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流向范文10篇

一、问题提出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张，2002—2008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6207.7亿美元上升到25616.4亿美元，年均增长27%，贸易顺差从304.3亿美元上升到2954.6亿美元，年均增长60%。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后中国对外贸易受到一定抑制，但贸易顺差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依靠的是生态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及制成品出口，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始终处于下端，巨额的贸易顺差，很可能掩盖了生态资源的流失，从而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仅从传统经济学的货币资本角度来考察中国对外贸易利益显然存在一定局限。鉴于此，本文尝试以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EF）作为自然资本的测度，运用投入产出（Input-Output，I-O）模型考察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自然资本流向，以揭示中国对外贸易所获得的货币资本利益是否以牺牲生态资源为代价。Rees（1992）及WackernagelandRees（1996）在关于EF研究的开创性文献中，提出以用地面积为单位测度人类对生态系统供给可再生资源与吸收废弃物这两大类生态服务需求。具体而言，EF将某一商品所含的自然资本分解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碳汇用地六种用地类型。其中，前五类用地表现为人类生产活动实际占用的地表面积，称之为实际用地（ActualLand）；碳汇用地表现为吸收废弃物和排放所占面积，反映排放空间的大小，称之为虚拟用地（VirtualLand）。EF综合考虑人类经济活动所占用的自然资本，为研究国际贸易的生态影响提供了新思路。

二、研究方法

目前在使用EF分析国际贸易的文献中，EF的测算主要分为产品用地系数法（ProductLandUseCoefficient，PLUC）与投入产出法（Input-Output，I-O）两种。PLUC法源于WackernagelandRees（1996）提出的EF计算模型，并由后来的学者引入产出因子将商品量折算成各类用地面积，用均衡因子将各类用地面积换算成单位面积具有同等生态生产力的面积，再加总求和。这种模型被曹淑艳、谢高地（2007a）称为生态足迹基本模型，被金书秦等人（2009）称为综合法。采用基础模型计算国际贸易EF值的研究见诸于vanVuurenetal.（1999），AnderssonandNevalainen（2003），Hornborg（2006），陈丽萍、杨忠直（2005），陈琰等（2010），刘建伟（2011）等文献，后三篇中文文献计算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EF值。这些研究的产品选择缺乏标准和框架，产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数据来源分散。Moran（2007）首次提出产品用地矩阵法（ProductLandUseMatrix，PLUM），Moran（2007），Moranetal.（2009）构造了产品用地产出系数（YieldCoefficient）矩阵，产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数据来源于全球足迹网（GlobalFootprintNetwork，GFN）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编撰的国家足迹账户（NationalFootprintAccounting，NFA），NFA涵盖HS商品编码的全部商品。

PLUC法至少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它将商品量折算成各类用地面积，故不能计算服务贸易的EF值；二是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EF值，没有包括中间投入品的EF值，换句话说，它没有考虑经济体各部门之间的关联。Bicknelletal.（1998）首次将I-O法引入EF计算，计算新西兰三次产业的EF值，弥补了PLUC法在服务业和部门关联上的不足。I-O法的基本思路是将用地面积直接导入投入产出模型，利用投入产出表中反映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关系得到完全用地转换系数，进而测算最终需求的EF值。该方法测算对象针对具体部门，能够充分发挥投入产出模型所具有的结构性优势。后续研究从各个方面拓展I-O法：Ferng（2001）用复合用地乘数取代Bicknelletal.（1998）的用地乘数，避免了不同类型用地直接加总所导致的错误；HubacekandGiljum（2003），Suh（2004）着重探讨了实物型投入产出模型与货币型投入产出模型在EF值测算中的区别。国内学者曹淑艳、谢高地（2007b），刘建兴等（2007），邱东、席玮（2008）分别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国三次产业在单一年份的进出口EF值。I-O法的分辨率取决于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划分，但由于缺乏部门用地数据，将I-O法应用于对外贸易的现有国内研究局限于产业层面。

