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范文10篇

一、信源和信宿之间存在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

传播，简单的说，就是指信息的传递。著名的传播学家施拉姆认为，一个传播活动至少包括三个要素：信源、信息和信宿。信息的传递总是在信源和信宿之间进行的。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竹枝词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信源就是创作者，信息就是诗歌文本，信宿就是广大的读者。按照传播学原理，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共通的意义空间，意味着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通的理解；在广义上，共通的意义空间还包括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依中国诗歌体裁之定义，竹枝词乃专咏民间生活琐事之采风诗，亦即竹枝词是具有庶民性格的。竹枝词作为民间歌舞早就在巴蜀民间流传了，但直到唐元和年间由于刘禹锡、白居易肯于汲取养料，向民歌学习，经过再创造成为为歌者配的词，又经长期演变，词逐步脱离歌而成独辟蹊径的新诗体。由此可见，民歌是竹枝词的母体。竹枝词的民歌本源特性要求竹枝词的创作者无论是述风土、纪人情、观时事，都必须走到人民当中去，从民间生活中采集创作的素材、寻求创作的灵感、汲取民间文化的营养。这便决定了竹枝词在传播过程中信源和信宿之间存在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从竹枝词文本来看，竹枝词大都是描写风土人情、山川形胜、社会百业、时尚风俗、历史纪变的，反映内容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且形式上竹枝词具有口语化的特点，并一向有注文的传统，用简明的文字注释诗的内容，使群众看得懂，易理解。这就使得竹枝词的作者和读者在竹枝词文本符号的理解上具有了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从竹枝词的作者构成来看，他们或是姓名不可考的乡野村夫（妇）（佚名、无名氏、晴岚氏等），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直接歌唱和讲述他们的情感、劳作和日常的琐碎生活；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文人，他们熟谙乡邦掌故的风俗人情和社会世态，深悉本乡本土的山川胜迹和百业民情，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了在当地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竹枝词为体，“或抒过眼之繁华，或溯赏心之乐事”，描写和记录他们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或是处于羁旅行役的游子，借竹枝词“借眼前之闻见，抒胸际之牢愁”，抒发相思之苦、羁旅之愁、乡土之思、离情别绪；或是外来的观察者，对异地的风俗充满了好奇，“沿途据所见闻，兼用方言联成绝句，随地理风物以纪游踪”。因此，作者与读者在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上也存在有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

二、文本符号的特殊性

按照传播学原理，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目的是交流意义，即交流精神内容。但是，精神内容本身是无形的，传播者只有借助某种可感知的物质形式，借助于符号才能表现出来，而传播对象也只有凭借这些符号才能理解意义。因此，人与人的之间的传播活动首先表现为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符号化即人们在进行传播之际，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意义）置换成语言、声音、文字或其他形式的符号；而符号解读指的是信息接收者对传来的符号加以阐释、理解其意义的活动。在诗歌传播中，如何编码，写成什么样的诗，是影响传播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中心环节和重要因素。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竹枝词历千年而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本符号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诗歌只有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才是具有生命力的。从竹枝词的起源看，《昭明文选》中有关于巴山调（即民歌竹枝词）广为民间传唱的记载：“客有歌于郡中者，其下始于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这个著名的“下里巴人，千人唱和”的典故，有力地说明了竹枝词一经产生就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而由民歌演变过来的文人竹枝词，与其它诗体比较起来有鲜明的特色：一是易学、易写。竹枝词不拘格律，束缚较少。民歌作者不太懂韵书上的规范，民间竹枝词也多依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声韵。这种不拘格律的现象，从刘禹锡、白居易开始，后人接踵，世代承袭下来。竹枝词的这种特色，给了它广泛流传发展的便利条件。由于格律较自由，束缚较少，作者易于掌握，使竹枝词拥有空前多元化的庞大的创作队伍。二是易懂。竹枝词语言流畅，通俗易懂，重自然、少雕饰。竹枝词是由民歌蜕化出来的，民间的口语、俚语皆可入诗，且极少用典，读起来琅琅上口，雅俗共赏，富有浓厚的乡土风味和生活气息。此外，竹枝词吸收了民歌诗风明快，诙谐风趣的艺术特点。“能以嬉笑代怒骂，以诙谐发郁勃”（颜继祖《秣陵竹枝歌》序）。往往于风趣中见神韵，于诙谐中隐美刺，于俏逗中见真情。古人云：“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竹枝词正是在诙谐风趣之中，化精深入平淡，达到深入浅出的境界。当人们阅读时，直感妙笔生花，常常在诙谐解颐中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竹枝词这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博得历代读者的喜爱，并给予高度评价。竹枝词易学易写和易读易懂的符号特性使得竹枝词作者符号化和读者符号解读的过程畅顺自如，从而最终决定竹枝词能够良好传播效果的取得。

三、包含意义广泛而贴近生活

摘要：竹枝词是以浓郁的乡土气息、突出的地方特色、悠长哀婉的情韵为特征的山歌，最初是以纯民歌的形式存在于民间的。竹枝词在艺术特点上最为突出的是其创作中大量运用了地方方言和地方俚语，在艺术风格上以“怨”见长。竹枝词最终在遭遇贬斥的唐代文人笔下，从鄙俗逐渐走向雅致，走向诗歌的殿堂。

关键词：竹枝词;兴起;流传;艺术风格

在唐代，竹枝词从粗鄙通俗走向了高贵典雅，登上了诗歌文学的殿堂。据北宋文人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的描述，唐朝的文人墨客们创作的竹枝词数量有二十二首，其中一首是由顾况创作而成，两首是由刘禹锡创作而成，四首是由白居易创作而成，四首是由李涉创作而成，两首是由五代时的孙光宪创作而成。《乐府诗集》中所记载的竹枝词和后来《全唐诗》中所引入的完全相同。除此之外，《全唐诗》中还收入了李涉的另外一首竹枝词，加上《尊前集》中皇甫松的六首竹枝词，总共有二十九首。在这二十九首竹枝词之外，考察《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篇》中和“竹枝”相关的诗句时发现，还有四十三首诗歌中含有“竹枝”字样，可见竹枝词在唐代的兴盛程度。竹枝词是以浓郁的乡土气息、突出的地方特色、悠长哀婉的情韵为特征的山歌，中国古代把这种山歌称之为“竹枝歌”“竹枝”“竹歌”“竹枝曲”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成了中国诗歌体裁的一种。

