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范文10篇

朱光潜以其美学成就而闻名于世，他的《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等著作被广泛学习和称颂，其作品表现出从容、宽厚的文学修养，这与京派的审美情感十分相似，因而常与京派人物放在一起。而朱光潜的成就并不止于此，他的文学批评也具有十分浓厚的京派文学特征，这与他本人的文化观念息息相关。目前文学史上在描述京派代表人物时，多列举小说家，京派也被视为小说流派，而提及朱光潜时，则主要指他曾担任京派杂志《文学杂志》的编辑。朱光潜曾说过：“我回国时，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我由胡适约去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1］当时京派与海派相对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审美情感，京派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追求从容、宽厚、诚实的审美观，而海派则以迎合读者为目的，更注重叙事的角度和创作形式。究竟朱光潜与京派的渊源何在？纵观相关的评论文章，研究朱光潜文学批评的专著和论文都非常少，更鲜有清楚阐述其文学批评与京派文化的关系的著作。而且，研究者往往受到朱光潜美学研究的影响，思辨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审美层面，并未结合其个人经历、价值观和文学史来对其文学批评做深入的研究。《文学杂志》本身发行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发行之时已经是京派文学发展的后期，其文章屈指可数，那么朱光潜为何被称为京派批评家？在此，笔者认为：虽朱光潜的大多数著作均为美学著作，但几乎所有对于美的解释和分析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赏析来实现的，由此向读者传达审美情趣。因而也可以将朱光潜对文学作品中美与丑的描述视为对这部作品的文学批评和对这部作品价值的认可。笔者将从细处着手，分析朱光潜文学批评及其所主编刊物的京派特色。

一、京派文学的主要特征

京派的出现多是与海派相对立而言的，京派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同时，更愿意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温和的方式来抵御时代的弊病和丑恶的社会现实。其作品一般都同社会政治斗争保持一定距离，作家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传统文化底蕴，文风淳朴，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融合了西方美学思想。京派引进西方纯正的美学思想，将其与现代文学创作实践相联系，使美学思想不仅有着理论的光鲜感还有了动态的生命力。此外，西方纯正美学强调文学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因而造就了一大批反对政治侵犯文学的京派作家，他们远离政治漩涡，更能以静观的眼光谛视社会风云，吟咏人性世俗的常态变态、史态现态中，建构自己高雅的艺术神庙，取得某种文化批评的自由立场。第二，依托民族文化的土壤。京派小说还是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小说，加强了对民族性格心理的探求深度，持久地将“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这样严肃的“五四”国民性主题继承下来，不断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发出呼唤，寻求回应。其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也使其避开当年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文学功利目的，以间离现实斗争为代价，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第三，宣扬淳朴自然的人性美。京派小说注重“回忆”，将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现实进行对照，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从儿童、少女等角度对平凡人的生命投入极大的兴趣和审美，以平和的方式赞扬淳厚、信用、真挚、善良、情义等人性美，使美由绚烂归于平静，归于自然。这样，京派小说经由稳重开放的学院文化，整合了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等各种因素，成为独具中国文化风貌的文学。他们摈弃乡愿式的教训，也摒弃营造夸张而紧促的场面，在平凡的人事中描绘人性的美［2］。

二、朱光潜文学批评中蕴含着京派特征

京派的众多文化观念上的特性均在朱光潜的文学批评中都得到了体现，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自然人性观京派的“归隐文化”在面对资本主义对中国大都市的冲击和民不聊生、政局动荡的社会局面时，感到焦虑与失望。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使京派作家没有像左翼作家那样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浸濡的田园乡村，从湘西、鄂东原始幽静的乡村生活中寻找精神寄托和人生理想，获得心里平衡。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促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乡村田园［3］。在朱光潜的《诗论》一书中，谈及了许多诗的意境、形式和节奏，以及中国诗歌发展等诗歌本身的问题，对传统诗词的遣词炼句、节奏声韵以及何以走上“律”的路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分析。唯独最后用了整整一章来谈陶渊明，讲述他的身世、情感、人格和风格。朱光潜在此章的最后一段描述道：“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醇，那么炼……”［4］吸引朱光潜的固然有陶渊明的诗文风格，然而陶渊明诗作中表现出的“真”和“自然”将人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陶渊明）所以宁肯回到乡间和这班比较天真的人们‘把酒话桑麻’。看‘务农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几句诗，就可以想见他们中间的真情和乐趣”，“从各方面看，渊明是一个富于热情的人，甘淡泊则有之，甘寂寞则未必，在归田后二十余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颇得到一些温慰”［4］。在这些描述中，朱光潜对陶渊明的敬仰溢于言表，他所欣赏的不仅是陶渊明本人，更是陶渊明崇尚自然的人性之美。此外，朱光潜以“审美距离说”来构建美学体系，以“静穆”作为美之极致，在文学批评中体现为推崇“无为而有所为”的自然人性观，集中表达其希望与现实保持距离，专注欣赏美、创造美的文学态度。在政治动荡年代，朱光潜文学批评中所体现的对人性的关怀贴合了普通民众对文学的期待，引导他们摆脱文学功利主义，不是一味地从文学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寻求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这种将对醇厚自然的人性美的赞誉寓于文学批评中做法，体现了朱光潜文学批评中的京派特征。

喜剧的美感本质论

朱光潜实际上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切入喜剧美学领域的。他的喜剧观最初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文艺心理学》一书的第17章——《笑与喜剧》当中。该章曾作为单篇论文在国内发表，被认为是中国戏剧理论史上的“第一篇重要的喜剧理论文章”①。文章首次向国内学人比较全面、准确地评价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霍布士、康德、叔本华、柏格森、斯宾塞、立普斯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喜剧学说。在比较诸家学说同异短长的过程中，朱光潜建立了自己的喜剧理论基础——喜剧的美感本质论。