本文采用I-O法测算中国对外贸易的EF值。在模型选择上，采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这种模型更适合于估算进口国通过进口所节约的本地区的生态足迹，用以评价贸易对单个地区的生态资源所产生的影响。而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更加适合于通过产业间关联、全球供应链及多国间贸易流动来估计进出口的生态足迹，从而追寻足迹的源头（Wiedmann，2009）。中国对外贸易的EF值反映中国对外贸易自然资本的流向，有必要深入探讨造成这种自然资本流向的影响因素，包括各个因素对于EF变化的贡献程度。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指数分解分析（IndexDecompositionAnalysisIDA）、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eDecompositionAnalysisSDA）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需要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而IDA与SDA只需要两个时期的数据。IDA与SDA分别适用于分析比值和绝对值的影响因素，故本文采用SDA。SDA方法近年来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主要集中于分析能源消耗（刘瑞翔，姜彩楼，2011），碳排放以及贸易含碳量（郭朝先，2010；张友国，2010；黄敏，刘剑锋，2011）的影响因素。但在现有文献中，鲜见将SDA方法应用于国际贸易EF的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在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上，克服前人主要采用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以测算单一年份对外贸易EF的局限，将研究期扩展到五个年份，编制了1992、1997、2002、2005、2007年五个年度的可比价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实际用地EF值和虚拟用地EF值的测算分别采取5个部门和22个部门划分，使I-O法在对外贸易EF测算的应用中从产业层面拓展到部门层面。②在完成EF测算的基础上，利用SDA分析不同因素对于中国对外贸易EF净出口总值及部门对外贸易EF净出口值的影响，从而揭示造成中国对外贸易生态资源流失的主要因素。

一、政策限制下的早期资本流向——非相关产业

传媒的产业发展离不开国家恰当的产业政策，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产业政策恰当可以加速产业的升级换代，否则将成为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1我国传媒业的产业政策限制了传媒资源的有效流动与合弹配置

我国传媒业的产业政策还处在不断摸索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具有过渡性、滞后性和不稳定性的显著特点，这是由我国传媒“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决定的。政府在行政控制的逻辑起点和财政压力约束的历史起点的初始状态下，选择在不改变既有制度框架的前提下对传媒经营层面放权让利，同时在传媒的管理体制上采取“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体制。这种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制度安排为传媒的产业发展开辟了一定的空间，但也使传媒的产业角色无法充分扩大，产业发展必然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在这样的政策下，我国传媒业始终处于政府行政管理之下，条块分割，形成了行政壁垒和区域市场壁垒。所谓条块，从“条”的方面来说，就是按照国家的行政系统组织来进行，强调纵向的“归口管理”；从“块”的方面来说，就是强调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属地管理。从国家级层面来讲，报刊和音像图书的出版管理由新闻出版署负责，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的管理由广电总局负责，而教育电视管理由教育部负责，对外宣传和互联网宣传管理由国务院新闻办负责，文化艺术娱乐业管理由文化部负责，相关产业如信息产业等的行政管理由信息产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负责。而省、地、县也大致参照上述模式在各自的区域和系统内办报办台，实行封闭式发展和管理。总的来说，我国传媒业采取的是多头管理、行业所属、部门所有，条块分割的四级办报台体制。

这种产业体制使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手段来形成垄断成为可能，并随着传媒业的市场发展形成“行政性市场垄断”，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垄断依靠行政和市场的双重力量形成，既具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的特点，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手段来推动垄断的形成和运行，又融入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垄断的成分，依托目前尚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来操纵垄断。“行政性市场垄断”阻碍了传媒资源的有效流动与合理配置，无法形成开放、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使传媒无法向其它地区扩张，也使得跨媒体的经营很难进行。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逐年增长，我国每年吸引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从1990年34.87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900.37亿美元左右，FDI在中国经济中日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现实是从净贸易条件来看，我国的贸易条件却在逐步恶化，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并没有带来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因此有必要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我国FDI的流向情况

