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范文10篇

3月19日—31日，我们一行76人，分两批、两个阶段，先后赴香港、深圳、嵊州、新昌、温州、义乌、杭州、上海等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招商考察活动。一路察看，一路交流；一路议论，一路振奋，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找到了差距、拓宽了思路、看到了希望。

一

当我们仍在讨论“姓社姓资”的时候，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民营经济已雨后春笋般地茁壮发展；当我们依旧打击“投击倒把”的时候，义乌等地市场已开始如火如荼般地建设。数日的南方考察，我深深体会到南方人与我们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经过上百年的滚动发展，成为亚洲经济最活跃、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珠三角、长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地区，20多年来的发展，使其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经济总量最大、人民生活水平最高、最富庶的地区。判断社会地位高低标准、价值标准、人生观念、思维方式上与内地明显不同。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是看其经济实力大小，有钱就有地位，没钱就没地位，钱多地位就高，钱少地位就低，也就是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仅看其政治地位，更主要的是看其经济实力。这一点与内地不同，尤其是在北方差别更大，大部分人还都热衷于蹲机关、吃财政、追求行政职务和政治地位，“官本位”思想还十分严重。在人们的意识中，拥有金钱多少，并不代表社会地位高低。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老板多、官员少，公司多、机关少，这“两多两少”充分说明了一个地方的人才流向、就业观念和经济发展的快慢及经济质量的高低的问题。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香港和南方发达地区，人才精英大部分聚集于公司、企业，而在我们北方与他们截然不同，大部分人萎缩在党政机关，每当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时，还在托关系、找门路，千方百计向党政机关挤，甚至不惜改行换业，致使人才流失。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现在还是上层建筑庞大，经济基础落后，另一方面说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就业观念落后。

二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令人瞩目，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十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DP保持全国省区第一。城镇居民收入居全国第一，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百强县（市）中，浙江占了22个，居全国首位。浙江经济发展备受关注，其主要特点是：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进步，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寻找与互联网的结合点，物流行业自然也在积极探索，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打造物流云服务模式，以此提高物流运输质量和效率。基于此，本文围绕大数据背景下珠三角地区物流云服务模式进行研究，探讨物流云服务模式优势，并针对大数据背景下珠三角地区物流云服务模式应用进行研究，从服务架构、技术架构、业务架构三个维度出发，促进珠三角地区物流云服务模式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珠三角；物流云；服务模式

一、物流云服务模式概述

云计算是新时期计算机技术的代表，主要用于对不同资源进行整合，生成一种能够实现扩展的虚拟资源。基于此背景，物流云服务是以云计算为基础，对物流中优质客户信息、物流企业信息进行储存，形成庞大的物流虚拟数据库，再利用物流云服务模式，将虚拟数据库的信息精准匹配，利用物流云服务平台，实现用户与企业的精准匹配。

二、物流云服务模式优势

（一）促成移动办公。在物流云服务模式下，物流运输企业开始围绕以信息为中心的全新模式，借助云计算获取物流运输信息，并连通到手机终端，不仅促成用户通过手机下单，并可以利用手机实时监控运输的位置、状态，物流运输企业也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可以在全国范畴内接单，并实现物流运输的汇聚和分流，大大降低了物流运输的成本，提高了物流运输的效率。在物流云服务模式下，移动办公已经成为物流运输行业最显著的特点，也是相比传统物流运输模式最大的优势。（二）实现信息整合。物流云服务模式就是将收集的数据信息进行汇总储存，再利用云计算技术将需要的信息提炼出来，利用云服务，将大量的物流运输用户信息储存在虚拟空间，物流运输企业可以随时与用户进行对接，提高物流运输服务的精准性，尤其在港口地区，物流云服务模式充分整合了港口信息，既能够确保用户挑选适宜的物流运输渠道，也便于企业及时获取用户信息，物流运输双方打破了信息壁垒，让物流运输作业、计费都得到了相应的优化，成为了新时期物流运输最大的优势。（三）畅通交流渠道。借助物流云服务模式，让物流运输企业与用户实现对接，畅通了双方的沟通渠道，在物流运输接单、备箱、运输、计费等各个环节，企业与用户都可以针对相应的服务进行沟通，用户更可以对整个运输过程进行监控，大大提高了物流服务的效率，也促进物流运输的质量得以提高，是传统物流运输模式无法比拟的优势。

