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贸易理论范文10篇

随着国际经贸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研究非常活跃，主流贸易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本文就此作些介绍。

一、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被经济学家所关注。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剩余产品出口”（VentforSurplus）模型体现了他对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认识。李嘉图在其比较成本理论中同样阐述了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约翰·穆勒关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论述启发了人们从新的视角认识贸易的作用。D.H.罗伯特森在30年代提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forGrowth）的命题，50年代R·纳克斯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说。纳克斯认为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指出了具体传递途径。马克斯·科登则提出了贸易的收入效应、资本积累效应、替代效应、收入分配的效应及要素加权效应理论，并认为这些效应都具有累积性，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随经济的发展逐渐强化。哈勃勒（Haberler）完善了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他把贸易的促进作用概括为：（1）贸易促使欠发达国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2）通过市场的扩大促使劳动力流动及规模经济获得；（3）国际贸易传输新观念、新技术、先进的管理及其他技巧；（4）贸易刺激资本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5）新设备的进口刺激国内需求；（6）国际贸易同时又是最好的反垄断的武器。80年代中期以后，以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同时认为贸易促进了创新活动，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

二、作为外生变量、内生变量的技术与贸易

传统贸易理论中早已注意到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直到8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理论才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按着李嘉图的模型，仍然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类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变动怎样影响贸易和经济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学研究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随着国际经贸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研究非常活跃，主流贸易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本文就此作些介绍。

一、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被经济学家所关注。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剩余产品出口”（VentforSurplus）模型体现了他对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认识。李嘉图在其比较成本理论中同样阐述了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约翰·穆勒关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论述启发了人们从新的视角认识贸易的作用。D.H.罗伯特森在30年代提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forGrowth）的命题，50年代R·纳克斯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说。纳克斯认为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指出了具体传递途径。马克斯·科登则提出了贸易的收入效应、资本积累效应、替代效应、收入分配的效应及要素加权效应理论，并认为这些效应都具有累积性，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随经济的发展逐渐强化。哈勃勒（Haberler）完善了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他把贸易的促进作用概括为：（1）贸易促使欠发达国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2）通过市场的扩大促使劳动力流动及规模经济获得；（3）国际贸易传输新观念、新技术、先进的管理及其他技巧；（4）贸易刺激资本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5）新设备的进口刺激国内需求；（6）国际贸易同时又是最好的反垄断的武器。80年代中期以后，以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同时认为贸易促进了创新活动，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

二、作为外生变量、内生变量的技术与贸易

传统贸易理论中早已注意到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直到8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理论才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按着李嘉图的模型，仍然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类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变动怎样影响贸易和经济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学研究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克鲁格曼曾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成功预言随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噪一时。值此全球性金融动荡不安之际,克鲁格曼的获奖容易使人联想到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客观地说,两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克鲁格曼确实在国际金融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但他获奖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创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论贡献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一系列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分析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出现的新贸易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第四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经济的空间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克鲁格曼本人既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又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领军人物。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论文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克鲁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论贡献是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的复兴研究,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他最早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阐述见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论文中,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克鲁格曼曾运用“中心—外围”模型分析一国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的是制造业地区,外围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

克鲁格曼曾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成功预言随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噪一时。值此全球性金融动荡不安之际,克鲁格曼的获奖容易使人联想到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客观地说,两者

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克鲁格曼确实在国际金融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但他获奖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创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论贡献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一系列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分析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出现的新贸易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第四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经济的空间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克鲁格曼本人既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又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领军人物。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论文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国际贸易理论界向来以传统的李嘉图比较优势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占主流地位。假设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应该实行自由贸易，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关税、进口限额等保护贸易或限制贸易政策持否定态度。二战后，国际贸易的实践和经济学分析工具的新进展引起国际经济学者们对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的再思考。我们看到，战后的国际贸易出现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预示和说明的格局。按照李嘉图学说，各国应该致力于生产其相对更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交换中以换取其处于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存在巨大反差，大量的国际贸易应该发生在这两类国家之间。但是现实是战后发达国家间的工业品贸易、产业内贸易量日益增长，已占世界贸易的较大份额。相继出现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产品生产周期理论在某些范围也能说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但是它们作为一般性理论存在不足，只能说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修正和补充。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布兰德、斯宾塞、迪克西特、兰开斯特和诺曼等分析和论述在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贸易格局及其成因，提出了战略贸易政策理论模型，开拓了贸易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可以凭借贸易壁垒来扶持本国战略性工业的成长，增强其竞争能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借机掠夺他国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即贸易干预能够增进国家福利。

