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定价范文10篇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到2010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到71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10511亿美元。但我们也看到，在外商投资企业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矛盾问题，其中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问题。所谓转移定价，就是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进行内部交易时所使用的一种价格，也就是跨国公司内部交易之间的定价。目前，我国有半数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而亏损的企业中又有半数以上属于非正常的亏损，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企业用转移定价的手法把利润转移到国外，使我国在经济和税收方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一、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动机和方法

第一，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动机。这种价格不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和竞争原则确定的，而是跨国公司从自身的战略目标和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由总公司上层决策者人为确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转移利润，规避所得税，即将利润从高税率国家或地区转移到低税率国家或地区，从而实现纳税最小化。

第二，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方法。一是商品转移定价。主要是原材料由国外高价购进，又将生产成品低价销往国外，使利润大量地向境外转移，造成我国境内外商企业账面亏损或微利。二是劳务转移定价。我国外资企业向境外关联企业无偿或低价提供劳务，同时境外关联企业向我国外资企业提供劳务时提高劳务费，使外商投资企业以支付劳务费的形式向关联企业转移利润。三是无形资产转移定价。

一般情况下无形资产为跨国公司专有资产，跨国公司往往用收取无形资产高额转让费用的办法实现利润转移。

内容提要: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简称FTP体系)是西方商业银行公平评价绩效、集中管理市场风险、科学指导产品定价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工具,在发达国家已被商业银行广泛运用。在国内,FTP体系才刚刚开始被我国商业银行所认识。本文详细介绍了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的基本概念和定价方法,全面分析了推行FTP体系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其中可能存在的困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基本原理、实施困难、相关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6)06-031-03

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以下简称FTP体系)自上世纪80年代被美洲银行首次运用于银行经营管理以来,经过20多年的演进和发展,现已成为国际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基础工具,在评价绩效、资源配置、产品定价、风险管理等多个领域发挥着基础平台的作用。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纵深推进,国内商业银行传统的粗放式经营管理模式正面临严峻的挑战,根据国际经验,引入和推行FTP体系成为国内商业银行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的必要途径。

一、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是商业银行内部资金中心与业务经营单位按照一定规则全额有偿转移资金,达到核算业务资金成本或收益等目的的一种内部经营管理模式。在国外被称为FundsTransferPricingsystem,简称FTP。资金中心与业务经营单位全额转移资金的价格称为内部资金转移价格(以下简称FTP价格),通常以年利率(%)的形式表示。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到2010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到71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10511亿美元。但我们也看到，在外商投资企业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矛盾问题，其中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问题。所谓转移定价，就是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进行内部交易时所使用的一种价格，也就是跨国公司内部交易之间的定价。目前，我国有半数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而亏损的企业中又有半数以上属于非正常的亏损，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企业用转移定价的手法把利润转移到国外，使我国在经济和税收方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一、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动机和方法

第一，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动机。这种价格不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和竞争原则确定的，而是跨国公司从自身的战略目标和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由总公司上层决策者人为确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转移利润，规避所得税，即将利润从高税率国家或地区转移到低税率国家或地区，从而实现纳税最小化。

第二，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方法。一是商品转移定价。主要是原材料由国外高价购进，又将生产成品低价销往国外，使利润大量地向境外转移，造成我国境内外商企业账面亏损或微利。二是劳务转移定价。我国外资企业向境外关联企业无偿或低价提供劳务，同时境外关联企业向我国外资企业提供劳务时提高劳务费，使外商投资企业以支付劳务费的形式向关联企业转移利润。三是无形资产转移定价。一般情况下无形资产为跨国公司专有资产，跨国公司往往用收取无形资产高额转让费用的办法实现利润转移。

二、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对我国造成的影响

一、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准则规定：“在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本准则将其视为关联方；如果两方或多方同受一方控制，本准则也将其视为关联方。”具体包括：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他企业或受其他企业控制，以及同受某一企业控制的两个或多个企业；合营企业；联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受主要投资者、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所谓关联方交易，是指在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业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主要有：购销商品或其他资产（如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租赁、融资、担保和抵押、管理合同、研究开发项目的转移许可仇议等。

