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范文10篇

在民主思想库中存在的种种各不相同的民主观总起来可以概括为两种民主观：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观和以自由为导向的民主观。从人类民主的实践来看，前者往往导致失败的民主，后者则导致稳健的民主。

一、卢梭的设计

平等的民主观假定存在着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状态，存在着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完全平等的社会。平等的民主观肯定自由的价值，为了实现自由的理想，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只有通过集体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为了化个人的力量为集体的力量，就需要纪律，必要时还需要强制，迫使个人为集体的目标服务。这时，人虽然为纪律所强制，但是人却因此而更加自由了。平等的民主观隐含着这样一种政治观：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政治领域拥有唯一的真理，包容了人的全部存在，政治哲学包含了所有人类生活的真谛，政治民主也就包含了所有方面的民主。1

平等的民主观的思想根源在于把法国十八世纪的思想观念即自然秩序、理性、平等和自由观念极端化。平等的民主观认为，人性是善的，是可以完善的。具有良善本性的自然人是绝对的参考标准，据此所有现存传统、既成制度以及社会安排都必须推翻重造，而最终目的则是保护人的完整的权利和自由。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要把人从既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就要剥夺人身上的不构成共同人性的因素，把人还原为自然的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消灭所有差别和不平等，消灭特权，消灭所有权力和服从的中介点，排除人身上的所有集团和传统利益集团的因素。所以，平等的民主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均是人，是人的理性和人的得救。它认为，为了加快人类走向自然和谐的步伐，有必要使用强权。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是平等的民主观的代表人物。卢梭思想的核心在于他的公意思想。在卢梭看来，公意是类似于数学真理或柏拉图式观念的东西，它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人民的意志，它“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它与众意不同，“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所以，公意并不是所有人的意志，而是人民的意志，并且也不是人民的考虑，因为“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能看清楚幸福。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的，但人民却往往会受欺骗，而且唯有在这时候，人民才好像会愿意要不好的东西。”2不过人民不是所有的人，而只限于认同于公意和公共利益的人。为了造就认同于公意的人，就要塑造新人，在政治生活中教育和培养人们无拘无束地表达公意，根除利己主义，恢复人的自然的良善本性。塑造的方式是通过掌权者即卢梭的立法者抽掉个人所固有的因素，从而“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赋予个人以本身之外的、而且非靠他人帮助便无法运用的力量。把每个人都改造到“若不靠其余所有的人，就会等于无物，就会一事无成”，并且由此而导致的“整体所获得的力量等于或者优于全体个人的天然力量的总和”3。于是，个人主义为集体主义所取代，利己主义为美德所取代，个人意志也将完全服从于公意，每个人均“能够自由地服从并能够驯顺地承担起公共福祉的羁轭”4，人类也就进入了最完美的境界。显然，卢梭想塑造的新人是纯粹的政治动物，毫无特定的私人或社会忠诚，也没有党派利益，一心只忠于公意，一心只为公共利益服务，能够自由地祛除遮蔽了真与善的种种不符合公意的打算、利益、偏好或偏见。并且如果有人拒绝成为新人，那么就可以迫使他成为新人，因为拒绝成为新人，无异于拒绝服从公意，“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5平等的民主自然而然地拥有了无视个人权利、随时使用强权的正当理由。

公意的外在化是主权者，而主权者就是自然和谐秩序的实际代表。卢梭把外在化的公意和人民主权观念相结合，塑造了平等的民主观，它的内涵是排除党派政治，反对代议制度，尊重多数的至高权威，重人治轻法治，祈求合乎标准的人民，祈求神明式的立法者，追求政治生活规模的最大化。

在民主思想库中存在的种种各不相同的民主观总起来可以概括为两种民主观：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观和以自由为导向的民主观。从人类民主的实践来看，前者往往导致失败的民主，后者则导致稳健的民主。

一、卢梭的设计

平等的民主观假定存在着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状态，存在着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完全平等的社会。平等的民主观肯定自由的价值，为了实现自由的理想，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只有通过集体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为了化个人的力量为集体的力量，就需要纪律，必要时还需要强制，迫使个人为集体的目标服务。这时，人虽然为纪律所强制，但是人却因此而更加自由了。平等的民主观隐含着这样一种政治观：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政治领域拥有唯一的真理，包容了人的全部存在，政治哲学包含了所有人类生活的真谛，政治民主也就包含了所有方面的民主。1