虽然这类政策主张有悖于自由贸易学说的经典理论，但是给当前风行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辩护。毕竟，人们看到，诸如日本这样的国家从贸易保护主义和指导性产业政策中获得重大利益。而与此同时，美国由于其自由贸易政策遭受了损失。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WTO这样一个趋向于对贸易干预持否定态度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的影响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下，战略贸易理论与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另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透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内容、实施条件和政策效应能够得到什么有裨益的启示？

一、重新审视国际贸易理论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上，按照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贸易战略时顺理成章的行为就是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换取他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然而，这一理论本身的完美却因其在指导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发展中目标的战略选择时的不适应性而面临挑战。由一系列“完美”假设而推导出的“自由”必须要放入现实重新加以审视。

（一）自由的代价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情况；如何扩大中药产业的国际贸易；扩大中药出口贸易的建议；结束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实体经济，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分布、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当前国际上对于中药等天然药物产品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当前运用基因等高科技技术对中药和天然植物用药的分析增多、中药等天然植物用药的独特优势逐渐被西方主流市场所接受、保护传统医药是扩大中药产业的前提、正确认识中药与西药主流市场的差距、东西方不同医学文化背景下的差距、加大中药企业的科技投入、中药的国际化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加大中药的生物活性研究、中医知识产权和中药标准化规范的制订、中药企业自身营销模式的转变等，具体请详见。

当前，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实体经济，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对于医药行业来说。由于其直接关系人们的健康和疾病，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少。在此背景下，中药企业扩大对外贸易将有助于中药企业走向国际。中药行业作为中国国内赢利能力较强的行业，产品利润率高，中国中药工业与石油工业、橡胶工业等41个工业行业相比，8项经济指标中有7项名列前茅，其中百元固定资产利税率仅次于烟草加工业，大力发展中药的国际贸易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产业格局，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

一、中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情况

我国是世界上一个大的天然植物原料生产大国，既是古老的天然植物生产大国，也是天然植物消费大国，但是一直不是中药出口大国、中药贸易大国。

(一)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分布当前国际上中药的贸易主要集中在6大板块：一是本土板块，即以大陆为中心，中药产品辐射港澳台三地。目前这一市场已经得到市场普遍的信赖，中药发展势头很好。二是东亚和东南亚等和中国文化和地域相近的地区。在传统中草药上有比较大的优势，中药出口得到较大的发展。三是南亚和非洲市场，这一地区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卫生状况差，对中国价廉物美的中药持有热情的态度，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四是北美市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把中医作为回归自然和天然食品运动的一部分，才开始接受中医(杨培，2007)。目前中药被美国国家卫生署当作补充和替代疗法，据美国《预防》杂志2007年的研究结果，在全美，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6000万人使用过天然植物药，这一数字占全国总人口的3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项中药产品通过美国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查，目前只有几种药品通过了FDA的新药临床研究预审，获准进入临床试验，中药在美国的贸易呈现市场大、使用广泛、尚无合法地位的局面。五是欧盟市场，在欧洲，天然植物用药市场规模较小，但是发展迅速。随着20世纪70年代欧洲绿色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天然植物用药的求助。2004年3月31日欧盟通过的《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和2004年4月30日通过《欧盟传统药品法案》给中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六是阿拉伯市场，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援外医疗队就把中医药带到了中东地区，在中东地区，保健、强壮、减肥、美容的中成药很受欢迎，产品大多来自港台、东南亚、日、韩甚至欧美国家。我国产品打入该市场有巨大潜力，但必须在剂型改造、产品包装和广告宣传上下功夫，才能占有一席份额。目前，21个阿拉伯国家中，几乎都开设了数量不等的中医诊所和中草药店。1988年，阿联酋成立了中国中医药治疗中心，沙特、阿曼、也门相继商讨引进中医药专家。