对于竹枝词在民间兴起的时间，现在已难以去做详尽的推敲和考证，但从现在保存的竹枝词的古籍资料来考察，发现盛唐时期在一些地域已经有竹枝词的传唱和流行踪迹。唐五代文学家冯贽在《云仙杂记•竹枝曲》中就写道：“张旭醉后唱竹枝曲，反复必至九回乃止”,可以看出张旭非常熟悉竹枝词，并且在醉酒后反复歌吟。唐代诗人杜甫也在《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嶷二首》（其一）中曰：“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可见竹枝歌已经融入杜甫的诗歌创作当中。张旭和杜甫都是盛唐时期的著名人物，由此可以推断在盛唐时期或者更早的时候竹枝词这种山歌就产生并流传于民间。竹枝词最初是以纯民歌的形式存在的，在长江的上游地区，即四川东部、河北西部流传甚是广泛。从现在保存的古籍资料来看，唐代的开州、夔州、万州、通州、忠州、渝州等地都有着竹枝歌的最初发展印记,因此，这些地区可视作是竹枝词的发源地。在《乐府诗集》的卷八一中，有着“《竹枝》本出巴渝”的记载，据考证，当时的“巴渝”就是今天的四川东部。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的序言中写道:“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

其中的“建平”就是指唐代时的夔州。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以“巴之风俗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则用牲解赛,邪巫击鼓以为淫祀,男女皆唱竹枝歌”来记载开州风俗；以“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为乐”来记载通州巴渠县民俗；以“正月七日,乡市士女渡江南娥眉碛上作鸡子卜,击小鼓,唱竹枝歌”来记载万州风俗。《夔州府志》卷一以“渔樵耕牧,好唱竹枝歌”g来体现四川开县民俗。由以上这些典籍资料可见，竹枝歌在唐代时的传唱、流行区域应该是在今川东一带，此地的大人孩童都会唱竹枝歌，张口便来。在唐代，人们歌唱竹枝歌有很多方式，如在祭祀婚嫁或迎神赛会时，人们配合乐器的节奏以脚击地起舞，集体齐唱竹枝歌。也有个人在伤感或高兴时的随口吟唱，如《云仙杂记•竹枝曲》中所提的张旭即是。再还有领唱与和声伴唱相结合的歌唱方式。

唐代第一位真正意义上进行文人竹枝词创作的是中唐时期的诗人顾况，除顾况外，唐代诗人白居易也在元和十四年作诗歌《竹枝词四首》，但对后世的影响不大。使得竹枝词引起世人瞩目的是中唐诗人刘禹锡，他是创作竹枝词取得成就最高的诗人。刘禹锡被贬为夔州刺史大约是在元和十年左右,此后他有着二十三年的巴渝地区生活经历。刘禹锡在巴渝期间，深入了解了巴渝地区的风俗民情和民间文化，特别是对竹枝歌做了深入研究。后来他尝试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建立在当地竹枝歌的基础之上，引起了其他文人的关注并掀起了竹枝词创作的热潮，竹枝词成了一种单独的文学样式并广泛流传开来。刘禹锡的竹枝词，将巴渝地区的风俗景致一一纳入笔下，如诗歌中出现白帝城、白盐山、昭君坊、瞿塘峡之十二滩、巫峡等。刘禹锡的《竹枝词九首》更是将巴渝人民的生活展示得既形象又生动：第一首描写了在白帝城头唱歌的乡人；第四首描写了深情妇女托船家给漂泊在外的丈夫捎信的情景；第五首描写生活在昭君坊里的女子；第九首描写在江边取水的女子。恰如《旧唐书》中所述：“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

摘要：竹枝词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独树一帜的诗歌样式，历经千年而不衰，创作人数众多，分布空间广泛。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竹枝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信息，其信源（作者）和信宿（读者）之间存在的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信息（文本）符号的特殊性、包含意义广泛而贴近生活及文字媒介的使用是竹枝词在传播过程中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关键。

关键词：竹枝词共通的意义空间符号意义媒介

竹枝词源起“竹枝歌”，本是远古巴渝民间传唱的乡土民歌。后经唐代诗人的采集、剪裁、整理、提炼、加工，将其移植到诗歌殿堂，后成为我国古典诗歌史上一枝不朽的奇葩。竹枝词在步入诗坛到清末大约一千一百年左右时期里，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其创作群体呈现出空前的多元化特征，无论是杜甫、刘禹锡等文学大家还是姓名不可考的乡野村妇都的成为竹枝词创作群体的一员。竹枝词在创作数量上更为突出，据竹枝词研究家们估计，从唐至今，竹枝词至少有十数万首以上，远远超过唐代全部诗歌的总量。竹枝词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我们研究当代传统诗词的改革和发展，无疑是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然而，目前有关竹枝词的研究大都局限于竹枝词的评析欣赏、史料价值和发展历程上。对于竹枝词如何能够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如此广阔的时空传播的探究却不多。当我们把竹枝词及其发展过程置于传播学的视野下，对竹枝词在传播过程中各环节及过程加以整体观照时，我们会发现，竹枝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信息，其文本内容只是传播过程中比较重要的环节之一，除此之外，其信源（作者）、信宿（读者）、文本符号、媒介等主要因素，在竹枝词传播过程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将围绕信源与信宿之间存在的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文本符号的特殊性、包含意义广泛而贴近生活和文字媒介的使用等四个方面，考察竹枝词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原因。