平等的民主观的思想根源在于把法国十八世纪的思想观念即自然秩序、理性、平等和自由观念极端化。平等的民主观认为，人性是善的，是可以完善的。具有良善本性的自然人是绝对的参考标准，据此所有现存传统、既成制度以及社会安排都必须推翻重造，而最终目的则是保护人的完整的权利和自由。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要把人从既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就要剥夺人身上的不构成共同人性的因素，把人还原为自然的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消灭所有差别和不平等，消灭特权，消灭所有权力和服从的中介点，排除人身上的所有集团和传统利益集团的因素。所以，平等的民主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均是人，是人的理性和人的得救。它认为，为了加快人类走向自然和谐的步伐，有必要使用强权。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是平等的民主观的代表人物。卢梭思想的核心在于他的公意思想。在卢梭看来，公意是类似于数学真理或柏拉图式观念的东西，它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人民的意志，它“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它与众意不同，“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所以，公意并不是所有人的意志，而是人民的意志，并且也不是人民的考虑，因为“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能看清楚幸福。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的，但人民却往往会受欺骗，而且唯有在这时候，人民才好像会愿意要不好的东西。”2不过人民不是所有的人，而只限于认同于公意和公共利益的人。为了造就认同于公意的人，就要塑造新人，在政治生活中教育和培养人们无拘无束地表达公意，根除利己主义，恢复人的自然的良善本性。塑造的方式是通过掌权者即卢梭的立法者抽掉个人所固有的因素，从而“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赋予个人以本身之外的、而且非靠他人帮助便无法运用的力量。把每个人都改造到“若不靠其余所有的人，就会等于无物，就会一事无成”，并且由此而导致的“整体所获得的力量等于或者优于全体个人的天然力量的总和”3。于是，个人主义为集体主义所取代，利己主义为美德所取代，个人意志也将完全服从于公意，每个人均“能够自由地服从并能够驯顺地承担起公共福祉的羁轭”4，人类也就进入了最完美的境界。显然，卢梭想塑造的新人是纯粹的政治动物，毫无特定的私人或社会忠诚，也没有党派利益，一心只忠于公意，一心只为公共利益服务，能够自由地祛除遮蔽了真与善的种种不符合公意的打算、利益、偏好或偏见。并且如果有人拒绝成为新人，那么就可以迫使他成为新人，因为拒绝成为新人，无异于拒绝服从公意，“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5平等的民主自然而然地拥有了无视个人权利、随时使用强权的正当理由。

公意的外在化是主权者，而主权者就是自然和谐秩序的实际代表。卢梭把外在化的公意和人民主权观念相结合，塑造了平等的民主观，它的内涵是排除党派政治，反对代议制度，尊重多数的至高权威，重人治轻法治，祈求合乎标准的人民，祈求神明式的立法者，追求政治生活规模的最大化。

客观和主观最早是在哲学上加以使用的,我们更多的了解的是其哲学意义。哲学中所谓的“主观”(subject)是指人的意识、精神,与“客观”相对,将主观归结为精神世界。而“客观”(object)则是主体所认识的事物或现象,其属于物质世界的范畴。而通常我们所说的客观是指真实、实在,如客观现象,而主观是指以个人为出发点,从意识上猜测,如反对主观臆断。似乎,客观的就全然是正确的、全面的,而主观的则是武断的、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常说的是要客观的看问题,而反对主观的看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刑法中的“客观”和“主观”到底是指什么,并与刑法客观主义、刑法主观主义容易混淆的两组概念加以区分,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好的研究刑法客观主义与刑法主观主义,走出理论上的误区。

1客观说与主观说

首先要加以区分的是刑法中在分析具体问题时经常提到的“客观说”与“主观说”。刑法理论通常所讲的“客观说”与“主观说”大致包括:判断过失的标准,采一般人标准或者行为人标准;因果关系中相当因果关系有主观说、客观说之分;着手的判断标准有主观说和客观说;未遂犯处罚理论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中止犯中任意中止的判断标准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不能未遂的判断标准有主观说和客观说;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有平均人标准说与行为人标准说;等等。总而言之,“客观说”是指以社会上的一般人,大多数人的行为或者认识作为行为判断标准,并不考虑行为人自身的情况;而“主观说”是指以行为人的行为和认识能力为标准进行判断,并不按照一般人的行为和认识作为判断标准。

