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阶层范文10篇

一、现代社会政治参与的一般价值性规范

所谓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活动。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实现形式，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主要是伴随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系的确立而首先在西方国家产生的。可是，促成现代政治参与产生的根本条件是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进而造成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异质化水平不断提高，即社会不断趋于分化与专门化，造成社会不同群体与个体在职业经历、生活方式乃至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均千差万别，异质多样性特征日益明确，从而使社会矛盾与冲突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然而，既有的政治理论及实践经验表明，解决与缓和这类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方法是，社会应给予它们以一定的渠道、途径与方法宣泄出来，即予以必要的制度性疏导，其中重要的方面正是赋予公民以广泛参与政治的权利，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保证各种民众意愿得到制度化的充分表达，通过民主程序协调、整合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参与原则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权利来参与制定公民将要服从的法律的立宪过程和决定其结果。为此，宪法必须确保一种参与、影响政治过程的公平机会[1]。韦伯同样强调，经济发达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政治民族”，亦即它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国政治之中[2]。显然，现代社会政治参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高度的政治参与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

现代社会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有着显著的价值。其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它能适应独立经济主体自由竞争、发展的需要，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推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也被视为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政治参与的政治价值则更为现代社会所不可或缺。它不仅体现在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直接有助于扩大民主，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以避免“政府失灵”；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公民通过政治参与，使他们有机会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从而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起到稳妥地矫正政府行为和公民意愿及选择之间的矛盾的作用，使公民的政治需求压力得到释放，实现公民对现有政治体制认同感的提高，巩固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价值，这样就能减少社会冲突，确保政治的稳定和发展。

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曾使用了一个极为简单明了且相当富于启发性和阐释力的模型，即“挑战和应战”的历史思考模型。根据该模型，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缺少各种各样必要的压力，这个国家不可能很好地得到发展，所以国家需有必要的压力和挑战，而成功应战的结局便是文明的诞生及其生长和发展[3]。公民的政治参与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其实正是这样的“挑战者”。一个明智的政府应积极充当其“应战者”，允许并鼓励公民政治参与的经常化和制度化，以充分消化政治参与带来的能量，实现体系的正常新陈代谢，保持政治体系的持续稳定。当然，一定的政治参与水平必须与一定的政治结构相适应。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公民政治参与的活跃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现象。因此，尽可能地推动和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乃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结构在较大程度上由原先以政治分层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分层为主，利益多元化格局已初步形成，公民从而有了主动进行利益表达的愿望；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政治资源日益由高层向低层、由政府向社会流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力度和效能已有了提高，这进一步强化了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为“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人们对参与的功效感有关”[4]，政治参与的功效越明显，公民的参与积极性也就越高。因此，现阶段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正日渐活跃，而且过去那种“动员性”成分开始下降，自主性成分不断上升，逐渐构成我国政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今天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还不够成熟，仍历史地、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幼稚性和盲目性，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政治参与热情的畸型高涨与相对压抑并存的状况；同时由于与之相应的政治体系构架相对滞后，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出某种非程序化的特点。不过，客观规律不可违忤，既然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了需要公民的政治参与来与之相呼应的水平，而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确实正在快速释放，那么，尽快完善涵盖多元政治主体，包容公民多层次政治诉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就是大势所趋。

【作者】敖带芽

【作者简介】广州市委党校广东广州510070

【内容提要】私营企业主是一个迅速崛起并日益壮大的社会阶层，其在我国社会生活当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重视并研究该阶层的政治参与情况，有助于实现政治社会稳定。本文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会越来越强烈，政治参与的渠道会灵活多样，政治参与的动机会趋于稳定。对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要进行规范和引导，积极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摘要题】参政议政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动机/渠道/规范

【正文】

【内容提要】私营企业主是一个迅速崛起并日益壮大的社会阶层，其在我国社会生活当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重视并研究该阶层的政治参与情况，有助于实现政治社会稳定。本文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会越来越强烈，政治参与的渠道会灵活多样，政治参与的动机会趋于稳定。对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要进行规范和引导，积极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摘要题】参政议政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动机/渠道/规范