(二)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医药工业一直保持7％的增长率，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仍可能保持该速度。其中全世界中药的年贸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亿美元，而且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中药在全球的应用地区已达到45％(杨文茵，2008)。尽管如此，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植物用药原料大国，其中药产品在世界中药贸易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却是极低的。中药出口额占全球天然药物贸易额的7％，占全球天然药物销售额的3.2％，中药贸易额占全球天然贸易额的9.4％(虞忠，2006)。据我国海关统计。我国中药类产品的出口量不大，但是一直保持增长状况。2005年我国中药出口达到了8.3亿美元，2005年首次出口达到10.9亿美元，2007年达到11.8亿美元(张中朋，2008)，2008年中药出口在金融危机中逆市上扬，仅1～9月份，中药出口9.61亿美元，同比增长13.7％。其中中药饮片出口3.88亿美元，同比增长17.2％；中成药出口1.25亿美元，同比增长13.8％：提取物出口3.85亿美元，同比增长9.1％；保健品出口6267万美元，同比增长21.3％。出口额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国际市场对中医药进一步的认可，市场需求仍然处于平稳增长；二是上半年人民币汇率仍处于上升，以美元计算的出口额增长；三是国内中药材价格上升，人力、环保等经营成本上升，导致出口价格上升(商务部。2008)。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情况；如何扩大中药产业的国际贸易；扩大中药出口贸易的建议；结束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实体经济，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分布当前国际上中药的贸易主要集中在6大板块、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当前国际上对于中药等天然药物产品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当前运用基因等高科技技术对中药和天然植物用药的分析增多、保护传统医药是扩大中药产业的前提、正确认识中药与西药主流市场的差距、加大中药企业的科技投入、中药的国际化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加大中药的生物活性研究重点加大中药提取物研究、中药企业自身营销模式的转变要凭借中药的原材料的优势开发高附加值产品等，具体请详见。

当前，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实体经济，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对于医药行业来说。由于其直接关系人们的健康和疾病，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少。在此背景下，中药企业扩大对外贸易将有助于中药企业走向国际。中药行业作为中国国内赢利能力较强的行业，产品利润率高，中国中药工业与石油工业、橡胶工业等41个工业行业相比，8项经济指标中有7项名列前茅，其中百元固定资产利税率仅次于烟草加工业，大力发展中药的国际贸易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产业格局，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

一、中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情况

我国是世界上一个大的天然植物原料生产大国，既是古老的天然植物生产大国，也是天然植物消费大国，但是一直不是中药出口大国、中药贸易大国。

(一)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分布当前国际上中药的贸易主要集中在6大板块：一是本土板块，即以大陆为中心，中药产品辐射港澳台三地。目前这一市场已经得到市场普遍的信赖，中药发展势头很好。二是东亚和东南亚等和中国文化和地域相近的地区。在传统中草药上有比较大的优势，中药出口得到较大的发展。三是南亚和非洲市场，这一地区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卫生状况差，对中国价廉物美的中药持有热情的态度，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四是北美市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把中医作为回归自然和天然食品运动的一部分，才开始接受中医(杨培，2007)。目前中药被美国国家卫生署当作补充和替代疗法，据美国《预防》杂志2007年的研究结果，在全美，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6000万人使用过天然植物药，这一数字占全国总人口的3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项中药产品通过美国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查，目前只有几种药品通过了FDA的新药临床研究预审，获准进入临床试验，中药在美国的贸易呈现市场大、使用广泛、尚无合法地位的局面。五是欧盟市场，在欧洲，天然植物用药市场规模较小，但是发展迅速。随着20世纪70年代欧洲绿色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天然植物用药的求助。2004年3月31日欧盟通过的《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和2004年4月30日通过《欧盟传统药品法案》给中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六是阿拉伯市场，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援外医疗队就把中医药带到了中东地区，在中东地区，保健、强壮、减肥、美容的中成药很受欢迎，产品大多来自港台、东南亚、日、韩甚至欧美国家。我国产品打入该市场有巨大潜力，但必须在剂型改造、产品包装和广告宣传上下功夫，才能占有一席份额。目前，21个阿拉伯国家中，几乎都开设了数量不等的中医诊所和中草药店。1988年，阿联酋成立了中国中医药治疗中心，沙特、阿曼、也门相继商讨引进中医药专家。

(二)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医药工业一直保持7％的增长率，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仍可能保持该速度。其中全世界中药的年贸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亿美元，而且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中药在全球的应用地区已达到45％(杨文茵，2008)。尽管如此，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植物用药原料大国，其中药产品在世界中药贸易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却是极低的。中药出口额占全球天然药物贸易额的7％，占全球天然药物销售额的3.2％，中药贸易额占全球天然贸易额的9.4％(虞忠，2006)。据我国海关统计。我国中药类产品的出口量不大，但是一直保持增长状况。2005年我国中药出口达到了8.3亿美元，2005年首次出口达到10.9亿美元，2007年达到11.8亿美元(张中朋，2008)，2008年中药出口在金融危机中逆市上扬，仅1～9月份，中药出口9.61亿美元，同比增长13.7％。其中中药饮片出口3.88亿美元，同比增长17.2％；中成药出口1.25亿美元，同比增长13.8％：提取物出口3.85亿美元，同比增长9.1％；保健品出口6267万美元，同比增长21.3％。出口额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国际市场对中医药进一步的认可，市场需求仍然处于平稳增长；二是上半年人民币汇率仍处于上升，以美元计算的出口额增长；三是国内中药材价格上升，人力、环保等经营成本上升，导致出口价格上升(商务部。2008)。

