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实践观察，回顾实用观和体验观两种对立研究范式，探讨不同消费观念的哲学基础，以及当代消费者研究领域内的体验的转向，并对体验转向的演变进行分析和述评。对研究范式的分析和述评能帮助研究者清晰界定不同的消费观念，从不同视角理解人的消费行为，有助于管理实践者理解消费的性质和动态。

关键词：消费研究范式；范式转向；实用性消费；体验性消费

在当代商品化社会里，消费无处不在。我们为整理文件而购买一盒燕尾夹，为消遣娱乐而花费不菲的价格购买迪士尼门票，为身份和体面而购买名牌衣服和包，为结婚而购买上好的戒指，也为好友相聚而购买可口的茶点。显然，以上这些不同的消费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购买燕尾夹，是为商品的功能性；迪士尼门票则是为了身心的放松、感官的享受；名牌衣服和包则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让自己显得高人一等或不那么掉价；而戒指，则是一种符号或标志，告诉别人自己已婚了；好友相聚的茶点酒品则是一种满足人的社交和交流需求的媒介，使人融入特定的团体或社区。消费研究领域已有具体概念阐释上述各类消费现象，可分别称之为实用性消费、体验性消费、区分性消费、符号消费和趣味性消费。这些不同的概念，表征着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人的消费行为，蕴含着从实用观向体验观研究范式转向的思想。本文在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践观察，试图探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回顾消费者研究领域中的实用观和体验观两种对立研究范式，探讨其哲学基础，以深入理解人的消费行为。其次，简述这种转向的历史演变以及这些趋势对当代消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对消费范式的梳理和述评，能帮助研究者清晰界定不同的消费理念，从不同视角理解人的消费行为，并为企业如何合理区分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提供支撑。

一、消费的实用观和体验观转向

在当代消费领域中，依据对商品的认识，存在两种对立的研究范式：一是实用观，它关注商品的工具性或实用性功能，如订书机的功能就是把文件订起来；二是体验观，它关注产品所提供的享乐、游玩、审美、刺激、象征等愉悦品质的价值，如跑车、休闲、画展、跳伞等。实用观将消费对象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是主体对客体的外向性行为，以哲学中的实在论为基础，注重消费对象的实质属性。而体验消费观，则将消费目的指向人本身，愉悦人的情感，助其满足对新奇性、刺激性、情感性、回忆性以及象征性的需求。这种观点是自尼采伊始的人的转向的延续，即将关注重心回到人本身，以哲学中的意向论为基础，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人对消费对象的意义赋予和操纵。1.消费的实用观传统的实用观认为消费者对于产品价值的界定在于效用的最大化，强调产品实质属性的表现（Hirschman&Holbrook,1982），主要利用产品特性或产品效用方面的价值（Bettman,1979），认为消费者均理性地将产品作为实现其生活和工作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这种目标既可以是一些实用性目标，如填饱肚子，御寒等，也可以是一些社会性目标，如赢得他人的承认、接受或羡慕、取得社会地位等。这种研究视角以个人或家庭为研究单位，强调个体理性，认为个人或家庭行动者具有自主性，在理性算计的基础上做出消费选择。主要代表有“消费者决策过程模型”（Nicosia,1966）、“家庭决策制定模型”（Sheth,1974）、“信息处理模型”（Bettman,1979）与顾客行为模型（En-geletal.,1995）等。这些模型以系统性的观点，将消费行为视作一种解决问题的理性过程：先确认需求，接着处理信息，再评估方案，最后制定购买决策等。消费者在整个过程中均以理性人出现，将商品的有形品质及其实用性作为价值的主要形式（Hirschman&Holbrook,1982）。显然，实用观的工具理性消费范式留下了许多解释盲区（Sheth,1979），无法解释一些自目的性、满足情绪需要（emo-tionalwants）的消费现象，如各类趣味性的休闲活动、感官愉悦、白日梦、审美消费以及消费过程中想象的、情绪的和鉴赏性（appreciative）体验等；也无法解释以群体为单位的群体性、聚众性消费行动，如狂欢节、节日聚会等。为克服信息处理主导研究范式所预设的消费者工具理性的局限，在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出现了“体验的转向”（ExperientialTurn）（Jantzen,Lindberg&Østergaard,2015）。2.消费的体验观转向Kotler和Levy于其1969年的著作《拓宽营销的概念》中，将体验消费现象纳入营销范畴。此后，体验和享乐性价值不断获得消费研究学者的认可。Kotler（1972）认为，“营销人员的责任在于创造有吸引力的价值”，而“价值是完全主观的，其值如何仰赖于消费者如何理解和认知该商品”，如同产品的物质实体一样，产品的美学和无形特征也可以产生消费价值，这也正是Hirschman和Holbrook（1981）组织的“消费者美学与符号消费”第一次营销大会的主题。消费者创造消费意义和价值的主体性开始获得研究者的认可，市场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产品如肥皂、豆类罐头和刀具等，参观博物馆或歌剧欣赏、冒险、游戏等亦成为合理的研究课题。不久之后，Holbrook和Hirschman（1982）发表了他们里程碑式的文章：“消费的体验方面”。Holbrook等人从精神现象学出发，以意向性认识论为基础，提出了消费的“体验观”。他们将消费者作为商品的感知者以及思考者（Addis&Holbrook，2001），而不仅仅是使用者；认为消费是一种伴有各种象征意义、享乐回应和审美标准的主观意识状态，以满足消费者精神上的需求（Hirschman&Holbrook,1982）。相较侧重消费对象实质属性的实用观，体验观强调消费者对于消费对象的主观、个人化的体验和感受，探求消费者对产品符号、美学、意象和幻想意义的反映，注重感觉和乐趣，关注消费对象的象征性品质，而非其有形的物理构成，重视对多感官体验的研究（Addis&Holbrook，2001）。体验观认为所有商品，无论多么平凡，都可以具有符号/象征意义（Levy,1980）。所以，像骑单车和滑雪活动等，消费者均可主观施加象征品质（symbolicqualities）于其上。可见，体验观扩大和补充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实用观消费模型。体验的转向表征了消费研究领域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研究焦点的演变，反映了对消费意涵认识上的转向。过去，消费一词一直被定义为消耗、浪费、挥霍，被理解为一种经济损失，是对物质实体的消耗。体验观的转向，大大拓展了物的本体，物不再仅仅是其实质构成，还包括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体验视阀下的消费，正如波德里亚在其《物体系》所述，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

