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范文10篇

提要：本文辨析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在红军中的任职履历，探讨所任职官的性质、含义和历次升迁的背景。其中，“九夫”之长乃牌头，“镇抚”乃“朱镇抚”来源，升“总管”在招降义军之后，“翼元帅”乃“左副”都元帅之兼任，“同佥”乃节制翼元帅之任，帐前都司隶属行省从而隶属“平章”，有“丞相”无“丞相同佥”，“吴国公”乃封爵而非高官，有“中书右丞相”之任，“吴王”登极前两月即以皇帝自居等等，或于史料记载和前人研究稍有补正。

关键词：元明龙凤朱元璋

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所部隶属龙凤政权。从1352年任“九夫”之长，到1364年称吴王，朱元璋一直是红军的官员。明初，官方尽量避讳曾隶属龙凤政权的事实，凡涉及朱元璋的官职名目，或含糊带过，或避而不谈。私人撰述中虽屡有提及，往往粗率失真，后代传抄文字又多错讹。官私记载不可据信，遂使朱元璋的任职状况颇多难解之处，影响到对史实的判断。本文梳理朱元璋的任职“履历”，辨析元末红军的官制，或有助于阅读元明之际史料记载和深入理解明朝建国历程。

一隶属郭子兴部红军时期（1352－1354）

至正十一年（1351），杜遵道、刘福通等以白莲教相号召，在淮北的颍州组织红军起事，各地纷纷响应。至正十二年（1352）初，郭子兴以红军名义在淮南的定远兴兵，占领濠州。朱元璋于本年闰三月投入郭军，到至正十五年（1355）初，一直隶属郭子兴部下。

（一）壬辰年（1352）四月：“九夫”之长

【摘要】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扭转社会风气，巩固封建统治，提出了“治国以教化为先”的思想。朱元璋认为，教化应以倡导礼义道德为核心内容，各级官吏要言传身教，要积极推动教化活动的展开，并以一系列的制度确保教化政策能够长期得以贯彻落实。

【关键词】朱元璋；教化；礼义道德

礼义道德作为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词语，“教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颇高。从语义上说，“教化”有教育、感化的意思；而从实际意义上说，“教化”则是指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改变人心、风俗，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教育明朝(尤其是明初)是中国历史上教化比较成功的一个时期，无论是教化的内容、教化的方式，还是教化的效果，都值得我们关注。而这一切都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教化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朱元璋对教化的认识，指导了明初甚至有明一代的教化活动，是明王朝制定教化政策和软化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教化思想的形成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了《正礼仪风俗诏》，实际上宣告了教化活动的全面展开。诏书一方面回顾了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痛陈当时民风之劣，“道理未臻；民不见化，市井乡间，尚然元俗[1]”。表明了教化的必要性。此后，朱元璋又以诏书、训谕等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全面、具体的论述。

朱元璋认为，教化肇始于三皇五帝时期，“三皇立极，寻民以时，庖厨稼穑，衣服始制，居民舍焉。五帝之教以仁义，不过遵三皇之良规，益未备之时宜”[1]。从夏、商、周开始，教化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被长期保留下来。“自周至于汉、唐、宋，增减损益，用乃是国昌。民受时宜，家和永康。”[1]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夏商周三代，还是汉、唐、宋等，其稳定、繁荣无不与实施教化政策有着一定的关系。“昔圣人以德化天下，则民乐从者众，否从者寡，天下治矣。”[2]朱元璋最推崇的是夏、商、周三代，“三代而上治以心，三代而下治以法。心则道德仁义，其用无穷；法则权谋术数，其用有时而穷，故择术不可不慎也。”[3]他认为，三代是以教化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刑罚则是次要的、辅助性的。这与后世的法为主，教为辅的治国方式迥然不同。“先王不施赏而民观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戾，何也?仁义本之也。商变夏，周变商，仁义未尝改。”[4]正因此，朱元璋认为，三代树立了一种模式，是后世的楷模。相反，朱元璋对汉朝的统治评价不高，认为“汉治”不如三代，根本原因是汉朝对教化重视不够，未能“制礼作乐，复三代之旧”[4]。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元璋提出明王朝要效法夏、商、周三代，“治国以教化为先”[5]

我国自先秦时期就有了法治思想,强调“垂法而治”、“一断于法”。朱元璋夺取政权后,面对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的现实,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厉行法治。其法治思想一是重立法;二是严执法;三是反对唯法;四是构建监督机制。

(一)重立法

朱元璋说“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安,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称“纪纲法度,为治之本”。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朱元璋积极从事明初立法。在他称帝之前,即命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着手制定律令,并强调法随时移,要求立法的内容和形式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大明律》的制定就是范例,史载“盖太祖之于律令,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布天下”。除《大明律》外,朱元璋还创建了《大诰》四篇和《榜文》等刑事法律,制定了许多单行法规,如《充军条例》、《抄札条例》、《隐蔽差役》等等。

