违约风险的预期，有利于债务人获得长期债务融资[38]。综上所述，资本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专用性，而资本结构又是影响会计稳健性水平的重要方面，如果资产专用性也是会计稳健性需求的主要动因，那么，为进一步研究资产专用性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了解他们之间的影响路径，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H2：资本结构是资产专用性与会计稳健性相关关系的中介变量，资本结构具有中介效应作用。具体地，资产专用性影响资本结构，进而影响会计稳健性水平。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本文选取2008—2010年的沪深两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依据CCER数据库及与WIND数据库对照得出最终控制人类型为国有而确定，并对原始样本进行了以下筛选：①剔除金融类的上市公司，因为此类公司行业特征比较特殊；②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③剔除当年首次发行股票的公司，因为此类公司当年的会计盈余和其他年份有较大差异。最后得到的样本个数为2221个。（二）模型选择与变量定义Basu（1997）[39]对会计稳健性的定义是：与管理层确认“坏消息”相比，对“好消息”的确认可验证性要求更高。因此，稳健性要求会计人员对“好消息”的反应程度比“坏消息”小，对“坏消息”的确认比“好消息”的确认更加及时。根据此定义，他采用正的股票收益率作为“好消息”的变量，而用负的股票收益率作为“坏消息”的变量，由此Basu采用反向回归方法计量会计稳健性，使用的模型如下：epsitpit-1=a0+a1dit+a2retit+a3dit×retit+ε（1）各个变量含义如下：epsit/pit-1：公司i披露的第t年每股收益除以第t年期初每股股价；retit：公司i在第t年的年股票收益率，具体计算为retit=[∏（1+rij）-1]-[∏(1+rmj)-1][39-41]，其中rij为个股月回报率；rmj市场月回报率；j表示月份，取1至12；dit：虚拟变量，若retit小于零，取1，否则取0。该模型主要考察系数a3，该系数是会计稳健性的一种计量方法，若显著大于零，说明会计盈余是稳健性的，若不显著或者显著为负，说明会计政策没有表示出明显的稳健性或者不稳健，显示出了激进性。Basu模型是会计稳健性研究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模型，不但可以用来检验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会计稳健性，还可以通过增加目的自变量来检验该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参照刘运国等（2010）[29]、朱茶芬等（2008）[40]、杜兴强等（2009）[41]、Balletal（2005）[42]等采用的方法，在Basu模型中加入目的自变量及其交叉项，研究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此，为验证假设1，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资产专用性及其与其他变量的交叉项，由此构造模型（2）：epsitpit-1=a0+a1dit+a2retit+a3ditretit+a4assit+a5retitassit+a6ditassit+a7ditretitassit+∑industry+∑year+ε（2）模型（2）中assit代表资产专用性，目前国内外文献中有多种衡量资产专用性的指标，Bradleyetal（1984）[12]、Bal⁃akrishnanandFox（1993）[18]等都采用（研发费用+销售费用）/营业收入指标反映资产专用性，该比率越高，资产专用性越高；CollisandMontgomery（1997）[43]则认为无形资产具有较强的专用性，因此无形资产/总资产也是度量资产专用性的一个较好替代指标。本文采用无形资产/总资产作为度量资产专用性的替代指标。其次，为进一步研究资产专用性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了解他们之间的影响路径，检验资本结构中介效应的存在性，本文采用传统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即依次检验回归系数[44-45]。具体的检验步骤如下：①自变量与因变量显著相关；②在①成立的前提下，将中介变量与自变量做回归分析；③将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做综合回归，若自变量及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若自变量回归系数不显著而中介变量回归系数显著，则为完全中介效应；④若②③回归系数至少一个显著，则做SOBEL检验，若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反之，不存在中介效应。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文依次构建以下模型：著，则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是资本结构的完全中介效应造成的；若b1、r11只有一个显著，则做SOBEL检验。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在资源方面的差异是企业获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拥有优势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取超额利润的原因。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称为战略资源，资产专用性是很多战略资源的重要特征之一。交易成本理论将债权融资和权权融资看作是两种不同的治理结构，本文结合战略管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财务学理论，探讨如何将融资方式与企业的战略资源相配比，以充分发挥企业的持续竞争力。