二、消费研究范式的演变

摘要:在现行社会的发展背景下，平面设计师应该从传统思维定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思维从平面到空间的转化，赋予设计更为广泛的意义。从平面到空间的思维转化体现在具体的设计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二维平面上创造多维空间，从单一到多元转化，拓展平面设计的感染力，调动观者的多感官参与与体验;二是用平面烘托、渲染与塑造空间环境，使之成为空间环境中的积极组成要素。

关键词:平面，空间，平面设计，思维

一、平面思维和空间思维的释义

《当代科学学辞典》对平面思维是如此释义的:“平面思维是科学思维学研究的一个概念。也叫单面思维或非空间思维。这种思维要用图形表示的话，或是表现为平面上的一个定点而向周围展开，或是表现为向着一定方向延伸开来的直线，它不涉及认识对象的诸多方面，而只涉及认识对象的某个方面。”也就是说，平面思维是一种确定性的思维，其根本任务就在于保证思维要有一个明确的出发点，有一个确定不移的思维对象或研究中心并在单一定向中活动。它是在一个二维的空间里对对象进行纵横两个方面的线性思考，尚未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考，尚未把握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所以很难对对象进行整体性、本质性的把握。与平面思维相对应的是空间思维。它可以从不同层次、不同方位和不同角度去感知对象，并充分考虑了事物存在的环境，能跳出事物的本身。它将纵、横、垂三度三维空间或点、线、面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即将对象的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对象的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并且在事物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中去思考问题，因此也称“多元思维”、“全方位思维”。思维决定着行为方式、感受和需求。实现思维从平面到空间的转换，是设计师创造性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对平面设计的要求。

二、现代社会赋予平面设计新的发展空间

实现平面思维向空间思维转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体现在观念的变化上。后现代设计主张用多元、丰富来对抗单一的“纯粹”意义，甚至是跨界的交融，用活泼来消解统一，营造消费时代轻松幽默的生活氛围，自由尝试任何可能的风格并进行折衷处理，实现与大众的对话等。其次，体现在媒介的转变上。数字多媒体的出现对传统的纸媒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也使平面设计的呈现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设计视觉语言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平面设计冲破传统的限域，在影像、声控等现代技术的支持下使平面向多维空间的转化更具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它不局限于仅仅是视觉语言表达，而是调动人的多感官参与，使信息更易传播和接纳。再次，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平庸的设计很容易淹没在多于牛毛的信息中，被人们自动过滤掉。因此，信息传达要清晰有效，新颖独特的设计才能延长视觉的停顿时间，使人获得明确而深刻的印象。因此，设计师只有适时转换设计思维才能迎接现代社会对平面设计提出的要求和挑战。文章认为平面思维向空间思维的转换体现在具体的设计中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1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理想实践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施特劳斯称他是独树一帜的政治哲学家、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我们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体会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绝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同时由于它所处的特殊社会转型时代，他也不同于他之后的近代政治哲学。他的政治哲学在政治哲学史上是一个分界点，下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他对权力、宗教和爱国主义的考量，来深刻的体会和理解他的政治哲学。1.1政治权力。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国家政治权力的主要功能就是保证自由，保证自由国家的强大，以此来不断激发公民对于国家的热爱之情，从而让公民树立对国家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政治权力是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主题，他从意大利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探究政治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如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与道德分离，从政治角度来对待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本身不受道德的制约，不接受道德的评判。这也就表达出马基雅维利对政治权力的见解，政治目决定政治权力运用。在《君主论》最后表达的爱国主义情感，马基雅维利说说的权力是从人的欲望出发的，权力的目的是控制他人的欲望，限制他人随意支配和奴役他人的欲望。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现实，让马基雅维利意识到必须用绝对的权力控制住人们的欲望。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权力是极端重要的，君主的权力在于控制人的欲望，在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秩序。行使好政治权力使公民获得最好的世俗生活。古希腊贤者们推崇贤人政治，他们把权力与善连接在一起，用道德来评价权力，权力最终指向的是人的至善境界。1.2宗教权力。在上文对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论述中，我们大体可以理解政治权力的运用是他的政治哲学实践核心。因此，我们可以大体推测出他对宗教权力的理解也不会偏离于政治权力，宗教权力应该是政治权力的一种工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论李维》中对宗教的论述颇多，罗马人通过宗教对共和国公民和军队发挥的作用。而在意大利教皇对意大利各邦实行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教会并没有在意大利实现维护稳定和统一的作用，相反加剧了意大利的分裂和混乱。从这一点我们也不难理解，意大利各城邦都还受制于宗教权力，世俗权力并没有完全独立。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宗教权力是可以存在的，但是世俗权力应该和宗教权力分离，如此一来意大利各城邦才可以发挥出宗教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促进作用。1.3爱国主义。不谈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动机和欲求，我们发现马基雅维利对于祖国的热爱是难以企及的。爱国就是一种美德，公民的自由是以国家为前提的，国家灭亡之后公民也难保证自由。作为公民对国家的特殊情感，应该不断强化。在《君主论》最后一部分的那段关于爱国主义的描述中，爱国主义就是要采用极端的方式实现民族解放。马基雅维利指出最严重的奴役就是臣服于一个国家，爱国主义最高的表现就是为国家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2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转向的影响及当代启示

马基雅维利对于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影响巨大，众多的大思想家都对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作了相关的反思和总结。在马基雅维利以后政治不再从属于道德，笔者认为这是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最大的影响。马基雅维利把政治与道德分离开来，给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就使得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思想变的异彩纷呈。在面对不稳定的状态时，人们不应该遵守德行的制约，而是应该按照实际目的生活。面对意大利得四分五裂，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为了实现统一可以运用一切手段，他认为政治目的证明手段的正当性，政治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论证，它本身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合法性依据。马基雅维利对于社会现实的认知，让他意识到政治绝对不是建构在道德基础上的，而是应该以人性恶为前提。因此，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是走向现实，是在世俗生活的基础上的，因此他的政治哲学更加深刻。政治与道德分离之后，政治获得独立，不再被道德评价。马基雅维利之后的大思想家有很多，在此笔者从马克思的思想与之做简单对比分析。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是从现实生活、从人性出发的，而马克思则从经济活动出发，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从经济活动出发论述政治的，这样政治就摆脱了道德，而经济活动遵守法律的制约也实现了与道德的断开。市场与政府是存在边界的，政府与社会也是有边界的。今天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哲学方面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也就构成了中国特色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切都应该从社会关系出发。那我国政治哲学首要问题中的首要环节就是要建构世俗生活，没有现实的物质生活保障，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当前必须在以下几点做出努力：第一，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市场经济不断完善，逐步健全经济制度，有效的消除经济发展中资本与权力勾兑所获得的畸形财富。第二，通过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不断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创新和应用，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将蛋糕不断做大。第三，健全法律体系，给予公民法律上规定的基本权利，切实保障公民行使合法权利。第四，不断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力度，切实落实政府加强社会管理为人民服务的职责。笔者认为唯有如此，我国的人民生活水平才会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才会有更好的研究和发展空间。