一、信源和信宿之间存在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

传播，简单的说，就是指信息的传递。著名的传播学家施拉姆认为，一个传播活动至少包括三个要素：信源、信息和信宿。信息的传递总是在信源和信宿之间进行的。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竹枝词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信源就是创作者，信息就是诗歌文本，信宿就是广大的读者。按照传播学原理，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共通的意义空间，意味着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通的理解；在广义上，共通的意义空间还包括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依中国诗歌体裁之定义，竹枝词乃专咏民间生活琐事之采风诗，亦即竹枝词是具有庶民性格的。竹枝词作为民间歌舞早就在巴蜀民间流传了，但直到唐元和年间由于刘禹锡、白居易肯于汲取养料，向民歌学习，经过再创造成为为歌者配的词，又经长期演变，词逐步脱离歌而成独辟蹊径的新诗体。由此可见，民歌是竹枝词的母体。竹枝词的民歌本源特性要求竹枝词的创作者无论是述风土、纪人情、观时事，都必须走到人民当中去，从民间生活中采集创作的素材、寻求创作的灵感、汲取民间文化的营养。这便决定了竹枝词在传播过程中信源和信宿之间存在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从竹枝词文本来看，竹枝词大都是描写风土人情、山川形胜、社会百业、时尚风俗、历史纪变的，反映内容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且形式上竹枝词具有口语化的特点，并一向有注文的传统，用简明的文字注释诗的内容，使群众看得懂，易理解。这就使得竹枝词的作者和读者在竹枝词文本符号的理解上具有了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从竹枝词的作者构成来看，他们或是姓名不可考的乡野村夫（妇）（佚名、无名氏、晴岚氏等），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直接歌唱和讲述他们的情感、劳作和日常的琐碎生活；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文人，他们熟谙乡邦掌故的风俗人情和社会世态，深悉本乡本土的山川胜迹和百业民情，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了在当地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竹枝词为体，“或抒过眼之繁华，或溯赏心之乐事”，描写和记录他们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或是处于羁旅行役的游子，借竹枝词“借眼前之闻见，抒胸际之牢愁”，抒发相思之苦、羁旅之愁、乡土之思、离情别绪；或是外来的观察者，对异地的风俗充满了好奇，“沿途据所见闻，兼用方言联成绝句，随地理风物以纪游踪”。因此，作者与读者在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上也存在有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

关键词：廖燕竹枝词诗歌风格

摘要：清初韶州诗人廖燕的竹枝词活泼明快、朴实自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风貌，这对于了解清初岭南地区的风俗民情和竹枝词的流传情况多有助益，通过对他的竹枝词的内容和艺术特点的分析，可以揭示廖燕诗歌自觉向民歌学习、诗歌风格中质朴自然的艺术渊源。

竹枝词，最初为广泛流传于四川东部及湖北西部沿江一带，古称“竹枝”、“竹枝子”、“竹枝歌”、“竹枝曲”和“巴渝曲”，是一种为下层民众所喜爱的歌曲形式。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一云：“竹枝词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里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刘禹锡在建平(今夔州地区一带)做官时，经常到乡中观看百姓用鼓、笛伴奏，边跳边唱竹枝词的游乐活动，且还学会了演唱。自居易《忆梦得诗》云：“几时红烛下，听唱‘竹枝词’。”自注：“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竹枝词始于何时今已难考。据前人的记载与推测，其源当在唐代以前。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十九“中唐”指出：“梦得七言绝有《竹枝词》，其源出于六朝《子夜》等歌……”清人王文浩《苏诗编注集成》卷一注《竹枝歌》中云：“自唐以前已有之，故方密之以为起于晋也。”自居易《听芦管》诗云：“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又据冯贽《云仙杂记》：“张旭醉后唱《竹枝曲》，反复必至九回乃止。”可见此种民歌在盛唐时已流行，起源必在此前。

唐朝诗人的诗作中已屡屡提到竹枝词。如中唐诗人顾况《子春思归，有唱“竹枝”歌者，坐中下泪》有“渺渺春生楚水波，楚人齐唱‘竹枝’歌”。稍晚的张籍《送枝江刘名府》有“向南渐渐云山好，一路唯闻唱‘竹枝’。自居易《竹枝词》有：“‘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暗鸟一时啼。”都提及竹枝词在中唐民间流行的盛况，也表明文人对竹枝词的关注，并开始了对这种新型诗体的借鉴和尝试。而郭茂倩更把唐代顾况视为写作竹枝词的第一人。顾况《竹枝词》日：“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民间的竹枝词多为“歌咏风土之作，而中间杂以男女狎亵之语”，而顾况所作，其词较雅，且多用典，已显示出鲜明的文人色彩。文人竹枝词既基于诗人的主体意识活动，即所谓“感于事，动于隋”，又汲取了民歌刚健清新、委婉含蓄、通俗明快的风格，从而显示出华美、隽永、流畅的气韵。可以说，文人竹枝词与民间“竹枝”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是继承，又有升华。关于文人竹枝词的首创者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竹枝词从民间转化为文人的有意创作，是许多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竹枝词的体式有七言二句、七言四句、五言四句三种类型。其中最主要的是七言四句体，类似于古典诗词的七言绝句，但韵律并不严格，语词讲求明决流畅，内容以记述风土习俗为主。文人创作的竹枝词，无论构思立意、词句锤炼还是音韵修饰，都很注意从民歌中汲取营养，同时也滤掉了其中粗鄙芜杂的残渣，从而使其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提高，以至升华，成为一种吟咏山水风光、民俗风情的诗体。元代以后直至明清，一直在文人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创作数量蔚为壮观。

清初韶州诗人廖燕的《二十七松堂集》卷十“七绝”类内有《曲江竹枝词》十三首，《羊城竹枝词》六首，《珠江杂诗》三首，《渔家竹枝词》三首，此外《羊城歌》和《渔家曲》各一首，“七古”类中《曲江曲》一首，虽未冠名竹枝词，但显然也属此体。这样，廖燕《二十七松堂集》中的竹枝词有二十八首，在清代诗人中是此类体裁创作较多的一位。雷梦水主编的《中华竹枝词》选录唐代以来作品两万余首，而廖燕之作却一篇未收，实在是一种缺陷。廖燕的竹枝词写得活泼明快，朴实自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风貌，对于了解清初岭南地区的风俗民情和竹枝词的流传情况多有助益，此外，还可借此了解廖燕诗歌自觉向民歌学习、诗歌风格朴质自然的艺术渊源。

词出于六朝时代的南方民歌[1]，吴声与西曲正是南方民歌的主要部分。所谓吴声与西曲，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四言“《晋书•乐志》曰，‘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於此也”[2]。又卷四七引《古今乐录》曰“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3]。吴声歌曲产生于吴地，以当时的京城建业为中心地区；西曲产生于长江流域中部和汉水流域，以江陵为中心地区[4]。西曲的产生晚于吴声但受其影响很深，体制风格大致与吴声相同，后世遂将二者并称为吴声西曲。吴声西曲多反映市民阶层的城市生活，其中以表现男女情爱的作品居多。六朝上层阶级嗜好声乐，故而采撷吴声西曲进入官家乐府且大量仿作，使之日益发展完善并成为了社会娱乐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词之初起，亦出于民间[5]，民间词作被统治者采入宫廷教坊不断加工改进，文人的大量创作最终完成了词体文学的建构定型，令其风行于世。词体文学与吴声西曲有着相似的发展背景，故而就制法、形式、内容等层面而言，词体文学接受吴声西曲的影响是有先天因素的。兹分论之。

