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范文10篇

部考察材料是对干部素质和工作状况综合评价的文字表现形式，是识别和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是干部档案记载的重要内容和干部管理工作的重要资料，应当高度重视。现行的干部考察材料的写法，是组织部门经过长期实践、反复探索、不断改进形成的，各方面已经基本接受，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改进。

我们认为，目前的干部考察材料就个别看，多数质量还是不错的，但集中在一起，特别是在换届时成批的考察材料放在一起一比较，问题就显露出来了。有的文不对题，有的主次不分，有的前后矛盾，有的语言空泛。而最突出的则是千人一面，不仅格式雷同、内容雷同、素材雷同，而且使用的语言大都是一样的；不仅优点的表述雷同，而且缺点和不足的表述也相差无几。

造成干部考察材料千人一面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我们党对干部在政治素质、组织领导能力、学识水平、实绩、思想作风、品德修养、勤政廉政等方面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组织上是按照这些基本要求来培养、考察、选拔和使用干部的，大多数干部是按照这些基本要求来塑造自己的，人们也是按照这些基本要求对干部进行评判的。其二，许多干部虽然职务、分工有所不同，但都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做工作，工作的方式方法也大都差不多。其三，考察工作质量不够高，对干部的本质特点把握不准。特别是一些大规模考察，任务重，时间紧，有的考察组是临时从各方面抽调人员组成的，其中有的同志对干部考察工作不够熟悉，对当地的情况不了解，加上考察的方法、手段有限，导致对干部了解不深不透不全面。谈话范围较窄，谈话人有的不知情，有的知情不说，有的泛泛而谈。主谈人有的谈话水平不高，不讲技巧，难以摸清真实情况。其四，对考察材料的内容、格式、字数等规定过细。要在1500字左右的篇幅内对干部的政治立场、理论政策水平、组织领导能力、实绩、贯彻民主集中制、团结、工作作风、品德修养、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包括优点、不足都表达出来，既反映基本素质，又反映个性特点，确实有一定难度。实际工作中，存在许多条条框框，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写，只有对干部评价大体相当，各方面才比较容易通过。其五，考察人员有的事业心、责任感不强，怕麻烦，图省事，走捷径，照葫芦画瓢，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有的缺乏科学的思想方法，思想政策水平不高，知识面不宽，看事论人简单片面，“一顶帽子大家戴，一件衣服众人穿”。有的文字表达能力较差，不能准确描述干部特点，材料取舍不得当，重点不突出，语言程式化、概念化。

古人说：“汝果要学诗，功夫在诗外。”要提高考察材料质量，功夫也在考察材料之外。

第一，要坚持实事求是，突出重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丰富多彩，投身于这一伟大实践的各级各类干部也是有血有肉、神形各异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干部也都是各有特点、长处和弱点、不足的。干部考察材料应该是干部素质和工作情况、个性特点的真实写照。对干部考察材料的内容、格式、文字提出一定的要求是必要的，但不能框得过死。对不同用途的考察材料，对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干部的考察材料，在要求上应有所区别。比如，对拟提拔使用的干部的考察材料，要突出实绩和特长；对后备干部的考察材料，要突出基本素质和潜能；对主要领导的考察材料，要突出政治水平和驾驭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对组织部门领导的考察材料，要突出政治坚定性、公道正派和协调能力；对宣传部门领导的考察材料，要突出政治敏锐性、思想理论水平和宣传鼓动能力，等等。写优点要实事求是，写不足和弱点同样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干部要提拔就把优点写得过满，也不能因为担心影响干部使用而对弱点轻描淡写。