始于2007年中期的次贷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全球经济，世界各国，特别是众多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深陷金融市场崩溃和投资欲望消退所带来的经济衰退之中。为了消除危机对于本国经济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国政府纷纷摒弃长期奉行的经济自由主义，转而采取各种强有力的经济政策刺激本国经济，以求脱离危机的泥潭。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各国政策决策者的思想基础的西方经济理论，以及与之对应的经济政策也都在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很多剧烈的新变化:在研究方法上逐渐摆脱了对于经济数学的迷信，转向更为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在政策选择中，通过对于行业和企业实施更加严密的监管，取代以往放任自由的传统;在对外关系上，各国通过在WTO框架内各种规则许可的保护性手段，强化对于本国市场、本国经济的保护，这些现象的出现也许将代表着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选择的又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的到来。

一、从经济数学化转向研究方法多样化

在危机爆发之前，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国际上主要的经济期刊都大量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数学模型与数学推理，运用数学方法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趋势，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研究的主流。然而本次危机却暴露出纯粹的数学研究的机械性等缺陷，这也促使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转向更为多样化。事实上，在西方经济理论诞生之初，历史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往往是这一时期学者进行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在斯密、李嘉图，以及李斯特等西方经济学说的先驱者的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特征。在这一时期，学者们更多的是针对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概况与政府的政策选择的政策效果，进行深入的研究，细致比较不同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演进规律与政策选择的差异，从中抽象出具体的经济理论。美国的老制度学派和德国的历史学派更是这种注重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的传统在早期西方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的客观反映。［1］

只是到20世纪初期，伴随着边际革命与凯恩斯革命，数学工具开始在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成为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主流研究方法。经济学家发现利用数学语言进行经济研究，相较于广泛运用文字和图表的传统研究方法，在表述上更为简洁、准确，在逻辑上更为严密、精确，同时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可以更为容易地得出单纯依赖文字和直觉难以发现的结论，通过比较不同数学模型的假设前提或论证过程，可以更为直观地把握不同经济理论学派的内在区别。［2］由于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这些内在的优势，当20世纪中后期，经济研究数理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潮流，在西方主要经济院校，以及经济期刊中，经济数学化已经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随之带来计量经济学、经济统计学、数理经济学等与数学密切相关的经济学科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一大批数学家摇身一变成为知名的经济学家，而赢得极高的声誉，而与之相对，运用非数学方法进行经济理论研究则被视为异端学派，而广受排斥。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演化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理论的产生之初，往往强调制度分析、隐喻、回溯等研究方法，一度成为强烈反对经济数学化的斗士，然而，随着这些经济理论被主流经济思想所接纳，特别是以上学派的学者为了减少主流经济理论对它们的攻击，以求能够赢得学界的认可，他们往往选择在研究方法上向主流经济理论妥协，把主流的数理研究法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尝试把数学方法应用到自己的研究过程中，用经济计量方法替代以往的文字研究与逻辑过程，因此，到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即便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异端经济理论体系中，经济数学化也已经成为共同的趋势。尽管在危机之前，在西方国家的一些经济院校已经产生了对于经济数学方法过多的应用于经济理论研究的争议，［3］数学计量方法与传统经济研究方法之间的优劣比较也屡见于文献之中，［4］但是经济数学真正受到最为广泛的质疑，仍然始于本次危机。如果经济学数学化真的如同众多主流经济学者们所说的那样是一门严谨、精确的科学的话，那么既然全球有如此众多的经济学者运用经济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发展状况，并以此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那么就应该有人能够通过精确的构建数学模型的方式，预测到次贷危机。然而次贷危机的发生，却完全超越了众多经济模型的预测，全球没有一个学者可以通过数学方法提前预测到这场浩劫，而唯一相对准确预测到本次危机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却是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比美国经济形势与以往危机的发生条件，而预测到这次危机的发生。这也促使众多西方经济学者反思过于依赖于经济计量方法与经济统计方法的主流经济研究方法的不足，开始探求更为多样化的经济研究方法。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到伦敦经济学院视察，向经济学家们提问:“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并于2009年7月22日，由蒂姆•贝斯勒与彼得•罕尼诗向女王上书回答女王的提问。他们认为是由于没有从国内外诸多智者处集思广益，从整体上理解系统风险，才导致了这场危机，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提出强化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以管辖相互关联的不平衡等建议。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回答更多地强调危机发生原因的复杂性，却并没有正面回答女王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所广泛采用的经济数学方法没能提前通过构建模式的方式预测到这场危机。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雪拉•唐、彼得•厄尔斯蒂、约翰•福斯特等10名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于2009年8月10日向女王上书，提出是由于只关注数学技术工具和构建无约束的正式实证模式的狭隘的研究方法造成了经济预测的失败，而这种缺陷在很多前沿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部门中为寻求数学工具而寻找数学工具，从而进一步加剧。这些经济学家进而倡导一种更为注重事实，关注历史、机构、心理学和其他高度相关因素的经济研究方法。［5］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危机以后，经济学界开始怀疑以往的经济数学化的科学性，经济数学化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中的主导地位开始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数学工具只是一种纯粹的研究工具，在马歇尔等早期经济学大师看来，数学工具甚至只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较为次要的辅助工具。然而20世纪中后期，经济数学化却成为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趋势，有没有运用数学工具，是否构建了复杂的数学模型，成为评判经济研究科学性的根本标志，从而陷入了严重的数学依赖症。然而过于迷信数学手段却使得现代西方经济研究反而脱离了经济事实，而陷入空洞化、虚拟化。［6］尽管众多经济学家在危机爆发前，运用各种数学方法，构建了众多复杂的数学模型，针对世界经济进行了深入的预测，然而却没有一个学者、没有一个经济理论能够成功地预测到这场严重的危机，这恰恰反映了经济数学研究方法的不足，在这一历史事实面前，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数学化恰恰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引向了歧途。［7］正是由于危机的爆发，更多西方学者开始认识经济数学化的不足，从而开始寻求运用更为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传统的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以及一度被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开始在西方经济研究中重新崛起，现代西方经济研究方法，也从经济数学化的一枝独秀，走向了更为多样化的百花争鸣。

