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者范文10篇

[摘要]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19世纪末的民主飞跃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但他们的论述过于偏重结构性因素，从而忽略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欧洲工人在政治上的自我组织做出了旁人无可比拟的贡献。因此，他们为民主飞跃做出的贡献是决定性的，并且这一贡献绝非无意间做出，而系有的放矢。与通常的描述相反，他们之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工人运动内部实现其政治见解的最早和最举足轻重的政治活动家。通过在国际工人协会和德意志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他们得以从自己对1848年革命和其后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亲身参与中总结出重大经验教训，从而播下了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行动的种子。

在广受好评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中，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第141页)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壮大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组织能力的提高对于民主的决定性飞跃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同戈兰·瑟伯恩（GoranTherborn,1977）先前的分析一样，1他们也发现，工人阶级的成功经常依赖于他们与其他阶级如农民和中产阶级的联盟。三位作者强调，他们得出该结论所运用的框架“聚焦于民主的结构性条件而非政体变迁的过程性分析”（第33页），尽管这一框架并不完全忽视过程。然而，由于对结构性因素的优先考虑，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有把工人阶级的政治化过分地描绘成事先决定好了的、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倾向。从他们给出的解释来看，认为“工人阶级，不像其它下层阶级，具有自我组织的能力”（第6页）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在对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工人运动的总体评价中指出的，“罢工以及组织起来的意愿和将雇主阶级（‘资本家’们）视为主要的政治对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1987，第127页）

本文认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自我组织，包括同其他阶级结成联盟的需要，要求有意识的领导和组织，即主观能动性。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两个人比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做的更多。那么，由此推论，与普遍接受的观点正相反，没有哪两个人对民主的飞跃所做的贡献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虽然他们对民主的历史贡献已经被令人信服地记录、整理在案（例如，Draper，1978;Gilbert,1989）,本文却首次明确地把他们的政治活动和主张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民主飞跃联系起来。为了论证这些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哪怕是象本文这样的初步尝试，也有必要超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视为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那种司空见惯的描绘，从而认同他们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即把他们视为结成一个政治团队的革命活动家。2我将按时间顺序考察他们的实践活动，以说明他们对于民主飞跃的贡献绝非是无意间做出，而系有的放矢。3

第一部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

要领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主化进程的贡献，就必须看到，他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环境中接触的团体虽然思潮庞杂，但却至少具备一个共性，即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普遍轻视。实际上，是英国的宪章运动而不是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教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斗争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性。4更具体地说，是宪章派为争取政治民主，即通过其六项纲领（男性普选权；秘密投票；取消财产限制；年度议会；议员支薪；及选区平等）来扩大公民权和公民的自由权利所进行的斗争对两位年轻的德意志激进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教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德意志读者，恩格斯还同时强调，宪章派中的无产阶级派别需懂得他们要求政治民主的斗争并不是目的本身，而仅仅是要求社会平等的手段。“宪章主义的民主和过去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既在这里。”（1845，第524页）

宪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资产阶级对在1832年改革法制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的工人阶级的背叛。这一历史经验并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较激进的英国无产阶级忘却。5下面即将讨论的1848年革命高潮中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则书写着沉痛的教训：工人阶级唯有通过自身独立的政治行动才能得偿所愿。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赋予这一结论以革命性的内容。

在近年来的美国政坛与政治生活中，neocons是一个相当时新的字眼。它是neoconservatives（新保守主义）一词的缩写，其含义泛指一种政治思潮、政策主张以及在美国军政界掌握实权或在舆论界有影响力，并以新保守主义思想为标榜的一群精英分子。

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来源、历史背景与政策主张究竟有些什么特点，他们是哪些权势人物，如何运作，对政府决策有多大影响，所有这些不要说外国人，恐怕连多数美国老百姓也不一定很清楚。

最新出版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双月刊上，载有麦克斯·布特（maxboot）《新保守主义再思考》的一篇长文。文章实际上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的自白，对neocons的来龙去脉作了一个基本的分析介绍。

最初只是自由派学者

这名作者曾获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并在《华尔街日报》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工作过多年，目前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安全问题研究员。虽然他在政府中并无一官半职，但作为一个新保守主义分子却十分活跃，经常在一些主要报刊发表政见，可以说是新保守主义的一个代言人。