(二)严执法

要使法律达到“使富者得以保其富,使贫者全其生”的预期目的,进而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就得从严执法,对违法者一律予以法定惩治。朱元璋要求官吏犯罪亦须“事断于法”,称“朝廷赏罚一以至公,吾不得而私也”。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受贿枉法被召入京城鞭死;驸马都尉欧阳伦借出使之便,私贩茶叶,被依法处死等即是明证。

(三)反对唯法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杀人最多的皇帝之一。倘若以杀人手法之多样、之残酷论，即使把朱元璋放到夏桀、商纣、三国吴末帝孙皓、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等以暴虐闻名千古的暴君行列，似也不能算是过份。不过，由于朱元璋不是亡国之君，而是一个持续了276年的大帝国的创建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性格的暴虐给世人造成的不良印象。在“光环效应”的作用下，朱元璋的许多杀戮行为还被赋予合理化解释。笔者认为，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确是朱元璋滥杀的重要原因，但也应看到，同样的矛盾和斗争在不同的政治人物身上会激发出不同的行为方式。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个性差异所致，有着深刻的心理根源。本文拟就朱元璋的滥杀心理进行初步分析。不妥之处，尚祈教正。

一

朱元璋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个贯穿始终的特征，是极其强烈的攻击冲动。正如清人赵翼所说，“雄猜好杀，本其天性”[1]。按照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见解，人的个性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种精神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所谓本我，是指人的各种本能冲动，具体说来，可以区分为性本能（弗氏的“性”这一术语泛指所有身体上的愉快，故性本能可称为Eros，即食色本能）和攻击本能。据此，每个人生来都具有一种攻击内驱力。随着自我在本我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本我受到自我的控制和压抑，现实原则遂超越享乐原则对个体行为起着主导作用，在有社会所容许的目标之前，本我不得不推迟力能的发泄。不过，自我虽然处于个性的核心，但它来源于本我，正像我们在朱元璋身上的看到的那样，自我对本我的控制并不总是有效的。弗洛伊德曾比喻说，本我像匹马，自我犹如骑手，通常骑手控制着马行进的方向，但也有马支配骑手的时候。

据精神分析学派称，人的性格与其早期经验、特别是个体最初5年的生活经验有关。如果个体发育的各个特殊阶段的需要未能获得适当的满足或得到过分的满足，或者心理受到较强的创伤与挫折，都会导致性格异常发展。对于朱元璋婴幼儿时期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出生后患肚胀几乎死去，小时候一直疾病不断[2]，这恐怕对他性格的正常发育会造成一些创伤。而且他家境赤贫，家里常常“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3]，大人们总是为生计忙碌，儿童应得到的一些正常需要也未必能够满足。不论婴幼儿时期的经验对朱元璋性格发育有何影响，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少年时代，朱元璋就体现出外向型攻击性格。一次，他和伙伴们到野外放牛，大家肚子饿了，只能在嘴上说些好吃的自我安慰，朱元璋却打起小牛犊的主意，率领伙伴们将它杀死烧烤，大家分吃了[4]。对于一个10岁出头的小孩来说，这是十分大胆的行动，其直接目的是要消饥解馋，而其深层动机则是对田主欺压的间接报复。在出家以后，朱元璋的攻击冲动则有过更加明显的发泄。一天，朱元璋扫佛殿时，不留神被神座绊了一跤，他便用笤帚把神像打了一顿；还有一天，他见殿上的蜡烛被老鼠咬坏，便用笔在神像背后写上“发配三千里”字样[5]。在寺院里，朱元璋身份最为低下，一切杂役都由他承担，他还常受其他人的欺负，这自然使他气愤难平。此时他无力也不敢向活人撒气，只能把神像当作欺压他人的人的替代品予以攻击。这是朱元璋性格的深刻暴露。说明他有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且具有强烈的攻击欲望。一旦他获得了权力，攻击的对象自然也就会转移到活人身上。

朱元璋脱下缁衣，投身戎伍之后，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一支军事力量的首领。值此干戈扰攘、群雄逐鹿之时，朱元璋知人善任，文有安邦之臣，武有定国之将。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朱元璋此时的施虐冲动被有效控制。对朱元璋这样的攻击内驱力极强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对自己这一阶段的克己内省工夫印象颇为深刻，立国后还曾向李善长追述说：“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礼，则百事俱废，所以常自检点。”[6]朱元璋这里所说的身、心、礼，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此时他力图以自我抵制、导引本我，使之合乎作为社会道德原则内在化的超我。由于儒士的介入，这一时期是朱元璋超我形成、发展的关键阶段。朱元璋自幼失学，民间流行的儒家世俗伦理对他当应有所影响。但儒士们阐述的治国天平上的大经大法，却是他前所未闻的。儒士们将这些大道理与得天下、安天下之道相联系，正好迎合了朱元璋此时的心理需要，因而很容易为他接受并付诸实践。儒士们向他谈得最多的，是“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7]一类的仁义之师所应遵循的原则，并视此为平定天下之根本。如朱元璋到徽州，向唐仲实等人请教说：“尔能博通古今，必谙成败之迹。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实回答：“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8]在得天下的欲望的驱动下，朱元璋的超我迅速发展，他不仅注意用圣贤训诫约束自己，也用以治军驭人，严禁部下掳掠杀人。