【正文】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426[2002]05-0031-03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私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私营企业主队伍已经初具规模，逐步发展成了一个稳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和员工一起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在很多地方私营经济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以广东为例，广东省的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国第一，它的人口只占全国总数的5.8%，而国内生产总值占10.3%，财政收入占13.7%，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广东的私营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其私营企业户数占了全国的10.5%。截止到1999年6月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达281万人，注册资本总额8177亿元，雇佣员工1503万人，经营各类企业128万家[1]。到2000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达395.35万人，拥有注册资本总计13307.69亿元，雇佣员工2011.15万人，经营各类企业176.18万家[2]，分别增长了40.5%，62.7%，33.8%，37.6%。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队伍还将以较高的速度迅速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由于有着独特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要求，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社会阶层，已经广泛地参与到政治领域中，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通过自己的活动影响并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它关系到能否化解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现政治社会的稳定。本文拟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情况作初步探讨。

为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好私营企业主、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新阶层人员的入党工作，我们最近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研。调研对象主要是社会新阶层人员、基层党务工作者和各条战线人士。调研以问卷调查为主，同时结合走访、座谈等多种形式。共发放问卷2000份，其中社会新阶层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各1000份；走访了109位党务工作者和部分社会新阶层人员；在社会新阶层人员相对集中的外经贸系统、工商系统、科技系统、大矸镇、新矸镇等单位召开了20多个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了社会各界和社会新阶层的看法和建议，基本掌握了辖区内社会新阶层的有关情况，了解了他们的入党意愿和对于有关入党问题的思考，为做好发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一．对社会新阶层的主要特征与入党倾向的基本分析

**区现有私营企业1474家，民营科技企业38家，外资企业30家，个体工商户12263家。社会新阶层从业人员约50661人，其中30-50岁的从业人员有44379人，占87.6%，高中以上学历占52.3%，中共党员529名，占1.04%，提交入党申请书197人，占0.39%。调研表明，新的社会阶层成员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他们之间在政治面貌、经济地位、基本素质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入党态度和意愿。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社会地位的差异，对入党的要求和态度不同。身份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青团员的和普通群众的入党态度与要求有明显差异。（1）身份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入党要求最强，比例最高。全区社会新阶层中有人大代表44人、政协委员22人，66人中除1人表示入不入党无所谓外，其余65人均有入党的意愿，比例高达98.5%，其中42人有很迫切的入党愿望，占63.6%。（2）共青团员或曾经是共青团员的入党要求比较强烈。965份回收问卷中，是共青团员或曾经是共青团员的共有565人，其中表示有入党意愿的297人，占52.6%。（3）普通群众中表现出入党愿望的人员比例最低，334人中只有90人有明确的入党意愿，占26.9%。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青团员或曾经是共青团员的人员，政治觉悟普遍较高，政治立场较坚定，在同“”斗争等重大事件中能够自觉地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发表后更激发了空前的政治热情和政治信念，被调查的362名有入党意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共青团员的社会新阶层人员，有274人选择了入党是为了追求理想信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作贡献，比例为75.7%，占有入党意愿的被调查社会新阶层人员的60.6%。而普通群众在入党的动机和目的选择上，或选择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知名度，或选择为了企业的发展求方便，90人中计55人，比例为61.1%，带有明显的功利性。

二是经济地位的差异，对入党的要求和态度不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新阶层人员，其入党的要求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其入党的要求相对较弱。在企业主中，处于创业阶段的业主有入党要求的占23%，处于发展态势较好或企业已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业主有入党要求的占42%。业主以外的社会新阶层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社会新阶层人员有入党要求的占11%，年收入在10至30万元的有入党要求的占34%，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的有入党要求的占50%，而事业未稳的基本上没有入党的意愿和要求。以企业的规模为例，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业主有入党要求的占78%，资产在500至1000万元的业主有入党要求的占49%，资产在500万元以下的业主有入党要求的占26%。

三是知识素养的差异，对入党的要求和态度不同。知识素养高的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的愿意比较强烈。被调查的531名高中及高中以上人员有入党意愿的321人，占60.5%，434名初中及初中以下人员有入党意愿的131人，占30.2%；而188名学历在大专及以上的社会新阶层人员，有入党意愿的161人，占85.6%，显示了较大的差异性。受教育的时间越长，知识素养越高，对党的认识和了解越多，感情越深，也就越愿意向党组织靠拢。

阶层是对人群的划分，同阶级、等级一样，不是对人群横向的划分（如对牧人、渔人、农人、工人的划分，它表现为劳动者分工，即人与某种劳动职能的固定结合关系），而是对人群纵向的划分。人群的横向划分决定着人们怎样互相交换其活动，反映着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群的纵向划分决定着人的高低差别，反映着人对人的压迫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中既有阶级概念，又有阶层概念。当这两个概念并用时，阶层通常是阶级的组成部分，表示阶级内部次一级的划分，隶属于阶级，有时也包括其阶级归属尚不明朗的过渡性成份。