一、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特点

珠三角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一)1978～1990年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采取“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的模式。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8月底，东莞市虎门镇就正式成立了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编号为“粤字001”。尽管这家企业的规模不大，设备较落后，产品档次也不高，但在春潮萌动的中国内地却抢吃了第一只“螃蟹”，从此揭开了珠三角直接利用外资的序幕。在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地区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管理经验和国外销售渠道，但珠三角也有自身的优势，劳动力丰富而且便宜，土地资源多而且价格低。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之时正是香港产业升级换代之日，香港商人受厂租、劳动力价格居高不下的困扰，急于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香港，转移到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珠三角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人文优势以及生产成本优势，成为港商的首选地区。珠三角人则因势利导，以乡镇企业为依托，以“三来一补”为突破口，积极发展加工贸易。

(二)1991～2000年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第一增长点。计算机及软件、通讯、微电子及基础元器件、新一代视听产品、机电一体化、重点轻工和家电等七大主导产业快速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和产品逐步提高。一大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来珠三角兴建高新技术企业，世界500强IBM、飞利浦、杜邦、惠普、三星、施乐、康柏等跨国公司相继在珠三角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同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在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发展阶段，珠三角人从实践中逐步意识到“三来一补”的局限性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人们主要还是关注提升外资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采取的措施是在淘汰低档次、技术落后、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三来一补”企业的同时，有选择地引进了一大批高科技的加工贸易企业。珠三角在提升外资加工贸易科技含量的过程中，自然也带来了技术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第一，加工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高对珠三角地区的同行有很强的竞争作用和示范作用，本地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产生了大量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二，加工贸易与本地产业有密切的关联程度。这一时期，加工贸易的生产料件已经完全改变了全部依靠进口的格局。第三，加工贸易企业普遍重视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的培训。在加工贸易企业中，外商出于劳动力成本及其它因素的考虑，往往选择和招聘当地的优秀人才加以培训和管理，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熟悉国内外市场的人才。经过技术培训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一旦由外资加工贸易企业流向其他企业或自创企业时，所学的各种技术也随之外流，从而引起溢出。

(三)2001年至今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飞跃阶段。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第三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不少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落户珠三角，并且跨国公司本土化的趋势初见端倪。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化，跨国公司纷纷在珠三角设立研发机构。截至2005年底，杜邦、本田、日立、三星等知名跨国公司在珠三角就已设立了研发机构243家。这些研发中心上接研发源头，下连规模生产企业和市场，为珠三角吸收和承接国外高水平技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良好的研发平台。在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飞跃阶段，技术溢出效应有实质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逐步被引进关键技术、关键设备所替代。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为了能进入珠三角市场，竞相以各种方式向珠三角输出技术，技术引进的结构在不断优化。随着珠三角企业技术引进水平的不断提高，引进的目的逐步从单一生产技术的引进转向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创新能力的技术引进，引进技术方式多元化。跨国公司向珠三角输出技术，除了有技术许可、技术服务、入股投资等传统方式之外，还有相互交换技术使用权、特许专营等新形式，加工贸易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本地化。重用本地管理和技术的精英使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绩明显上升，促使跨国公司向人才本地化转变。

二、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主要路径

广州作为一座工商业、服务业和文化教育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可以向高校毕业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生产制造类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广州在高校毕业生的需求结构上，主要以管理类、营销类和服务业、文化教育产业等相关的专业为主。

据广州锐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公关策划部经理李君遐介绍，管理、市场营销、金融保险、财会、IT、通讯、外语、贸易和文化教育类等专业上，一直都是人才市场上需求比较大的专业。从总体而言，广州对应届毕业生的需求呈现出“文科类比理工科吃香”的需求特点。

根据广州市人事部门出台的《2003～2004年广州市优先引进人才专业目录》，具体制定了18类“紧缺专业”、10类“控制专业”。其中，“紧缺专业”主要是保证物流业、高新技术产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业等优先发展的支柱产业以及南沙大开发、新机场和新地下轨道建设等关键项目所需的人才。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引进紧缺专业人才，可以适当放宽学历、专业技术资格、年龄等条件限制。