换言之,“客观说”就是以一般人为判断标准;“主观说”则以行为人为判断标准。然而,通常情况下,刑法客观主义者往往遵循“主观说”,即认为以行为人的行为和认识作为判断标准;而刑法主观主义者往往采取的是“客观说”,即以大多数人的认识和行为作为判断标准。如,在危险的的认定上,一部分刑法主观主义者认为应当以行为人所认识到的事实为基础,以一般人的认识为标准来判断危险的有无;而有的刑法客观主义者则认为应当将行为人的认识作为事实资料来判断危险是否存在。因此,“客观说”并不等同于刑法客观主义,“主观说”也不等同于刑法主观主义,两者是属于不同领域的问题。刑法主客观主义是关于犯罪和刑罚论诸多问题的思想体系,它包括很多具体的理论观点,属于宏观层面的范畴;主客观说是关于判断事物的标准和立场,仅仅涉及刑法理论中一个具体问题的判断标准,属于微观层面的范畴,比如刑法中判断过失的标准的主观说就是行为人标准等。因此,刑法主客观主义与“主客观说”存在着重大差别,不应当混同。

2客观归罪和主观归罪

“刑法主观主义即为主观归罪,刑法客观主义即为客观归罪。”目前,在我国刑法理论界,这种对刑法理论中的刑法主观主义和刑法客观主义的理解还有广泛的市场。甚至教科书当中也把刑法主观主义和刑法客观主义作与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的内容相同的解释,认为主观归罪和刑法主观主义把犯罪意思作为犯罪成立的基本要件,把人身危险性、反社会性格、犯罪动机等主观要素,作为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的标准。至于是否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行为是否造成了危害社会的结果,行为和结果与被告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之间有无联系,则不影响犯罪的成立。而客观归罪与刑法客观主义则把客观上发生的实际危害作为犯罪的基本要件,认为只要有危害行为或者发生了危害结果,就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至于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行为及其造成的结果,在主观上是否有认识,则可以不问”。

壹

1.1“主观量”是含有主观评价意义的量，与“客观量”相对立。例如，对于“干了几天了？”这一提问

，可以有以下三种回答：

(1a)三天。

(1b)都三天了

(1C)才三天。

一、问题的提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主观罪过的认定争议涉案人员谭某某负责

L市某调味品厂原料采购与成品销售，林某某负责生产。2016年5月，谭某某向他人购进“高级精制盐”24袋，并交代林某某用于生产调料。当月18日，林某某安排工人使用上述“高级精制盐”生产米粉汤料，后被L市某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获，并被当场扣押“高级精制盐”21袋，其中未开封11袋、开封10袋、剩余3袋未扣押。经清点，林某某使用该批“高级精制盐”生产米粉汤料半成品10桶，成品5袋（净重25kg）。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盐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鉴定，该批“高级精制盐”为不合格产品；使用该批“高级精制盐”生产的螺蛳粉专用汤料半成品中未检出碘含量。2016年6月6日，经L市某公安分局立案侦查终结并移送L市某区检察院审查起诉，L市某区检察院认定无证据证实谭某某、林某某主观上“明知”销售的食盐是无碘盐，认为指控谭某某、林某某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谭某某、林某某做出不起诉决定。事实上，本案在认定涉案人员是否构成犯罪时存在较大争议。从案例涉案情况来看，本案行为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盐及米粉汤料的客观事实十分明确，主要争议在于涉案人员主观上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是否明知，即涉案人员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之主观罪过是认定构成犯罪的必备条件，这也是认定该案罪与非罪的关键。另外，是否要求涉案人员对购进的食盐主观上应履行注意的义务、并且要求注意到什么程度才无需负刑事责任，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的。