在《文艺心理学》中，朱光潜对伊斯特曼(MaxEastman)的学说给予了更多的好评。他认为：伊斯特曼的“笑为快乐的表现说”是“和常识相符合的”，而且“可以补救霍布士和柏格森两说的欠缺”；“至于他和杜嘉、萨利诸人所共同主张的‘游戏说’，也可以包涵‘自由说’而却可以免去‘自由说’的弱点，在近代各家学说之中可以说是最合理的”2。伊斯特曼1922年曾写有著名的《诙谐意识》一书。他在麦独孤的本能定义基础上，将“诙谐”(Humour)看作是人的一种本能。朱光潜显然同意这个看法。于是，他在《文艺心理学》当中借伊斯特曼之口指出：人们总是竭精殚虑地去追求世事的恰如人意，到世事尽不如人意的时候，人们则会本能地说“好，我就在失意事中寻乐趣罢！”(1卷，第469页)。到后来写作《诗论》的时候，朱光潜干脆把“谐趣”理解为人类的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3卷，第27页)。从人类的这种本能的诙谐出发，朱光潜对喜剧的“游戏”性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朱光潜批评柏格森的喜剧学说，说它的错误之一就在没有顾及到笑的游戏性质；他对喜剧性讽刺和讥嘲的界定是“以游戏的口吻进改正的警告”(1卷，第476页)；他甚至将这种游戏性当作区分喜剧性和非喜剧性讥刺的界碑，认为后者既然“没有开玩笑的意味”，因而也就算不上喜剧性的艺术(3卷，第29页)；他对“谐趣”(SenseofHumour)的定义性解释是：“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他甚至断言：“凡是游戏都带有谐趣，凡是谐趣也都带有游戏”(3卷，第27页)。可见，“游戏”在朱光潜喜剧观中已经占据了中心的位置，被赋予了一种本体性的意义。朱光潜之所以如此青睐“游戏”，同他的“形象直觉”理论有关。按照他的理解，美感经验既然建立在形象直觉的基础上，就必然要净化实用目的，并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喜剧既然以丑为对象，这一点对于喜剧来说，意义也就尤其重要。

在朱光潜的理论体系中，喜剧的主要对象有三：一是“容貌的丑拙”，二是“品格的亏缺”，三是“人事的乖讹”。而不管是其中哪一种，在现实生活中，都会引起人们的伦理性或实用性反应，造成某种痛感，从而对人产生某种压迫或限制，使人们在有限和缺失当中感到不自由。而人类的天性却要求能够自由地活动，这也正是生命的本质。一方面是现实生活的缺失、有限和不自由，另一方面人类又要追求圆满、无限和自由。那么，靠什么去调整其间的矛盾呢？朱光潜的回答是：靠“游戏的态度”。在朱光潜看来，游戏和幻想一样具有一种特殊的弥补功能，即它可以“拿意造世界来弥补现实世界的缺陷”(1卷，第376页)。在这个“意造世界”中，人的伦理感和现实感被消解，人获得了他渴望得到的自由。当人们把笑的实用目的丢开的时候，他们面对失意的事情才能做到“一笑置之”，才能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从而将痛感化为快感，“在丑中见出美，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哀怨中见出欢欣”(3卷，第30页)，并最终使“嬉笑和诙谐的情感成为一种真正的美感”(1卷，第470页)。在这里，朱光潜实际上已经将本能的欢乐表现说、游戏说、自由说以及弗洛伊德的“移除压抑”说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

当然，朱光潜并没有否认笑(这里主要是指和喜剧相联系的作为艺术的笑)和游戏之间的区别。他认为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社会性的有无和多寡上，他说：“笑是一种社会的活动”；“喜剧家大半在无意识中都明白这些笑的来源，把它们利用在舞台上面，所以懂得日常生活中的笑，对于艺术上的喜剧也就能明白大要了。”(1卷，第476页)也就是说，喜剧同样也具有社会性，而与此相反，“纯粹的游戏缺乏社会性”(1卷，第385页)。朱光潜很重视笑与喜剧的社会性，他甚至把这一点当作评判各家学说的主要尺度之一。笑和喜剧的社会性，一直是左翼文化人士喜欢谈论的问题，但朱光潜对社会性的理解显然与之有别。他的出发点并非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而是——并且又是——“本能”的概念。“本能”曾经是联系“直觉”和“欢乐意识”的纽带，这里它又开启了“直觉”通向“社会性”的大门。朱光潜在《诗论》中说：“谐”(即笑)“最富于社会性”；当“谐趣发动时”，人与人之间无形的隔阂“便涣然冰释，大家在谑浪笑傲中忘形尔我，揭开文明人的面具，回到原始时代的团结与统一”；“社会的最好的团结力是谐笑”(3卷，第27页)。朱光潜显然是把笑理解为除语言之外的一种能够把社会联络在一起的最重要的媒介。在这里，笑的本能和人类合群的本能被紧紧地联系起来。

朱光潜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有余了。他给我们留下了两份遗产：一是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一是字里行间所透出的学术品格。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两份遗产的宝贵价值越来越清晰地显露了出来。

今天，尤其值得我们一谈的，是他的学术品格。

朱光潜的学术品格，实则就是他的生命品格，因为他的一生便是学者的一生，他的生命完完全全浸注到他的学术生涯中了。朱光潜之走上学术道路，似乎是冥冥之中安排好了的，但是一经摇起了手中的笔，他便意识到它的份量。翻翻他早年写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便可知道，他对学术之于青年、之于民族的意义是异常清醒的。40年代，他为呼吁学术的振兴写了一篇文章，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学术研究是国家命脉所系”，“一个国家如果在学术文化方面落后，在其它方面也就不能不落后”，因此，“打长远计，中国的救星也恐怕还在学者们”①。也许这里透着几分自负，不过那种对学术的执著和热忱却清晰可见。朱光潜在坎坷不平、艰难险峻的学术道路上，一步一步走了六十多年，直到临终前仍不甘心停下来歇歇脚，就正是怀着这种执著和热忱。