东莞：专业镇急需专业人才

经过多年发展，东莞的服装、家具、毛织、制鞋、电子、五金冲压及模具制造、塑料制品等特色产业迅速崛起，生产、销售和配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一批“专业镇”。东莞智通人才市场总经理苏琳告诉记者，在未来几年里，东莞将迫切需求大量与东莞当地产业结构相吻合的各类专业人才。

虎门镇聚集着600多家服装制造企业，是享誉全国的“中国女装名镇”称号；大朗镇已成为广东省最大的毛织生产基地和毛织原料集散地，毛织企业数量多达2000家；厚街、大岭山两个镇，积聚了大量家具业、电子、鞋类等，包括三星集团、伟易达集团、爱高实业等在内的外企1100多家；同时，清溪、石碣、石龙、长安等镇，则驻扎着包括步步高、金正科技等知名电子制造企业，基本上以电子业为支柱产业；此外，塘厦、黄江的电子、塑胶、五金、玩具精密机械、酒店业等高科技产业，以及东城区、南城区和樟木头镇的房地产业，每年都需求数量可观的专业对口高校毕业生。

一、珠三角地区“民工荒”的主要表现

1.企业用工在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方面的矛盾比较突出。

自2004年年初东莞市首次官方确认民工紧缺以来，此波迅速波及整个珠三角。据东莞市劳动局公布的“2007年企业春季用工需求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九成以上企业表示将招用新员工。其中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普工岗位用工需求仍然旺盛，预计今年企业用工需求将增长10％－15％。据估计，东莞今后5年内企业用工需求每年都要新增10万以上。据调查显示，在企业新的用工需求中，75％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且34％的岗位需要达到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45％的岗位要求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60％的岗位需求女工。

2.不同类型企业招工难易程度不一，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招工困难。

调研情况显示，2008年劳动力供求的特点是，电子、鞋业、服装等传统制造业仍有较大的用工需求。企业招聘人员难易不一，优质的企业由于工资福利、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不存在招工难的问题，但是劳动密集型、工作时间长的企业则会存在一定的招工难问题，这类企业约定的月基本工资通常徘徊在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相应增加员工的收入，预计这类企业需求员工不少于30万人，其中普工约24万，技工约6万。

3.拖欠民工工资现象时有发生，民工流失率不断攀高

一、引言

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正式提出，逐步引发了国内学界、政界、商界和普通百姓的高度关注和热议。2016年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2017年3月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从近40年粤港澳经贸合作关系演进来看，已经走过了1.0的“前店后厂”阶段、2.0的CEPA阶段以及3.0的自贸区试验区创新合作阶段。随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框架协议》的实施和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将开启粤港澳合作的4.0阶段。粤港澳大湾区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2017年末总人口约7000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二、珠三角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一）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猛。2014年，珠三角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并不高，为261.1亿元，但在2017年，珠三角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总额飞涨到1370.64亿元，增长速度前所未有，增长额高达1109.54亿元，增长比例为424.95%。在2014—2018年间，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相比之下，农、林、牧、渔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有限，见表1。（二）服务贸易规模跃居全国首位。2016年，珠三角外贸综合服务、旅游购物出口、跨境电商等服务业新业态快速发展，服务业进出口总额达9786.9亿元，同比增长19.3%，占全国比重的18.3%，首次位居全国第一；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比重达13.4%，其中，服务出口3847.3亿元，同比增长0.9%；服务进口5939.6亿元，同比增长35.2%。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加快，自贸试验区新设企业7.6万家，目前已基本完成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中期目标，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成效明显。（三）服务贸易进口类别单一。珠三角服务贸易进口类别比较单一。当前国际服务贸易类型广泛，除了运输业、旅游业、工程建筑业等传统的服务贸易类型外，许多新兴服务贸易类型正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如金融、保险等。珠三角服务贸易中传统服务贸易类型占比较大，新兴服务贸易类型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见表2。

