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化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主体教学教师

论文摘要:构建一个开放的,充满生机的主体化教学模式,其前提是要有一个新型的师生关系。创设开放的教学模式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有效方法。营造和谐民主的氛围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重要保证。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原有的教学体系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因此,必须实现教学体系的转换。原有的教学体系主要是视学生为被动客体的知识教学,教学活动的设计组织和实施都是为了学生便于对知识的掌握。而当今的教学新理念,则是首先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把教学视为构建学习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教学的目的是把课程内容转化为学习主体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教学的整个过程就是学生主体性不断提高和增强的过程。

一、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必要前提

师生之间关系是平等的,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感情与个性差异。师生关系具有明显的情感性、双向性和人文性等特点。教师要允许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主动质疑,不把一切程式化的理解强加给学生;允许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把学生犯错误视为必然,不过分苛求,把划一的教育变为有个性的教育。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人格,维护学生的尊严。教师与学生不再是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真诚相待、共同探讨。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主体。

二、创设开放的教学模式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有效方法

大学教师师德是和大学教师职业角色和职业行为相联系的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包含丰富的内容。大学教师个体和师德的关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是探究师德的基本理论新问题。本文着重探索这对关系在未来社会的发展。

一、“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的界说

大学教师个人和师德的关系，一端连着大学教师自我运动的变化，一端连着教师职业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两种运动的“交汇区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大学教师自我及大学教师职业角色、职业行为都会发生变化，因而两者构建出不同的关系。

“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下文简称“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未来社会中大学教师个人和师德关系的描述。主要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师德的价值判定。未来的师德无论在其内容还是在其功能上，都必须肯定并保护大学教师的合法利益；肯定个人存在的神圣性。但必须反对“唯我论”和“忘我论”的师德。“唯我论师德”认为，师德是由个人决定的，对自我有利就遵守，否则就不遵守。“忘我论师德”则认为，一个人必须为他人牺牲自己，必须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必须为他人而活着。为他人奉献是人存在的唯一正当性，自我牺牲是师德的最核心内容。

第二，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大学教师个人对师德自觉态度的集中描述。大学教师不是把师德看成外在于自我的“客观”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是把师德作为“自我”重要的一部分，主动、热情、自觉地修养师德。

摘要：治理和善治理念应用于城市管理，成为构建城市治理模式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城市治理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公民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过程和机制。告别传统的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最终实现城市善治，必须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改善政府管理，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的作用，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市民三者信任、协商、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

关键词：治理；善治；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

ViewCityAdministrationModel’sReformandImprovementfromMultiformityofSubjects

YANTao1,CHENYan-hua2

(1.CollegeofPoliticsandSocialDevelopment,QufuNormalUniversity,Rizhao276826,China;2.CollegeofLawandPolitics,TongjiUniversity,Shanghai200092,China)

Abstract：GovernanceandGoodGovernanceareusedforcityadministration,andbecomethestrongtheoreticalsupportofcitygovernancemodel.Citygovernanceisaway,processandsystem,inwhichthegovernment,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citycitizenparticipateincityadministrationtogetherincomplicatedenvironment.InordertoaccomplishthechangefromtraditionalcityadministrationtomoderncitygovernanceandcityGoodGovernance,itisnecessarytoredefinetheroleofgovernment,improvegovernmentmanagement,meanwhile,playtheroleof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citizenfully,finally,constructthepartnershipmodelwithtrust,consultationandcooperationamongthegovernment,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citycitizen.

论文关键词:主体教学教师

论文摘要:构建一个开放的,充满生机的主体化教学模式,其前提是要有一个新型的师生关系。创设开放的教学模式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有效方法。营造和谐民主的氛围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重要保证。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原有的教学体系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因此,必须实现教学体系的转换。原有的教学体系主要是视学生为被动客体的知识教学,教学活动的设计组织和实施都是为了学生便于对知识的掌握。而当今的教学新理念,则是首先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把教学视为构建学习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教学的目的是把课程内容转化为学习主体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教学的整个过程就是学生主体性不断提高和增强的过程。

一、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必要前提

师生之间关系是平等的,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感情与个性差异。师生关系具有明显的情感性、双向性和人文性等特点。教师要允许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主动质疑,不把一切程式化的理解强加给学生;允许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把学生犯错误视为必然,不过分苛求,把划一的教育变为有个性的教育。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人格,维护学生的尊严。教师与学生不再是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真诚相待、共同探讨。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主体。