麦克斯首先抱怨说，关于新保守主义的兴起与这个群体要在全球进行先发制人战争的主张，“被大大夸张了”，有些批评是对新保守主义性质与其对外政策思想的一种扭曲。

摘要: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培养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促进青年成长成才的规律遵循，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可靠接班人的现实要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接力者”的重要方式。研究培养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问题，利于增强青年对社会现实的客观认识，促进新时代青年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培养;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问题

在党的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培养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对这一要求的贯彻和落实，就是要青年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自己认识世界和进行具体实践的根本指导。因此，要充分认识培养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意蕴，抓住其中的关键问题，为我党和国家的事业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一、培养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意蕴

培养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促进青年成长成才的规律遵循。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青年指引了人生的方向。青年正处于人生上升发展阶段，成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符合青年成长成才规律，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是青年思想观念不断提高和升华的螺旋式上升。只有通过循环渐进的方式不断坚定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使青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从功利的、眼前的利益向社会的、全局的利益转变。(2)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可靠接班人的现实要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可靠接班人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解答这一命题的关键所在。青年受自身成长环境的影响，思想观念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消极部分，成长过程中，青年会通过不同思想观念指导的实践活动产生的效果进行分析比较，逐步克服自身存在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消极观念，不断自觉地提高自身素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青年的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就不断地加强。(3)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接力者”的必要方式。青年是祖国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从整体上是一致的，但在一些具体的发展阶段和特殊领域会存在一些矛盾，特别是涉及到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时，有些人为了满足一己私利会采取一些急功近利的手段，忽视社会道德，甚至走上歪路邪路。通过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有助于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将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融合起来，是青年自觉地辨别和抵制各种消极思想侵蚀的必要方式。

二、培养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问题

西方学者在对马克思的研究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有一种已经形成定见的说法，那就是认为马克思是“经济决定主义”或“科技决定主义”；还说马克思为社会主义运动规定了法则。然而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大有可辩之处，就很成问题。数不清的研究马克思和的西方学术文献都把这一说法当成理所当然的论述立场，并将它发展为“马克思是决定主义，是唯意志主义”。毛被说成是违反了马克思规定的法则。①

我们知道，自从马克思的《1884的批判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使得对于他的理解变的越来越复杂了。不仅对马克思的解释名目繁多，而且对恩格斯的解释也开始名目繁多。然而，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似乎根本就没有象人们所认为他有的观点。而且很多人忘记了是中国人，而且甚至连想也不想，是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有一个可能更符合事实的结论产生，那就是，马克思并非是物质决定主义者，而有他自己的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个版本反而更接近马克思的思想。

(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无疑是从年青马克思的著作开始。随着马克思的《1884的批判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几乎西方所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下子出来两个马克思，不再是一个了。一个是科学的革命的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的老马克思，一个是带有很浓厚黑格尔思想的、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作为哲学家的年青马克思。卢卡契(Lukacs)、葛兰西(Gramsci)、马尔库塞(Marcuse)、萨特(Sartre)似乎是可以归纳为年青马克思学派，阿尔杜塞(Altusser)、布朗撒斯(Poulantzas)为老马克思学派。此外，还有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割裂开来的人，如考莱蒂(Colletti)是典型的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截然对立起来的人。

当然，上述这种问题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论是瞿秋白、艾思奇，还是，都是无法想象的。当他们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的时候，他们理解马克思的主要来源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材料。那个时候年青马克思及许多马克思的其他著作还读不到。况且，马克思的主体思想是经过第二国际解释的，经过列宁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发展的。按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的马克思，本应带有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综合解释色彩，因为两次国际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都掺杂浓厚的实证主义和达尔文自然主义。但是，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马克思是通过他们作为中国人在自己的经验之中的马克思。

下边我们要首先集中在一个根本问题上讨论，那就是：马克思是否科技决定主义者。

敬爱的党组织：

更加深入的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应用，通过这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从思想上深刻地认识了国国情及当今社会对我青年一代的要求。要不断进取，追求卓越，从各方面塑造自己，做好先锋模范作用，努力成为优秀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努力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好祖国的接班人，做好时代的接班人。