第二，要改进考察工作，提高考察质量。应加强对干部的经常性了解和平时考察，完善届中考察。考察谈话的范围应根据需要来确定，尽可能多地找知情人谈话。要加强实地考察，让考察组成员最大限度地接触考察对象，增加感性认识，做到知人知面，以便更“知心”。考察组内部要充分发扬民主，全面深入地分析收集的材料，从中归纳出干部的特点。比如，干部是否讲政治，同志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具体到一个干部，是六个方面都具备、都比较突出，还是某一个或几个方面比较突出。再比如，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照搬照转，还是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又比如，学习邓小平理论，是一般性地学习，还是刻苦钻研、深刻领会精神实质，自觉地用以指导工作、改造世界观。只有根据事实透彻分析，才能得出准确结论。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尽可能多地听取群众意见，收集干部信息。组织部门是干部之家，从事干部工作的同志要广泛接触干部，不能只在考察时同干部见面，平时也要注意联系干部，主动同干部交朋友，建立信任，使干部愿意说实话、讲真情，从而更好地了解掌握干部的情况。

1992年，由关锦鹏导演、张曼玉主演的《阮玲玉》轰动了整个影视界，相继获得第12届香港金项奖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指导、最佳电影音乐、最佳电影歌曲5大奖，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第28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奖。关锦鹏说，他拍这部戏是为了“反映那个年代女人的情感、女人的性格和最后的离去”。作为30年代红极一时的影星，阮玲玉集万千影迷之宠爱于一身，但她却不被社会所理解所接受，最终服毒自杀，年仅25岁。阮玲玉究竟是怎样一名女性？她为何选择自尽这条路？笔者将从女性角色这一视角解读《阮玲玉》，认识这位把生命的灿烂极至留给世人的传奇人物。

阮玲玉一生拍了29部戏，她以真挚的内心情感去体会剧本中人物的命运，从而揭示某些社会问题。在30年代，甚至在今天，她都算得上是一名成功的演员，但与两个男人的情感纠葛迫使阮玲玉走向生命的尽头。从阮玲玉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角色的困境，它包括生存环境的困境、文化约束的困境以及人生选择的困境。

一、生存环境的困境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传统的生活准则，至今仍在或多或少地延续着。由于生理（女子羸弱，男子强壮）及心理（女子安静，男子喜动、好胜）上的原因，男性在外奔波谋生，女性持家育儿，长期的困守家庭使女性丧失了独自谋生的资本和技能，一旦离开男性的庇护，女性就面临种种生存危机，并且她们所遭受的困难远远大于男性。这时，环境的动荡不安往往决定了女性的生存选择，尽管这个选择有违于女性本身的意愿。

阮玲玉自幼丧父，与做女佣的母亲相依为命，收养一个女儿小玉，深爱的人张达明，是一个吃喝嫖赌不顾家的落魄公子，一家几口人的生计都靠阮玲玉精打细算，并且张达明还问她要钱赌马找舞女。可想而知，她的压力有多大。虽然阮玲玉没有直接阻止张达明的恶劣行径，但是又有谁希望与自己生活的人花天酒地呢？阮玲玉身边不乏亲情、友情的关爱，但这些代替不了爱情，不能弥补她倍感孤独寂寞的心灵。本来，作为一个男人，张达明应该与她一起承担生活的种种，但在这里，张达明成了一个失语的符号，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在香港的阮玲玉担心上海的母亲、女儿时，张达明关心的只是他赚钱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金钱对于阮玲玉来说显得特别重要，每天她都在本子上清清楚楚地记下一天的开支、收入。后来遇上茶叶大王唐季珊，她也知道唐季珊是个专门玩弄女性感情的男人，且在乡下有老婆，但生活的重力最终还是把她推进了唐季珊给她买的新房子里去。

影片中的阮玲玉极少舒心开怀的笑过，一次是在家中与母亲、女儿吃饭，灯泡坏了，母亲摸索着踩上凳子换灯泡，站不稳，晃了几下，阮玲玉急忙跑去扶住母亲，女儿小玉也放下碗筷抱住阮玲玉，那一刻，阮玲玉说话的声音充满了幸福与欣慰；还有一次是在拍《女神》的时候，大家都被导演的示范动作给逗乐了，这是事业带给她的欢乐；最后一次则是自杀前的盛宴，与其说那是快乐，还不如说是对人世绝望的一种形式。生存环境的艰难使阮玲玉逐渐向生活妥协，当她开始觉悟时，已经晚了。