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如实地指出了当代中国不是人人平等的无阶层社会，而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高低差别的社会；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当代中国人群的这种差别，为人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调查材料；在对人群分层时，指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处于社会上层，产业工人处于社会下层，中间隔着6个社会阶层，从而使读者可以看出前者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者，而后者则不是主导阶层（第105页），自然不再属于领导阶级，正在逐渐滑向弱势地位；正确指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第16页）此外，还对政府有关部门在教育经费使用上的两极分化做法表示了义愤（见此书第96-97页），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

此书在描述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现象时，旗帜鲜明地用阶层论代替了阶级论。自然，它就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阶层进行阶级归并，正确揭示我国当前的阶级状况。

之所以如此，是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目标”应当“变化”为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第7页），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实现各阶层的“共赢”（第99页，第108页），即用阶级阶层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认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分层状况“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第99页）。这里所说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显然特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者认为它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已经“过时”，因而应当予以“扫除”（第104页）。

然而，在“扫除过时意识形态的障碍”（第104页）的同时，此书又想表白自己所用的阶层论并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5页）。为此，它求助于英文词汇。说，在“大多数”英文文献中，并不存在“阶级”与“阶层”两个概念的明显区别，“大多数”理论家都采用同一个词汇：“class”,它既可以被译成“阶级”，也可以被译成“阶层”（见此书第5-6页），并就此写了一大段说明。这段文字似乎是想让一部分赞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读者感觉，此书所说的“阶层”同“阶级”本是同一个概念，此书所用的阶层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利益分割方式的多元化，传统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新兴势力不断诞生，社会分层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xx的情况怎么样？

日前，xx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陈如所长主持的“现代化进程中的xx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研究”报告出炉，该研究报告将xx市主体社会结构群体划分为管理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私营企业主和下岗失业者六个典型部分，视角遍及财产收入、教育就业、消费水平、生活态度、社会交往等方面。

收入

管理者阶层腰包最鼓

在xx的所有社会阶层中，管理者阶层最有钱。2003年平均年收入的调查显示，管理者阶层以34231.7元高居榜首，这也是惟一一个超过30000元大关的阶层，个体私营企业主和知识分子分别以28477.8元和26950.2元占据第二梯队，排在后面的分别是工人11522.0元，农民6965.5元，失业下岗人员以6171.0元垫底。2003年最高收入群体与最低收入群体年平均收入差为28000多元。

财产

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集中全党的智慧，系统、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由中国社科院完成的、日前正式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从专家视角，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深对"三个代表"的理解。

12月11日，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正式公开出版，该报告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富于时代感，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

课题组组长、社科院社会学所专家陆学艺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据介绍，这项研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李铁映直接布置的；1999年初，数十位专家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李铁映同志多次听取汇报，作出指示。

这位负责人称，报告提前问世，因为同志"七一"讲话发表后，社会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动状况特别关注，有关方面要求课题组能及早提供调查数据和成果。"十大阶层"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社会阶层发生结构性的改变。研究报告对这种改变描述为：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变成了十大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

马克思针对19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或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在报告看来，已不能简单地照搬来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

[论文关键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私营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作为私营经济人格化代表的私营企业主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经济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诉求越来越迫切。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逐步壮大在我国的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产生种种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私营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作为私营经济人格化代表的私营企业主队伍也初具规模，因从其财产占有方式和获取方式、财产的多寡、生活条件和消费方式、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价值观、心态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同一性，这个队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1]

一、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原因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当私营经济人格化代表的私营企业主财富积累道一定程度时，他们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活动空间逐步扩大。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参与通常为政治参与创造条件，[2]作为经济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越来越高涨，政治诉求越来越迫切。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当代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开始注重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发展目标。亚里士多德强调以人民的意愿为政治组织的基础“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3]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一个社会所达到的政治共同体水平，反映了构成该社会的各种社会势力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4]“如果一种社会势力经常游离于政治体制之外，那么政治稳定就将受到威胁”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政治参与问题。90年代，陶东明等人著《当代中国政治参与》一书，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地主体、客体及方式。200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在执政党的正式文献中确认了“公民参与”的概念，明确提出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党的十六大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将“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战略之一。随着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深入必将对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结构、功能及政治价值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还在变动之中。有些社会阶层还没有成型，有些社会阶层还在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做出一个比较成型的模型，不过，比较粗略一点的模型还是可以做出来的。有的学者完全按职业划分阶层，把职业的分析当作阶层分析。这比较实际，但阶层和职业毕竟是两回事。也有的学者把社会阶层分为五个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这是一种比较简明的办法，不过，我觉得如果舍去各阶层的具体内容，抽象地分为五等级，那只是一个符号系统。这样分出的阶层看不出一个社会的特点。任何社会都可以分成这样的五个等级。