一、战略资源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由于各种原因，企业拥有的资源各不相同，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凡是能潜在地或实际地影响企业价值（租金）创造的事项，都可以视为资源，但并不是所有资源的所有方面都可成为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企业在资源方面的差异是企业获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拥有优势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取经济租金的原因。作为竞争优势源泉的资源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价值性、稀缺性、不能完全被仿制、其他资源无法替代、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为企业所取得。

Barney和Peteraf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提出两个广为引用的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识别分析框架，Barney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有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必须具备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四个特性。Peteraf总结了竞争优势产生的基本条件，认为企业资源要产生持续竞争优势必须符合四个条件：资源在企业间的不对称分布、对租金的事后竞争限制、资源在企业间的不完全流动性、对资源获取的事前竞争限制。Peteraf的资源识别分析框架实际上是Barney的延续。

企业异质性来源于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简称战略性资源。战略性资源必须同时具备价值性、复制障碍和占有能力三个特性。价值性是指优势资源必须能够创造价值，因为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价值。复制障碍是指竞争对手无法复制企业的优势资源，这一概念是资源基础观点的核心命题。里德和德菲里皮认为,隐性、复杂性和专用性构成了优势资源的复制障碍；即使某种资源可以被清晰地鉴别与理解，然而由于受到法律制度的限制，竞争对手也无法进行复制,如专利、商标、版权以及经营许可证等都受到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占有能力是指占有优势资源及其所产生价值的能力。一般说来，顾客、供应商、员工、股东、债权人、政府均对企业创造的价值有要求权，然而，由于并不是所有资源的产权都能够被清晰地界定，所以谁将占有优势资源就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或许企业能够有效地使用资产负债表上的有形资产或金融资产，但对于等一些专用性非常强的战略资源未必能充分发挥其优势；如果能充分发挥其优势，这种战略性资源就将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如品牌、版权、知识资产等战略资源，其被他人复制模仿的可能性就越小，越容易成为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源泉。

二、资产专用性

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出

最早的资产专用性概念见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948年），书中提到：一些企业领导人对自己企业的人和事具备特殊的了解，这种了解是他们所专门拥有、与企业共依存、不可分离的资产，这类企业领导人对企业来说就是一种专用性人才资本。后来，迈克尔•波兰尼等人的进一步研究指出，那些身怀绝技、经验丰富的工人实际上也是企业不可多得的专门财富，拥有这类专门资产的人将会与企业建立起更加固定的关系。这也是对资产专用性与合同方式选择关系问题最早的研究。但是，正式的“资产专用性”概念是（1971年）威廉姆森在分析纵向一体问题时提出的。

1972年科斯提出，现实当中除了那些早已为人们熟悉的标准市场交易外，还存在大量人们不熟悉的交易方式，例如：企业内部交易，特许经营或纵向一体化，合同或契约等非市场化交易。对于这些大量存在的准市场化交易活动，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它们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典型交易方式，而是“市场失灵”或“垄断”带来的弊端。对此科斯虽持否定态度（Coase，1972），但进一步的分析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威氏首先将市场经济中的各种交易方式还原为“合同”或“治理结构”，认为企业的“治理结构”与“资产专用性”密切相关。为此，他在企业纵向一体化研究中说明了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节约之间的关系，相应建立了他的整个交易成本学说。

与资产专用性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

资产专用性与治理结构的选择。在威氏的交易成本理论中，“合同”、“交易方式”和“治理结构”并无本质区别。“治理结构”主要划分为四类：市场治理：此结构进行标准的市场交易；多方治理：通过签订合同和引入中介，如建筑合同中的技术机构、会计审核、法律顾问等，保证交易的完成；双方治理：没有第三方介入，交易双方通过签订长期交易合同来维持交易；统一治理：即交易活动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中按照事先的计划安排来完成。威氏认为，上述四种交易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并不能说哪种结构更合理。但具体交易究竟选择哪种治理结构来完成，取决于三个因素：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性是因为交易者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致；交易频率指一定时期内的交易次数，分为偶然和经常两种情况；资产的专用性程度则分为非专用的、中等专用的和高度专用的三种；若排除不确定性，治理结构的选择就取决于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频率。