由于关联关系的存在，将可能影响关联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在非关联方之间可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关联方之间交易可能不会按与非关联方之间交易的金额进行。因为企业与非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一般是按照公允市价进行，但是由于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的财务经营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因而关联方之间的交易的定价较为灵活，往往高于或低于公允市价。根据美国学者对164家美国跨国公司的调查表明，在内部交易中采取正常交易价格的只占35%.关联方交易行为的不确定性和交易价格的非市场性、多样性，使其定价政策成为交易的核心内容。

二、关联方交易转移定价的动机

关联方交易转移定价主要包括关联方之间货物和劳务购销活动的转移定价，贷款利息、无形资产、租赁资产的转移定价及资产、股权的转移定价。从理论上来讲，企业转移定价制定的方法主要有以市价为基础和以成本为基础两种。但企业在进行关联交易时，往往根据其战略需要进行调整。因此，关联方交易的实际转移价格往往与理论价格有差异。在有些情况下，关联方交易的转移定价甚至与其成本或市价相差甚远。

转移价格通常与市场价格形成对照，市场价格是在非关联人之间进行商品或服务贸易时由市场确定的价格。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通常没有必要完全按照公平交易原则下所发生的成本定价。因此他们的商业利润会有不同程度的区别，有时是恰好合适，有时是设计好的，发生后就似同非关联方的交易。转移定价主要发生在同一集团下的两个公司间的具有关联企业性质的跨国交易。

一、转移定价的成因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税，其成因是多方面的，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法规制度、人员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各种不足，在客观上为外同投资者通过转移定价进行避税提供了便利条件。

1、外商投资企业为获取合资的高额利润

第一，逃避税收。跨国公司以全球税后利润最大化为最主要的经营目标，以尽可能减少缴税作为跨国公司的经营方略。第二，逃避外汇管制。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外汇管制，跨国公司为了及时从其投资的子公司取得股息、红利等，母公司便从货物价格、劳务费、特许权使用费、技术使用费等的支付中变相取得股利，以绕开我国对汇出利润的外汇管制。第三，最大程度上获得合资企业的利润。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主要以合资与合作的形式开展为了获得更多的税后利润，境外母公司利用与子公司交易，通过转移定价，把本来属于中方投资者的一部分利润也占为己有。第四，增强子公司的竞争能力。