【内容摘要】根据中西方企业均存在委托－问题这一事实，就得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不是推进产权改革，而是要着力解决因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委托－问题的结论是欠慎重的。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安排既是造成我国国有企业委托－问题严重与复杂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我国国有企业中长期存在着政企不分或难分问题的根本原因。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只能从所有制结构调整入手，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近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流行着一种观点，该观点认为产权并非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关键，委托－问题才是国有企业问题的核心。其根据是，在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有者国家是不可能直接去经营企业的，它只能委托他人来自己管理企业。而经济学已经证明，只要存在委托－关系，那么就必然会出现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种种情况，这是不以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为转移的普遍现象。国有企业制度下会存在委托－问题，同样，非国有或私有企业制度中也会存在委托－问题，因此我国国有企业中所存在的效率不高问题也就不能简单地从产权上找原因，而应该从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着手，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国有企业的委托－问题。（1）本文认为，上述产权问题不重要的观点似是而非，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深层问题正在于产权方面，而不在委托－问题上。

一、我国国有企业委托－问题日趋严重与复杂的根源分析

诚然，在实行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制企业中，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这即：由于委托人与人的利益不一致、委托－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极可能产生人偏离委托人及其企业所期望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而去追求人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从而使公司实际实现的利润小于其潜在利润的问题。对此，西方学者已有过大量论述。如，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其《国富论》中指出，股份公司中存在着两权分离现象。而且他对公司经营者是否有适当的激励去追求所有者利益最大化持怀疑态度。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阿尔钦、德姆塞斯、詹森、麦克林等人的精辟而深刻的分析也都表明，委托－问题早已超越了所有制范畴，而成为现代所有公司制企业都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但是，如果我们根据中西方企业均存在委托－问题这一现象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问题也只是委托－问题，而与产权没有关系，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表面上看，人侵犯委托人利益的现象既可能发生在私有制企业中，又可能发生在国有制企业中，因此，企业利益的被侵犯似乎确实与产权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另一方面问题是：我国国有企业经营中的委托－问题是远比西方国家企业中的委托－问题严重与复杂的。至于造成我国国有企业委托－问题日趋严重和复杂的根本原因，正是国有产权制度安排存在缺陷所致。

为了说明委托－问题在我国国企改革中的重要性，有学者说了一个"老王买酒"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你委托老王给去买酒，但是老王在半路上却把酒喝了，回来他告诉你说自己不小心把酒摔了。因为委托人（你）与人（老王）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你这个委托人只好有苦难言，自认倒楣。（2）事情果真如此吗？我们认为回答是否定的！实际上，这种委托人自认倒楣的现象只会普遍发生在老王为"乡里"买酒的过程中，而很少会发生在老王为"乡长家里"买酒的过程中。换言之，"委托－问题"一般更会普遍地存在于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而不太可能大面积地发生在规范的现代西方公司制企业制度中。因为西方现代企业中的内部治理结构都是出于规范企业经营者行为、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关系之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在西方企业的委托－过程中，人所可能产生的种种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虽然不可能完全杜绝，但实际上大都能在严格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中得到最大程度的防范或控制。首先，托老王为自家买酒的那个人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在找人买酒之前，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极大关注，总会千方百计按市场规则从经理市场上选择一个最为理想的职业买酒者的，换言之，买酒的老王（经营者）不是随随便便地通过行政任命方式产生的，而是长期的市场竞争机制筛选的结果；其次，初始委托人（出资买酒者）和最终人（老王）之间的委托－链条是很短的；再次，委托人和人之间是存在严格的契约关系的，双方基本上是能做到激励相容的，（在现代企业经营过程中委托人一般是通过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界定给经营者或人来实现激励相容的）。因此总体上说，一系列严格的制度约束使老王是不敢、也不会在偷喝了酒后还说假话的。