当朱光潜踏进英国爱丁堡大学时，他已为自己的一生作了选择，学术从此成了他“安身立命之地”。他此时需要的只有“宗教家”们的精神和“科学家”们的头脑。他一头钻进浩瀚的古典文学中，尤其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执意要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而为了这个目的，不得不去触及当时尚十分陌生的哲学和美学。他从众多的前辈中终于寻到了心目中的偶象——克罗齐(Croce)，于是，成了克罗齐的“忠实信徒”。他发现克罗齐的直觉说很有道理：人在审美活动中很难区分物与我，它们通通消融在直觉中。直觉就是美，也就是美感，也就是表现，也就是艺术。不是吗?——在直觉中，我的思想，情趣自然地流露了，而艺术也就诞生了；很难想象直觉之外的艺术。朱光潜很容易地把直觉说与中国传统美学中所谓的妙悟、神韵、意境等联系起来。但是，他不能忘记另一个曾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心中偶象——尼采(Nietzsche)。尼采所倡说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是那样深刻地震撼过他。尼采证明，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是人生的两种基本的心理经验，前者是一种类似酩酊大醉的精神状态，后者是一种安祥和谐的精神状态，艺术就产生于这两种精神的结合。显然，这又为理解艺术洞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如何才能将克罗齐与尼采两家的学说统一起来呢？这是刚刚踏进学界的朱光潜为自己提出的一个课题，一个很难的课题。当然，他为解决这一课题付出了大部分青春时光。正像我们从《悲剧心理学》与《文艺心理学》中看到的，他意识到克罗齐的直觉说主要揭示了审美活动的感性层面，而尼采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学说则较多地触及到理性层面，即道德精神的层面，于是他把直觉说当作逻辑的起点，把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说当作逻辑的终向，然后把布洛(EdwardBullough)的心理距离(psychicaldistance)说，闵斯特堡(Mnsterberg)的孤立绝缘说，谷鲁斯(KarlGroos)的内模仿(innernachahmung)说，立普斯(TheodorLipps)的移情(Einfhlung)说以及英国经验派的联想说等等作为前后相接相续的逻辑环节放在它们中间，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在结构上甚是严整的理论框架。这样，不仅把形式主义美学的各个支派联缀在了一起，且把黑格尔(Hegel)、托尔斯泰(ЛлевТолстой)等道德主义美学也包容了进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消解了长久以来形成的感性与理性、形式与道德精神的对立。同时还有一层，为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契机。

朱光潜初试锋芒便在学术上取得如此重要的收获，这既得益于他的学术精神，也得益于他的治学方法。他把他采用的方法称作“综合”、“折衷”。在他看来，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这种方法是谨慎的，也是富于创造性的。他曾说过：“学与问相连，所以学问不只是记忆而必是思想，不只是因袭而必是创造。”②所谓“综合”与“折衷”便是记忆与思想、因袭与创造的统一。他相信，“每种学问都有长久的历史，其中每一个问题都曾经许多人思虑过、讨论过，提出过种种不同的解答”，需要人们去弄个明白并承继下来，同时，所有思虑过、讨论过，乃至被“认为透懂的几乎没有一件不成为问题”，需要人们去清理和进一步解决，“疑问无穷，发见无穷，兴趣也就无穷。学问之难在此，学问之乐也就在此”③。“综合”、“折衷”，实际上便是将前人成果集中起来进行分析、比较和重新阐释的过程。

朱光潜把自己置放在了学术的前沿。他的精神和方法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他所面对的是西方最有权威的一批学者，其中特别是一直为他景仰的康德之后形式主义最大代表克罗齐。朱光潜没有放弃直觉说，而是仅仅把直觉说当作全部美学的逻辑起点，这就等于说，艺术虽植根于直觉，并不就是直觉，艺术还包容了由“心理距离”所引发的一系列心理活动，以及由联想所触动的各种复杂的道德观念；同时，艺术还有一个借助语言、文字、色彩、线条、形体、声音等媒介传达出去的问题。而这种主张是克罗齐所坚决反对的。当然，朱光潜意识到依他的学术地位尚不足以与克罗齐抗衡，但他毫不气馁，毅然在已写完的《文艺心理学》中补进了一章，亮明旗帜，专门批评克罗齐。而且并不就此而止，为了彻底认识和批评克罗齐，于40年代还亲自翻译了他的《美学》中属于原理的部分，深入考察了他的全部学说，并写了长达六万字的批评文字；50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又从认识论角度深深触动了克罗齐学说的哲学根基。

1.朱光潜建构体系的独特心灵历程，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寻求出路的一种艰难卓绝的尝试。为了追逐人生与学术之谜，他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历程呵！翻开中国现代史，有谁曾不辞劳苦，从东方的香港到英伦三岛、巴黎、意大利，乃至莱茵河畔，前后度过十四年的大学生活？有谁能从飘缈的哲学玄思到精确的鲨鱼解剖.和用熏烟鼓和电气反应机测试心理反应，进行过张力距如此遥远的大脑训练？有谁曾有如此多种多样的兴趣，从中国的儒道释哲学到西方哲学(理性与非理性)、文学、艺术、心理、生理、符号逻辑，从中国诗学到西方诗学，最后用美学范式把以上万花筒式的学术成果统摄起来，成为以“情趣”为焦点的一家之言？有谁能以少年的身份熟练地使用非母语系统进入西方学术之林，并以自己的力作（《悲剧心理学》）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注目？……凡此种种，只能使人惊讶、叹绝这种用西方的“火”煮自己的“肉”的学术胆识和规范，和用中国人的“灵”去灌输西方焦土的精神超度，从及二者的结合，令我们叹为观止。因此，朱光潜当年寻求人生出路的这种艰难卓绝的尝试，不管是在现代思想史上，还是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是“五四”.之后，“中国学术、文化向何处去”的一种探险一与解答！我们必须把朱光潜的文艺思想、美学体系放到这个高度上，才能拨开历史的乌云，客观地展示它的光辉。

朱光潜早期的文艺思想、美学体系(以《文艺心理学》《诗论》为象征)，不是一维的单一结构的学说，而是多维的理论体系，其间错纵地交织着：深刻而玄妙的哲人学说，严肃而豁达执着而超脱的人生态度，渊博而多向的学科知识，精当入微的叙述方法与行云流水式的语言表达。这里的哲人学说——二极性人生态度(艺术形而上学)——多学科的实证知识(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语言表现与方法论，构成四维度的多面体的理论体系。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大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妙。

所谓“哲人学说”，指这个体系的哲学一美学构架、逻辑起点的从属和继承关系。其前期的哲人学说，是以克罗齐的直觉说为核心，一方面渗入西方现代哲学美学诸派学说，如布洛的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摹仿说等等，另一方面，又渗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儒道释哲学精神和中国古典诗文的神韵、意蕴，具有转型时代中多向吸纳、兼容并包的大师心态，其焦点集中在审美认识论(心一物关系)上。其后期的哲人学说，则在扬弃前期哲人学说的基础上(也许有人怀疑这里的“扬弃”关系，详情下文展开)，以马克思恩格斯创始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形态，即原生形态)，为后期追求的目标，同时吸取黑格尔、歌德、维柯等人的哲学美学观点，完成了人生观与学术观的双重变革，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形态的美学体系，其焦点由审美认识论移向审美实践论(主体论或人学本体论)，成为一代美学宗师。