据表1显示，一项交易不涉及资产专用性时，无论交易频率高低，都将以标准的市场治理结构来完成，原因是市场上有许多供货商和需求者，供需双方无需与任何人签订合同就能很容易地进行交易；当交易涉及中等程度的资产专用性时，偶然的交易可能会以三方治理的方式出现，因为此时，资产一旦投入后就很难再改变用途。所以以某种相对固定的合同来对双方的行为进行约束，甚至某些中介力量的介入可以确保合同的执行；此时，经常的交易使双方彼此了解，不需要第三方介入，而以双方治理的合同方式进行；当投资的资产具有高度专用性，无论是偶然的还是经常的交易，双方都更愿意采取统一治理结构的方式，因为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其用途就越是单一，资产的沉没性也就越大，交易过程中任何的波动和不确定性都将给交易双方带来重大损失，故只能采取一体化的治理方式了。统一治理是针对复杂的交易建立的高级治理结构，它必须按照严格的计划来执行；市场治理是最简单的治理结构，只需按照市场机制来完成；介于其间的是三方和双方治理结构。此即威氏所言：不同的交易活动，必需建立不同的治理结构与之相适应，用复杂的治理结构来解决简单的交易成本会太高，而用简单的治理结构来解决复杂的交易问题则会使事情一团糟（威廉姆森，2002）。理想的治理结构应该是能够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构。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战略资源；资产专用性；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比较；基于战略资源和资产专用性的资本结构选择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企业在资源方面的差异是企业获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顾客、供应商、员工、股东、债权人、政府均对企业创造的价值有要求权、资源一般具有多种用途，其中以货币资金为最、有形资产的另一个特性是它的透明性、专用性投资使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产品和服务质量、差异化产品实现其战略优势、管理者的关键任务是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债券和股票除了作为通常认为的融资手段外，还可以看作是不同的治理机制、将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其战略资源相配比等，具体请详见。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在资源方面的差异是企业获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拥有优势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取超额利润的原因。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称为战略资源，资产专用性是很多战略资源的重要特征之一。交易成本理论将债权融资和权权融资看作是两种不同的治理结构，本文结合战略管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财务学理论，探讨如何将融资方式与企业的战略资源相配比，以充分发挥企业的持续竞争力。

一、战略资源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由于各种原因，企业拥有的资源各不相同，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凡是能潜在地或实际地影响企业价值（租金）创造的事项，都可以视为资源，但并不是所有资源的所有方面都可成为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企业在资源方面的差异是企业获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拥有优势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取经济租金的原因。作为竞争优势源泉的资源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价值性、稀缺性、不能完全被仿制、其他资源无法替代、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为企业所取得。

Barney和Peteraf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提出两个广为引用的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识别分析框架，Barney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有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必须具备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四个特性。Peteraf总结了竞争优势产生的基本条件，认为企业资源要产生持续竞争优势必须符合四个条件：资源在企业间的不对称分布、对租金的事后竞争限制、资源在企业间的不完全流动性、对资源获取的事前竞争限制。Peteraf的资源识别分析框架实际上是Barney的延续。

企业异质性来源于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简称战略性资源。战略性资源必须同时具备价值性、复制障碍和占有能力三个特性。价值性是指优势资源必须能够创造价值，因为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价值。复制障碍是指竞争对手无法复制企业的优势资源，这一概念是资源基础观点的核心命题。里德和德菲里皮认为,隐性、复杂性和专用性构成了优势资源的复制障碍；即使某种资源可以被清晰地鉴别与理解，然而由于受到法律制度的限制，竞争对手也无法进行复制,如专利、商标、版权以及经营许可证等都受到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占有能力是指占有优势资源及其所产生价值的能力。一般说来，顾客、供应商、员工、股东、债权人、政府均对企业创造的价值有要求权，然而，由于并不是所有资源的产权都能够被清晰地界定，所以谁将占有优势资源就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或许企业能够有效地使用资产负债表上的有形资产或金融资产，但对于等一些专用性非常强的战略资源未必能充分发挥其优势；如果能充分发挥其优势，这种战略性资源就将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如品牌、版权、知识资产等战略资源，其被他人复制模仿的可能性就越小，越容易成为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源泉。