一名学生干部，作为一名青年研究生。有幸参加了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工程的学习。随着“青马工程”启动，开始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历程。

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知识。使我深刻认识到党之所以能够步步为盈，因为我党手里握着克敌之胜的法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套科学而有力的理论，早已被世界人民在无数次的尝试和运用中检验为真理，对于我国，经过百年的闭塞，数载的战争，而能如此迅速地在世界之林中崛起，靠的正是这种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但这种指导并不意味着全盘照搬，对于具有着特殊国情的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辈在马克思主义的引用上，巧妙而恰当的赋予了浓厚的中国色彩，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如果没有很好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生命，不能发展，不能升华。通过我校“青马工程”培训，看到一个活的理论。老师很好的阐述了党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同时又从我最根本的现实入手，教导我日常思想言行的同时，无形中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到思维当中。使我理解和运用理论的同时，自身得到提高，从而带动周围的同学，共同进步。

要明确的为什么学校要开办青马工程。认为这不仅仅是党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首先。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同时也是优秀青年成长、成才的需要。

摘要：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作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陈独秀也在这之后完成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转变。他实现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对民主共和的逐渐失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基督教以及西方文明的新认识等复杂的认知过程。

关键词：陈独秀；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转变过程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曾作为的主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连任过五届党的总书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仅具有丰富曲折的革命实践经验，还具有桀骜不驯、坦诚率真的鲜明个性，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独立求真、进取务实的学术精神，因而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因此，研究他在前后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对我们了解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何在后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此，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宏观分析居多。本文主要立足陈独秀本人的文章，结合辛亥革命与前后的时代背景，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试图深入到历史的细节，还原陈独秀这一转变的具体的心路历程。

一、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逐渐失望

陈独秀从1901年11月到1915年6月先后五次东渡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潮，但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很模糊、误解较深，因而在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的驱使下他顺应潮流信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是之后他又经历了对社会主义关注的不断加深和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不断失望的过程。陈独秀最初提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在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文中，他把社会主义和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并列为近代文明的三大特征，认为社会主义是反对近世文明的私有财产制所造成的政治社会的不平等和压迫、继而进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欧洲最近的文明。他还简单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三个代表人物的财产公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等的基本观点，提到了拉萨尔和马克思的资本与劳动力斗争越激烈、进行社会革命的呼声越高的学说对社会主义的新贡献。然而在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后，陈独秀却评论道：“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欧洲社会若谋求资本与劳动力的调和，“贫民生计，或以昭苏”［1］165。1917年1月，他又在《答褚葆衡》的信中明确回答了《新青年》宣传社会主义不多的原因：“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杂。唯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2］283显然，这时的陈独秀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他并不重视这种学说，认为欧洲的私有财产制不会马上崩溃，仍幻想通过资本与劳动力调和、进行社会改良修复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既然他认为欧洲不会马上实现社会主义，那么对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中国来说更是遥远。所以，即使这时的陈独秀已经通过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辛亥革命认识到了辛亥革命后民国离真正的民主共和还相距甚远，但他仍然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期望通过唤醒民众的政治的、伦理的觉悟来改造社会。十月革命爆发近两年后的1919年3月，陈独秀虽然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可能是不久将来的世界趋势，但他认为：“由无产阶级选出众议员，倒是缓和社会革命的一种法子。但是这种制度，欧美各国尚未能实行，中国人听了更要害怕，所以现在也不必提起。”［1］34所以，陈独秀此时重点关注的仍然是民主共和。然而，面对着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政党政治的乱象，宪法已成一纸空文的局面，以及他几年来虽致力于思想启蒙却仍无法使国人信仰民主共和的人数增加的现实，陈独秀对民国能否早日实现真正的立宪民主政体非常失望，认识到了国家组织的设计应当基于事实而不应偏于理想，中国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扫除武人政治，维护国家统一，否则民主共和的建设根本无从谈起。他沉痛地写道：“不得不抛弃平昔之理想，以求夫最低限度之希望”，否则“一切理财、治军、兴学、殖产，均无从谈起，一切国会、宪法、新政、法理、皆属戏言”［1］354。虽然陈独秀对民主共和能否在中国很快实行产生了怀疑，但此时国内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反民主共和的势力非常强大，陈独秀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和康有为展开了论战。他在1918年《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中指出了辛亥革命混乱局面的原因，不是民主共和本身的问题，而是反动军阀和学者阻碍了其施行的缘故，丧权辱国兵征民困的不良政治是帝制改为共和所必经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指出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不足之处，他说：“近世政制之患，首在立法行政之隔阂尔。”［1］38－403如果说巴黎和会前陈独秀只是深刻认识到中国民主共和前途的艰难，并没有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本身失去信仰，那么一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彻底打碎了他的幻想。陈独秀曾对一战的前途抱有很大的期待，认为这次战争将决定世界大势。大战结束后还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期待国民顺应世界大势选择“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1］447，甚至称赞提出“十四条原则”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1］453，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巴黎和会能够从根本上消除欧美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待遇。前几个月，他还在《〈新青年〉罪案答辩书》中认定民主与科学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然而，残酷的现实打碎了陈独秀的幻想。面对着五大列强包办巴黎和会以及牺牲弱小民族利益的行为，陈独秀看到了列强在战前所宣扬的“公理”的虚伪性，他失望且愤慨地发出了“公理何在”“不知理想高远的法兰西国民，都到那里去了”的感叹［2］37。于是，陈独秀一改过去完全否定过激派的态度而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同情，他说：“过激派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2］49这时的陈独秀尽管还对朝鲜和平的独立运动大加赞扬：“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了明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2］64；尽管他在苦闷之中对和平改造世界还心存一些期望，但随着一战后社会主义学说在欧洲的流行，陈独秀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从1919年4月20日《每周评论》上刊登的他高度赞扬俄罗斯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一样“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2］80开始，陈独秀的文章中对社会主义的关注明显增多了。