2、国有企业改制落后，外企中方所有权架空

我国外资工业企业国际转让定价的税务动机

﹙一﹚出口环节是否存在国际转让定价的税务动机从出口环节来看，由于我国仅对极少数矿产品征收出口关税，出口环节的国际转让定价将不会影响关税；为了少缴企业所得税，企业会采取“低价出口”的策略将利润转移出去，但这又会导致母国企业所得税的增加。因此，在出口环节企业是否存在国际转让定价的税务动机，可以通过比较我国和投资母国的企业所得税负担得出结论。2008年以前，我国对外资工业企业一直实行以区域税收优惠为主的鼓励政策。按照税收优惠程度，我们把这些外资工业企业所在地分为三类，具体适用税率见表1。2008年以后，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统一实行25%的基本税率。我们选取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国家或地区，按投资来源地把外资工业企业也分为三大类：一类投资来源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意大利、瑞士等发达国家；二类投资来源于新加坡、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新兴工业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其中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投资总额占全部外资总额的比例接近40%；三类投资来源于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萨摩亚和巴拿马等低税率避税地。这三类外资工业企业投资母国的企业所得税具体税率如表2所示。具体分析如下：1.投资来源于发达国家的一类企业。除瑞士外，发达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都较高，并对跨国公司的国外所得征收所得税，其税率一般都超过30%，高于我国外资企业的实际税率，且发达国家一般与我国都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实行免税法或者抵免法。在我国企业所得税法改革前后，除投资母国为瑞士的外资工业企业在适用24%、30%和25%税率时存在通过“低价出口”的避税动机外，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都不存在向外转移利润的避税动机。2.投资来源于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的二类企业。2008年之前，对设在经济特区等一类地区的企业来说，均不存在“低价出口”的避税动机。对设在沿海经济开发区的企业来说，在“两免三减半”优惠到期前，不存在“低价出口”的避税动机；优惠到期后，只有投资来源于新加坡和港澳地区的企业存在“低价出口”的避税动机。对设在其他地区的企业来说，在“两免三减半”优惠到期前，均不存在“低价出口”的避税动机；优惠到期后，除了投资来源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企业之外，其余二类企业都有“低价出口”的避税动机。2008年以后，则只有投资来源于新加坡和港澳地区的企业存在直接避税的动机。3.投资来源于避税港地区的三类企业。避税港地区实行零所得税或极低的象征性所得税，且不同的避税港有不同的优惠税制，企业可选择适合的避税地区转移利润。理论上，投资来源于避税港地区的三类企业都应当有“低价出口”的避税动机。﹙二﹚进口环节是否存在国际转让定价的税务动机从进口环节来看，国际转让定价也会影响企业的进口关税和企业所得税负担。一方面，企业为了少缴关税，会采取“低价进口”的策略，即压低从国外关联企业进口的产品价格，但“低价进口”会降低外资企业的进口成本，增加其利润而多缴企业所得税。另一方面，为了少缴企业所得税，企业会采取“高价进口”策略，但又会导致关税负担增加。下面以实现企业税后总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建立一个简单模型来进行具体分析。假设B为我国外资工业企业，A为其国外的母公司，A向B出口中间产品；一单位产成品仅需要一单位中间产品；模型中只考虑企业所得税和关税，不考虑其他税费；改变中间产品进口价格并不影响B公司的销售价格决策和产品销售量。设定：PA为A企业生产该中间产品的单位成本；PO为B企业从A企业进口中间产品的正常价格；Q为B企业进口中间产品的数量；PB为B企业销售产成品的价格；r为我国关税税率；TA为A国企业所得税税率；TB为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则可以求出：A公司的税后利润为：﹙P0−PA﹚×Q×﹙1−TA﹚﹙1﹚B公司的税后利润为：﹙PB−PO−POr﹚×Q×﹙1−TB﹚﹙2﹚税后总利润为：R=﹙P0−PA﹚×Q×﹙1−TA﹚+﹙PB−PO−POr﹚×Q×﹙1−TB﹚﹙3﹚如果企业为逃避税收采用国际转让定价策略，B企业从A企业进口中间产品的价格改变为P٭，那么税后总利润为：R٭=﹙P٭−PA﹚×Q×﹙1−TA﹚+﹙PB−P٭−P٭r﹚×Q×﹙1−TB﹚﹙4﹚对公式﹙4﹚和公式﹙3﹚左右分别求差，整理后可得：ΔR=ΔP×Q×［TA−TB+r﹙1−TB﹚］﹙5﹚其中：ΔR=R٭−R，为税后总利润的变化量；ΔP=PO−P٭，为产品正常进口价格与国际转让定价后进口价格的差。企业国际转让定价的目标应该是使得ΔR=R٭−R>0，若TA−TB+r﹙1−TB﹚>0，则企业应该通过国际转让定价使得ΔP=PO−P٭>0，这时企业存在“低价进口”以逃避我国关税的动机；若TA−TB+r﹙1−TB﹚<0，则企业应该通过国际转让定价使得ΔP=PO−P٭<0，这时企业存在“高价进口”以逃避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动机；若TA−TB+r﹙1−TB﹚等于或接近于0，则企业在进口环节应该不存在国际转让定价动机，因为国际转让定价也存在成本。下面我们结合TA、TB及r的数据进行分析。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入世程度加深，我国的关税税率逐渐降低，从1992年的43.2%下降到2010年的9.8%，且在具体实施中还另有减免措施，因而实际关税税率并不高，从而使TA−TB+r﹙1−TB﹚值逐渐变小﹙参见表3和表4﹚。对上述三类外资工业企业国际转让定价的税务动机分析如下：1.投资来源于发达国家的一类企业。从TA−TB+r﹙1−TB﹚的具体值来看，在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前后，除了适用30%税率的投资来源于瑞士的企业外，其余的企业母国所得税税率都高于或等于我国的所得税税率，TA−TB≥0，TA−TB+r﹙1−TB﹚>0，因而企业存在“低价进口”以逃避我国关税的动机。2.投资来源于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的二类企业。2008年前，设在经济特区等一类地区的企业均存在“低价进口”以逃避我国关税的动机；设在沿海经济开发区的企业，除投资来源于澳门地区的企业在2004年至2007年存在“高价进口”以逃避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动机外，其余均存在“低价进口”以逃避我国关税的动机；设在其他地区的企业，除了投资来源于新加坡和港澳地区的企业在“两免三减半”到期后存在“高价进口”以逃避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动机外，其余均存在“低价进口”以逃避我国关税的动机。2008年后，只有投资来源于港澳地区的企业存在“高价进口”以逃避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动机，其余则存在“低价进口”以逃避我国关税的动机。