三、珠三角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

（一）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有待提高。在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粤港澳三地银行机构的相互开放程度低、跨境外汇结算系统常遇到阻滞、金融服务与区域经贸合作的金融服务需求不相适应,需要更加全面的开放。在物流服务贸易方面，需建立粤港澳地区的统一的物流行业标准，还需建立检验检疫和边防等口岸部门的统一的电子信息平台。在旅游服务贸易方面，行政服务效率应讲究实效、力求同一标准，需建立对协调三地旅游服务有帮助的粤港澳旅游业的协同监管机制。在专业服务贸易方面，需尽快消除港澳专业服务业进入广东的行政壁垒、需完善与CEPA配套的政策措施。在会展服务贸易方面，需尽快促进粤港澳达成合作共赢的共识、提高资源整合力度、促进会展业管理体制协调一致。（二）管理有待改善。在效率方面，工作量大、协调部门多，在政策执行方面，政策多、扶持资金足，但是在利用上却出现效率不佳的现象。预期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致使在考核上出现困难。统计数据难以做到及时、准确，出现统计数据的出入大、时间滞后等问题，使得后续工作因信息缺失而难以继续。在部门协调方面，当企业作为个体做产业融合时，离不开政府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企业提供引导和平台，许多领域的服务业存在空白的现象，行业协调机制尚未建立，无法形成整体合力。

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生态农业雏形，成功实现了物质的循环利用，把种桑、养蚕、养猪和养鱼有机的结合起来。史载："顺德地方足食有方……皆仰人家之种桑、养蚕、养猪和养鱼……鱼、猪、蚕、桑四者齐养"。(1)桑基鱼塘由于自身的优势，能实现良性连环生产，明中叶以后发展迅速，其面积曾一再扩大。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至十九世纪末期间内曾两次掀起"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热潮(2)。当时南海九江乡成了"境内无稻田，仰籴于外"(3)的纯桑塘区。南海龙山在十九世纪嘉庆年间，成为"民舍外皆塘"(4)。顺德更为突出，西海一带，咸丰以前，还有稻田，后皆变为基塘。(5)全县在十九世纪末光绪年间，开挖的基塘就有十万亩之多，桑基面积达到三十万亩以上，稻田面积不及总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顺德诗人周祝龄《所托山房诗集》内载《土风三弊》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近觉桑区广，渐计禾田轻。自从咸同来，鱼塘日益稠。……人与鱼共命，鱼与谷争秋……"。

桑基鱼塘在当时是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土地利用方式，对明清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桑基鱼塘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生丝市场的开拓与扩大(6)，"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热潮的兴起与国际市场需求的扩大密切相关。然而国际市场需求的扩大能有效刺激国内蚕桑业规模的扩大，市场机制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在于珠江三角洲的制度环境，诺思认为如果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单凭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

1.宗族制与桑基鱼塘

珠江三角洲是中国宗族势力强固的地区之一。(7)强大的宗教势力对桑基鱼塘的兴修，尤其是对"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热潮的掀起了促进作用。作为一个完整的农业系统，并非仅仅是自然条件的彼此关系，还应当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8)宗族组织不仅是基塘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大大推动了桑基鱼塘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势力源远流长，屈大均在描绘珠江三角洲宗族势力时说："其大小宗，祖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9)宋代以来随着中原地区人口的不断迁入，在这里建立了盘根错杂的宗族关系。宗族组织严密，"粤地，多以族望自豪。"(10)当地各大族，"皆聚族而居。"(11)他们一般是一村一族，或一村二三族分区聚居。

珠江三角洲的基塘是沙田区人民为了排涝灌溉，因地制宜地改造自然，将低洼地深挖为塘，蓄水养鱼，并把泥土覆于四周成基，种果植桑，而形成的特殊的土地利用方式。沙田的开发不仅是自然形成过程，而且是人工围筑过程，历史上，尤其是明清珠江三角洲沙田的开发与宗族制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珠江三角洲的大宗族，拥有雄厚的物力、财力，对沙田的开发起了积极作用；同时沙田的大规模开发又为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经济条件，二者成互动关系。(12)

随着沙田的开发，基塘面积也随之增加。在沙田的围垦过程中，有许多洼地不能用于耕作，为了消弥水患，人们将洼地挑挖成池塘，同时将基面扩大，这样既用以保护基内的农田生产，又将池塘用于养鱼，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宗族在对沙田的开发过程中，客观上促进了基塘的形成与开发。

提高城市竞争力是现在城市政府制定城市经济发展策略中广泛使用的概念，以便在城市间的竞争中获得优势。美国学者波特认为城市和区域实际上是存在竞争的，虽然这种竞争不象国家之间通过利率或价格的调节来进行，也不象公司通过追求利润最大化来进行，但城市间在吸引投资、人口和游客以及公共投资和奥运会这样的重大事件上有着激烈的竞争（Porte1995）。城市间竞争在我国的城市间也广泛存在，特别实在经济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一、城市间竞争的概念