但是在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安排中，事情就不是这么简单了。首先，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是全体人民，而国有资产的初始人或首级人是谁的问题在我国却没能得到彻底的解决或取得一致的看法。全国人大还是中央政府？一种较为经典的观点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或国家所有，而全国人大作为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国有资产的首要代表者；可是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则认为，在我国，国有资产其实是归各级人民政府所拥有并由其直接支配使用的，人大作为所有者代表已成为一种形式。在国有资产的初始人甚至所有者都欠明朗的前提下，的高效率自然被打上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其次，撇开初始人尚欠明确这一问题不谈，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无论初始人是人大还是政府，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全体人民）对其都无法形成或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与约束。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涉及法律上的民主监督机制建设问题，人大代表与政府官员的产生机制并不是直接由全体人民选择产生；二是考核初始人经营国有资产业绩好坏的标准缺乏，无论是人大还是政府经营国有资产，不仅有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经济目标，还有稳定、就业、公平等众多的社会目标；三是即便撇开上述两点不谈，还有一个经济学上人所周知的初始委托人（全国人民）监督人时的搭便车问题。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明了国有资产所有者对国有资产的态度：在一个火车站，一个旅客不小心打碎了车站的一块玻璃，车站工作人员以这位旅客损害了国有财产而要其赔偿损失，但这位旅客认为，车站的资产属于国家财产，归全国人民所有，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也同样拥有所有权。现在，其它的所有国有资产我都不要了，只要这一块玻璃，所以我可以不赔偿损失。该旅客的观点无疑表明公民在对国有资产行使监督权时，难免存在着搭便车行为。第三，国有企业不仅制度本身存在监督上的失灵问题，而且其委托－链条还存在过长问题。传统的国家所有制这一形式决定了我国的初始委托人和终极人之间是一种多层次的授权经营关系。即全体人民――中央或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中央或地方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局－－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总经理，委托－链条的拉长无疑使委托－过程中原本存在的诸多机会主义行为更加复杂化和严重化。第四，即便按一些学者的意见将链条尽可能地缩短，但是一方面，我们绝不可能将传统国有制下的委托－链条缩短到象现代规范的股份公司那样简单明了的三个层次（股东――董事会－－总经理）上；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主体缺位问题还是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样，当某个具体的委托人（政府官员）在准备替全体人民选择一个经营者时，是不是也可能存在着偷懒这一机会主义行为或其他的败德行为呢？答案恐怕是肯定的。第五，传统国有制下的国有产权不流动性使得国有资产所有者无法能够象现代规范公司制企业中的资产所有者那样灵活地运用脚的投票机制来约束经营者，而不可否认或不可忽视的是，脚的投票机制对那些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职业经理人员来说无疑是一项极其严厉的制裁与约束制度。最后，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下，正是由于脚的投票机制的缺乏，因此决定了国有企业也就不存在被接管的风险，经理人员自然可以高枕无忧，缺乏搞好国有企业的压力、动力与积极性。

内容摘要：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1997年3月14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第27条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条第二款规定：“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上述行为所触犯的罪名是侵占罪。侵占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重要的财产犯罪，同时也是刑法学界争论较大的一种犯罪。本文拟从侵占罪的对象、侵占行为的界定、侵占罪的既遂与未遂以及与业务侵占罪的区别方面对其略作探讨，希望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从而更好地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关键词：侵占罪、侵占行为、职务侵占罪