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指出了辞与乐结合的两种方式：“由乐以定词”与“选词以配乐”。“选词以配乐”是先有歌辞，然后给歌辞谱上合适的曲调。“由乐以定词”则“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先有乐曲，然后依照乐曲的声调配以歌词，其创作上“截然与诗两途”的“排比声谱填词”，是词体文学创制的规范，也是诗与词的一个基本差别[6]。《乐府诗集》卷四七引《古今乐录》言西曲歌有“倚歌”十五曲，为《青阳度》、《女儿子》、《来罗》、《夜黄》、《夜度娘》、《长松标》、《双行缠》、《黄督》、《黄缨》、《平西乐》、《攀杨枝》、《寻阳乐》、《白附鸠》、《拔蒲》、《作蚕丝》。“舞曲兼倚歌”二曲，为《孟珠》和《翳乐》[7]。关于“倚歌”，《古今乐录》言，“凡倚歌，悉用铃鼓，无弦有吹”[8]，指出了倚歌在乐器选用上有竹无丝的独特之处。除乐器的使用之外，“倚歌”还具有创制手法层面的涵义。《西京杂记》载“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9]。《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文帝曾行幸霸陵，“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凄怆悲怀”[10]，颜师古注：“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以歌合曲，即是词体文学创制上的由乐以定词。“倚歌”有歌而无舞，“舞曲兼倚歌”则歌舞兼备。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新乐府辞》部，专辟“乐府倚曲”一节，其中收录了温庭筠的乐府倚曲32首[11]，这32首作品均是以曲、谣、歌、行、词命名，元稹《乐府古题序》云“《诗》迄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氓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也”[12]，指出了这些作品的创作方式是由乐以定词，亦佐证“倚歌”为“排比声谱填词”，即词体文学的创制之法。西曲创作中对此类手法的使用为词体文学的创制做出了尝试性的探索。早在中唐时期，词体文学的创制就已经不再是偶发性的，文人开始呈现出自觉创作的趋向。白居易有《杨柳枝》，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三》记《杨柳枝》为“白居易洛中所制也”[13]，《乐府杂录》记“白傅闲居洛邑时作，后入教坊”[14]。《碧鸡漫志》记白氏“又作杨柳枝二十韵云：‘乐童翻怨调，才子与妍词。’注云：‘洛下新声也。’刘梦得亦云：‘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盖后来始变新声，而所谓乐天作《杨柳枝》者，称其别创词也。”[15]所谓新声《杨柳枝》，即为词调，而其或源于乐府古题《折杨柳》。郭茂倩《乐府诗集》“横吹曲辞”部《乐府解题》谈到“汉横吹曲……魏、晋以来唯传十曲……七曰《折杨柳》……”[16]。南北朝时期，汉代的横吹曲已不适合配当时的新乐而唱，故文人拟做的汉横吹曲大量出现，这些曲子在《乐府诗集》中被称作“梁鼓角横吹曲”，而正如胡震亨所言“梁陈后拟者皆作闺人思远戍之辞”，这些词作的内容不局限于本来的军乐，而是扩大到男女相思[17]。西曲“倚歌”中有《攀杨枝》，《乐府诗集》引《乐苑》言：“《攀杨枝》，梁时作。”辞存一首，“自从别君来，不复著绫罗。画眉不注口，施朱当奈何?”“攀”与“折”同义，敦煌曲子词中有《菩萨蛮》“，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18]可为佐证。《攀杨枝》内容上描写的是候人女子哀怨的心态，形式上为五言，创制手法同新声《杨柳枝》，或为其先声。此外，白居易有《忆江南》组词三首，刘禹锡有《忆江南》词，标云“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依曲拍为句”表明刘氏是依曲而制词。刘禹锡另有《竹枝词》，序言“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宁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奥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俚，乃写为《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作亦《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郭茂倩《乐府诗集》云“《竹枝》本出於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19]可见刘禹锡“《竹枝》新辞九章”的创作之法亦是由乐以定词。“‘竹枝歌’是有地区性的民歌”，“七言四句的民歌往往用拗体……刘禹锡这九首也都用拗体，而不用绝句正格。”[20]刘序引中所讲“激讦如吴声”，亦指出了《竹枝词》与吴声的渊源关系。同时，谐音双关是吴声西曲的一个突出特点，如以“丝”双关“思”，以“莲”双关“怜”，以“衔悲”双关“含悲”等。刘禹锡有《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其中“晴”双关“情”，刘词此法的采用，显示出学习与接受吴歌的痕迹。