当然，一个攻击内驱力很强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的。立国之前，朱元璋也有暴怒杀人的表现。朱元璋下令禁酒，名将胡大海之子胡三舍犯禁，时大海正经营浙东，都事王恺虑其不安，请求宽宥，朱元璋暴怒，竟抽刀亲手杀死三舍[9]@。朱元璋命朱文正往镇江西，以儒士郭子章等辅佐参谋，后文正荒淫不法，朱元璋以郭子章等不谏阻，悉数诛杀，文正部下随从、头目50余人皆被挑断脚筋[10]。朱元璋严格执法是正确的，但竟至亲手杀人，株连无已，甚至使用挑筋酷刑，不可否认是有满足自己施虐心理的因素。对于一些拂逆其意的小人物，朱元璋也不是简单地惩处或诛杀，而喜欢进行肉体折磨。朱元璋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并拨与歌妓十余人。宴间，叶国珍命歌妓脱去皂冠、皂褙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奉命暗中监视的内官一回报，朱元璋大怒，命壮士拘执叶国珍，与歌妓连锁于马坊，还把歌妓们的鼻尖都削去[11]。歌妓以声色侍人，身份卑贱，官员有令不敢违，穿华丽衣服混坐即使触犯法条，亦非她们之过，朱元璋竞削鼻尖毁坏她们赖以为生的容颜，没有强烈的施虐心理的人，是做不出这样卑劣残忍的事情的。

一

朱元璋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个贯穿始终的特征，是极其强烈的攻击冲动。正如清人赵翼所说，“雄猜好杀，本其天性”[1]。按照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见解，人的个性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种精神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所谓本我，是指人的各种本能冲动，具体说来，可以区分为性本能（弗氏的“性”这一术语泛指所有身体上的愉快，故性本能可称为Eros，即食色本能）和攻击本能。据此，每个人生来都具有一种攻击内驱力。随着自我在本我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本我受到自我的控制和压抑，现实原则遂超越享乐原则对个体行为起着主导作用，在有社会所容许的目标之前，本我不得不推迟力能的发泄。不过，自我虽然处于个性的核心，但它来源于本我，正像我们在朱元璋身上的看到的那样，自我对本我的控制并不总是有效的。弗洛伊德曾比喻说，本我像匹马，自我犹如骑手，通常骑手控制着马行进的方向，但也有马支配骑手的时候。

据精神分析学派称，人的性格与其早期经验、特别是个体最初5年的生活经验有关。如果个体发育的各个特殊阶段的需要未能获得适当的满足或得到过分的满足，或者心理受到较强的创伤与挫折，都会导致性格异常发展。对于朱元璋婴幼儿时期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出生后患肚胀几乎死去，小时候一直疾病不断[2]，这恐怕对他性格的正常发育会造成一些创伤。而且他家境赤贫，家里常常“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3]，大人们总是为生计忙碌，儿童应得到的一些正常需要也未必能够满足。不论婴幼儿时期的经验对朱元璋性格发育有何影响，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少年时代，朱元璋就体现出外向型攻击性格。一次，他和伙伴们到野外放牛，大家肚子饿了，只能在嘴上说些好吃的自我安慰，朱元璋却打起小牛犊的主意，率领伙伴们将它杀死烧烤，大家分吃了[4]。对于一个10岁出头的小孩来说，这是十分大胆的行动，其直接目的是要消饥解馋，而其深层动机则是对田主欺压的间接报复。在出家以后，朱元璋的攻击冲动则有过更加明显的发泄。一天，朱元璋扫佛殿时，不留神被神座绊了一跤，他便用笤帚把神像打了一顿；还有一天，他见殿上的蜡烛被老鼠咬坏，便用笔在神像背后写上“发配三千里”字样[5]。在寺院里，朱元璋身份最为低下，一切杂役都由他承担，他还常受其他人的欺负，这自然使他气愤难平。此时他无力也不敢向活人撒气，只能把神像当作欺压他人的人的替代品予以攻击。这是朱元璋性格的深刻暴露。说明他有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且具有强烈的攻击欲望。一旦他获得了权力，攻击的对象自然也就会转移到活人身上。

朱元璋脱下缁衣，投身戎伍之后，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一支军事力量的首领。值此干戈扰攘、群雄逐鹿之时，朱元璋知人善任，文有安邦之臣，武有定国之将。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朱元璋此时的施虐冲动被有效控制。对朱元璋这样的攻击内驱力极强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对自己这一阶段的克己内省工夫印象颇为深刻，立国后还曾向李善长追述说：“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礼，则百事俱废，所以常自检点。”[6]朱元璋这里所说的身、心、礼，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此时他力图以自我抵制、导引本我，使之合乎作为社会道德原则内在化的超我。由于儒士的介入，这一时期是朱元璋超我形成、发展的关键阶段。朱元璋自幼失学，民间流行的儒家世俗伦理对他当应有所影响。但儒士们阐述的治国天平上的大经大法，却是他前所未闻的。儒士们将这些大道理与得天下、安天下之道相联系，正好迎合了朱元璋此时的心理需要，因而很容易为他接受并付诸实践。儒士们向他谈得最多的，是“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7]一类的仁义之师所应遵循的原则，并视此为平定天下之根本。如朱元璋到徽州，向唐仲实等人请教说：“尔能博通古今，必谙成败之迹。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实回答：“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8]在得天下的欲望的驱动下，朱元璋的超我迅速发展，他不仅注意用圣贤训诫约束自己，也用以治军驭人，严禁部下掳掠杀人。