所谓“人生态度-一一艺术形而上学”，是指这个体系的艺术特质。朱光潜一生都在追求艺术的性灵，提倡“人生艺术化”和“艺术人生化”，并且认为：在人生与艺术之间有一个中介环节，即“情趣化”。人生的情趣化，就是人生的艺术化(宇宙人情化)；艺术的情趣化，就是艺术的人生化(艺术植根于人生)。这便构成一种“人生一情趣一艺术”三一式结构的宇宙论模式。朱光潜早期深受尼采的影响，把人生的魂灵抬到艺术的祭坛上：“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①，“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有充足理由的”②。在前期哲人学说中，他以“艺术人生化”去消解“孤立绝缘”的直觉说，使他营造的美感内在结构在“直觉说”线上得到伸延和完善。在后期哲人学说体系中(主客观统一说中)，一切均以“艺术”为中介环节，完成“人一自然”的双向过渡。艺术形而上学，把他的人生追求与哲人学说融合起来，于是他便成为：既是青年的导师，又是现代学术泰斗，一身二任，熠熠发光，可望而不可及矣！

所谓“审美感受(多学科的实证)一一艺术生理学”，是指这个体系的近代审美倾向(审美筋肉论)，它把玄奥的哲人学说，灵妙的“人生一一艺术”关系（艺术形而土学），落实于实证的心理——生理特征上，同时又把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广泛应用于诗学理论中，开创了美学——诗学的全新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艺术生理学既是朱光潜美学与诗学的交汇点，又是他学贯中西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关于这点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注意，下文专章论述），在中国美学一诗学史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和朱光潜相比的，艺术生理的领域至今都是他独占的高峰。

哲人学说，构成这个庞大体系(前期与后期)的轴心，艺术形而上学(“人生一情趣一艺术”宇宙论模式)成为这个体系的形上观照，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成为这个体系的形下实证，它同时突破这个体系的界限，伸延至诗学领域，完成了独特的诗学理论建构。以上可说是朱光潜理论体系的三个不同维度。但是由于朱光潜的理论体系(各种论著)，超越纯学术线性思维，处处是妙语机珠、情趣横生，渗透着语言和方法论的神奇魔力，令人爱不释手，这便构成了这个体系的第四维。因此，我们姑且把朱光潜的庞大理论体系称之为四维理论体系。面对多面体的理沦体系，必须具备相应的多面视角，否则便是“盲人摸象”了。

朱光潜以其美学成就而闻名于世，他的《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等著作被广泛学习和称颂，其作品表现出从容、宽厚的文学修养，这与京派的审美情感十分相似，因而常与京派人物放在一起。而朱光潜的成就并不止于此，他的文学批评也具有十分浓厚的京派文学特征，这与他本人的文化观念息息相关。目前文学史上在描述京派代表人物时，多列举小说家，京派也被视为小说流派，而提及朱光潜时，则主要指他曾担任京派杂志《文学杂志》的编辑。朱光潜曾说过：“我回国时，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我由胡适约去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1］当时京派与海派相对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审美情感，京派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追求从容、宽厚、诚实的审美观，而海派则以迎合读者为目的，更注重叙事的角度和创作形式。究竟朱光潜与京派的渊源何在？纵观相关的评论文章，研究朱光潜文学批评的专著和论文都非常少，更鲜有清楚阐述其文学批评与京派文化的关系的著作。而且，研究者往往受到朱光潜美学研究的影响，思辨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审美层面，并未结合其个人经历、价值观和文学史来对其文学批评做深入的研究。《文学杂志》本身发行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发行之时已经是京派文学发展的后期，其文章屈指可数，那么朱光潜为何被称为京派批评家？在此，笔者认为：虽朱光潜的大多数著作均为美学著作，但几乎所有对于美的解释和分析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赏析来实现的，由此向读者传达审美情趣。因而也可以将朱光潜对文学作品中美与丑的描述视为对这部作品的文学批评和对这部作品价值的认可。笔者将从细处着手，分析朱光潜文学批评及其所主编刊物的京派特色。

一、京派文学的主要特征

京派的出现多是与海派相对立而言的，京派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同时，更愿意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温和的方式来抵御时代的弊病和丑恶的社会现实。其作品一般都同社会政治斗争保持一定距离，作家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传统文化底蕴，文风淳朴，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融合了西方美学思想。京派引进西方纯正的美学思想，将其与现代文学创作实践相联系，使美学思想不仅有着理论的光鲜感还有了动态的生命力。此外，西方纯正美学强调文学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因而造就了一大批反对政治侵犯文学的京派作家，他们远离政治漩涡，更能以静观的眼光谛视社会风云，吟咏人性世俗的常态变态、史态现态中，建构自己高雅的艺术神庙，取得某种文化批评的自由立场。第二，依托民族文化的土壤。京派小说还是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小说，加强了对民族性格心理的探求深度，持久地将“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这样严肃的“五四”国民性主题继承下来，不断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发出呼唤，寻求回应。其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也使其避开当年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文学功利目的，以间离现实斗争为代价，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第三，宣扬淳朴自然的人性美。京派小说注重“回忆”，将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现实进行对照，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从儿童、少女等角度对平凡人的生命投入极大的兴趣和审美，以平和的方式赞扬淳厚、信用、真挚、善良、情义等人性美，使美由绚烂归于平静，归于自然。这样，京派小说经由稳重开放的学院文化，整合了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等各种因素，成为独具中国文化风貌的文学。他们摈弃乡愿式的教训，也摒弃营造夸张而紧促的场面，在平凡的人事中描绘人性的美［2］。

二、朱光潜文学批评中蕴含着京派特征

京派的众多文化观念上的特性均在朱光潜的文学批评中都得到了体现，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自然人性观京派的“归隐文化”在面对资本主义对中国大都市的冲击和民不聊生、政局动荡的社会局面时，感到焦虑与失望。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使京派作家没有像左翼作家那样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浸濡的田园乡村，从湘西、鄂东原始幽静的乡村生活中寻找精神寄托和人生理想，获得心里平衡。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促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乡村田园［3］。在朱光潜的《诗论》一书中，谈及了许多诗的意境、形式和节奏，以及中国诗歌发展等诗歌本身的问题，对传统诗词的遣词炼句、节奏声韵以及何以走上“律”的路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分析。唯独最后用了整整一章来谈陶渊明，讲述他的身世、情感、人格和风格。朱光潜在此章的最后一段描述道：“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醇，那么炼……”［4］吸引朱光潜的固然有陶渊明的诗文风格，然而陶渊明诗作中表现出的“真”和“自然”将人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陶渊明）所以宁肯回到乡间和这班比较天真的人们‘把酒话桑麻’。看‘务农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几句诗，就可以想见他们中间的真情和乐趣”，“从各方面看，渊明是一个富于热情的人，甘淡泊则有之，甘寂寞则未必，在归田后二十余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颇得到一些温慰”［4］。在这些描述中，朱光潜对陶渊明的敬仰溢于言表，他所欣赏的不仅是陶渊明本人，更是陶渊明崇尚自然的人性之美。此外，朱光潜以“审美距离说”来构建美学体系，以“静穆”作为美之极致，在文学批评中体现为推崇“无为而有所为”的自然人性观，集中表达其希望与现实保持距离，专注欣赏美、创造美的文学态度。在政治动荡年代，朱光潜文学批评中所体现的对人性的关怀贴合了普通民众对文学的期待，引导他们摆脱文学功利主义，不是一味地从文学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寻求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这种将对醇厚自然的人性美的赞誉寓于文学批评中做法，体现了朱光潜文学批评中的京派特征。