3.投资来源于避税港地区的三类企业。2008年前，全部企业在两年免税期间、一类地区的企业在三年减半征收期间、设在沿海经济开发区的企业在2001年减半征收期间均存在“低价进口”以逃避我国关税的动机，其余均存在“高价进口”以逃避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动机。2008年后，企业存在“高价进口”以逃避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动机。﹙三﹚通过国际转让定价进行“三角避税”的可能性分析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投资来源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的外资工业企业，在多数情况下均不存在通过从投资母国的关联企业“低价出口”和“高价进口”的国际转让定价以逃避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动机。而由于避税港地区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几乎为0，投资来源于避税港地区的企业几乎都可以通过“低价出口”和“高价进口”来逃避我国企业所得税而获利。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公司无法通过“直接避税”方式达到满意的避税效果，就可能在百慕大、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和巴拿马等避税港设立关联公司，把避税港的关联公司作为簿记中心，负责签订虚拟合同和进行账务处理，从而把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的利润都集中到避税港，实现全球利润最大图1跨国公司国际转让定价“三角避税”模式图化，这种模式被称为“三角避税”﹙见图1﹚。理论上讲，我国外资工业企业利用避税港地区来进行“三角避税”的动机应该明显。随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增加，我国外资企业的进出口额也不断增加。从1998年开始，我国外资企业的进口额占全国进口总额的比率超过50%；从2001年开始，其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率也超过了50%。为了探讨我国外资企业是否存在“三角避税”的动机，下面实证考察我国进出口的国别或地区的结构和投资来源的国别或地区结构之间的关系，并验证其是否显著受到税率等因素的影响。1.模型及假设由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变量取值都带有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两重性，为分析我国外资工业企业进出口是否存在明显的通过国际转让定价实现“三角避税”的动机，笔者选择了解释变量包括反映是否有实质性经营活动的对华投资额FDI、反映市场规模的GDP、企业所得税CTAX和关税TAR的面板数据模型，并假设我国外资工业企业“三角避税”动因明显。根据假设，企业国际转让定价方式主要不是通过与母公司或投资国的关联公司进行直接业务往来，而是与避税港的关联公司进行间接业务往来。因而其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不受其对华投资额FDI及反映其市场规模大小的GDP的影响，而只显著地受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影响；对于“三角避税”动因不明显的投资来源国或地区，实证结果应刚好相反。具体模型如下：IMEXP=C+β1FDI+β2GDP+β3CTAX+β4TAR+ε﹙6﹚其中，IMEXP为投资来源国或地区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FDI为对华直接投资额，GDP为投资来源国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CTAX、TAR分别为投资来源国或地区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关税税率。2.数据选取从《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1999年~2008年的数据，研究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额排名前24位的国家和地区各年与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百万美元﹚IMEXP、对华投资额﹙FDI﹚、当年该国的GDP、企业所得税率CTAX、关税率TAR之间的关系。这24个国家和地区具体包括10个发达国家，9个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及5个避税港。根据2000年6月26日经合组织的《认定和消除有害税收行为的进程》报告，本模型涉及的5个避税港均属于没有实质性经营活动的避税地。因而将我国累计实际直接投资额排前24位的国家和地区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荷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第二组包括开曼群岛、百慕大、萨摩亚、巴拿马、维尔京群岛。分别利用模型﹙6﹚检验来自各投资来源国或地区的FDI是否存在“三角避税”动机。3.实证结果﹙1﹚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见表5﹚根据表5和表6的数据分析结果，对于第一组的国家或地区来说，被解释变量IMEXP和解释变量FD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FDI对其进出口有显著的正影响，其对中国的投资额每增加100万美元，就增加47万美元的进出口总额。除被解释变量CTAX外，各变量的系数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该结果表明，投资来源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低并未对其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产生显著影响；而一国对华投资额越大、国内生产总值越大或关税税率越小，其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也越大。根据假设，投资来源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外资工业企业应该是直接与我国进行进出口贸易，其通过避税港实现“三角避税”的证据不明显。对于第二组的5个避税港来说，其进出口总额与对华投资额并不显著相关，除被解释变量IMEXP﹙−1﹚外，各变量系数都不能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该结果表明，5个避税港与中国进出口总额均未明显受到其对华投资额、国内生产总值等因素的影响，它们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可能存在自身的特点。如目前在维尔京群岛上注册的80多万家企业中，有30多万家系中国人开办，它们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可能还存在着中资企业的避税动机。