当然，一个攻击内驱力很强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的。立国之前，朱元璋也有暴怒杀人的表现。朱元璋下令禁酒，名将胡大海之子胡三舍犯禁，时大海正经营浙东，都事王恺虑其不安，请求宽宥，朱元璋暴怒，竟抽刀亲手杀死三舍[9]@。朱元璋命朱文正往镇江西，以儒士郭子章等辅佐参谋，后文正荒淫不法，朱元璋以郭子章等不谏阻，悉数诛杀，文正部下随从、头目50余人皆被挑断脚筋[10]。朱元璋严格执法是正确的，但竟至亲手杀人，株连无已，甚至使用挑筋酷刑，不可否认是有满足自己施虐心理的因素。对于一些拂逆其意的小人物，朱元璋也不是简单地惩处或诛杀，而喜欢进行肉体折磨。朱元璋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并拨与歌妓十余人。宴间，叶国珍命歌妓脱去皂冠、皂褙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奉命暗中监视的内官一回报，朱元璋大怒，命壮士拘执叶国珍，与歌妓连锁于马坊，还把歌妓们的鼻尖都削去[11]。歌妓以声色侍人，身份卑贱，官员有令不敢违，穿华丽衣服混坐即使触犯法条，亦非她们之过，朱元璋竞削鼻尖毁坏她们赖以为生的容颜，没有强烈的施虐心理的人，是做不出这样卑劣残忍的事情的。

朱元璋曾指出：“此心与身如两敌，然时时自相争战。”[12]用今天的话说，朱元璋意识到了本我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紧张状态。为了实现化家为国的宏伟蓝图，不致功业未就而上下解体，朱元璋极力用自我压抑和控制本我的冲动，“凡诸事必求至当，以此号令得行，肇成大业”[13]。大明帝国建立后，尽管面临着巩固这个新王朝的艰巨任务，朱元璋仍是居安虑危，忧悬于心，但其心境与此前相比毕竟大不相同了。他开始放纵自己的情感，本能冲动对行为的主导作用越来越突出，暴虐的一面急剧膨胀起来，常莫名其妙地杀人。太学落成，朱元璋前去观察，见某处侈费，立命将负责督造的工部官埋于晷台下。舍人詹希原奉命书写太学集贤门匾额，门字右边一笔稍钩其末，朱元璋大怒说：“吾方欲集贤，希原欲闭门塞吾贤路邪?”竞将詹希原杀死[14]。朱元璋再三要求臣下勇于进言，认为“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15]，但他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臣下常因进言得祸。他曾下诏免江南诸郡秋税，不久又命征之，右正言周衡认为这样做“是示天下以不信”，遂加谏阻。朱元璋自知理亏，接受了周衡的意见，但心里也恨上了周衡，不久就借周衡回乡探亲迟归一日的小放，将周衡弃市[16]。对酷刑的运用，朱元璋兴趣越来越浓。朱元璋听说熊宣使之妹年少貌美，欲收入宫中，员外郎张来硕劝谏说：“熊氏已许参议杨希圣，若明取之，于理不妥。”朱元璋立时怒火中烧，令壮士用刀捣碎张来硕牙齿。后李善长弹劾参议李饮冰与杨希圣弄权不法，朱元璋想到熊氏是杨希圣未婚妻，不由嫉恨交生，下令在二人脸上黥刺“奸诈百端，谲诡万状，宜此刑”字样，又命割李饮冰之乳，立死，劓杨希圣之鼻，安置淮安[17]。大肆施虐之后，朱元璋的心理获得满足，对熊氏也就没有多大兴趣了，后来又坚持将熊氏配给杨希圣。

礼义道德作为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词语，“教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颇高。从语义上说，“教化”有教育、感化的意思；而从实际意义上说，“教化”则是指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改变人心、风俗，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教育明朝(尤其是明初)是中国历史上教化比较成功的一个时期，无论是教化的内容、教化的方式，还是教化的效果，都值得我们关注。而这一切都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教化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朱元璋对教化的认识，指导了明初甚至有明一代的教化活动，是明王朝制定教化政策和软化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教化思想的形成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了《正礼仪风俗诏》，实际上宣告了教化活动的全面展开。诏书一方面回顾了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痛陈当时民风之劣，“道理未臻；民不见化，市井乡间，尚然元俗[1]”。表明了教化的必要性。此后，朱元璋又以诏书、训谕等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全面、具体的论述。