所以，我吸收上述五等级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

1。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7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订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可以影响社会舆论。

就财富而言，政府高级官员并不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但收入也比较丰厚，他们的权力和声望都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国家银行和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大公司经理，财富、声望、权力三项综合无疑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大私有企业主财富处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顶端，权力和声望的地位次于他的财富地位。但这些人有的当上了某一级政协委员，有的与各级权力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个阶层的成员之间除了工作交往以外，平时还有非工作交往。

上等阶层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这就是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政府高官怕失去权力，他们担心机构改革影响自己的位置，对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他们抱着矛盾的心态，既怕因改革不积极而失去官位，又怕改革以后削弱了权力。大型私有企业主对改革以前否定私有经济的政策心有余悸，担心一个早晨会失去财产。他们最希望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当今上等阶层的人不一定都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知道，今后这个阶层的成员必须是名牌大学毕业或有更高的学历。他们想把自己的地位传给子女，所以千方百计地为子女选择好的学校，并动用一切社会关系为子女安排好的位置。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进一步深入，不同职业农民之间的收入存在较大差异。在陆学艺、张厚义对农民社会阶层划分标准的基础上，以职业为基础，以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为主要依据，结合农民对不同职业的美誉度，农民的社会阶层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上层、中上层、中下层和下层四个大类。从总体看，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类金字塔”型结构，而且，农村的社会阶层分化正在进行当中。

「关键词」农民/收入差距/社会分层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农村经济改革，逐步赋予农民自由配置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权力。在比较利益差异的吸引下，部分农民逐步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原先收入相近、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类似的农民，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变革、区位差异、个体差异等各方面的因素，经过社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逐渐形成职业、收入、社会地位、声誉等方面有较明显差异而且相对稳定的不同的群体，即农民分化成为不同的社会阶层。

我国学术界对农民分化问题的研究与农民分化问题在现实中的出现和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其中，对农民社会阶层的划分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周批改（2002）曾经详细梳理、归纳了九种划分农民社会阶层的方法，其中除唐忠新（1998）的划分属等级阶层划分外，大多数是依据农民中出现的收入差距以及其从事职业、行业、所有制的变化，主要是职业的变化而划分阶层[1]153—156.将职业结构作为分层依据主要受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帕森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总有某些工作被视为比其他工作更重要，因此，社会上由富至贫的分层体系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对于不同阶层、群体之社会地位重要性的规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最重要的价值往往是经济价值，因此，不平等的主要维度也对应于这种价值结构的子系统，即职业结构。陆学艺、张厚义（1989）依照这一传统，依据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八个阶层，这一划分由于比较切合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学术界多数的认可[2]33—39，[3]1—14，[4]16—21.

本文仍基本以陆—张的农民阶层划分为标准考察我国农村的社会分层状况，并将会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有益的工作：首先，陆—张的阶层划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十几年过去之后陆—张进行阶层划分的某些依据已经不合时宜，因此，本文对其分类标准在细节上做了修正。其次，虽然以职业为标准划分社会阶层能够较好地反映不同职业者收入、声望、社会地位的差别，但将职业阶层等同于社会阶层，如果职业分得过细，阶层就会增多。如果除了职业不同，不同的职业者在各方面的综合评价相似，那么，显然把他们划入一个大类更为合理。本文在陆—张对农民职业分层化分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获得的数据资料，主要根据不同职业者的收入，结合农民对不同职业的美誉度，对农民的社会分层进一步归类，目的是更加简洁、生动地描述农村的社会阶层构成。最后，也是本文的重点，给出阶层划分标准的最终目的是使用它来描述农村的社会分层状况。本文依据对江、浙、冀、赣、川五省的1185分农户调查数据，试图简单描述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分层状况。

作为“农民收入多元化与农民阶层分化的互动研究”课题计划的一部分，2004年夏季我们在江、浙、冀、赣、川五省进行农民收入多元化和阶层分化专题调查，共取得有效问卷1185分，内容主要涉及农民的职业、收入、对其职业和收入的看法，本文是基于以上问卷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