吴声西曲形式上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其有送和声，“和送之声（除掉借用他曲的送声），最初是渊源于民间的谣曲的……吴声《阿子歌》的‘阿子闻’、‘阿子汝闻不’，西曲《石城乐》、《莫愁乐》的‘妾莫愁’，《襄阳乐》的‘襄阳来夜乐’，便是它们最原始的形态。它们的特质，有最显著的二点：第一，其句法比较参差多变化，能增加歌词句调上的繁复性；第二，因为由许多人和歌，能增加歌词音调上的强烈性。由于这两大优点，和送声在曲调中就显得非常突出，也可以说，它们构成了曲子的主要声调。”[21]不仅如此，《通典•乐典》记“《阿子》、《欢闻歌》者，晋穆帝升平初，童子辈或歌于道，歌毕，辄呼‘阿子汝闻否’，又呼‘欢闻否’，以为送声，后人演其声以为此二曲”[22]。送和声的使用亦或成为词体文学转变为长短句的一个前提。在论述词体文学产生时，有一种屡受质疑却仍然无法彻底否定的说法，即“和声说”一类，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曰：“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中之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四○言：“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23]“像《宋书》所著录的《阿子歌》、《黄昙子曲》，也仅是它们的和送之声，而从民谣演成的乐曲，主要也就是指根据、利用其和送之声而言。”[24]诗歌整齐的形式渐渐不适合配新兴的音乐，于是在演奏时，就把无歌辞之处填以虚字，这类虚字渐渐演化为实字，长短句于是形成。在词体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确有一部分词调依照此法而演进。王灼言：“今黄钟商有《杨柳枝》曲，仍是七言四句，诗与刘白及五代诸子所制并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时和声，如《竹枝》、《渔父》今皆有和声也。”[25]任二北言《杨柳枝》：“盛唐以前，贺知章等早已有作，即称《杨柳枝》。中唐白居易翻为新声……但……未加辞……晚唐裴诚与温庭筠所做……称‘新添声杨柳枝’……声虽云‘添’，而辞仍作七言四句，显然有宋人所谓‘虚声’者存在……至五代，始就晚唐所添之声，添辞以填实之。”[26]《词律》收温庭筠的《杨柳枝》均为二十八字体，形式上仍旧是七言绝句的结构。另有朱敦儒的四十四字体，为双调长短句：“江南岸，柳枝；江北岸，柳枝；折送行人无尽时。恨分离，柳枝。酒一杯，柳枝；泪双垂，柳枝；君到长安百事违。几时归？柳枝。”乃有和声。《词谱》亦收贺铸的四十字体：“蜀锦尘香生袜罗。小婆娑。个人无赖动人多。见横波。楼角云开风卷幕，月侵河。纤纤持酒艳声歌。奈情何。”此作中和声已被填为实字，王奕清称此转换的调式为《添声杨柳枝》[27]。除《杨柳枝》外，与和声相关的词调还有很多，《花间集》中收孙光宪的《竹枝》二首，其一云：“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尊前集》中收皇甫松的《竹枝》六首，每首只有两句，其一云：“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连女儿。花侵隔子竹枝眼望穿女儿。”刘禹锡作《竹枝》“盛于贞元、元和之间”[28]，但其实在早刘禹锡五十年前，“顾况已有咏竹枝之《竹枝曲》……唐冯贽《云仙杂记》四谓‘张旭醉后唱竹枝曲，反复必至九回乃止。’足见在盛唐以前，即已有之，当为《竹枝子》之所本也。”[29]“唐皇甫松有《竹枝词》六首，均以竹枝、女儿为和声……《竹枝词》一名《巴渝词》，与《巴东谣》产地相同；皇甫松《竹枝词》的和声，必定渊源于《女儿子》无疑。”[30]而《女儿子》为西曲倚歌中的一曲，可见《竹枝词》与西曲之渊源。《杨柳枝》、《竹枝子》承吴声西曲而新变，由民间进入教坊，转化为词调，获得了新生。孟郊《教坊歌儿》所描写的“去年西京寺，众伶集讲筵。能嘶竹枝词，供养绳床禅。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指出了《竹枝词》流行的盛况。而“即是排除《柳枝》、《添声杨柳枝》《折杨柳》等调名下的传词不计，（《杨柳枝》，引者加）拥有的存至今天的歌辞总数，亦达到了九十一首。”[31]任二北认为经由声诗一环过渡而成的词调，在唐五代词调中约占十分之一。因此唐五代词调呈现出“以小令为主，齐言、杂言并存”的情况[32]。

《乐府诗集》卷六一引《宋书•乐志》言：“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返，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33]《南齐书•萧惠基传》言：“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34]所谓的“艳曲”与“郑、卫”，即指吴声西曲。南朝时，雅乐的曲、辞已经不能满足统治者声色的需要，南方新声歌曲尤其是清丽缠绵的爱情作品渐渐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齐东昏侯萧宝卷酷喜俗乐，曾“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供太乐主衣杂费”，梁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妓各一部，并华少赉（徐）勉”[35]。由于统治阶层的喜好，原本多情的江南民歌中的情歌类更为发达，统治者也经常进行采集、润色与拟作，使得吴声西曲风靡于世，在艺术形式与表现上亦趋精致。吴声西曲这种自下而上由民间文学过渡到宫廷文学进而自上而下又流行于世俗的经历也正是词体文学发展的脉络。欧阳炯《花间集序》中谈到了词体文学得以发展的社会背景，“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绮宴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饶之态”[36]，这部诗客曲子词《花间集》编写的目的是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即摒弃了“言之不文”、“秀而不实”的通俗歌辞，使民间文学渐渐走入正统文人雅文学的殿堂。而为了满足统治者和整个社会追求欢娱的心理需求，此类音乐文学内容上往往偏于男女相思恋情，虽亦有别调，但终究难掩情爱主流，在发展的过程中，风格趋向于香软缠绵，甚至失掉了作品本色。鲁迅曾讲：“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37]曲辞初创期文题大都相合，后渐渐相互脱离，失之本意。《乐府诗集》卷四四引《宋书•乐志》曰：“《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晋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时，豫章侨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亦是太元中，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又引《乐府解题》说：“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皆曲之变也。”[38]又如《丁督护歌》，《宋书•乐志》记其本事：“《督护歌》，彭城内史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宋高祖使府内直督护丁旿收敛殡霾之。逵之妻，高祖长女也。呼旿至阁下，自问敛送之事。每问，辄叹息曰：‘丁督护！’其声哀切，后人因其声广其曲焉。”[39]但“从现存的歌辞看，歌辞内容与本事不相符合……无哀切之音。”[40]为获得生命力，曲辞当随社会的需要而不断变化，吴声西曲的这种演进策略为词体文学所吸取借鉴。如温庭筠有《定西番》三首，《定西番》是唐教坊曲，后转换为词调，最初当是军中歌谣，反映的是边境战争的情况。温词三首中其一“汉使昔年离别，攀弱柳，折寒梅，上高台。千里玉关春雪，雁来人不来。羌笛一声愁绝，月徘徊”，其三“细雨晓莺春晚，人似玉，柳如眉，正相思。罗幕翠帘初卷，镜中花一枝。肠断塞门消息，雁来希”，内容上与调名是相关联的，但是其二“海燕欲飞调羽，萱草绿，杏花红，隔帘栊。双鬓翠霞金缕，一枝春艳浓。楼上月明三五，琐窗中”，虽言女子候人而不归的惆怅，但同调名的关联已经不大，风格上更倾向于社会上流行的离人相思类作品，显露出题与辞相分离的趋势。同时，吴声西曲多四句一曲，一曲下若干首，如吴声中《子夜歌》有四十二首，《子夜四时歌》有七十五首，《华山畿》有二十五首，均属同题创作。其中《子夜四时歌》有《春歌》二十首，《夏歌》二十首，《秋歌》十八首，《冬歌》十七首，从整体上可看成大的联章。后李白有仿作《子夜吴歌》，共四首，分咏春、夏、秋、冬四季，仍是歌咏同一类题材，亦属联章。联章的形式在词体文学初兴之际亦常常出现，如和凝《江城子》五首：初夜含娇入洞房，理残妆，柳眉长。翡翠屏中，亲爇玉炉香。整顿金钿呼小玉，排红烛，待潘郎。竹里风生月上门，理秦筝，对云屏。轻拨朱弦，恐乱马嘶声。含恨含娇独自语，今夜月，太迟生。斗转星移玉漏频，已三更，对栖莺。历历花间，似有马蹄声。含笑整衣开绣户，斜敛手，下阶迎。迎得郎来入绣闱，语相思，连理枝。鬓乱钗垂，梳堕印山眉。娅姹含情娇不语，纤玉手，抚郎衣。帐里鸳鸯交颈情，恨鸡声，天已明。愁见街前，还是说归程。临上马时期后会，待梅绽，月初生。欧阳炯《贺明朝》两首：忆昔花间初识面，红袖半遮妆脸。轻转石榴裙带，故将纤纤玉指，偷拈双凤金线。碧梧桐锁深深院，谁料得两情，何日教缱绻。羡春来双燕，飞到玉楼，朝暮相见。忆昔花间相见后，只凭纤手，暗抛红豆。人前不解，巧传心事，别来依旧，孤负春昼。碧罗衣上蹙金绣，睹对对鸳鸯，空裛泪痕透。想韶颜非久，终是为伊，只恁偷瘦。