朱光潜的学术品格，实则就是他的生命品格，因为他的一生便是学者的一生，他的生命完完全全浸注到他的学术生涯中了。朱光潜之走上学术道路，似乎是冥冥之中安排好了的，但是一经摇起了手中的笔，他便意识到它的份量。翻翻他早年写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便可知道，他对学术之于青年、之于民族的意义是异常清醒的。40年代，他为呼吁学术的振兴写了一篇文章，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学术研究是国家命脉所系”，“一个国家如果在学术文化方面落后，在其它方面也就不能不落后”，因此，“打长远计，中国的救星也恐怕还在学者们”①。也许这里透着几分自负，不过那种对学术的执著和热忱却清晰可见。朱光潜在坎坷不平、艰难险峻的学术道路上，一步一步走了六十多年，直到临终前仍不甘心停下来歇歇脚，就正是怀着这种执著和热忱。

当朱光潜踏进英国爱丁堡大学时，他已为自己的一生作了选择，学术从此成了他“安身立命之地”。他此时需要的只有“宗教家”们的精神和“科学家”们的头脑。他一头钻进浩瀚的古典文学中，尤其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执意要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而为了这个目的，不得不去触及当时尚十分陌生的哲学和美学。他从众多的前辈中终于寻到了心目中的偶象——克罗齐(Croce)，于是，成了克罗齐的“忠实信徒”。他发现克罗齐的直觉说很有道理：人在审美活动中很难区分物与我，它们通通消融在直觉中。直觉就是美，也就是美感，也就是表现，也就是艺术。不是吗?——在直觉中，我的思想，情趣自然地流露了，而艺术也就诞生了；很难想象直觉之外的艺术。朱光潜很容易地把直觉说与中国传统美学中所谓的妙悟、神韵、意境等联系起来。但是，他不能忘记另一个曾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心中偶象——尼采(Nietzsche)。尼采所倡说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是那样深刻地震撼过他。尼采证明，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是人生的两种基本的心理经验，前者是一种类似酩酊大醉的精神状态，后者是一种安祥和谐的精神状态，艺术就产生于这两种精神的结合。显然，这又为理解艺术洞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如何才能将克罗齐与尼采两家的学说统一起来呢？这是刚刚踏进学界的朱光潜为自己提出的一个课题，一个很难的课题。当然，他为解决这一课题付出了大部分青春时光。正像我们从《悲剧心理学》与《文艺心理学》中看到的，他意识到克罗齐的直觉说主要揭示了审美活动的感性层面，而尼采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学说则较多地触及到理性层面，即道德精神的层面，于是他把直觉说当作逻辑的起点，把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说当作逻辑的终向，然后把布洛(EdwardBullough)的心理距离(psychicaldistance)说，闵斯特堡(Mnsterberg)的孤立绝缘说，谷鲁斯(KarlGroos)的内模仿(innernachahmung)说，立普斯(TheodorLipps)的移情(Einfhlung)说以及英国经验派的联想说等等作为前后相接相续的逻辑环节放在它们中间，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在结构上甚是严整的理论框架。这样，不仅把形式主义美学的各个支派联缀在了一起，且把黑格尔(Hegel)、托尔斯泰(ЛлевТолстой)等道德主义美学也包容了进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消解了长久以来形成的感性与理性、形式与道德精神的对立。同时还有一层，为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契机。

朱光潜初试锋芒便在学术上取得如此重要的收获，这既得益于他的学术精神，也得益于他的治学方法。他把他采用的方法称作“综合”、“折衷”。在他看来，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这种方法是谨慎的，也是富于创造性的。他曾说过：“学与问相连，所以学问不只是记忆而必是思想，不只是因袭而必是创造。”②所谓“综合”与“折衷”便是记忆与思想、因袭与创造的统一。他相信，“每种学问都有长久的历史，其中每一个问题都曾经许多人思虑过、讨论过，提出过种种不同的解答”，需要人们去弄个明白并承继下来，同时，所有思虑过、讨论过，乃至被“认为透懂的几乎没有一件不成为问题”，需要人们去清理和进一步解决，“疑问无穷，发见无穷，兴趣也就无穷。学问之难在此，学问之乐也就在此”③。“综合”、“折衷”，实际上便是将前人成果集中起来进行分析、比较和重新阐释的过程。

朱光潜把自己置放在了学术的前沿。他的精神和方法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他所面对的是西方最有权威的一批学者，其中特别是一直为他景仰的康德之后形式主义最大代表克罗齐。朱光潜没有放弃直觉说，而是仅仅把直觉说当作全部美学的逻辑起点，这就等于说，艺术虽植根于直觉，并不就是直觉，艺术还包容了由“心理距离”所引发的一系列心理活动，以及由联想所触动的各种复杂的道德观念；同时，艺术还有一个借助语言、文字、色彩、线条、形体、声音等媒介传达出去的问题。而这种主张是克罗齐所坚决反对的。当然，朱光潜意识到依他的学术地位尚不足以与克罗齐抗衡，但他毫不气馁，毅然在已写完的《文艺心理学》中补进了一章，亮明旗帜，专门批评克罗齐。而且并不就此而止，为了彻底认识和批评克罗齐，于40年代还亲自翻译了他的《美学》中属于原理的部分，深入考察了他的全部学说，并写了长达六万字的批评文字；50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又从认识论角度深深触动了克罗齐学说的哲学根基。

但是，对于一个从克罗齐阴影中长大的人，一个曾“恭顺地跟着克罗齐走”的人，对克罗齐的批判同时就是对自己的批判。这时，朱光潜的心情有如永远“告别”一个“多年老友”那样的彷徨与失落，他跨越了克罗齐这座高山，却发现克罗齐背后只是一片沙滩、一处旋涡，原先，即便是幻觉，至少脚下还是坚实的，而现在竟感到突然悬在了空中，没有了落脚之地。他精心建构的美学框架由于没有一定哲学体系的支撑，显得像是风中之烛，那样渺茫和脆弱。