二、创设开放的教学模式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有效方法

大学教师师德是与大学教师职业角色和职业行为相联系的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包含丰富的内容。大学教师个体与师德的关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是研究师德的基本理论问题。本文着重探讨这对关系在未来社会的发展。

一、“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的界说

大学教师个人和师德的关系，一端连着大学教师自我运动的变化，一端连着教师职业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两种运动的“交汇区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大学教师自我及大学教师职业角色、职业行为都会发生变化，因而两者构建出不同的关系。

“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下文简称“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未来社会中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的描述。主要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师德的价值判断。未来的师德无论在其内容还是在其功能上，都必须肯定并保护大学教师的合法利益；肯定个人存在的神圣性。但必须反对“唯我论”和“忘我论”的师德。“唯我论师德”认为，师德是由个人决定的，对自我有利就遵守，否则就不遵守。“忘我论师德”则认为，一个人必须为他人牺牲自己，必须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必须为他人而活着。为他人奉献是人存在的唯一正当性，自我牺牲是师德的最核心内容。

第二，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大学教师个人对师德自觉态度的集中描述。大学教师不是把师德看成外在于自我的“客观”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是把师德作为“自我”重要的一部分，主动、热情、自觉地修养师德。

大学教师师德是与大学教师职业角色和职业行为相联系的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包含丰富的内容。大学教师个体与师德的关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是研究师德的基本理论问题。本文着重探讨这对关系在未来社会的发展。

一、“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的界说

大学教师个人和师德的关系，一端连着大学教师自我运动的变化，一端连着教师职业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两种运动的“交汇区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大学教师自我及大学教师职业角色、职业行为都会发生变化，因而两者构建出不同的关系。

“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下文简称“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未来社会中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的描述。主要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师德的价值判断。未来的师德无论在其内容还是在其功能上，都必须肯定并保护大学教师的合法利益；肯定个人存在的神圣性。但必须反对“唯我论”和“忘我论”的师德。“唯我论师德”认为，师德是由个人决定的，对自我有利就遵守，否则就不遵守。“忘我论师德”则认为，一个人必须为他人牺牲自己，必须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必须为他人而活着。为他人奉献是人存在的唯一正当性，自我牺牲是师德的最核心内容。

第二，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大学教师个人对师德自觉态度的集中描述。大学教师不是把师德看成外在于自我的“客观”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是把师德作为“自我”重要的一部分，主动、热情、自觉地修养师德。

论文关键词:主体教学教师

论文摘要:构建一个开放的,充满生机的主体化教学模式,其前提是要有一个新型的师生关系。创设开放的教学模式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有效方法。营造和谐民主的氛围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重要保证。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原有的教学体系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因此,必须实现教学体系的转换。原有的教学体系主要是视学生为被动客体的知识教学,教学活动的设计组织和实施都是为了学生便于对知识的掌握。而当今的教学新理念,则是首先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把教学视为构建学习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教学的目的是把课程内容转化为学习主体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教学的整个过程就是学生主体性不断提高和增强的过程。

一、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必要前提

师生之间关系是平等的,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感情与个性差异。师生关系具有明显的情感性、双向性和人文性等特点。教师要允许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主动质疑,不把一切程式化的理解强加给学生;允许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把学生犯错误视为必然,不过分苛求,把划一的教育变为有个性的教育。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人格,维护学生的尊严。教师与学生不再是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真诚相待、共同探讨。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主体。

二、创设开放的教学模式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有效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2年宪法（以下简称“82宪法”）颁布实施以来，关于宪法实施问题的研究占据了我国宪法学术研究版图的半壁江山。实施宪法，在本质上就是要让宪法“动起来”，让宪法从“纸面上的法”变成“行动中的法”［1］。宪法实施可以被分解为两大问题，即“由谁实施宪法”和“怎样实施宪法”。前者是指宪法实施的主体，旨在解决宪法实施的动力问题；后者则是关于宪法实施的路径选择问题，旨在探讨围绕宪法实施可能的制度设计。从我国宪法实施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宪法实施路径选择的研究成为宪法实施研究中的“主流”，虽然在对实施路径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实施主体的问题，但由于缺少系统性和专门性的研究，对宪法实施主体的认知还处于混乱状态，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厘清。从宪法文本来看，82宪法对宪法实施主体的规定并不明确。“宪法实施”唯一一次出现在宪法文本中，是在序言部分的最后一句——“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然而，对于“保证宪法实施”是否意味着“实施宪法”，会出现不同的理解。另外，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序言的效力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因此，能否将宪法序言最后一句作为宪法对实施主体的规范性定义，需要结合宪法的其他条款作出新的解释。不无遗憾的是，宪法实施主体规范依据的缺失并没有得到学术研究的有力补充。虽然有关“宪法实施”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对于宪法实施主体的研究却是寥若晨星。因此，本文将对我国的宪法实施主体问题展开具体论述，并希望由此产生抛砖引玉的效果。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宪法实施包括宪法遵守和宪法适用。在静态意义上，公民和国家组织只要消极地遵守宪法，也可以被认为是“实施”了宪法；而且，遵守宪法也是其他宪法实施活动的前提。但是，仅通过遵守宪法去实施宪法显然是不够的。在内容上，其至多实施了宪法中有关公民和国家行为的程序性规范，为数众多的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各国家机关权力边界的实体性规范没能得到有效实施；在效果上，其至多能保证程序正义，对于实现实36卷体正义作用有限，很难完全发挥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真实作用。鉴于此，本文主要从狭义、也是从动态意义上理解“宪法实施”，主要关注那些能够在日常活动中适用宪法，真正发挥宪法的规范效力，从而让宪法“动起来”的行动者和相关的制度设计。