以上所引令词构成明显之联章，讲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爱情小故事，不过有时同调组词之间是否构成联章不易判断，如温庭筠的14首《菩萨蛮》“是否有组织有寓托自成首尾之联章体，自清代张惠言以来，学者看法不一”[41]。但随着词体文学自身的完善，联章现象渐渐消褪，与吴声西曲间呈现出一种批判性承续的轨迹。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的成熟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词体文学的发展亦如此，其并非经中唐文人的偶一尝试就迅速进入了晚唐五代的繁荣阶段，前代文学如吴声西曲中若干作品在创制方法、形式、结构、内容上所作出的种种探索已为词体文学的兴起积累了一定可供借鉴的经验。词体文学正是在吸收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终成为后世可与诗歌相提并论的文学样式，在中国文学史上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城市广场是城市民众、交往、娱乐的公共活动场所，是为满足城市社会生活需要应运而生的一个开敞的活动空间，承载着当地的城市生活，代表了城市形象。随着景观建设工作的快速发展，各个城市的广场建设也越发趋同。基本都是中心雕塑，大面积硬质铺装与景观植物的组合，没有结合当地的地域文化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使得城市广场设计千篇一律，地域文化逐渐被同化。城市广场设计应当以当地的地域文化为托化，用现代的设计手法对当地的地理特征、历史文化、特色建筑方面、材料、组合图案、装饰纹样、城市的彩色等进行分解、抽象和重构，创造出蕴含了地域文化的可识别性的城市广场。

一、城市背景与场地现状

五峰县位于“鄂西生态文化圈”南部，属于恩施土家风情旅游板块。五峰县作为我国土家族自治县，具有深厚的土家文化的人文底蕴，并拥有独厚的千年茶文化是其最著名的历史特色。这里民风淳朴、人杰地灵，是一座文化的宝库。民间歌谣、故事、传说、谚语原汁原味，有百里幽峡国家4A级风景区“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河森林公园”等优质旅游资源。五峰县老城区缺乏使人印象深刻的空间秩序感。通过新城区局部合理规划，有助于未来形成比较完善的线型城市空间序列，而行政中心区域正位于这一序列的中部。“城市之声”民族广场位于五峰行政中心景观结构中，建筑群围合形成的南北轴线南端约3.4万平方米的地块上。在行政中心整体规划的基础上，完成区域南端广场景观设计，使之成为人们活动、集合、停留、交流、休憩的景观核心。

二、设计意向

城市广场既是一个城市的形象，同时也是供市民观赏、娱乐的一个公共空间。城市之声”民族广场作为政府的形象工程，在设计时需要根植于伟大的民俗历史和自然遗产的基础之上，深入挖掘和研究当地的土家文化，并将它融入到景观设计中，是城市广场设计既富有时代特点也具有民族特色。

1.融合深厚的民俗文化

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同一个七夕节，全国各地的节日活动内容也各不相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色。这里略加阐述各地区的活动。

在江苏嘉兴塘汇乡古窦泾村，有七夕香桥会。每年七夕，人们都赶来参与，搭制香桥。所谓香桥，是用各种粗长的裹头香（以纸包着的线香）搭成的长约四五米、宽约半米的桥梁，装上栏杆，于栏杆上扎上五色线制成的花装饰。入夜，人们祭祀双星，乞求福祥，然后将香桥焚化，象征着双星已走过香桥，欢喜地相会。这香桥，是由传说中的鹊桥传说衍化而来。

在胶东地区，多于七夕拜七姐神。年轻妇女穿上新装，欢聚一堂，于庭中盟结七姐妹，口唱歌谣：“天皇皇，地皇皇，俺请七姐姐下天堂。不图你针，不图你线，光学你七十二样好手段。”不少地方还制作“巧花”，少女们用面粉制牡丹、莲、梅、兰、菊等带花的饼馍食品（或称巧果），还有巧菜，即于酒盅中培育麦芽（此即宋代的“种生”），用巧果、巧菜来祭祀织女。

在陕西，七夕夜女孩子们则要用稻草扎成个一米多高的“巧姑”之形（又叫巧娘娘，即织女），并让她穿上女孩子的绿袄红裙，坐在庭院里；女孩子们供上瓜果，并端出事先种好的豆芽、葱芽（即“种生”，妇女们称巧芽芽），剪下一截，入扩一碗清水中，浮在水面上，看月下的芽影，以占卜巧拙；并穿针引线，竞争快慢；举行剪窗花比赛，以争智巧。

在福建，妇女、女孩子们摆设香炉和各式祭品：茶、酒，花瓶中插花，还有五子（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和织女用的脂粉。祭拜双星后，即把献给织女的脂粉分成两半，一半投向屋顶给织女，一半自己梳妆美容。相传与织女共用脂粉，可使自己的美丽容貌保持不衰。而五子的摆设，寓有求生育之意。妇女们并吃茶食瓜果，玩乞巧游戏。