朱光潜之结识马克思主义，就学术角度讲，是有其必然性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对于他完全是新的问题，他不得不像“初级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但是，他有充分的自信，他相信他“性格中的一些优点，勤奋、虚心、遇事不悲观”，可以作为他“新生的萌芽”④。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甚至在几近花甲的年纪，跟随一位白俄罗斯籍家庭教师学会了俄语。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门学术、一种理论体系，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观，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像学习克罗齐主义那么得心应手，这一点，朱光潜一开始入门就感觉到了。他知道横亘在他面前的主要障碍不是他曾经是个克罗齐主义者，而是世界观上的“个人自由主义”，是“脱离实际的见解偏狭”和“意志不坚定”⑤。1956年，朱光潜写了一篇自我检讨的文字《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可以看出这是经过认真思索了的、是真诚和严肃的，他确实期望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他的学术，也为他的人生打开一条新路。

一、《谈美书简》的含义

众所周知，现在市面上与美学相关的书籍可谓多如牛毛，初学美学的朋友们往往无从下手，不知道该读哪一本。那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呢？我的回答是：阅读经典！

二、朱光潜美学的特征

在美学大讨论中，朱先生以提出“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命题而享誉美学界，并成为国内四个主要美学学派之一的代表人物。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的逐渐深入，朱先生先后提出过“物甲物乙”说、“艺术或美感反映的两阶段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四原则”“审美活动的四因素论”等一系列学说。从表面看，这些提法有很大差异，但是根本的思路没有变化，就是企图彻底解决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心与物这些对立面的统一。

三、朱光潜美学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于我而言，《谈美书简》两个重要见解最能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艺术创作产生共鸣。1.从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在第三封信“从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之中。朱先生在信的开头就抛出两个以往朋友提问频率最高的问题：“怎样才算美？”和“美的本质是什么”？然后他以日常中随处可见的生活场景作了直接了当的回答，告诉读者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接触一些美和丑的东西，对美丑的认识程度也逐渐由错误到正确、由浅入深。他还指出如果放弃亲身接触和感受过的事物不管，而去追问什么是“美的本质”这个极端抽象的概念，结果往往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得到的是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的结论，缺乏鲜活的情感，犹如布满灰尘的千年木乃伊，是一种艺术上的“形而上学主义”。在读研期间，也依旧在寻找所谓的“艺术之道”。机缘之下，《谈美书简》上的一句话使我恍然大悟：“现实生活经验和文艺修养是研究美学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它与德国大师基弗“为艺术而艺术只是抄袭，艺术是对世界的思考”的观点不谋而合。“艺术是对世界的思考”不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经验”么？朱先生与基弗，一个在中国，一个在德国，两者直线距离足有一万六千公里，但两人却在美学观念上如此合拍，让人不禁感叹艺术发展普遍性规律的强大了。2.形象思维与文艺的思想性第八封信“形象思维与文艺的思想性”中朱老对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定义以及两者的包含关系：思维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综合体，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通常把它称为感觉、映像、观念或表象，如颜色、声音、嗅觉、味觉、触觉等感官所接触到的形式和活动在脑海中产生的映像，这是原始的感性认识。形象思维是思维的第二个步骤，把原始的感性认识所得来的映像加以整理安排，来达到一定目的，这是原始感性认识的升华。原始感性认识升华到形象思维的过程，就是把感性形象（色、声、嗅、味、触）加以分析和综合，求出每类事物的概念、原理或规律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叫作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在艺术创作中的交叉使用，是我在本文中想谈论的重点之二。（1）艺术创作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是艺术创作的核心，是实际生活中所引起的形象思维。例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吕胜中教授的剪纸装置作品《招魂堂》，作品内容是通过无限重复的剪纸小红人的原始图腾去表现当今世人对自我心灵的呼唤和寻失，作品简单到只是一个小红人的复制和放大，却震撼到让人开始思考生命的初衷和意义。从古中西，不同部族对生命符号的设定都与正面对称的人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用代表热烈生命的红色并加以艺术加工高度提纯的“小红人”作为直观载体，用质朴的形象去表达一个热烈的意义，这与高度抽象思维和深厚的生活阅历是分不开的。（2）具体形象和抽象形象的关系。还是吕胜中教授作品为例，图腾人形史上不下千种形象，或胖或瘦，或单或双，或现于石刻洞穴，或发于陪葬饰品，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具体形象，是我们眼睛看见的投射到脑海里的第一直接印象，那能不能把这些形象取一直接复制出来？可以。但这还是艺术吗？那不如直接称之为复印。那是否还称之为艺术创作。艺术家要做的是将具体形象（原始感性认识）加工转化成抽象形象（形象思维）并借助一定的形式（抽象思维或逻辑推理能力）将自己对事物的情感表达出来，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格。要摆脱“像”的束缚。美，是毫无疑问的，却不能真实。就像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一样：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要我来说的话，艺术就四个字：征服生活。

朱光潜是个有哲学头脑的美学家。他原是从哲学走向美学的：“因为喜欢哲学，我被逼到研究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诸人讨论美学的著作。”（1）虽然他的美学摒弃了从哲学体系推演出美学结论的形而上学方法，而采取了19世纪晚期“自下而上”的经验论方法，主要从审美经验、艺术欣赏中概括出美学观点，虽然他多次说过美学即文艺理论，但朱对哲学确实有深刻的理解和充分的研究。1933年，朱写了两篇主要介绍黑格尔的文章《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原理》、《唯心哲学浅释》，1947年在《克罗齐哲学述评》中，他又用了一章篇幅介绍“新唯心主义的渊源”。表现出很高的理解水平。

然而，他如此熟谙的黑格尔哲学却没有在前期美学中留下痕迹。《文艺心理学》和《谈美》都没有讲到黑格尔，两篇介绍黑格尔哲学的文章也没有讲美学。决不能说他轻视黑格尔美学，《悲剧心理学》承认“黑格尔对于近代美学思想影响极大。”（2）1936年他在《美学的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籍》中就有黑格尔的《美学》，并要求参考斯退斯的《黑格尔哲学》。