二、经受了的洗礼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和佛教徒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做了一个整体的概观。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佛学在理论思维方式上的相似和根本追求上的异趣是二者之间一系列交涉和冲突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佛学、辩证唯物论、唯心论

一、前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方向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必不可免地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它自然要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动批判，由此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深入而持久的变革。对于这一历史变革，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佛学的关系问题（1）。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宗教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对中国佛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从整体上说，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对佛教进行批判，他们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主要武器，着重于揭示佛教的阶级属性、反动的社会政治作用和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僧侣和居士方面，情况比较复杂。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人曾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1949年以后，佛教界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在此前提下，一些僧侣和居士们倾向于论证佛教教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为佛教争取生存地位。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做了一个整体的叙述，期望能由此给我们发展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

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等；另一类是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佛教学者，如候外庐、任继愈、方立天、范文澜、郭鹏、严北溟等。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和佛教徒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做了一个整体的概观。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佛学在理论思维方式上的相似和根本追求上的异趣是二者之间一系列交涉和冲突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佛学、辩证唯物论、唯心论

一、前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方向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必不可免地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它自然要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动批判，由此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深入而持久的变革。对于这一历史变革，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佛学的关系问题（1）。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宗教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对中国佛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从整体上说，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对佛教进行批判，他们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主要武器，着重于揭示佛教的阶级属性、反动的社会政治作用和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僧侣和居士方面，情况比较复杂。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人曾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1949年以后，佛教界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在此前提下，一些僧侣和居士们倾向于论证佛教教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为佛教争取生存地位。本文着?塾诓煌枷胫魈宓牧⒊》忠埃月砜怂贾饕逵?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做了一个整体的叙述，期望能由此给我们发展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

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等；另一类是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佛教学者，如候外庐、任继愈、方立天、范文澜、郭鹏、严北溟等。

摘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高校是我们国家培养和发展青年的摇篮，目前，在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已成为当今时代、社会和党的紧迫要求。

关键词：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紧迫性

Abstract:Chinarevolutionizesandtheconstructiongreatpracticeproved:OnlytheMarxismcanrescueChina,onlythentheMarxismcandevelopChina.Theuniversityisourcountryraisesanddevelopsyouth’scradle,atpresent,trainsyouthMarxistintheuniversitytobecomethepresentera,socialandparty’surgentrequest.