侵占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70条规定和理论界的通说，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者拒不交出的行为。[1]侵占罪属于侵犯财产罪，它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等，在犯罪主体、客体、犯罪目的等方面是一样的，其最重要的区别是，后者是以他人持有的财物为侵犯的对象，即将他人持有的财物转移到行为人实际控制之下，并占为己有，而侵占罪是以自己业已合法持有的他人财物为侵犯对象，即把合法持有变为非法所有。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注意严格区分侵占罪与其他侵犯财产罪的界限。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侵占罪虽有较多的探讨，但认识并不一致，笔者拟就其中几个重要问题略作论述。

一、侵占罪的对象问题

侵占罪的对象，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包括两类：一是行为人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另外一类是行为人持有的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如何理解侵占罪的对象，刑法理论中存在颇多分歧，需要做深入研讨。

（一）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

我国物权法的立法工作迫在眉睫，而针对物权立法的理论研究急需深入并展开，在探讨物权立法的基本理论时，围绕我国物权立法是否应采纳德国的物权行为理论，在学术界存在激烈的争论。鉴于许多学者将物权行为理论视为物权体系的理论基础，［①a］或物权法的基本原则，［②a］因此，对物权行为理论进行探讨，并回答我国物权法是否应借鉴这一理论的问题，十分必要。本文拟就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传统的物权行为概念

物权行为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萨维尼在其1840年出版的《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提出来的。［③a］但实际上，物权行为制度早在罗马法中便已存在。例如罗马法上的交付（traditio）要求当事人一方以移转所有权的意思，移交物件于另一方，才能移转所有权。“在古典法和优士丁尼法中，对占有的转让可以通过某些隐蔽的和准精神方式加以完成，几乎是通过双方合意来宣布对所有权的转让”。［④a］另外，罗马法上的要式买卖（mancipatio）也强调物权移转必须采取一定的方式，在要式买卖契约中，不得附带条件、期限或负担。这些制度都对萨维尼物权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萨维尼也正是在总结和解释罗马法制度的基础上创设了物权行为理论，并对德国法的民法物权体系乃至大陆法中物权法产生重大影响。

究竟什么是物权行为？萨维尼在《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写道：“私法上契约，以各种不同制度或形态出现，甚为繁杂。首先是基于债之关系而成立之债权契约，其次是物权契约，并有广泛适用。交付（Tradition）具有一切契约之特征，是一个真正的契约，一方面包括占有之现实交付，他方面包括移转所有权之意思表示。此项物权契约常被忽视，例如在买卖契约，一般人只想到债权契约，但却忘记Tradition之中亦含有一项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之物权契约”。［①b］萨维尼的这一论述包含了三项重要原理；第一，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原理。因为，他认为交付是一个独立的契约，它是独立于债权契约的“一个真正的契约”，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的。它与买卖契约即原因行为并非同一个法律关系。［②b］第二，交付必须体现当事人的独立的意思表示，由于这一独立意思表示与原因行为无关，便产生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③b］第三，交付必须以所有权的移转为目的，物权行为的实施旨在使物权发生变动。

萨维尼的上述思想虽包含了物权行为的重要原理，但并未明确提出物权行为的概念，后世对物权行为的界定，历来众说纷纭，从我国学者的论述来看，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从物权行为的目的出发界定物权行为。如史尚宽先生认为，“物权行为谓以物权之设定、转移、变更或消灭为目的之法律行为。”［④b］郑玉波先生认为：“……物权变动之原因虽多，但最重要者厥为法律行为。此种法律行为，系以直接发生物权之变动为目的，故亦称物权行为”。［⑤b］第二，从物权行为的构成角度界定物权行为。如姚瑞光先生认为：“物权行为，由物权的意思表示，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而成之要式行为。［⑥b］谢在全先生认为：“物权行为系物权变动之意思表示，与登记、书面或交付相结合之法律行为”。［⑦b］王泽鉴先生也认为：“惟无论我们对物权行为采取狭义说或广义说，依法律行为而生之物权变动，必须具备意思表示及交付（动产）或登记（不动产）二项要件，则无疑问”。［⑧b］