作者:岳嵩 单位: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威驰转向信号灯控制分析

当接通危险警告灯开关时，8脚获得搭铁电位，闪光器控制2、3脚同时输出，则左右转向灯一起闪烁，此时由于有4脚直接接通电源，所以即使点火开关关闭，仍然可以开启危险警告灯。从前述的故障现象可看出，右侧闪烁频率正常，左侧偏快，故障并非是由闪光器损坏引起的，可是左后转向灯损坏却造成闪光频率变高，那是由于此车所装配的闪光器具有检测断点以加快频率的提示功能，这类闪光器现在应用于大多数汽车上。

2闪光器的闪烁频率

电热式闪光器是利用镍铬丝通电受热膨胀，断电冷却收缩来实现触点通断,弹跳式闪光器利用双金属片通电后膨胀弯曲变形的来控制，电容式闪光器则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原理进行工作,这几种闪光器基本已淘汰。而无触点闪光器因为没有继电器的拍合声,不能给予驾驶员清晰提醒,所以目前也很少在汽车上使用。现在比较常用的有晶体管闪光器和集成电路闪光器两大类。威驰车使用的闪光器属于集成电路式，多数是U2043B型，有8个端子，各个端子代号如图2。此类闪光器工作原理如图3，其中有一个脉冲振荡器（Pulsegenerator），两个比较器K1和K3，继电器（Relay），工作主频率由Rt和Ct决定，可用公式RCf1.5111Hz来进行计算。其工作特点：(1)闪烁起动条件：比较器K3参考8端子电位与固定接入的-5V电位进行绝对值比较，转向灯开关闭合，接通转向灯之后搭铁，端子8的电位绝对值小于5时，满足起动条件，脉冲振荡器工作；开关断开时，则其电位大于5，脉冲振荡器不产生脉冲频率，不闪烁。(2)正常闪烁：转向信号灯接通时，且满足起动条件，脉冲振荡器产生脉冲从端子3输出，继电器通电，其触头闭合，转向信号灯亮。闪烁频率一般为85±次/分。(3)故障提示功能：转向信号灯工作中，比较器K1参考R3电位与其固定介入的-81mV进行绝对值比较，若小于81mV，脉冲振荡器从端子3输出高频率脉冲进行故障提示，此时的闪烁频率约为主频率的2.2倍。R3的电位与接入转向灯后的电流大小有关，通过计算81mV/30mΩ=2.7A，就是当转向灯电流小于2.7A或功率小于32.4W时（电源电压为12V），R3的电位将小于81mV，闪光器以快速闪烁进行提示。可见，当某一侧的一个转向信号灯断路时，闪烁频率会变得偏快。

3解决改装LED后闪烁频率的思考

很多汽车在维修转向信号灯时，由于更换的灯泡比原装灯的功率小，也可能会造成闪烁频率变快的问题，而将转向灯用LED灯代替后更是如此。LED汽车灯，适合于汽车电子的各种照明应用，包括大灯（远光灯和近光灯），雾灯，尾灯，刹车灯，转向信号灯，白天行车灯，踏板照明灯，仪表灯，牌照灯，车门灯，车内照明灯，示宽灯，导航，娱乐系统，背光灯及指示灯等。采用LED灯比之传统灯泡，有明显优点，寿命长、耗能少，不易受震动影响等，其功率较小，一般为几瓦，在改装转向LED灯时，功率偏低必定会造成闪烁频率过快的问题，这需要合理正确的方法才可以解决。解决方法有两种：一是更换相应匹配的闪光器，但是现在汽车灯光控制采用电脑控制，若贸然更换闪光器，有可能导致灯光无法正常操作；另一种是根据功率要求进行调整，可以在正确位置上加入合适电阻，避免出现闪光器故障提示功能而快闪。以天津一汽威乐轿车为例，如图4，其闪光器为SGD172型，共8个端子，特点是有两个继电器，J1和J2。工作原理是:接通电源开K，转向灯开关K2打至左或右时，相应的脉冲振荡器控制继电器J1或J2的线圈工作，其触点相应的接通与断开，转向灯正常闪烁。接通危险警告灯开关K1时（K可断开），另个继电器同时工作，左右两边转向灯同时闪烁。此类闪光器也有故障提示功能，若某一转向灯损坏，导致功率下降，电流降低，闪光器起动快闪报警功能，其原理与前述相同。假设每个转向灯功率为10W，正常工作时要求一侧的总功率将近30W，而LED灯功率为3W，直接将转向灯更换后总共才9W，与闪光器要求相差太大，会造成快闪提示。而解决此问题的思路就是，提高转向灯电路的电流，可以并联增加LED灯的数量，提高功率和电流，也可以通过计算出合适的电阻、电容，更换在闪光器的RC电路（可对照图3）以降低主频率，RC震荡决定了闪光器主频率，快闪频率亦会降低。

摘要：后现代主义思潮具有反基础、反本质、主张异质性、多元化等特征，但其实质不是反现代，而是对现代性所张扬的理性、确定性的扬弃和超越。因此，后现代转向下的中学德育旨在消除道德理性化、知识化倾向，主张以多彩、本真的学生生活世界为道德教育的基础；强调从个体的差异性出发，建立开放、多元的德育方式体系，引导学生直面生活中的问题与困境，不断实现自我道德的提升。