二、宪法实施主体的一元化主张及其不足

（一）宪法实施主体的一元化。由于目前我国对宪法实施主体的专门研究不多，学者们对我国宪法实施主体的观点主要通过他们关于我国宪法实施路径的主张体现出来。2001年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的“齐玉苓诉陈晓琪案”（以下简称“齐玉苓案”），对我国宪法实施路径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该案的二审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提到：“……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该复函引发了关于我国宪法实施路径的争论。回顾这场学术争论，可以将对宪法实施路径的不同主张分别概括为“宪法的司法化”和“代议机关至上”。事实上，关于宪法实施主体的论争是这场学术争论的主要内容：前者主张将法院作为宪法实施者，后者则主张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核心构建宪法实施制度。虽然争论的双方在“宪法实施靠谁”这一问题上针锋相对，但是它们在本质上都秉持着一元化的主张，将宪法实施主体限定在国家机关这一宏观范畴之内，认为宪法实施是或者主要是某一个部门或机构的任务。1.法院作为宪法实施者“齐玉苓案”发生后，“让宪法进入法院”的呼声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日益响亮［2］。但是对于宪法如何在法院内发挥作用，存在不同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主张“宪法的司法化”。认为宪法首先是“法”，它应当和普通的民法、刑法一样具有法律效力，能够在法院得到司法适用，成为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之一［3］。第二，在“宪法司法化”的基础上，提倡“宪法的私法化”。主张在对宪法条文进行筛选的基础上，按照“严格掌握，有限适用”的原则，在法院审判工作中适用那些针对私人关系的条款（主要是基本权利条款）［4］。第三，在违宪审查的意义上理解“宪法的司法化”，认为法院应当享有依据宪法对普通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权力，由此还引申出我国应当建立独立的宪法法院以充分行使违宪审查职权的主张［5］。虽然在法院应当如何实施宪法这一问题上，学者之间尚有分歧，但他们都将宪法实施主体指向了同一个机构——作为纠纷解决中心的法院。2.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宪法实施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宪法实施者的主张，是随着对“宪法司法化”的质疑和批判逐渐发展起来的。批判论者之一，认为“宪法司法化”的概念过于模糊，以至于混淆了“司法判断”和“违宪审查”两种不同的法律活动，进而可能让法院打着“司法判断”的旗号完成了“违宪审查”的任务，这造成对宪法的误用，忽视了宪法作为“国家权力结构的政治学说”在塑造一国宪政秩序中本来应当发挥的作用［6］。批判论者之二，认为应当回到我国宪法文本所确立的框架内讨论宪法适用问题。依据我国宪法规定，法院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此处的“法律”是一个狭义概念，并不包括宪法在内。因此，法院无权染指宪法适用问题，宪法适用主要应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7］。批判论者之三，认为“宪法本身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纲领”［8］，而宪法司法化“意味着法院就要对涉及国家生活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作出政治判断”，这已经构成了中国法院不可承受之重。上述各种批判性观点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在论证的结论方面却基本一致，那就是要在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制度框架内，发现“合宪的”实施宪法的主体。鉴于我国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七条分别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和“实施宪法”的职责，那么对于宪法实施主体的讨论就必须围绕这些规定来进行。因此，对于当下中国来说，最为合宪和可行的路径，是在不断完善人大自身建设的过程中构建起代议机关至上的宪法实施模式。（二）一元化主张的不足。虽然在宪法实施路径的选择上存在冲突，但是不同主张的支持者们的根本目的都在于通过推动宪法实施，实现宪法之治。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的“8•13批复”被废止，似乎宣告了“宪法司法化”路径在中国的失败，法院作为宪法实施者的角色必须被重新定义。但是，“宪法的司法化”主张受挫并不意味着“代议机关至上”主张的胜出。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享有的“监督宪法实施”和“解释宪法”的职能还没有被真正行使过。“宪法实施”更多地出现在各种口号性文件而不是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宪法实施不如意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一元化主张存在严重不足，要求我们必须对我国宪法实施的动力机制进行反思。1.实施宪法的动力不足宪法实施主体的一元化主张在现实中遭遇了实施宪法动力不足的困境。造成这种困难局面，既有政治现实层面的原因，也有规范层面的原因。反思“宪法的司法化”理论自“齐玉苓案”以来的兴起和衰落，这场“让宪法进入法院”的学术运动从一开始就秉持着相当激进的司法能动主义立场，它将原本严重缺乏独立性的法院推向宪法改革的最前沿，给法院施加了不能承受之重。