摘要：中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农村原有的养老保障体系正在被打破，而新的保障体系尚未形成。本文简要回顾了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变迁过程，就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性进行了分析。但是，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又面临一系列障碍，需在今后推进新农保制度建设时进一步改进。

关键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责任，制度衔接

国家统计局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乡村总人口为7.2亿人；全国农村60岁以上人口大约1亿。截止到2008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总人数也为5595万人，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不足10%，2008年底有512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相当于全国仅仅有5%左右的老人领到了退休金。我国传统的农村养老模式如土地养老，家庭养老也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慢慢地削弱。伴随着城镇化过程出现的是种种难题，如人口老龄化现象，空巢老人现象，种种问题给我国的农村老人养老提出了新的挑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助于解决农村养老困境，消除农民的养老的后顾之忧，是中国建立覆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国家朝着社会公平正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一、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历程

我国正式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最早是由民政部负责的，1992年民政部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民办发[1992]2号)，我国开始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1998年，转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承担。1999年《国务院批转整顿保险业工作小组保险业整顿与改革方案的通知》文件指出，当时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保险的条件，进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有条件的可以逐步将其过渡为商业保险。至此，涉及亿万农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处于收缩徘徊状态。2007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7]31号)，提出推进新型农保试点工作的指导原则、办法、试点选择。选择城镇化进程较快、地方财政状况较好、政府和集体经济有能力对农民参保给予一定财政支持的地方开展农保试点，为其他具备条件地方建立农保制度积累经验。根据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务院决定，从2009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试点。2009年试点范围为全国10%的县(市、区、旗)，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到2020年前基本实现全覆盖。

二、“新农保”制度的创新点

［摘要］《阮玲玉》是关锦鹏导演的一部关于女性命运的力作，讲述一代影星阮玲玉的后半生。通过阮玲玉的悲剧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角色的困境，从而体会弗洛姆“爱是一种能力”的学说。

［关键字］阮玲玉角色困境爱的能力

前言

1992年，由关锦鹏导演、张曼玉主演的《阮玲玉》轰动了整个影视界，相继获得第12届香港金项奖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指导、最佳电影音乐、最佳电影歌曲5大奖，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第28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奖。关锦鹏说，他拍这部戏是为了“反映那个年代女人的情感、女人的性格和最后的离去”。作为30年代红极一时的影星，阮玲玉集万千影迷之宠爱于一身，但她却不被社会所理解所接受，最终服毒自杀，年仅25岁。阮玲玉究竟是怎样一名女性？她为何选择自尽这条路？笔者将从女性角色这一视角解读《阮玲玉》，认识这位把生命的灿烂极至留给世人的传奇人物。

阮玲玉一生拍了29部戏，她以真挚的内心情感去体会剧本中人物的命运，从而揭示某些社会问题。在30年代，甚至在今天，她都算得上是一名成功的演员，但与两个男人的情感纠葛迫使阮玲玉走向生命的尽头。从阮玲玉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角色的困境，它包括生存环境的困境、文化约束的困境以及人生选择的困境。

一、生存环境的困境

南京爱立信事件”震动中国银行业

今年春天对于刚刚加入世贸后的中国银行业来说并不轻松，3月份突然曝出的“南京爱立信事件”，被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引起企业和金融界的广泛关注。

3月21日，南京。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召开新闻通报会，有关负责人在谈到目前信贷货币市场形势时，列举了南京爱立信通信有限公司离开交通银行等中资银行，向外资银行申请贷款的例子。据称，其中涉及贷款金额高达19.9亿元。

4月12日，海南博鳌。正在这里出席“亚洲论坛”的央行行长戴相龙第一次对“南京爱立信倒戈风波”做出解释：第一，爱立信总部削减了贷款，所以它(南京爱立信公司)同时削减了在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贷款。第二，由于花旗银行开办了一种新业务，叫作“无追索权应收账款转让业务”，中资银行还做不了。