城市竞争是指城市政府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决策制定、制度组织安排来不断吸引外部生产要素投入和促进经济系统内部相互作用，使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城市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各城市政府之间的竞争，城市政府通过对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的控制、对经济发展政策如城市规划、地方税收政策、土地政策、人才流动政策的制定，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来确定城市竞争能力的发展方向。正是政府间这种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竞争，加剧了城市竞争的力度，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城市化进程。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在这个地区，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把各类城市连为一体，形成具有不同层次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竞争在同一层次的城市间广泛存在，如广州和香港在1999年的建设科技城和数码港的计划，广州与深圳的会展策略，东莞、顺德、南海、中山吸引外资的政策与措施等等，正是由于这种竞争，珠江三角洲内的各城市在区域条件较为相同的情况下，通过产业的集聚与专业化分工形成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和主导产业，在同一层次的城市中形成具有差异性的城市发展性质，东莞是国际性的加工业基地，顺德是国际性的家电生产基地；在顺德的容桂镇是全国空调器生产基地，北窖镇是全国的小家电生产基地；东莞的虎门是国际性的服装生产基地，中山的沙溪是国际性的休闲服装生产基地。

珠江三角洲城市间竞争的效用是使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和运作效率不断提高，珠江三角洲城市间的良性竞争使社会资源得到了较合理的配置，城市之间通过专业化的分工与合作来相互促进发展，在竞争中为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带来机会。城市政府之间的竞争大大促进了城市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外资的吸引、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及思想解放和制度的创新，加快了对外开放、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珠江三角洲城市间竞争也存在着过度竞争的现象，如90年代为追求低成本的土地而出现的过量的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展，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

二、城市间竞争产生的原因

一休闲竞争力

1、评价指标体系概要

我们首次提出了文化资本和文化价值双模型，并创新3个文化指数构建了休闲文化竞争力模型⑴。该模型吸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竞争力模型的合理内核，将休闲经济划分为5个子系统：文化竞争力、规模竞争力、结构竞争力、环境竞争力和成长竞争力。每个子系统选取4个关键指标，构成一个较为完整指标体系。运用这个模型分析比较了中部6省休闲经济竞争力差异。

由于收集和调查数据的成本因素，我们在研究“泛珠”9省休闲经济竞争力过程中，简化了指标体系，省略了企业抽样调查部分，仅选取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切相关的12个指标，构建了“泛珠”休闲经济竞争力评估体系。根据每个指标的重要性程度大体又划分为A、B、C三类。权重分配A类50，B类30，C类20，合计权重100。具体评价方法参见中州学刊2007，（2），第42页。

2、休闲经济竞争力测度结果

应用上述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我们对“泛珠”9省的休闲经济竞争力进行了计算。当然，计算出的结果可能没有反映出各省休闲经济实力的全面内容，但至少能有力说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联合实力。现阶段，文化和旅游两个产业的增加值占了可测量休闲经济总量的2/3以上，是休闲经济的重心。研究解决休闲经济的核心发展问题，休闲经济的其他方面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摘要：本文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不同时期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特点，从技术模仿、配套生产、人才流动方面揭示了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路径，总结了珠三角提升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经验。

关键词：加工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自主创新

珠三角地区既是我国加工贸易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最为成熟的地区。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不仅是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且在广东省对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我国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外资进入能带来先进技术，产生技术外溢，进而带动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是低还是高，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到底有多大，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

一、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特点

珠三角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一)1978～1990年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采取“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的模式。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8月底，东莞市虎门镇就正式成立了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编号为“粤字001”。尽管这家企业的规模不大，设备较落后，产品档次也不高，但在春潮萌动的中国内地却抢吃了第一只“螃蟹”，从此揭开了珠三角直接利用外资的序幕。在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地区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管理经验和国外销售渠道，但珠三角也有自身的优势，劳动力丰富而且便宜，土地资源多而且价格低。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之时正是香港产业升级换代之日，香港商人受厂租、劳动力价格居高不下的困扰，急于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香港，转移到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珠三角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人文优势以及生产成本优势，成为港商的首选地区。珠三角人则因势利导，以乡镇企业为依托，以“三来一补”为突破口，积极发展加工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