让宪法“动起来”，意味着法院要在本部门健康运转的条件下，有效监督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行为，对它们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从我国的政治现实来看，当下法院尚不具备这种能力。在宪法秩序的安排上，我国法院的一切活动要受制于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院的工作要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法院审查立法机关行为本身就会遭遇合宪性质疑。在现实运作中，由于人事和财政独立性的欠缺，法院即便在面对宪法地位相同的行政机关时，也很难对后者的行为形成有效制约。因此，地位不足与独立性缺失的双重叠加，必然会造成法院在实施宪法过程中困难重重。和法院相比，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宪法实施者虽然在规范意义上更加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但受制于两大机构的现实运作特点，它们实施宪法的动力同样堪忧。众所周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典型的特征是“时间紧，任务重”。代表们每年要在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进行审议和表决，而且这其中不乏重要的宪法性问题；但相比较随时可能出现的宪法性争议，全国人大过于短暂的会期显然无法承载起实施宪法的重任，以至于这一重任事实上必然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然而，面对层出不穷的违宪事例，全国人大常委会显得独木难支：在立法领域，行政立法权的崛起导致法律保留原则的底线不断被突破，而且这种突破多半是以违反宪法为代价出现的；在行政领域，行政权的不断膨胀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普遍趋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行为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司法领域，人大应当如何监督司法机关行为，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同时保证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至今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种种问题叠加在一起，导致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在现实中变成了“橡皮图章”。虽然我国正在努力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权”“充权”，但这必定是一场充满艰难博弈的“持久战”，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它们事实上权能不足的问题。2.宪法实施不全面支持法院作为宪法实施者的学者们认为，不是所有的宪法条文都可以得到司法适用。在谈到“宪法私法化”的应用逻辑时，蔡定剑先生曾主张“必须严肃地按宪法精神和宪政理论来操作，严格限制直接适用条款并规范操作程序”［4］。根据“严格掌握，有限适用”的原则，蔡先生曾总结出适合于私法适用的宪法条款［4］。与此相类似，张千帆教授明确提出了“宪法的选择适用”的主张。根据富勒所提出的法律应当具有“普适性”“明晰性”“可行性”和“稳定性”的观点，张千帆教授认为应当在此基础上甄别出宪法中具有司法适用可能的条款，从而形成一个可以适用的宪法结构［9］。然而问题在于，宪法的部分实施还不能等同于宪法实施。事实上，宪法的每一个条文都具有被实施或适用的可能性。针对某一宪法条文，或许我们在当下认为它缺乏适用性，但考虑到社会经济的变迁和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和作用，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该条文或许就将成为适用的对象。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美国银行案”中马歇尔大法官为了论证联邦政府有权在各州设立分支机构，认为美国联邦宪法第一章第八节第十八款——“为执行上述权力及宪法赋予合众国政府或部门官员的所有其他权力，制定所有必要与合适之法律”——其中的“必要与合适之法律”可以成为在联邦宪法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而被迫选择的规范依据［10］。这足以说明，看似空洞的宪法条款同样存在被适用的可能。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宪法实施者，困难在于如何兼顾监督公权力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两大目标。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要功能是立法。通过立法，将宪法条款具体化，为监督公权力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提供规范依据。通过立法实施宪法的行宪方式，并不能保证宪法得到全面实施。虽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了为数众多的规范公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但是对于违反这些立法的行为，却无法进行有效的制裁。这意味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的实施只能是程序性实施，难以通过实体性的制裁保证宪法规范的目的落到实处。