南京爱立信通信有限公司是1991年由爱立信与南京熊猫集团联手设立的合资公司，十余年间南京爱立信抓住了中国移动通信飞速发展的机遇，销售收入从最初的每年数亿元一路涨到2001年的135亿元，净利润达到6亿元，成为爱立信公司在亚洲最重要的研发与生产基地。南京爱立信公司不仅是江苏省的利税大户，也是众多银行争夺的黄金客户。

十几亿元的贷款业务一夜间流向了外资银行决不是一件小事，中资银行的震惊不仅仅是因为失去了一个优质客户，更主要的是由该事件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和对银企关系的反思。

内容摘要：股权作为公司法规定的一种综合性的新型权利形态，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性质。本文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股权转让的若干法律问题作一探讨，并就执行程序中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股权转让是否收缴营业税、股权转让合同公证作了初步研究，对公证实务可能有益。

关键词：股权,转让,法律

股权转让，是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东权益有偿转让给他人，使他人取得股权的民事法律行为。由股权转让涉及法律关系复杂，在实践中认定股权转让的效力时难度较大。本文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借鉴外国的有关做法，参阅相关资料，对我国股权转让若干法律问题作一探讨。

一、股权转让种类

股权转让是股东（转让方）与他人（受让方）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发生的股权转移。由于股权转让必须是转让方、受让方的意思一致才能发生，故股权转让应为契约行为，须以协议的形式加以表现。

1、持份转让与股份转让

摘要：两岸关系的缓和与经贸的快速发展，为海峡两岸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两岸应当向对方开放自己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同时在发展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应注意解决学历、学位的互相认可、学生权益的保护、教育投资和教育投资者的保护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与法律实施问题。

关键词：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两岸法律

教育服务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易体系中重要的服务部门之一，目前已有49个成员不同程度地承诺开放教育服务。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均承诺开放教育服务。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特别是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将是两岸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目前两岸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已经开始启动。研究两岸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下载。

一、两岸是否应该相互开放教青服务

是否向对方开放教育服务对两岸来说本不应该是个法律问题。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的名义)相继加入WTO，加上1995年加入的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中国在WTO中有4个成员，即“一国四席”。其中，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均在加入WTO时承诺开放教育服务。大陆地区承诺开放除了义务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党校教育和警察教育等部门以外的所有5个教育服务类别(subsector)，台湾地区则承诺开放高中教育、高职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其他教育服务。根据有约必守的国际法准则和WTO非歧视原则，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均应向对方开放境内的教育服务市场，履行WTO项下的承诺义务。但在过去的9年中，由于两岸的政治现实和影响，两岸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方面的进展不尽如人意。

加入WTO以后，中国大陆制订和实施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1999年，教育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公安部印发《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地区及台湾省学生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明确了招收台湾地区学生的有关政策。2005年财政部、教育部制定了《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积极鼓励台湾地区学生赴大陆求学，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还联合《大陆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招收台湾地区学生收费标准及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在各项收费标准方面对在大陆求学的台湾学生给予和大陆学生同等的待遇。2002年起，教育部专门针对大陆高校招收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居民就读研究生发出通知。《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59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教育机构与内地教育机构举办合作办学项目的参照执行该条例；而且，所有法律规范和政策中的海外留学均包括到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接受教育服务的学习与培训活动。由此，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按照加入WTO时的承诺开放了教育服务中的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和境外消费(consumptionabroad)两种服务提供模式。但是，台湾地区则没有明确的政策和立法履行对大陆地区平等开放教育服务的WTO承诺，并且拒绝承认在大陆求学的台湾地区学生的学历，对大陆学生赴台设置各种限制。由于台湾地区在加入WTO时没有声明对大陆地区援用互不适用条款，因而对大陆开放教育服务是其必须承担的法律义务，否则，中国大陆可以对其诉诸违反WTO义务的投诉。但是，中国大陆并没有因此启动WTO的有关机制，显然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