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主观罪过的性质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指行为人实施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该罪的主观罪过是应当为故意，并且只能是间接故意，主观形态不包含直接故意。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生产、销售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仍进行生产、销售，行为人为了谋取利益，对其行为可能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后果持放任态度。为直观地阐述和论证，本文选择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等方面进行比较，以说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主观罪过的性质。（一）与一般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行为之比较。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一般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行为的主观方面存在不同。该罪的行为人是为了牟取利益，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持放任态度，即其主观是间接故意。而一般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行为只要求行为人实施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的行为即为构成，主观上的故意、过失以及是否为了谋取利益等因素并不影响行为的构成，它属于行政违法和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范畴。（二）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伪劣产品犯罪行为之比较。通过比较发现，本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三者的主观要件相同，即行为人实施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以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都是出于主观上的故意。（三）本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间的竞合关系。严格来说，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都属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所不同的是行为人“明知”的具体内容不一样。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行为人对实施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是明知的，并对这一行为持放任态度。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人则是故意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明知是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仍然进行销售。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危险犯，其构成犯罪的条件除了行为人实施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以外，还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才成立。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行为犯，只要求行为人故意实施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即构罪。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如果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同时符合本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时，应择一重罪而处之。（四）本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间的竞合关系。实际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都属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所不同的是前者的犯罪对象是劣质食品；后者的犯罪对象范围更广，是指伪劣产品，而劣质食品可归属于伪劣产品。尽管两者主观上都是出于故意，但是两者行为人“明知”的内容是不同的：前者“明知”的内容是行为人生产、销售的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后者“明知”的内容是行为人生产、销售的是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前者是危险犯，后者是结果犯，后者需满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达到金额五万元以上才构成犯罪。如果同一行为既符合本罪的构罪要件，又符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构罪要件，则择一重罪而处之。

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主观罪过认定分歧的成因

（一）超出法律规范把过失纳入本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范畴。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一直对本罪的罪过形式存在争议，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本罪的主观罪过是否包含过失。赞同者认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可能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后果，所持的是一种疏忽大意或者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1]，故认为该罪的主观罪过应该包含过失。之所以产生这一认识，主要是源于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犯罪罪过形式的认识和评价[2]，他们认为如果将罪名限定在主观故意，将不利于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以及消除食品安全犯罪的严重危害性，故主张过失也应属于本罪之主观罪过。但是，根据本罪法定的定义和属性，这一主张超越了法律规范的范畴，在司法实践上不宜认定本罪的主观罪过可以是过失，否则就有违罪行法定原则之嫌。（二）借用部分案件事实来推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有失偏颇。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原料在采购、储存、运输等环节上无法证明案件当事人是否在主观上“明知”时，司法机关办案人员通常会根据部分案件事实、情节来推定行为人对实施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主观上是否“明知”。但是，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这种不注重案件事实和证据证成过程的推定经常会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事实上，若行为人主观上并非出于故意，而办案人员仅以案件部分事实“推定”的方式来得出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的结论，就有可能属于有罪推定。同时，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仅依据查清的“主犯”的部分犯罪事实，在不考虑片面帮助犯行为人是否处于“明知”情况下，就一律视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共犯。比如，片面帮助犯是提供出租房的房主、提供物流服务的物流公司、提供资金的被借款人等，按照两高司法解释的规定，四种片面帮助犯以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论处。但实践中，失误常常发生在认定“片面帮助犯”对行为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是否“明知”上，即通常不考虑“片面帮助犯”在提供“帮助行为”之前是否履行了注意义务，如出租房屋合同明确约定有租户不能从事非法生产、物流公司并不知情被寄送的食品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被借款人对借款用途进行了明确规定等因素，这是导致司法实务工作者在办案中出现错误推定或者是认识错误的重要原因。（三）误把行为人需要注意的义务推定为具有主观故意。司法实践中，常常把行为人是否履行对生产、销售的食品具有的注意义务等同于其主观上的故意。食品安全关乎他人的生命健康权，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对其用于生产的食品原料或者生产销售的食品应尽注意义务。但是，这种注意义务并不当然能够认定行为人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必然“明知”。实践中，经常出现办案人员不考虑行为人主观认知出于何种状态，只要是行为人实施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不考虑生产以后的产品是否被销售或进入流通领域，通通把行为人应对其生产的食品应具有的注意义务等同于“明知”，从而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出于故意，这一推定显然是犯了“一刀切”的错误。（四）错把主观罪过形态认定为直接故意。如前所述，间接故意是本罪主观罪过认定的主观要件，且我国刑法把“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作为本罪既遂的客观要件。但有学者却认为，行为人对其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危害后果的罪过心理只能是故意，既可是直接故意，也可是间接故意，但不能为过失。事实上，“可能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后果持放任的态度”这一法定要件已明确该罪的主观罪过只能是间接故意，不包含直接故意。试想，如果行为人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之危害后果持希望其发生的态度，那么在对行为定性上就有可能因行为人主观故意内容的不同而构成其他罪名，如行为人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报复社会而故意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就有可能因主观故意内容的不同，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名。（五）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中过于依赖鉴定意见。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主客观构罪要件中，除了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是间接故意的主观要件外，还要求客观上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才构成犯罪。根据法律规定，侦查机关在查获行为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后，通常需要将查获的疑似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或食品原材料送去检验，这是依据最高检、公安部《有关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所作出的要求，即对查获行为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要委托省级以上的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进行鉴定，如果发现查获的食品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其他污染物的这两种情形、有可能涉嫌犯罪的，才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但实践中，也会出现行为人用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原料，如霉变生虫的食品原材料等加工成食品进行销售，并且加工后的食品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鉴定后得出的结论是合格食品的情形。在此情况下，检察机关在起诉此类食品案件时往往无法提供支持公诉主张的鉴定意见，而法院此时往往会根据惯例，因检察机关未能出具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材料而不支持检察机关的指控行为，从而错误地作出无罪判决。法院在实践中过于机械地适用解释规定，完全依赖相关部门的鉴定意见定案，如同法院不能直接根据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交通肇事罪一样[3]，容易造成放纵犯罪的后果，不利于确保食品安全。