我国外资工业企业国际转让定价的非税动机

﹙一﹚合资合作企业中的外方侵占中方利润外商对华投资最初以中外合资和合作的方式为主。2000年后，外商独资比例逐渐超过50%，成为最主要的投资方式。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近年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实际投资额中，以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形式的投资比例仍占20%。国内学者乐为和陈洁﹙2004﹚［18］的研究则认为，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在共有股权企业中的股权比重是其转让定价的重要原因，其国际转让定价动机的强弱与股权份额呈负相关关系。下面通过建模来探讨合资或合作企业是否存在侵占中方利润的动机。设母公司A所在国或地区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TA，国内子公司B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为TB，名义税率为Tb，当年B公司产生的合理利润为R，为侵吞本应属于中方的税后利润而利用国际转让定价转移出去的利润为r，母公司A占有子公司B的股权份额为k。由于企业将利润转移出去有“低价出口”和“高价进口”两种方式，从利润最大化出发，这里不考虑关税因素的影响，只分析“低价出口”这种不会引起关税增加的情况。下面把母公司A所在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在我国所得实行免税法的国家或地区，另一类是对在我国所得实行抵免法和税收饶让抵免法的国家或地区，分别分析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母公司在对华投资过程中以集团税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国际转让定价决策。1.对在我国所得实行免税法的国家或地区的母公司的国际转让定价决策对在我国的投资所得实行免税法的国家和地区有德国、法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母公司A在国际转让定价前从子公司B获得的税后利润为：R×﹙1−TB﹚×k﹙7﹚国际转让定价后母公司A从子公司B获得的税后利润为：r×﹙1−TA﹚+﹙R−r﹚×﹙1−TB﹚×k﹙8﹚实施国际转让定价后的税后利润应大于此前的税后利润，即有：r×﹙1−TA﹚+﹙R−r﹚×﹙1−TB﹚×k>R×﹙1−TB﹚×k﹙9﹚公式﹙9﹚可转换为：k<﹙1−TA﹚/﹙1−TB﹚﹙10﹚下面结合TA、TB的实际数据进行计算分析，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2008年之前，合资或合作企业在刚开始盈利的两年免税期间，通过国际转让定价获利的股权比例要求最严格，中德、中法、中新及港资和台资的合资或合作企业中，外方和港台方所占股权比例必须分别小于62%、67%、80%、84%和75%，母公司才能通过国际转让定价获利。随着适用税率的提高，股权比例要求的上限也逐步提高。“两免三减半”优惠期结束后，新加坡、香港在沿海经济开发区投资的合资或合作企业不存在股权比例要求，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在三类其他地区投资的合资或合作企业也不存在股权比例要求，均可通过国际转让定价获利。2008年之后，中德合资或合作企业中，只要德方所占股权比例小于82%，就可通过国际转让定价获利；中法合资或合作企业中只要法方所占股权比例小于89%，也可通过国际转让定价获利；而中新合资或合作企业、台资企业和港资企业则不再存在股权比例要求，均可通过国际转让定价获利。2.对在我国所得实行税收抵免和饶让抵免的国家的母公司的国际转让定价决策英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对在我国投资所得实行税收抵免和饶让抵免。其一般做法是：对国外子公司税后所得均按照子公司所在国的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进行抵免。2008年前，我国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为33%，2008年后为25%。其中，美国对在我国投资所得实行税收抵免，但不实行饶让抵免。母公司A在国际转让定价前从子公司B获得的利润为：R×﹙1−TB﹚×k×［1−﹙TA−Tb﹚］﹙11﹚母公司A在国际转让定价后从子公司B获得的利润为：r×﹙1−TA﹚+﹙R−r﹚×﹙1−TB﹚×k×［1−﹙TA−Tb﹚］﹙12﹚要使国际转让定价后的利润大于转让定价前的利润，则：r×﹙1−TA﹚+﹙R−r﹚×﹙1−TB﹚×k×［1−﹙TA−Tb﹚］>R×﹙1−TB﹚×k×［1−﹙TA−Tb﹚］﹙13﹚上式可转换为：k<﹙1−TA﹚/［﹙1−TB﹚×﹙1+Tb−TA﹚］﹙14﹚下面结合TA、TB及Tb的实际数据进行计算分析，计算结果如表8所示。2008年之前，由于美国对来源于我国的投资所得不实行税收饶让抵免，因此中美合资或合作企业中只要美方所占股权比例低于94%，都可以通过国际转让定价获利。在刚开始盈利的头两年免税期间，中英、中日、中加、中澳和中韩的合资或合作企业在外方所占股权比例分别小于70%、65%、66%、70%和72%时，母公司都能通过国际转让定价获利。随着适用税率的提高，股权比例要求的上限也逐步提高。中美合资或合作企业在免税期间不存在股权比例要求，在三类其他地区设立的中英、中澳和中韩合资或合作企业在“两免三减半”优惠期结束后也不存在股权比例要求，均可通过国际转让定价获利。2008年后，中美、中英、中日、中加、中澳和中韩合资或合作企业在外方所占股权比例分别小于95%、98%、95%、97%、98%和99%时，均可通过国际转让定价获利。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要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中的外方所占股权比例符合一定条件，外方股东都可以通过国际转让定价侵占本应属于中方的税后利润，通过逃避中国企业所得税而获利。在我国合资或合作企业的管理实务中，由于中方存在多重委托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对外方的监督较弱，给外方实施国际转让定价提供了机会。而从股权结构的变化来看，越来越多的外商采取增资扩股等方式控股经营，控制企业的进出口定价权，使其能通过国际转让定价将利润转移出去。﹙二﹚规避汇率风险规避汇率风险也是我国外资工业企业国际转让定价的动机之一。世界各国都在铸造和使用本国货币，而且币值一般都在很小的幅度内波动，但对于拥有上亿甚至上百亿美元资产的跨国公司而言，这种波动却可能会对公司资产价值和经济利益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如何规避汇率风险是每个跨国公司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一般的做法是，如果跨国公司预期某种货币会贬值，则会让下属子公司与投资于该东道国的子公司之间进行关联交易，通过购销货物、资金借贷、无形资产交易与劳务服务等国际转让定价方式，把资金从货币贬值的国家转移到币值较为稳定或是预期货币会升值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比较明显。1980年到1994年，我国实行的是双重汇率制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1.498持续贬值到8.619；1994年到2004年，人民币与美元非正式挂钩，汇率在8.27到8.28窄幅范围内浮动，汇率基本保持稳定；从2005年中期开始，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有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总体逐渐升值，但每个月的汇率仍有波动，而这对跨国公司的大宗交易量和交易额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近年来，美国多次通过制裁法案干涉中国汇率，对人民币升值施压，遭到我国坚决反对。加之我国货币还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外资企业缺少了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因而外资企业就会采用国际转让定价的方式来绕开我国的外汇管制，将利润汇出国外。﹙三﹚规避国内社会政策风险东道国政治与政策的稳定性是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政权的更迭或是政策的重大变化，均可能对跨国公司的子公司造成严重影响。为应对政策风险，跨国公司就可能通过国际转让定价的方式来规避子公司所在国的社会政策风险。其一般做法是：当外资企业预期到东道国的政策将发生变化，且可能会危及到公司的经济利益时，外资企业就会与国外关联公司进行交易，通过购销货物、资金借贷、无形资产交易与劳务服务等国际转让定价方式，把公司资金转移到社会政策环境相对稳定的关联公司所在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都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国际政治环境复杂，国际反华势力捏造“中国威胁论”，并存在中日政治摩擦、中美贸易摩擦、台海局势、南海争端等问题，这些都可能导致外资企业通过国际转让定价转移资金，以规避社会政策风险。再加上我国处于改革的进程中，部分政策存在不稳定性，一些地方政府管理缺乏透明度，也会使外资企业通过国际转让定价转移利润。