摘要：对国际劳工标准是否应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截然相反的态度，本文阐述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相挂钩的原因，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并论述了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国际劳工标准社会条款社会倾销

一、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概述

“国际劳工标准”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一般是指由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体现的旨在保护全世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国际规范。国际劳工标准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国际贸易竞争。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可追溯到19世纪，美国率先于1890年开始禁止进口囚犯生产的产品，并于1930年将禁止进口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强制性劳工生产的产品。

二十世纪末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极力主张将劳工标准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发达国家惴惴不安，因此发达国家将自身发展困境统统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2)WTO多边贸易体制中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劳工标准所特有的复杂性、随意性、隐蔽性等特点迎合了发达国家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的需求。通过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不仅扼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转嫁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危机。

二、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层次和核心是比较成本理论与要素禀赋论。前者揭示了互利贸易的基础及贸易得利的来源在于劳动生产率高低不同而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后者则指出，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在于各国资源禀赋不同，并且对国际贸易的商品和要素模式作了确定性的结论。两者都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自由竞争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比较优势及资源禀赋决定的利益分配天经地义，并会惠及全球。国家干预是一种偶然现象，是国内经济扭曲的产物。因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特征就是前提严格、逻辑严密、形式完善，但这也是它的缺陷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不断发展，跨国投资成为经常现象，“里昂惕夫之谜”的产生，导致了人们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反思，产生了很多繁杂的、并不系统的新贸易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克鲁格曼(P.Krugman)、赫尔普曼(Helpman)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各种新的贸易理论进行综合，创立了所谓的“新贸易理论”(Neo-tradetheory)。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格罗斯曼(G.Grosman)、斯本瑟(B.Spencer)、布兰德(J.Brander)、狄克西特(A.Dixit)等人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以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为研究工具，提出了战略

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TradePolicy)。该理论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贸易福利的主张。这一核心结论正好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因其在理论的独创性、分析方法的独到性及其解释现实的能力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而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一、突破之一：非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条件下的贸易行为

1.规模经济效应的非常数性。规模收益用于微观经济学分析厂商的生产函数始于20世纪30年代。显然，国际经济学在这一方面落后了许多，一直停留在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分析基础之上。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现实显然无法得到传统贸易理论的合理诠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产品是以规模报酬递增生产的，并且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经济效应和内部经济效应两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是指厂商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体现的情况，因而这种厂商及其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展。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往往并不能为各厂商同时同等程度地享受，厂商与行业间的竞争行为因而受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厂商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即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会随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

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因而，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之间与产业内、公司内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这一现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才试图突破这一理论与现状的隔膜，将规模经济引入贸易分析，提出了依靠政府支持，通过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达到扩大出口、抢夺竞争对手市场份额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2.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由微观经济学可知，厂商这一层次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但是，毕竟放弃了传统贸易理论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这与无代价和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即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3)垄断竞争。尽管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没有产生，但是，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