三、宪法实施主体多元化的正当性与合宪性

在指出宪法实施主体一元化的不足之后，本文主张，多元化才是我国宪法实施主体的真实特征。对此观点的论证将主要从宪法的本质与根本目的、权力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宪法相关条款的体系性解释三个方面展开。前两者为宪法实施主体的多元化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对相关宪法条款的解释可以为其提供合宪性辩护。（一）宪法的本质与根本目的。在准确界定宪法实施主体之前，有必要对两个问题作出明确回答。第一，宪法是什么？第二，实施宪法的目的是什么？从“宪法（constitutionallaw）”一词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在原初意义上是关于国家建构和整合的学说，是公民为了构建政治共同体所达成的政治契约［11］。因此，在以宪法为中心而产生的各类宪法关系中，最核心的一组关系当属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宪法确立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内，公民通过参加选举、公民表决、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等政治活动，与作为统治权之行使者的国家进行有效而充分的互动，并由此不断赋予一个政权以政治合法性。公民与国家互动的过程，也就是宪法从静态文本转向动态实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与国家是两个互相不可替代的主体，即权利主体和权力主体，二者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和权力，依据宪法规定的程序展开良性互动，成为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共同体；否则，便有可能出现彻底吞噬社会的极权国家或者公民淹没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状态。除了维系宪法自身的生命与权威，实施宪法更根本的目的应当是充分发挥宪法“治国安邦”的功能——宪法既要有效地约束公权力的行使，又要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二者不可偏废。对于实现“限制公权”与“保障私权”的目标，一元化的宪法实施主体即便在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但终究缺乏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原因在于，两大目标虽然在落实“主权在民”的终极意义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运作中，二者更多地是以冲突和对立的姿态出现的。在这种现实状态下，将一组存在矛盾关系的目标交由一元化的国家机关去实现，其难度不言而喻。“没有人民的支持，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一旦遭遇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便必然失败。”［12］因此，要实施宪法，将“限制公权”与“保障私权”的目标落到实处，有必要引入多元化的动力机制，实现宪法实施主体的多元化。（二）权力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根据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每个人天生都享有权力，但是为了避免“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人们达成契约，将权力交给一个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去行使。权力是否一定要交给一个单一的主体去行使？在霍布斯所处的欧洲民族国家生成和壮大的时代，国王垄断权力几乎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霍布斯并没有把国王视作权力唯一合法的承载者。从社会契约论的论证逻辑来看，人们既可以将权利转让给国王或者国家从而形成权力，也可以将权利转让给其他的公共组织，以获取安全与福利。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印证了权力在国家与其他公共机构之间的可分享性。当下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权力多元化的发展过程，各类国际组织和社会团体逐渐开始分享原本由国家垄断的权力，“国际公权力”“社会公权力”逐渐成为和“国家公权力”并列的概念。在一个国家内部，权力的发展趋势之一是“权力的社会化”，即权力开始被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分享。其他组织分享权力的正当性同样可以通过契约理论得到论证。按照梅因的观点，“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3］。作为个体的公民既可以将他们的权利移交给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同样也可以过渡给作为共同体的社会。在我国，“权力的社会化”一个重要标志是众多社会公权力组织的出现。它们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目的，以实现社会利益为宗旨，以成员转让的权利为权力来源并对成员能够发挥影响力与支配力［14］。虽然出现了性质不同的权力类型和类型多样的权力享有者，但是在一国之内所有类型的权力享有者都必须将宪法作为基本规范。在消极意义上，所有的权力主体都必须在它们所参与的活动中遵守宪法规则，以不违反宪法为底线；在积极意义上，权力主体还应当采取措施保证宪法的实施。因此，权力多元化的发展决定了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反映在宪法实施过程中体现为宪法实施主体的多元化。（三）对我国宪法“实施”条款的体系性解释。宪法实施主体多元化的主张不仅具有逻辑上的正当性，而且也具有宪法依据。在我国宪法文本中，“实施”一词共出现在四个地方。第一处为宪法序言的最后一句，即“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第二处为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大的职权之一是“监督宪法的实施”；第三处为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是“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最后一处为宪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之一是“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根据上述宪法条文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宪法实施主体应当包括“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首先，宪法序言的最后一句是“宪法实施”一词在我国宪法文本中唯一一次出现，它从正面直接、明确地规定了上述主体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此处所谓“保证宪法实施”，就是要求各相关主体要积极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利），同时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以每一个个体的真实行动让宪法“动起来”。其次，虽然宪法第六十二条、六十七条以及第七十六条也提及了“宪法的实施”，但是其重点在于强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权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协助宪法实施的职责。从行文表达上来看，宪法正文中这三处提及“宪法的实施”的条款，实际上省略了主语即省略了对宪法实施主体的表达，因为在这三处条款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是哪些主体对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代表协助哪些主体实施宪法？此时，只有结合宪法序言最后一句对宪法实施主体的规定，这三处条款才能获得最完整、清晰的解释——“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对象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协助对象。