1.投资来自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外资工业企业通过“高价进口”和“低价出口”方式向外转移利润直接逃避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动机不强，但具有通过“低价进口”方式逃避我国关税的动机，这一动机随着我国近年来进口关税水平的降低而减弱。“低价进口”会增加我国企业所得税的负担，而2008年后一类、二类地区所得税税率提高，使这些地区的企业“低价进口”的动机减弱，投资于三类地区的企业则由于所得税税率降低而使这一动机增强。2.投资来源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工业企业，2008年以前大多存在“低价进口”以逃避我国关税的动机；2008年以后，投资来源于港澳地区的企业存在“高价进口”以逃避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动机，其余企业则存在以“低价进口”逃避我国关税的动机。2008年以前，新加坡和港澳地区投资于二类地区的企业和投资于三类地区的大部分企业在“两免三减半”优惠到期后，存在“低价出口”转移利润以逃避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动机；2008年以后，只有投资来源于新加坡和港澳地区的企业存在这一动机。3.投资来源于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港的外资工业企业，存在通过“高价进口”和“低价出口”以逃避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动机。但投资来源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资工业企业通过避税港实施国际转让定价进行“三角避税”的证据不明显，原因可能是近年来各国出于本国税收利益，纷纷进行“反避税”立法，加强针对通过“避税港”进行避税的审计和国际合作。4.近年来，仍有20%左右的外资工业企业采取合资或合作的方式进行投资，并通常由外资控股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外方持股小于一定比例，且拥有进出口定价权，就可以通过“低价出口”的方式侵吞本应属于中方的税后利润而获利，这种可能性在2008年所得税改革之后进一步增大。5.我国的汇率制度一直在不断进行改革，汇率存在波动，加之目前我国货币还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外资企业缺少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此外，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外商汇回其投资利润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定，这些均会导致外资企业尽可能通过国际转让定价将利润转移出去，以避免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6.外资企业出于对中国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性的担忧，会通过国际转让定价将利润转移出去，尽快收回投资，规避社会政策风险。中小外资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其规避政策风险的动机会更强一些。