keyword:Universityraise;YouthMarxist;Pressing

研究背景

2006年6月5日，总书记做出重要批示：“重视并加强对学生干部的培训和实践锻炼是一件深远意义的事情，要注意总结各地行之有效的经验，引导一大批优秀学生干部健康成长。”2006年10月，团中央下发了《高校学生干部培养规划（2006-2010）》，并明确提出要以此为契机培养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于是全国上下各所高校都掀起了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热潮。马克思主义是照耀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最科学、最严谨、最具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带领全国人民从解放全中国成功地走向发展全中国。中国快速的发展也见证了它们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时代，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就急需一批这样的人才：他们热爱祖国，积极进取，善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开拓新领域；他们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探索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潮流中能够高举时代的旗帜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样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将成为我国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的主导力量。

本文作者：曹喜博李丹丹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1920年1月1日，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即《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在这篇文章中，对纲常名教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他认为，两千多年来支撑中国人精神的儒家伦理，也就是所谓的纲常名教均是不平等、片面的道德观念，都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奉统治者。儒家修、齐、家、治、平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以修身为本”，他们所讲的修身，不是使人实现个性，而是使人牺牲个性。他说：牺牲个性始于尽“孝”。而“忠”则是对“孝”的放大，因为君主专制制度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家族制度的放大体。至于夫妇关系，完全是片面的要求，只要求女子守贞操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要求女子从一而终而男子却从来不从一而终；要求女子夫死不能再嫁而男子却可以再娶。还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女德，对女子的束缚尤其严重。总的来看，儒家的伦理道德在君臣关系上，只用一个“忠”字，便使臣的一方完全从属和听命于君；在父子关系上，只用一个“孝”字，便使子的一方完全从属和听命于父；在夫妇关系上，只用“顺”、“从”、“贞节”的几个道德，便使妻的一方完全从属和听命于夫。儒家伦理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片面的伦理[2]435。这种对以“三纲”为核心的传统伦理的批判与陈独秀、鲁迅、吴虞等人的思路大体一致，深刻揭露了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不平等本质。但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挖掘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根源，他认为，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能支配中国人精神世界两千多年，并不是因为他的学说本身有多大的权威，或者是永久不变的真理，适合做中国人的“万世师表”，而是因为它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农业经济组织的产物，作为中国大家族制度的表层构造，儒家伦理有着它的经济基础[2]435。把大家族制度、农业经济组织作为传统伦理道德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这是历史唯物论解释历史的基本思路。陈独秀20世纪20年代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他对泰戈尔学说的检讨上。在《泰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中，陈独秀对泰戈尔的观点进行了逐一反驳。陈独秀指出：第一，尊君抑民、尊男抑女是东洋固有的思想文化，现在还流行于社会，中国有很多军阀官僚和圣人之徒都拥护它，这种思想并没有消失，用不着通过泰戈尔来复活它。这种思想若再加以提倡，只有把皇帝再抬出来，把放足的女子再勒令裹起来，不但禁止男女同学，并须禁止男女同桌吃饭、男女同乘一辆火车或电车。第二，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是东方独具特色的思想。泰戈尔以为这是一种很高妙的思想，超过了西洋的竞争理念，这其实是错误的。东方民族的退让、不争、知足、能忍的和平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奴隶的和平思想，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印度、马来人还过着物质水平极其低下的生活，中国人还处在兵匪交迫的水深火热之中，亚洲很多民族长期在英、美、荷、法等强权势力压制下忍气自安。第三，在泰戈尔看来，重心灵轻物质也是东洋文化的特色之一。不客气地说，中国当时物质文明的程度几乎等于零，而那些提倡思想文化的人却遍布全国；泰戈尔如果再加紧提倡，只好废除轮船铁路，大家依旧使用独木舟和单轮车；只有废除机器印刷所，再用木板或竹简。泰戈尔所提倡复活的东方文化，如果只是抽象的空论，而不能社会进步提出具体的办法所，还是不要高谈阔论扰乱思想界。1924年4月，陈独秀发表了《评泰戈尔在上海、杭州的演说》一文，站在被压迫民族和劳苦大众的立场为科学和物质文明辩护。他指出，现代产生的众多恼闷来自于少数人控制物质文明的成果和弱势民族物质文明的极不发达，于是造成了民族间的侵略和阶级间的掠夺。然而，这些侵略和掠夺以及由此产生的恼闷，都不是科学和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若是我们自己侥幸有了物质文明的享乐，便忘了世界上还有无数被压迫的民族、被压迫的阶级得不着物质的生活而困苦而恼闷，只管由着自己兴趣，高谈什么精神文化，什么心灵愉快，什么讨论思想，把这些生活奢侈品当做生活必需品的谷粒，反把世界上无数劳苦平民所急需的物质当做可有可无的奢侈品———钻石，像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