摘要:概率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个人的心理等因素导致的主观概率则经常影响人们对许多事物的判断。主观概率在很多情况下会失真。失真的原因一般由公开程度暗示、细节假想、帮腔、详情启发和并发缪论、忽视基本比例等因素引起。同时指出:现实生活中属于乐观、保守、自负等个性人群也容易导致主观概率失真。解决失真的方法要求人们一定要联系实际,深入查访事物的本质。

关键词:主观概率;心理因素;生活

“概率”一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频频出现,中文往往采用“可能性”来表达“概率”的含义。假设事情A发生的频率呈现一种稳定状态,那么这个频率(常值)表示了事情发生可能性大小,也就是说,频率就代表概率。关于求概率的方法,人们已经有比较成熟和科学的手段,这里不再探讨。生活中的主观概率对我们的认识,判断,决策的影响往往随处可见。

一、主观概率的含义

定义:主观概率是由个人认定的某个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大小。

在不可能重复观察或者无法根据物理假设来计算频率的情况下,人们所作的决策就凭主观概率;它是人们根据自己对事物发生可能性的判断所给出的一种值,它不会存在一个公认的值。当然,它满足我们所学过的各种概率规则。

摘要考虑投资者对股票价格的推断或权衡等主观因素，给出欧式期权的主观预期估价及投资决策方法。方法的建立无需特别设定假设条件，且计算公式十分简单。

关键词期权定价投资决策

1引言

标准的Black-Scholes欧式期权定价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基础上的，如，市场无摩擦性假设，标的股票价格变化服从对数正态分布等。假设在时刻股票价格为，，为期权执行日，时指定的期权执行价格为，则Black-Scholes欧式看涨期权定价公式为[1]

（1）

其中，，为股票预期收益的方差，为利率，为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分布函数，为期望值算子。

摘要：基于社会规范理论，本文探讨了弥补社会规范短板之策，指出加强主观建设是根本出路，提出了一揽子建议：第一，主观文化建设必须有一个灵魂；第二，主观文化建设必须遵循以“继承”为主，以“借鉴”为辅的原则；第三，主观文化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第四，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第五，我们拟建设的文化应该富含“理性”；第六，教育与严惩并举。

关键词：社会规范；缺失；主观文化建设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辉煌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保持文化自信。但是，毋庸讳言，一段时期以来，我们的社会生活出现了社会规范缺失问题，社会规范缺失会搞乱正常社会秩序，搞乱党风，搞乱社会风气；社会规范缺失还会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削弱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荷兰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Hofstede）教授把文化定义为“心灵的程序”和“心灵的软件”[1]4，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把文化定义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2]35。文化建设是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方略。早在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3]。2014年“五•四”青年节，在视察北京大学时，又提出了“扣子理论”[4]。本文基于社会规范理论，探讨如何通过加强主观文化（隐型文化）建设，弥补社会规范缺失短板。