关键词：中学德育；道德教育；后现代转向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文化思潮，以其特有反基础、反本质、强调异质性、多元化等特征，深深地影响着文学、艺术、美术、哲学等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当代中学生的观念、思维和价值观也深受其影响，我国中学德育也因而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激烈震撼和冲击。因此，深刻剖析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实质，并借此反思当前我国中学德育的现状，对于培育当代中学生的道德素养、提高新时期中学德育的实效性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本来是指称一种以抛弃普遍性、背离和批判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被移用于指称文学、艺术、美术、哲学等诸多领域中具有类似倾向的思潮；“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严格来说，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流派，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反思和超越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其主要理论观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1.强调反思与批判现代性。从哲学角度讲，现代性主要指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理性原则和科学精神，主张用理性去战胜一切、衡量一切，而作为主体的人被称为自然界的立法者，被当作科学知识、政治价值和道德法规的最终依据，这也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但正是这种对理性主义的确信、对技术的滥用以及对自然的无节制索取，现代主义将人类引入歧途：人类走向异化，成为工具、技术的奴隶；色彩缤纷生活世界正被单调而线性的理性世界、知识世界所替代……人类在感叹和享受征服自然所带来的巨大便利和利好的同时，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环境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强调非理性、反基础、反本质，其意义在于反对任何永恒的、先验的思想与知识基础，在于“不确定性”和“去中心”。正如柏格森所说，现代性所倡导的理性逻辑的框架只适用于僵死的无生命物质，对有生命的东西用逻辑的、静态的、几何的方法进行处理，必然“把他所有的一切本质的东西统统剔除”。在这个意义上，哈桑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摧毁”运动。如果说现代性的实质在于“上帝死了”、“作为主体的人(大写的‘人’)活了”，那么，福柯关于“作为主体的人死了”的论断则准确描述了后现代主义的实质。但我们要明确：后现代不等于反现代，后现代的“摧毁”是为了更好地“重建”，旨在厘清并剔除现代性对人类生活的不利影响，真正使人类成为一个“无优势”“非中心”的世界成员，使每一个体都成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他人友爱并存的小写的“人”。

一、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货币政策演变

（一）二战后至1970年代后期：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二战结束后至1952年，美国一直实行钉住利率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引发严重通货膨胀，最终使钉住利率政策被放弃。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采取控制贴现率及政府公债等手段来实施货币政策，以稳定物价、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约翰逊时期，采用提高贴现率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等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胀，采用降低贴现率和买进国库券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治理衰退。1969年尼克松执政后，采取提高贴现率来治理通胀，反而使经济陷入“滞胀”的泥潭。为治理“滞胀”，又实施降低贴现率等扩张性货币政策,同时采取工资和物价管制。卡特执政时期,将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从钉住联邦基金利率改为控制M1的增长速度，来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秦嗣毅，2003）。在这一时期，美国货币政策表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点：以稳定物价与降低失业率作为目标，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征；利率处于中心地位，美联储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影响利率，而利率变动影响到总需求，从而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主要有两个变量指标：自由储备与短期利率，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再贴现率、联邦基金利率、银行定期存款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银行信贷量，以及通过公开市场买卖政府债券等；在货币政策效果方面，1960年代美联储进行的几次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整还颇有成效，但到1970年代中后期，美国进入“滞胀”状态，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效力则大打折扣，凯恩斯主义逐渐式微。（二）80年代：货币主义“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并不直接影响利率水平，而是直接影响名义收入与支出水平，并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就业、产出与物价水平。1981年里根政府接受了货币主义思想，改变了以利率作为中心地位的思想，转而以货币供应量（初期是M1，后期是M2）作为最核心的中介指标，后期又把储备金总量作为最重要的中介指标。在这一期间，美国政府确立了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地位，强调货币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使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需要相适应。采取灵活微调的货币政策措施，同时，关注多个变量指标，充分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手段。在这一时期，通货膨胀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威胁，治理通货膨胀成为美联储的首要职责。由于货币供应量与银行准备金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因此，美联储操作目标变成了银行非借入储备，通过调整非借入准备金，就可以实现某个设定的货币流通量增长率目标，依靠稳定的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通货膨胀。到1980年代后期，货币供应量跟经济活动的关系越来越弱，美联储最后放弃了设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宋小梅，2004）。在货币政策效果方面，本阶段美国货币政策在现代货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起到较好地稳定币值和物价的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宏观环境。但是，由于受金融管制放松及金融创新的影响，货币供应量指标难以监测和设定；同时，资本在国际间的大规模流动以及利率的大幅波动使得美联储依靠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的效果受到很大影响，货币政策效力被严重削弱。（三）1990年代：基于泰勒规则的“中性化”货币政策进入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其货币政策亦发生重大转变，从货币主义理论转向以泰勒规则为理论基础，实施以真实利率为中介目标的“中性化”货币政策。中性化货币政策是指货币政策根据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灵活调整利率，使利率水平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其自身的潜能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在1980年代后期，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降低了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却提高了利率的相关性、可测性与可控性。因此，从1993年开始，美联储不再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主要的中介目标,而改用真实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最重要中介目标，尤其是利率中的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更是美联储首要关注目标。在利率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既通过微调主动控制调控的力度和分寸，也注意结构式的利率调控，既调控总量，也调控结构。同时，美联储将货币供应量变动范围、金融机构借入和非借入储备、消费物价指数、汇率、国际收支状况等变量也纳入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之中，增强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综合性（秦嗣毅，2003）。1990年代以来，美联储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一是逐渐降低法定准备率,而且很少动用这一工具；二是以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操作目标,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它成为最重要的、也是最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三是1980年代以来联储贴现窗口的作用逐渐下降,再贴现窗口充当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宋小梅，2004）。美联储通过综合运用这些工具，使美国经济在90年代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同时并存的良性局面，实现了“持续的无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目标。（四）1990年代后期至2007年危机爆发前：先发制人的前瞻性货币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联储特别注重货币政策实施过程的有效性。由于货币政策时滞的存在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力发挥，为解决这一难题，美联储加强了对未来宏观经济的监测与预警，若发现有通货膨胀的迹象，就提前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若发现通货紧缩的迹象，则提早采取宽松性货币政策。这样，通过实施前瞻性的先发制人的货币政策，大大缩少货币政策时滞，力求将通胀或通缩消灭在萌芽状态（宋小梅，2004）。这一时期的政策特点是以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操作目标与手段，以微调为主，每次调整幅度在0.25-0.5%之间，力求利率对经济既不产生正向也不产生负面作用；同时，努力提高政策的公开性与透明度。通过频繁会议纪要及向国会提交货币政策报告，阐释货币政策的意图与走势，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使货币政策效力得以大大提升。在2000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进入明显放慢时期，为防止经济进一步恶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开始降息，一年之内连续11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下降到1.25%。自此美国进入超低融资成本的时代，贷款唾手可得，使美国社会掀起了买房热潮，并使美国经济抵挡住了“911”恐怖袭击和一波企业会计丑闻的冲击。连续的降息刺激了信贷、消费与投资，使美国经济从2002年开始恢复，并保持低通胀状态，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2003年。但是，大幅度降息催生了美国的资产泡沫，为2007年的次贷危机埋下了隐患。2004年6月，美国四年来首次加息，到2005年8月，连续10次提高利率，这是1980年以来美国最长的一次加息过程，也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美国最高的利率水平。连续加息刺破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最终引发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并随后演化为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