以上议论，反映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的鲜明阶级立场，他对泰戈尔思想的批评尽管有过激的成分，但不少是切中要害的。李达在《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中把儒学看作中国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和社会发展迟滞的重要原因。他指出，自从儒家学说在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占据了核心地位之后，中国的学术就始终没能跨越出儒家学说的范围，难说有什么进步。因为统治者以儒家学说取士，而所谓士人便只能研习儒家学说，把自己造成为统治者所要拔取的人才。所以一切知识分子，自童年以至皓首，都去钻研四书五经，希望在故纸堆中寻取“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统治者们乐不可支，说这班可虑的穷酸都入了牢笼，天下可以太平无事了。在儒家学说占据中心地位的历史情境中，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从事于四书五经的研修，进行艰苦的灵魂修炼，面向自己的内心做着“存、养、省、察”的道德修养工夫，自然而然对于心外客观世界的奥秘就很不在意了。事实上，儒学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是没有自由的，如果有人偶尔做起向外的格物工夫，涉及一些客观世界的知识，就会被斥之为“奇技淫巧”或“离经叛道”，而为学术界、知识界所不齿。所以中国的科学之所以不发达，可以肯定地说是受了儒学的重大影响。儒家是从四书五经中讨生活的。他们自比为君子，而被民众那些“小人”所养活。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从来不治生产。他们以言“利”为最大忌讳，若说到提高生产技术、增高劳动生产性，那便涉及“利”的范围，而成为孔子所指斥的樊迟那种“小人”了。所以儒家做官从政的时候，从不向政府贡献促进社会经济的方法。宋代王安石的变法，在儒林掀起了极大的波澜，终于被所谓君子之儒打倒，新法也全遭废弃了。可以说，儒学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精神纽带，是中国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步履蹒跚的重要原因。此外，艾思奇、刘少奇、等人还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辩证地分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指出其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的同时，也肯定了其中所包含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因素，主张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比如，艾思奇在他的部分论著中就曾经阐明了共产主义者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批判继承态度，他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能够同时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本来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优秀的子孙。共产主义者不但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而且已经在继承和发扬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不论是一般文化方面的，或仅仅是道德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珍贵的伦理思想，是完全可以在共产主义者身上体现出来并获得新的发展的，无产阶级的新道德，并不是不加分析地单纯否定旧道德，而是对传统的精华加以提高和改造，从而使旧道德中的合理因素得到发扬，这是共产主义者和一切道德相对主义者的不同之处。譬如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范畴，曾经是封建道德的行为规范，而共产主义者对于这些以及类似的规范，并不是绝对抹杀，在共产主义者的言行操作当中，这些规范的精华之处事实上是得到了重大发展。中国传统道德当中的糟粕的部分自然是要去除的。比如，对于君主的忠，是绝对要抛弃的，然而共产主义者应该坚持对于国家、民族的忠。家庭内小范围的孝，在当今的环境中是难以顾全的，就是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但是在民族、国家、社会等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共产主义者也还是注重对于父母的孝敬的。妇女的片面贞节，吃人一餐饭，一定要有所报答，这样“有奶便是娘”的义气，而不分敌我、不论是非，现在也应该抛弃，因为这是有害的、危险的。然而，共产主义者为民族、国家、人民、事业而斗争时的那种坚贞不渝的节操，为民族利益而奉献一切的义气，才是节义精神的最高表现。以上这些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精华的继承和发扬，虽然不只是共产主义者才能做到，但是它在共产主义者身上有着多维度表现。

可以说，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包括伦理道德的批判是承继了中国启蒙思潮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精神，其中体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历史唯物论的特色，即站在以中国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劳苦大众一边，以他们的视域反思传统伦理道德，挖掘了传统伦理道德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包括经济根源，并表明了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辩证态度，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为我们当下进一步认知和理解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