从流向结构看，FDI要素密集度特征没有根本改变。1995年以前，FDI主要投资于服装、衣着附件、鞋类、玩具、家具等劳动力密集型出口行业，这一时期三资企业出口的大宗商品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商品上。1995年的全国三资企业普查结果表明，三资企业中具有劳动力密集型特征的行业所占比重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2001，王岳平)。根据王岳平(2001)的计算，1995年具有劳动密集特征的行业(即WPAV21①在1以上的行业)的销售收入占三资企业的56.78%，具有一般资本密集特征的行业(即WPAV21在0.5到1的行业)的销售收入占三资企业的23.29%，具有高度资本密集特征的行业(即WPAV21小于0.5的行业)的销售收入只占三资企业的8.77%。520个三资企业参与的小类制造业中，三资企业在全部工业产出中具有专门化特征的行业206个，其中属于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部门51个，占24.76%，属于一般劳动力密集型部门的93个，占45.15%，二者合计即具有劳动力密集性特征的部门共占69.91%。可见，中国FDI主要流向劳动力密集型行业。1995年以后，外资流向的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流入机电行业的外资不断增加，但是行业结构的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资流向劳动力密集型部门的结构特征。可以从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情况中找到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的比重虽然在不断下降，但是仍然占绝大比重。20多年来，虽然中国FDI流向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要素密集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主要还是流向劳动力密集型部门。

二、FDI流向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

1.形成超额供给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1995～2005年我国主要工业品出口价格水平呈下降趋势，这一方面说明价格竞争依然是我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主要的竞争手段，我国制造业特别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集中在价格优势上；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出口工业品总体质量不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在外国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行业中，纺织、洗涤用品、轮胎、机床等产品的出口价格指数有升有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外商投资企业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品出口的竞争手段，而且，外资企业出口对加工贸易方式的倚重本身就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我国低成本劳动力获得出口的价格优势。此外，我国长期以来在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也造成了中国出口部门的偏向增长，在国际需求结构不变或者在国际市场的需求增长慢于出口增长时，必然形成超额供给，反映在提供曲线上，就是中国的提供曲线向外移动，贸易条件恶化了。

【摘要】在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针对可能造成大范围甚至非正常资本外流、投资资金用途及流向监管难度较大等问题，采取实行区域内试点和审慎的事前审批制度、建立数据监测和长效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措施，引导境内个人境外投资有序开展，实现个人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对策建议

一、基本情况

（一）当前个人资本项目不可兑换成人民币国际化制约因素。当前，随着我国与其它国家合作不断深入，在经济、金融等方面的交流持续扩大，已有百余个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其跨境结算的贸易货币之一，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一方面，人民币“走出去”为我国境内个人拓宽投资渠道提供了良好的币种结算条件，同时个人对外投资也将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将人民币结算辐射至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个人对外投资的意愿和条件逐渐成熟，个人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的推进将为境内个人投资开辟新途径。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不仅要实现贸易结算的自由，还要实现资金流动的便利性，而资金流动的便利性是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重要体现。当前个人资本项目不可兑换或已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制约因素，需要实现个人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出口。（二）个人寻求违规渠道用于境外投资等交易。当前，我国经常项目已实现全部可兑换，而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即居民个人购汇只限用于经常项下的对外支付，包括因私旅游、境外留学、公务及商务出国、探亲等，不得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但随着海外置业热潮的出现，一些个人开始寻求各种违规渠道将资金汇到境外用于购置房产、投资等用途。今年5月，总局通报了六起个人通过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的违规案例，其中，一人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向他人账户支付3.12亿元人民币私自购买外汇。这不但造成了我国大量私人资本违规流向境外，更变相的助长了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组织的运营和壮大。

