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性范文10篇

摘要：积极进行电力企业资本性预算管理有助于企业实现资产的增值与保值，提高整体战略水平。本文从当前电力企业资本性预算管理存在的困境入手，深入分析，并结合实际提出有效的创新策略，以供参考。

关键词：电力企业;资本性预算;预算管理;困

一、电力企业资本性预算管理存在的困境

(一)当前的资本性预算审批流程不完善。现阶段，电力企业在开展资本性预算过程中，其审批流程较为复杂，灵活性不足，各部门之间的衔接不够合理，例如其他部门认为资本性预算仅仅是财务部门的任务，与自身部门关联不大，直接影响预算工作的开展。(二)资本性预算的管理水平较低。电力企业对资本性预算重视力度不足，导致其资本性预算管理工作效果不佳，未能明确资本性预算对企业发展产生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在当前的背景下，我国国企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化，资本性预算管理水平直接限制企业的发展。(三)资本性预算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制度是保证资本性预算管理工作有效开展的基础，但现阶段存在明显的制度不完善情况，如缺乏合理监督机制，企业监督力度不足，部分流程环节经常出现问题，影响管理质量效果。

二、电力企业资本性预算管理的优化策略

(一)建立完善的资本性预算审批流程。对于电力企业来说，在发展过程中，应积极对资本性预算审批流程进行完善，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完整的预算编制，例如电力企业可以建立专项的资本性预算部门，从多方面进行完善，加强岗位配置与专业处室之间的合作，共同完成资本性预算工作，提升其管理精度，满足当前的需求。与此同时，加强财务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交流沟通，根据实际情况对资本性预算进行调整与修改，优化整体效果，促使资本性预算工作人员进行精确的评估，开展可行性论证，明确资本性预算与企业发展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合理进行深化，开展编制预算工作，经过审核后进行统一，优化审批流程，降低其工作难度，提升工作效率质量。(二)合理提升资本性预算管理水平。电力企业应加强对资本性预算的重视力度，例如企业管理者应合理支持工作的开展，积极引导员工参与工作，为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灵活利用企业的信息化平台进行宣传，将资本性预算意识进行落实，促使全体员工明确其工作的重要性，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员工的收入等直接相关联，进而发挥出员工的优势，降低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出现信息不对称情况，从而避免其产生负面影响，保证资本性预算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与科学性，提升工作质量。例如，电力企业可以成立良好的工作小组，专门负责招投标问题，并合理对项目成本进行控制，规范工作流程与责任，降低经济风险，促使电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满足发展战略要求。(三)优化管理制度创新管理思想。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出制度的优势进行管理，如建立专项负责制度，通过专项负责人促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进行相关联，积极进行沟通交流，实现工作责任的落实，积极进行完善，保证整体流程完善，如从项目的建议、可行性评估、验收、支付等流程，促使财务部门进行全程的跟踪，对预算数据与实时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保证项目有效的开展。建立合理的考核制度与奖励制度，积极进行考核与奖励，有助于工作人员提升工作积极性，健全资本性预算内容，将相关的工作指标进行分解，从整体上进行资本性预算落实，建立经营效益与职工工资相挂钩制度，积极实行绩效考核，从根本上提升其经济效益。

虽然在文化与社会意识领域中，仍然有人坚持“道德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的观点，但随着经济活动及市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随着现当代经济行为所产生的文化的与生态的副作用以级数的形式增加，对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体认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了。王小锡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后，王先生认为，道德是“动力”生产力，而且，他还认为，从现当代经济发展运行的角度来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种资本。很显然，此论凸显了经济运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但学术界对此论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赞同者与反对者各执一端，意见难以统一。在经济运行中，尤其是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本，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虽然在文化与社会意识领域中，仍然有人坚持“道德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的观点，但随着经济活动及市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随着现当代经济行为所产生的文化的与生态的副作用以级数的形式增加，对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体认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了。王小锡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后，王先生认为，道德是“动力”生产力，而且，他还认为，从现当代经济发展运行的角度来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种资本。很显然，此论凸显了经济运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但学术界对此论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赞同者与反对者各执一端，意见难以统一。在经济运行中，尤其是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本，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虽然在文化与社会意识领域中，仍然有人坚持“道德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的观点，但随着经济活动及市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随着现当代经济行为所产生的文化的与生态的副作用以级数的形式增加，对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体认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了。王小锡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后，王先生认为，道德是“动力”生产力，而且，他还认为，从现当代经济发展运行的角度来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种资本。很显然，此论凸显了经济运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但学术界对此论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赞同者与反对者各执一端，意见难以统一。在经济运行中，尤其是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本，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

虽然在文化与社会意识领域中，仍然有人坚持“道德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的观点，但随着经济活动及市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随着现当代经济行为所产生的文化的与生态的副作用以级数的形式增加，对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体认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了。王小锡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后，王先生认为，道德是“动力”生产力，而且，他还认为，从现当代经济发展运行的角度来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种资本。很显然，此论凸显了经济运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但学术界对此论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赞同者与反对者各执一端，意见难以统一。在经济运行中，尤其是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本，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虽然在文化与社会意识领域中，仍然有人坚持“道德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的观点，但随着经济活动及市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随着现当代经济行为所产生的文化的与生态的副作用以级数的形式增加，对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体认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了。王小锡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后，王先生认为，道德是“动力”生产力，而且，他还认为，从现当代经济发展运行的角度来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种资本。很显然，此论凸显了经济运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但学术界对此论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赞同者与反对者各执一端，意见难以统一。在经济运行中，尤其是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本，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一、问题的提出