朱元璋认为，教化肇始于三皇五帝时期，“三皇立极，寻民以时，庖厨稼穑，衣服始制，居民舍焉。五帝之教以仁义，不过遵三皇之良规，益未备之时宜”[1]。从夏、商、周开始，教化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被长期保留下来。“自周至于汉、唐、宋，增减损益，用乃是国昌。民受时宜，家和永康。”[1]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夏商周三代，还是汉、唐、宋等，其稳定、繁荣无不与实施教化政策有着一定的关系。“昔圣人以德化天下，则民乐从者众，否从者寡，天下治矣。”[2]朱元璋最推崇的是夏、商、周三代，“三代而上治以心，三代而下治以法。心则道德仁义，其用无穷；法则权谋术数，其用有时而穷，故择术不可不慎也。”[3]他认为，三代是以教化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刑罚则是次要的、辅助性的。这与后世的法为主，教为辅的治国方式迥然不同。“先王不施赏而民观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戾，何也?仁义本之也。商变夏，周变商，仁义未尝改。”[4]正因此，朱元璋认为，三代树立了一种模式，是后世的楷模。相反，朱元璋对汉朝的统治评价不高，认为“汉治”不如三代，根本原因是汉朝对教化重视不够，未能“制礼作乐，复三代之旧”[4]。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元璋提出明王朝要效法夏、商、周三代，“治国以教化为先”[5]

朱元章对明初社会风气的忧虑和不满也是他重视教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6]“兵乱以后，人习斗争，鲜知礼义”。[2]朱元璋认为，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是导致社会风气恶劣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蒙古统治者把本民族的一些落后习俗带到中原，影响了汉人。如明初南京“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7]。另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对传统的纲常礼教不够重视，封建的礼义道德越来越被人们忽视。“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7]“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2]到明初，人们的道德观念已极为淡薄。“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至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8]这种封建道德的沦丧，往往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也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朱元璋认为，要改变社会风气，靠法律等强制性手段是无法奏效的，所以他主张：“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改污染之俗”。[2]即通过教育劝化的方式，宣传封建礼义道德，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对于教化的可行性，朱元璋深信不疑。他认为，人有愚贤，但其善恶既非天生的，也不会一成不变。“民之为恶，犹衣之有积垢，加以浣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矣。”[8]朱元璋强调教育对人的重要，认为通过教育可以使人成材，“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7]朱元璋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巨大影响，他举例说：“夫越与鲁相去甚远，使越人而居鲁久，则必鲁矣；鲁人而居越久，则必越矣。非人性有鲁越之异，风俗所使然也。”[7]所以，朱元璋主张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大力开展教化活动，逐步培植起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这样才可能使人人向善。“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附于小人。”[8]朱元璋肯定了教化在改变人心、风俗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肯定了教化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他总结说：“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8]将教化与“致治”连在了一起。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整治贪官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新一代领导集体加大了整治贪污腐败的力度，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契机。在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吏治，其中不乏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明朝初年，朱元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重典治吏的政策，制定一系列严刑峻法来整饬朝纲，对肃清明初的官吏腐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分析明朝重典治吏的原因、内容和影响来反思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开展反腐倡廉工作。

关键词:明太祖;重典治吏;反腐倡廉;启示

一、重典治吏的原因

(一)元末纲纪废弛、官吏腐败的历史教训。元末纲纪废弛、官吏腐败，对百姓横征暴敛，全国弥漫着贪腐之风，卖官鬻爵盛行于世，“邀买名爵”的现象层出不穷，“下至州县簿书小吏，非财赂亦莫得而进。及至临事辄蠹政鬻狱，大为民害”〔1〕。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致使百姓揭竿而起，直接推动了元王朝的灭亡。朱元璋出身于平民，亲身经历过元末社会的动荡不安，对此有着切肤之痛。《皇明通纪》记载:“正月，李善长、徐达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屡表劝进不允，乃率诸臣奉上即吴王位……谕善长等曰:‘卿等为生民计，推戴予。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纲纪。元氏昏暗，纲纪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今将相大臣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也。’”〔2〕朱元璋刚登基时，就着重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他指出:“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辄以蒙古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况奸吏从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贿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岁月，上下同风，不以为怪。末年以来，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倾危而卒莫之救。”〔3〕刘伯温也赞成先振肃纲纪再施惠政，认为:“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纲纪振肃而后惠政可施也。”〔4〕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意识到只有重典治吏，才能巩固新生政权，并对刘伯温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5〕(二)朱元璋个人的成长经历。朱元璋家境贫寒，自幼吃尽苦头。他父母兄弟均死于瘟疫，孤苦伶仃，经人介绍到皇觉寺当和尚谋生。但刚入寺不久，“寺主以岁荒，散遣徒众”〔6〕，朱元璋只好外出化缘，四处行乞。行乞的这几年，朱元璋吃尽苦头，饱受人间冷暖，他曾回忆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爷天茫茫。既非可依，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7〕他对底层百姓的艰苦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又亲历了官吏的腐败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的苦难，恨透了贪官污吏，同时也深知吏治秩序对国家命运的巨大影响。他曾自述:“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可不戒哉!”〔8〕(三)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斗争不断。大明王朝建立之初，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斗争不断，派系林立，党争频繁，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和以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之间的斗争最为典型。李善长和刘基都可谓是朱元璋的肱骨之臣，为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二人长期不合，所以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间的争斗成为当时最大的派系之争。除了党争，朱元璋集团的许多文臣武将与其本人也有诸多矛盾。以胡惟庸为代表的地主出身的文臣与朱元璋钩心斗角，最后被其处死，存在于中国几千年的丞相制度也以此为导火索被废除;蓝玉等农民出身的武将同朱元璋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严重影响着朱元璋的皇权，这些武将中绝大多数也被朱元璋处死。〔9〕事实上，刚建立的大明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巩固政权，铲除统治阶级内部的敌对势力，解决各集团的矛盾，朱元璋选择了“重典治吏”的办法作为突破口。他通过“重典”先后除掉了德庆侯廖永忠、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临川侯胡美、曹国公李文忠等等。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明太祖靠功臣取得天下，天下既定后，尽取天下之人杀之，其残忍千古未有。(四)解决明初吏治腐败的需要。官吏腐败现象并没有因为大明新王朝的建立而得到改变，有资料记载当时的官吏非常腐败:“官贪吏污……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赉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10〕作为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充分吸取了宋元统治者对官吏的过分放纵而导致的国家不安、社会动荡的教训，一改前朝统治者的宽容政策，采用严刑峻法来整治百官，使明初的官场风气大为改善。(五)明初复杂的政治形势。明初，各地还有一些起义军活动，朱元璋对此既厌恶又害怕，因为这是他取得政权的手段之一，他生怕明王朝政权会因此颠覆。与此同时，蒙古人虽被赶到了漠北，但是其骑兵的威力未减。且蒙古贵族为了重返中原，私下贿赂明朝官员的事情时有发生，这让朱元璋的内心感到很不安。所以，朱元璋需要通过“重典”来巩固政权，稳定政局，打击私下接受蒙古贵族贿赂的官员。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朱元璋得出结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又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终不可得。”