二、必要性分析

（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亟需吸引民间资本。现阶段，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仍是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当前“一带一路”的建设资金以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性银行的贷款为主，所能提供的资金有限，且由于工程建设存在受到所在地国家政策和环境影响导致项目延期的问题，银行也面临着承担项目贷款及时回笼的信贷风险。根据CliffordChance的报告显示，当前推进“一带一路”仍有超过50%的资金缺口，需要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因此实现个人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打开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无疑将为“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推进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二）居民投资资金充足且意愿强烈。2019年一季度，黑龙江省各项存款余额16787.8亿元，较年初增长1031.6亿元，较年初增长6.5%，同比增长14.4%。上述数据体现黑龙江省住户存款余额快速增长，主要因素之一是2018年4月人总行《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后，监管政策趋严，银行的保本理财产品退出投资市场，导致居民购买理财产品意愿大幅降低，大量表外资金回笼表内中长期存款业务。在此背景下，开放个人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引导居民资金流向“一带一路”等境外投资项目，既符合我国整体战略方向，也可以为居民投资拓宽渠道。

摘要：投资规模、投资流向和结构、投资品种、投资环境、投资风险等对产业变动有较强的约束力，将产业结构变化分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分别考察这五方面对产业结构这两个方面的约束力，同时浅谈既定的产业结构对投资的反作用。从投资的纵切面上将投资分为增量投资和存量调整。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投资

一、引言

现有的关于产业结构失衡问题解决的分析，大多集中在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并没有深入分析造成产业结构失衡的原因，以及产业政策如何调整产业结构。本文着重分析产业结构变化中的投资约束，并从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和既定的产业结构对投资的反作用两方面来加以分析。

由于一国在某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动是由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共同决定的，因此，我们在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约束时，是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两方面展开的。首先有必要对产业结构的这两方面下一个定义。结构升级指产业政策向属于朝阳行业且占社会经济比例较小甚至尚处空白的新兴产业和产品倾斜，以促动和发展与之相关的产业群。产业结构调整指产业政策对那些在性质上虽属于夕阳产业但占社会经济比例不是很大，产品供给不足需要适当发展的短线产业进行扶持。

二、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一）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金量，从根本上制约着三农发展

农业现代化需要资金，农村城市化需要资金，农民市民化需要资金。

例如，推广农业科技、加深农业机械化、更加精耕细作和实行农业企业化等等，需要资金。发展农工商一体化、兴办各类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链，需要资金。建立和健全劳保、医疗和养老等福利保险，发展和完善各类乡政建设与服务，需要资金。取消农村－城市二元户口制度，为转化成市民的农民提供工作机会与劳保、医疗和养老等福利保险，扩充相应的市政建设与服务，需要资金。

没有足够资金，一切均无从谈起、无法进行！

概略地估算，9亿亩地的农业达成美国70－80年代水平，至少需要30万亿人民币。把300个县城建成200万人口左右的现代化大城市，若需30万亿人民币。把6亿农民转化成市民，至少需要30万亿人民币。就是说，完成由半传统农业社会向全面工业化社会的转化，大若需要100万亿人民币。这就意味着，按我国目前10万亿人民币的国内生产总值，13亿人口需要十年只生产不消费，方能满足全面工业化的资金需要。如果储蓄投资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5％，即一年用2.5万亿用于投资，则需要40年方能满足全面工业化的资金需要。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按8％年率增长，25％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储蓄投资，则需要20年方能满足全面工业化的资金需要。

但是，目前三农手中的资金，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更不同说满足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所需。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金量，从根本上制约着三农发展。

内容提要春秋战国时期商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是远程贩运、囤积居奇、亦工亦商。其利润流向，分为生息性流向与消费性流向。商人资本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变革，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加速了贵族等级制度松解，也使文学趋利、弃本逐末、法制与教化恶化。