内容摘要：资产专用性是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它与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一起决定着交易成本的高低和治理结构的选择。认真研究资产专用性概念的各种属性，归纳和总结它与诸多环节的联系，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交易成本理论，并建立起正确的理解和评价观。

关键词：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治理结构

“资产专用性”（AssetSpecificity）是指“资产在没有价值损失的前提下能够被不同的使用者用于不同投资场合的能力”（Wiliamson,1989）,“……没有资产专用性概念，交易成本理论就没有说服力”（Williamson，1985）。在交易成本理论中资产专用性概念经常被用来分析各类问题，但是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被系统地加以解释和说明过，以至造成了许多混淆。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试图通过归纳、分析和整理，从理论上对资产专用性概念进行梳理和解析，从而更好地学习和理解由此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理论和学说。

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出

最早的资产专用性概念见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948年），书中提到：一些企业领导人对自己企业的人和事具备特殊的了解，这种了解是他们所专门拥有、与企业共依存、不可分离的资产，这类企业领导人对企业来说就是一种专用性人才资本。后来，迈克尔•波兰尼等人的进一步研究指出，那些身怀绝技、经验丰富的工人实际上也是企业不可多得的专门财富，拥有这类专门资产的人将会与企业建立起更加固定的关系。这也是对资产专用性与合同方式选择关系问题最早的研究。但是，正式的“资产专用性”概念是（1971年）威廉姆森在分析纵向一体问题时提出的。

1972年科斯提出，现实当中除了那些早已为人们熟悉的标准市场交易外，还存在大量人们不熟悉的交易方式，例如：企业内部交易，特许经营或纵向一体化，合同或契约等非市场化交易。对于这些大量存在的准市场化交易活动，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它们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典型交易方式，而是“市场失灵”或“垄断”带来的弊端。对此科斯虽持否定态度（Coase，1972），但进一步的分析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威氏首先将市场经济中的各种交易方式还原为“合同”或“治理结构”，认为企业的“治理结构”与“资产专用性”密切相关。为此，他在企业纵向一体化研究中说明了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节约之间的关系，相应建立了他的整个交易成本学说。

【摘要】本文利用制度经济学理论阐释了释芝加哥产业组织理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对其在新经济条件下的实用性进行探讨，认为芝加哥产业组织理论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对于产业升级、产业市场格局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制度经济学；芝加哥产业理论；新经济

产业组织理论主要有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社会福利、理性人假定观点，[1]关注市场结构对市场经济行为和效果的影响。哈佛学派认为寡头和垄断的市场中，可能存在企业间的共谋行为，提高了垄断程度，降低了竞争性，导致市场绩效下降，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哈佛学派强调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政府应通过政策手段降低市场集中度和垄断程度。芝加哥学派批评哈佛学派只关心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不重视市场效率问题。芝加哥学派继承了奈特的自由经济主义思想，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重视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机制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竞争结果，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因此，政府管制市场的重点是对卡特尔等企业间水平价格协调行为和分配市场的协调行为实行禁止和控制，[2]因为这些行为损害消费者福利，限制了产业发展，不能提高生产效率。上世纪80年代以来，芝加哥学派在产业经济学中逐渐受到了重视，代表性案例是1998年5月，虽然美国司法部联合各州提出针对微软的反垄断诉讼，要求拆分微软公司，但是2001年6月，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驳回拆分微软的判决。其中的原因固然有政府对信息技术认识的提高，但是对产业经济的新认识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克林顿政府对芝加哥学派观点的采纳，催生了美国并购潮，比如美国得克萨斯公用事业收购英国能源集团，戴姆勒收购克莱斯勒，时代华纳重组，艾克森收购美孚公司等。我们同样可以利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理解芝加哥产业组织理论的观点。