二、重典治吏的内容

(一)严立法禁，用法严苛。和历代的统治者相比，朱元璋对立法十分重视。他认为“治乱世，刑重典”。如前所述，明初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当复杂。同样，在社会经济方面，明初经历了多年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此时堪称乱世，需用重典。朱元璋首先制定了《大明律》，它历经三十多年，经多次修订而制成，规定“贪墨之赃有六”:曰监守盗，曰常人盗，曰盗窃，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赃。“六赃”有四个都与惩治贪官污吏有关。随后，又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编纂《大诰》，这是一部“征创顽奸”的特别刑法，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条文都是针对贪官污吏的，其惩处程度比《大明律》更为严苛，甚至可以以《大诰》破《律》。可见，朱元璋在立法上可谓是煞费苦心。(二)注重法制教育，预防官吏犯罪。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格外注重对官吏的法制教育，他希望通过让官吏学习法律知识能够使他们自觉遵守法律，预防犯罪。他告诫官吏:“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违法，犹行荆刺中，寸步不可移。”洪武二年，蔡哲出任福建行省参政，临行前，朱元璋对他说:“君子立身行己，莫先于辨义利，夫义者保身之本，利者败名之源，常人则唯利是图而不知有义，君子则唯义是守而忘利，此所以异于常人者。”〔11〕朱元璋要求各级官吏熟记律令，并在明律中予以规定:各级官吏，一定要熟读律令，弄清其中的意思，以此来处理日常事务。如果官吏不能讲解、不明白其中意，第一次犯这个错误要罚一个月的俸禄，第二次重犯笞四十，第三次重犯则降级使用。〔12〕通过这些措施，官员的学法守法意识明显加强。(三)法外用刑。朱元璋大搞法外用刑，滥行诛戮。例如，朱元璋要求地方官吏在衙门旁建一座土地神庙，在当时又被称为“皮场庙”(朱元璋剥贪污官吏人皮的地方)。《大明律》规定凡贪污六十两以上的官员将在“皮场庙”被剥皮实草，悬挂于衙门口，从而来震慑其他官员，使其不敢贪污。除此之外，朱元璋为了维护皇权，强化君主专制，开创了“殿陛杖死”大臣的先河。朱元璋之后，明朝历代皇帝都经常对大臣实施“廷杖”之法。〔13〕为了防止官吏结党营私，维护自己的皇权，朱元璋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来跟踪朝廷大臣，监视官吏和民众的言行。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指挥，不受政府司法部门管辖。锦衣卫一旦发现犯罪行为，可以直接缉拿罪犯，无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这严重地破坏了司法秩序，加剧了官场的腐败。(四)严禁朋党和内外官勾结。朱元璋总结历代兴亡的教训，深知朋党和内外官勾结会严重削弱皇权，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所以朱元璋废丞相，设六部，严禁宦官干政。此外，《大明律》设“奸党”条，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即宦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为防止结党营私，《大明律》规定只有皇帝才有权任用官吏，“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明初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发生后，坐奸党罪被诛杀的文武官吏达3万余人。朱元璋通过行重典来控制官吏的行为，加强了中央集权，所谓遇事者“取自上裁，临时处治”。(五)制定严密的官吏考核和监督制约机制。明朝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来选用官吏，此外还有荐举制度和捐纳制度，如果荐举者所荐举的人在任职期间违法乱纪，其也要为之前的举荐行为负责。在官吏考核方面，明朝规定了“考满”和“考察”两种标准。“考察”是指不以官吏的任期为前提，对其进行全面的考核;“考满”是指以官吏的任期为前提对其进行的考察，任期分为三年、六年、九年三档，每一阶段考核又分三种标准:称职、平常、不称职，以此来决定官吏的升迁和贬黜。〔14〕在监察制度上，朱元璋也是煞费苦心，建立了由监察御使、按察使、六科给事中组成的严密监察网，同时，他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百姓检举制度，通过广大民众的力量来监督官员。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如果地方官贪赃枉法或者玩忽职守，农村中的长老可以直接向皇帝申诉;如果普通百姓发现官吏的贪污受贿行为，可以直接捉拿官吏，并向官府报告，如果官府不予受理或者包庇犯罪官吏，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内容摘要】：明成祖朱棣决定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其原因在于南京地处江南地区，离北方较远，不利于统治北方。迁都北京，一方面加强对当时的西北、北方、东北的控制，另一方面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具有重大的意义。历史证明他的迁都是正确的。