关键词春秋战国商人资本历史作用

作为前资本主义的商人资本，是一个非常广袤而幽邃的历史领域。它“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从广义上说，商人资本不仅仅指商品经营资本，也包括商业利润在内。它在流通领域的运动公式与简单商品运动公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是商品——货币——商品，而是货币——商品——货币（货币增殖）。在这里交换价值的独立形态——货币是商人资本的出发点，交换价值的增殖即获取商业利润是它的全部活动的动机和决定的目的。这种商人资本在我国商周时代已有其端绪，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则有长足发展，第一次在历史长河中卷起洪波巨澜，猛烈地冲击着各个社会领域，成为推进社会急剧变革的杠杆之一。本文仅就这个时期商人资本的来源、流向及社会影响略作探索，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春秋战国时期以富商大贾作为典型化身的商人资本，通过在流通领域的中介作用，积聚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家累千金”，“赀拟王公”者比比皆是。这些富商大贾通过中介商品流通不仅使各个生产部门互相结合起来，把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且通过攫取生产的余额，使货币发展为资本。贱买贵卖，是其商业活动的规律。这种不等价交换正是商人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具体说来，它一般表现为下面三种营利方式。

1.辗转异域，远程贩运

[摘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在国际流动的状况的变化，影响着世界格局。同样，一个国家内部资本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状况，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而且影响着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质量，以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国际资本流动往往间接地影响着国内资本的流动，这是本文分析的入手点。本文将立足于国际资本流动，探讨它对于区域经济(四川省经济)带来的双面影响。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区域化四川省经济

一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①短期投机性资本活跃，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流动周期缩短。②高技术资本剩余增加，跨国公司资本向外扩张的要求增加。③资本流入的技术用途(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对新兴产业投资)增加，也就是技术资本投资扩张加快。④在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并购资本流入份额增加，股权投资规模扩大，但在前期快速增长后会面临短期调整。⑤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更多国际资本正在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和地区。

二国际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

资本流动与区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资本流动是β收敛的重要因素，同样条件下资本流动性强的国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资本流动性导致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趋于收敛，但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的发散。对于中国而言，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是同一道理，由于地理和政策的不同而带来的开放程度的不同，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省份之间经济发展平衡。

[摘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在国际流动的状况的变化，影响着世界格局。同样，一个国家内部资本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状况，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而且影响着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质量，以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国际资本流动往往间接地影响着国内资本的流动，这是本文分析的入手点。本文将立足于国际资本流动，探讨它对于区域经济(四川省经济)带来的双面影响。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区域化四川省

一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①短期投机性资本活跃，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流动周期缩短。②高技术资本剩余增加，跨国公司资本向外扩张的要求增加。③资本流入的技术用途(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对新兴产业投资)增加，也就是技术资本投资扩张加快。④在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并购资本流入份额增加，股权投资规模扩大，但在前期快速增长后会面临短期调整。⑤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更多国际资本正在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和地区。

二国际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

资本流动与区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资本流动是β收敛的重要因素，同样条件下资本流动性强的国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资本流动性导致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趋于收敛，但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的发散。对于中国而言，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是同一道理，由于地理和政策的不同而带来的开放程度的不同，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省份之间经济发展平衡。

摘要：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外投机者看好我国的资本市场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大量境外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我国。本文通过分析热钱的特点以及热钱流入中国的现状和原因，以及热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做出预测，在最后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热钱人民币升值经济影响

一、热钱定义

热钱(HotMoney)又称“逃避资本”，指在国际信贷中“部分高流动性的资本或异常资金”，在现有浮动汇率制度下，包括跨国公司手中掌握的流动资金及一些暂时闲置或过剩资金，国际银行拥有的短期资金及其外汇、信贷业务资金，各国国际储备资产的保值性运用的一部分资金，各种投资基金及其他专项基金。从热钱的定义可知，热钱的基本特点包括:高流动性；专业化投机性；交易的杠杆性；活动领域的非固定性；低透明性。

二、热钱流入中国的现状分析及影响

1.流入中国热钱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