在广东，最重视七夕节的是清代、民国年间，并流传有许许多多有趣的风习。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即已记载了清初“七娘会”的盛况，民国年间，并流传有许许多多有趣的风习。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即已记载了清初“七娘会”的盛况，民间多称“拜七姐”。据参加过民国年间的“拜七姐”活动的老人回忆，广州西关一带，尤为盛行“拜七姐”。活动一般是在少女少妇中进行（男子与老年妇女只能在一旁观看，并行礼祭拜而已），预先由要好的十数名姐妹组织起来准备“拜七姐”，在六月份便要将一些稻谷、麦粒、绿豆等浸在瓷碗里，让它们发芽。临近七夕就更加忙碌，要凑起一些钱，请家里人帮忙，用竹篾纸扎糊起一座鹊桥并且制作各种各样的精美手工艺品。到七夕之夜，便在厅堂中摆设八仙桌，系上刺绣台围（桌裙），摆上各种精彩纷呈的花果制品及女红巧物，大显女儿们的巧艺。有用剪纸红花带围着的谷秧、豆芽盘，盘中点着油灯，灯光透出彩画薄纸灯罩，艳彩夺目；有精心布置的插花，幽香四溢的白兰、茉莉、素馨及其他鲜花插在铜瓷花瓶里；有茶匙般大的荷、玫瑰、夜合、山茶插在小盆中，一朵真的配一朵假的；还有把苹果桃柿等生果切削拼叠成各种鸟兽等形状的果盘；寸许长的绣花衣裙鞋袜及花木屐；用金银彩线织绣的小罗帐、被单、帘幔、桌裙；指甲大小的扇子、手帕；用小木板敷土种豆粟苗配细木砌的亭台楼阁，总之是越细致越显得巧。又用米粒、芝麻、灯草芯、彩纸制成各种形式的塔楼、桌椅、瓶炉、花果、文房四宝及各种花纹和文字的麻豆砌成的供品；还挂一盏盏的玻璃或彩纸的花灯、宫灯及柚皮、蛋壳灯（上雕山水花鸟图案），动物形灯。最惹人爱的，是女儿们用彩绸扎制的精美的雏偶，即布娃娃。雏偶有牛郎、织女及一对小儿女的形象，一般放于上层，下边是吹萧弹琴舞蹈的小儿形象，庆贺双星相会之意。还有“西厢”、“红楼”、“杨门女将”等成套的戏剧人物形象（也与瓷塑雏偶，是家长买给小儿女作节日礼物的）。另外，当然也少不了陈列化妆用品，如小胭脂盒、镜、彩梳、绒花、脂粉等，既供织女使用，也供女儿们自用。还有蜡制瓜果、小动物等。此外就是甜咸点心、茶、酒、瓜子、花生等食物，必不可少的是烛台、香炉、插上香烛，并用最好的檀香点燃。

民歌,意大利语为“Folksong”,是指民间流传的富有地方色彩的歌曲。它们大多经口头传唱,并无正规严格的乐谱,词曲作者也往往不知姓氏。民歌通俗上口,旋律优美流畅,演唱时常常无伴奏或仅用一两件简单乐器伴奏。其内容广泛,包括宗教、爱情、战争、饮酒、娱乐、风俗、习惯、歌颂、讽刺、工作、催眠、事物、景物等等。

世界各国都有自己优秀的民歌,如意大利民歌《重归苏莲托》、德国民歌《小鸟飞来了》、奥地利民歌《野玫瑰》等。

三种唱法也都演唱民歌,如美声唱法就演唱《重归苏莲托》;通俗唱法本身,就以演唱流行歌曲见长,而“流行歌曲”之所以叫做“流行”(或曰“通俗”),就自然带有一定的民间性,所以通俗唱法演唱民歌者,也屡见不鲜。

民歌,对于民族唱法来说,意义就更为重大。为此,本文结合笔者个人民族唱法的演唱实践,就我国民歌的艺术成就问题发表几点浅见,以求教于专家和同行。

一、悠久的历史

我国民歌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民歌,传说伏羲时有“网罟之歌”、神农时有“扶犁之歌”,都反映了民歌与劳动的密切关系。传说大禹治水时,他的情人为他唱了一首情歌,歌词只有一句:“候人猗兮……”这是我国最早的情歌和“南音”。

除夕的夜饭，既是一年辛苦忙碌、辞别旧岁的重要时刻，又是具有祈望将来，迎接新年的特殊意义，当全家老少合欢团聚，共进年夜饭的时候，其乐融融，洋洋得意，自不必细说。在上海的风俗中，年夜饭这顿丰宴，同样很隆重。席面上鱼肉珍馐，花色繁多。糖腊银丝芥和炒塌科菜，那是上海地区的特产，年夜饭除了鱼肉海味，要算这种特色风味菜最为引人胃纳了。

年夜饭的莱肴，上海人很讲究好名堂。有钱人家吃鱼吃肉，“年年有余”；还吃那种读来和“发财”谐音的发莱。一般人家年夜饭席上，发芽豆和黄豆芽总是有的，因为这象征着升和发，十分吉祥如意。果类中的柑子，是除夕不可缺少的食物，俗语说：“除夕吃红柑，一年四季保平安。”还要吃些芋头即芋艿，上海人有谚语说是：“除夕吃芋头；一年四季不犯愁。”另外，吃豌豆，因为豌豆又名安乐菜，和长生果之类，同样都是很吉利的名称。至于上海旧俗说是除夕吃饭时不宜淘汤，传为淘了汤吃饭的话，第二年外出办事或旅行，会要遭到雨淋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了。

除夕之夜的吃，在年夜饭之后，饭莱虽撤去，但守岁酒和果品之类却是一直要吃到第二年的。关于守岁酒，唐人诗中有首《守岁》，有说是唐太宗李世民所作，有说为董思恭所作，暂不管作者是谁，那诗表达了一年又将伊始的辞旧迎新之情，则无疑的：“岁阴穷暮纪，献节启新芳。冬尽今宵促，年开明日长。冰消出镜水，梅散入风香。对此欢终宴，倾壶待曙光。”