本文作者：龙朝晖王妍周丽贤工作单位：中山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迅速。截到1994年底，已有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银行在我国20个城市设立了393家代表处，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银行在我国13个城市设立了118家业务机构。随着外资银行的不断进入，强化对其监管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看法。

一、加强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必要性

1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外资银行的引入，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是：开辟了我国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新途径，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为国内“三资”企业及进出口企业提供了较完善的涉外金融服务和国际市场信息服务；为国内金融机构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培育现代金融管理人才提供了有利条件；强化了我国金融业的竞争机制，促进了金融体制改革，等等。但是，由于外资银行所涉足的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核心行业——金融业，它们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对我国的整体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善、金融业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难免会对我国的金融业发展带来冲击，增大货币政策、贷政策和外汇管理政策的制定、实施难度。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从现行制度来看，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业务范围的限制和进入程序的管理上。业务范围的限制方面，主要是不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及吸收国内企业、个人的人民币、外币存款。进入程序的管理方面，一是要求外资银行携入资金必须达到一定标准；二是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银行进入附加对等设行的条件；三是外资银行一般只允许在沿海开放地区设立分支；四是申请在我国设立分支的外资银行总行必须出具对该分支承担税务、债务责任的担保书；等等。应该说，这些监管措施对我国外资银行的引进和发展曾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开放的深入发展，现有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措施已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特别是“复关”后我们将不得不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修改和取消现行对外资银行过于僵化和严厉的管制措施，向国际惯例靠拢，短期内必将对国内金融业造成较大冲击。从这一角度说，如何改善和加强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是关系我国金融业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

二、强化和完善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几点构想

1.逐步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

摘要：随着媒体产业的迅速发展，节目成本优势电视台事业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建立起一套适用于电视台自身特点、科学合理的成本核算方案，本文针对电视节目成本构成复杂、间接成本比重较大的特点，对内部转移定价法在电视节目制作成本核算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和讨论。通过制定内部转移价格，实施内部收费，将间接成本转化成直接成本，并对内部转移价格和节目制作实际应承担成本进行差异调整，形成真实完整的节目成本。同时，提出加强成本意识、建立绩效考核体系、推进业财一体化信息建设等配套措施。