【关键词】：朱棣南京都城控制削藩迁都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于1399年起兵靖难。1402年,他夺取皇位,并成为明成祖。他即位后是如何决定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

都城的选择,一般都要把军事、经济和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朱元璋建立明朝，他把都城定于南京。南京背靠钟山,面临长江,龙蟠虎踞,地势险要。它据江南地区,不仅盛产粮食,而且拥有发达的纺织业、制盐业和繁荣商业,经济条件也很优越。明朝初期,朱元璋及他的臣子大多是这一带人,留恋故土。因此,大家一致决定定都南京。但是南京远离北方,不便于对付蒙古残余势力的侵扰。元朝统治者推翻后,元顺帝带一帮大臣逃出大都,“旋舆大漠,整夏故都’’,“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①，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他们图谋恢复对中原的统治,经常派兵南下骚扰,对名朝构成严重威胁。朱元璋尽管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但因都城偏处江南,仍不免有鞭长莫及之虞。后来,朱元璋有心迁都长安或洛阳,但因太子朱标之死,他只好打消迁都的念头。

明成祖朱棣于1370年为燕王,十三年就藩北平。他大智大勇,他向开国名将徐达学兵法。徐达死后,开国大将因受胡惟庸、蓝玉两案牵连多遭杀戮,朱棣遂于秦、晋二王并当北方边防之任,多次出征,从此威名大振。他拥有一支十万人的护卫武装,是诸王中实力最强的一个,早有继承皇位的欲望和野心。后来,朱元璋死后,朱允文即位，就是建文帝，建文帝感到诸王拥有重兵，对他是一个威胁，与大臣齐泰、黄子澄谋议削藩。到建文元年，已削藩五个，接着向燕王开刀。朱棣早就预谋夺位，遂于7月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号为“靖难”。经过三年多的战争，他攻入南京，夺取皇位。他即位后，为防备其他藩王仿效其办法其兵“靖难”,动摇他的统治,因此他继续实行削藩政策,将诸王削的削,迁的迁,废的废,使之再也没有力量与朝廷抗衡。

这时候,北部边境的形势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朱棣实行削藩,尽释诸王兵权,并将拥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②的宁王从喜封口外的大宁迁往南昌，将谷王迁往长沙，这就大大削弱北方的防御力量，造成了边防的空虚。特别是由于在靖难之役中，宁王所属兀良哈朵颜三卫的骑兵从征有功，朱棣又尽割大宁地给朵颜三卫作为犒赏。三卫地自辽、沈至宣府几千里，此地一割，北平失去了东北屏藩，辽东与宣府之间的防线割断，互相不能应援，对边防损害尤其严重。因此，如何加强对北方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防御成了一个紧迫问题。但在东北，明朝却成功地招抚了黑龙江下游女真等各部。永乐年间,朱棣派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招抚吉烈迷诸部,次年命置奴儿干卫。后来又继续派人招抚”奴儿干等处来归野人”③归服后便建立卫所,东北全境尽入明朝版图。在西北，永乐元年,朱棣派亦卜剌金等招谕哈密,使之归附朝廷,四年设立哈密卫。此外朱棣还在嘉峪关外,设沙洲卫、曲先卫和赤斤蒙古千户所,连同洪武年间设立的安定、阿端、罕东三卫,合为关西七卫。七个卫所的建立，对维护西北边疆的统一，防御蒙古残余势力的入侵，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如何加强对东北、西北的经营和控制这个问题，也突出地显现出来。应当怎样适应北部边境出现的新形势？怎样解决面临的上述问题呢？朱棣采取的重大步骤是迁都，即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方去。地点就选择在北京。这是因为北京是朱棣亲自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是他的龙兴之所。还因为北京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左边环沧海，右边拥有太行，南边衣襟河济，北边有枕居庸。真是帝王之都。城如孙承泽所说：“幽燕自昔称雄-----真定以北至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要尤著.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④于是，在永乐四年闰七月，朱棣便下诏，派遣工部尚书宋礼等分赴各地督民采木，烧造砖瓦，并征发各地工匠、军士、民丁，以明年五月营建北京。准备待营建完工，迁都北京。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教学，使学生比较全面地掌握明太祖废除行中书省、设立三司，废除丞相和中书省，以六部处理朝政，设置锦衣卫，以八股取士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实行削藩、增设东厂等加强君主专制的基本史实，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措施及特点。