二、2007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

（一）货币政策工具由“常规”转向“非常规”2007年夏初，世界金融中心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危机持续发酵蔓延，对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冲击。长期以来，美国实体经济存在诸多根本性问题，主要是消费和储蓄的严重失衡、高失业、高昂的国际收支和财政支出双赤字、制造业空心化、房地产泡沫、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不足、金融伦理劣质化等。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显性与恶化，即使在把传统货币工具利率降为零的情况下，也收效甚微。面对这一情形，美联储转向了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依赖大规模量化宽松（QE），实施大规模定向资产购买计划。自2009年至今，通过四轮QE，大规模买入政府债券及各种形式的抵押债券，向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注入巨量流动性，以刺激借贷、投资、消费及出口，以图实现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目的。从2007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行四轮QE的政策取向来看，在美国实体经济与金融系统的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依靠准备金率、利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常规工具对解决危机已没有明显效果。美联储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不得不从传统上倚重“常规”工具转向了倚重“非常规”工具。（二）货币政策内容由“有限”转向“无限”货币政策内容由“有限”向“无限”转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中涉及的货币供给量从传统的事先确定转向事先并不明确确定；二是货币政策实施期限从传统的有明确的实施期限转向并不规定明确的退出时间。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的转变简单地归纳为“无上限、无期限”。我们具体来看看QE3就可明了这一转向。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推出的第三轮资产购买计划（QE3），决定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回避说明总购买规模和执行期限。同时，美联储还表示，如果就业市场前景还没有显著改善，美联储将考虑采取更多资产购买行动，未来的这些行动亦未明确其具体的政策内容与实施期限。无独有偶，2012年9月6日，欧洲央行也启动了无限量冲销式购债计划，在二级市场无限量购买成员国国债，政策内容同样转向了无限。表明欧洲央行已经追随美国，选择放开手来印钞，“这是欧洲一个里程碑式的行动”。从本文第一部分对美联储半个多世纪以来货币政策的考察来看，我们发现自二战后至2012年9月QE3之前美国历次实施的货币政策中，还没有哪一次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内容跟QE3一样如此模糊，既不明确具体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也不明确总供给量和政策退出时限。甚至在一项政策中还给出了未来将要实施的货币政策的空泛承诺。美联储货币政策在这两个方面转向“无限”后，给公众预期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巨大的政策操作空间。这一转向背后的潜台词是，政策什么时候达到目的就什么时候停止，提供多少货币数量奏效就创造多少货币，政策的实施几乎不受相关金融纪律与法规约束。这使得货币当局为了实现政策目的，有可能孤注一掷，不用考虑本国其他方面的问题，更不用考虑给他国造成的冲击。同时，模糊的政策意味着货币政策相对于财政等其他政策工具对经济社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其后果及效力更加不可预测。（三）货币政策职能由“支持经济”转向“服务财政”从1776年到2000年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一共积累了1万亿美元的债务；布什政府2001年到2008年的8年时间内积累了1万亿美元的债务。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采取了减税和扩大支出的双重扩张政策，导致财政赤字规模急剧扩大。在奥巴马政府的4年任期内每年的财政赤字都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从美国财政赤字的积累来看，2007年危机之前，美国的财政危机还不是特别严重，其对货币政策的绑架程度还比较轻微，因此，货币政策的出台都是服务于传统的宏观经济目标，主要解决失业、通胀和经济增长问题。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据宋鸿兵（2009）的估计，目前美国内外债务总量已高达50余万亿美元，潜在社保与医保亏空更高达107万亿美元。而2011年美国实际GDP仅有13万亿美元，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税收总收入3.6万亿美元，美国的社保医保体系在未来将演变成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美国政府2007年之前的财政赤字，主要是外国人（尤其是中国、日本和中东资源型国家）为美国政府融资。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的顺差大幅度下降，美国政府出现了巨大的融资缺口。当财政部缺钱时，不太独立的美联储只能被迫购买公共债务，如果美联储停止量化宽松，美国政府便离“庞氏骗局”为期不远了，量化宽松的全部逻辑就在于此（黄元山，2011）。2012年底到2013年初，美国的“财政悬崖”再次到来。未来数十年美国的财政收支前景更是相当悲观的。因为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已于2011年正式启动，其人数达7700万，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政府的医保和退休金计划开支进入大幅上升期，美国政府的社保体系将出现日益严峻的支付问题。更要命的是，这些“婴儿潮”们的退休帐户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已巨亏40%。由此产生的未拨备的隐性负债高达130万亿美元。这些潜在的债务在未来几十年中会逐步演变成现实的债务（宋鸿兵，2009）。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下，要解决美国债务危机，无论是开源还是节流，奥巴马都面临着“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而通过借助量化宽松，来获取巨额铸币税收入，为财政赤字融资，并释稀庞大债务，则是一种隐蔽而且较少阻力同时又经济快捷的一种方式。因此，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其说由美国的经济状态所决定，不如说由其财政状态所决定。美国在找到靠经济增长来做大蛋糕以冲销庞大债务之前，恐怕也没有其他什么可以选择的，量化宽松几乎是唯一选项。（四）货币政策操作领域由“金融市场”转向“实体经济”传统上，中央银行只在金融危机传导链的末梢———金融市场流动性的角度进行救助，通过控制利率（主要是贴现率与联邦基金利率）或者货币供应量（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国债）来灵活调节金融市场流动性。我们可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美联储历次货币政策的实践看出这一点。例如，在1953—1954、1957—1958和1960—1961年三次经济萧退期间，联储采用降低贴现率、购进公债等扩张性货币政策；在1955—1957年的经济高涨中采用的是提高贴现率卖出国债的紧缩性货币政策；1968年约翰逊政府时期采用降低贴现率和买进国库券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治理衰退；1969年尼克松执政后采取提高贴现率等紧缩性货币政策来应对通货膨胀；里根1981年执政后，面对“滞胀”局面,实施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政策；1993年克林顿政府时期，不再将货币供应量而改用真实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2001-2008年小布什时期，通过频繁微调联邦基金利率来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秦嗣毅，2003）。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行使职能的领域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原来的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转向直接对实体经济进行干预。美联储认为，危机之前金融机构在美联储的准备金本就过少，何况银行管道中的金融肿瘤———流动性陷阱广泛存在，央行调节货币价格（利率）的银行渠道已经失效或者至少失去了控制。因此，美联储选择定向资产购买计划（QE）。如QE1中机构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1.25万亿美元，“两房”发行或担保的债券2000亿美元；在QE3中，购买的全部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显然QE的目的是直接刺激美国房地产市场，将高企的抵押贷款利率降下来，以消除经济复苏的障碍。此举尽管不会马上引燃经济，但它有助于缓解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困境。这些政策动作鲜明地表明，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直接操控实体经济，通过压低长期利率，定向为房地产业融资，抬升房地产价格，刺激企业主要是房地产行业扩大资本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并借以增加就业，直接干预实体经济。如此大规模的定向干预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货币主义的政策范畴，走入了隐形财政政策的灰色地带（慕白，2012）。（五）货币政策效果由“降低风险”转向“放大风险”2008年美联储实施QE以来，不但救助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救助抵押贷款公司、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重要的企业法人等非金融机构；不但救助“缺乏流动性但具有清偿力”的机构，也救助“缺乏清偿力”的机构，更有濒临破产或实质上已经破产的“系统重要机构”；不但购买国债，也大规模购买机构债券、机构支持的抵押贷款证券，甚至是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商业设备贷款等资产支持证券，几乎所有的风险资产证券都有可能成为美联储货币投放的政策目标工具。美联储在这些政策方面发生转变后，其政策效果不但不会化解金融领域面临的危机，反而会在长期内放大金融体系的风险，把整个经济带入更大的危机之中。理由是：1、所有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都有可能获得美联储的救助，这会增强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信条，助长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客观上诱使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的金融活动，助长金融系统的风险生成。这样便破坏了金融市场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损害长期的经济增长效率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2、美联储的资产购买计划只是对风险进行了“时空转换”，即把金融机构的风险转移到美联储头上，把现在的风险转移到未来，这种转换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反而放大了未来的危机。美联储量化宽松不过是在玩一个“烂账转移”的把戏，它把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烂资产转移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最终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通货膨胀、债务重组赖账来把损失转嫁到全世界人民的头上，加剧全球经济失衡与运行风险（宋鸿兵，2009）。3、美联储量化宽松具有非常坏的示范作用，它是一个“以邻为壑”的极端自私的货币政策，它必然会引发不同经济体的货币发行体系竞相被滥用，因为其他经济体如果不宽松自己的货币，其他经济体将会遭受在出口、资产持有、债务清偿、汇兑方面的巨大损失。一旦量化宽松被其他经济体效仿，全球将会陷入不可逆转的恶性通货膨胀之中。