关键词：电视台；节目成本核算；内部转移定价

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国家电视台承担着宣传国家大政方针方面的职能和社会责任。与此同时，随着广播电视产业的迅猛发展，转企改制进程不断推进，经济属性也在日益凸显，节目成本优势对电视台事业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建立起一套适用于电视台自身特点、科学合理的节目成本核算方案，是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一、推行节目成本核算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电视台事业单位的性质导致了成本管理手段落后、核算模式粗放，既缺少同行竞争的外部压力、又缺少创造收益的内在动力，在重宣传轻管理、重投入轻产出、重社会效益轻经济效益的惯性思维之下，甚至存在为了宣传不计成本的情况。一方面随着各类新兴媒体形态的不断涌现，传统媒体广告收入被大量分流。另一方面人工、设备、服务等节目生产要素成本普遍上涨，支出需求不断增加，电视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压力，加强成本管理越发必要和迫切。目前，我国广电行业成本核算未能形成一个具有科学框架价值的系统性体系，缺乏行业统一标准和指导方法。根据电视节目制作的特点，本文借鉴集团公司中内部转移定价的理念，探索研究以内部转移定价法在电视节目成本核算中的应用，对推进电视台节目成本核算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二、内部转移定价法的内涵

[摘要]关联企业转移定价是企业的战略性行为，但也是企业逃税避税和操纵财务报告、转移资金的常用手段。关联方交易转移定价的规范主要包括税务调整和信息披露。正常交易原则是税务调整的基本原则，但调整的方法有多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用。为了使会计信息使用者正确认识企业的关联方交易，从而评价企业的机会和风险，应当在财务报告中详细披露关联交方易转移定价的详细情况。

[关键词]关联方交易；转移定价；税务调整；信息披露

转移定价问题最先引起注意的是跨国公司的出现，导致税收的国际分配问题。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企业集团的不断增多，转移定价已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税收问题。企业利用关联方交易转移定价来粉饰财务报表、转移上市公司资金和利润，已成为证券市场上人所瞩目的现象。本文拟对关联方交易转移定价的动机、影响、调整和信息披露问题作简要的探讨。

一、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准则规定：“在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本准则将其视为关联方；如果两方或多方同受一方控制，本准则也将其视为关联方。”具体包括：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他企业或受其他企业控制，以及同受某一企业控制的两个或多个企业；合营企业；联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受主要投资者、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所谓关联方交易，是指在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业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主要有：购销商品或其他资产（如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租赁、融资、担保和抵押、管理合同、研究开发项目的转移许可仇议等。

「摘要」运用转移定价避税是跨国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对此行为进行法律控制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国税收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从法律角度对转移定价行为进行分析，并审视、评价现行转移定价税法控制的原则和方法，进而提出我国转移定价税制的相关问题及解决思路。

「关键词」转移定价；税法控制；法理「正文」

在内部交易中利用转移定价（也称转让定价）避税是关联企业[2]谋求高额利润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跨国公司，由于各国税制千差万别，客观上又为其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税提供了前提条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各国纷纷建立并加强了本国的转移定价税制，对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避税行为进行法律控制。在我国，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国际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或扩大在华投资规模，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避税问题非常严重，相应地反避税形势也非常严峻。因此，对转移定价税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将有助于加强对转移定价避税的认识，提高反避税的立法水平。

一、转移定价税制的法理基础

转移定价是指关联企业为了谋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集团内部对货物销售、资金借贷、劳务提供、有形财产租赁和无形财产转让等所制定的不同于市场公平竞争的价格，或就费用的分摊所进行的不合理分配。在企业经营领域，关联企业运用转移定价，有时系出于某种商业考虑，如调节利润以树立新建企业的形象，提高其竞争力，或是调节利润以避免海外经营时面临的政治风险、外汇风险、货币风险等。但更多时候是为了减轻税负，逃避税收，如将利润转移到税率低或可免税的关联企业，或是将利润转移到亏损企业，从而实现集团税负最小化。特别是在跨国公司，由于各国的税法差异，它可以更方便地经常利用转移定价的方式将利润从高税负国向低税负国转移，使集团利润在低税负国积聚，从而避免高税负国的税收负担，达到集团最大限度逃避税收的目的。

从企业角度，转移定价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只是反映关联企业内部的一种定价原则。考察它的历史可以发现，转移定价问题起源于在同一税收管辖权下的两个关联企业之间的定价策略。最初并不是出于避税目的，而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随着关联企业的发展和国际经济的推进，关联企业的经营从域内发展到域外[3]，相应地，其税务从受制同一税收管辖权发展到受制两个或两个以上税收管辖权。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常利用不同的区域税收优势在不同的区域设立功能不同的关联企业，对在这些企业内部的交易进行定价规划，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整个跨国公司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