通过联系以往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治的措施与明朝的相关措施对比，概括明朝加强君权的特点，培养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综合分析、对比史实的能力;通过对科举制度的评价，提高学生运用辩证的两点论的方法评价历史现象的能力。

要求学生从思想上认识：明朝君权的加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同时它又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在政治上的表现。

【教材分析】

本课的重点是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空前强化的时期。明太祖通一系列措施加强君主集权，奠定了明朝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这些措施具有不同于前代的明显特点，如特务统治的出现、思想专制的强化等，其作用一方面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创造了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也给明朝的统治埋下了危机。

一、以时间概念为框架，构筑纵向演变图

历史学科的特点是时序性、发展的规律性，脱离了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历史理解、家国情怀都是一纸空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会把三公九卿前面冠以“秦朝”，把三省六部制前面冠以“唐朝”，把二府三司制前面冠以“宋朝”，很少会考虑到历史的发展其实是渐进的，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有一定的发展性和继承性。笔者注重时空观念的引导，进而培养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整体把握。中国古代的中央官制，其实呈现出来的都是皇权和相权纷争角逐中的一种畸形发展。皇权在平衡权臣权力的同时，不断谋求权力的最大化，通过分权、弱化、职能分割等方式来一步步瓦解臣子们在一定范畴内对皇权的约束。同时，历代丞相也在不断斗争中学会妥协、学会分析利弊得失，到了明清之际，这种中央官制就不断形成了变式。在中国明朝内阁制的教学中，笔者就是从朱元璋的故事讲起的……朱元璋幼年丧亲，曾为地主放牛，25岁参加红巾军起义，经过十多年艰苦的抗元斗争，最后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笔者带领学生从朱元璋的人生经历来分析他的人物性格，自幼失去双亲，使他处处被人欺凌；流浪生活也铸就了他坚毅果敢的性格；心中的信仰，使他有目标，有强大的内心。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在没有现代的监控手段下，怎样做到对大臣的行动了如指掌，怎样让群臣俯首帖耳呢？其重点就是进行中央官制的改革——废除丞相制度，这是朱元璋第一步要做的。这时，有学生提出：当丞相制度废除后，皇帝直接掌管六部，事无巨细均由皇帝亲自过目，这样行政效率、行政质量都会受到影响，心思缜密的朱元璋难道觉察不出来吗？接下来内阁制的诞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中央官制的整体演变规律呈现出相权不断削弱，皇权逐渐加强的趋势。历代中央官制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进而展开深化，使学生体会中国古代一直秉承的丞相制度，皇权作为九五之尊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相权却把持全国最高的行政权利，宰相虽号称“奉旨办事”，但实则不然，很多事情宰相是不与皇帝商量直接独断专行的。当某位在朝皇帝“懒政”时，变相安无事；而当在朝皇帝“勤政”时，就容易激化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秦、汉、唐、宋皆如此，尤其到了元朝，随着一统中原，很多帝王的文韬武略都力不从心，宰相专权就愈演愈烈。基于此，明太祖认为元代灭亡的原因就是政权委任于臣子，再加上“胡蓝案”导火线的催化作用，那么废除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就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二、以空间概念为框架，构建横向思维图

在大陆的东向正展开一场权力的角逐时，大陆的西向也上演着权力的更迭。同样是内阁制，却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不妨直接对大陆的东、西两向进行横向对比，深化思考，明确两国的不同。例如，笔者采取表格对比的方式横向深化知识点。对这一历史知识要追根溯源，从东西方现行制度的角度分析，一个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上升的阶段，另一个则是不断形成资本主义的民主制。从内阁阁臣的权力来源分析，明朝阁臣基本为科举和世官两种，而英国基本上是以贵族为主。到了18世纪中期，内阁成员和首相的产生不断的呈现出民主色彩。另外，从国家整体特点来看，中国与英国最大的不同就是制衡的机制。一个是人治，一个是机制（法治），这也说明中国古代在不断走向没落。从经济方面来看，虽然英国还没有开始工业革命，没有进入到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但是资本主义早在15世纪就已经萌生，并迅速发展，而中国却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基于这样的分析，学生很容易得出结论。

以上的教学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在具体历史的时空观念下分析政治制度，避免简单的记忆、背诵历史知识或史学观点，让学生学会理性地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同时，作为历史教师，既要拓宽自身的学术视野，又要在具体的实践中探索核心素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有效方法。从素质教育到核心素养，从文科综合到选科模式，高考改革已经进入深层次阶段，我们要时刻准备、时刻思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