现代中国美学的先驱者王国维和蔡元培，都是康德的信徒，直到49年以前，康德影响都远远超过黑格尔。这种选择性的接受，除他们个人兴趣外，特别与康德、黑格尔美学的不同性格相关。黑格尔美学主要是艺术哲学，以其特有的辩证法与历史感，他把几乎是全人类的艺术都逻辑地叙述成一个运动着的整体系统，令人叹为观止。康德美学则是纯粹的审美哲学，他以“审美无利害关系”为基点，划定了审美和艺术在理性结构和人类生活中的自律性位置，描述了审美经验所特有的一种知觉方式，规范了现代美学的方向。“审美无利害关系已在许多人的美学理论中、在逻辑序列上处于首位，成了审美经验的核心。不仅可以适用于艺术鉴赏，而且也可以适用于自然物的鉴赏。它已经渗透到艺术批评和对艺术及自然的鉴赏中去了。它成了一种观察和判断的习惯，而在这一概念获得这样的地位之前，艺术的价值是因袭的。艺术有认识的价值、道德的价值、社会的价值，但就是唯独没有艺术自己的价值。”（3）康德从哲学彻底论证了这一理论，成为现代美学的正宗。19世纪晚期盛行而又为朱向中国频频引进的克罗齐的“直觉论”、布洛的“距离说”、闵斯特堡的“孤立说”、立普斯的“移情论”等等无不是康德理论的继续和变种。

无论是译述绍还是自我建构，朱的美学都有两种类型。一是从美感经验入手阐释美学问题，在此一类型的著述中，朱继续王国维、蔡元培的路线，基本是在康德的框架内完成。《文艺心理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近代美学所侧重的问题是：‘在美感经验中我们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样？’至于一般人所喜欢问的‘什么样的事物才能算是美’的问题还在其次。”（4）这就把自己置于康德笼罩之下。《悲剧心理学》第二章讲自己的美学观，朱以“康德曾强调审美经验的非实用性”开头，继之以“大多数近代哲学家，尤其是克罗齐，强调了也是由康德指出过的审美感觉的非概念性。”（5）他认定从康德到克罗齐是“欧洲美学思想的主流。”（6），所以他也是根据艺术即直觉、直觉即表现来得规定美和艺术的本质，以此为基础，经验地发挥康德美学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美学学说都被吸收进来。当然，朱对他们也是有保留、有舍弃的。

朱的第二类著作是大量评析中外文艺，这一类著述完全可以从黑格尔那里得到资源，但朱没有这样做。其原因，首先是他对黑格尔过分的唯理主义不喜欢，比如其悲剧论就“采用一种很不好的方法，即从一个预想的玄学体系中先验地推演出一套悲剧理论来，而不是把悲剧理论建立在仔细分析古代和近代悲剧杰作的基础上。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只是他那关于绝对理念的范围广阔的学说中一个小小项目而已。”（7）朱指出它有五个弱点，第一个就是“它是先验地推演出来的，并不符合我们的情感经验。”（8）事实上，整个黑格美学都有这个弱点，而朱本人总是以对具体作品的欣赏经验为基础，他的文艺批评与其美学是一致的。其次，这也与他对唯心论哲学的认识有关。他认为：“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最后起，他可以说是唯崐心派或形式派美学的集大成者。在现代一般美学家中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重要，无论是就影响还是就实际贡献说。”（9）所以有了克罗齐，黑格尔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不能说朱小看了黑格尔。他介绍黑格尔的文章就以“黑格尔怎样比柏拉图和康德进一步？”把黑格尔置于康德之上。柏拉图以共相和殊相解释世界，把客观的共相视为独立自主的，否认感官所接触的殊相为真实。因为共相产生殊相的方法“近乎玄秘”，他又假设了一个超时空的“神”和空洞的“物质”，“神”把“共相”印到“物质”上，使物质成为殊相。然而不但“神”迹难寻，“物质”也因既非区相也非殊相而自相矛盾，不能找到一个“最初原理”。康德把共相分为“感官的”和“非感官的”，前者是经验的，后者是先验的，即十二范畴，但他对范畴本身没有解释，并假定了一个不可知的“事物本身”为现象之因。鉴于“柏拉图和康德不能把共相和殊相凑合起来成这现成的宇宙，因为一个假定共相附丽于‘物质’，一个假定现象背后有‘不可知的事物本身’。”（10）黑格尔采用柏拉图“客观的共相”和康德“非感官的共相”之说，根据其辩证法“相反者之同一”的原则，把“事物本身”一刀砍去，“心与物相反，因为一是意识者，一为所意识者；心与物同一，因为可知者以外别无‘事物本身’，一切物都是意识的内容”（11）。针对柏拉图和康德的理式和范畴都是没有内在联系的一盘散沙，黑格尔认为范畴全体（即绝对）是互相生演、互相因依的有机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黑格尔哲学的大关键。从柏拉图到康德，哲学家都以为共相是‘抽象的’，都以为类性不含种差在内。……黑格尔首倡‘具体的共相’之说，所谓‘具体的共相’就是含种差在内的类性。”（12）类性而含种差，就是共相含殊相，同中有异，单一寓杂多，相反者同一。所以一切范畴都是一气贯注的。发现这一规律，则知识才能成立、才能扩展，否则只能有“人为人”和“人不为非人”。朱对此充满赞叹：“这本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然而柏拉图没有看出，康德没有看出。无数其他的哲学家都没有看出，从此可见真理之难发见，可见黑格尔的功劳之伟大。”（13）不过这些赞扬是相对柏拉图和康德而言的。在《克罗齐哲学述评》中，与美学上肯定克罗齐一致，朱又接受克罗齐对黑格尔的批评。“克罗齐是新唯心论的代表。就欧洲近代哲学说，主要的成就是康德、黑格尔那一线相承的唯心派哲学。克罗齐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14）“克罗齐的哲学系统大部分就是从发挥和纠正康德与黑格尔的学说得来。”（15）在他的心目中，唯心论的传统即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后来者不断克服前者的缺点。克罗齐的方法是区分“相反者”和“相异者”，“相反者”相互冲突，在合中调和，合之前是抽象的、不真实的；“相异者”有高低等差，却都是具体的、真实的，它自身就是具体的共相，是相反者的同一。黑格尔混淆“相反者”和“相异者”，第一个结果是误认错误的相反者为真实的相异者，他说错误中含真理，相反者可以克服而综合到较高概念中以至绝对，但错误的何以能转化为真实的？一大堆错误何以能成就一个真实的“绝对”？辩证法综合正与反，并非化反为正，没有看到错误仍为错误的。第二个结果是误认相异者为相反者，导致一大串错误，比如在其宗教─艺术─哲学的精神发展序列中，艺术与宗教正反相对，相对于哲学而言都是抽象的，要“合”为哲学才是真实。因此，艺术没有独立性，只是一种未完成的哲学。同理，历史可以根据理性先验地推演出来，而不是根据史实，自然科学也是不完善的“自然哲学”等等。总之，依克罗齐看来，“黑格尔哲学在表面上虽是绝对唯心主义，而骨子里仍没有克服心物的二元。‘自然’与‘心灵’在他心眼中不是两相反概念而是两相异概念，不是两个抽象的对立的东西而是两种性质有别的真实体。为了要避免这显然的二元主义，他应用只能用于相反概念的辩证法来处理‘自然’与‘心灵’这两上相异概念，以为它们综合于‘逻葛司’。”（16）