毋庸置疑，资本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资本的无国界、无所有制、多主体和多形态特征渐次在人们心目中达成共识。这使我们想起西方学者对资本性质曾作过大量卓有成效研究的史实，由此平添几分由衷的敬意。与此同时，反观国内学者面对如此恢宏的资本涌动却很少有人坐下来认真地研究其性质，以致给经济学留下一片空白，免不了令人有所缺憾！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现象是，经济学界出现使用资本一词的热潮。经济学家作报告、写文章使用资本一词的频率远远超过其他的经济学术语，诸如：资本物和资本金、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资本经营和资本扩张、资本市场和金融资本等，简直使人目不暇接，这和企业界“要不遗余力地寻求资本和运作资本”的口头禅并无二致。

何以出现上述“资本使用其词有余而释其义不足的反常”呢？我们认为这还是与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有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到改革初期，资本一直是一个被我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回避的概念，人们不敢提及资本，或不愿加以细说，似乎资本一旦赋予其制度含义即为资本主义，赋予其人格含义即为资本家，赋予其实物含义即为吸收工人活劳动的机器，赋予其价值含义即为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既然大家都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又何必去触及这一条条“爆炸性的问题”呢？柏休斯用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而我们却用隐身帽遮住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由此否定资本的存在。这种自欺欺人的回避其实是一种理论上的无可奈何。

虽然我们一再回避论及资本，但在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出现了资本经营。资本经营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出现，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伴随着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轨，企业经营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出来的。它经历了两次理论上的突破，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营产品到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营商品，再由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经营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经营。既然资本经营在我国已经出现，那么，作为其出现的前提条件——资本，理所当然地存在。

二、资本概念的历史考察

一、收付实现制会计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得不到有效的记录

在收付实现制下，单位的固定资产得不到有效的计录。以笔者所在单位为例，2013年底的固定资产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但这并不能反映笔者单位当前固定资产的实际价值，仅仅反映的是单位自成立至今，尚未处置的、至今仍在单位财产管理部门固定资产明细账上的固定资产原值总和。实际上，行政事业单位大部分的固定资产也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工作量的增加而损耗的，如此的核算方式，只能造成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发生偏离。另外，在企业的会计核算中，如果固定资产发生损坏等其他经济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即发生了固定资产减值，则应当按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在收付实现制下，由于固定资产减值的经济业务并不涉及到现金的变化，不需要反映在具体的会计核算中。因此，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中没有对应固定资产减值的科目，不对固定资产减值进行任何会计处理，这同样也造成了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偏离。由于缺乏固定资产后续计量手段，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核算无法做到真实、准确。

（二）行政事业单位的隐性负债得不到有效的计量

在收付实现制下，只有在现金发生增减时才进行会计确认，因此，已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只要未进行现金结算，就无法反映到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报表中。以笔者单位会计核算中的项目支出为例，按支出的经济分类来划分，有些属于设备购置项目，有些属于大型工程。如果一项工程，其工程量、已完成可使用进度是在1至6月这6个月间均匀分布，但约定的付款方式是在3月底、6月底分两次支付。在当前的收付实现制下，只有在3月、6月两次付现的时候，才进行会计处理，确认经费支出。这就导致1至2月、4至5月的月度会计报表，都不能如实反映单位因这项工程而形成的、预期会导致单位经济利益流出的现时义务。

（三）行政事业单位实际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得不到有效的计量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企业为各自的生存与发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不断地追求自身价值，同时根据市场的千变万化，经历了调整中求发展，又在发展中求调整的阶段。企业的经营者通过实践后逐步感觉到步履艰难，固定的资本性费用难以消化；投入产出的比例逐年减少，现金流量周转困难。这一切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有着较大的关系，相当一部分的经营者把精力集中于产品成本上的降本增效，而对资本预算，长期资产的投入，研究分析的太少，甚至出于某种需要，对于资本性支出的随意性较大，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加强企业的资本支出预算，是提高企业经济运行质量的必要途径。

关键词：资本性支出；企业产业结构；企业财务结构；企业资产结构

一、资本性支出概论

资本性支出又称“资本支出”，“收益性支出”的对称。是指企业单位发生、其效益及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会计年度的各项支出，包括构成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的支出。例如，购置运输设备的支出，由于运输设备能使用于几个年度，其支出应记入“固定资产”科目。运输设备的支出，按其损耗程度，通过计提折旧分年摊入各年成本、费用。这个会计处理方法，称为折旧或摊销。把支出记作资产的办法，称为资本化。资本性支出不同于收益性支出，前者由各受益年度的营业收入分摊负担，后者全部由当年营业收入补偿。区分资本性支出和营业性支出，是为了正确反映资产的价值和正确计算各年损益。如把资本性支出作为收益性支出，结果是少计了资产价值，多计了当年费用，虚减当年利润；反之，则多计了资产价值，少计了当年费用，虚增当年利润。在实际工作中，为了简化会计处理，有时把小于一定金额的资本性支出，也作为收益性支出处理。

二、资本性支出预算在企业结构的重要性

资本预算是企业财务结构中最重要的决策,几乎公司所有部门都直接受到资本预算决策的影响.而且,资本预算决策对公司的获利能力,资金结构,偿债能力以及长远发展和日常财务管理也都有着直接影响.因此,所有企业领导层都必须了解资本预算的决策过程,不能因为职责不同而有所差异.

虽然在文化与社会意识领域中，仍然有人坚持“道德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的观点，但随着经济活动及市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随着现当代经济行为所产生的文化的与生态的副作用以级数的形式增加，对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体认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了。王小锡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后，王先生认为，道德是“动力”生产力，而且，他还认为，从现当代经济发展运行的角度来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种资本。很显然，此论凸显了经济运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但学术界对此论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赞同者与反对者各执一端，意见难以统一。在经济运行中，尤其是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本，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