大学教师师德是与大学教师职业角色和职业行为相联系的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包含丰富的内容。大学教师个体与师德的关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是研究师德的基本理论问题。本文着重探讨这对关系在未来社会的发展。

一、“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的界说

大学教师个人和师德的关系，一端连着大学教师自我运动的变化，一端连着教师职业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两种运动的“交汇区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大学教师自我及大学教师职业角色、职业行为都会发生变化，因而两者构建出不同的关系。

“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下文简称“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未来社会中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的描述。主要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师德的价值判断。未来的师德无论在其内容还是在其功能上，都必须肯定并保护大学教师的合法利益；肯定个人存在的神圣性。但必须反对“唯我论”和“忘我论”的师德。“唯我论师德”认为，师德是由个人决定的，对自我有利就遵守，否则就不遵守。“忘我论师德”则认为，一个人必须为他人牺牲自己，必须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必须为他人而活着。为他人奉献是人存在的唯一正当性，自我牺牲是师德的最核心内容。

第二，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大学教师个人对师德自觉态度的集中描述。大学教师不是把师德看成外在于自我的“客观”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是把师德作为“自我”重要的一部分，主动、热情、自觉地修养师德。

摘要：“主体性”是人在与客体的交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自由、自主和超越的综合特性．是入的精神生命之所在。将“主体性”理念融于道德教育是人寻求自身价值、完善生命意义之使然。主体道德教育着力在起点上．把学生看作实现生命意义的主体性存在；在教育过程中，以主体性的方式对学习者的生命型人格进行引导和建构：对教育终极目标的追求上，则意在提升学习者的生命型人格与德性品质，推动学习者向善。其全程凸显了大写的“人”．是对生命的追寻和显现。

关键词：主体性道德教育生命主体道德教育

进入新世纪．教育越发背负着提高人之生命质量的神圣使命“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这一思想已经在学校教育实践中逐步确立。然而．这一切只存在于一般的课堂教学中——学校道德教育仍然把学生当作接受各种规范教育的客体．当作“无德”或有待着色的白板。虽然有过一些相关改革．但终归只流于形式——学生的主体性一直没有被提升到生命意义的高度教育的过程虽然是在提倡学生的自由、自主和创造性．但其实质却依然是在为“培育有用之人”．“培养英雄”等“无我”的目标而努力道德教育课是在宣扬“英雄”“圣人”的故事．是在传授“爱国经”，然而，故事也好，“经文”也好，学生只会在看热闹，他们非但无法真正体会“道德”的究竟．反而学会了“伪饰”或“盲从”。因此，重新审视主体性道德教育的内涵、实质和目标；探求主体性与生命。生命与道德教育的关系，从而揭示主体道德教育的生命性实质成为研究的必要本文意在回答以下的问题：主体性与生命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性?它们对道德教育意味着什么?主体道德教育的实质和目标如何定位，何以体现?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再次明晰主体性、生命化理念对道德教育的深刻意义，使道德教育的开展真正是为了学生．为了让他们真正成为一个人。引导他们追寻自我选择的有价值人生。

一、主体性：精神生命的形与质

(一)主体性及其内在特征

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由、自主、和超越的综合特性。其中，“超越”作为主体性发展的高级要求。是主体性得以凸显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其表现为个体能够以理性自觉的态度批判和反思各种规范、现象和问题，能够对我，进而对选择的意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换句话说，“超越”就是寻求意向、行为的“自我管理”和意义的“自我实现”，就是对人的自然性的不满足、否定和扬弃它是人的一种理性自觉。是人在适度自由、自主的基础上表现出的“自我与人我”的统一。所以，超越性凸显的关键即在于自觉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施展。拥有超越性的人不但具有较高的主我意识，不但能够认识到“我是活动的主导者”．而且能将自我看作待为提升的对象．自觉指导自我发展；同时，也将他人看作与自身共生共存的主体和合作的伙伴．而不是被利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