一、新型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定义和边界不断丰富

制度经济学运用交易费用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这一事实做出了解释，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企业也可以视为配置资源的手段，二者可相互转化、相互替代。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也就是企业的边界如何确定？科斯认为，企业中存在管理成本，所以企业的规模不能无限制地扩大，企业的边界在于企业组织交易成本等与市场交易成本相同的规模。组织起因于资源相互依赖或企业专有性的概念是企业的边界模糊了，不见了，将企业作为相互专用的资源而形成长期契约链接的解释削弱了将企业作为基本单位的看法。企业是一个受契约关系约束的资源所有者的集合。企业边界的模糊和消失在新型经济条件下更有凸显的趋势，新型经济通常指由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带领下，尤其是互联网产业的突起，带动美国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也称为新经济。这期间美国经济出现了较长周期的高增长、低通胀，如果食品和能源不计在内的话，美国2010年的消费品通胀率只有1.9％。在知识经济时代，互联网改变了企业资源和能力的获取方式，借助信息技术企业内部交易费用迅速下降，特别是在电子渠道的支撑下，传统的经营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学者ChrisAnderson在2004年提出“长尾理论”（TheLongTail），他系统研究了亚马逊、Google、eBa等互联网企业的销售数据，他发现只要销售渠道足够广阔，那些需求小、非主流的商品销量也能够和主流商品销量相抗衡，因为冷门产品能够涵盖了所有人的需求，当有了需求从而使冷门产品不再冷门，这是对传统“二八定律”的颠覆性认识。长尾理论引起我们对企业边界新的思考，如果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企业的“长尾”将使企业的边界更为宽广，而宽广的企业边界又促进了长尾的延伸，能显著提高企业收益。而大企业兼并、重组和合并将使企业的长尾边界变得更长，客户使用网络技术对长尾的关注成本大大降低，关注“尾部”产生的总体效益甚至会超过“头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芝加哥产业理论不主张政府利用政策法规保护那些没有效率、没有竞争力的小厂商，他们认为规模大的企业比规模小的企业更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福利有其合理之处：大企业能够提供更长的“尾”，不但能够促进消费福利的提高，也能促进企业运营效率的提高。

二、企业兼并重组降低了资产的专用性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交易费用的内涵探讨；煤炭企业内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合理性分析；煤炭企业内部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市场运行是需要成本的，而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节约了市场的交易费用、使交易费用不能像在传统经济学中那样被忽略、市场与企业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我国煤炭产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减少交易费用就必须把资产专用性高的资产转移到企业内部、我国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中采用内部模式还是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来决定的、煤炭企业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来加以应对、煤炭企业自身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频频出现等，具体请详见。

一交易费用的内涵探讨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o科斯在1937年发表了名为《企业的性质》的著名论文，开创了企业性质探讨的新局面。他认为，市场运行是需要成本的，而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节约了市场的交易费用，其可以简单的归纳为发现价格的成本以及谈判、签订和执行合同的成本。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协调劳动分工的不同方式，当市场交易不存在交易费用或交易费用较低时，市场完全可以代替企业来发挥组织生产的作用。但人是有限理性的，同时信息的收集、处理以及传递都是需要成本的，这便使交易费用不能像在传统经济学中那样被忽略，由此可得出企业存在的原因在于其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并且其规模的边界线在于企业的边际管理费用等于市场的边际交易费用。奥利弗o威廉姆森进一步发展了交易成本理论，他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的概念，资产专用性是指"当某项投资一旦形成某些资产就很难再作重新配置使用，除非它们在转移配置中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他认为，在契约签订以前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但一旦一方的投资转变为固定资产，由于资产专用性的存在，另一方在有限理性的指引下便会产生对资产专用性方要求重新谈判的倾向，从而重新分配本来属于资产专用性方的利润。因此，一定程度的资产专用性要求采用企业一体化的产权组织形式，长期契约有利于保证专用性资产的结合效率。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反对科斯对于市场和企业的区分，他们认为市场与企业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企业只不过是为了减少团队生产中的搭便车行为而形成的契约连接。张五常(1983)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存在"企业"这个概念。虽然学界对于企业的性质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承认交易费用在企业、市场划分中的重要作用，企业的出现最终还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