三、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背后逻辑

在危机爆发后，美国货币政策之所以发生了上述五个方面的转向，固然有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存在的根本性缺陷，靠传统货币工具难以奏效。但是，美国货币政策发生转向更有其深层次的逻辑，逻辑起点是美元霸权体系的存在，这赋予美元享有超主权货币的特权；以此为后盾，美国政府才敢实施大规模赤字财政，形成庞大债务；然后，放手美联储突破传统规则与金融纪律；突破规则约束的美联储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释稀美国政府债务，向全球征收铸币税，从世界各国聚敛财富，从而转嫁危机损失。（一）美元霸权体系的存在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依靠无与伦比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优势，确立了“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跟美元挂钩”的货币体制，开启了美国依靠美元操控全球经济、搜刮全球财富的时代。美元霸权体系的存在使美国获得巨大的货币金融优势与巨大利益，主要有：1、美元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支付、结算、投资与储备货币。根据IMF公布的数据，美元60%的发行量在全世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覆盖了全球所有市场，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比例高达65%；目前全球所有债券中，以美元计价和交易的比例高达45%；在全球所有外汇交易总量中，以美元为对手货币的比例高达86%，全球有68个国家依然将货币与美元挂钩或固定（向松祚，2012）。2、方便美国通过发行美元向全球征收铸币税，实施债务货币化，释稀自身庞大债务。凭借美元霸权和美债陷阱，美国可以非常方便地为自己的三大赤字（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融资，可以毫无顾忌地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债务货币化，向全球征收铸币税，却不用担心国内通胀。据章玉贵（2011）估计，在1950至1960年代美国的铸币税收入年均11亿美元，1960至1970年代年均为91.5亿美元，1970至1980年代年均为133亿美元，1980至1990年代年均为142亿美元。2008年以来，随着美国遭遇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美国以救市和复苏经济的名义实施了三轮大规模的量化宽松，QE1、QE2合计为2.3万亿美元，而正在实施的QE3与QE4每月合计购买850亿，既没有限期，亦没有限量。保守估计2008年以来，美国铸币税收入每年至少达6000亿美元以上。如果算上美元贬值引起的美国政府债务冲销与外债贬值，以及出口竞争力的增强，美国的收益更是高得惊人。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美国不但不会约束金融垄断资本的贪婪本性而停止滥发美元，而且会频频借助更大的国际动荡和战争危险（如利用科索沃战争打击欧元，朝韩冲突、中日钓鱼岛冲突、南海危机打击日元、韩元、人民币及潜在的亚元）刺激投资者的避险情绪，化解美元危机，维护美元霸权地位。因此，在美元霸权体系下，QE3其实无所谓“推出”或者“不推出”，因为类似QE3的政策实际上一直被执行着。对未来量化宽松的退出，我们不要抱任何希望。（二）美国债务危机的持续恶化奥巴马政府的4年任期内每年的财政赤字都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飙升至16万亿美元。在2010年底时，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阿特曼估计美国政府实际债务总量高达31万亿美元。当然，还有高得多的估算，譬如著名“债券大王”格罗斯估计美国实际和隐形债务总规模超过80万亿美元。因此，降低债务负担和比例是美联储除了稳定金融系统和刺激经济之外的重要职责之一。解决美国债务危机的手段不外乎两种，一是开源，二是节流，在美国现有政治生态下，这两种方式在目前均难以顺利实现，理由是：对于开源，在美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下，向老百姓增加税收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美国普通百姓不会轻易给政府债务埋单，尤其是秉承“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共和党人，目前在国会占据多数，一直极力反对政府通过征税向社会大众抽取财富。对于节流，在美国的政府开支中，军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分别占了三个大头。在美国不断致力于维护全球霸权以及军工复合体是美国最强大利益集团的背景下，指望美国大幅度减少军费开支几乎不可能；养老和医疗开支是的执政基石，大幅削减这两项中的任何一项都会危及奥巴马的执政地位。可以看出，无论是开源还是节流，奥巴马都面临着“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李巍，2011）。不但使命无法完成，而且，通过QE发行货币所带来的收益与美国积累的天量债务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未来数10年美国财政收支前景更是相当悲观。因此，各种形式的量化宽松在未来会更加频繁地出台。只要美国债务依赖性体制不改变，靠债务货币化融资的现状就难以改变。这也就注定了美联储在长期内会靠释放货币、稀释债务的方法来保证美国财政和债务的可持续性。（三）美联储对传统规则的突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彻底改变其货币政策，它抛弃了以往所有先例，破天荒接受不具有流动性的长期债务资产为抵押品，以便向银行体系无限度提供贷款。传统上，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发挥一般通过准备金率、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对特定机构的紧急信贷等方式进行，此次危机中美联储创新地引进了许多救助方式，如拍卖资金、注资、收购问题银行、降低贴现利率和贴现门槛、购买机构持有的次级债等方式。随着金融危机不断升级蔓延，美联储不断创新流动性提供工具（如TAF、CPFF、TABSLF等），大规模购买低级别的机构债券、机构支持的抵押贷款证券，甚至是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商业设备贷款等资产支持证券，同时向具有全局影响的问题金融机构如AIG提供信贷便利，所有的风险资产证券都有可能成为美联储货币投放的政策目标工具。美联储“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扩张及其以创新方式大举供给资金，将会被市场主体所利用，从而助长金融系统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因为央行也难以保证其注入的廉价流动性不被用于高风险投资以获取高回报。此外，美联储还对准备金账户支付利息，这一点在联储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美联储职能边界大幅扩展以及救助对象、救助方式与工具的改变，使它能以任何一个证券化的资产作为抵押来发行美元。美联储一旦突破先例与规则约束，成为了不依据任何约束而无节制发行美元的单一力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劣币发行体系”被单一力量控制后，它一定会被滥用直至崩溃（潘亮，2010）。