一、社会规范的核心概念

社会规范（socialnorms）术语中的“规范”一词源自拉丁文“norma”,原义指木匠手中的“规尺”,后来哲学家和行为科学用它来研究人的行为,并作为行为标准,它便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社会规范(socialnorms)固定下来。然而,社会规范的研究范围很广泛，是哲学、伦理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不同学科的研究侧面也有所不同，定义也因此有所不同，关于社会规范概念的定义众说纷纭[5]246。社会学[6]把它定义如下：社会规范是指人们社会行为的规矩﹐社会活动的准则。它是人类为了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衍生出来﹐相习成风﹐约定俗成﹐或者由人们共同制定并明确施行的。其本质是对社会关系的反映﹐也是社会关系的具体化。社会规范的这种制约作用正是维持一个社会组织稳定、发展的前提。风俗习惯﹑部分道德规范及部分法律规范﹑宗教规范是不成文的﹔法令﹑条例﹑规章和大部分法律﹑重要的教规是成文的。社会规范正是评价和矫正个体社会行为的工具。从约束力的强弱角度不同，社会规范可分为常规、原则、惯例和律令。

二、社会规范缺失的种种表现

摘要：污染环境类犯罪由于犯罪的危害后果并非即时产生，且行为人主观上往往不具有污染环境的直接故意，由此导致当危害结果逾期产生后再去查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难度加大。为了规避环境犯罪主观罪过的证明责任，英美刑法普遍采用无过失责任。本文通过对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分析后认为，我国环境刑法应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引下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但对其司法适用应作必要限制。

关键词：环境犯罪；主观罪过；无过失责任；相对严格责任；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传统刑法理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要求在主观方面具有一定的罪过，这种罪过的形式包括故意与过失两种。但就环境犯罪特别是污染环境类犯罪而言，由于大多数此类犯罪的危害后果并非即时产生，并且行为人主观上往往不具有污染环境的直接故意，因此，当危害结果逾期产生后再去查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则难度极大。为了尽可能减少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罪过的相关证明责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在规制环境犯罪主观罪过形式的具体认定上采取了相应地变通规定。［1］如日本《公害罪法》第5条规定的推定过失以及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严格责任，等等。这些规定或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刑法理论的基本模式，也部分缓解了刑事司法实务认定上的窘境，但这些规定或方法却受到了来自刑法理论界的普遍质疑。［2］笔者认为，我国环境刑法应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引下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并以此解决我国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的司法认定问题。