编者按：朱光潜(1897～1986)做为美学家的卓越名声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了，在中国，他是美的化身，是美学老人。《文艺心理学》建立了朱光潜先生的美学体系，在中国，能有自己体系的美学家至今寥若晨星。朱光潜先生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他认为只有美才可以拯救人的心灵。他一生追求着美，传扬着美，最后化为一座桥梁，从他身上，人们既可以回顾美学丰富的过去，也可以展望美学光辉的未来。《文艺心理学》从心理的角度来研究美。《文艺心理学》就是这么一本从心理的角度出发，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美的书。美和概念无关，是一种在聚精会神的状态下的心理享受。审美要有种距离。审美离不开联想。《文艺心理学》提出美感经验三段论，是整个《文艺心理学》最具特色的部分。

朱光潜(1897～1986)做为美学家的卓越名声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了，在中国，他是美的化身，是美学老人。他写的《西方美学史》直到80年代，仍是中国惟一一部系统介绍外国美学史的著作;《谈美》则是为青年人写的，增加他们审美力的通俗读物;《文艺心理学》建立了朱光潜先生的美学体系，在中国，能有自己体系的美学家至今寥若晨星。此外，朱光潜先生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美学著作，如果柏拉图、莱辛、黑格尔、克罗齐、考德威尔这些西方美学大师地下有知，会感谢朱光潜先生辛勤的译介之功的。这些译作几乎成为不可超越的典范。朱光潜先生早年留学欧洲，一心沉溺美学研究，遍览群书，博闻强记，很快便成为了康德―克罗齐形式主义美学信徒。到了晚年，他从头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修正了自己美学中过分形式化的主张。

朱光潜先生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他认为只有美才可以拯救人的心灵。但是，他像许多大学问家一样，言行有不一致的地方：他重视了心灵的美却忽视了外在的美。他穿着古旧的衣服，叼着大烟斗，从烟斗中发出的浓烟在他的银发旁边白皑皑升腾。这就是他留给人们记忆中的形象。他藏在眼镜片后边的眼睛永远是沉思的。就是这位老人，他在87岁高龄仍然用颤抖的手翻译了维柯的《新科学》。他一生追求着美，传扬着美，最后化为一座桥梁，从他身上，人们既可以回顾美学丰富的过去，也可以展望美学光辉的未来。

《文艺心理学》从心理的角度来研究美。什么是美呢?这不是一个不用回答的人人都清楚的问题。比如，鲜艳的花朵往往在人们眼中是美的，但是，我们能说花本身是美的吗?如果花本身是美的，那为什么在我们心里想着别的事情或者烦恼痛苦的时候，我们会不觉得花美呢?可见，花美不美和人的心理状态有直接的关系。《文艺心理学》就是这么一本从心理的角度出发，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美的书。它系统介绍了西方现代美学著作，行文如行云流水，飘逸洒脱，是朱光潜先生代表作。写这本书的每一章，朱先生都要查阅几十部书才敢下笔，但是，读者一点都看不出其艰涩和费力的地方，相反会得到一种开启心智的愉悦。

内容便概

1.美和概念无关，是一种在聚精会神的状态下的心理享受。就像一个婴儿，父母告诉他面前的物体是一棵松树，他便记住了松树的形象，这个时候，他的头脑中不会出现另外一棵松树的形象，因为，他没有“松树”这个概念，所以也不知道松树的抽象的特点，而只是有一棵松树具体的形象。此时他获得的知识是“直觉”，等他大了，他会进一步获得“松树”的理性认识。审美就是这种“直觉”下才产生的心理享受。我们在欣赏一棵松树的美的时候，脑完全被这棵松树的形象所吸引，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植物学家看到松树，一心关心松树的生活习性，关心它的植物特性，这个时候他是不能进入审美的，因为他持着科学的态度;另一类人，一心只想着把这松树砍回家去会有什么用处，结果，他也没有享受到松树给他的美，因为他持着实用的态度。排除了实用的和科学的态度，又不考虑事物的抽象共性，只专注它给你的完整形象，这个时候，美才能产生。这就是物我两忘的境界。

任何一个爱美的中国人，任何一个热爱中国艺术的人，都应该读这部书——《美学散步》。

在现代中国美学史上，有两位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朱光潜与宗白华。两人年岁相仿，是同时代人，都是学贯中西、造诣极高的，但朱光潜著述甚多，宗白华却极少写作；朱光潜的文章和思维方式是推理的，宗白华却是抒情的；朱光潜偏于文学，宗白华偏于艺术；朱光潜更是近代的，西方的，科学的；宗白华更是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朱光潜是学者，宗白华是诗人。这部书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宗白华是五四新文化大潮冲出的新一代学人，早年曾留学欧洲，足迹踏及艺术之都巴黎。20年代他出版过诗集，他本来是个诗人。青年时期对生命活力的倾慕赞美，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沉思，一直伴他前行，也构成了他美学篇章的特色。这个集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实在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

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宗白华曾在《蒙娜丽莎》原作前默坐领略了一小时，他经常兴致勃勃地参观国内的各种艺术品展览会，即使高龄仍不辞劳苦。他更是一位欣赏家。集里这些文章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非凡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

因此，阅读这部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作者用抒情化的语言引领我们进行艺术的欣赏，书名叫《美学散步》，我们且到这个大花园里走走，看作者给我们营造了怎样的亭台楼榭、花树池石。

内容梗概

艺术欣赏就是对美的发现与感悟，那么美在哪里呢？美就在你自己心里。画家诗人创造的美，就是他们的心灵创造的意象，独辟的灵境，那么什么是意境呢？作者给我们分析到，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层次不同，可有五种境界：（1）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2）因人群共存互的关系，而有伦理境界；（3）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4）因究研物理，追求聪明，而有学术境界；（5）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但界乎后二者的中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而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