和“卡通一代”用“一代”淘汰前一代一样，“社会学转型”首先是把自己塑造成领跑者。在比赛场上，跑在最后的运动员最聪明的竞赛策略，是宣布掉头转向，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冠军变成了最后一名。不过，我们先要问艺术有没有方向，需不需要方向。如果原来就没有方向，转向从何谈起？如果不需要方向，转向有什么意义？就算需要转向，新的方向是由来制定，还是由一群批评家来撮合？如果是在总结过去15年中国当代美术的基本走向，那么按照前卫艺术的逆反原则，结论就应当是告别社会学，而不是顺应社会学！

在进行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们先把社会学与艺术创作、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搞个明白。首先是艺术创作与社会学的关系：社会学能够向艺术家提供对社会的理性认识，艺术创作则能够向社会学家提供反映社会的图像和代表社会趣味和审美价值观的艺术方式。社会学对社会现象进行概念的描述与界定，艺术对社会现象进行图像的描述与界定，即使是使用文字的概念艺术，也只是图像的替代，甚至依然采取图像的方式，不然便不再是艺术的方式，而成了文学或哲学的方式。

艺术批评与社会学的关系，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与界定艺术作品，就像批评家戴上一块滤色镜，过滤掉所有非社会学因素，只考虑作品的社会学属性，而非套用社会学或社会学概念(在英语文章或标题中，通常只使用socialmeaning、sociologically，以表示社会学角度)。比如从社会学角度看齐白石的虾，虾就只能是水族中的“小小老百姓”，看莫奈的《干草垛》，干草垛就只能是植物中的“平民大众”，看文人画的“四君子”，这四种植物便只能是“精神贵族”，而色彩、构图、笔法等形式要素则被忽略不计。

艺术理论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前者成为后者的一个分支，一个专门研究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分支，如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相互影响，艺术在不同社会形态与历史时期的作用，艺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等等。这是社会学的普遍性所要求的，也就是说，社会学必须解释属于其研究领域的一切社会现象及其内在关系，包括人与艺术的各种关系，否则其真理性便是不可靠的。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学科建设中通常把社会学与人类学放在一个系，因此，艺术社会学与艺术人类学是两个相邻学科。

从以上关系上看，即便中国当代艺术是有方向的，社会学转型也不成立，因为1、艺术不能转化为社会学。2、艺术批评的社会学角度只是艺术批评的方法或曰角度之一，与之并存和还有心理学方法、符号方法、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女性主义方法，等等，而这些方法经常是互相交叉的，不是互相排斥的。十五年来，这些方法都被用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之中，如果说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中有社会学的影子，那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可交叉性，并不是什么转向。3、艺术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只能是转向艺术社会学及艺术人类学，但如果这样的转向是存在的，那么艺术理论的符号学转向、女性主义转向、语言学转向等等便也是成立的，这么多的转向而且是相互交叉的转向，不是“晕头转向”才怪！

对于熟悉上述方法及其交叉关系的人来说，进一步的解释是多余的。但我知道读者中可能有我的大二学生，估计还有和他们一样的对这些方法不甚清楚的读者，因此举例说明一下这些方法的交叉关系。以女性主义为例，德。波娃的名著《第二性》就是体现的社会学的阶级划分与阶级关系。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菲勒斯中心论中的“菲勒斯”(男性生殖器)就是一个隐喻的男权符号，菲勒斯的派生物笔和炮，则分别是代表男人的文化征服与武力征服的隐喻符号，这又是符号学的东西；同时女性主义对男性和女性本质的界定又与弗洛伊德心理学相交叉。此外，菲勒斯中心和与之像对应的他者则具有《第二性》和与之对应的“第一性”相同的社会学视角。最后，作为他者的女性和作为中心的男性又与结构主义的“标注说”结缘，“标注的”(marked，相当于传统哲学中所说的特殊的)和“不标注”(unmarked，相当于传统哲学中所说的普遍的)，man(不标注的)可以代表人，具有包含、遮蔽、无视、贬低women(标注的)的意味。