守岁酒相陪伴的是旧时上海守岁的风俗。吃过年夜饭后，不能睡觉，大人小孩都要守岁。过去传说是老天爷在此夜会打开天门，将金银财宝撒往人间。其实，这反映了人们希望能过富裕生活的心理。同时，守岁的习俗作为对于劳累了一年的慰藉，和更新明年计划的奠基，也是满有意义的。

守岁，上海人家家点起红蜡烛，香炉里插着一大把香。等到烛与香燃毕之时，也就已经会是五更鸡啼了。人们挫在守岁桌旁，看大红蜡烛的烛芯结出各种模样，名之为“如意”等吉祥的称呼，表示对年岁的况贺。小孩则有所谓“提灯会”，拿着各色兔子灯和点燃的小蜡烛，跑来跑去地玩。各家守岁时于屋中高燃的银烛，名为“守岁烛”。守岁烛在各处各屋都须普遍点燃，过去上海人叫这为“照虚耗”。在农村里，除夕还在田间点亮烛炬，或者用长竹竿缚着稻草燃照田地，这称做“照田蚕”。至于穷苦农妇，除夕还在忙忙碌碌地做着家务或生计。正如有首竹枝词所写到的：“锣鼓年除夜闹街，照田蚕烛列村排。抱儿有个贫家妇，此夕还忙手做鞋。”

旧俗在除夕子夜时分，上海人各家要“接灶君”。接灶就是把灶神从天上接回家来。届时，家里男主人换衣服，上供物，焚香燃烛于灶前，祭祀仪有如送灶日那样。接灶完毕，家中主人亲自关上大门，门上贴有“封门大吉”的红纸。这时实际上已是年夜结束了。家中小孩老人有上床稍睡休息的，此外大多数人都是守岁终夜达旦的，至多是坐在守岁桌旁打个盹而已。当然，事实上由于年夜饭吃得迟，加上心绪激动，守岁之时并不会觉得很长，有吃有喝，有说有笑的，更不会感到有什么寂寞的。“封门大吉”之后，待到拂晓鸡鸣时，换贴“开门大吉”红纸，家家赶紧燃放起爆竹，“蓬啪！”“劈里啪刺，劈里啪刺……”响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宣告新的一年开始了！

【摘要】海安花鼓来源于当地渔民的日常劳动，与人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充分体现了海安人民的精神文化，是海安人民智慧的结晶，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本文通过分析海安地区的海洋文化、民俗文化对花鼓表演形态、唱词形态等方面的影响，进而探讨花鼓形成的内因及文化功能。

【关键词】渔捞文化；民俗文化；文化功能

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海安花鼓作为一种民间表演艺术，是海安人民世世代代以来积淀的精神财富，它的产生与发展与当地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等有莫大的联系，清代同治时期的《海陵竹枝词》中就有写道:“村部平安时作会，觋巫歌舞历年年，敲镇伐鼓都卢语，聒得居人夜不眠。”[1]诗中对海安花鼓表演的描写极为生动，展现了海安花鼓表演时的热闹场景及表演功能。“觋巫歌舞历年年”非常清楚地描写了海安花鼓表演一直在节庆民俗中发挥着娱神娱人的重要作用，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海洋文化对海安花鼓的影响

（一）海洋文化对花鼓表演的影响。海洋文化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由此可知，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人类的不同生产方式，海安人民自古以来的生产方式都是“靠海吃海，以海养人”，这种生产方式也就构成了当地海洋文化的重要内容。海安人民自古以捕渔为生，形成了围绕出海捕鱼的渔捞文化，这种生产方式就决定了艺术形态的特点。以海安花鼓表演中的人物角色为例进行分析，花鼓表演的主要角色有“红娘子”“上手”“丑”等，“红娘子”的动作特点是“颔首”、摇肩、展臂、舒腕”，通过分析这些动作形态就会发现，这与当地女子穿梭织网的姿态非常吻合。“摇肩、展臂”这些基本动作都是女子在划网时的律动，一代代海安人民通过提炼这些基本的生活动作，进而将这种动作形象融入到民间舞蹈之中。花鼓表演中的“翘粮船”“翘荷花”同样具有非常明显的渔捞文化特点。在“翘粮船”表演中，花鼓手肩上各扛一名旦角，两两为一组相互牵手围圆，红娘子围在其中，多穿插行进过场或进行队形流动。女旦在肩上轮流做下腰动作，或上或下，远远望去此起彼伏，好似水中行船，很好地形成了“翘粮船”的动作意象，“水中行船“的动作意象也体现了当地渔捞文化的特点。（二）海洋文化对花鼓唱词的影响。海安花鼓原以说唱为主，歌舞部分主要集中在“闹场子”表演中，说唱表演主要集中在“杂戏”表演中，表演内容有当地小戏、有人物表演、有台词、有杂技等，但经过长时间的流变，“杂戏”部分的表演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发生流变或已经遗失。在现今的花鼓表演内容中，说唱内容主要集中在“头唱”部分，主要由“红娘子”“上手”“丑”等主要角色表演伴舞伴唱，音乐多以民间小调为主，如《花鼓调》《穿心调》等，唱词内容多为歌颂古代英雄事迹和四季花卉等美好事物为主，如“花鼓唱起一条声，国富民泰出忠臣。刘公平寇安天下，三世难报子成恩”[2]；后又增加了表现男女爱情故事内容，可以看出唱词的表演内容表现较为丰富，贴近海安人民生活，与当地人民的生产劳动联系紧密。海安花鼓最早流传于海安角斜海边一带，这里的人们多以打渔为生，人们提取日常生活动作加入花鼓表演，慢慢地花鼓表演内容也就与渔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了。每次在出海前当地人民都会组织大型的演出活动，海安花鼓表演就会在祭祀中扮演娱乐神灵、沟通神灵的重要作用，以祈求出海平安、来年丰收，多有安神之意。在“祭海”活动中，花鼓唱词搭配优美的“花鼓调”，曲调悠扬，唱词立意明显，通过花鼓艺人的演唱表演与动作表现，完美地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柔美线条。在“祭海”时，唱词内容多为祈福用语，保佑出海的渔民平安归来。花鼓表演在不同的节庆中表演形式及内容也有不同，唱词内容会根据节日的主题有所变化，花鼓艺人也会根据现场氛围进行即兴“说唱”，唱词多以歌唱美好生活与事物为主。

二、民俗文化对海安花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