二煤炭企业内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合理性分析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它是对传统"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流动发展模式转变的结果，采用了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即"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在此闭路环流系统下人们将逐渐改变过去只注重高消费，而对自然环境置之不理的观念，通过废弃物的循环使用，使资源效用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我国煤炭产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我国煤炭企业规模较小的现状必然导致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资源大量浪费，供给总量难以有效控制，经济效益低下等弊端。而要解决此矛盾一方面要通过煤炭企业的资源整合,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则要鼓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内部经济效益的提高。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企业自我发展，另一种是以循环产业园区为依托，具体到我国则主要采用前一种方式，这主要是由交易费用的节约程度决定的。

摘要:本文运用委托——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寻租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力求从准租金和不完全契约的角度出发,探求商业银行存在准租金的情况下,公司治理的新型定义、特点和本质特征,并给出相应的治理方案。

关键词:公司治理;不完全契约;准租金

一、公司治理的经济学解释

1.公司治理的不同视角。

现代企业理论中,对企业性质的独特认识导致了公司治理问题的不同探讨:公司治理就是“安排各种手段以使公司资金的提供者可以以此保证自身能够获得投资收益”(Shlrifer&Vishny,1997)或者“公司治理的标准定义是指对股东利益的保护”(Tirole,2001)。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契约理论出发,公司是一组契约的联结体。由于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特征,所以这些契约不可能完全。因此,公司治理也可以理解为由交易双方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完全契约(Alchian&Demsetz,1972;Jensen&Meckling,1976)。

论文关键词：利益相关者理论；理论体系；分类；归结

论文摘要：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理论，很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还没有任何学者对它的理论体系进行综合分类和归纳过，使之形成一个清晰、易懂的理论学说体系。本文通过整理和研究有关文献，将它的理论体系分为主要的9类学说，并将其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结。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理论。它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在美国、英国等长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国家中，对主流企业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缘于公司社会责任之争，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90年代初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它认为，企业并不完全是属于股东的实物资产的集合体，股东只是拥有企业的部分，而不是全部。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企业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同时也分担了一定的企业经营风险，或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因而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拥有企业所有权。为了保证企业的持久生存和发展，公司治理安排必须恰当地考虑和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要给其他利益相关者留有足够的发言权。

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到管理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也涉及到管理基础、分类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研究内容既有企业经营微观层面的研究；又有关注国家大政方针的宏观层面的研究；研究方法既有纯理性的规范性分析，也有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完善了它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却没有被很好地整合起来，尚未形成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经过相关研究后，笔者将它的理论体系分为契约说、产权说、资产专用性风险说等主要9类，并将其主要观点归结如下：

一、契约说

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联结，它是通过协商的方式来执行各种显性和隐性契约的，并由此规范其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物质资本所有权并非拥有与生俱来的天然强权，其他利益相关者同样可以左右企业的命运。为了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中的契约必须依赖于一种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协商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有时股东的声音大些，有时候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大些。在企业契约联结体中，签订契约的主体远不只企业的所有者、经理人员和员工，还包括所有会影响企业生存发展或受到企业生存发展影响的个体和群体，如政府、供应商、分销商、债权人、消费者、社区等。这些利益相关者都与企业签订了契约，只不过有的签订的是显性契约，有的签订的是隐性契约罢了。经理人员和一般员工往往与企业签订有明确的雇佣契约，而供应商、分销商、社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所存在的是隐性契约。这些隐性契约往往容易被忽视掉。隐性契约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关系并非只是市场交易关系，而且还蕴含着以专用性投资为基础的利益和风险关系。在这组契约体中，由于每一个契约参与者都向企业提供了特殊的资源，而契约的本质就是保证缔约各方享有平等谈判的权利，要求对不同的缔约各方都要给予应有的“照顾”，确保其利益都能被公平、公正的被照顾到，因而作为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系列契约联结体的企业应该为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公司治理应该给予利益相关者以充分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