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贸易关系有了长足发展。然而纵观过去20多年的中美贸易发展历程，却不是一帆风顺，贸易摩擦时现其中。尤其在我国入世后，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次数增多、频率加快、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目前，贸易摩擦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最为常见的反倾销措施发展到新近的反补贴潜在威胁，再到中美知识产权问题这一贸易摩擦的新焦点。

一、中美贸易摩擦转向升级及其特点

(一)反补贴日益成为中美贸易摩擦新的潜在威胁1991年，美国对华首次提起反补贴调查。当时的美国电风扇厂商对原产于中国的摇头扇和装饰吊扇先提起了反倾销申诉，其败诉后又于同年对这两类产品提出了反补贴诉讼。由于在1983年著名的乔治城钢铁案中就产生了美国的反补贴法不适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判例，所以美电风扇生产厂商起诉的法律依据是中国不再是完全国家控制经济，而属于“混合经济”国家。最终，美国商务部裁定美国反补贴法虽不适用“非市场经济国家”，但可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市场经济导向行业。但一个行业要成为市场行业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包括：被调查产品的定价和产量必须实际上不存在政府的介入；被调查产品的生产行业应以私有和集体所有制为特征；被调查产品的所有重要投入无论是原材料还是非原材料，以及所有计入商品总值的投入必须按市场决定的价格支付。美国商务部认为中国的电风扇工业并没有符合这些条件。

由于美国至今仍未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及美国商务部对“市场导向行业”规定的标准非常严格，使得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发生一起美国对我国征收反补贴税的案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不会在反补贴问题上产生摩擦，事实上反补贴已经成为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的潜在威胁。2005年7月2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共和党众议员英格利希提出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其主要内容为：授权美国反补贴法适用来自非市场经济体(如中国)的进口。而且在2004年加拿大已连续对我国发起了3起反补贴调查，这开创了我国对外贸易领域遭受新的贸易壁垒——反补贴的先河。加拿大对其他国家所起的示范效应不可忽视。2005年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在向国会提交的反补贴年度报告中，明确表示正在搜集我国的补贴政策和资料。经过一年多的争议和筹划，针对中国企业的反补贴调查，终于从美国国会议员的纸上法案变成现实。2006年11月20日，美国商务部公告，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平张涂布纸(CoatedFreeSheetPaper)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12月15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布，来自中国平张涂布纸对美国纸业造成实质损害。根据美国相关法律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裁判定“造成损害”后，美国商务部将正式启动极具争议的反补贴调查。

美国贸易法界以及美国审计署称此举与美国国内法冲突，美国商务部若启动调查，将面临诉讼。考虑到该案在政策和法律方面的复杂性，12月15日，美国商务部通知，就是否可以将美国反补贴法适用于中国征求公众评议。通知称，1991年的对华电风扇和螺母反补贴案均未启动，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看到将反补贴法适用于被诉中国行业的合理基础”，所以，现在启动调查，也需要“重新审视其不将反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长期政策……看是否现在可以将反补贴法适用于中国”。据法律专家分析，下一步还会有许多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加入公众评议，比如钢铁行业正致力于推动美国商务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发起反补贴调查。

(二)知识产权问题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关注焦点从1989年到1996年，中美共进行了四次知识产权谈判，存在的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进入2l世纪后，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及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崛起，知识产权再次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

对于一个经济相当落后、处于第一阶段的农业国来说，自由贸易不能保证这个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起步发展。因此，在这一阶段，至少就贸易战略来说，需要实施有一定保护的进口替代政策，利用进口关税、配额等手段把进口品暂时挡在外面，或者至少使它们的价格不低于本国产品，使本国的工业能够发展起来。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建立起来并能满足国内需求时，潜在的比较优势也就变为现实的比较优势。这时，贸易政策就应朝出口导向方面转变，以鼓励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这就是第二阶段的贸易政策。在此阶段之所以要实行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因为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还必须予以一定的保护。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仍然还有进口替代活动，只是进口替代的产业更高级而已。而总的贸易政策取向是出口导向，是因为如果仅仅有保护性的进口替代，进口减少的同时也会使出口减少。当一个国家发展到相当先进的水平，世界上已有的产业都基本建立起来之后，它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技术上完全自主创新的阶段，因为此时可供模仿的技术已基本没有。这时的贸易政策应当转向基本自由贸易。

中国的发展阶段

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总要素生产率(TFP)。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TFP增长是负值，1978年以后明显为正值（见表1）。据此可以简单地判断，1978年以前中国还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就中国而言，虽然实际的TFP增长显示1978年以前是中国以大规模资本积累为主的发展阶段，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第一阶段要到1978年才完成。表1中Maddison的估计是平均增长2.23%，表2则给出不同学者的估计，所估计的TFP增长大体上在3%到4%左右（见表2）。但是Young(2000)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和TFP增长率被夸大了。根据他的计算，1978年到1998年中国的TFP增长只有1.4%。然而，即使接受Young的结论，至少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TFP增长亦是正值。如果说1978年以前TFP是负增长的，那么从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确实可以说是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

表1中国与韩国的基本增长情况（1952年－1995年）

（年均复合增长率，%）

附图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和特征；生态文明的理论资源；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径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中国党和政府率先将生态文明上升到战略目标高度加以建设、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生态文明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是极其丰富的、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与自然间伦理关系的确立、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由征服走向尊重、生态文明的伦理特征、社会伦理关系结构的双重性、人类生态道德律令的普遍化和自觉化、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当代西方的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政策、唤醒民众的生态意识、构建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制定合乎生态文明的道德规范及相应的评价标准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我国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灾难般的破坏。片面强调GDP增长，消耗大量资源、大量排污的‘恶’的发展模式，使经济与环境、生态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我国先后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在此前提下，十七大明确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表明了我国改变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决心。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时代，中国党和政府率先将生态文明上升到战略目标高度加以建设。文明的生态转向无疑需要新的伦理支持，而环境伦理学将为生态文明时代的新伦理构建提供新的理论视野。尽管生态文明业已成为最热门的话语而凸现于我国学界，但是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理论资源，以及建设路径，尚待做更为深入的思考。因此，本文将从环境伦理视野对生态文明作一探讨，以促进我国生态文明观念的全面确立，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一、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和特征

（一）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

生态文明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一种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方位的生态化构建。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核心的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形态表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体现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从根本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替代和超越。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可见，不管是广义的生态文明还是狭义的生态文明，两者都把生态与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前者称之为文明的生态化，后者理解为生态的文明化。在环境伦理学看来，生态文明始终是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核心的。因此，生态文明的伦理指向，就是要构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1]，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发展。