一、相对严格责任理论的发展演进

从相对严格责任概念的理论溯源来看，其是从严格责任（亦称绝对责任）的概念中推演而来的。一般而言，按照严格责任来认定犯罪，只要有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显然，严格责任（绝对责任）理论规定过于严苛，在传统社会证成犯罪尚且难以自恰诠释，而在当前风险社会中适用严格责任理论认定犯罪更是捉襟见肘。于是，相对严格责任作为严格责任理论之替代便应运而生。追本以溯源，严格责任最早作为无过失责任的三种类别之一而存在，并且在英美刑法中普遍存在着“无过失责任即严格责任”的理论共识。因此，相对严格责任与严格责任（绝对责任）、无过失责任三者概念及其辩证关系需做进一步阐释。（一）无过失责任、严格责任及相对严格责任的关系辩证。无过失责任不仅是相对严格责任的上位概念，而且也是近代英美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的刑事责任归责方式之一。英美法系等国家的刑法中一般都有规定，无过失责任是指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某种行为构成犯罪并对其追究刑事责任不以具有罪过为必要条件，只要具备一定的危害行为并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就要承担刑事责任。无过失责任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现实依据。由于风险社会的到来，一些环境公害违法犯罪事件日益增多，致使犯罪率急剧提高，无过失责任应运而生。在英美刑法中，无过失责任在普通法和制定法各领域均有所体现，只是在制定法中规定的内容更加全面和详细。［3］无过失责任在英美等国家的刑法中大致包括以下三种：严格责任、责任、法人责任。严格责任，亦称绝对责任或结果责任。在此种情形下被告人虽然不具有任何过错，但却要根据具体的危害结果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种责任也被称为是一种严格责任。［4］而法人责任是严格责任和责任的复合，就其不要求罪过要件而言，其是一种特殊的严格责任。在这三种无过失责任中，严格责任是最主要的。一般而言，无过失责任主要指的是严格责任，有些学者也因此将严格责任与无过失责任的概念相等同甚至混用。我国的刑法学界对于严格责任的认知，主要存在绝对的严格责任与相对的严格责任这两种不同理解。绝对严格责任是指在特定的情形下，危害行为构成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不以行为人是否具有罪过为必要条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某种危害行为并造成刑法意义上的危害结果，行为人对此就要承担刑事责任。［5］而相对严格责任则是指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某项禁止行为，而不再严格的要求证明犯罪过错的存在，就可认定为犯罪。［6］对此有学者认为，“具备某种行为可以推断行为人具有某种罪过，其合理根据是统计学上的高概率的因果关系。推定罪过的重点不在于事实上有没有罪过，而在于不需要在一般意义上再去证明罪过的存在。”［7］笔者认为，这实质上讲的就是相对严格责任，暗含着刑事程序法上的“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刑事实体法上的“推定过错”两层含义。相对严格责任本身则是根据统计学上高概率的因果关系，先是推定行为人的某种行为存在刑法学意义上的过错，然后再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证明模式，让行为人证明该行为符合刑法上规定的辩护事由或自己不具有过错。［8］行为人如果能够证明，则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反之，行为人则要负刑事责任。（二）无过失责任两种不同观点之评析。自无过失责任（主要是指严格责任）概念产生以来，其本身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问题，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法学者中一直存在着“否定说”和“肯定说”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否定说”认为，不考虑行为人的心理状态而对其进行处罚，既无效力也不公正。无效力，就是由于行为不伴有行为人犯罪的自我意识，所以难以说明其需要受到刑罚的制裁。不公正，就是行为人在没有罪过和道义上的被谴责的情况下，被烙上犯罪的印记，其结果不论根据刑罚的预防理论还是报应理论，都是不合理的。由此可见，严格责任违背过错责任原则，有客观归罪之嫌。［9］持“肯定说”的学者则认为，刑事法中的严格责任或许会比其他原则更具有威吓力，因为行为人知晓此类行为是受刑事法律中的严格责任所制约的。并且由于严格责任本身的存在，还会具有阻止其他行为主体实施同类行为的附加作用。［10］也有学者认为，“环境污染犯罪移植严格责任将有利于保护公民环境权从而提高我国的人权保护水平；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从而保障我国的生态安全；有利于降低控方的举证责任从而提高我国刑事司法效率；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从而有效地防控环境犯罪，从而最终对修正我国的环境刑法具有重要意义。”［11］我国刑法学界多数学者不赞同适用无过失责任。如有学者认为，“一些企业在开发环境、利用环境的过程中所实施的某些行为，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在企业无过错的情况下，去追究其刑事责任，必然会让众多从事带有危险性行为的企业将其注意力转到采取过多的预防性措施上来，缩手缩脚，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12］也有少数学者赞成将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中。［13］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将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引入到我国环境刑法中。主要理由如下：第一，针对有学者提出的“严格责任制度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不符，有客观归罪之嫌”的反对理由，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没有将绝对严格责任与相对严格责任区分开来，而将严格责任仅仅理解为绝对严格制度。也就是说，在实行相对严格责任的情形下，只要被告人能证明自己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则可以免予刑事追究。［14］所以，本文讨论的严格责任仅指引入相对严格责任。第二，针对“企业不能预见共同排污后果及单纯追究企业的刑事责任有失公平”的反对理由，笔者认为，污染环境犯罪的出现，大多数情况下正是由于企业没有按照合理的标准正常排污。每一排污企业即使是正常排污，都应当知道排放的污染物成分以及这些污染物有可能和别的污染物发生反应而产生的危害（或者危险）后果，是有可能预见到共同排污后果的。何况在每个企业正常排污情况下，即使出现了共同排污后果，根据相对严格责任制度，是不会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有关部门对于正常排污的标准是经过科学测算的，基本不会出现失误，故不能将责任强加给有关部门。第三，针对“在企业无过失的情况下，追究代表企业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显得过于苛刻”的反对理由，笔者认为，根据《刑法》第346条规定，若企业负刑事责任，则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要进行处罚。也就是说，在单位环境犯罪中，根本不存在只追究企业法定代表人刑事责任的情形。第四，针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引入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反对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明显的人本主义价值观的表现。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需要的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就是要让某些带有危险性行为的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感，将预防措施做到位，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此外，有学者认为，严格责任也有其既定的适用范围。主要适用于严重侵害公共法益的、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且犯意证明比较困难的工业化新型犯罪，意在使行为者加强社会责任心。［15］

二、环境犯罪主观罪过中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引入

[教学目标]

知识:①理解两个概念:整体部分②理解一对关系:整体与部分③把握一个方法论原

则:着眼全局,又重视局部.

能力:①抽象思维能力.②发散思维能力.③实践运用能力.

觉悟:①爱国爱校情感.②团结合作意识.③注重全面发展.

[教学重点]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